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问题】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第三次驾幸江都。他畏于北方农民起义的发展，不敢北还，隋朝已经失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索性眼不见心不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次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占据了都城长安，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江都更是人心惶惶，整个隋朝已处于崩盘的边缘。

    隋炀帝自知大势已去，更加懂得享受生活，结果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要的是生活的过程，荒淫腐败才是王道乐土，在声色犬马之中忘记烦忧。史料记载，杨广先生在江都宫中设百余间房舍，间间铺陈华丽，每房居一美人，轮流作东道主。隋炀帝则自作客人，带着萧后和众姬妾东游西宴，天天酒杯不离口，日夜常醉，卡拉永远OK。要说隋炀帝没心没肺，那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隋炀帝这时候已经在逃避现实，见天下大乱，他虽然也觉得惶恐不安，但又能如何？他退朝则戴幅巾、着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各宫院。对各处的风光景色，他总觉得看不够，看一眼少一眼吧！

    无可奈何之际，隋炀帝也经常自我安慰。一天夜里，他和萧后一面赏月（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面饮酒，对萧后说：“现在很多人都反对我，但我虽失天下，也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降隋后封长城公），你也不失为沈后（陈后主皇后沈氏）。不用管那么多，且暂管眼前行乐吧！”

    萧后看着眼前自己的男人，徒留一声叹息。

    说到萧后，在这里多插一句话。她出生时，当时著名的占卜奇人袁天纲曾为她的相貌而惊奇不已，仔细推算了她的生辰八字，最后得出了八个字的结论——“母仪天下，命带桃花。”

    萧皇后以后的人生经历似乎恰好印证了这八个字。

    她生在晋朝末年，是梁明帝萧巍的女儿，被隋炀帝强猎为后妃。此女才学出众，会八音七艺，深得隋炀帝宠爱。后来隋将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把萧后掳到手，让萧后随着军队沿途幸用，然后到聊城日夜寻欢做乐。随后河北霸主窦建德在一场战争中杀死宇文化及，于是萧后又成了窦建德的宠物。这件事让突厥处罗可汗知道后，派特使向窦建德强要萧后，然后又被盛大迎娶，成为胡人父子两代相继受用的爱妃。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大破突厥，她又被收回长安，为李渊所幸。后又被李世民继之。一个美丽女人，竟如此成为英雄、枭雄以及狗雄的女人，直到中年，萧后花容不减，坏了多少江山，性命。到底谁之过？。

    杨广登基为帝，萧氏以正室身份被册为皇后。杨广即位后，妃嫔众多，但对皇后萧氏一直相当礼遇。杨广曾数次下江南，萧皇后一路随行。史书中也记录着许多杨广对萧氏所说的话。

    对于杨广的一些不合理做法，萧皇后因为惧怕而不敢直述，而作《述志赋》委婉劝戒。

    在皇帝中间，隋炀帝算得上是个大帅哥。有一次，他拿起镜子，照了半天，回头对萧后说：“这么好的头颅，谁来砍它呢？”萧后听后大惊，问他为什么说出这种话来。他苦笑道：“贵贱苦乐，循环相寻，有什么可伤心的？”

    把生死看得很淡然的人，内心世界都会有太多的无奈，而作为帝王这种无奈会埋葬了整个帝国。

    但凡读过历史，认识隋炀帝杨广的人，对这个人的评价无非就是暴虐与恶政齐飞，无耻共下流一色。他的光辉形象可以用“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来形容，简直就是一十恶不赦之徒。

    后来有人站出来说，在历史上被歪曲最严重的皇帝中，隋炀帝也当属其一。

    于是我开始重新打量隋炀帝，在这里我无意为其翻案，也无意为其高歌。只是觉得应当辨证地看待他的功过，他虽属亡国之君，却也曾经是有为之主。他确有种种恶政，但也有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今天，我们应当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把炀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与历代帝王放在同一天平上，作出实事求是地评价。

