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蜀后主孟昶《令箴》到宋太宗《戒石铭》，词简理尽，遂成王言
正如洪迈所说：“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僭伪之君为可称也，但语言皆不工，唯经表出者，词简理尽，遂成王言，盖诗家所谓夺胎换骨法也。”洪迈：《容斋续笔》卷一《戒石铭》。第一，《令箴》接连引用了“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四个典故，有“掉书袋”之嫌。“政存三异”典出《后汉书》卷二十五《鲁恭传》，称鲁恭任中牟县令时，“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教化及于蝗虫、鸟兽和儿童，出现了三种奇异现象。“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道在七丝”典出桓谭《新论》。其《新论·琴道》云：“琴七丝，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七丝”指七弦琴。从弹七弦琴可以悟出治乱之道。“驱鸡为理”典出荀悦《申鉴》，其卷一《政体》云：“睹童子之驱鸡也，而见御民之方。孺子驱鸡者，急则惊，缓则滞。方其北也，遽要之则折而过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则折而过北。迫则飞，疏则放。志闲则比之，流缓而不安则食之。不驱之驱，驱之至者也。志安则循路而入门。”“留犊为规”典出《三国志》卷二十三《常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寿春令时苗，少清白。其上任时，乘母牛车。“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由此名闻天下。”如此众多典故，作为官箴恐怕过于艰深了。第二，《令箴》长达96字，难于记忆；而《戒石铭》只有16字，却完全包括了96个字的含义，确实是“词简理尽”，易懂易记，虽为摘录，也可以说是一次再创作，起码是一次成功的改编，真是达到了“夺胎换骨”的效果。
（二）《戒石铭》的颁布是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
宋太宗和宋高宗都是在动乱之余，新政权初步稳定之时颁布《戒石铭》的。其目的在于稳固赵宋王朝及其个人的统治。正如宋高宗诏谕中所说：“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
（三）《戒石铭》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的基本理念之一。其基本含义一是“立君为民”。参阅张分田：《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刍议》，《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尚书·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上天爱护下民，为民立君来治民，为民立师来教民，应当能够辅佐上帝，保护安定天下。《荀子·大略》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天生民，不是为了君主。上天立君，则是为了民众。
二是“民为国本”。《尚书·虞夏书·五子之歌》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众是立国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管子·霸言》亦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荀子认为，民众是君主和王朝兴亡的决定性力量，其《荀子·王制》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西汉初年的杰出思想家贾谊，则认为“民无不为本”，其《新书·大政上》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从事政治，没有不以民众为根本的。国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众为根本。国家要以民众决定安定与危亡，君主要以民众决定威望与侮辱，官吏则要以民众决定贵贱。
三是“政在养民”，或曰“治国为民”。就是要在思想上爱民，在政治上安民，在经济上富民，在文化上教民。参阅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六章《民本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也就是时时处处事事一切以民为本。北宋著名思想家程颢说：“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熙宁八年十月）。北宋著名政治家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安之在精择郡守、县令，及渐绝无名之率尔。”《包拯集校注》卷四《请罢天下科率》。
