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奏疏进上不久，仁宗即命王洙、余靖、孙甫、欧阳修等人正式编修《祖宗故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丙戌条，中华书局本，第3455页。作为“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的保证。次年二月间，仁宗曾令王洙进读《祖宗圣政录》，该书很可能就是已经修成的《祖宗故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六，庆历四年二月丙辰，中华书局本，第3544页。
庆历三年“盗”起淮南，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厚赂使去。事闻，富弼议诛之，范仲淹欲宥之。面对富弼“举法而多方沮之”的责备，范仲淹“密告之曰”：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此事后来令富弼感慨万端，以至于称“范六丈，圣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庆历三年十一月辛巳条，中华书局本，第3499页。看来，对于新政派而言，多层面的祖宗成法具有多重的意义：不仅是新政派复振纲纪的楷模，也是他们主观上保护自己的屏障；同时，又是他们实际上“变通”更革的对象。
从现象上看，庆历新政的支持、反对双方并未就“祖宗之法”正面展开冲突；新政是由于触犯了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受到诬谤而失败的。对于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人的批评，主要是“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自居鼎辅，靡协岩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乙酉、丙戌条，中华书局本，第3740—3741页。 等等。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中，记载道： 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中华书局本，第3637页。总结起来，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纠集朋党，二是更改纲纪（如考课法、任子法、磨勘法等）。反对派针对新政提出的主张，是“望酌祖宗旧规，别定可行之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二月戊子条，中华书局本，第3744页。
双方为论证自身举措的合法性，皆标榜“祖宗之法”以为旗帜，而他们所理解、所宣称的祖宗之法，关键迥然不同。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为核心的赵宋祖宗之法，戒惕高级官僚中集团势力的形成，要求充分贯彻互相制约、互相维系的原则；而且，北宋建国八十年后的庆历年间，朝廷以“召和气”为念，希望庶政平和而警惕变更的代价。范、韩、富、杜、欧阳等人的相互扶持、和衷共济，他们敢为天下先的任事精神，他们对于政策法规的锐意更革，无不冲击着长期以来固守现状的循默政风，进而触动了朝廷主导意识中已经趋于神圣化、僵滞化的祖宗之法。
（二）
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王安石主持推行的新法，由于贯彻其间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而遭到强烈阻力与严厉批评。朝野辩争的重点，在于是否应该谨守祖宗之成法。“祖宗之法”是传统派论辩中所执持的主要思想武器，而他们所阐释的 “祖宗之法”之内涵，多局限于诸般具体施设、成规定制。
实际上，“以社稷为忧”的王安石，在力图突破“祖宗成宪”诸多束缚的同时，对于“事为之防”的原则精神，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早在嘉祐六年（1061），在其奏疏《论舍人院条制》中，他就说过： 自古乱之所生，不必君臣为大恶，但无至诚恻怛求治之心，择利害不审，辨是非不早，以小失为无伤而不改，以小善为无补而不为，以阿谀顺己为悦而其说用，以直谅逆己为讳而其言废，积事之不当而失人心者众矣，乃所以为乱也。《王文公文集》卷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标点本，第366页。但他心目中的防微杜渐，并不限止于关注“小失”、“小善”，其方式亦不满足于微调。在《上田正言书》中，他说： 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释翳者盖数十年，近世无有也。所当设张之具，犹若阙然。《王文公文集》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标点本，第29页。在《上时政书》中，他说： 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标点本，第17页。 神宗即位后，思虑“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熙宁元年 （1068）四月，针对皇帝的发问，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其中总结道： 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他指出前代帝王（所谓“累圣”）“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批评 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四部丛刊本。王安石并非完全站在祖宗法度的对立方面，但他也从不将祖宗法度理想化。他所追求的，不是以恪守成法、因仍自然来维持统治的稳定，而是要通过“择利害”、“辨是非”，通过“询考贤才、讲求法度”的“大有为”措施，来达到治弊防乱的目的。他倡行变法的指导思想，即要根据“所遭之变”及“所遇之势”进行改易更革，以期解决“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四部丛刊本。的严重问题。
据马永卿《元城语录》，刘安世在讲到熙宁变法的初始原因时，曾经说： 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委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熙宁变法大约百年之后，理学家朱熹多次向他的学生们批评历代承袭之弊， 因及熙宁变法，曰：“亦是当苟且废弛之余，欲振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中华书局本，第3070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基本否定熙宁新法的政治派别中间，对于一味固守“祖宗之法”造成的“舒缓萎靡”“苟且废弛”，比较清醒的士大夫们也是持批评意见的。
