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态度——切入政治文化的新视角
“政治态度”这一概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政治心态，或者笼统意义上的政治关注和政治理解，而是源于政治学领域的“政治文化”概念。
20世纪50年代，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页。阿尔蒙德在《政治学研究》杂志发表《比较政治制度》一文，首次明确对“政治文化”概念和方法给予界定和说明，时为1956年。仔细研究阿尔蒙德的定义可以看到，除开政治思想之外，政治态度同样是构成政治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阿尔蒙德·鲍维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页。我们对“政治态度”的研究，绝对不是机械套用西方概念。中国特有的士人政治态度，有可能在充分利用西方“政治文化”概念的同时扩展它的应用范围和内容，既能契合西方政治变迁，又有可能融洽解释中国政治文化的实际。在历史学界，当前已经有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前辈学者余英时先生的重要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即是探索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良好范例。在这本书中，“政治文化”一词是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在余先生看来： 以政治思维而论，宋代士大夫的“创造少数”从一开始便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再以行动风格论，“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言恰好可以用来概括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质。这六个字虽是朱熹对于范仲淹一个人的描写，却抓住了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动向，所以才流传后世，至今犹脍炙人口。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5—6页。 余英时先生敏锐地注意到，宋代政治文化的研究，不能止步于政治思想的研究，更要进一步挖掘“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士大夫群体不仅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儒家信念的维系者。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以天下为己任”抓住了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动向。
许倬云先生曾经指出，政治与文化不分，是中国的特色。“文官系统也同时获得了儒家意念”，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他的观点具体表述如下： 中国的社会和国家是重叠和制衡的，政治和文化不分，所以思想往往和政治特权结合，而导致思想的正统化。许倬云：《转型期的发展》，载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本来汉代帝权利用新的成分来打击社会上旧的成分，过了一段时候，察举变成“国家”和“社会”的桥梁，使各地的俊杰之士经过察举而进入政府，政府的政令也经由各地俊杰之士达到各地，而文官系统也同时获得了儒家意念，于是文官系统在由纯工具性蜕变成兼顾工具性和目的性的过程中，竟蜕变成自成一格的合理制度。这一个新的文官体系便不断传承下去。这个体系的运作本身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甄选的过程。选拔人才的过程，始终普及于全国各地，始终想用最公平合理的方式来找人才，也始终要使人才具备儒家意念。这一工具性和目的性兼具的文官体系在中国继续了两千年。许倬云：《国家形态》，载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44页。 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中国科举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士人阶层承担独特的“政治角色”和“传承儒家观念”的双重角色，使得“政治文化”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本来要目。忽视这一点，有可能片面克隆西方概念，犯“削足适履”的错误。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序言中，钱穆先生写道：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 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三联书店，2001年。 半个世纪之前，钱穆先生已经注意到，中国史研究必须兼顾政治与文化，切不可忽视文化，偏重政治制度本身；同样，断不可轻视政治，偏重文化而走向另一极端。这是钱穆先生写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思想背景，应该加以重视。
阿尔蒙德的定义，余英时先生将“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以及许倬云先生 “文官系统也同时获得了儒家意念”的论述，这些都是重要的提示：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能够成为切入唐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视角。紧紧抓住中晚唐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有可能为重新理解中晚唐政治文化，乃至于一些政治事件，为理解那个时代提供新的线索和思考。
（二）中晚唐士大夫政治态度研究
中国特有的士大夫“政治态度”，是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前所论，余英时先生的政治文化含义中包含“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就唐代而言，唐代政治行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但是政治态度，尤其是中晚唐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态度，还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这是探索唐代政治文化可开拓的一条出路。