丘濬《大学衍义补·总论固本之道》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事实上，历代明君都是以此作为座右铭的。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就是突出的代表。
上述“以民为本”主要是讲“君”、“国”与“民”的关系。“君”要“以民为本”，关键之一就是要是正确处理“官”与“民”的关系。明太祖朱元璋说：“朕闻天为民而生君，君为民而职臣，臣体君心而问民瘼，宜乎职焉。”《皇明世清录》卷十二《命中书诛知县高翼敕》。“君”是最高统治者，“官”是统治的执行者，“民”是被统治者。在《戒石铭》里，最高统治者——“君”主要是从“民”出发，对“官”提出了警告、戒谕。首先，是要“官”弄清楚“谁养活了谁”这样一个道理。一般说法，都称郡守县令为父母官，即“官”是“民”的父母，官员的从政被称为“牧民”。也就是说，是“官”养活了“民”。《戒石铭》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就是说，官员们赖以为生的俸禄如钱粮绢帛等，都是民众用血汗换来的，是“民”养活了“官”。早在唐代，柳宗元（773—819）就指出，“官吏”是“民众”的仆役。他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为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司马，在为其属下零陵县令薛存义送行的《送薛存义序》中写道：“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柳宗元集》卷二三《送薛存义序》。就是说，在地方当官的职责，是民众的仆役，而不是奴役民众的。生活在地方上的民众，拿出收获的十分之一来雇佣官吏，目的是要他们主持公道、为民办事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官吏是民众的“公仆”。既然如此，“官”就要为“民”服务，如发展生产，减轻赋役，维持治安，安抚流亡，等等。
其次，警告“官”不要欺压“民”。“官”是强势群体，“民”是弱势群体。《戒石铭》云：“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下民”是容易虐待的，但是苍天在上，却是难以欺骗的。欺压百姓，必将遭到“天谴”。在宋代，天命思想仍然存在，对贪赃枉法的官员仍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更重要的是，二程体会出“天理”二字，欺压百姓，“天理”难容，可能对贪赃枉法的官员更有警示作用。其实，“下民”也是不甘于被虐待的。汉代思想家贾谊说：“夫民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明人田艺蘅说：“殊不知上天固难欺，而下民亦难虐也。民虽至愚，虐甚则变，欲安其上，复可得乎！戒之！戒之！”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十八《戒石》。
（四）刻诸庭石，置之座右，晨夕念之，不忘戒惧
宋太宗颁布《戒石铭》，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大字刻在石碑上，立在诸路州县官府的庭院里。可是，其戒石周围多置栏槛，植以草花。天长日久，监司守令将戒石当成了一种摆设，不去诵读铭文，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戒石说的是什么。有鉴于此，宋高宗颁布《戒石铭》时规定，不但要“刻诸庭石”，而且要“置之座右”，让《戒石铭》天天都在郡守县令的眼前，时时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警惕和畏惧。正如宋孝宗朝宰相留正（1129—1206）等所说： 古者盘盂有铭，几杖有诫。其意盖谓夫不忘乎目，则不忘乎心；不忘乎心，则不忘乎设施措置其间。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亦其理之必然者也。是铭也，以虐民欺天为戒，其说明，甚使人人服而行之，敢不悉心于爱民乎！惟其蔽而莫之知，故弃而莫之恤。今斯铭日在其目，则必能隐惕于其心，而见诸行事矣。此太宗皇帝制铭之意，而太上皇帝复俾刻诸庭石、置之座右之深旨也。为守为令者，可不念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五、绍兴二年六月癸巳注引《中兴圣政》。（五）守令僚佐务求为良吏，民受其赐，国家之利实多
