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少年游小塘，青年游湘江，老年游长江。”这句话概括了毛泽东一生的游泳历程。

    “凡水皆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除了一寸之水不可游，一百多温度之水不可游，零下之水结了冰不可游，有鲨鱼不可游，有漩涡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皆是可游的，这是个真理。”

    “杨老令公八个儿子死了四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报国、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的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么唱。”

    毛泽东抱病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当客人称赞中国人爱好和平时，毛泽东却说：“谁说中国人不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1990年，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中南海数千件毛泽东遗物被移交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珍藏。其中有关文体活动方面的遗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凝结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它们作为生动的历史见证，反映了毛泽东疏神达思、怡情理性的兴趣爱好、审美趣味以及他独具特色的个性魅力。

    “凡水皆是可游的”

    毛泽东在穿着上有自己的特点。他从来不穿短袖衣，认为短袖衣露肉，对人不礼貌。他的裤子，无论外裤还是内裤也大都是长条的，唯独游泳裤除外。他的遗物中有6条游泳短裤，其中4条为白色，平纹棉布制，另外2条为红色，斜纹棉布制。腰围均为110厘米，配有带铝质扣褡的松紧带。裤腰为缝纫机缝制，有多个布袢，裤的其余接缝均为手工缝制。此外，遗物中还有毛泽东测量水温的温度计和上下岸穿的草拖鞋。

    建国后，毛泽东游泳一直穿白色的游泳裤，60年代末，他身边工作人员对他说：“您一生喜欢游泳，但却没有一条好的游泳短裤，现在应该做两条好点的了。”毛泽东一向生活节俭，反对浪费，很少做新衣服，他的许多衣服都是补了又补。一件睡衣竟打了73个补丁，但这回毛泽东破例爽快地答应了。毛泽东晚年偏爱红色，地毯、窗帘等都喜用红色的，据说是怀念爱妻杨开慧的缘故，因为杨开慧小名“霞姑”，又爱穿红色的衣服。工作人员有感于此，特意为毛泽东定做了两条红色的游泳短裤，所谓好，只不过是做工精细，且比原来的白色游泳短裤软厚一些。毛泽东很满意，此后游泳便穿红色的游泳短裤。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虽已是病魔缠身，老态龙钟，但仍穿红色游泳裤在长沙游泳馆游了一次，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游泳。

    按常理，生长在山区的人一般不擅游泳，但在湘中韶山长大的毛泽东却与游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最喜爱的体育项目便是游泳。北戴河、长江、湘江、邕江和韶山水库等地都留下了他劈波斩浪的英姿。说来也巧，“毛泽东”、“毛润之”当中的“泽”字和“润”字竟都与水有关联，更给这位“泽润东方”的伟人平添了几分神奇色彩。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母，毛泽东对水有割舍不断的爱恋。1963年，文豪郭沫若在参观毛泽东旧居时，陪同人员向他介绍了毛泽东少年时代游泳的故事，他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是少年游小塘，青年游湘江，老年游长江。”这句话概括了毛泽东一生的游泳历程，也展现了毛泽东愈老愈爱搏击风浪，愈老愈渴望挑战的性格，他的心永远是年轻的。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给无数智者以哲理上的启迪。毛泽东也善于从水中吸取智慧，并转化为澎湃的诗情。水的宽阔浩渺给他以空间感和使命感，不禁“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水的流动不居则给他以时间感和紧迫感，惊呼“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置身水中，毛泽东畅想天上与人间，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的勾连，产生对宇宙万物生生不息、运转流变的叹服，对超越前人、创造奇迹的憧憬。得益于水的滋润和启迪，毛泽东才创作出了《沁园春·长沙》、《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等千古名作。如果说诗歌是毛泽东的语言故乡，那么水便是引发毛泽东浪漫诗情的温床。

    毛泽东酷爱游泳，还因为游泳是他表达生存意志、确证和张扬自身力量的最佳方式。“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他青年时代的誓言。晚年毛泽东雄风犹在，对人生的体悟更为从容豁达，“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出言有九天俯视之概。毛泽东的人生信条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认为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动力，“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挡，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他征服了旧的对手后，又渴望新的对手，其人生境界就在这种循环中不断得以提升而趋于永恒。毛泽东借游泳强身健体，更借游泳怡情励志。对于他来说，游泳包含了太多的人生底蕴和象征意义。

