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贫富分化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公元8世纪诗人杜甫的诗句形象地刻画出一幕贫富两极世界中富人奢靡腐朽、穷人凄惨悲凉极具戏剧张力的迥异“生活”。
时间翻到21世纪，我们依然发现，这种景象并未在我们这个世界绝迹。顶级会所富豪权贵一掷千金的狂欢，与狂风暴雪之夜无家可归人的恓惶；宴会大厅红男绿女彬彬有礼的优雅，与和平背景之下啼饥号寒者的瑟缩，不时交替出现在电视新闻的屏幕上，刺痛我们的眼睛。即使在这个星球上的首富国家美国，也有人在富庶之年忍饥挨饿。据一份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中心报告称，2009年美国将近15%的家庭“食品安全”处于低或很低的水平。这意味着将近5000万美国人常年缺吃少喝。
2012年10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题为《美国贫富差距创大萧条以来新高》的文章透露：美国收入不平等已飙升至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而经济衰退也没能扭转这个趋势。在经济复苏的第一个完整年度，收入最高的1%人群获取了收入增加总额中的93%。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伊曼纽尔·塞斯和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是两位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根据他们搜集整理的统计数据，美国总收入中的大约1/6被1%的人口获取，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则获得50%的收入。
贫富悬殊是这个世界上不少国家的通病。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类似印度、中国、俄罗斯、巴西这样所谓的“金砖四国”，也都受到了贫富悬殊这种顽疾的袭扰。
目前，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2年8月27日《北京晚报》提供的一项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
贫富差距包含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最直观的表现是在薪酬收入差距上。目前，在中国城乡、地区、行业、养老金等方面都存在收入差别。
①城乡收入差距。1978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1：2.22，30年后的2008年被放大到1：3.33。目前，仍然是1：3.23。
②地区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距被急剧放大了，这与率先开放东南沿海、实行梯度推进战略有关。目前，地域收入差距近3倍。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中，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来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列是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分别为48493元、37923元、36558元和36000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分别为26800元、22313元、22020元和20677元。按照包含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在内的全社会单位平均来计算，四个地区的平均工资排名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
2011年中部、西部职工平均工资增速相对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然与最高的东部地区存在不小差距。
③行业差距。目前，全国行业差距已经达到1：4.7。如果按照个别高收入企业来看，差距更大。2012年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私营企业收入远低于非私营企业。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达9万元以上，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4倍多。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公共管理及社会组织相比，收入差距超过8倍。
“我国行业工资差距显然远远超出了合理的比例范围”，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行业工资水平可以也必然存在差距，但应该维持在合理范围以内，而现状是，行业收入中不合理差距日益扩大。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更为严重。例如，金融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比城镇平均工资高出很多，垄断行业工资的过快增长，更多地反映了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向工资的转移过程。因此，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拉大，大企业的优势不但明显而且依然在加强，而私营单位的生存环境却在恶化。
④养老金差距。就目前全国情况来看，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约为企业退休职工的2～3倍。据悉，2007年底北京市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平均为1380元，而机关干部养老金平均则在4000元以上。前者约是后者的1/3。
⑤阶层差距。中国政府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称，中国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更是农民工的4553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的增幅超过普通员工的工资增幅。
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
京华财经根据年报数据发现，央企中高管平均薪酬最高的是中海油，高管平均年薪192.5万元；其次是中移动高管薪酬147.87万港元，中国联通高管薪酬116.08万元。而中国联通的高管平均薪酬是员工平均薪酬的15.44倍，在央企中居首位。
尽管这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和GDP增速迅猛，理论上提高普通民众收入、改善他们生活的能力大大增强了，然而现实是经济发展的果实，并没有公平分配，垄断行业先占先得，成为最大受益者。
几年间，普通民众的工资增速一直增长缓慢，CPI屡屡刷新，物价和房价双双齐飞。如此形势让普通民众的生活陷入巨大的压力中，不得不选择勒紧钱袋，捂紧荷包。
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也增加了，腰包最先鼓起来的却是部分行业和部分群体，直接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部分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和政策优势，取得了资源配置的优先权。
⑥隐形收入差距。除了薪酬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还包含薪酬收入以外的隐形收入差距，而隐形的灰色收入，乃至黑色收入形成的收入差距，更是令普通百姓深恶痛绝。2012年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道另类风景线，就是网络反腐，多少官员栽在网民的各种围观、转发下。
先是“表叔”——陕西省安监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杨达才，在“8·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一笑露峥嵘”。在网友们的穷追猛打下，大家发现他在不同场合佩戴了数目众多、价格不菲的各类名表，导致有关部门依法介入，调查发现“表叔”在20多家银行均有存款，很快被“双规”。他也成为2012年最“悲催”的落马官员。
“表叔”杨达才之后，“房叔”蔡彬又横空出世。2012年10月8日17时，有网友在天涯论坛上发帖称，广州市番禺区城管执法政委蔡彬个人及其妻儿名下共有房产21套，并贴出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相关资料影印件。根据该网友提供的《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蔡彬及其妻儿名下房地产登记共21处，包括别墅、厂房、商铺、商品房住宅和车位等，累计达7200多平方米。
14天后，广州市纪委通报称，经初步查明，蔡彬在担任番禺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番禺区城管综合执法分局局长、政委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等重大违纪行为。番禺区纪委已对蔡彬进行立案查处，并对其实施“双规”措施，接受组织调查。“房叔”蔡彬拥有的房产数量也基本得到证实。
2012年，被揭露的“房叔”、“房姐”层出不穷：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落网后查获其有数十套房产；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有房产36套，其中北京一地就有33套；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原大队长关建军在北京就有房产27套，价值1亿多元……
与此相对的却是，在城市化快速前行的中国，大都市里成千上万的人无自己的“立锥之地”，只得租房度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每月几乎没有积蓄，靠啃老来维持延续在都市里的生存。“蚁族”成为他们“光荣”的代名词。
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过一项调查显示，98.3%的人感觉和10年前相比，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84.6%的人认为，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又是6年过去，在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联合推出的“2012年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收入分配”在20个候选项中位列第二，共有137347人参与此项调查。调查显示，参与分项调查的网友当中，81.1%认为当前收入差距大，贫富分化严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10月16日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81%的中国受访者“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中国正在变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可见，更加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令大多数人难以忍受。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打工青年”蔡洋成为“打砸青年”，就是贫富差距在特殊时期出现的一个不稳定的典型个例。2012年9月15日，在西安反日游行的人潮中，来自河南南阳的打工青年蔡洋抡起一把U形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在他被警方逮捕后，媒体详细地勾勒出了这个21岁泥瓦工的个人影像：进城两年多，爱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梦想上大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为刚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而振奋。
像蔡洋这样来自乡村、孤独地漂泊在城市中的打工者，显然是无房户。其形象在近年已经从辛勤工作的建设者、城市化进程积极的推动者，渐渐向着“引发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一类负面方向转变。他们挣着仅够自己在城市中维持生存所需的工资，承担着长期与家人分离的焦虑，备受城市文化的冲击，在心理上梦想努力消化城乡各种巨大的鸿沟带来的精神危机，并因为短暂的情绪失控，极容易在媒体报道中成为暴力事件的主角。
鸿沟存在于各个方面，其中最基础的一层是物质的——他们的收入与城市中其他人收入的差别，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其他人生活状况的距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指出，如果城镇的低收入群体既无法在城镇立足，又无法在农村得到最后的保障，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而忘记了自己同其他人共有的身份，比如国籍、居住地、职业、语言、社会角色和个人爱好等，他们身上的暴力因子就容易一触即发。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也曾说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过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问题。
同时，贫富悬殊的存在，不仅伤害、刺激扭曲着穷人，也增加了富人的不安全感。巴尔扎克有言：“富人总是少于穷人，所以，斗争一旦变成了人力物力的较量，胜利总是属于穷人的。”
