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一位女工作人员插话问：“总理，不是说你老家在绍兴吗？”总理马上说：“不，不！绍兴是祖籍。从祖父时代起就到淮安了。我的母亲也是两淮人……”

    总理说：“不要了！在淮安牺牲的烈士很多，有许多是外地人。”接着是短暂的沉默。

    “为了这点茶馓，你们用白铁皮做桶子，也是个浪费……”

    “我也想回去看看哪！”

    1960年4月。在南方，已经是暮春季节了；而在北京，早晚还有些寒意。但从淮安来的刘秉衡，这天晚上却感到身上热乎乎的。他坐在汽车上猜度着即将来临的幸福情景；汽车在向钓鱼台疾驰。

    刘秉衡当时是淮安县委常委兼淮城镇党委书记。他是受县委委托，专程来京向总理汇报工作的。经过联系，总理约定晚上在钓鱼台接见他。他心情很激动，翻来覆去考虑着怎样开始自己的汇报。

    10点半，刘秉衡来到总理的会客室。总理老远就伸出双手，满面春风地迎上来，不住地打招呼：“你来啦！快坐下！快坐下！”刘秉衡上去握住总理的双手激动地说：“总理，您好！”

    总理让刘秉衡在紧靠他身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然后拿起香烟，问：“你抽烟？”刘说：“谢谢总理，我不会抽！”总理说：“我也不会抽。那就吃苹果吧！”说着，从水果盘里选了一只又大又红的苹果，亲自削好，递到刘秉衡手里，说：“你吃，你吃！”刘秉衡一直望着总理慈祥和蔼的面容和敏捷的动作，感到无限幸福，直到接过总理递过来的苹果，他才感到让总理给自己削苹果吃，有点过意不去了。总理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说：“吃吧，吃吧……一家人嘛！”说完，爽朗的笑起来，问寒，问暖，拉起了家常。

    也许由于刘秉衡是淮城镇长的缘故吧，总理这次对淮安城的事情谈得特别多，问得特别细。他在轻松愉快的交谈中谈到自己童年生活的一些情景。他说：“小时候，我常从勺湖坐小船，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河下那时候可热闹呢！现在呢，勺湖还有小船通河下吗？”刘答：“现在不通了。”总理又问：“文渠呢，还有水吗？”“有。要整修。”“鼓楼往南，还是石板路？那座桥可坏了？”“南门大街拓宽了，现在是柏油马路。桥，重修了。”

    ……

    接着，总理又谈到自己家，问“驸马巷和局巷还是那个样？门前那个‘迎壁’拆了吗？我早叫拆掉的”。他又问到，院子里那棵大树还有没有，家里那口水井还在不在。他向旁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那里地下水位高，小桶上只要系上三尺长的绳子，就能打水了。”说着，他站在那儿，将两臂一伸，表示一个长度。他说：“小时候，我常在这口井里打水，浇菜。”

    这时，旁边一位女工作人员插话问：“总理，不是说你老家在绍兴吗？”总理马上说：“不，不！绍兴是祖籍。从祖父时代起就到淮安了。我的母亲也是两淮人……”

    总理对故乡的怀念，激起了刘秉衡的强烈共鸣。他觉得乘这机会邀请总理回家看看，是最好的时机，也是他作为故乡人民的代表不容疏忽的职责。他恳切地说：“总理，家乡人多少年来，一直盼望您能回去看看，您是否能抽空……”总理没等他说完，就连连点头，无限感慨地说：“是呵！我也想回去看看哪！12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50年了！”说着，伸开一只手，竖起五个指头，表明是50年——整整五十年。

    幸福的时刻总使人感到过得太快。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刘秉衡想，该谈谈工作了，不然，会耽搁总理过多的时间，因为听说他明天要到天津去视察工作，而他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于是，把话题转到故乡的生产建设方面来了。

    刘秉衡汇报说：“去年家乡种了棉花，收成很好。”总理听了很高兴，问：“收了多少？如实说，可不要浮夸。”刘答：“种了七万多亩，共收皮棉一百九十万斤。因为初次种，没经验，单产不算高。”总理说：“还好，还好！”

    接着，刘秉衡转入正题了，这是他这次来的一项主要任务。由于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总理支持，他谨慎地、试探性地说道：“县委有个心思：想办座纱厂，不知道行不行？”

    总理一听，爽朗地笑了，说：“噢，你们种了棉花，就想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不就吃不饱了？”他顿了一顿，接着说：“这要由省里统一安排。共产党员嘛！办事要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嘛！我看暂时不办好！你说呢？”

    刘秉衡点点头，说：“总理说得对，我回去传达。”他这时并不失望。虽然他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但他的收获却更大——找到了县委的思想差距：缺少一盘棋思想。有什么比这个收获更宝贵呢？他当即表示回去以后一定种好棉花，支援上海，支援全国。