    毛泽东不喜欢在游泳池或风平浪静的水面游泳。1954年他去清华大学游泳馆游泳，三个月不间断，目的是研究水的“脾气”，进一步提高游泳技术；1974年他去长沙游泳馆游泳，是因为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不得已而为之。他心中向往的地方是大江大河。1954年夏的一天，北戴河忽然狂风大作，在此避暑办公的毛泽东坐不住了，他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发誓要和北戴河的惊涛骇浪斗一斗。来到海边，面对排天巨浪，毛泽东眼中露出兴奋的神色，他稍作准备动作后，便纵身扑入水中，海浪时而将其托上浪尖，时而将其抛入谷底，毛泽东镇定自若，穿涛破浪，直向大海深处游去。一个多小时后他才心满意足地上岸，慨叹今日终于找到了一位对手，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凡事不冒险就不会成功，许多成就便是从冒险得来的。”

    北戴河的成功使毛泽东进一步产生征服长江的欲望。海比江宽，但江比海险，毛泽东对已有的成绩从不满足。1956年6月初，63岁高龄的毛泽东四天之内三次横渡长江成功，这在中外领袖人物中绝无仅有。事后毛泽东以长江论美国，他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他还不忘向那些反对他游长江的人点破一个真理，即“凡水皆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除了一寸之水不可游，一百多温度之水不可游，零下之水结了冰不可游，有鲨鱼不可游，有漩涡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皆是可游的，这是个真理”。

    毛泽东借游泳谈政治，谈人生，有感而发，机锋甚健。他终身都在从水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游泳伴随他克服了人生道路上无数的暗礁和险滩，并使之永葆年轻乐观的心态，向一切未战胜的事物挑战。正是在这种生命奋进中，毛泽东迈向了诗化而奇崛的人生境界。

    听曲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遗物中，有大量磁带和唱片，据统计，磁带有447盒，唱片多达1644盒。品种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进口的主要产自日本近代树脂工业株式会社。磁带为单轮，纸盒装，播放时将磁带安放在录放机的左边转轴上，然后用手将带头缠绕在录放机右边的轮盘上。录放机有两部，一部产自日本，一部产自德国。放唱片用的留声机产自美国，是江青30年代从上海去延安时带去的，此后便一直用它。

    磁带和唱片的内容，除极少数为外国歌剧和名曲，如意大利罗西尼《天堂与地狱》、法国《马赛曲》外，其余均属“民族文化”的范畴，包括相声、京剧、各种地方戏和古诗词曲。毛泽东工作之余，便经常听曲怡情，这是他的一种重要的休息和娱乐方式。

    相声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很得毛泽东的喜爱。每次观看京剧折子戏，毛泽东都要求穿插几段相声以活跃气氛，松弛脑筋。他说过：“相声这一行很好，能促使人欢乐，能促使人们从反面吸取教训，能促使人们鼓起革命的精神，做好工作。”毛泽东遗物中有相声磁带76盘，荟萃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相声艺术家侯宝林、郭启儒、郭全宝、赵振铎等的代表作。毛泽东尤爱听侯宝林的相声，共听过150多个段子，内容有《关公战秦琼》、《艾森豪威尔外传》、《宽打窄用》、《离婚前奏曲》等。1949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文艺晚会上听了侯宝林的相声后，称赞他“是个人才，是个语言学家”。

    相声以幽默引人发笑为主要特色。据侯宝林回忆，毛泽东爱听相声，但很少纵情大笑。他常见毛泽东努力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有时脸憋得通红。50年代，有一回，侯宝林说相声时，七拼八凑了一首打油诗，让毛泽东纵情地笑了，所谓“诗”就是这么四句：“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毛泽东要求的相声，除了娱乐性，还要有知识性，所以他在相声选择上是很讲究的。50年代到60年代初，侯宝林多次将自己满意的相声录音带送给毛泽东欣赏。“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宝林受到冲击，无法知晓毛泽东想听相声的愿望，即使知道也无法去。1975年，毛泽东对人讲：“我好久没有见到侯宝林了。”四届人大前夕，毛泽东亲自提名侯宝林当人大代表，他是毛泽东提名的10个人当中的一个。

    京剧是毛泽东最喜爱的艺术形式，其遗物中的磁带和唱片，大部分内容也是京剧，而且各个流派的都有。他不同时期偏爱不同的戏。转战陕北时，爱听《空城计》、《草船借箭》；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时，爱听《逍遥津》、《卧龙吊孝》和《荒山泪》，高兴时自己也哼几句《群英会》。大军过江前后及进京以后，他多次看《霸王别姬》，看到项羽穷途末路时，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他感慨系之，告诫大家不要学楚霸王。