在2012年《社会管理蓝皮书》的发布会上，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颖慧表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她认为，收入差距和占有财富的不平衡，正在将我国定型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而中间阶层的缺失，正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在中国，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导致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也开始变得尖锐起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认为，要调整经济结构，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刻不容缓。
经济学家林毅夫也认为，虽然中国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6500美元，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但收入差距的情形是跟拉丁美洲国家差不多的。“收入差距的急剧恶化，加之腐败问题以及环境恶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可持续性问题将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林毅夫进一步认为，目前讨论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2.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枯竭化”
《三国演义》中曾引用明朝杨慎的《临江仙》，上阕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现在，有人改写了这两句：滚滚长江东逝水，“碱”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污染依旧在，不见夕阳红。
近年来，在中国四处旅行的人会发现，不仅在北方，就是在南方，一个个灰姑娘般的灰霾天就像老朋友一样与大家经常见面。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2012年本该秋高气爽的整个十月，灰霾天气多达30天。这样的灰霾天就像内伤严重的大地沉重的呼吸，我们感觉到了它的滞重和沉闷，感觉到了明媚的日子在渐行渐远，诗意的栖息成为我们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奢侈的梦。
中国生态文明的危机已经由局部向全局扩展，由地表渗透到了地下，为高速的工业发展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局部环境恶化还带来了气候变暖、空气污染等效应。
同时，中国资源的消耗速度、环境的破坏速度远远大于经济增速，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变成了世界的环境问题。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得以明显提升，创造了不少奇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引进外资全世界第一。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煤炭、石油、钢等能源消耗全世界第一，建材消耗全世界第一，原材料进口全世界第一。中国是工业用的木材纸浆纸产品全世界第二大市场，石油进口全世界第二，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劳动生产率是发达国家的1/30。化学需氧量排放是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全世界第一，碳排放全世界第二，10年以后第一。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其中40%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20%。
“大地给予所有的人是物质的精华，而最后，它从人们那里得到的回赠却是这些物质的垃圾”，中国的环境现状似乎应验了惠特曼的这句话。毋庸讳言，当前我们的国土正在遭遇又一次大蹂躏，而这一次是我们自己侵害自己、自己荼毒自己。
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危及人类环境安全，而中国正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臭氧层破坏危害人类健康和地球生物，中国又是排放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第一大国。
生物多样性锐减引起全世界高度关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也面临严重威胁；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影响深远，中国使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总量同样巨大。另外，中国的酸雨污染和沙尘暴呈现恶化趋势，两者的越境转移污染问题，已经引起邻国关注；中国陆地河流、湖泊水质污染严重，导致近岸海域污染较重。还有，有毒金属污染、水污染严重破坏当地的环境，也严重影响污染区百姓的生活。
与此同时，个别地方的领导为了追求任内政绩和地方城市竞争力，不顾民意，仓促上马一些既有污染又见效益的投资项目，在解决的过程中又缺乏有效治理手段，致使环境群体性事件逐年上升。而行政的干预和司法渠道的不畅通，又使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环境纠纷迟迟得不到解决。
2012年10月26日，在全国人大专题讲座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称：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但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
2012年7月以后，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相继发生了因环境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方面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是个别地方法院受制于地方利益，当诉讼涉及关乎当地经济的大项目时，就认为“敏感”，拒不立案，将矛盾推向街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香港地区一位66岁的老太太朱绮华对在建的港珠澳大桥提出司法复核，认为大桥建设没有评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悬浮微粒的影响，香港法院接受了她的理由，叫停了这个价值700亿的工程。
并不是说所有的“叫停”都是对的，而是司法诉讼给了公民对有巨大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一个便捷、有效的表达渠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方便公众通过诉讼维权，在法庭上解决问题，是减少环境污染、避免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有效手段。
在中国，除了环境污染，资源的过度开发也给神州大地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宝贵的资源也在人们的声声叹息中不断枯竭。
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荣光和桂冠的背后，许多以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在进入资源枯竭期之后，不断被单一的产业结构和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所“啃噬”。辽宁阜新、吉林辽源、河南焦作、山东枣庄……这些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大名鼎鼎的资源城市，都因被“掏空”，致使资源枯竭而一度陷入困境。据统计，中国共有118座资源枯竭型城市，涉及总人口1.54亿。
中国资源总量原本就不足，加之保障程度不高，许多重要矿产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矿产资源探明储量保障程度、人均资源占有量也低。由于粗放型的生产和管理，中国的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据国家发改委资料显示，我国火电单位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吨钢可比能耗高21%；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载重车百吨公里油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一倍；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是同纬度发达国家的2到3倍。
在单位产值资源消耗方面，中国单位产值资源消耗高是资源能源浪费的具体反映。2004年6月14日《国际金融报》曾报道，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是日本的4.43倍，是美国的2.1倍，是印度的1.65倍；中国资源消耗大，每万美元产值消耗的铜、铝、铅、锌、锡、镍合计70.47公斤，是日本的7.1倍，是美国的5.7倍，是印度的2.8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相比，消耗着不成比例的资源。
在水资源利用方面，目前问题也很多。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月13日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水资源十分短缺，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的1/4，但水资源浪费严重。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农业灌溉系数为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来实现的。据新华网2004年8月16日消息，中国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来源于矿产资源。由于矿产资源的大量消耗，国内自然资源严重不足。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
今后，中国在环境与资源两个重大问题上，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和冲击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所缓解，预计这种压力和冲击将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继续存在，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还会加大。因此，与大地母亲和谐共处，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3.官员腐败新动向
“贪心无边海嫌窄”，“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一起，万念丛生。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很多官员难挡诱惑。对此，经济学家张五常有过一个生动比喻：假如有个美女脱光衣服躺在我床上，而要我不心动那是很难的！
2012年10月9日，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厅长董永安涉嫌受贿罪案开庭审理。16年来，河南省交通厅已有4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相继落马，包括此前一名副厅长的落马，可谓“五连倒”。前车之鉴，却毫无警示，依然有重蹈覆辙者。
拿铁道部来说，2011年以来就有多名高官落马——
刘志军，原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2011年2月，免职接受调查；
张曙光，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2011年2月，免职接受调查；
邵力平，南昌铁路局原局长。2011年6月，双规；
林奋强，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2011年6月，双规；
马俊飞，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2011年6月，双规；
杜厚智，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2011年6月，免职接受调查；
苏顺虎，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2011年6月，双规；
……
2012年一季度，铁道部亏损69.79亿元，总负债2.43万亿元，负债率为60.62%。刘志军、张曙光下马了，腐败能停下来吗？估计很难。事实上，2012年铁道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然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贪如火，不扑燎原；欲如水，不遏滔天”，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5000亿固定资产投资的巨大诱惑，难保不再次将意志力薄弱的官员拉下水，难保不再次上演前“腐”后继的丑剧。
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660.6万余件（次)，立案64.3万余件，结案63.9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余人。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违法高官还包括康日新、黄瑶、王益、张家盟、刘卓志、黄胜、田学仁等。五年间，共有90多个省部级官员被查处。
“伸手必被捉”，总有些腐败官员、问题官员，自以为聪明绝顶，带着一种“贪了就跑、跑了就了”的侥幸心理，以为能够在贪腐之后可以伺机外逃。但是，有的尚未出境就被截获，有的暂时外逃成功却滞留境外，成为惊弓之鸟。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雪标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2003年8月3日晚至8月5日，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口岸、航空港共查获60多名持护照或者通行证企图外逃的政府官员，其中有7名副厅级官员持有金融机关、海关等部门核准的携带外汇出境证明，携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随身携带60万欧元。2003年9月29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生效。在当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24小时中，就有51名贪官在企图外逃时被捕，开创了一天之内外逃未遂被捕贪官最多的纪录。在2003年国庆“黄金周”，中国司法机关共抓捕115名企图外逃的贪官。