    历史仿佛给炀帝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里面包含着太多的疑案和迷案。

    中国历史很多时候是塑造的历史，成王败寇，要捧大家一起捧，要踩大家一起踩。塑造英雄，贬低狗熊。史官们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贯彻前人的指示，坚决不写缺乏卖点的中间派人物，没有冲突，就不能反映出时代的特质。于是他们习惯了去捧神或者杀鬼。翻开中国历史，位列“神”系列的大仙们有文武周召、孔孟程朱，天纵神圣，完美无瑕；堕落成“鬼”系列的妖魔们有夏桀商纣，个个头上长疮，脚底流脓。

    在这些当道的“鬼”中，隋炀帝杨广应该算面目最丑恶的“厉鬼”之一。他几乎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淫荡、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其实从唐代开始，就不断有历史学家一再指出，所谓“好色”、“淫逸”、“淫母”、“弑父”，绝大多数都是由野史作者们强加在隋炀帝头上的，虽然说野史有时候比正史还正，但野史大多数时候是“野”的不着边际。如果认真阅读那些经得住推敲的史料，我们会发现，杨广其人其实是一个相当有雄才大略也相当勤奋敬业的君主。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

    在位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呆在宫中时间加起来只有短短的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他一生勤于政事，可谓一个宵衣旰食的工作狂。他开凿大运河，真正的目的是为沟通刚刚统一不久的南方和北方，巩固国家的统一。他攻打高丽，也是为了消除边境的威胁，保证亚洲朝贡体系的完整。事实上，在他统治的前半段，功业相当辉煌，虽然隋炀帝连续四次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资治通鉴》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然而，很不幸，关于隋炀帝的野史传说是那样的荒诞不稽，漏洞百出，却被我们这个民族津津乐道了千余年。他的半生功业，却很少有人提起。这当然部分是因为成王败寇，墙倒众人推，然而，更重要的却是隋炀帝其人的性格和气质，与我们这个民族的偏好反差太大。

    隋炀帝最为那些搞大部头研究的史家所厌恶的，是说他“多欲好动”。

    这个我的理解是杨广是个想法多、办法多的帝王。隋炀帝继承了隋文帝留给他的安定富足的统治基础，生来不差钱。但他却不以“守成”为满足，完全是用狗刨的技术来实践花样游泳的难度，最后只好落个溺死的下场。他“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希望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以六合而为家”的王朝，用自己不朽的功业搽亮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这样看，杨广的爱折腾只是因为他有宏大的政治抱负。结果却把自己的名字抹上了一层层狗屎，遗臭千年，不得翻身。

    他的欲望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梦想。在他之前所有成就霸业的帝王当中，让他瞧得上眼的没几个，包括他的父亲隋文帝都谈不上是他的政治偶像，甚至秦皇汉武都一边稍息。他的目标是把他们统统都踩在脚下。

    如果不能绝后，那起码要做到空前。这是新帝王隋炀帝杨广最初的人生信条和政治理想。

    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好头，起好步，不能输在起跑线。所以在他即位仅三个月，光芒万丈的政绩工程就轰轰烈烈地上马了。征召几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修建一条长达千里的防线，来阻止突厥骑兵对新都洛阳的攻击。紧接着，大隋帝国最浩大的工程，营造新都洛阳的工程也紧锣密鼓地开工了。这次被征召的民工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有几百万之多。与此同时，在这个帝国的东部，一条遐想中的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也同时开工，又是多达百万的民工从全国各地被征发出来，日夜兼程奔赴通济渠……

    整个帝国处于陷入疯狂的大开发，大建设之中。

    政绩工程如此浩大又如此密集，杨广一夜之间在大臣们眼里成了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大臣们都不理解这样的折腾有什么意义。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骤然迁都，突发奇想要挖一条大运河，他们不知道这个新天子为什么要如此地好大喜功。最主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劳力几乎都投入到政绩工程中去了，谁来种粮食呢？没有粮食，老百姓吃什么，没有吃的，那可是要天下大乱的啊……

    但是杨广却不管不顾，他将嘴唇抿得死紧死紧的，沉默是金，什么都不说的杨广在体味做一个伟大帝王的孤独。自古圣贤多寂寞，杨广相信他也不例外，他认为自己也是读过圣贤书，会写圣贤诗的人。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杨广的目光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超越了他的江山社稷。事实上杨广的政绩工程还真的不是做给他自己看的，也不是做给天下苍生看的。他是做给历史看的，可历史根本不买他的账。