宋太宗、宋高宗先后两次颁布《戒石铭》，对宋代以至后世，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相当多的官吏是以此作为座右铭，不萌虐民之念，不为虐民之事。如绍兴二年（1132），吉州知州李正民，接到使臣所赐《戒石铭》墨本之后，立即率领吉州一州八县官员，将《戒石铭》刻诸庭石，置之座右。他在《刻戒石铭记》中说：“臣待罪此邦，躬被诏旨，敢不夙夜自竭，以率八邑之吏，其各悉乃心，共乃事，以承休德，庶使斯民舍刀剑而操耒耜，复臻太平之盛，必自兹始矣。”李正民：《大隐集》卷六《刻戒石铭记》。郑兴裔（1126—1199）《戒石铭跋》亦云：“绍兴壬子夏六月，御笔钩临黄庭坚书《戒石铭》，颁赐诸郡县，俾镌之石。……勒石州县，使守令僚佐触目警心，务求为良吏，无徒朘削兆人，则国家之利实多矣。有斯民之责者，其各勉旃！”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戒石铭跋》。接到所赐《戒石铭》墨本的郡守县令，纷纷上表，表示决心。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上、葛谦白《谢赐戒石铭表》云：“臣谨丕承德意，上体格言，孙子袭藏，永作缇巾之宝；晨昏警醒，揭为坐右之观。”魏齐贤、叶芬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上，葛谦白：《谢赐戒石铭表》。
在宋代这些郡守县令中，一个突出代表，即是绍兴二十七年（1157）的状元王十朋（1112—1171）。他中状元之后，曾历知饶、夔、湖、泉等州。每到一处，即修戒石，以警戒自己和同僚。如他于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七月移知夔州，州有戒石，初到任，即赋诗以自警。其诗云： 尔俸尔禄民膏脂，下民易虐天难欺。圣训昭昭日月垂，刻石于庭励官师。
臣庭坚字尤瓌奇，光尧宸翰增光辉。坤为门户州名夔，庭坚戒石陋且庳。
笔画微茫观者疑，太岁在酉嘉平时。吉日丁亥刑牲牺，命工举石少高之。
一新栏槛严护持，银钩照眼光陆离。天威咫尺颜不违，虐民之事焉可为？
勿谓苍苍不吾知，与尔同僚共孜孜。王十朋：《梅溪后集》卷十二《州县有戒石饬官吏某至夔之初，（原缺五字）诗以自警》（其中原缺“陋且庳”、“牲牺”五字，据《四川通志》卷三九《戒石亭诗》及清朱象贤《闻见偶录》补）。 因为夔州的戒石“陋且庳”、“笔画微茫观者疑”，于是在次年的腊月八日，又重刻了《戒石铭》。《梅溪后集》卷十六载有《重刊戒石铭》诗，记其事云： 戒石重刊照眼明，良辰又遇腊嘉平。黄堂坐处天威近，一点欺心事莫萌。
淫浸秋潦坏垂成，忍听闾阎愁叹声？抚字催科劳更拙，欲逃吏责负斯铭。“腊嘉平”后原注云：“夔州以腊日修戒石。”“腊日”、“嘉平”均指十二月初八日。
大约乾道四年（1168），王十朋起知泉州。他刚一到任，就召集泉州七县县令，宣示皇帝爱民之意。其《宴七邑宰》诗云： 九重宵旰爱民深，令尹宜怀抚字心。今日黄堂一杯酒，殷勤端为庶民斟。《梅溪后集》卷十七《宴七邑宰》。他看到“郡庭戒石庳陋”，遂又“葺而新之”。并且在贡院会同官赋诗，“以夔府前四句分韵，得‘尔’字”。其诗云： 君以民脂膏，禄尔大夫士。脂膏饱其腹，曾不念赤子？贪暴以自谋，诛求不知耻。
指呼有鹰犬，嗜欲肆蛇豕。但言民至愚，孰谓天在迩。昭然甚可畏，殃必返乎尔。
圣训十有六，简严具天理。大字刻山骨，朝夕临坐起。一念苟或违，方寸宁不愧？
清源庭中石，整顿自今始。何敢警同僚，兢兢惟敕己。《梅溪后集》卷十八《修戒石》。 从王十朋历知州郡，屡屡重刻《戒石铭》可以看出，《戒石铭》是有积极作用的。正如南宋人孙奕在其《示儿编》卷十七《太宗戒官吏》中所说：“太宗皇帝御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以戒监司守令，民到于今，受其赐，德至渥也。”明朝时，山西闻喜县的知县申田，也曾以《戒石铭》自律。《山西通志》卷一百载：“申田，灵寿人。万历初，以进士知闻喜县，布衣蔬食，俭约自甘。胥吏有进羡余者，指戒石语以矢之。民有匹马清风之谣。”以《戒石铭》发誓，拒绝胥吏的贿赂。
当然，《戒石铭》只是一种官员的道德教育，对贪官污吏来说，其作用是有限的。正如宋人袁文《瓮牖闲评》卷八所载： 今州县《戒石铭》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或者于每一句下各添一句云：“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其无状有如此者。又如南宋人俞文豹所说： 太宗御书《戒石铭》，颁行天下矣。至绍兴二年六月，复颁黄庭坚所书，命州县长吏刻石坐右。然守令之贪酷者，视如不见。轻薄子附益之曰：“尔俸尔禄，难称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投便著。上天难欺，且待临期。”《说郛》卷二四，俞文豹：《吹剑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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