有学者认为，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一两万人，携带的“黑金”资金不下万亿元。
那些身份级别高、涉案金额大的腐败官员，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身份级别相对较低、涉案金额相对较小的腐败官员，大多就近逃到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还有一部分外逃者通过中国香港地区中转。
由于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多数欧洲国家尚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这给跨国追捕造成了现实障碍，而腐败官员却因此得以暂时“逍遥法外”。杨秀珠、蒋基芳、陈传柏、程三昌……这些至今仍在“追逃榜”上赫赫有名的贪官，和一个个惊人的数字，时刻考验着中国反腐的决心和耐心。
好在一张网正在越收越紧。
中国一直十分重视对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的防逃追逃工作，建立了境外缉捕和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两项工作联络协调机制。各有关部门积极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协调配合，防逃追逃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自2000年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的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通过引渡、遣返、劝返等方式，成功将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黑龙江省原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宋士合、上海市核电办公室原主任杨忠万、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辽宁省华曦集团原副总经理袁同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主犯余振东等一批外逃犯罪嫌疑人缉捕归案，并促使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件另两名主犯许超凡、许国俊等人在外国受到法律制裁，有力震慑了外逃和企图外逃的犯罪分子。
在中美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前提下，中方以遣返作为替代措施，积极协助美国方面取证，最终使得余振东于2004年被美国遣返回中国，后被判刑12年； 仍滞留美国的许超凡和许国俊，于2010年5月6日在美国分别被判处25年和22年有期徒刑。与“逃官”性质紧密相关的，还有“裸官”。“裸官”群体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大多数外逃贪官，第一步都是让孩子和妻子先出去，然后自己择机潜逃。因此，“防逃”先要看好“裸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2012年2月发布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显示，38.9%的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46.7%的公职人员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对此认同的人数均超过半数，分别为53.3%、53.4%、51.7%。
凡是“裸官”，必先以种种名目将妻子、儿女弄到境外，然后暗度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贪官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抽身外逃，溜之大吉。从“你们出走，我掩护”到“全家胜利大逃亡”，这是“裸官”惯用的伎俩。
2012年最着名的外逃“裸官”当属王国强。至今，网传“辽宁凤城原市委书记王国强卷款2亿多元逃美”的消息，仍然扑朔迷离。
2008年任丹东凤城市市委书记的王国强曾于2010年7月以赴美国参加女儿毕业典礼为由，办理了因私出国护照。2012年3月，王国强在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办理了一年多次赴美签证，并于4月24日与妻子谭某从沈阳机场出境去美国。出境后与国内失去联系，至今未归。5月2日，丹东市媒体对王国强出境一事进行了报道。5月28日，王国强涉嫌经济犯罪一案被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司法机关启动追逃程序，追查王国强其他问题。8月15日，经中共辽宁省委批准，辽宁省纪委决定给予王国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现在一些地方规定，“裸官”不得担任正职。对此，也有不同的议论声音传出。“裸官不得当官”，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认为，“既然你夫人、孩子都在国外定居了，你还留在国内当官做什么呢？你也跟着去吧。中国不缺官，少了‘裸官’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裸官”不是喜欢裸体的官，喜欢裸体的官是色官。
2012年11月20日被网友举报，63小时后，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被重庆市委立案调查。重庆“雷冠希”——出现在一段不雅视频中、与18岁情妇苟且的“色官”雷政富，在万千网友一致的叫好声中，倒下了。
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贪官都有女人问题。“情妇门”正是将许多贪官绊倒在地的一扇无情大门。从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王守业、刘志华、雷渊利、刘俊卿，到陈良宇、许宗衡、黄瑶、黄松有，再到如今的薄熙来、刘志军、王立军，一个个好色贪官在“糖衣炮弹”和“红粉兵团”的双重夹击之下纷纷倒下。
贪官家藏万贯、远走万里，“裸官”则狡兔三窟，而色官却是眼迷五色。渔色猎艳、骄奢淫逸的色官，很多是为了情妇利令智昏，官场情人成了贪官腐败动力。色官们不仅要给现代“阿娇”们购置别墅，还要为她们买名车，让她们风风光光地抛头露面，让她们打着自己的牌子经商挣钱，代自己受贿；有的还要给她们弄个一官半职，甚至参与权力的运用和寻租。社会财富、民脂民膏，就这样或明或暗地流入色官和他们情妇的腰包。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口出狂言，说出了“就是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在中国官场上还真有这么一批色胆包天的西门庆似的色官。有色官拥有“金陵十三钗”；有色官翻开“群芳谱”，举办“群芳宴”；有色官被市民戏称为“拉链市长”；有多个色官共用一个情妇，资源共享，信息共享……不一而足。
不过，色官们与情妇的“好日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安分的色官情妇随时都会成为色官的定时炸弹——情妇“转正”、无厌的索求使色官们不得不陷入与情妇的纠缠之中。一方面，不少色官因为情妇闹事、告发而被拉下马，民间又有“情妇成为反腐新力量”的笑谈流传；另一方面，当情妇威胁到色官的地位时，不堪情妇抓住自己贪腐软肋要挟勒索，有的色官恼羞成怒，往往会横下一条心，恶向胆边生，凶相毕露，痛下杀手，致使情妇横死的案件时有发生。这时的色官就转化成了凶官。
官员杀死情妇并非孤案，而是一出“连续剧”，不断上演。2007年，副省级官员、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致使他人在闹市炸死情妇柳某，震惊全国；安徽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人杀死情妇孙某；浙江温州瓯海区原区委书记谢再兴一怒之下杀害情妇邵某并抛尸大海；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以令人发指的手段将情妇许某戕害；北京房山区政协副主席许志远雇凶杀害情妇陈某并将其焚尸；安徽宣城宣州区副区长章宏斌投案自首时，自称亲手杀死26岁的漂亮情妇梅某；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分局原局长梁冠中伙同他人将情妇杀害；湖北郧县政府办原副主任李光升，受到情妇李某要挟后将其残害……
凶官杀死情妇，每一起事件都震惊当地社会。他们的凶残与暴力，不仅意味着凶官们对生命的漠视，还折射出腐败情节越来越恶劣，贪官手中的权力越来越血腥，散发出咄咄逼人的一种戾气。凶官和他们情妇惨不忍睹的下场，其实是生命和吏治的不可承受之重。
除了杀情妇的，还有杀妻的凶官。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生前有着一份光彩夺目、令人称道的履历——从贫家子弟到留美博士，从学者到海归派高官，担任河南省副省长期间，曾在农业专业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然而，这些曾经耀目的光环，都随着吕德彬的雇凶杀妻劣行暴露而变得黯淡，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这样一个“如此高官却犯下如此低级错误”的扼腕叹息。吕德彬虽然死了，却留下了一个至今无人打破的纪录——新中国历史上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被贪官动用极端手段诛而除之的，既有情妇、二奶、小三、正妻，也有同事、上司、下属、仕途上的竞争者，还有针对贪官的举报者，但无一例外，都被其视为仕途上的重大威胁和升迁路上的绊脚石，除之而后快。
官员雇凶杀人的血案背后，掩盖不住的是长期以来权力可能带来的丰厚利益对官员心理的致命侵蚀。这样的丰厚利益，往往会使一些凶官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地去清除异己；而任用机制、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也为这样一些品格卑劣、心狠手辣的凶官混迹官场提供了可乘之机。
无论是贪官、逃官、裸官，还是色官、凶官，都是中国官员队伍的异数。事前加强犯罪预防和监督，将他们“格式化”，尽早剔除出现有的官员队伍，是纯洁当前官员队伍的一种有效手段。
4.人才外流和资金外流
早在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说过“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滚烫诗句，同样洋溢着慷慨激昂、呼唤人才的热情和渴望。
百年转瞬即逝。“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天下无贼》中葛优扮演的黎叔的一句经典台词，“幽默”真实地道出这个时代的特征和人才的重要性。
谁都明白人才不能流失，但我国人才的流失，有人却用“汹涌澎湃”来形容。
回顾过去的30多年，中国人才外流的现象非常严重，且总体趋势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李梅在2012年7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称：“1978-2009年间，中国共有162万人出国留学，人数居世界第一，其中约有49万人学成回国，回国率约为1/4～1/3；取得博士学位的高学历人才滞留发达国家的比例较高，理工科博士和博士后大多数选择留在发达国家。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际学生主要接收国，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均居首位或前列。其中，90%为自费留学生，不仅为发达国家带来了巨额经济利益，而且成为其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单位的生力军。”
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2006年，清华和北大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院校。这些中国的大部分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乐此不疲地走着“在美找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道路，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称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当然，通过合法移民方式流失出去的人才数也一样庞大。另外，中国人才在国内外资企业“外流”也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显然，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去增强他国的力量，不仅本国巨额教育投入成为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补贴，更严重的是自身将错过重要的发展机遇。如果政府的人才培养变成“为他人作嫁衣”，“人才强国”战略就会深受影响，国家产业升级、高科技与创新创意的发展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都会受到制约。
目前，在全球人才战争中中国正处于不利阶段，培养人才的教育体系不但落后欧美，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承受着被动遏制人才流失的阵痛，在主动吸引外国最优秀的人才作为补充方面，也是力不从心。
因此，中国必须在政策、行动上真正重视人才，推动人才回归，也鼓励人才环流以及在海外贡献祖国。通过完善有关评估、选拔、使用、激励人才的机制，以及整体的环境、土地、配套政策，来挽留国内优秀的人才与吸引海外杰出的人才。
