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北宋中期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参见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3期（1999年5月）；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暨南学报》第23卷第6期（2001年11月）；王瑞来：《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宋史研究论丛》第6 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五章第三节“从‘奉行圣旨’到‘共治天下’”，三联书店，2006年；诸葛忆兵：《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天子与百官“共治天下”一语大概最早起源于班固的《汉书》。其卷八十九《循吏传·序》云：    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汉宣帝所说“与我共此者”，即“与我共治天下者”。《晋书》卷六九《孙波传》即直接写作：“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而“共治天下”一词大概最早见于王充（27—？）《论衡》卷十《刺孟篇》：“始于文王而卒传于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庄公元年》云，天子应“通贤共治，示不独专”。至曹魏时，则始见于曹操的《求贤令》。《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载：“（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在北宋之前，天子与百官“共治天下”一语尚不常见，检索《四库全书》，仅约有二十处；到北宋真宗之后，才开始多起来。据初步考察，出之于其口中或笔下者，就有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龙图阁待制张知白（？—1028）的上言：“《汉史》载宣帝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责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传示不朽，后之人孰不称颂哉！”李焘：《长编》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七月己巳，第1774页。真宗时，右正言夏竦（985—1051）所进《议选调》策云：“国家膺天成命，司牧元元，分命庶官，共治天下。”夏竦：《文庄集》卷十三《进策·议选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162页。胡瑗（993—1059）所撰《周易口义》曰：“九二：刚明之臣，与之共治天下，当绝疑忌之心，以信相待，则兴治之功毕，而终获其吉也。”胡瑗：《周易口义》卷十《未济》，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册，第448页。蔡襄（1012—1067）所撰《梁适追封安国太夫人阎氏可追封□国夫人制》云：“敕：进登宰路者，所以共治天下。而于其家必极褒崇者，非特慰夫幽途，亦以伸人子之荣遇也。”蔡襄撰，陈庆元等校注：《蔡襄全集》卷十三《梁适追封安国太夫人阎氏可追封□国夫人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沈遘（1028—1067）所撰《戒励贡士敦尚行实诏》云：“凡尔守令师帅官，吾所以共治天下者也，岂不念此！”沈遘：《西溪文集》卷四《戒励贡士敦尚行实诏》，《四部丛刊》三编本。熙宁八年（1075），张方平上言：“昔尧舜之为君，选于众，举十六官，而与皋、夔、稷、契共治天下，犹且明四目，达四聪，而后能协和万邦。虽大圣贤，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务也。”李焘：《长编》卷二六九，熙宁八年十月丁巳，第6613页。等等。此后，谈论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就更多了。

    “共治天下”亦作“共理天下”，如《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四《察访刺史县令诏》即云：“汉宣帝云：‘与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范仲淹文集中未见“共治天下”一词，只有天圣三年（1025）四月《奏上时务书》说：“自古帝王，与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乱；与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第176页。 但言“共理天下”者，则至少有十处之多。如天圣三年（1025）四月，他在《奏上时务书》中说：“臣又闻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故百僚师师，各扬其职，上不轻授，下无冒进。此设官之大端也。”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第174页。天圣五年（1027），他在《上执政书》中说：“某窃览前书，见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又说：“某又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苟且之弊，积习成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3、185—186页。天圣八年（1030），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盖闻昔者圣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于是命百官箴阙，百工献艺，斯则大臣小臣无非谏也。”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范仲淹全集》，第202页。天圣八年五月，他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又说：“后世圣人开学校，设科等，率贤俊以趋之，各使尽其心，就其器，将以共理于天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时相议制举书》，《范仲淹全集》，第209页。庆历三年（1043）二月，他在《论转运得人许自择知州》中说：“内［外］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补编》卷一《论转运得人许自择知州》，《范仲淹全集》，第664页。 庆历三年（1043）九月，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又说：“臣闻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县令，即古之诸侯，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其人。故历代盛明之时，必重此任。”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0页。他在《六官赋》中说：“今国家博采遗贤，陟明多士，将五帝以齐迈，命六官而共理。”范仲淹：《范文正公别集》卷二《六官赋》，《范仲淹全集》，第427页。庆历五年，他在《谢转给事中移知邓州表》中也说：“臣敢不寅奉朝经，躬修民政？孜孜共理，少望于前贤；蹇蹇一心，无忘于大节。”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谢转给事中移知邓州表》，《范仲淹全集》，第369页。皇祐元年（1049），他在《杭州谢上表》中又说：“虽辽隔于明天，亦荐分于善壤。共理吴会之域，奉扬唐虞之风。”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杭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72页。据初步统计，在北宋的士大夫中，范仲淹大概是谈论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最多者之一。

