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第一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全面、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重大问题上的政策主张、主要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从这个白皮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和国家对反腐败的决心和鲜明态度，为今后反腐败工作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以明确的态度、有力的举措和坚强的自信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声音，那就是中国将始终不移地坚持反腐败斗争不动摇。其实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即高度重视反对腐败工作，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以坚决的态度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查办大案要案、惩处腐败分子、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治理商业贿赂、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积累了成功经验，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
虽然多年的反腐倡廉工作卓有成效，但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深刻变革，反腐败形势也变得更为严峻和复杂。一是腐败形式由明显转向隐蔽。腐败分子惯用的显性腐败已经逐渐被隐形腐败所取代，腐败分子本人退居幕后，操纵其家属或身边的工作人员曲线敛财。二是腐败手段由简单趋向复杂。过去较为简单的腐败手段已经日渐多样化、智能化、复杂化，如有的腐败分子攫取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通过腐败途径搞资本原始积累，利用企业转制、股份制改造等机会，大肆侵吞国家资产。还有的腐败分子集经济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于一身，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先送配偶子女和亲属出国海外定居，再将赃款转移到境外，然后自己伺机出逃。三是腐败内容由传统变为时尚。不少腐败分子都借“假日经济”搞起了“假日腐败”，携家属、亲朋好友用公款旅游消费。还有过去惯用的烟酒等传统礼品也开始被更方便、更现代的信用卡、购物卡所替代，相比之下后者更不易被人察觉。
腐败现象出现的这些新特点往往使得案情更为复杂，查处更加困难。为此，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反腐败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坚定反腐败信心，与腐败分子斗争到底，更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警钟长鸣，防患未然。
建国以来执行死刑的第一个副省级领导干部——江西省原副省长、省人大代表胡长清
胡长清，1948年8月出生在湖南常德，1968年3月参军，1969年入党，1979年转业。1987年调到北京，先后在中国保险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作。1995年8月调往江西，担任省长助理，1998年1月当选江西省副省长、江西省第九届人大代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部级官员因贪污腐败而被处死的，除了新中国成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外，胡长清是第一人。
胡长清在江西工作的时间虽不很长，但其贪婪的名声却很响。本来胡长清的书法有几分功底，经过他在许多公开场合吹诩，“自己为全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胡会写字的名声顿时传遍了全省。到后来，找胡题字写匾的人络绎不绝，以至于南昌街头到处都是“胡氏书法”。胡长清给人题字当然不会白写，别人请他题字看中的也不是他字写得漂亮，而是他手中的权力，从此，胡长清贪财的臭名也就传开了。自1995年5月至1999年8月，胡长清在担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副省长期间，先后90次收受索取钱物，总计折合人民币544万余元，据说有的一次就达40万元人民币。
经查，胡长清的主要违纪违法事实有：经济上贪得无厌，利用职权，大肆索贿受贿，采取向有关部门负责人批条子、打招呼、下指令等手段，通过为他人解决贷款、建筑工程项目、营业执照、赴港定居、汽车过户等问题，多次收受、索要贿赂。从1997年至1999年7月，共计收受、索要人民币153万元、港币75万元、美金3.5万元，以及价值140余万元的高级手表、钻戒等贵重物品。法庭审理还查明，胡长清为自己职务提升及工作调动拉关系，从1997年初至1999年6月，先后5次向他人行贿共计人民币8万元。此外，胡长清还对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的价值人民币161万176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法庭认为，被告人胡长清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政府高级领导干部，大肆收受、索取巨额贿赂，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已构成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极坏，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法庭还认为，胡长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并对其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差额部分，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分别构成了行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2000年2月13日至14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胡长清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胡长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全部财产；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巨额材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非法所得予以没收。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2000年3月8日，胡长清在南昌被执行死刑。