诚如印度前总统卡拉姆所言：“怨天尤人或只唱爱国主义的高调，对阻止人才流失于事无补，政府应该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才能使人才留下来”。近年来，中央实际的措施使得人才有所回流。自2008年12月中央下发《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以来，“千人计划”已实施6批，我国共引进1510名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为更好地吸引海外青年才俊，利用2011年开始实施的《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细则》，我国已实施两批“青年千人计划”，分别为143人和221人。
与人才外流一样，国内财富向国外转移，对经济整体影响同样深远。
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人的投资移民意愿十分强烈。受访的千万富翁中，将近60%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在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为什么这些在国内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富翁，在现实中会选择移民？相信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财产保护制度以及财富来源合法性问题。财产保护制度的确需要完善，财富原罪问题也需要得到现实的解决。但是，这并非根本性的诱因。
中国曾经是全世界资金的“吸金桶”，现在却眼睁睁地看着资金外流，只能采取亡羊补牢之策。资金外流，意味着促进经济增长的资金数量减少。中国资金外流从2011年中开始加速，犹如泉水一般绵绵不绝。《华尔街日报》通过数据分析后报道：在截至2012年9月的12个月中，大约有2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相当于中国2011年经济产值的3%左右。
2012年10月9日，高盛高华发布报告称，以历史标准衡量，近期中国的外汇流出规模庞大，持续时间也格外长。虽然资金外流短期对总体经济影响有限，但资金流波动可能对央行的国内流动性管理带来挑战。
外汇流出已成为2012年经济最热词语之一。外汇流出注定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决策机构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对于外汇流出的原因，加拿大的大律师、谙熟国际资本的辜勤华博士表示，“外币流出多于流进，总不是什么好事。原因众多：一是热钱获利离场，二是欧洲方向来的热钱回场救主，三是国内对外投资增多，四是有人转移资产到国外，五是热钱认为无好项目或认为国内投资环境差离场，六是外贸收入减少，反衬出出多于进，七是国内外汇支出增加，反衬出出多于进，八是国内新货币大量增加，进而增加了贬值预期以致人们换汇避险等。”
有专家表示，长期资金外流的风险不容忽视，特别是针对不合理资本流出。应抑制热钱大规模外流，央行应落实好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加强异常外汇资金流动监管，防范外汇资金大规模流出。同时，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引导资本平衡流动，完善多元化、多层次的对外投资体系，促进国际收支趋于平衡。而要真正留住外资，还应转变发展方式，为扩大消费内需和促进服务业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财税环境，适时推进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人才外流和资金外流，是中国的双重损失。不仅是有形财富的损失，更是生产力的损失。为了制止精英人才外流和资金流失，很多人从具体的技术层面，提供了很多方案。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只有扫清阻止人才发展的阻力，人才和资金才不会流失，整个社会才会人尽其才，财尽其用！
二、民生诉求与民生热点
1.民生诉求渠道不甚畅通
明朝薛渲有言：“为政，通下情为急。”清朝黄宗羲言：“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可见，重视民情民意，关注百姓忧乐，事关政府的施政和国家的发展，是何等重要！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百姓诉求有时却得不到反馈，甚至求诉无门。2012年5月，就发生了两件因民意诉求不畅引发的令人甚感荒唐又心酸的事情。
一件是山东省新泰市61岁老汉王太存到北京上访，为制造影响，竟然持刀扎伤一名美国来华路人；另一件是浙江云和县一名张姓男子将该县常务副县长劫持，与该副县长无冤无仇的张姓男子出此下策，被指有无法纾解的冤情。
这两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案例背后，却隐藏着民意诉求渠道不畅的通病。显然，无论是“扎伤外国友人”案，还是“劫持县长”案，并非犯罪嫌疑人的本意。他们当然不想给中国人民抹黑，也不想成为犯罪嫌疑人。可出现类似反映诉求的手段，往往是民意通过正常渠道无法或很难上传解决，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末技做法。
2009年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据调查显示，96.8％的网友认为政府社情民意通道不畅通，政府反馈不及时，有推诿塞责现象，沟通渠道形同虚设。百姓和政府交流、沟通的渠道不畅通，政府不问百姓事，将百姓置于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诉、合理诉求无人满足的尴尬境地，势必“逼”出波及面较广的集体无理性发泄行为。
作为政府部门，理应做好公正的裁判员，为群众纾解难题，为民众排忧解难，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部门却模糊了自身角色，倒向民意的另一边。诉求渠道不畅通，出现走极端之路的案例，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当前中国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期，政府与民众、群众与群众、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有所增加，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致使政府有关部门有意无意地偏袒自身利益，导致对民众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的个人诉求，百般拖延或者干脆置之不理。长此以往，民众的诉求无法释放，持续累聚，积怨加深，必然会通过其他途径宣泄，于是“扎伤外国人”、“劫持县长”、“自焚”、“跳楼”等便成了群众在无奈之下伤人伤己的“杀手锏”。
或许通过类似的极端手段，引起舆论的关注，偶尔问题也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可这样的“胡作非为”，既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对民主法治社会建设也造成了无形的伤害。倘若有关部门对此类事件释放的信号不加重视，采取类似极端手段释放民意的诉求还会不定时出现。
对没有话语权的群众而言，极端行为无疑涉嫌犯罪，但在这种极端的维权方式背后，也蕴含着令人心酸的民意诉求。对于不断上演的极端维权手段，当务之急就是要健全民意诉求的畅达渠道。
表面上看，从政府热线、信箱，到政府网站，社情民意诉求渠道比以往更为畅通，但事实上，社情民意诉求渠道还不尽如人意。
公众表达权被侵犯的例子并不鲜见。像曾被媒体曝光的某地农民向省视察领导反映问题被乡镇干部打成脑震荡、某地上访村民被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而有难事拨打过政府热线或是给政府信箱写过信的群众，只有极少数人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反馈，对身边民情通道的畅通表示满意。许多人遭遇过相关部门推诿，更有一些地方政府热线电话千呼万唤打不通，邮件发出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正当的民意诉求如果得不到接纳与回应，那么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便难免不会发生在我们身边：
2011年5月，网上出现一则“姚安县五旬老人观音殿上供奉书记，跪求主持公道”的帖子。发帖者称：在观音阁的大殿上，发现了一位50多岁左右的妇人正对着云南楚雄州委书记肖像及观音神像，跪求帮忙主持公道，讨要抚恤养老金。该老人自称刘华英，她丈夫周柱光于2010年8月22日在去下口坝水库管理所值班的途中，遭遇车祸，因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有失公平，肇事司机找人对其家属进行人身威胁，丈夫因此含冤去世。此前有河南老太跪拜县长的网帖曝光以后，当地政府介入调查，帮助老太解决了女婿的医疗费难题，云南老人刘华英也以她为榜样，在观音殿上“供奉”官员，为因交通事故去世的丈夫维权。
2012年8月14日，云南大理，13名孩子来到东盟玉石城门口替父母讨要工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5岁，孩子们手中都捧着一张要血汗钱的横幅标语。“13名孩子帮农民工父母讨薪”照片在网络传开后，立即引发舆论关注。最终，欠薪方清偿了欠款。
扎伤外国人、劫持领导、跳楼、自焚、供奉官员、娃娃代父母讨薪式的另类民意诉求与维权令人目不暇接，发人深省。
由于网络博客和微博的兴起，许多民意诉求转到网上，看似热闹，或许有效。其实，正折射出现实生活中民意诉求的无奈与无“方”。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中国其实完全有必要借鉴国外公民利益诉求处理机制。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民可通过三个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一是通过所在地区的各级民意代表代为反映；二是向行政机构投诉；三是提起诉讼。像美国，由于其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服从程度很高，诉讼是美国公民的主要投诉方式，大部分投诉都是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解决，向议员或行政部门投诉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考虑到诉求应具有便捷性，方便公民低成本，像韩国政府建立了政府统一的诉求中心和全国性公民诉求在线门户系统；德国联邦议会和州议会均设立申诉委员会。任何人都可以就本人或其他人共同关心的事务向申诉委员会申诉，申诉委员会是德国议会中处理德国公民利益诉求的机构。
为提高基层官员对公民诉求的重视，实现公民诉求迅速、有效地解决，一些国家设置了信息可直达中央政府行政首长或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公民投诉处理机构。这方面，韩国民愿委员会和美国市民服务办公室的设置非常值得借鉴。韩国的民愿委员会委员均由总统直接任命。法国在总统办公厅下设置了总统府通信局，负责处理公民给总统的来信来电，但不接待公民来访。
美国地方政府受理公民诉愿的主要渠道是设在市长办公室下的市民服务办公室和“311”市民服务热线。市民服务办公室的网站和电话全部向社会公开，工作人员接到电话、投诉信后，一般48小时内便会做出回复；如果是走访投诉，当即予以回复。
在瑞典，任何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个人都可向议会调查官递交书面投诉信。
在美国，民政监察官（又称申诉专员)通过对公民投诉中立和独立的调查，为公民提供了一条便捷的救济途径。加拿大联邦申诉专员署是设在联邦议会下面、完全独立于各党派和政府部门的机构，主要受理对联邦政府各部门在行政中的过失投诉。
上述国家相关领域的机构设置和机制设计经验，对于我们拓宽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提高公民投诉处理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和有效性，把公民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无裨益，也能极大地避免群众用另类手段，乃至极端手段解决诉求不畅的风险。
2.百姓眼里房价过高
“上帝拥有天堂，可是我们却蜗居在一间地下室里，而且还是别人的地下室。”租房的人这么调侃自己。这是无房者悲鸣方式的调侃。
那么，那些有房的房奴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我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自己像杨白劳似的，欠了人家一屁股债。”吴飞是北京一家外企的职员，三十而立的他买了一套总价67万元的住房，首付30万元，月供2500元。买房前，已经工作6年的他“居无定所”，搬家都搬过好几回了，但是考虑到要和女友结婚必须有房子，所以“全家举债”淘到一套尾房，就此也把吴飞一家套在了房子中。
吴飞的新家位于北京市北五环之外，因为供房的压力，他们目前没有多余的钱去购买家具和电器，搬进新家后只买了一台54厘米的电视和一台冰箱。吴飞远在老家的母亲已经开始念叨抱孙子了。“不敢生”，这是吴飞给出的答案，“房子还压在身上呢，再生个孩子，我就别过日子了。”
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一旦越过这条警戒线，将出现较大的还贷风险，并可能影响生活质量。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有91.1%的人按揭购房，其中有31.75%的人月供占其收入的50%以上。他们由于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昏天黑地地忙工作，根本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
“什么叫按揭？这住房按揭，就是银行和开发商两把大手，死死地按住我，狠心地从我身上揭下一层又一层皮！”按揭这个词在中国，已经有了更加辛辣的解释。
中国指数研究院2012年11月2日发布最新报告，刚刚过去的10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8768元/平方米，环比9月份上涨了0.17%。
百城房价平均上涨仅为0.17%，但是北京、上海、广州的一线城市价格环比涨幅是0.51%，是平均水平的三倍。据业内人士分析，一线城市房价反弹的压力会更大。
虽然房价不大可能出现全面大涨或者是暴涨，但是房价依然站在高山顶上。
另外，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对100个城市的全样本调查数据，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363元/平方米，86个城市价格环比上涨，14个城市环比下跌。数据显示，房价榜前十名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位列离婚榜前十。其中，北京、深圳、重庆的房价排在全国前三位，而在离婚率榜上也刚好是前三名。