    当时的天下确实不太平，不太平的天下需要的是稳定，不是折腾。

    国家统一才短短十二年时间，十二年的时间却已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其中两次是他亲自带兵去镇压的。最要命的是最近一次，他的弟弟杨谅在山东举起反叛大旗，理由是反对杨广登基，为大哥杨勇鸣不平。杨谅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却给帝国造成了重大损失。长安离山东实在是太远了，得到叛乱消息时，杨谅叛乱已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这就像灭火，火势刚起时容易扑灭，熊熊燃烧后再去灭时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所以杨广决定迁都，将帝国的中心从长安转移到洛阳。洛阳居天下之中，离江南和山东都相对近一点。这样起码在火灾起来时，消防车可以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扑火工作可以较快地展开。当然杨广也不是不知道迁都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但是为了大隋江山的千秋万代，他愿意做那个以身饲虎的傻瓜，杀身成仁。

    开凿大运河也是一样，杨广那叫一个用心良苦。

    天下归一，他希望帝国的南方和北方要从对抗走向携手，增进了解、互通有无，必须要有一个管道来作为载体。但是管道不会从天而降，必须人工开凿，所以大运河工程也只能尽快上马。

    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又不能分出个轻重缓急。在杨广看来，这些工程都是十万火急要上马的，所以他也只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了。

    当然对于帝国的劳动力现状，杨广心中还是有数的。大业五年（609年），皇家统计部门报上来的材料显示，该年度全国人口总计4603万人。杨广估摸着他最多也就动用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劳力而已，应该在帝国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杨广决定：继续孤身走我路，历史会证明谁对谁错。

    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宏大使命，在杨广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对这如画江山的规划和改革。他是一个诗人，他把自己的江山当作了一张稿纸，任意地涂抹修改，平平仄仄。于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没有一天不在兴建工程、外出巡视和进行战争的隋炀帝。迁都洛阳、开凿运河、重修长城、招徕四夷，每天都折腾得惊天动地。同时，因为好奇心强，探索欲盛，他一生做了许多其他帝王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拔斗谷，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唯一一个远至青海旅行的人。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收集了“玛瑙杯”、“狮子皮”、“火鼠毛”、“五色盐”等而返。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自己的领土自己当然要去走一走，看一看。

    因此，我们这个民族对隋炀帝的厌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失败，更是因为他的性格和气质与主流文化的相克。因此，我们对他的厌恶，不仅仅是意识的，而且是下意识和潜意识的。这就是为什么隋炀帝比秦始皇受到历史更不公正待遇的原因。

    无论历史上的隋炀帝到底真实面目如何，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隋炀帝自伴随亡隋的败落起，便盖棺定论，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皇帝。

    我们来看看那个恶心的谥号——隋炀帝。炀，不是一个好词，它的解释是“好内远礼”“去礼远”“逆天虐民”。接近于“不是东西，王八蛋”之类的脏词。这也算是历代帝王中最恶的一个谥号，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三位谥号为“炀”的皇帝。这三位炀皇帝分别是：东汉孝炀帝刘隆，陈王朝末代皇帝陈炀帝陈叔宝，第三就是隋炀帝杨广。?陈亡之后，杨广就曾经将这个称号谥予陈后主，把陈后主糟蹋得一塌糊涂。不料也只是过了短短的十多年，大唐君臣却将这个“不是东西”的脏字还给了“更不是东西”的杨广，不能不说是一种更深刻的讽刺。隋炀帝杨广，死后也只落了个恶谥，连个庙号也没有捞着。

    千余年来，铁案如山。我们无意只在“翻案”二字上作文章。评论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瑕不掩瑜，归根结底要看他历史活动的社会意义。平心而论，隋炀帝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而完全否定那最后湮没在群雄逐鹿的血与火中的，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的一页，是中国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偏狭、脆弱一面的反映。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是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征，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隋炀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隋炀帝；即使这样，他还是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功夫，把隋炀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

