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盛世帝国的谎言与真相-谁家天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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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想抓你的把柄,就算你做得如何的天衣无缝也是枉然。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李义府在居母丧期间,听一个方士说,他的宅第有“狱气”,需要积蓄二十万缗钱才可以除去晦气。李义府信以为真,就抓紧时间收敛钱财。为了能更多更快地收钱,他居然连长孙无忌遗属的主意都打上了!他派儿子李津去找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长孙延原本流放岭南,勉强保住的性命,不久前才遇赦回到洛阳),说:“我能为你谋到一个官职,几天后诏书就能下来。”过了五天,果然朝廷就授了长孙延“司津监”的职务,作为回报,长孙延就送钱七百缗。李义府还利用居母丧的机会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凌晨与方士偷偷溜到城东,登上古墓观风水、望云气。一个宰相搞这名堂,怎么能瞒得住人?于是有人告发他“窥看灾异,蓄有异图”,也就是想造反,这还得了。

    同年四月,大臣杨行颖也将李义府“卖官”的事奏了一本。高宗这时候正坐等机会发泄心头之恨呢?快,快,给我立马拿下,李义府就这样自动撞在枪口上被下了大狱,并派“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寺官员共同审讯,还命司空李勣监审。高宗知道许敬宗和李义府一样都是皇后的人,这一回就没有派许敬宗上场。从高宗安排的审案人员就可以看出来他真的要狠狠收拾李义府:刘道祥是太宗去年越过宰相而亲手提拔上来的,与李义府不是一窝的;至于李勣,几年前他的故旧、宰相杜正伦就是和李义府争吵,致使罢相死在异乡的,这笔帐李勣先生应该不会忘。

    刚刚立案之始,武后本来还想救李义府的,然而高宗决心已定,李义府又劣迹斑斑,民愤极大。武后知道如果再力保他,可能祸延自身,也就撒手不管了。经过高规格的审讯,查明李义府的罪状属实,高宗便于当月下诏,将李义府削除名籍,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将他的儿子李津也除名,流放振州(今海南境内),其他诸子及女婿一并除名,流放庭州(今广西境内)。李义府恶名久著,现在一倒台,朝野上下弹冠相庆,喜气洋洋。

    谁都知道李义府是武后的红人,而且曾有过一次沉而复起的经历,所以有的官员存着观望之心,想为日后留条后路。东台(以前的门下省)侍郎薛元超也想借机拍拍这位皇后宠臣的马屁,那样李义府以后要是回朝了,自己肯定能得到好处。而且这么做也能得到皇后的欢心。于是他向皇帝上奏,提出让流放中的李义府破例骑马,法外施恩。怎知高宗这次是真的动了肝火,当即把薛元超削职流放。

    李义府刚被贬斥,三月底,蓬莱宫(大明宫)完全竣工,高宗于二十五日正式移居蓬莱宫,此后就在蓬莱宫的正殿紫庭殿听政。武则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相权的目的达到了,但由于新受打击,此事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她,而是处处对她有所防范的高宗,还有高宗一心扶持的太子。十月初一,唐高宗更是命令太子每五日一次到光顺门内,视察各部门呈奏事情,事情比较小的都授权太子裁决。当时太子才十三岁,高宗是出于自己身体不行,武后一党又不太安份的考虑,才这样急切地培养太子的能力。

    李义府被贬后,宰相位置留下了空缺,高宗有意让办案有功的刘道祥来充任右相(即以前的中书令)的缺。但是刘道祥怕武后因李义府的事而迁怒于他,便屡次上表,请求告老还乡。高宗开始很不解,年纪也不是很大,而且没病没灾的,乞什么骸骨?后来悟出来:这是怕武后报复!明白了这一点之后,高宗反而更坚决地要任命他为右相。这样,不管刘道祥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因为审理李义府一案而被绑到了武后的对立面上了。

    除了刘道祥之外,因李义府的倒台而获益的还有一位,便是上述在大海里翻船,差点没被李义府整死的刘仁轨。表面上看,刘仁轨是靠着从辽东回朝的刘仁愿的几句美言,官职一口气连升了六级,实授带方州刺史(今朝鲜半岛的开城)得以镇守海东。实际上,他和李义府的敌对关系应该才是高宗看中的。高宗此事需要扶植一些和武后党羽敌对的势力了。