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高房价与高离婚率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可是人们愿意将两者联系起来，也在宣泄着对高房价的不满和对高房价透支未来幸福的担忧。
高房价也让适婚青年结不起婚。
要结婚总得有个爱巢吧。如果结婚时没有住房又买不起怎么办？按照中国青年报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结婚主力“80后”)的数据，多达35.6%的人选择“不结婚”。可是，在房价一涨再涨的当下，要求涉世未深而经济实力有限的80后独立买房，似乎又有点勉为其难。
“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热播的电视剧《蜗居》里，婚姻被房子折腾得支离破碎的女主角愤愤说道。“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然而，“没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更早的《甲方乙方》电影里，有这样的经典对白。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对2429人(79.5%的人为“80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人表示自己身边的“80后”夫妻因为房子问题产生矛盾的人较多，超过7成人表示自己身边的“80后”因为没房不结婚的人很多，超过5成人认为“80后”夫妻会因为没有房子不幸福。
房价的过快上涨不仅助长通货膨胀，而且使银行严重依赖房贷，加大银行潜在的金融风险，还造成人民币购买力严重失真、严重低估之假象，形成美、欧各国强压人民币升值的“不讲理”压力。高房价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大隐患，遏制房价过快增长，让房价回归到合理价位，对经济的健康运行、可持续发展，无疑十分重要。
高房价的危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已经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高房价导致暴力拆迁事件不断出现，加剧了社会矛盾，加重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高房价导致财富向富人集中，扩大了贫富差距。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应是“橄榄型”的，“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
高房价使房子的经济属性大于社会属性，助长了一些人的投机心理，也埋下了社会隐患。
高房价甚至改变了年轻人的择偶观，成为婚姻财产纠纷的根源之一。一些年轻人迫于生活压力，在择偶的选项排序上，不得不把房子放在第一位，而将人品、才华、年龄、相貌等往后排，这从客观上造成了很多“畸形婚姻”。近年来，因为房子而引发的假结婚、假离婚案例比比皆是，再次证明了这种择偶观对婚姻财产分配的负面影响。
专栏作家刘植荣曾撰写《论高房价的十大罪状》，列举了高房价的十宗罪。
罪状一：高房价吞噬公民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一生积蓄；
罪状二：高房价损害公民身体和精神健康；
罪状三：高房价降低中华民族的整体竞争力；
罪状四：高房价影响社会和谐；
罪状五：高房价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罪状六：高房价助长腐败、贿赂等犯罪；
罪状七：高房价造成多种资源浪费；
罪状八：高房价破坏环境影响减排；
罪状九：高房价诱发贪婪的欲望；
罪状十：高房价可能会让政府失信于民。
经济学家韩志国2012年11月2日表示，高房价扼住了中国经济喉咙。韩志国认为，整整一代人买不起房，这是中国社会的重大潜在危险。流动性泛滥与土地财政导致房价暴涨，中国成为房价与收入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高房价扼住了中国经济喉咙，房价不大幅下跌增长瓶颈就难以解除。房价下不来的原因是，担心房价暴跌导致银行坏账剧增，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韩志国说。
如果任由推高房价的利益共谋方肆意妄为，其结果只有一个，投机投资者即将房价推到彻底疯狂，在最高峰将其转嫁给基本居住需求者，尔后反向做空，导致房价大幅暴跌，制造国民负资产悲剧。1990年日本金融危机和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都制造了类似的悲惨事件，不仅千万人财富梦想破灭，金融系统也遭受重大冲击，特别是日本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多年后都没有完全恢复元气。
其实，在巨人般的高房价面前，谁都成了侏儒。即使是富甲一方、威风八面的房地产商，也逃脱不了被当成小丑一样被戏谑的命运。在2012年10月之后的一段时间，像地产大鳄王石、潘石屹、任志强纷纷卷入婚姻内外、真真假假的新闻之中，被高房价裹挟的满腹怨气的大众一下将他们从地产界打入了娱乐界。
那么，如何让高房价回归到合理价位？2012年，温家宝曾在全国“两会”后的记者会上回答得很明白：“房地产的发展，毫无疑问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说要充分利用市场这只手。但是政府这只手也不可以缺少，因为它更具有稳定性和促进公平。”
3.“倾斜”的教育制度
中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教育，古人对教育的最终意义早有探索与研究。老子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矣。”北宋大儒张载的解释更加理想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可见，在古人心中“天地君亲师”，教育是占据重要地位的。但是，现在中国教育却有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教育公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制度的瑕疵。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百三在题为《缩小贫富差别国家的责任：教育公平》的文章中写道：“……农村、城市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应该是一样的，这才是公平、公正的。但相当长的时间里，有北京上海户口的小孩考大学比外省市的录取分数低一百分，这就从起点上造成了贫富差别，是不对的。据传，前些年一位山东农民带着高考未被录取的儿子来京，将国家教委告到了法院，为何自己小孩考得不错未被录取呢？（他比北京考生中的最低分数高了100分。）据说几十家媒体同情之，跟踪之，想报道之，但最后法院未受理，状告不成。
这里虽然有北京市财政对北京大学等几十家高校的巨大财政补贴（跟上海一样），要求录取北京考生多一点的原因。但客观上造成了城乡小孩在学习、读书、掌握知识上的不公正，不平等。”
2012年8月，《小康》杂志发布“中国教育小康指数”，在参与“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的受访者中，近六成的受访者选择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差距大”；接下来依次是“应试教育”、“财政经费投入不足”、“教育费用高，家长经济负担重”、“教师素质”等问题。此外，四成的受访者觉得目前中国教育“不太公平”，近两成的受访者觉得目前中国教育“严重不公”——总共有六成受访者对中国整体教育给出“不公平”评价，另外还有17.0%的受访者感觉“不好说”。
谢百三教授认为：国家、政府要千方百计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公正分配，这是从源头上解决贫富差别之重要办法……搞好教育，是从源头上消除贫富差别过大的重要举措。
全国人大常委、着名教育家朱永新在一次论坛上，提到：“毫无疑问，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平问题。人民群众意见最大、最集中的问题也是以‘择校’为核心的公平问题。以义务教育为例，无论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群体之间、类型之间，我们的教育发展都是不均衡的。在区域之间教育经费相差就非常大，东部和西部有的省的经费差距就非常大，这不仅仅是一倍两倍的差距，最高甚至到了十倍。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距非常大。农村教育经费只占全国教育经费的35%左右，而农村人口远远超过了65%。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可能比城乡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去年杨东平对北京市择校做了相关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北京，校际之间的差距都是非常大的。中国人历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整个中国教育最关键的难点，我认为是公平。80年代开始，我们走的教育发展的道路是在‘效率优先’的思想支配下的，无论是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建设、示范学校建设，还是大学的‘211’工程和‘985’计划，几乎所有的教育政策、资源配置都是往好学校里配，都是做锦上添花工程，而忽略了给最需要的地区配置资源，造成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当务之急是重新进行教育资源的配置，重点向农村、边远地区、薄弱学校倾斜。应该通过教师的流动、组建教育集团等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全方位地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推动薄弱学校的改造。”
除了教育的公平问题，应试教育也广为人们所诟病。
考试一直是中国教育的推动力。中国学生早在幼儿园期间就开始参加考试，之后频繁的考试贯穿多年的学校生活。学校生活之外，补习班、奥数班学习的考试又耗尽了中小学学生们的课余时间。高潮部分是高考，每年6月，中国有超过数百万名高三学生向高考冲刺。
正因为对考试如此重视，中国学生的自由时间都用来背诵、记忆或做训练题。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自由思考。为考试而学习，因虚荣而努力，最后直接导致中国的学生动手能力下降，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中国学生可以在国际奥林匹克大赛中勇夺桂冠，可是诺贝尔科学奖还有待中国科学家实现“零”的突破；中国教育体制能够造就不少的考试健将，却能成就乔布斯一样具有巨大创新精神和创新实力的人。
当《2012中国SAT年度报告》在北京发布时，我们更加看清了这一点。这项报告显示，参加美国高校入学考试的中国高中生中，只有不到7%的人成绩达到1800分“及格线”，而达到美国优质大学普遍要求的2000分以上成绩的更是只占2%。对于这份报告，有专家分析称，中国高考的阅读题主要指向逻辑性思维，一切判断都要依据文本；美国SAT1的阅读题分为六部分：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自我校准，这些都明显指向批判性思维，说明中国教育的批判性思维不足。
也有人辩解说《2012中国SAT年度报告》所采用的具体样本数量不详，SAT是学术能力考试对语言（英语）要求较高，但窥斑见豹，还是能看出中国教育中应试教育的烙印给中国学生带来的批判思维的欠缺。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认为，中国教育太偏重训导，这让中国学生有个很大的缺点：太专一，不管闲事。
在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钟道然着的《我不原谅》一书序言中，学者易中天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教育和中国学生的问题所在：“不会辩论，是因为不会思考。不会思考，则是因为我们的学校，从来就不教这个。学校里教的，永远是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怀疑是不可以的，批判是不允许的，分析和实证则是不训练的。至少，文科的课堂里没有，老师们也不会。文科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全靠中学时代平面几何打下的底子，还得当时就喜欢这门课才行。甚至就连理科的课堂，也往往只有科学手段（技术和技巧），没有科学方法，更没有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我以为，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是这四种精神之总和。不能怀疑，不准批判，不会分析，也想不到要去实证，当然不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不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结果是，文科生变成字纸篓，理科生变成机器人。谁都不会独立思考，每个人都丧失了自我。”
文章中，易中天还言辞犀利、痛心疾首地控诉了应试教育对学生的扭曲和异化：“受教育者丧失了自我，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丢掉了根本。今日之中国，学校是工厂，院系是库房，班级是车间，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压了塑料膜。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则是一样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有人去想。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域，却最不拿人当人，这真是一个奇迹！”
作为应试教育的反面，素质教育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教育界自我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对应试教育的一种颠覆性革命。
除了去教育应试化，我们还应该去学术行政化、去大学衙门化；我们不仅要走出教育产业化的歧途，还要更坚定地走在教育公益化和教育普惠化的道路上。
说一千，道一万，教育首先要公平，教育的公平最关键的还是在教育起始阶段的公平进入。可是现在，我们的下一代还未起跑，就被起跑线上的公平之线所绊倒，我们的下一代还未起跑就已经“中枪”。
据2012年8月2日《法制晚报》报道：当天下午，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的直属杂志《小康》发布“中国教育小康指数”，数据显示，六成受访者对中国教育给出了“不公平”评价。
