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候，安红军的父亲来了。
安红军的父亲是晚上来到部队的，我们正在礼堂前的操场上放电影。一个执勤兵把一个佝偻着腰的瘦老头带到了放映机前，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而且补了疤的旧军装，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军用挎包，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就像塬上的沟沟壑壑，经历过多的风风雨雨的冲尉。执勤兵说这个老乡从甘肃来，要找安红军。安红军一看，一下就愣住了。
老人高兴地喊了一声：“红军，俺来哩——”
安红军吃惊地：“你——你怎么来了？”
老人说：“俺想你啦……”
安红军想说什么，看见我和范小杰在场，就说：“我现在正忙着呢。”说着，叫范小杰暂时看着机器，他赶紧把老人带离开电影机前，到外面去了。过了好一会，安红军才回来，一脸的不安和烦躁，好像跟人吵了架似的。范小杰说，安组长，那老头是你什么人啊？安红军想了半天，最后咽了一下嗓子有些费力地说：“是我爹。”
我和范小杰一听差点跳起来，喊道：“什么，他就是你的高干父亲？！”安红军说：“怎么，你们不相信？”我说：“不不不，人不可貌相。”范小杰说：“对对对，海水不可斗量。一看你父亲就像个老革命老干部，和蔼朴素，和群众打成一片。”安红军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他是出差路过这里，特地来看看我。”
放完电影我们把机器搬回礼堂，安红军的父亲正蹲在楼下安红军的小屋门口，双手捧着一个干馍吃。安红军生气地责怪老人不该蹲在外面，老人笑笑，站起身来，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三个干馍，递给我们一人一个。老人说：“你们晚上还辛苦上班，这下肚子也该饿了，吃点吧。”我和范小杰赶紧接下干馍，感激地看着老人，老人又说：“这是俺出门时自己做的，大白面，好吃哩。”安红军斜了一眼手里的干馍，忽然莫名其妙地发了脾气，说：“哎呀，爹，说这些干啥！快进屋吧——”说着，把老人推进小屋里，一个干馍掉在地上滚了出来……
我和范小杰不由一怔。
回到楼上宿舍，范小杰说，有点不对劲呢。怎么看安红军的父亲也不像一个省里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乡下的老民兵。我说高级干部还有像不像的？范小杰说，那当然，当官的总有一个当官的派头嘛。我说，也许越是高级干部就越没有高级干部的派头呢。范小杰说，他父亲要真是高级干部这回你就惨了。我说，有什么惨的？范小杰说，说不定人家就是专程为儿子提干的事情来的，故意打扮成一个乡下老头的样子，以掩人耳目。我心里一紧，或许真的是这样呢。
我们刚要上床，忽然听见楼下传来一阵激烈的吵闹声。发生什么事啦？
我和范小杰赶紧跑下楼去，看见安红军和他的父亲在吵架。父子二人像斗架的公鸡。各不相让。老人脖子上暴着青筋，正在教训儿子，气呼呼的吼道：“没想到你这小子忘本啦！吃了几年兵饭连你爹也嫌弃了，老子刚到就撵我走！”安红军一副哭腔：“爹，我是没得办法，这样做还不是为了咱们家。”老人说：“你还知道家？你娘病了几年了，你没寄一分钱，你的几个弟妹没钱上不了学，整天在家哭闹，你啥时管过？”安红军道：“我拿什么管？现在正是提干的关键时刻，你在这会给我鬻乱的。”老人火了，嗓子提高了八废，骂道：“你这兔崽子只知道自己提干提干，提了几年了也没见提起来，日球的现在家都快塌哩，你还在这里猪鼻子插葱装大象。”安红军哭喊道：“爹，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明早就赶快离开这里吧。”老人气懵了，说：“好，我走，我现在就走。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东西！”说着，拿起装干馍的军用挎包，愤然冲了出来。
一切都明白了。我和范小杰惊讶得木头一般立在门口。
老人蹒跚着向礼堂外走去。外面一片漆黑。安红军追了出来，看了我们一眼，便飞快跑出去拉住了父亲。老人一屁股坐在了礼堂前的水泥台阶上，眼里涌出了两行浑浊的泪水，哽咽着说：“红军，你还是准备提干吧，你当兵几年也不容易，熬到如今总算有了盼头，家里就是有天大的困难，还是由爹来承担吧，爹不影响你……”
安红军哭着喊了一声：爹——
“扑通”一声跪在了老人面前。