    最后，刘秉衡又向总理汇报：淮安在东门外修了个烈士陵园，建了一座烈士纪念塔，县委请求总理给题个词。总理听了，谦虚地说：“我不会题词；写几个字还可以。”说着，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字。竖写一张，又横写一张，郑重其事地，很认真地写完，还轻轻地念了一遍，像是引起了对革命烈士的无限怀念。这时，旁边那位女同志问：“要不要加上‘淮安’二字？”总理说：“不要了！在淮安牺牲的烈士很多，有许多是外地人。”接着是短暂的沉默。

    刘秉衡想请总理用毛笔把这几个字写在单页上，以便带回家乡刊用。不料，总理忽而把话题又转到处理故居的问题上。他说：“我那房子你们还没有处理掉，这不好！上次，王汝祥同志来，我给他讲过，他也答应了我。可是呢，他‘骗’了我，现在还没处理。”接着又严肃提出：“我的房子不能让人去参观，不能和毛主席旧居比！你们把房子用起来，不能空在那里。”

    刘秉衡答应一定向县委再一次传达，一定照总理的意思办。接着，又要求总理题字。总理风趣地说：“这样吧，我们订个协议：我给你们写字，你们要帮我把房子处理掉，好吧？”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刘秉衡也不好坚持再请求题字了。这件事竟成了一个遗憾。直到总理晚年还提到：“我差淮安一笔‘债’：答应给烈士塔题字，一直没写……”

    已经是深夜一点半了。刘秉衡觉得不能再打搅总理的休息，便告辞了。总理一直把他送到楼下。

    这次难忘的会见，永远铭刻在刘秉衡心中，也永远为故乡人民所传颂着。

    “茶馓一定不能收”

    一九六二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淮安县是县委书记邵凤翥、副书记王纯高参加会议。

    准备赴京之前，常委谈了许多问题。在讨论工作之余，有人提到：总理一直惦记着故乡，可一直没工夫回来看看，是不是顺便带点家乡土产，给总理尝尝，一来表达故乡人民的心意，再则也让总理高兴高兴。可是，也有人提出：上次送了一些土产去，总理和邓大姐虽然勉强收下了，却付了一百元，并写信批评我们没有学好中央文件，不一定再送了吧！商量的结果是，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少带一点，带那最有特色而又最不花钱的。带什么呢？决定带点茶馓。

    茶馓是淮安特产的一种茶食。和普通馓子比起来，略为精致一点，主要是技术上巧妙。茶馓是采用上好白面用麻油炸成的。经过师傅的巧手，其细如线，其黄如金，环绕成团，活似一朵正待开放的金线菊花，更加上触之即碎，香酥可口，因而，一种普通的油炸面食，竟成了驰名南北的名点。

    为了带给总理品尝，特找了最好的师傅，选了上等面粉和麻油，炸好以后，装在特制的白铁皮小桶里。一路上，更是小心翼翼，以防因颠簸而碰碎。因为这里装的是家乡人民的心意呵！

    到北京以后，经过联系，邵、王两位亲自把茶馓送到总理办公室。秘书劝他们把原物带回，说总理是从来不收礼品的。邵、王两位一再解释，说这不是什么礼品，是家乡炸的馓子，一点不值钱的东西，不过是表表家乡人民的心意罢了。秘书无可奈何，只好暂时代收下来。

    过了两天，邵、王两人被电话召到江苏代表团秘书处。茶馓被退回来了。总理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再三解释说：“你们的心情，总理完全理解。但，总理说，茶馓一定不能收。为了这点茶馓，你们用白铁皮做桶子，也是个浪费……”

    邵、王两人沉默了半晌。怎么办呢？最后商议一下，对秘书说：“这样罢，已经带来了，总不好再带回去。千里迢迢一片心哪，就照收粮票、照收钱，请你给总理带去吧！”

    秘书笑了。他说：“你们的主意，我早给总理说过了，不行。你们过去不是送过一次莲子、藕粉嘛，总理付了钱，你们这次又来了。要是再收下来，以后还会有人送的。总理再三嘱咐：一定不能收。还叫我带给你们一份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要你们好好学习……”说着，递给他们一份文件，上面有周总理亲自用铅笔写的批示：

    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邵风翥、王纯高仔细读了总理的批示，深受感动。总理是这样的严于律己，这样的廉洁奉公、一丝不苟，真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呵！

    总理的秘书要走了。邵、王两人请求秘书转告总理：“感谢他老人家对故乡干部的教育，我们要以总理为榜样，发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我们一定记着、永远记着……”

    （《周恩来与故乡》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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