    毛泽东是一位京剧行家，对京剧的历史、流派、唱腔、程式都很熟悉。他曾谈到京剧是在安徽的徽班二黄和湖北汉剧西皮的基础上融合发展起来的，认为京剧唱腔主要就是两个：西皮、反西皮，二黄、反二黄，并为反西皮和南梆子唱腔少了而感到遗憾。在京剧的十几个程式中，他说他不太喜欢摇板、散板和慢板。50年代，有一次，他听完京剧演员李和曾唱《李陵碑》中那段反二黄唱腔后，很风趣地对李和曾说：“杨老令公八个儿子死了四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报国、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的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么唱。”

    毛泽东又是一位富于欣赏个性的京剧迷。京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流派，毛泽东认为京剧有流派是好事，每一派都有其独到之处，但不要打乱仗闹独立。作为个人来说，毛泽东又有他自己的偏好和见解，他曾说程砚秋比梅兰芳唱得好，又称自己最爱听高（庆奎）派的戏，“越听越爱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他观看高庆奎的高足李和曾主演的《失空斩》，不断热烈鼓掌，并侧身对周恩来说：“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这出戏，给人以刚劲奋力的感觉。”毛泽东保存了许多高庆奎的资料，如《逍遥津》、《珠帘寨》、《胭脂粉》、《鱼藏剑》、《七擒孟获》、《汾河湾》、《八大锤》等。高庆奎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逍遥津》，内容讲汉献帝写血书给伏皇后之父伏完，嘱其邀约孙权、刘备里应外合除掉曹操，不意事机泄露，曹操杀害了伏完、伏皇后及其二子。这是一出悲剧戏，唱腔苍凉悲凄，撼人心魄。毛泽东保存的该戏的录音有两种，一种是高庆奎的原唱，一种是闵惠芬的二胡独奏，没有唱腔。毛泽东时常要听这出戏，工作人员为了查找方便，特意在两种录音带上打上了红色标记。毛泽东遗物中的磁带和唱片，现在播放起来的效果大都很好，但播放《逍遥津》，无论是音质还是节奏都有些走样，这显然是反复播放后带子损伤造成的。

    除了京剧，毛泽东还喜欢听各种地方戏。他的磁带和唱片中，有湘剧、晋剧、昆曲、豫剧、秦腔、锡剧、河北梆子、高甲戏、江西采茶戏等。1959年，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碑》后，说“南包公”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号召大家学习这种精神。同年4月毛泽东看了常香玉主演的豫剧《破洪州》，觉得很好，写信给周恩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表演一次。”还有一次，他到湖北视察工作，主动提出要看流传不广的原始黄梅戏，特别喜欢乡土风味浓烈的传统剧目《张二女推车》，认为这种土里土气的戏让人看了有亲切感。针对一些剧种不同程度“京剧化”的现象，毛泽东多次指出地方戏要保持自己的艺术风格，走多样化的艺术发展之路。1969年，他在杭州听了所谓“改革越剧”《红灯记》后说：“把越剧改得不像越剧，我不赞成，各地方剧种应有自己的特色，不然，要那么多地方戏干什么，一个剧种就够了嘛。”

    古诗词曲在毛泽东晚年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身体和精神状况急剧下降，1974年，他又患上老年性白内障，双目近乎失明，这对于一个酷爱读书，多年来亲自批阅文件、动手写文章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为排解寂寞，毛泽东只好请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诵读古典诗词，但诵读不足以遣怀，于是他想听曲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指示当时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抽调文艺界名流，为毛泽东录制古诗词曲。

    录音工作在北京西苑旅社进行，录一盘便送一盘，除毛泽东处，周恩来等政治局常委处也送。毛泽东非常喜爱为他录制的这些古诗词曲，有时兴之所至，还改动某些原词，让录制组重录。毛泽东遗物中，共有古诗词曲唱片59盘，他经常听的有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计镇华演唱的陆游的《渔家傲》，杨春霞演唱的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以及方洋演唱的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些诗词曲的风格沉雄刚健，慷慨悲壮，正迎合了毛泽东英雄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

    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是一首送别诗，它在慨叹国事危难的同时，寄予了对抗金主战派人物胡铨的深切同情和无限期望。蔡瑶先以激昂悲愤的情感演唱了这首词作：“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住，聚万落千村孤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毛泽东很难过，激起对逝去的战友们的怀念。那一天，他不怎么吃东西，也不说话，将《贺新郎》词的唱片整整放了一天。他时而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神情严肃悲痛，借这首词中的某些句子寄托自己对董必武和其他战友的怀念。过了不几天，他又把词的最末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让录制组重录，说是原来两句太伤感了。

    1975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同意为他做白内障手术。手术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为他准备岳飞的《满江红》唱片。这首词曲由上海昆剧演员岳美缇演唱，她的演唱高亢有力，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宽阔胸怀和凌云壮志。毛泽东听着铿锵的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耳边回荡着岳飞的心海潮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毛泽东从容镇定，安然躺在手术架上。他的激越情怀和大无畏精神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医务人员。满身披挂的唐大夫从容不迫地为毛泽东做了白内障针拨手术。手术虽只用了七八分钟，却留下了一曲永恒的生命壮歌。