    李义府的去职是武后向政坛发展后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原本她朝夕得见天颜,能就近了解和掌控局势,一旦高宗发病,她还可以带行部分君权。以前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发布。现在随着李义府的倒台,缺失了重要一环,可以想象武后沮丧的心情。然而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她性格中的稳和忍占了上风,并没有大吵大闹和高宗硬碰硬,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脱离是非圈。这一年她已经41岁,和高宗也算老夫老妻了,她想通过这样的怀柔办法,缓和自己和高宗的关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好。

    后宫万紫千红怎容一枝独秀,也就在这时候后宫有人与她争宠。不是别人,是武则天的自家人。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是个俏丽风流的寡妇,一直和高宗有染,韩国夫人的女儿贺兰氏也有倾国的容颜。韩国夫人经常带着她的女儿出入宫苑,时间一长,高宗就和他的女儿也搞上了。然后不久韩国夫人死了,传言是被武后毒死的。高宗又有了将韩国夫人的女儿正式纳为嫔妃的打算,而且计划是把她直接名列九嫔之一。武后害怕自己会因此失宠而走上王皇后的老路,也采取巫蛊之术,想诅咒死这个外甥女。

    这事没想到被人捅到了高宗那里: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宦官王伏胜举报,说武后常召道士郭行真进入宫禁,行“蛊祝”、“厌胜”之术。高宗闻报大怒,天性仁德的他此时也来了蛮劲儿:过份,太过份了,真的需要处理一下这个女人了!于是他密召宰相上官仪进宫,商议一下该如何处理武后。上官仪是由高宗越过宰相们的权力,亲手提拔上来的,他当宰相一年多的时间里,正是高宗打击打击武后党羽的时候,所以很快就独持国政,权势熏天。上官仪为人恃才任势,举止张扬,惹得不少人反感。当时朝中只有老臣许敬宗才能和他抗衡一些,所以他和武后一党免不了产生矛盾。此时一听高宗对武后有意见,就来了精神,说:“皇后专权骄横现在是充分显露出来了,天下人对她的意见很大,我认为有必要废掉她,另立皇后。”高宗闻言心意越发坚定,便令上官仪草诏,准备废后。上官仪运足了文思,把废后诏书一气呵成,开列的罪状有十数条之多。

    这那是要废后,这分明是要武则天的命。眼看着武后的凤冠就要摇摇欲坠,眼看着密室密谋就要付诸实施,在这关键时刻,武后的后宫情报网再一次救了她的命。她在高宗身边安排了很多耳目,事情一出,早有左右侍者纷纷急报给她。武后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浪费时间犹豫,而是毅然决然立刻来见高宗。这边上官仪刚放下笔,草诏的墨迹还未干,武后就出现在他们面前!所幸此时诏书还只是个草稿,晚来半步,就任凭是谁也无力回天了!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武后的出现太过突然,高宗和上官仪都愣在当场,异常尴尬。估计上官仪见势不妙赶紧溜掉了,高宗面对武后,一时又翻不过脸来。武后当即跪在高宗面前自辩,问自己到底有什么过错,要被废掉。高宗只好说是王伏胜举报云云。武后则辩驳道,王伏胜并不在后宫值勤,何以知晓有厌胜的事?高宗无言以对。随后,武后不卑不亢地陈述了几年来辛苦辅政的事,软中带硬地问,是什么让他不信妻子却信奴才,竟以至于不顾夫妻之情,妄弃无辜?这一问,就把高宗制服,危机总算过去了。这场风波其实非常凶险,武则天之所以能一番言辞就把它化解,是因为她抓住了高宗的性格弱点。如果武后遇到的是另外一种性格的男人,事情可能完全不是这样的结局,就算本来没有下定决心的现在都有可能为了维护帝王尊严而废后,更何况你在后宫的耳目能有这么快的反应,太危险了!但生性柔弱的唐高宗在皇后的涕泣申诉面前,满腔的怒火早已烟消云散,再想想废后之后,随之而来的又是太子之位不保,国本动摇,牵涉实在太大了。于是高宗连忙收起诏书草稿,仍是惊魂未定,还深怕武则天伤心怨恨,就说:“我本来也没有这样的打算,是上官仪坚持说,我才有这想法的。”两人在密谈了很久,高宗连连道歉,待武后亲密如初。两口子终究是两口子,可惜了上官仪!