临刑前，这位大贪官曾经痛哭忏悔，自我剖析腐败三大原因：第一，不学习，迷失了政治方向。第二，忘了本，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第三，放松改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私欲恶性膨胀。
编者语：
胡长清是权力观被扭曲的典型。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做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在他的眼里，权就是钱，有了权就可以捞钱。胡长清从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堕落成为一个腐败分子，最根本的原因是，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私欲极度膨胀。
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要从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抓起，这是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首先，这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任何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行为，都必须坚决反对，切实纠正，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如此。其次，是巩固执政党地位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多。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着我们，国内市场经济的改革浪潮也影响着我们。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对党员、干部保持共产党人和人民公仆的革命本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使党的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如果治党不严，发展下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第三，是领导干部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特殊的地位使他们拥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权力，如果丧失了党性原则，就会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点是党员领导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自己不正焉能正人。群众对领导干部是听其言、观其行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在廉政上作出表率，才能把本地区本单位的好风气树立起来，才可能解决本地区和本单位存在的问题，才能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成效，巩固反腐败斗争的结果。
胡长清的毁灭，给那些像胡长清一样权力观被扭曲的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我们党决不允许任何人抱着“升官发财”的目的加入到干部队伍中来。一个人如果是带着贪污腐化的念头去追逐官位，那么“做官”的背后就是“坐牢”。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必须一要干净，二要干事，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地为党和国家作贡献，绝不能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我们国家决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触犯了法律，就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八桂第一贪”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克杰
成克杰，男，1933年11月出生于广西上林，壮族。1957年，成克杰参加工作，在原州铁路局湛江车站当实习生、技术员，后到南宁分局任技术员。此后30年中，成克杰一直在柳州铁路局工作，一步一步到高级工程师和柳州铁路局南宁分局副局长。1984年，51岁的成克杰入了党，出任柳州铁路局副局长。1986年，成克杰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副书记、代主席、主席，执掌广西8年之久，有“广西王”之称。1998年，成克杰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考察成克杰的历史，他有过努力向上、勤恳工作、有所作为的昨天。然而，随着职位的不断提升，他的思想逐渐发生蜕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发生倾斜。特别是与有夫之妇李某发生两性关系后，更是沿着生活上放纵奢靡、工作上无所用心、作风上独断专行、经济上贪婪无度的轨迹，一步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渊。
出生于1954年的李某，1981年底定居香港，1988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并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1992年8月，成克杰与李某发生两性关系。1993年底，两人准备各自离婚后结婚，商议趁成克杰在位，利用其职权，为婚后生活共同准备钱财。此后，两人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聚敛钱财，疯狂地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