    “学习书法是积极的消遣欢乐”

    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中国书法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作为中国文化独有的一部分，书法是节奏化、音乐化的形象艺术，它超越表象模拟而直指心性，人的生命感悟和情思襟怀通过书法的线条、布局和气韵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毛泽东一生爱好书法艺术，吸纳百家之长，自成风格，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

    毛泽东遗物中，有他手书的古诗词，练习书法用过的毛笔、宣纸和米尺，还有一方精美古朴的砚台。砚台长26厘米，大的一头宽15.5厘米，小头宽14厘米，厚2厘米，外套一个精致的楠木盒。砚台表面约一半面积微微凹进，用于磨墨，其余地方则是云彩般的雕花，令人赏心悦目。砚台一侧，有著名书画家齐白石亲手雕刻的一行小字：“片真老空石也，是吾子孙不得与人，乙酋八十五岁，齐白石记于京华铁珊屋。”

    齐白石和毛泽东都是湖南湘潭人。解放前，两人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后，毛泽东打听到齐白石在北京的住处，遂主动给齐白石写信，邀请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国是。年近九旬的齐白石高兴得一夜未合眼。开国大典前夕，齐白石精心镌刻了毛泽东的朱、白两文寿石印章，由诗人艾青转致毛泽东。1950年初夏，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专程看望白石老人，详细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健康状况。接着毛泽东又派专车去跨车胡同，将齐白石接到中南海作长时间晤谈，并正式聘他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同年10月，齐白石从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画精品中选出《芭蕉图》、《鹰》两幅画和一幅“海为龙世界，云是鹤故乡”的对联送给毛泽东。与此同时，齐白石见毛泽东爱好书法，便将“子孙不得与人”的砚台赠给了毛泽东。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书画，毛泽东都上交了国库，唯独把这方砚台留下作为纪念并练习书法，由此也可见毛泽东对齐白石的敬重和对书法艺术的挚爱。

    毛泽东出生在清末，他在读私塾时就练习用毛笔写字，并培养了对书法的兴趣。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的手迹就呈现出晋唐小楷、魏碑和颜体等多种风格。在井冈山时，贺子珍见毛泽东爱好书法，便用江西农村的蓝土布，为毛泽东缝制了一个多用挎包，内有专装“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多层口袋，毛泽东赞赏地说：“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转战赣南时，军情极为紧迫，毛泽东仍见缝插针地练习书法，他曾说：“练习书法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健身之法。”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练习书法的兴趣更浓，他的办公桌上，常摆放着一些翻开的字帖和练字用的纸张，有宣纸，也有信纸，上面写得密密麻麻，大多是一首首唐诗宋词。

    毛泽东认为，学字要学帖，学帖要发挥，做到有师承而不泥古，有变化而不失法度。毛泽东经常派秘书给他收集、借阅各种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东晋以来各代书法家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頫、解缙、张弼、傅山、文徵明、董其昌直至近代于右任的草书作品，毛泽东都研习揣摩过。毛泽东最推崇怀素的草书，其《自叙帖》、《苦笋帖》等是他练习书法最好的范本。田家英说过：“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势。”

    草书是书法艺术的皇冠。 《草诀歌》中写道：“草圣最为难，龙蛇竟笔端，毫厘虽欲辨，体势更须完。”1959年后，毛泽东的草书进入辉煌的境界，吸收“二王”之秀雅，孙过庭之俊逸，张旭之“不可端倪”，怀素之纵横恣肆，形成自己既大气磅礴又秀雅俊逸的草书风格。

    “书者，心之迹也。”毛泽东的草书是其人生历史、胸襟抱负和时代际遇的体现和升华，达到了以有限之空间，写不尽之豪情的艺术境界。一般的书法家，在年轻时代的字大都灵动纵逸，而到晚年则归于平和、冲淡和蕴藉，而毛泽东却非如此，越到晚年，他的书迹越挥洒飘逸，长枪大戟，怒澜飞空，真正是落笔惊鬼神，满纸生云烟。尽管毛泽东晚年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和忧虑，但他的心态始终是向着未来的。1975年，毛泽东抱病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当客人称赞中国人爱好和平时，毛泽东却说：“谁说中国人不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你能想象这是从一个八旬老人口中发出的声音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毛泽东从不向困难低头，从不因挑战而退缩。他晚年的书法，正渗透着他对生命意义和真谛的哲理思考。

    （胡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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