    那就让我们拨开那些苛刻歪曲的评价和戏剧传说的重重迷雾，重新认识那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隋炀帝。

    杨广在位十四年，但就个体来说，文才横溢，战功卓著，文武双全。“统一江山”、“修通运河”、“改革创新”，是对他一生所为的概括。但同时他当政的十四年又被称作是黑暗年代，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挥霍无度，是一些史家对他施政的概括。他曾经为隋朝的建立出生入死，为抵御突厥而挥师北上，为便利交通修筑大运河，为国家安定巡视边疆。杨广——一个一直在做大国梦的皇帝！隋炀帝是一个好面子的人，是个好大喜功的帝王，从他的年号“大业”就可看出，他崇尚的是建立千秋万代的胜德大业。从当政的十几年里，他时时刻刻都在为实现大国梦不懈努力，而他的失败就在于他是一个脱离国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缺乏了做晋王和当太子时的谋划，他虽是个强势皇帝，但却不择手段的恶毒与不计代价的好大喜功让他在历史的舞台上过早的凋谢了。

    一是大国外交。在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国家心态起着重要作用，而国家心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领导者。中国古代社会的外交形式主要是中央政权对周边民族及其政权进行册封、赏赐，前者是后者的宗主国，后者要承认归附前者，并承担纳贡、出兵帮助宗主国平叛等义务。而当时交通不便，又处于民族的整合时期，所以周边民族及其政权叛附不定，使得中央王朝非常头疼。隋炀帝的大外交战略，主要是通过他巡视边疆，向各个周边民族政权表明中原王朝对他们的关心，使得这些政权不反叛，最终实现安定边疆的目的。隋炀帝进行过三次北巡和一次西巡，巡视的重点分别是突厥地区与西域地区。除炀帝末期大业十一年（615年）的第三次北巡，由于突厥的叛乱没有成功外，其余的巡视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北部突厥未南下犯边，而西域诸国纷纷归附隋朝。东突厥臣服于隋后，隋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更为密切，杨广派裴矩驻于张掖，主持与西域的交通事宜。大业年间，西域“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大业十年（614年），突厥、新罗、勒蝎、毕大辞、诃咄等西域十七国遣使朝贡。长安与东都“西域胡往来相继”，西域的九部乐也在这时传入中国。与南亚和东亚诸国中，除了同高丽和林邑发生冲突外，隋与百济、新罗、日本、赤土、真腊、波斯等国保持友好关系。这种对外交往的盛况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大外交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撑，隋炀帝不切实际地向外邦炫耀财富，造成了国力的大量损耗。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隋炀帝在东都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向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展示大隋帝国的强盛与富足。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被开辟成戏场，5万名乐工在这里通宵达旦表演各种节目，持续了半个月。炀帝又将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各个店铺都重新进行装潢，连卖菜的小商贩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邀请进去喝几杯，分文不收，还骗他们：“我中原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炀帝还命令用丝绸将路旁的树木缠起来，而胡商的反应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真是弄巧成拙啊！隋炀帝要是能为老百姓考虑一些，何至于成为亡国之君呢？

    二是形象工程。像我们有些领导一样，杨广做了皇帝之后，特喜欢大兴土木，搞基建。但杨广搞基建工程可不是为了拿回扣，因为他搞的所有基建项目，都是为他自个儿搞的。建东都、修运河、筑长城……

    杨广初即位，就立刻下令扩建东都洛阳。因为长安的交通不够便利，且农业规模也远不及中原地区。扩建后的洛阳城气势恢宏、道路宽敞，极具大国的气派。修建运河，也是炀帝即位之初便提出的，可见炀帝对这些大工程早有打算。运河的修筑分为几个阶段：大业元年（605年）下诏开凿通济渠、邗沟；大业四年（608年）修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开江南河。这样，南北贯通的大运河修筑完成了。修筑长城共两次，一次在大业三年（607年），另一次在大业四年（608年）。

