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一板一眼地，犹如二加二等于四。但有时也会来几下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就像他写的文章那样精练，在确切的散文中，偶然使用鲜明的比喻。

    1946年，我们的飞机从北平向西飞行，经过3小时的航程，最后在凹凸不平的草地上着陆，这就到了延安。

    尽管在打仗，延安在我心目中却是个和平、安全的地方。中国人也都有这种感觉。在延安，党的官员们工作时间很长，但维持生存的口粮却很少；到了冬季，每天减为两顿饭，主要吃小米和瓜菜。他们在寒冷的窑洞里工作，坐在木凳或长凳上，点的是昏暗的小油灯。即使在敌人入侵的情况下，他们工作起来似乎也不怎么紧张。他们在老百姓家中感到自在，来来去去，无所畏惧。

    社交生活既友好，又不拘礼节。通常的娱乐是聚餐、跳舞、打牌、看戏，但却带有一种延安的特色。

    一周的主要社交活动是星期六晚上的舞会，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一板一眼地，犹如二加二等于四。但有时也会来几下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就像他写的文章那样精练，在确切的散文中，偶然使用鲜明的比喻。

    某日开会。“现在就要下决心，你们会长虱子的。你们要到农村去。不是去同地主、富农们住在一起，而是要和雇家、佃农一起住。对主人也不可自高自大，而是要去接近他们。所以，你们会长虱子的。”刘少奇正在向100多名年轻人发表讲话，告诉他们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在城里长大的学生，来到这儿“为人民服务”。他们将被派出去组织土改。

    刘少奇不留情地接着说：“不要有这种思想，认为自己是从延安来的，是带着令箭来向农民指手画脚的。你们的工作是去了解人民需要什么并且帮助他们去做到。要唤起人们的自觉性，然后组织起来。你们的方针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近几十年来，“到群众中去”的热情吸引了中国知识阶层中成千上万青年人。这种热情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中学生们的伟大爱国觉醒。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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