王安石从未直斥“祖宗之法”，但他确曾表明自己的立场说：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 他也曾经批评过吴申“谨奉祖宗成宪”的意见： 且如“谨奉成宪”，不知申意欲如何“谨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谓之“谨奉成宪”，恐非是。《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三《神宗任用安石》。 以有为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祖宗之法，在这一层面上，较之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祖宗之法不可变”、《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中华书局本，第10764页。“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宋史》卷三一三《文彦博传》，中华书局本，第10261页。“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中华书局本，第5370页。的主张，王安石的见识显然高出一筹。
熙宁年间“新法”大规模的迅疾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强劲的政治冲击波。新法直接的目标所指首先是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之所以演化成为集中而突出的政争，关键之一正是因为涉及了对于“祖宗之法”的更革，引发出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王安石与司马光，无疑都是当时士大夫中一流的精英人物。正如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的，对于“祖宗之法”认识与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二者救弊致治方略的重大分野。今天，当我们重读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争议辩驳时，我们或许不肯再陷入他们固拗执持的立场；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正如司马光熙宁三年在《与王介甫书》中所说，他们一个是“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另一个“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温公集》卷六〇。在势如冰炭的不同立场、不同治世策略背后，却燃灼着共同的忧国忧民的炽诚精神，这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
熙宁年间，随着新法的推行，朝中众多士大夫掀起了一波波要求恪守祖宗法度的声浪。而对于“祖宗法度”的理解与诠释，事实上并不相同。不仅各派主张之间并不相同，同一群体内部也不尽相同；各方也都会以祖宗故事作为进击的利器、防身的盾牌。这种复杂的状况，与“祖宗之法”本身的复杂性质相关。祖宗之法并非确切条文的集合，而是纷纭内容的组合；其主旨无疑是保守祖宗基业，而“保守”的途径，则主要是通过防范弊端。核心目标清楚而具体做法模糊的这样一套“祖宗法”，自然为时人留有足够的诠释空间；而祖宗的“故事”也很容易被不同政治人物引作强化个人立场的工具。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都是北宋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这两次变革，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所针对的社会问题类似，主持者锐意变革的精神类似，未能真正达致根本目标的结局也算类似。二者亦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改革的纲领不同、重点不同，主动汲取的思想资源也不同。但给人印象最深的不同，是对于宋代历史的影响以及后世评价的不同——王安石变法对于宋代历史影响的深度及广度，非庆历新政所能比拟；它像宋代历史网络上的一个纽结，以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后王安石时代”。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自序二，三联书店，2004年，第9页。就其评价而言，庆历新政尽管失败了，却受到后世几乎一致的称扬；而对于王安石变法，则在近代以前，批评意见远远多于赞颂与支持。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这种类似与不同，给后人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
（三）
北宋的最后四十年，政坛上风云诡谲。从“新法”到“更化”再到“绍述”，历史走过了一段重大的曲折。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朝政发生了重大的反复。五月，召为执政的司马光在其《请更张新法札子》中，提出以“复祖宗之令典”作为下一步措置的核心。他说： 国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拨乱反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余年，四海治安，风尘无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谓善矣。……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危，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司马光奏议》卷三二，山西人民出版社点校本，第351—352页。 大行皇帝远去后，被批评为“变乱旧章”的新法派代表人物，也更为主动地引述“祖宗故事”以申明主张。是年十月，太皇太后高氏与执政议选台谏官员，章惇即以范纯仁、范祖禹与执政亲嫌为由，举祖宗旧章反对说： 故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见为台谏官，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听万机，当动循故事，不可违祖宗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丁丑条。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
当然，“祖宗之法”绝不止是士大夫用以强化个人论点的单纯工具。关于援引祖宗之法的意义所在，哲宗元祐（1086—1093）后期，范祖禹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 古人有言：创业非难，守成为难。盖危亡必起于治安，祸乱必生于逸豫也。今陛下承六圣之遗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业，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心，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九《法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955页。像这样语调严肃的劝告，显然是希望年轻的皇帝感到凛然戒惕。而所谓“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之说，正反映出从李沆、王旦到司马光、范祖禹们的苦心所在。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仅把目光投向宋廷对于“祖宗之法”的态度，似乎可以将宋哲宗亲政后的绍圣、元符时期与徽宗在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联系起来。从表面上看，这两大段时期具有相当明显的继承性。它们从来不曾直接否定“本朝家法”，但都强调对于“先帝”即神宗之政的“绍述”，都将对于“家法”的继承具体解释为对于熙丰“新法”的恪守奉行。