入园难、入园贵，教师素质和解决教育公平，打破城乡教育差距，是中国公众最关注的三大教育问题。
在“中国公众最关注的十大教育问题”中，“入园难、入园贵”由2011年的第10位“蹿升”至2012年的第1位。
对于幼儿园收费的涨价幅度，公众感受如何？《小康》调查显示，32.2%的受访者“完全不能接受”，27.7%的受访者感到“很惊讶，不可思议”，19.9%的受访者“不太接受”。
从全世界范围看，学前教育的投入占总体教育经费的比例为3.8%，有的发达国家甚至高达8%～11%。我国的投入水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一次，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看望钱学森的时候，病榻上的钱学森坦诚建言道：“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培养创新人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最佳方向！要培养创新人才，须从幼儿教育的公平开始！
三、经济体制有多少“内伤”
1.地方政府债
2012年，北方的秋天让河北某个旅游重镇显得明丽而温婉，一度喧嚣的建筑工地此刻却一片静谧，起重机群伸出的一条条长臂定格在半空，无声地诉说着这里的一切。
“这里三四月份就停了。”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到访的记者说，“国家收缩了货币，银行不给钱了，包工头拿不到钱，回家去了。”
最受影响的还是那些拆迁户，政府拆房时允诺他们5年后就有新房。可是，现在工程停了下来，拆迁户能不急吗？着急的不仅是拆迁户们，政府也感到压力巨大。
按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是不允许向银行借贷的，但开展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需要大笔资金，政府就通过设立融资平台公司的方式，以政府财政为担保向银行借钱，这一模式在2009年政府采取4万亿元刺激措施时，被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群起效仿，同时也埋下了债务隐患。
在炫目的4万亿投资狂潮中，区县融资平台遍地开花，无序负债、过度负债，发糊涂债的问题大面积存在。有的地方甚至用高速公路绿化带的土地拿来抵押，忽悠银行，居然成功贷到款。
三年过去，现在问题来了。在稳增长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基础建设目前仍然在延续，但是收入却开始缩水：一个是财政收入增幅降低；一个是土地出让金收入横遭腰斩。这就在地方政府方面形成了一个两头难的事实：一方面是债务仍然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收入却在不断地萎缩。地方政府开始为地方债而焦头烂额，也在为当初的狂热付出冲动的代价。
2012年7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审议了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明确重申“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更使地方债问题雪上加霜。
2011年，国家审计署公布，截至2010年末，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2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万亿元，占62.62%。从借款来源看，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为8.47万亿元，占比79.01%。10.72万亿元，这相当于前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
审计署报告也显示，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融资平台各自的债务总额都超过了所在地方政府年收入的100%。央行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负债就有可能占了银行体系贷款的30%，约2.2万亿美元。
目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一下子达到1万多个、融资规模超过10.7万亿。这10.7万亿，大多是建立在资产泡沫之上，这是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
地方债究竟有没有危险？内地官员学者多数否认危险存在，称中国不会发生地方债务危机，因为地方债务占GDP的比重还没有超过60%这一警戒线，在可控范围内。事实上，问题还不少。云南一家负债近千亿元的公路城投公司，就直截了当向银行发违约通知函，表明无力还款，最后省政府介入达成债务重组协议。江苏交通系统一家平台公司也以类似方式就150亿元以上的贷款与相关银团进行债务展期的谈判。大的地方平台，一违约动辄上百亿，到期还不了款，最后都由政府出面协调只还利息不还本。
在一些地方看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办法主要靠继续举债，政府继续卖地，形成恶性循环。但2012年以来，相关政策松动的可能性不大，多个政府性债务余额较高的地方通过与银行谈判，实行了有条件的债务展期。而有些地方在融资平台贷款基本无望、展期无望、还债迫切的情况下，基层财政风险已经忽隐忽现，个别地方甚至要借机关干部的房产去抵押融资，有的甚至缓发工资只发生活费。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地方债务基本上为投资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外用于社会保障性质不同，我们的项目资产数量大、建设期限长，资金来源多为地方税收和土地收入，而一旦经济进入下行周期，资金和项目断裂，未来的还款源不确定，缺口问题立即会显现，而地方债务都是以政府背书的，地方财政风险层层上交，或许由中央财政兜底，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最后，地方债不仅绑架政府，也绑架了银行。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共有人口约13.7亿人，如果地方政府债务由国民平摊的话，每人负债将近万元。10.7万亿地方债，政府是终极责任主体。其中，负有偿还责任的6.7万亿元，占62.62%，担保责任的2.33万亿元，占21.80%，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1.6万亿元，占15.58%。鉴于风险高度向政府集中，必须在各级财政之间、财政和金融体系之间构筑防火墙，“谁家的孩子谁抱走”，防止地方官员任期内寅吃卯粮，无度举债，把包袱扔给后人，最后火烧连营，酿成更大的财政和金融风险。
那么，地方债应该怎么还？
地方政府债务偿付目前只有两条渠道：一是通过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税收，或是变卖资源、减持国有股获得收入，再或者通过各种名义的收费来实现；二是借新债还旧债。这两条渠道都可以转嫁不良债务风险。虽然存在着转嫁渠道，但在没有税收立法权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存在着乱收费、乱摊派和卖地的冲动。而影响较大的是会对土地财政形成推波助澜效应。一些地方政府偿债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当楼市低迷时，地方政府偿债就会出现困难，也许会将偿债压力又转嫁给中央政府。
化解地方债风险最坏的做法是，重新运用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或者长期挂账的方法，这相当于变相鼓励银行与地方政府。此举还是“财富劫掠”，在坏账剥离后，通过长期通胀，将地方政府的坏账转嫁全体国民身上。
此次地方债务的或有坏账率可能远远超过以往银行不良贷款的规模，考虑到银行不良贷款主要由银行间接融资，因此中国银行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所受的负面冲击远未过去。这是银行业盲目迷信地方政府、大项目信用的结果，也是在信贷领域行政干预从未根绝的结果，更是中国银行业未能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的结果。
如果地方国资能够得到高效运营，只要得到有效控制，即便地方债务总量达到14万亿元，也不足以动摇根本。
2012年、2013年两年，有24.5%和17.2%的地方债务集中到期，而未来3年需要偿还的比例则超过53%。由于许多地方政府连归还银行的利息都出现了困难，银监会不得不出台政策，对那些还不上债务的地方实行展期。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一般都是5年任期，任期结束，本届官员或升迁、或调任、或退休，那些较长期的债务将留给下一届政府官员，这显然将严重影响下一届政府的财政能力。
尽管地方债压得地方政府喘不过气来，但是地方投资依然方兴未艾，大手笔投资的连续剧远远没有结束。
2012年9月5日，发改委官方网站发表批复25个轨道项目的消息，这些项目涉及资金8400亿元左右；第二天发改委又批复13个公路建设项目、10个市政类项目和7个港口、航道项目，规模至少2000亿元，两天批复的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项目集中批复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稳增长”。但这些只是中央批准的项目，而各地方政府的宏观投资计划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台”。
近30年来，全球发生了很多次经济、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几乎都与债务有关。以前的危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大量举债，发展民族经济，由于投资巨大而效益低下，造成无力还本付息，最终演变成债务危机。
而最近几年的债务危机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展开。这些国家在次贷危机发生后，实施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加之高福利遭遇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障碍，最终演变成棘手的债务危机。
有意思的是，中国曾经似乎总能从一次次危机中化险为夷地走出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危机相对较小？郎咸平的看法是：中国既有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隐患，也有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隐患。
郎咸平认为，在中国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政府主导的投资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以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税收等方式，筹集投资所需的资金。现在，卖地的收入由于高房价的常年透支，空间已越来越小，有些地方的卖地收入与往年相比，已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放行地方债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郎咸平还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福利体系不完善，这方面的投资少，似乎没有高福利催生出债务危机的隐忧。但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样会减弱抗风险能力，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很容易演变成社会性危机。
而且，中国原本应该表现为负债的项目，实际上是以增发货币的方式完成的。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负债，是对国民的隐性负债。
从2011年到2015年，地方综合财力在乐观假设下累计收入为88.98万亿元，在悲观假设下累计收入为74.3万亿元。根据计算，2010年地方综合支出总额为10.96万亿元。假设2011年到2015年，地方综合支出锁定在2010年的水平上，那么在乐观假设下，地方政府可用于还债的收入为34.17万亿元，在悲观假设下，地方政府可用于还债的收入为19.48万亿元。
财经人士叶檀认为：地方债务系统信用不彰，激励机制无法区分诚实与失信的负债主体，把债务与融资资格当做给地方政府的贫困补贴，最终既无法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无法发展出健康的债券市场。中国地方债务与美国“两房”债，属于同胞兄弟。
她的论断，究竟是危言耸听，还是真知灼见？我们将拭目以待。不管怎么说，地方债沉重的压力已经让地方政府焦头烂额，至于它会不会转化成一场危机，目前还不能定论。
地方债的问题，根源还是在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上。如果不解决，此类问题会不断出现。在体制问题无法解决的前提下，地方债的存在难以避免。关键在于，如何规范地方政府负债行为，促进其阳光融资，合理防范风险——有金融研究人士给出了这样的“药方”。
2.市场通货膨胀
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货膨胀是一种无须立法的税收。”
此言极是。
2000年，好大米1元钱1斤，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2年，普通大米2.8元～3元，100元只能买到30多斤大米；
2000年，当电焊工、月收入870元的田小明从来没觉得物价贵过，生活很轻松；2012年，仍然当电焊工、月收入已涨到3000多元的田小明却开始抱怨什么都贵了，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
如今，通货膨胀好像我们的影子一样，如影随形。有人说：“通货膨胀是穷人的杀手。”这个幽灵一般的“杀手”正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们，它褫夺我们的财富时毫不留情，于无声处，我们的财富因它而缩水。
2012年10月24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组织发布最新一期《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前6个月，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也是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第一次超过一半以上，其中中国再次超过美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