原来安红军的父亲并不是什么甘肃省委的高级干部，而只是一个在省委机关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其母亲和三个弟妹都住在偏远的农村。安红军为了在部队出人一头，就四下里说自己父亲是省委的领导，还特地叮属其父亲，用省委的公用信封给他写信，这样谁都认为他是高级干部的子弟了。去年他家乡受了干旱，地里庄稼没有着落，全靠政府下发的救济粮维持生计，而到了今年的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家里的口粮已经没了，偏偏这时安红军的母亲病情加重，胃上长了肿瘤，要动手术，要花一大笔钱，家里穷得叮当响哪还拿得出钱啊！老人急糊涂了便到部队来，要安红军想办法凑钱，给母亲治病，支撑那个就要倒塌的家。
父子二人抱头痛哭。我和范小杰呆立在那里，受到极大的震动。
第二天，我到政治处找到股长王开，说我决定放弃这次提干的竞争，让安红军当电影组的组长。我说我复员回去，不愁找不到工作。股长王开看了看我，然后严肃地说，提干问题是根据革命的需要，不是你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事。你们两个都体检合格了，如果政审没有问题，说不定两个都可以提干呢，一个当电影组长，一个可以到宣传股来当干事，你别忘了你可是一个笔杆子啊。我高兴地说：“这是真的？”股长王开笑道：“军中无戏言。”
我赶紧回到电影组，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安红军和范小杰。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和范小杰决定，我们拿出自己积蓄的钱，送给安红军的父亲，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拿回去给红军的母亲治病吧。老人感激得连连点头致谢。我说等安红军提了干，拿国家工资，以后每月都可以给家里寄钱，你老人家就可以在家里坐享清福了。老人高兴地笑了，笑得眼里流出了泪水。
老人在电影组住了三天，然后带着一线希望回家去了。
老人刚走政治处就来电话，通知安红军立即到保卫股去。电话是保卫干事打来的，口气显得十分生硬和陌生。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安红军却轻松地说，没事，我一会就回来。
然而，安红军一去到晚了上还没有回来。
晚上九点，电话铃响了。我赶紧拿起电话，是吴水生打来的，他开口就说，安红军出问题了。我和范小杰一下紧张起来，感到事情不妙。我问出什么问题了？吴水生说，他到甘肃去政审调查，发现安红军的父亲原来不是省委的高级干部，而是一个打扫卫生的临时工。我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吴水生说，你们怎么知道的？我就把安红军父亲前几天来部队的情况都说了，吴水生听了沉默了一会，口气严肃而心情沉重地说：“他还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私自偷改了自己的档案，这可是欺骗组织的行为啊。”安红军以前在军务股帮助过工作，他在整理战士档案时，把自己的年龄和家庭成员政治面貌都作了修改。这次提干政审，让组织股发现了修改的痕迹。我着急地问，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吴水生说，不知道。
安红军是半夜时才回来的，他仿佛一下变了一个人，变得苍老而木讷起来。他一句话不说，走进礼堂楼下的那间小屋，扑到床上便悔恨地放声大哭起来：啊一啊一啊一声音像受伤的狼那样惨痛悲哀，在凝重的夜色里，传得很远很远……
五月的一天，提干命令终于下来了。没有安红军，他因私改档案受到了行政警告处分，但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家庭困难情况，仍把他留在电影组，还给了他一笔救济补助款，让他等到年底就复员回家。而我被提拔成了干部，成为陆军野战步兵师四一八团电影组组长，行政二十三级，命令由团长在礼堂当着全团的官兵宣读的。
听着团长洪钟般的声音，一个神圣的信念如一面旗帜从我脑海中升起——荒塬上阳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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