1994年3月10日，为了“名正言顺”地赚钱，成克杰利用职权，将广西银兴房屋开发公司由原隶属广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改为直接隶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管理。
1994年初至1997年底，成克杰从李某处得知，如帮助广西银兴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银兴公司）承建南宁市江南停车购物城工程和广西民族宫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等，可获得“好处费”，便接受银兴公司负责人周某的请托，利用职权，将银兴公司划归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管理；将南宁市江南停车购物城工程交由银兴公司承建，并要求自治区计委尽快为该工程立项；指示南宁市政府向银兴公司低价出让该工程85亩用地；将广西民族宫工程交由银兴公司与自治区民委共同开发建设，并将该项目法人由原定的自治区民委改为银兴公司；多次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向银兴公司发放贷款共计人民币1亿元；指令自治区房改办公室将房改基金人民币2500万元违规借给银兴公司；两次批示自治区财政厅将财政周转金人民币5000万元借给银兴公司；为银兴公司向国家计委申请到项目补助款人民币1300万元。为此，李某经手收受银兴公司贿赂的人民币29211597元、港币804万元，将其中人民币1150万元付给为其转取贿赂款的港商张某，并将收受贿赂款的情况告诉成克杰。在此期间，成克杰还伙同李某收受周某贿赂的人民币、港币、美元、黄金钻戒、金砖、工艺品黄金狮子、劳力士手表等款物，合计人民币559428元，其中成克杰经手收受的款物合计人民币45.5万余元，均交由李某保管。
1994年7月至10月，成克杰从李某处得知，如帮助广西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下属的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联系到贷款，可获得“好处费”，便接受上述两家公司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和中国银行广西分行分别向上述两家公司发放贷款计人民币1600万元。贷款均由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使用。为此，李某经手两次收受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贿赂的人民币共计60万元，并将收受贿赂款的情况告诉成克杰。
1997年7月，成克杰从李某处得知，铁道部隧道工程局通过广西桂隆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某某联系承建岩滩水电站库区排涝拉平隧洞工程，如帮助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承建到该工程，可获得“好处费”，便接受请托，利用职权，指令自治区移民办将该工程交由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承建；在得知该工程已通过招标确定承建单位后，又直接干预招标工作，违规改变招标结论，使本应承建标的较低的上游段工程的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承建到了标的较高的下游段工程。为此，李某经手收受铁道部隧道工程局通过刘某某贿赂的人民币180万元，并将收受贿赂款的情况告诉成克杰。
在1994—1998年，成克杰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甘某等13名党政机关及企业领导干部的要求，为解决他们的提拔、调动等问题，向有关人员打招呼，并多次接受甘某等人的钱物，共计人民币59.5万元、美元3.5万元、港币2万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31日上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180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成克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成克杰死刑。9月14日成克杰被执行死刑。
编者语：
成克杰自己曾经努力向上、勤恳工作、有所作为。然而，随着职位的不断提升，他的思想逐渐扭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脱离原来的轨道。生活上放纵奢靡、工作上无所用心、作风上独断专行、经济上贪婪无度，一步一步地滑向犯罪的深渊。成克杰的蜕化变质，其根本原因是他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沉湎女色，贪婪金钱，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目无法纪，为所欲为，最终只能走向灭亡。
在成克杰的案件中，我们应当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谁，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修养，私欲膨胀，都有犯罪的可能。反腐败斗争，既要筑起党政国法防线，严厉惩处非法乱纪分子，又要关口前移着眼防范，筑起思想道德防线。
这首先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政领导干部除了党务、政务活动外，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也越来越多，手中权力的运行和影响越来越复杂、广泛；而且消极腐败现象也呈多发、反复、多变的特点，这就要求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多管齐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其次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反腐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非常必要的，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必须着眼防范，制定具有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的从政准则，将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等“契约化”，引导党政领导干部正确处理自己的权力行为和社会行为。第三，是为了实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终目的。不论是党风廉政建设还是反腐败，最终目的是要把腐败现象遏制到最低限度，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党的免疫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仅靠惩办和打击是不够的，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将整治关口前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防患于未然。
