作为帝王，唐太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政治态度、观念对于权力构成和运作有着极大影响。唐初削平群雄，面对重新统一的政治形势，如何实现政治文化的整合与创新，以稳定政权并谋求发展，成为唐太宗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唐太宗个人的文化诉求在解决上述问题时产生了哪些影响？唐太宗的政治文化倾向受到了哪些因素的限制和影响是本节首先讨论的问题。除了统一局势这一客观因素，笔者拟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探讨，即：“出于夷狄的源流”、关陇军事贵族的出身和幼时所受文化熏染及后来的变化。这三者相互关联而又互有侧重。朱子所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第3245页。一语，因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开篇引用而为人所熟知。陈先生对于李唐氏族也多有考证，李唐氏族源流无论是否夷狄，其沾染胡化则为事实无疑；人们在谈论唐太宗时，多注重其出身关陇军事贵族的显赫身世，李虎为八柱国之一，后被追封为唐国公，史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古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见《周书》卷一六“史臣曰”，第272页；李昞、李渊后均袭爵唐国公，以婚姻关系而为皇亲国戚。而较少关注他本身的感受和看法。因而，通过分析相关史料，深究唐太宗幼时所受的文化熏染和后来的变化也很重要。笔者试图通过对上述因素的综合分析，揭示唐太宗政治文化倾向、观念的养成及其变化，进而论述其对政治的影响。“个人对政治对象的态度……受到个人政治态度形成过程的影响。例如，童年时期的经历对以后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责任感有较大的影响；另外，成年人的经历对政治态度的形成影响更大，他们对政治系统的认知和评价，随着不断学习而迅速变化。”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
（一） 既胡且汉与形胡实汉
关于李唐氏族的渐染胡化前人已论述颇多，然而沾染胡化并未否定其汉化的一面，可以说李唐是“既胡且汉”、“形胡实汉”，而后者在唐朝建立后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武德八年，颉利内攻，唐高祖李渊很生气地说：“往吾以天下未定，厚于虏以纾吾边，今卒败约，朕将击灭之，毋须姑息。”《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第6032页。高祖称突厥为虏，誓灭突厥。同样，当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第2480页。顺便提及，唐初统治者对周边民族的此类称呼见于史书记载的不在少数，如太宗称高丽为“蕞尔之夷”等，见刘：《隋唐嘉话》卷上（唐宋史料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第11页。可以认为，无论是高祖还是太宗，当初称臣突厥乃是因为突厥力量强大而做出的无奈之举，是一种政治策略。当天下渐趋统一之时，他们在对外宣扬时也注意把自己与“夷”、“虏”相区别；而且不论其先世是否胡化之汉人，是否仍有夷狄风尚之遗存，此时他们作为中国内地的统治者，也会标榜其汉化程度之高，来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这些与隋炀帝劝说南人，使他们认为“新统治者并非夷狄，而是具有和珍视同一文化遗产的开化的人”道理一样，不同之处在于炀帝过于急切冒进，而唐初统治者则较为温和，既安抚了关陇集团，又吸收了文化较高的山东、江左人士。
然而，作为统一中央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当突厥等臣服之时，唐太宗还是表现出对他们的“爱之如一”。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太宗“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第6247页。这一则是因为统一的大唐王朝有着天下一家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李唐既胡且汉的开放性。自贞观四年始，唐太宗又被四夷君长称为“天可汗”。贞观四年，“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73页，可参见两《唐书·太宗本纪》。正如《新唐书》所赞：“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赞”，第6183页。后开元、天宝、乾元、永泰年间仍有称“天可汗”的记载，太宗朝政治传统影响可谓远矣！
分析唐太宗政治观念的形成，我们可以考察其幼时所受文化熏染及随后发生的变化。太宗曾在自述其儿时状态：“朕昔在衡门，尚惟童幼，未渐师保之训，罕闻先达之言。”吴兢：《贞观政要》卷五《论公平》，第186页，此诏书大致作于贞观十一年。在此太宗“衡门”之语，或是自谦，但后面所说“未渐师保之训，罕闻先达之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宗儿时的教育状况，这也是受李氏习染胡化和关陇军事贵族出身所制约的。早在贞观二年，太宗就已经反思少小时所为之事，并认识到君臣、父子、政教之道都在书中，而这些需要通过读书来获得，他对房玄龄说：“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时行事，大觉非也。”吴兢：《贞观政要》卷六《论悔过》，第216页。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吴兢：《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第316页。贞观十年，太宗在谈及师、傅及交游熏染所起作用时说：“朕弱冠交游，惟柴绍、窦诞等，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兹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舜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吴兢：《贞观政要》卷六《杜谗邪》，第213页。这些话均出自太宗之口，从中已可以看出太宗在贞观前后的明显变化，从少事戎旅到后来的手不释卷，好学之心、求治之切溢于言表。