    “共治天下”有时亦作“共天下”、“同治天下”、“与治天下”，如徐积（1028—1103）所撰《策问》说：“天子之所与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徐积：《节孝集》卷二九《策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935页。程颐（1033—1107）解《尧典》“克明俊德”说：“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二《尧典》，《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035页。毕仲游（1047—1121）在《理会科场奏状》中说：“异日设官分职，凡所与共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举而进，非细事也。”毕仲游：《西台集》卷一《理会科场奏状》，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第6页。但“共天下”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共有天下”、“共享天下”。如西汉张良所说的“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注云：“师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第49页。及东晋时人所说的“王与马，共天下”。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554页。这在宋神宗与文彦博的一次对话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载：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三月戊子］（文）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这里的“与士大夫治天下”更侧重的含义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有天下”、“为士大夫治天下”。

    另外，所谓“共治天下”，最初含义是天子与百官共治天下，北宋中期之后，逐渐演变为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如上引北宋人徐积（1028—1103）所说：“天子之所与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徐积：《节孝集》卷二九《策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935页。又如北宋人李若水（1093—1127）所说：“夫人君之所以治天下以有民，所以共治以有士。”李若水：《忠愍集》卷一《上何右丞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4册，第670页。又如两宋之际的李纲（1083—1140）说：“臣闻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先于人材；所以激励天下者，莫先于士风。”李纲：《李纲全集》卷三九《用人材以激士风札子》。再如两宋之际的陈渊（？—1145）则说：“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陈渊：《默堂集》卷十六《答廖用中正言》，《四部丛刊三编》本。其含义更加宽泛了。

    北宋的皇帝也大多是认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如雍熙二年（985）十二月，太宗曾对宰相李昉等说：“中书、枢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乱根本系焉。且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李焘：《长编》卷二六，雍熙二年十二月，第600页。仁宗在《戒励臣僚奏荐敕》中说：“敕：朕制临天下，思与贤材而共治之，故开荐举之路；又于群臣无有疑间，故所荐多亦升任。”蔡襄撰，陈庆元等校注：《蔡襄全集》卷九《戒励臣僚奏荐敕》，第226页。

    为什么天子必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呢？首先，历史发展到宋代，天子不再是神，而是人。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时就曾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司马迁：《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952页。五代时期，更是政权更迭频繁，正如后晋使相安重荣所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302页。宋朝以军事政变得国，“天命”说也没有太大市场。天子既然是人，就会犯错误，就不应该一人独裁。正如范仲淹所说：    圣人之至明也，临万机之事而不敢独断；圣人之至聪也，纳群臣之言而不敢偏听。独断则千虑或失，偏听则众心必离。人心离，则社稷危而不扶；圣虑失，则政教差而弥远。故先王务公共、设百官而不敢独断者，惧一虑之失也；开言路、采群议而不敢偏听者，惧众心之离也。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第178页。    其次，由于儒学的复兴，士大夫们认识到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儒家的“圣人之道”。要治理好国家，天子的言行必须合于“圣人之道”。而这个“道”往往掌握在宗经学古的士大夫手中。士大夫有责任，也有能力与天子“共治天下”。沈括（1031—1095）《续笔谈》载：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太祖与赵普的问对在北宋未见其他记载，而南宋孝宗之后，却屡被引述。南宋大臣留正评论说：“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七，乾道五年三月戊午，《宛委别藏》本。这里的“道理”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早在汉代，戴德《大戴礼记·易本命》云：“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在北宋时期，关于“道”、“理”或“理道”大于天子的说法，也是不少见的。如范仲淹在《睦州谢上表》中说：“理或当言，死无所避。”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睦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0页。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若条贯差失，于事有害，逐处长吏，别见机会，须至便宜而行者，并须具缘由闻奏。委中书、枢密院详察，如合理道，即与放罪。仍便相度，别从更改。”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6页。 在《遗表》中仍然说：“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从学。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结绶仕途，不信贱官之能屈。才脱中铨之冗，遽参丽正之荣。耻为幸人，窃论国体。”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遗表》，《范仲淹全集》，第377页。范仲淹一生都是用“圣人之道”与天子“共治天下”的。

    天子与士大夫应该“共治天下”，在北宋中期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这在范仲淹的意识中尤为强烈。对天子而言，是应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范仲淹等士大夫们的奏章中经常谈到的；对士大夫而言，是应该与天子共治天下，这在范仲淹等士大夫们的文章中虽然没有明说，但毫无疑义，都是具有这种为政意识的。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中所说的“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就是有志于与天子“共治天下”。被称为“高平门人”的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载集》拾遗《近思录拾遗》，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页。也是要与天子共治天下。“与天子共治天下”这一为政之道是北宋士大夫的一种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范仲淹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