筑起思想道德防线，一要严格自律。控制私欲，警惕思想腐败。行动上的腐败是受腐败的思想支配的。其主要的原因是世界观的扭曲，人生观的错位，价值观的偏移，也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潜滋暗长，直至恶性膨胀的表现。这就需要经常学习，接受教育和改造思想，不做出格的事。二应遵纪守法。用各项规章制度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确立并不断强化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观念，做官要为民谋利，权力不能为私欲挪用。三是耐得住寂寞。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不为私利而分181心伤神，不去捞取不应有的身外之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正确的理想信念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变。只有坚持经常的思想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会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动力，才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自觉抵御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欲望的深渊
——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腐败案
李真，1962年5月出生于张家口一个普通干部家庭，1981年中专毕业，先后在张家口地区果树场、张家口市油漆厂工作，1989年7月调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工作，为一般工作人员；1990年11月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为副省长当秘书；1993年6月到河北省委办公厅工作，为省委书记当秘书；1994年12月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12月任河北省国税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97年7月任局长，1998年4月任党组书记、局长；2000年3月1日被“双规”，2001年4月被依法逮捕。
经查，李真在担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副主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868.04万元、礼金48万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19.95万元，收受450余件贵重物品，价值115.1万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051.09万元。
从1995—1999年初，李真通过帮助北京三威电子有限公司经理王某承揽工程，共收受王某贿赂305万元。1992年底，李真通过原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简称东租冀办）主任张某帮助吴某从东租冀办借款2000万元（后吴将此款据为己有），事后，李真收受吴某15万美元和10万元人民币。1994年4月，李真通过给秦某借款、承揽工程等，收受秦某50万元和价值100万元的一套住房。1994年下半年到2000年初，李真还利用职务之便，先后通过帮助他人提职、调动工作、承揽工程项目、贷款、批烟等，收受多人贿赂，计10.9万美元、122.94万元人民币等。
李真还利用职务之便干预司法活动，收受他人贿赂。1993年底，东租冀办张某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李真为其提供帮助。为感谢李真，张某于同年2月汇款62万元到李真提供的账户，后李真用此款购买一辆凌志400型轿车。1995年，李真将车卖掉，得款60万元。
李真还大肆收受礼金和各种贵重物品。1994—1998年下半年，李真先后收受张家口烟厂原厂长李某某5万美元、石家庄市原市长张某某3.5万元和1万港元，台商韩某1万港元及邯郸国税局原局长邢金书1万元。1831994年3月至1999年8月，李真使用张某提供的信用卡，实际消费9.95万元。1994年4月，李真将秦某让其转交给张某的10万据为己有。从李真家中和办公室共查获别人送的各类金银玉器工艺品、手表、相机、古玩字画、高档衣物等贵重物品455件，总价值115.1万余元。
李真被逮捕后，在交待自己的问题时也坦白道：“虽说我受党培养教育多年，且从小得到过父母良好的熏陶，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交往的日益增多，自身权位的逐渐显赫，既被社会上阴暗腐败的消极现象所诱惑，又被根深蒂固的‘功名道义’思想所左右，更被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致使出现了严重的违反法规、凭借权力和影响贪图享受、奢侈腐化等问题……当初收受财礼时也曾有过忐忑不安，担心由此而影响前程的阶段……既然他们能以合法的形式出现，通过权力和影响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我又何以不能？这种思想在我脑中多次闪过，萌生了一定要通过建立‘合理’机制，获取经济保障的想法，对于请客送礼等官场陋习就更不以为然了。”
人们纵观李真的人生轨迹不难看出，他不仅是一个典型的利用特权谋取私利的腐败分子，而且是一个从“政治暴发户”之后很快成为“经济暴发户”的反面典型。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李真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绝大部分赃款未退，并有多次索贿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李真勾结他人侵吞巨额公共财产，已构成贪污罪。2003年11月13日，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受贿、贪污一案作出的死刑复核裁定和执行死刑命令，13日上午对李真执行死刑。
编者语：
这位被称为“河北第一贪”的李真，28岁当上省领导秘书，31岁任副厅级省委办公厅副主任，35岁跃升至正厅级的省国税局局长，被“双规”时年仅38岁，一年后被依法逮捕。在任期间，他先后收受贿赂、贵重物品等合计达1051.09万元。李真从一名“省、部级双料后备干部”，又一步步走向“地狱之门”。