尽管截至2012年9月底，中国FDI总额较去年同比下降3.8%，然而近期热钱重现大规模加速流入亚洲的态势，令中国等亚洲各国及地区政府不得不提高警惕。
惠理基金主席谢清海表示：“中国去库存化正在发生，相信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反弹，尤其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增强，年底前便会看到大量资金入市。”
显然，国际资本的不断流入势必对中国的通胀带来压力。有专家认为，“虽然，目前中国的通胀率低于2%，但是接下来会逐步上升。”
通货膨胀的痕迹从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食品价格上涨中就可以明显看得到，随时随地感觉得到。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2012年9月，多地鸡蛋价格再次乘上“火箭”，约八成省区市蛋价已超过每斤5元，全国蛋价一个多月时间内上涨近两成。当“蒜你狠”、“姜你军”成为浮云之际，“火箭蛋”却大发神威，成为如今物价上涨的“代表”。除了鸡蛋价格，粮、油、肉类价格均现涨势：入秋以来，牛肉成涨价新贵。因牛肉供应吃紧，广州市10月份牛肉价格环比上涨25%。
“粮油肉蛋价格的再次上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生产成本的上升。”有专家分析认为，从已经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来看，其他的指数都是往下走的，唯有一个采购的购进价格指数是上升的，这就说明企业购买生产资料的价格是上升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上涨，到生产加工、销售和流通等各个环节的成本都在上涨，因此成本的上升是关键因素。
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也引发人们对通胀的担忧。然而，担忧归担忧，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将长期存在，食品价格上涨将成为一种常态。虽然在某一时间段内，食品价格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这并不影响其未来继续向上的变动方向。食品价格上涨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认为，在我们国家CPI里面食品价格占30%～40%，比重还是很高的，加上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劳动力价格、其他价格的上升，现在主要是因为交通的成本、服装的成本和房地产的成本还没有上升，所以CPI还是保持比较低。但是从国内的情况来看，通货膨胀的压力始终存在。
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率高达5.4%，2012年9月通货膨胀率高达1.9%。
2003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的动力主要来自两块：一是城市服务性价格；一是食品价格。而这两块跟货币和资产泡沫直接相关。第一块好理解，服务价格最大成本是地价，因为地价直接驱动人工涨价，城市生活成本大幅上涨，经济学概念叫“生存线压力”；第二块稍微绕一点，因为大家很容易把农产品涨价与短期供求联系在一起，如气候和自然灾害。
但最近十年来中国大多数农作物的价格都能画出很明显的趋势线，结构因素是无法画出趋势线的。这说明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存在趋势性因素——人工，这就不难理解耗费劳动力大的农产品价格涨幅大，如棉花、蔬菜的涨幅远大于谷物的价格涨幅。
中国人工为什么涨呢？
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人工飙涨是因为中国已经逼近人口结构拐点。但有一点可以相信，当拐点临近和到来时，所引发的工资的上涨应是像“沙丘”一样平缓和持续的过程，但中国蓝领工人的薪酬自2006年以来的上涨却像峭壁一般陡峭。富士康企业工人工资年年上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加薪并不是抵御通胀的最好手段，控制通胀预期才是。
近段时间，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在不断增强。据一些知名的金融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在海外正出现大量投资资金涌入亚洲市场的迹象，包括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都在这些涌入资金的刺激之下出现了价格的大幅上涨。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和地区，看来又面临着一场“很狠很暴力”的新的通货膨胀危机。
据渣打集团的数据显示，相对经济数据比较稳定的中国，在人民币升值趋势不减的情况下，外资流入的势头也在加大。有分析认为，这些热钱的汹涌很大程度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全球主要央行采取强有力的刺激措施造成的。
不管怎样，疯狂的外资所带来的影响肯定不容小视。在大量海外资金的刺激下，国内的资本市场将会充斥强大的热钱旋流。它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当地的股市、汇市以及房地产市场搅热。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泡沫的不断膨胀、不断扩大。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尽管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受到政策的制约，从2011年开始就已经在逐步降温。但2012年，随着市场信心的恢复，楼市的成交量已经开始攀升，房价也开始趋稳，并在一些地方有缓和上涨。
目前，业内讨论得最热的话题已经不再是政策什么时候松绑，而是楼市什么时候反弹。政策的负面影响在心理上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平复。如果在这个节点上，外资疯狂的进入，借助一些其他渠道进入楼市，房价的急速反转就显得顺理成章。从目前的政策环境来看，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前提是调控力度的持续。即使是这样，热钱潜伏的危机仍然存在。
综观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能保持中国持续稳定增长态势的国家并不多。而且，拥有超大消费群以及充足投资力的，也只有中国。如果真如一些专家所言，政策在2013年或者再稍长一点时间出现缺口。那些潜伏的热钱再配上被调控压抑已久的投资力同时爆发，结果极有可能就是楼市再度疯狂飙涨。
这种结果有多可怕，其实从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近期应对热钱的反应就可以看到。它们不惜祭出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政策，甚至学习内地出台限制外地人口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来遏制这些热钱流入的速度。原因很简单，在这些热钱的刺激下，中国香港地区房价目前已达到纪录高位。事实上，按照一些专家的分析，香港地区新出台的“印花税”对于楼市的打击力度是非常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减少成交的30％。但政府宁愿接受这样的结局也要打压，证明热钱的威力多么可怕。
目前，中国内地的CPI并不是长期稳定地处于低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货膨胀也跟着起来，那么后果很难想象。可以说，海外的热钱以及国内正欲反弹的楼市预示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在政策上对于楼市政策有任何的松绑。
需要指出的是，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弗里德曼的原话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历史上，恶性通货膨胀都导源于货币滥发，但在建立了防止财政透支的现代财政金融体系中，我们应当明白，通胀不是央行的错。
3.企业负担过重
因为承受压力的重荷，喷水池才喷射出银花朵朵；也是因为负重的压力，骆驼倒在了沙漠之途。
河北省泊头火柴从品牌声誉上几乎代表了最高产业水准与成就，可它却在2012年9月初宣告破产。
现在德国、瑞典这些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型火柴企业依然生存得很好，中国还有那么多农村地区，做饭还没有自动点火的燃气灶，还需要火柴，市场足以养活像泊头火柴厂这样的技术型企业。固然，打火机等新技术的发展对火柴行业造成冲击是必然的，但也不是泊头火柴厂倒闭的根本原因。
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企业负担过重才是导致其走向消亡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压力主要来源于税收太重以及员工冗杂。
不少中国企业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背的是“山”，还要踉踉跄跄前行。即使朝它们大声喊“站直喽，别趴下”，也未必管用。骆驼瘦成马，马儿累趴下，这已成不少中国企业举步维艰的写照。
于是，出现了呼吁减压、呼吁减税的行业企业。
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一路走低，多地煤炭企业增产不增收，煤炭行业整体利润下滑。面对持续低迷的市场和不断下滑的利润，在10月11日举行的“2012中国国际煤炭发展高层论坛”上，煤炭企业集体呼吁减压，多家煤企高管发出为企业减税的呼声。
近年来，我国先后大幅度调整了煤炭税费征收标准，推行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完善工商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等，煤炭企业的税费负担渐趋加重，煤炭企业成本大幅上升。
2011年，中煤能源集团商品煤平均税负126元/吨；应缴纳各种税费197亿元，是2003年的16.3倍，年均增长41.7%，比营业收入增幅高22.3个百分点；税负率17.1%，比全国重点税源企业平均税负率5.69%高出11.41个百分点。
到目前为止，我国执行的涉及煤炭企业的各类税费项目近30项，煤炭企业除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税、营业税及附加、房产税、土地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一般性税种外，还要缴纳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使用费、矿业权价款、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煤炭价格调节基金、铁路建设基金、煤矿转产发展资金、港口建设费（基金）等税费。2006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的山西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山西省煤炭企业还要缴纳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2006年9月3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山东、安徽、河南、贵州、陕西等8个重点产煤省（区）开展的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这8个省的煤炭企业还要缴纳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除此之外，煤炭企业还要缴纳安全生产使用费、河道管理费、村庄搬迁费、林业基金、水资源补偿费（矿井水排放费）、排污费、绿化费、垃圾清理费等费用——如此繁多的税费，看着都让人眼晕，想着就让人头疼。
过高的税负会增加企业的负担，给企业带来沉重的经营压力。税负过高很容易造成煤炭企业现金流短缺，发生财务风险。当下，部分煤炭企业已经在“熬冬”，依靠借贷维持开支，税费负担沉重更是雪上加霜，减税势在必行。
煤炭企业税费沉重，只是我国企业负担沉重的一个缩影。我们先来看看国有企业的负担。
国有企业有着类似“早产儿”或“畸形儿”的先天性不足。我们常说“国企负担沉重”，原因之一就是国企在创始之初资本金不到位——几十年来国企背负了高额的借贷成本，饱受资金匮乏的煎熬之苦，国企的发展受到资本金不足的严重制约；改革开放以来国企作为政策工具，从多方面支撑着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成本，这无疑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国企资本金雪上加霜；另外，国企还承担了相当的“黑洞”性成本。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国企的“政策性负担”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一些大型国企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推行赶超战略的产物，当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资本很密集的重工业，不符合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竞争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只有国家的保护补贴才能把它建立起来。因此，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以后，只要国企所在的部门还是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还是没有自生能力。而国家又不愿让其转产或破产，就只有靠国家保护、补贴才能生存。
第二种是跟我国的改革方式有关。改革之前，我国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很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很少，但政府必须满足城市居民的就业需要，经常是“一个坑放几个萝卜”，一个岗位可能会派两三个工人去做，造成这些国企有大量的冗员。过去，冗员在企业来说不是负担，因为当时推行“统收统支”，所有的工资都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跟企业没有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养工人的负担逐渐转到企业，这就变成一个社会性负担。同理，退休职工的养老，过去国家由财政直接拨款，现在也要企业负担。