太宗对儒学也十分重视。贞观二年，“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后他又以经籍文字讹谬、诸儒异说，乃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第4941页。我们暂且不论统一经学的后果，这里想要强调的是重视儒学、经学对唐太宗的意义。正如艾森斯塔得所说，“统治者都企图把自己及其所建立的政治体系描述为特定文化象征和文化使命的承担者”，S。T。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而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中的地位，更会得到统治者，特别是像唐朝这样沾染胡风之统治者的重视与认可。除此之外，太宗注意网罗天下才俊，进士考试即为其途径之一，史载太宗见新科进士从端门而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卷一《述进士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7页。
太宗上述的种种转变，当然是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武德、贞观以来，天下渐趋安定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统治者，武以安邦、文以治国（守成尚文）的观念必然会对他产生影响。然而，太宗的变化并非在他当政后才出现。武德五年，高祖李渊就曾呼着世民的小名对左仆射裴寂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高祖武德五年，第5959页，此事两《唐书》均有记载，只“书生”换为“读书汉”、“儒生”，用词不同，意义相近。参见《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第2415—2416页；《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建成传》，第3541页。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高祖李渊的这句话对于说明唐太宗的变化应是很具说服力的。而贞观名臣房玄龄也早在秦王平定各割据势力之时，已在“众人竞求珍玩”的情况下，“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房玄龄乃进士出身，且为少年进士，史称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0、2459页。而在平王世充、灭窦建德之后，“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第28页。“人物之谋臣武将”虽是创业所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太宗政治文化之特点。综前所论，太宗早在武德年间已有明显趋汉化、崇文德的倾向，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网罗人才的用意，但至少表明他对中原主流文化的认同和接受。至其当政的贞观时期，此种文化倾向愈益显著。这极大地影响了太宗的政治观念，从而影响了贞观时期的政权结构和权力运作。
（二） 东西为限与天下为家
中国古代早有所谓东西之别。隋唐之际关中与山东之畛域限隔，与北朝后期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政治对立有很大关系。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有关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压抑，既见于史书记载，前人也颇有议论。史载：唐太宗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预议。”《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第6044页。太宗诏修《氏族志》，降山东士族崔民干为第三等，陈寅恪先生称：“太宗深恶山东士族，故施行压抑七姓十家之政策。张行成传所谓‘山东人’乃指山东之士族阶级，非其他不属于高等门族之文人及一般庶民，至若山东武人，如隋末唐初间所谓‘山东豪杰’者，则尤为太宗所特别笼络之集团，故不当于宴集朝臣时公然有所轩轾也。”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69页。太宗的东西之限，主要是对山东士族的压抑，而对待山东豪杰，则极尽拉拢利用之能事。陈先生指出：“此‘山东豪杰’者……，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双方争取之对象。……太宗……欲利用此集团为其政治上之工具。”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43—265页。汪篯先生更进一步论述了唐太宗对山东士族压抑及拔擢山东微族的原因，即“在‘自以为贵’的自骄和‘并不算清’的自卑两种矛盾心理冲突之下，太宗对于山东人着实没有好感。所以，贞观时对于山东士族是极为压抑的”；汪篯：《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收入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第153页。