李真的犯罪事实警示人们：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领导干部，一刻也不能丢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找准自己的社会坐标。要深刻认识到，如果思想作风不端正，就必然由思想蜕变开始，逐步陷入违法违纪的泥坑；如184果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不端正，就必然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滋生特权思想，以致滥用权力，失职渎职；如果生活作风不端正，就必然贪图享受，逐步沦为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俘虏。
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思想作风培养。思想是统领，思想作风是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基础。青年干部是可塑性极强的群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尚处在树立、完善的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作风建设对青年干部来说是首要任务。李真在剖析其自己犯罪根源时写到，“我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认为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如有不测也万无一失”。一语道破天机，正是精神支柱的坍塌，理想信念的丧失，使李真对党心怀异志，在政治上投机钻营，经济上贪婪无度，为自己留“后路”做准备，最终坠入了腐败的深渊。
其次，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加强领导作风培养。“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是心系群众、服务人民，还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是衡量领导干部作风是否端正的试金石，也是体现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鲜明标志。培养各级领导干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领导作风，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实际工作中，要切实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放在首位，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为群众解难事，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
第三，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加强工作作风培养。“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充分表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党的活力和优势所在，也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被称为“政治暴发户”的李真，掀起他的盖头来，能看到两个字：虚、假。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培养领导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实际，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下大气力做好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多办顺应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取信于民。
第四，要情趣健康、追求高尚，加强生活作风培养。如果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不正派，在道德情操上打开了缺口，出现了滑坡，那就很难做到清正廉洁。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必须把倡导良好的生活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情趣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要讲操守，重品行，注意防微杜渐，坚决抵御腐朽没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要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到台上和台下一个样，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一个样，有监督和没有监督一个样，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走向被告席的大法官
——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腐败案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是中国首批32名“二级大法官”之一，也是知名的“儒雅法官”，曾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和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议案。最后却在爱情与亲情的私欲围剿中迷航翻船。2006年11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吴振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1998年至2003年间，被告人吴振汉直接或通过其子吴某某、其妻李某接受他人请托，利用其担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收受他人贿赂57万余元，对妻子、儿子先后多次收受他人给予的钱款550万元，事后知晓也予以接受，共计折合人民币607万余元。
作为一名“儒雅法官”，吴振汉执法20多年来，处事谨慎内敛。1940年11月，吴振汉出生于湖南安乡县城美镇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998年1月，58岁的吴振汉高票当选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吴振汉坐上省高院第一把交椅后，仍保持着知识分子清廉的儒雅形象。他的办公室后墙是一个硕大的书柜，装满了各类书籍。他上任第一天所做的工作便是对高院各个办公室的灯具进行统计，将多余的灯全部关闭。
