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扼要叙述了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的一些具体表现。其主要特征，似乎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皇权独尊，臣僚奴化，宗亲分封，家臣执政。尽管中国历代王朝从广义上讲都是“家天下”政权，但蒙元王朝在这方面无疑属于比较突出和明显的一例，并且其内容带有一些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特殊性。这些内容多少不等地对随后的明朝政治产生了影响，成为明朝极端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来源。

    进一步分析，无论臣僚奴化、宗亲分封、家臣执政，都是以皇权独尊为基础，因此同其他朝代一样，皇权（含汗权）仍然是蒙元王朝家天下政治的核心内容。蒙元皇权在中国古代君主集权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因而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由于元以前的宋朝以相对开明的“与士大夫治天下”政治形态为人所知，元以后的明朝却以恶性膨胀的君主专制集权制度著名，再加上对上述蒙元王朝皇权独尊状况的了解，很容易就会将明初君主专制的强化完全归咎于元朝（或者再加上金朝）。但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如此简单。元史学界近年对元朝皇权的研究，一方面肯定了元朝皇权膨胀这一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并未因此而采用宋朝皇权“衰微”甚或“象征化”的说法。王瑞来语，见同氏《论宋代皇权》，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周良霄将唐宋两朝称为专制主义皇权发展的“成熟”阶段，姚大力则认为唐宋同样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的趋势（见本文第一节）。他们都避免将唐宋时期的皇权及其约束调整机制看做此消彼必长、彼长此必消的机械对立关系，应当说是比较明智的。换句话说，尽管元朝皇权的膨胀明显地影响到了明朝，但它（以及金朝）对于明朝极端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只能承担一部分（或许是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历史责任。

    姚大力业已通过对一些具体制度的考察指出：“唐宋几百年间，君臣之际尊卑名分的差异，持续呈现一种缓慢然而确凿无疑的增强趋势。元王朝在采纳汉制过程中，基本上接受了体现在中原皇帝制度中的这部分政治遗产。”姚大力前引文。这里想稍作补充的是，除去制度方面的内容外，唐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绝对忠君观念的出现和逐渐深入人心，也是推动后代皇权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儒家思想中本有忠君观念，但“忠”这一道德范畴在早期儒家学说中并未占据最显著的地位，并且被认为应是有条件的和双向的。在中晚唐到五代的社会大动荡中，军阀叛乱，藩镇割据，朝代更迭，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尤以忠君原则沦落为甚。至宋，士大夫集团致力于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维护社会稳定，不免矫枉过正，将忠君原则绝对化，提升到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遵守的人生第一伦理的地位。托名东汉马融所作，至北宋始见于书目著录的伪书《忠经》，首篇即云“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经·天地神明章》。《四库全书总目》断《忠经》为“宋代伪书”，清人丁晏因书中避唐太宗、高宗之讳，疑为唐人作品。按此书即使是唐人所作，其产生影响主要也是在宋朝，且书中思想与宋儒颇多一脉相承之处。参阅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中华书局，1980年，第579—581页；陈登原：《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4—477页。欧阳修著《新五代史》，感伤其时道德沦丧，大臣事君犹佣者，而无死节之士，发论必用“呜呼”，但是却“不念所事之何君也”。王夫之评论语，见《读通鉴论》卷一〇第三三节。朱熹批评孟子的“臣之视君如寇”理论“说得来怪差”，认为“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力行》。理学家还直接将忠定义为“天理”，是“三纲之要，五常之本，天理人伦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一一《师训》，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三《癸未垂拱奏札二》。这种汉族社会自发成长起来的绝对忠君思想，与蒙元家天下政治所造成的“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观念，同样都是明清极端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片面强调任何一方，恐怕都是不确切的。

    （张帆）

    §§元代陆学的北传

    十二世纪晚期，陆九渊在南宋创立陆氏心学，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主流朱学分庭抗礼，风靡一时，但后来逐渐不敌朱学，走向衰落。在元代，陆学师承若断若续，在思想界仍有一定影响，不过其代表人物均僻处于南方乡野，名声不是很大。参阅陈高华：《元代陆学》，氏著《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第346—361页。至于陆学在元代北方的传播情况，学术界没有进行过正面研究。有些思想史著作认为元代前期北方两大理学家许衡、刘因都受到陆学影响，似乎当时陆学在北方的普遍流传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实际上，陆学虽在13世纪传到北方，但时间要比朱学晚得多，传播效果也是很不明显的。以下根据一些零散材料，简单进行归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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