从赵宋列圣相沿的“祖宗家法”收缩到专一“继述”神宗一朝，所反映的，并不是将抽象原则具体化的努力；恰恰相反，通过强调“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四《元祐党事本末下》。“神考新一代之典刑以遗我后人”，《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五《徽宗皇帝·下绍述诏》。事实上拉开了与前代习称的“祖宗家法”的距离，或者说是旨在“架空”祖宗之法。这样一种调子，无疑与整个宋朝的主旋律不相和谐。正因为如此，招致了其后无数士大夫的强烈批评，从亡国的道君追溯到“神考”，甚至将北宋靖康之耻的责任，全部归结为自熙宁以来的“变法乱制”。例如，罗从彦当靖康初，“以为本朝之祸起于熙丰不遵祖宗故事”，因采“祖宗故事、四圣所行，可以开今传后者”，作《尊尧录》一书。参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八《尊尧录》，《福建通志》卷七十罗从彦《尊尧录序》。
熙丰变法以来，数十年间政治风云变幻翻覆。我们有时会发现，看似水火不容的两极之间，往往具有比人们意料中更多的共通之处。无论是王安石或是司马光、二程等人，都不仅仅从理论学术上探讨经学，而是更注重其经世致用的一面；他们都批评“人执私见，家为异说”，《二程遗书》卷二，程颢《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追求学术统一、认识统一的理想境界；他们都希望“一道德以同俗”，参见《礼记正义》卷十三《王制》；《二程遗书》卷二，程颢：《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临川集》卷七二《答王深甫书》二，卷七五《与丁元珍书》。 在实际诠解“道德”之际，都脱不出“君子”“小人”的判分模式，都具有依事划线的主观倾向。道德理想主义的诉求，本来是人文精神进步的反映；但要求道德学术“同于己”、“定于一”，则是当时士大夫共同认识局限的表现；也正是因此而导致了北宋后期士大夫集团内部深刻的分裂。而当朝廷致力于“人无异论”、“议论专一”时，就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对于11世纪七八十年代道德理想主义以及政统、道统的分析，参见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24—37页。
“更化”期间，所谓“正人端士”立于朝者不少，却未能抓住历史曾经赋予的整奋时机。他们中的许多人虽欲更新政治却又热衷于各立门户，致力于制造清一色的政治局面。其派系、主张尽管可能方向相反，而执持的逻辑有时却是惊人地类似。“君子、小人不参用”的声浪，北宋中期以后日益高涨。这种以政治立场取代理性判断，以立场划限定界、甚至解释一切的思维态势，使不同的派别乃至个人一概搅入政治漩涡之中，终至使“立场”等同于、沦落为“好恶”二字，从而再无真正的独立立场可言。
即如朋党问题，北宋统治者对于臣僚纠结朋党的戒惕，恰恰促使了朋党之议的勃兴。作为政治利益群体，“朋党”范畴之不确切，使其难于查实而易于被利用；同时容易激发情绪冲动，调动群体间的敌对意识，导致酷烈的派系政争。
在宋代，处于政治地位流动不居的大环境中，士人们凭借多层面的关系联结为群体、划分为派系，相当自觉地构筑着交错蔓衍的关系网络。无形的社会关系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进程。宋代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事件中风云人物的纵横捭阖，都潜藏着群体利害关系的作用力。无休止的党争既与这种群体利害密切相关，同时，亦与北宋帝王为使臣下“各不敢为非”而鼓励“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有直接关系。
北宋后期，从朋党之防到党籍之禁，政争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当时所谓的“朋党”，经常犬牙交错，并不是畛域严格的团体，而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产生、人为推定的“派别”。这只要看看崇宁以来的“元祐党籍”名单，就完全清楚了。
长期以来，宋王朝有意识地强调礼义道德规范，而且不惜以功利化的手段予以奖惩、刺激。而在诠释之际，统治集团往往自主观的善恶、义利角度出发，甚至与现实政治直接联系，为“道德”“奸邪”、“君子”“小人”列队划线。高悬的终极目标与应用手段、评价标准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之下，一方面，手段的膨胀，使其极易与目的发生错位，“道德”与“刺激”不期然而然地结缘，甚至成为寻求奖赏的工具，所谓“君子”为追求褒扬升迁而力图彰显其立场与“德行”；另一方面，在政治氛围紧张非常的情势下，即使是正常认识差异、学术文化问题亦可能被人为政治化、道德化。对于“一道德、同风俗”的片面追求，不合理地将道德标准过度拔高、涵盖一切，结果恰会导致道德实践的虚伪，真所谓“尊之适所以卑之”。在当时，士大夫个人的道德失落经常受到鄙夷；而政治斗争中集体性的道德失落，却往往隐蔽在道德标准绝对化的高扬旗帜之下。
宋徽宗在位期间，尽管一仍前期诸帝说法，自称“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宋大诏令集》卷二《改大观元年赦》，中华书局本，第9页。但他与所倚重的蔡京等人恰恰抛弃了祖宗一贯注重的谨慎持重政风。持续数年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已经全无是非可言。它将政治上的对立关系推向极端，使北宋赖以立国之“元气”大伤。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使得士人间正常平和的人际关系骤然紧张，破坏了以往派系间的大致平衡；而这种制衡关系，本是赵宋的祖宗之法所着意维持的。所谓的“新法”继承人，不仅毁掉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毁掉了不止一代精英人物，也毁掉了赵宋王朝百余年间养育起来的士大夫政治传统，最终毁掉了以温厚宽仁“召和气”自诩的北宋。
相较而言，熙宁时期，尽管有对于“祖宗之法”的强烈冲击，但基本上是针对政策设施及具体法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赵宋家法的性质。而徽宗以后的北宋晚期政治则大不相同：祖宗法度被君相臣僚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所谓“家法”的基本原则。熙宁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平衡，而新的平衡关系由于元祐更化的翻覆、由于绍圣至崇观的波折动荡，并未能充分、有效地发展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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