吴振汉的勤勉形象很快跃然纸上，媒体曾连篇累牍地报道他以大法官的身份亲自审案，还报道其著书立说出版《股民权利书》、《廉政手册》等书籍。后者成为湖南全省各级法院干警进行廉政教育的教材。一些亲戚指望他帮忙谋个好职位，他统统婉言拒绝，鼓励亲戚参加公平竞争。
但就在这时，身为一家银行主管领导的妻子李某却发生了变化：一个朋友打算给她送皮鞋，李某不仅答应收下，而且叮嘱对方“到最高档的商186店去买”。不久，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为了求吴振汉帮忙介绍案源，并让他在其代理的案件中“审判倾斜”，决定进行“感情投资”。他不敢直接向院长进贡，便找到李某：“李姨，请你疏通一下吴院长，今后多多关照。”这名律师告辞时将一包东西放在沙发上，李某心知肚明，将客人送出门，然后关上门打开包，清点10万元崭新的人民币。
吴振汉对妻子的所作所为一开始还蒙在鼓里，后来察觉情况“不对劲”。因为做银行领导的妻子突然关心起法院审判工作，向丈夫打探高院正在审理的一些案件的情况，并发表对这些案件的“看法”。吴振汉觉得奇怪，这些案件有些连自己都不知详情，妻子如何了如指掌，并且倾向性如此鲜明？
一天，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唐某来到吴振汉办公室“汇报思想”，直截了当地说：“我干副职这么多年，无论从业务上还是资历上，都该转正了。”末了唐某还加重语气说：“前几天我跟李姐谈过这事儿。”吴振汉觉得唐某之所以敢毫不避讳地上门“要官”，肯定有“情况”。回家追问，妻子很坦率：“不错，我是收了唐某的10万元红包。”她还将上次收受律师红包的事也和盘托出。
“你真是糊涂！”夫妻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冷战僵持中，吴振汉决定与妻子深谈一次。妻子将《廉政手册》往地上一扔：“这本书还是留给你的部下看吧，别跟我玩这一套。”“你现在是副部级高官，革命几十年，却仍然住着三室一厅的简朴房子，家里摆设连普通市民都不如。这个时候不弄点钱，我俩老了之后心里怎么踏实？”“我收这点钱算什么？看看周围的处级小官们，哪一个不是百万富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独善其身有什么价值？”
此后，妻子的“枕边风”仍照吹不误，而且越吹越猛，“吹术”也越来越娴熟。吴振汉为了照顾妻子的“情绪”，开始在审判中运用职权打“擦边球”。在他看来，只要大的原则上把握住，自己肩上的天平倾斜一点也不会出什么大事。
“爸，受朋友之托，有个案子恳求你网开一面。”一天，养子推开吴振汉的书房，第一次向父亲“推销”人情案，令吴振汉不禁一愣。吴振汉可以与妻子翻脸，但却无法拒绝爱子的哀求。于是，大把的钞票源源不断地流进李某母子的口袋。
1999年5月至2000年6月，湖南高院先后审理了5宗中信实业银行长沙分行起诉深圳金北圣公司的国债买卖纠纷案，查封了该公司的“深圳大世界商业城”，进行清产拍卖。由于此案标的额达4亿多元，拍卖代理人至少可以得到4%的佣金，即1600万元，“拍卖代理权”就成了一块肥肉。湖南高院前任院长的儿子詹某、刑一庭原助理审判员李某捷足先登，目标直取吴振汉。李某将吴振汉养子拉了进去，两人约定佣金平分。吴振汉经不住妻子和孩子的夹攻，把“深圳大世界商业城”的第三层、第五层的拍卖代理权外包给了李某，将其他楼层的拍卖权外包给了詹某。
在为妻儿牟利的同时，吴振汉的思想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眼看到妻儿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张开口袋“吞钱”，吴振汉的眼发红、心发痒。2002年湖南高院筹建新办公楼，费用高达2亿多元。吴振汉亲自抓基建，从中收受巨额回扣。
见院长丈夫终于“开窍”，妻子称赞老公：“这才叫与时俱进嘛！”吴振汉摇摇头：“我不知道现在是清醒还是糊涂，但我知道自己从此内心不安。”
2003年12月初，中纪委派出由9人组成的调查组秘密进入湖南，联合湖南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开始彻查“深圳大世界商业城”执行案。中纪委从外围入手先调查几个“小萝卜头”，然后直取核心人物。2004年6月7日，吴振汉被省纪委“双规”。北京市第二中院11月9日依法对湖南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吴振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编者语：
吴振汉在个人私欲驱使下，在权力关、金钱关面前丧失原则，无视党纪国法，执法犯法，置党多年的培养教育于不顾，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做出有悖于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原则和宗旨的事情，从一个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党组书记、国家二级大法官沦为阶下囚，落得了个一家三口深陷囹圄的下场。深入剖析吴振汉的腐败案件会发现，所谓领导干部的“后院”腐败成灾只是问题的表象。因为，如果不是腐败者手中拥有权力，而这种权力又常常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行贿者又岂能盯上他们？如果不是少数官员自己就想贪，家眷的一阵枕头风又岂能把他们吹歪了？因此，根治问题的关键，一方面，用制度来弥合权力运行上的一丝丝裂缝，让行贿的“苍蝇”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完善监督和惩戒机制，使官员即使有权，也不能贪、不敢贪。另一方面，拒腐防变，自律是关键。应当肯定地说，搞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的自身努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人们，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和严格监督，是搞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但是如果不能同领导干部自觉的严格自律结合起来，也难以真正收到实效。只有不断增强执行中央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的自觉性，把严格自律真正建立在党性基础之上，才能使每个党员干部得到提高和进步。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掌握这个生活哲理，对于领导干部增强党性修养的自觉性，十分重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和考验特别多，只有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认真学习马列理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践行科学发展观，经常打扫头脑中的灰尘，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带头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老老实实做事。