    大工程都如期完成了，杨广对于这些作品都非常满意，但他丝毫没有顾及到修筑这些工程所耗费的人力，所付出的代价。营建东都，共耗时10个月，每月役使男丁200万；开通济渠征男丁百万，凿永济渠共征发河北地区男女百余万人，连女人都被征调开渠，可见劳役的繁重；两次修长城，也耗民力达百万以上。在以农为本的社会，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国家征发如此多的人力修筑公共工程，给国家的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老百姓在繁重的劳役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百姓心中的怒火已经点燃了隋朝这座将倾的大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隋炀帝还沉浸在他的大国迷梦中，根本没有感受到这股熊熊烈火已向自己扑面而来。

    三是面子排场。隋炀帝坚持认为，作为大国的君主，做任何事都要有大国的气派。他三游江都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杨广在做晋王之时，就以扬州总管的身份在江都生活了十年，对江都颇有感情。即位后，他分别于大业元年（605年）、大业六年（610年）、大业十年（614年）三次游江都，第三次之后，就常住江都，并最后死在那里。隋炀帝三游江都，每一次都是摆足了帝王的气势与排场。大业元年（605年）八月，炀帝开始了登基以来的一次南下江都。他所乘坐的船叫龙舟。据历史记载：这艘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底层有正殿、内殿、左右朝房；顶层为大型娱乐场所，可供皇帝观光、开派对。中层还有两百多间总统套房，下层是宦官、宫女等近侍的住处。

    船上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与宫殿没有两样。皇后、后宫、王侯、大臣、僧尼、道士等等，分乘不同船只，还有其它不同用途的大小船只数千艘随行，最后还有兵船数千艘护驾。陆地上，几万名纤夫、骑兵一路相随。船队前后绵延二百余里，水陆共有二十几万人同行。所过州县，都要为船队献食。这样的排场，一去一回，反复三次。他的旅游费用，不是由殷实的国库买单，而是由运河两岸的人民买单，隋炀帝可谓风光无限，挣足了面子。可他只知兴奋、满足，忘记了乐极生悲的典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最终断送了国家的前程和自己的性命。

    四是牛气战争。战争可以显示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尊严，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隋炀帝认为，大隋王朝国力空前，其它国家只能对隋朝马首是瞻、唯命是从，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挑衅与背叛。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就是出于维护大国威仪的目的。高丽，是当时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政权，趁北朝末年、隋朝初年，中原战乱不断，北方突厥频频入塞侵扰的形势，多次派兵侵入辽东地区，掠夺土地、人口。隋文帝就曾因此欲发兵讨伐，后高丽上表谢罪，文帝方才罢休。

    充满大国情结的炀帝决不能坐视无礼的高丽再嚣张下去，决定御驾亲征，一定要让高句丽王跪在自己的脚下谢罪称臣。为了讨伐高丽，炀帝还是做了精心部署。大业四年（607年），开通永济渠便利运输。六年，又下令全国为出征做好战马、武器的战前准备；七年，命令幽州总管造海船三百艘；之后，调动江淮、河南、河北等地的民夫运送粮草到辽西。最后是征调全国的军队。一切准备就绪；隋炀帝遂于大业八年、九年、十年三次出兵讨伐高句丽。之所以有三次征讨，是因为第一次隋军经验不足、指挥不利，导致兵败；第二次因为杨玄感叛乱而中途终止；第三次讨伐，由于高丽国力耗尽，隋军又取得平壤战役的胜利，所以高丽王遣使请降，隋炀帝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凯旋。

    炀帝征辽，虽然维护了大国的尊严，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相当惨重。

    在战前准备阶段，为造海船，就有三到四成民夫死在生产线上，运输粮草而累死、饿死、病死的民夫更是不计其数。第一次征高丽，隋军兵士死伤大半，四万海军在平壤中了埋伏，生还者仅几千人；高丽将诈降，大将宇文述被其所骗，三十万将士，仅有两千七百人得以生还。隋炀帝如此大规模地用兵，导致国家财力枯竭，人民劳役繁重，土地无人耕种，青壮年劳力大量损失。这种战争胜了又有何意义？只是隋炀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的大国梦想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隋炀帝的大国梦，如同飞蛾扑火，毁掉了大隋江山。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不管杨广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但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他丧尽了民心。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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