第一种负担，林毅夫称为“战略性负担”；第二种负担，林毅夫称为“社会性负担”。
创业初期资本金的不到位、过高的税负、历史负担、冗员、社会职能机构的附着，造成了国有企业现有的沉重。
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民营中小企业也有自己的苦衷，也存在自己的发展困境。成本高、融资难、税负重，几乎成了中小企业绕不开的话题。中小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
李京生是一家包装制品公司的总经理。“我们是跟纸打交道的，如今这个行业的利润就跟纸一样薄。”谈到企业利润，李京生不由叹气道。也由不得他不叹气，每种颜色每令纸的印刷费收入已由公司成立时的100元左右锐降到目前的15元～18元，而纸张、油墨、人工的成本却足足涨了10倍以上。这样一来，挤压的只能是利润，公司现在净利润率不到5%。
一年摸爬滚打下来，李京生的公司大约能赚120万元，但各种税费却不是个小数目。各种税费每年得交70万元，到手的净利润只有50万元，大约58%的利润缴了税费！
2011年底，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起征点大幅上调，关于“减税”的利好消息，曾让许多一肚子税负“苦水”的中小企业看到了希望。不过，他们的压力不仅仅来自税收本身。
近年来，有关中国企业税负很重的议论一直不断。美国知名杂志《福布斯》推出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内地更是紧随法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二。
对此，有关方面百般辩护，认为中国企业税负并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高，税负痛苦指数也绝对达不到全球第二。但是，这样的辩护，在日益加重的企业税收负担面前，却似乎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不仅大型国企、上市公司，其他企业的税负也是居高不下，特别是中小企业，税负和费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税负过重，至少会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了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多企业原本就面临严重的资金矛盾，在高税负下，更使企业的资金运转矛盾加剧。企业投入、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受到严重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了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面对日益加重的税负和狭窄的盈利空间，企业为了在困境中求生存，不得不在职工身上找“平衡”，导致克扣职工工资、不按国家规定安排职工休息、基本工资标准难以执行等现象随处可见，使职工收入水平难以有效增长。这也是职工收入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了企业产品质量和信誉的提高。目前，很多企业存在严重的不注重产品质量、不讲企业信誉等问题。一方面，说明这些企业缺乏长远目光，没有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说明企业负担过重，生存能力脆弱。而税收过重，则是许多企业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社会保障意识。社会保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目前，许多企业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缴纳、劳动保护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负担沉重密不可分。如果税负轻一些、负担减一些，企业的社会保障意识也会强一些。
不仅如此，企业由于税负过重，也导致税企关系、政企关系不断恶化，企业和职工对执法部门、政府机关的对立情绪日益加重。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迫切希望企业能够做大、做强、做优，希望企业能够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却又在税收等方面不能给企业足够的支持和帮助，这显然是十分矛盾的。
“国有企业各种社会负担还比较沉重。”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勇2012年10月24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情况时如是说。
王勇谈到，一是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还没有完全分离。以中央企业为例，截至2011年底，央企仍然背负着医院、学校和管理的社区等办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每年的费用补贴高达数百亿元，这不仅增加了央企的经济负担，也让央企难以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二是离退休人员管理和困难群体帮扶需要大量补贴。中央企业现有离退休人员523.6万人，还有困难职工等100多万人，企业为此需要承担大量管理和其他负担；三是厂办大集体改革难度加大，解决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问题需要付出很大的改革成本。
王勇表示，要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企业社会负担。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集中力量解决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离退休人员社会管理等问题。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研究解决职工关心的实际问题，妥善安置转岗职工，做好职工技能培训和再就业工作，确保企业和社会稳定。
对于中小企业的减负问题，财经评论人叶檀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涉及财税体制等根本制度的变革，为了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体制，在增加资本利得等方面的税收同时，当务之急是给中小企业减负，将中国的市场体制推向深入。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低效的企业被淘汰出局人们无话可说。严苛的税收让多数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则会动摇国本。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已经超过4000万户，占全部注册企业的99%以上，其经营范围几乎涉及所有竞争性行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部工业总量的很大比重。只有中国的中小企业健康成长，中国经济才有百年根基。
中小企业税负总体而言不比国企低，由于在贷款等方面受到歧视，隐性成本远远高于国企。由于国企垄断了上游资源定价权与电网、高铁等基础建筑设施，民企被“铁箍卡住了咽喉”。
民企隐性社会成本居高不下，而民营中小制造业的利润大多在3%～5%，如果继续提高成本，中小企业会陷入倒闭。如果企业与员工缴纳的社保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降低社会运作成本，可以从整体上降低民企负担，有利于民企。
蜗牛一般背着沉重的壳缓慢前行，这样的企业，显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进步，并充分利用好出口这一手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力红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物价水平的不断上升，劳动者对收入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随着印度、越南等国家发展经济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赖以依靠的劳动力红利已经越来越没有优势，某种意义上讲，还成为劣势。如果我们继续维持高税负，显然会对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严重影响。一旦出口严重受阻，要想再维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相当困难。
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和关注税负过重的问题，切不可再在高税负下发展经济。必须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改革现行的财政分配体制和税制，切实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让企业能够比较轻松地参与市场竞争，特别是国际市场竞争。尤其是目前，要尽快通过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让企业早日获得新的动力，早日走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无疑，无论是对大型国企来说，还是对民营中小企业而言，为企业减负，培植经济之本，才能巩固市场经济的成果，使我们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得更顺畅一些、更快捷一些、更稳健一些。
4.产业发展缺乏有力统筹规划
巴菲特说过：“并不是已经在下大雨的时候，诺亚才开始建造方舟的。”他一语道出了未雨绸缪、早虑不困的必要性。
2010年国务院国资委下达了除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之外，其他76家非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将退出房地产领域的“央企退房令”。
但是，两年过去，截止2012年上半年，主业非房地产央企出让房地产项目仅13宗；通过各大产权交易所进行房地产业务挂牌交易的非主业央企不足40家，而已完成交易实现“退出”的央企则更少。
位列清退名单的78家非主业央企共有房地产子公司227家，约占央企全部三级以上房地产公司数量的60%，看来退出没有那么容易，也许就是一件遥遥无期的难事。
设想当初在房地产业发展初期，有一个产业发展统筹规划，何至于此。
中国的光伏产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缺乏统筹规划、一哄而上的过程。
由于没有准入“门槛”的限定，2006年以来我国光伏企业的成长速度好比雨后春笋，到2010年就有10多家光伏企业在海外上市。2011年，全球光伏产业集体遇冷，欧美、亚洲曾经“高补贴，高增长”的产业盛况不复存在。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主要光伏产品市场纷纷调低政府太阳能补贴。在欧美等国的光伏产品需求量跟不上国内供应量后，光伏产能严重过剩、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的消息此起彼伏，行情一落千丈。加之2012年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光伏产业进入苦不堪言的“严冬”，若干光伏小企业寿终正寝。即便是有名的、被当地政府捧为“明星企业”的尚德、赛维等光伏龙头企业，也品尝了光伏产业一哄而上、缺乏统筹规划的苦果。
不仅是工业行业缺乏统筹规划，盲目建设文化产业也带来无序和混乱。
仅仅一个曹雪芹，竟有四五个故里。曹雪芹故里被河北唐山市丰润、辽宁辽阳、辽宁铁岭和江西南昌市武阳四地争夺，在尚无国家级学术定论的情况下，各地资源纷纷投入并且声势浩大，堪称中国名人故里争夺“第一大战”。
诸如此类的“历史名人造城”怪象，远不只曹雪芹。近年来，持续喧嚣的故里之争，还卷进了李白、老子，甚至是孙悟空、西门庆这样的文学人物。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三地的李白争夺战早已剑拔弩张。
安徽涡阳县、河南鹿邑、甘肃临洮则为了老子大动干戈。甘肃省临洮县宣布，大手笔建造“老子文化园”；河南鹿邑举行了纪念老子诞辰2579周年公祭大典，并对外宣布将举办“中国·鹿邑国际老子文化节”；2009年，安徽涡阳县计划投资不少于5亿元，建“老子文化生态园”，打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家文化圣地。
如此缺乏有规划的统筹和调控，带来同质化的文化景观、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以及建成之后的恶性竞争，这样的建设，无一不是地方政府各自买单，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在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宽带产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LED产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药产业政出多门，缺乏行业统筹规划，方兴未艾的物流产业也是缺乏行业统筹规划……
即使事关生态环境、事关人们健康的节能减排产业发展也缺乏一个明晰的产业规划。由于节能减排产业未能作为一个产业门类给予清晰界定和统筹考虑，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没有其产业地位。没有国家战略指导，节能减排产业发展陷于盲动，国内市场面临被跨国公司瓜分的风险。
欧洲自“二战”以后，经济发展得非常快，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的产业规划定位非常好。例如，德国就是汽车产业，制造出全世界最好的汽车；法国就是服装产业、红酒产业、轻工业产业；荷兰则是农业产业，还有飞利浦品牌的高端产业；意大利则是独树一帜的皮具制造产业。这些国家，它们的产业分工、产业集聚度非常高。
最后，让我们回到我国的光伏产业。现在，光伏产业价格呈现下滑趋势，光伏企业出现亏损，但挑战中也孕育着大好的机遇。伴随光伏系统价格降低，太阳能发电成本竞争力提高，如果我们能够从国家层面对整个光伏产业进行统筹研究和规划，通过重组整合，提高企业竞争力，那么中国的光伏产业必将如凤凰涅盘一样浴火重生！
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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