    更为要命的是,高宗为了息武后怒气,出卖了上官仪。出来混要跟对人,不然迟早是要还的。不知道上官仪失魂落魄地走出宫门的时候,是否意识到了厄运正悄然迫临。武后现在既然已经把高宗搞定了,下一步就是报复上官仪。不管上官仪是始作俑者也好,是附和者也罢,都一定要付代价!她指使许敬宗上表,以上官仪、王伏胜曾共事废太子李忠为由,诬陷三人暗中勾结谋逆作乱。李忠的身份太过敏感,上官仪被和他扯到一起,结果肯定是麻烦。这道奏表一上,高宗心里暗自叫苦:这是要折我的臂膀啊!此时,可能是满朝的大臣惧于武后的淫威与毒辣,可能是因为上官仪的这个罪名太大,也可能是因为上官仪的人缘本来也不好,也可能因为上官仪的私党见他不死也得脱层皮,求情后自己免不了受拖累,反正是史书上没有记载有谁站出来说句求情的话。

    废后不成反丢了自家姓名,这件事对高宗中期的政治局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高宗的性格圆润有余,武后一耍手腕他就象一团面泥一样可以捏来捏去;关键时刻还出卖了自己最亲信的、也是对自己最忠诚的大臣,致使人家遭受灭族之灾!这样一来,除了极少数能真正一心为国、不顾身家性命的社稷之臣之外,大多数朝臣不敢再支持这个“翻脸比翻书快”的高宗,来和武后斗。那不是拿自己全家男女老少的性命,往那个能力非凡且心毒手辣的武后手里送吗?这就怪不得此后很长时间里大臣们都不再直接向皇帝进谏了。虽然他于这年年底,任命乐彦玮和孙处约这两个相对亲信自己的、非武氏一党密切的大臣为相,也无法挽回这个结果。

    而这件事也严重刺激了武则天,她感到有必要把权力抓得更牢一点儿了。而且,这时候她充分利用了唐高宗自觉理亏的心理,提出垂帘听政的要求,以确保自己没有丝毫潜在的危机存在。如果换成另外一个男人,应该不会同意皇后这样的要求,但窝囊的高宗竟然答应了。从此以后,每逢上朝,都是高宗在前,武后垂帘在后,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二人共同裁决。这种形式至此正式合法化了!这样就更没有人敢向高宗进言武后的是非了。以后群臣朝谒,万方奏表,都合称高宗、武后为“二圣”,大唐政坛出现了“天有二日”的奇观。

    几个月后,即麟德二年二月的时候,唐高宗果然发现自己很孤立,这时候他竟然还能询问群臣:“隋炀帝拒绝忠言而亡国,朕引以为戒,坚持寻求你们的规劝,但你们怎么总也没有人来进谏,是为什么呢?”类似的话,在多年前长孙无忌专权、群臣不敢向他直接进谏的时候,他也问过,今天的情景和当年何其的相似!当时无人敢进谏,现在又到了无人敢进谏的时候了!大臣们心理明镜一样,但谁也不敢开口说话。还是李勣出来打破了这个尴尬,他说:“陛下的所作所为尽善尽美,所以群臣没有什么可以进谏的。”这个已年近八旬、老奸巨猾的家伙,此时已经只想自保了;而且,这个武皇后就是他当初支持拥立的,当时也想不到武后会这么厉害,但现在他还能说什么?而且是他监审搞倒了李义府,武后肯定记恨他,所以今天解除了高宗的“疑惑”,帮武后一把,也算“将功赎罪”。从高宗近几年的表现看,虽然不是一无是处,但能力确实不太强,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早些年那些对付长孙无忌的那些高明招数,很可能都是武氏建议的。

    自从武后垂帘听政之后,高宗的所有重要政治活动,就都在武后的直接监视之下了。高宗本来已不大的施政空间,又进一步缩小,武则天的权力宝座则固若金汤。未来把天下变成了一盘棋,完全由她独自来执棋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们再回头看唐高宗,他也下了一步棋,一步奇臭无比的棋,不是没有坚持废后,而是在关键的时候出卖了上官仪。其实,只要高宗还能把握住朝中局势,此时不废她彼时还可以废,但如果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以后可就没那么主动了。高宗在事发后没有保护上官仪,一是寒了大臣的忠君之心,二是已经不相信他能说了算了。这样一来,大臣们肯定不敢再向皇帝靠拢,皇帝对朝局的控制能力必定大大削弱。

    再让我们假设一下历史,如果唐高宗一方面答应不废武氏之后,一方面坚决找借口保住上官仪(这一点他当时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朝中将会是另一种局势,武氏的影响力肯定到不了这么大。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武氏的情报网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武后迅速得知了上官仪的废后议论,才可能在关键时刻及时阻止住事情的发展。如果没有这及时的信息,武氏得知被废以后,就会回天乏术,成为王皇后第二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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