“山东士族的甲门，如崔卢李郑王之类，虽说人才极多，但他们势力太大，地位太高，他们的声望，在一般人心目中要远远凌驾于李唐皇室所隶属的关陇集团之上。太宗心里既对他们抱着歧视心理，那么山东人既不得不用，而山东望族的人士又不为太宗所乐用，自然要拔擢山东微族的人才了”。汪篯：《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收入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第145页。可参考竹田龙儿、布目潮沨、矢野主税、池田温、王仲荦、周一良、瞿林东、吴宗国、赵克尧、王大华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可见，唐代对山东士族的压抑主要出于对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的嫉妒、畏惧和防范。
有学者认为：周隋关中朝廷对山东士族的特别忌惮，……即在于他们有着深厚而牢固的宗族乡里基础，崇高的社会声望，悠久的文化传统，因此不免“自矜地望”，“偃仰自高”，从骨子里不把关陇集团看在眼里，一有风吹草动，敢于而且有能力发动变乱。……因此周隋政权，甚至下及唐初，关陇集团总把山东高门视为潜在的对手，利用政权的力量多方压制，也就不难理解了。周隋朝廷中虽然不乏山东士人，但山东士人中真正进入周隋皇朝统治核心的，可以说屈指可数。……唐初关陇集团认为山东士人“累叶陵替”、“世代衰微”，正是指北周灭齐后，山东士人长期以来被排斥于最高统治集团之外这一历史事实。唐皇朝对山东高门的态度，不过是北周灭齐以来，建都关中的周隋政权对山东旧齐士人的防范政策的继续。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文史》，2003年第1辑（总第62辑），第87—101页。
然而，在政治体系中，必须吸收各种角色的新的任职者进入这些角色，他们要学会如何担当角色。随着环境发生变化，新的角色会产生，老的角色会变化。同样，在社会的政治文化中，人们必定会形成种种态度，维持下去或作出改变。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15页。英明如唐太宗者，亦当对关中本位局促不能适应大一统王朝的形势有所意识，故须吸收各方面的人才为其所用，因而山东、江左的人才得以进入政权。唐太宗对山东群体的复杂态度，反映他拉拢人才、打击士族、加强皇权的目的。
作为统一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除努力打破地域偏见，太宗时刻不忘表现其“天下为家”之公平无私精神。《贞观政要》有专论“公平”的内容：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第174、175页。以上两则材料，都是从用人这一方面来说的（其他如法律等方面也多类此），太宗不以秦府旧人而在任用时有所不同，以示公平。朝臣也时时不忘提醒太宗四海之主，不应有私。前面张行成即为一例，类似记载也颇多。濮州刺史庞相寿坐贪污解任，自陈尝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听还旧任。魏征谏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纳之，谓相寿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70页；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见《贞观政要》卷八《论刑法》，第262页。太宗君臣能有如此认识，力图在公平思想指导下执政，这对后来武则天时代走出北朝之世局，完成大一统社会之整合不啻是一种推动。陈寅恪先生认为：永徽六年（655）冬十月乙卯立武后诏的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捩点……。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才，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武后掌握政权，固不少重大过失，然在历史上实有进步之意义，盖北朝之局势由此而一变”，《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79、281页。
前面说过，关于唐太宗（李唐氏族）的夷狄源流和关陇军事贵族的出身，前人论述已详，不须多论，但并不表明这两点不重要。源流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唐太宗后来施政过程中“胡化”的一面，唐太宗后来所发生的变化则体现为施政过程中“汉化”的一面，这反映了中国社会演进的趋势，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表现出来就是唐太宗的“既胡且汉”、“形胡实汉”。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立武后诏的发布）而改易，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太宗以不世出之英杰，犹不免牵制于传统之范围，而有所拘忌”陈寅恪：《记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79页。，此即关陇出身对他的影响，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东西之限”对后来常常宣称以“四海为家”的太宗的影响。即阿尔蒙德所说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唐初政治文化就在这两方面的互动和制约下发育、展开，唐朝的政局也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发生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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