本节所强调和理解的“政治态度”，一是不单注重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更要强调政治态度；二是将中国士人的政治态度，看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三是将政治态度研究看做是政治文化研究中重要的主题。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本节有关中国中晚唐士人“政治态度”研究的特色。从当前的唐代士大夫的研究而言，大多侧重思想史和文学史考察，这是当前中晚唐士大夫研究的最主要的倾向性潮流，然而对士大夫群体的整体性却缺少考察。
从唐代文学研究而言，士大夫群体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是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所以，研究者在探讨文学思想的发展时，往往对影响文学发展的文人整体文化状况、政治事件和政治心态有相当涉及。傅璇琮先生对于翰林学士的专门研究《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唐宪、穆两朝翰林学士考论》等论文收入氏著《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是针对接近政治核心的中晚唐文人高层，将翰林学士定性为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分子，把重点放在当时文人参与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态的研究手法尤其具有启示性，例如以宪、穆两朝的翰林学士为例，指明科举出身对翰林学士的影响越来越深，这一时期翰林学士积极参与政治也是前朝罕见。近年马自力从考察中唐文人职事、身份以及自觉的社会角色入手，研究社会角色及社会角色的变化带来显现在文学思想和创作上的发展变化，尤其注重文学演进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联系、互动和影响，可称为尝试结合文史涉足政治文化领域的有益尝试。《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不过，从历史研究而论，侧重单纯从“士”阶层传递知识的视角、文化的视角加以考察，而缺乏从“士”的政治视角、官僚视角加以详细考察，这使得研究不无缺憾。
就唐代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也有部分著述涉及中晚唐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如李树桐先生《唐代的科举制度与世风》涉及进士浮薄的讨论，其中有些议论涉及中晚唐士人政治态度的转变，如“士人们既不见用而又不甘于隐居的，便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之外寻求出路。当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是独立状态，中央势力有所不及，于是河北一带便成为不见用又不隐居的士人另寻出路的目标地点。……至于举进士不第的，如不隐居而且亦不另寻出路，再不甘于寂寞，便只有走向造反的路了。……黄巢、敬翔、李振等，都先后参加反唐，他们不是进士不第，便是进士之不得志者。”李树桐：《唐史新论》，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第61—62页。葛承雍认为这是一个有别于前朝后代积极参与政事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唐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变革》，载《人文杂志》1988年第6期。程遂营提出唐代文人政治理想的转变促成其政治行为，既具有“感恩报国”的文人理想，又不乏个性自由，追求政治理想也兼顾功名利禄。《唐代文人的政治理想的转变》，载《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剑桥大学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对于唐代士人和国家的关系讨论得较为详细，他在承认唐代士人和宋代以后士人存在差异的同时，更强调他们的共性，学者之间的活动，公共团体事务和政治事件的参与都与后世没有太大差别。尤其有关文学写作态度的章节，他论及唐代士人的理想，士人认为理想的政府管理应当使得道德行为和文学实践都能和谐共生，而实际上唐代士人为了进入长安的官员队伍和官位晋升，激烈竞争不已。这种心态行为也来自儒家公认的传统即经世济用理想主义的继承，对于王朝，唐代的儒士抱持着物质和理想双重的期望。此书结合国家与士人的相互关系影响研究中晚唐历史，这些观点对于思索中晚唐士人群体特征，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唐代士大夫政治态度的相关研究，只是对重要人物的思想文化有所涉及，缺乏对群体的整体性和深入的考察。而群体性的把握，较之个体的把握，更能够凸显时代的特征。
思想史研究是最值得注意的一面。美国学者包弼德教授全面探讨了唐宋思想的转变，提出唐宋的社会转型是士或者士大夫（政治和文化精英）身份的重新界定，对于唐代思想和文学的讨论极具新意。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葛兆光批评了韩愈和9世纪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取向和追求普遍性的‘道’的激进思潮，认为它是不切实际的高调，而且直到晚唐五代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呼应和支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一编第五节《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纪之间思想史的再认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无论如何，仍突出强调韩愈的政治文化意义，唯评价与前人有异。陈弱水指出柳宗元和他同时代的一大批作家全都怀有深厚的儒家意识，把如何以儒家的价值和理念来重整政治秩序作为己任，这关系中唐儒学复兴，而儒学复兴存在着重振旧儒教和创造新儒学的双重意义。《柳宗元与中唐儒家复兴运动》，载《新史学》第5卷第1期，1994年。他特别提到关注中晚唐思想必须了解在政治权力和文化风气上居于主流的文人。《唐代中叶的时代变迁与文学变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9卷第1期。此外，学界论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中晚唐重要人物的著述则数量颇多，也各有侧重。如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卞孝萱：《刘禹锡丛考》，巴蜀书社，1988年。