错位的亲情
——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腐败案
皮黔生，男，汉族，1951年10月生，河南宁陵人，197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2月参加工作，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发区决定大力吸引外商投资，而那时中国的土地政策不明朗，很敏感，外商想在开发区土地上建房开厂，但又怕土地用不到几年会被收回，感觉缺作为滨海新区元老，皮黔生早年曾在天津市手术机械厂当过工人，后从军6年。1978年，皮黔生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委办公厅。1984年8月，皮黔生初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研究室负责人，此后又先后出任开发区总公司总经理、管委会主任、天津市外经贸主任等职在一些熟识皮黔生的人眼中，早期的皮黔生有很强的开拓精神，并敢于承担责任。皮黔生是经济学博士，熟悉经济工作，工作能力也很强，有思想、有魄力，但也得罪了不少人。20世纪80年代初，天津经济技术开乏保障，不敢投资。皮黔生当时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研究室主任，负责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他冒着风险，提出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建议，这种提议受到了一些保守干部的攻击，甚至一些人认为，出让土地意味着是“卖国贼”，但皮黔生坚定地认为这是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建议最终引起了领导重视并被采纳。
2000年9月，身为天津市委常委的皮黔生，出任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集滨海新区党政大权于一身。获得国务院批复的滨海新区，下辖三个行政区（塘沽、汉沽、大港）和三个功能区（开发区、保税区、天津港）及东丽区、津南区的部分区域，规划面积达2270平方公里，人口152万人。而20年前，皮黔生出任天津开发区负责人时，那里还是一片盐碱地。作为天津市经济发展最快、财政收入最好的区域，滨海新区不仅是天津市的门面，也被视作“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领头羊。有报道称，皮黔生主政滨海新区7年间，这块昔日盐碱地一跃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高度，GDP也从112亿元起步上升到1960亿元，占天津全市GDP比重高达42.6%。皮黔生也由此“名声大振”。这样一位“官声良好”的政界高官，却因为错位的父爱、亲情，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98年，女儿从美国一所大学毕业，应聘到纽约著名的安永会计事务所工作。妻子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纽约看望女儿，看到女儿租住在纽约西部的一个贫民窟里，妻子直掉泪。回国后，妻子便责怪了皮黔生一通：你天天搞你的开发区，女儿却在美国过穷日子。开发商一赚就是几千万，女儿在美国连住房都困难。
此时的皮黔生尚未进市委常委序列，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得知女儿刚毕业一个人在美国奋斗，很不容易，皮黔生觉得确实对不起女儿，他想到了吴某。
吴某，1953年出生，手持毛里求斯共和国、中国香港两地护照，简历显示其早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起回国创业。1995年，吴某来到天津拓展市场注册成立某集团有限公司。同年，皮黔生出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两人在天津市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相识。几次接触后，皮黔生对吴“印象不错”，双方开始寻求合作。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辖的开发区投资公司和吴某的公司合作修建津滨高速公路，皮黔生对吴某提供过帮助，吴在这个项目上获取过利益。皮黔生认为，吴有这个经济能力帮女儿解决房屋问题。
1999年的一天，皮黔生在吴某集团总部办公室里和吴某聊天。皮提出，自己的孩子在美国已毕业，刚参加工作，就是房子问题不好解决，希望吴能够帮帮忙。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
2000年春节，女儿回家探亲，告诉父母，如果在新泽西租房，比较便宜，但每次上下班单程就要花掉两个小时，而且自己工作的性质需要经常加班，晚上下班回家很不安全。如果在纽约曼哈顿租房房租比较贵，但下班会比较安全，也比较近。一家人谈论的结果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想办法在曼哈顿买房。
过几日，皮黔生带着夫人、女儿去吴某公司吃饭。饭前，皮又和吴私下提起了女儿在美国住房的问题，直言由对方来解决。但皮黔生很谨慎地要求对方注意三点：第一，不能用双方的名字，更不能用孩子的名字，必191须用第三者的名字，产权落在这个人头上，这个人必须要可靠；第二，一定要有一个完备的手续，要有房屋买卖合同、租房合同等；第三，一定要交租金，要形成房租，不能形成我们买房。
2000年春节后的一天，吴某找到皮黔生，提供了一个买方第三者陈某的电话。之后，皮黔生把陈的电话告诉了女儿，并嘱咐这个人会找她解决房子问题，她只要按照对方说的去办就行了。
2000年3月底，女儿高兴地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告知房子的事情解决好了。一个月之后，皮黔生随天津市政府招商团赴美，一天下午，女儿打车到酒店把父亲接到了自己的新居。皮黔生当即提出了三点要求：这个房子不要让外人知道；要按时付租金，要有交款收据；相关的房屋转让文件先不要签字。
从美国回国后，皮黔生细细一想，女儿一年收入才不到10万美元，交完税后又交房租，所剩无几，于是又找到了吴某，希望对方把女儿交的租金能返点就返点，吴答应了。
2006年1月中旬，皮黔生带领一个小组去美国谈项目。当时，北方国际投资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霍某（皮的“老下属”）刚被“双规”，社会上纷纷传言皮黔生会被牵连。在纽约见到女儿后，皮黔生感觉到应该对房子的问题做个了断，否则随时会成为“定时炸弹”，他让女儿搬出吴某买的房子，另找住处。
