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度过一个个烟荒，他节约又节约，平时剩下的烟头，从来舍不得扔掉，烟瘾上来了，就剥开烟头，找来张废纸卷成一个“大炮”，同样抽得津津有味。平日里就是“前门”，偶尔也抽几支“恒大”，从不轻易破例抽更高级的。

    刘少奇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就是爱抽烟，尤其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一边慢慢踱着方步，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

    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们为有刘少奇、李立三等一批杰出的领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纷纷建议他们几个负责人的生活费由原来的每人每月15元提高到200元，并诚恳地说，15元太少了，每月拿200元这是我们工人的心愿呀！

    “建议”传到刘少奇耳中，他不假思索，断然否决：只要15元，我们是工人代表，不能和资本家比呀，何况工人的生活还很苦啊。为了革命，我们更应该和工人一样同甘共苦。就是将来打下了天下，生活过好了，干部也不能特殊呀！就这样，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不分主任、通信员，每个月薪金一律15元。

    刘少奇习惯通宵达旦地加班，就必须靠着烟来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因此，他常常是等不到发薪的那一天，荷包早就空空如也，烟盒也成了摆设，可他从不要求提前支薪。为了度过一个个烟荒，他节约又节约，平时剩下的烟头，从来舍不得扔掉，烟瘾上来了，就剥开烟头，找来张废纸卷成一个“大炮”，同样抽得津津有味。实在没有了，就只好硬撑着，等待下一个发薪的日子。

    一天，通信员张明生实在不忍心看着刘少奇“痛苦”，就私下替他把薪金提前领了。

    “这是哪来的钱？”刘少奇一直是挨着指头过日子，知道还没到发工资的日子。

    “我看你没有烟抽了，所以提早……”张明生支支吾吾，生怕刘少奇发火。果然，不等他把话说完，刘少奇就批评开了：“不行，薪金发放时间是俱乐部主任团集体决定的，我们大家都要遵守，要不，当家的怎么办？赶快给我把钱退了。”

    看到张明生一声不吭，心想他也是一番好意，刘少奇这才把语气缓了下来，幽默地说：“你看，我不是一样有烟抽吗？”说着，便点燃了一支自制的“喇叭筒”。

    既然如此，张明生只好乖乖地把钱给退了。以后，他只好用自己的钱多买点烟，一发现刘少奇的烟盒空了，就偷偷地塞上几支，帮他度过烟荒。每每此时，刘少奇也就当仁不让地笑纳。

    到了西柏坡，刘少奇的每月津贴交完党费就只剩下两块钱，他全部用来买烟，即便如此也常常是烟荒不断，但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即：每个月的零花钱，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两块这个数。

    有一次，警卫员发现刘少奇又断了“炊”，晚上熬夜又实在辛苦，便悄悄地买来一包瓜子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希望给他解解烟瘾。不料，刘少奇发现后不但不谢谢他，反而严肃地问：“这包瓜子是哪里弄来的？不要乱花钱，能少花的就尽量少花，能不花的就不要花，今后再不能这样了。”当然，以后也没有谁敢这样了。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条件好了一些，尽管刘少奇嗜烟如命，但他仍然坚持不抽太好的烟。平日里就是“前门”，偶尔也抽几支“恒大”，从不轻易破例抽更高级的。

    1958年在成都开会，有一天，烟抽光了，秘书吴振英拿了盒云烟让他试试。他抽了一支，觉得味道不错，便说：“那就弄一些来。”话刚一出口，似乎又觉得有些不妥，便马上补充道：“一定要付钱，人家不要钱，我可就不要烟呵。”过一会儿，吴振英把烟买来了，还特意把发票让他过目，他这才放心地抽了起来。

    少奇同志最突出的性格就是理智，从抽烟这件事上，我们便可见一斑。

    （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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