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润强：《牛僧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这些多视角的研究已经充分意识到中晚唐观念形态的转变，关注政治思想、儒学思想的演进。本节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透过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态度刻画，更为直观和具体地展现出他们生活的思想世界和政治观念，突出观念形态与政治现实的关联。
（三）韩柳的政治态度——研究的切入点
韩愈对中晚唐政治文化影响甚大，陈寅恪认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96页。然而如陈先生所感慨：“而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从陈先生所论，可见韩愈研究的价值，他不单是某个个体的研究，而是群体意识的突出体现。这是研究唐朝中国时代转变的一个有利的切入点。美国学者宇文所安以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将中唐定于791—792年开始，他指出这一时期韩愈、孟郊、李观及其他书生正汇聚长安赶赴进士考试。韩愈、李观792年进士及第，柳宗元、刘禹锡翌年及第。宇文所安强调这样确定中唐的开端，“并非出于对韩愈的权威性的过分尊重，而是鉴于他对于一个重要文化时刻的卓越的策划最终成为促成变革的强劲的原动力”。参见氏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三联书店，2006年，第7—8页。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不但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倡导文体和文风的革新，而且与韩愈一样，他也希望士大夫强化道德操守，维系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的稳定，也是中晚唐士大夫的重要代表。韩、柳可谓唐代古文运动当之无愧的首领，唐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关键人物。虽然他们还称不上儒学大师，但是，如果沿着政治文化的角度，——从政治态度的发展变化来看，却是唐宋之际士大夫政治态度转变的重要标志——韩柳不单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坚持儒学，复兴古道的思想家，也是中晚唐士大夫政治态度转变的典型代表。通过复兴古道，致力于“回向三代”的道德秩序，建立一个士大夫富有道德操守的社会，反映了韩柳对那个时代的政治态度。
本文以韩柳为中心的中晚唐政治文化研究，主要侧重在如下方面：第一，从韩柳的论述而言，唐代古文运动中政治自觉和政治意识的影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主题。如韩愈所论，士大夫的责任是“处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韩愈：《答李翊书》，《全唐文》卷五五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5588页。又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以下简称马其昶校注本）第171页。将士大夫的内在修养和处事原则归结为“有道”、“有方”，行道虽因“用”与“舍”时运差异导致“施诸人”和“垂诸文”不同途径，主旨则殊途同归，一致指向“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韩愈：《争臣论》，《全唐文》卷五五七，第5639页。马其昶校注本，第112页。中晚唐士大夫中展示出来的这种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的政治态度，虽然和宋代士大夫整体“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尚有差距，但其壮烈昂扬亦令后人动容。
第二，韩愈、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思想进一步主张，将充满现实关怀的经世志向也体现在古文的创作中。柳宗元提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说》，同上书第880页。又见《全唐文》为《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全唐文》卷五七五，中华书局影印本，第5816页。所谓“行”，不单指个人的道德行为，同时包含一定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的行为活动。德行在先，文章为后；德行居中，文章为外。韩柳的这一思想蕴涵了相应的政治理念，倡导改革文体和复兴儒道，希望饱含政治思想和抱负的文章，成为参与现实政治的另一途径。罗宗强提出韩、柳身为改革者，关注现实政治甚于文风改革。文体文风的种种改革主张，与政治上的主张息息相关。因而为他们倡导的古文运动带来生命力。这是从文学角度出发，与本文强调历史研究、注重政治态度的研究方式不同，但都着眼韩、柳文学主张和当时社会生活、政局相统一。参见《古文运动何以要到韩、柳出来才开了新局面》，收入《唐代文学论丛》第七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9—251页。“官也者，道之器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柳宗元认为行政是行道最为有效的途径，通过行政的行道才能充分恰当的实现。将为官任职的责任与行道紧紧相连。
第三，无论韩愈、柳宗元是身处朝廷，或是贬官在外，都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从韩愈《顺宗实录》记录的永贞革新，解读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士大夫对王叔文政治措施与政治立场的不同政治态度，从而可以对《顺宗实录》的真实性，韩愈写作《顺宗实录》的心态进行解读。比如，就王叔文的评价而言，柳宗元作为永贞革新的直接参与者，他对王叔文的评价与韩愈等截然相反，甚至在事败贬斥多年后仍不改初衷。古文运动中志同道合的韩愈与柳宗元在这时反差巨大，将他们的评价进行比较，更容易认识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士大夫在政治理想和政治态度面对政治现实时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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