2008年1月，吴某被有关部门控制，皮黔生内心十分紧张，他通过各种渠道叮嘱女儿做好三件事：一是一定要把租金补上；二是一定要拿到交租金的收据；三是要有一个退租协议。
皮黔生企图躲过这一“劫”，但最终没有掩盖过去。就在部署女儿退房的同时，处于恐慌之中的皮黔生还不得不费尽心机去堵另一个“黑洞”。
事情发生在1999年7月，吴某准备带着天津星运网球队到青岛比赛。他知道皮黔生有一个弟弟在青岛工作，于是就把自己的出行计划告诉了皮黔生。吴告诉皮黔生，想请其弟弟在青岛当一下向导，实际上，吴是在等待最佳“出手”时机。只要打好这张牌，就会获得皮黔生的关照，星运集团以后的事儿就好办多了。
接到皮黔生的电话后，他的弟弟心里有一丝波动：也许公司可能有转机。原来，此前，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由于规模不大，最近又在资金周192转方面出了问题，一听说有“贵人”要来，他的弟弟就觉得可能要“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几天后，吴某到了青岛，打电话给皮黔生的弟弟，说想要见一面。其弟弟高兴地请吴某到自己新开的饭店吃饭，并在饭桌上谈起了自己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问题，吴主动要求帮他的忙。
从青岛回来，吴某约皮黔生一起打网球。休息闲聊之余，提起了他的青岛之行，“你弟弟的人不错，公司也很有潜力，就是现在经营出现了问题，要不我们帮帮他吧！”“我可以支持他200万。”皮黔生并没有否决这个提议，只要求对方要把手续做好，别出问题。
为此，他的弟弟琢磨了很久：得想个办法，让这200万名正言顺地归到他名下，如果是“借”的，随时想要都能收回。最终，他决定签一个购房合同，卖一个“房”给吴某，而这个“房”根本就不属于自己，只是一个幌子。
1999年11月，他的弟弟到天津取回了第一笔100万元的“购房款”，并将这份“无房”的购房合同交给了吴某。同年12月，第二笔100万元的“购房款”也汇到了他的账户上。
纵观皮黔生犯罪历程，与以往落马的省部级官员相比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没有情人，涉及渎职，全案仅一名行贿人，但却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010年11月12日，终审判决认定皮黔生在1995—2005年间，利用担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天津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55万余元。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996—1998年2月担任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期间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人民币2.2亿元的损失，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编者语：
皮黔生不仅见证了天津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且是天津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直至成为天津改革开放的领导者之一，皮黔生也因此被“公认”为天津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为什么一个有着近40年党龄、身居显赫高位却胆敢以身试法？决不是东窗事发后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可以轻松搪塞过关。用皮黔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世界观改造不彻底，人生观、价值观中残留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依然很多，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党性原则的提高、领导干部应有的素养，没有随着职务的提升而提升，多次将中央的专题教育和党校的进修学习走了过场，摆不正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改造的关系；摆不正个人价值、个人能力与组织培养使用的关系；反而时常把党和人民的信任狭隘地看成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皮黔生的落马，应当使我们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无论对改革开放“功劳”多大，也绝不能允许你不能自持地“瞎折腾”，不能允许你危害改革开放事业健康发展的进程。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其中，“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的结论十分深刻，态度十分坚定，内涵十分厚重。这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在方向上不能“瞎折腾”，在涉及党的根本宗旨上不能“瞎折腾”，在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上不能“瞎折腾”。否则，改革开放就会在“瞎折腾”中迷失方向，不但改革开放的事业不能健康发展，我们党的建设也不能健康发展。
皮黔生的落马，也应当使我们党和政府深刻认识到：对高级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和权力监控非常重要。无论多么能干的人，如果对权力失去有效制衡，腐败将无可避免。但是，当前在落实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一是认识不到位。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行政领导干部、业务干部，认为党风廉政建设是党委的事、纪委的事，与己无关，因而不想抓、不愿抓、不认真抓。二是责任不到位。有些单位虽然也建立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但多是照抄、照搬、照转，没有自己的特色。三是措施不到位。有些单位由于缺乏量化考核指标，检查考核、评选先进往往是凭印象，靠嘴说，起不到促进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只有深入扎实地抓好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严密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才能切实提高反腐倡廉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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