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秦始皇结束了消灭六国、统一中国的战争，建立秦王朝。秦朝颁行了若干项新的重要政治、经济制度，或政策、措施，为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王朝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秦朝积极开拓，大力经略边疆，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疆域的奠定，也打下了基础。汉朝建立后，既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又有所发展。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开始向汉民族发展、转化。两汉时期，匈奴、乌桓、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夫余、挹娄、高句丽等东北民族，乌孙等西域民族，南越等“诸越”及夜郎等“西南夷”都活跃在当时的中国历史舞台，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节 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

    一 秦王朝的统一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1]，完成了“一扫六合”的大业，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纷争的状态，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秦朝虽如昙花一现，仅历15年便告灭亡，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在确立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上，秦朝多有建树，秦始皇所开创的中央集权国家模式，基本上成为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定势。从民族史角度来说，秦王朝的建立，可说是华夏民族统一的标志。自春秋以来涌起的民族融合潮流，历经五个半世纪，终于以华夏民族的统一而告结束。分裂局面的终结，国家的高度统一，使华夏民族的核心地位进一步确定与巩固，也使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朝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2]。为了统治这个幅员空前辽阔的大帝国，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的辅佐下，创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树立了绝对皇权，巩固了大统一的局面。首先是废除了周代以来封国建藩的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将内地划分为36郡，实现了“诸夏”的统一；又在边远的闽越、岭南、河套等地增设郡县，使全国拥有40余郡，皆由朝廷直接控制，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统一多民族国家遂通过郡县制度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与发展。为了实现并维护大统一，从根本上改变战国时“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3]的格局，秦始皇以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建成一套适应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企图尽可能消除由于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地区差异，以利于国家的统一。其中主要是：以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刑律，制定了全境通行的法律；统一文字，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写成范本在全国推行；废止战国时各国形制轻重的货币，统一使用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以商鞅时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来统一全国的度量衡；修筑驿道以通达四方；等等。

    秦朝是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当时，东方江、淮流域的夷族，南方长江流域、汉水流域的蛮、巴、蜀族，闽、浙以及珠江流域的百越族和西方戎族的一部分，都先后被统一进来。为处理边疆少数民族的各种事务，秦朝专门在中央设置典客的官职，属于九卿之一，“掌诸归义蛮夷，有丞”；还有典属国，“掌蛮夷降者”[4]。按照秦朝制度，在边郡以下设道。所谓“道”，就是秦朝政府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县[5]。据不完全统计，西汉时共有道32个[6]，其中大部分是秦朝设置的。道的设立，反映了秦朝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同于内地的形式。

    为巩固统治和扩张领地，秦朝曾对周边各族多次展开军事行动，其中以对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越人战争规模较大。

    当时占据着阴山与河套一带的匈奴甚为强大，不断对秦朝进行侵扰。秦始皇派蒙恬率军30万人反击匈奴，于秦王政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夺占了“河南地”，即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地区，在那里设置44县，城河上为塞。秦朝还将战国时燕、赵、秦三国原来的长城修复并连接起来，筑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绵亘万里的长城，用来捍卫北边，以防匈奴。接着，秦政府又徙民数万户于河套，屯田实边。这些措施，对于边地的开发和边防的加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秦朝建立之前，越人广泛分布在东南和南方地区，交错居住，互不统属，以种类繁多而号为“百越”。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王翦率秦军灭楚后，继续南进占据越人的一部分土地，设置会稽郡（治今江苏吴县）。二十六年，秦始皇发50万大军分为五路，大举征伐越人。秦军制服了闽越，以其地设置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进攻南越的秦军，也占领了番禺（今广州）。只有西线的秦军遇到西瓯的顽强抵抗。为了解决转饷的困难，特在湘水、漓水之间开凿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县内），从而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的交通。秦军对西瓯的战争异常艰难，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又谪发内郡“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增援，以略取岭南的“陆梁地”[7]，这才完成了对西瓯的征服。秦王朝在南越、西瓯故地及其相邻地区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并强迫大批内地民众迁来“与越杂处”[8]。

    秦朝还注意经略“西南夷”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原地区后，派常（安页）在以往僰道的基础上修建了新道，新道因山路险峻，宽度仅有5尺，被称为“五尺道”。它由僰道（今四川省宜宾）过石门（今云南省盐津豆沙关），经朱提（今云南昭通）达味县（今云南曲靖），并转达滇池（今云南晋宁）。五尺道的修建，对沟通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起了重要作用。秦朝在西南地区“尝通为郡县”[9]，“置吏”管理[10]。

    秦朝的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与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 汉朝的建立与发展

    强大一时的秦王朝仅仅存在15年，便在农民战争的狂飙中土崩瓦解，继之而起的是刘邦所开创的汉王朝。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称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代汉，定国号为“新”，西汉灭亡。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覆亡。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西汉皇族刘秀即帝位，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东汉灭亡。两汉存世总计400余年。

    汉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发展时期。“汉承秦制”，汉王朝完全继承了秦王朝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体[11]，并根据其巩固统治的需要而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制。鉴于秦亡的历史教训，西汉政权建立后，一方面因袭秦朝旧制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又积极采取措施，以进一步完善国家政治，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措施主要是：（1）休养生息，稳定社会秩序；（2）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3）实施均输法和平准法；（4）统一和稳定币制；（5）建立刺史制度，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6）颁布“推恩令”，实行削藩政策；（7）罢黜百家，独尊儒术；（8）收集、整理诸子百家典籍，保存华夏族优秀文化遗产。上述措施，不仅促进了西汉王朝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对于“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西汉王朝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封建帝国。与秦朝相比较，西汉时期各个民族之间尽管也发生过冲突与战争，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许多民族地区正式进入中央王朝的版图，汉族的经济与文化，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边各民族。西汉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正是各个民族共同进步的结果。

    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方面，汉朝承袭了秦朝制度，又有所发展，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官职设置更加具体。汉朝民族管理机构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在中央机构中，先是承继秦制，也称典客，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称“大鸿胪”，王莽时称“典乐”，东汉复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以及郡邸长丞等[12]。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及四方夷狄封者”[13]。西汉中期以前，还设有典属国，“别主四方夷狄朝贡侍子”[14]，“掌蛮夷降者”[15]。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六月，典属国撤罢，合并于大鸿胪[16]。

    汉朝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地方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为郡县，这方面也沿袭秦朝制度，对边疆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不称县，而称道；二为属国，即在归附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属国进行管辖；三是设立都护、中郎将、校尉等职官，管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构，都是汉朝政治制度和行政建置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加强两汉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央王朝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始自秦、汉时期。秦朝为时过短，效果尚未显著。西汉时这种制度日益完备。除了属国之外，汉朝还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一些特别的郡县，称为“初郡”、“新郡”或“边郡”。边郡大多以各少数民族联结的范围作为其行政区划范围。朝廷委派太守、令、长等掌管郡县，有固定任期；同时，又任命当地部族酋领、土长等充当王、侯、邑长等，终身任职，可以世袭。边郡出赋，由部族酋长解纳土贡，不立征调。这些授予王、侯称号的土酋首领必须听命于中央朝廷。如当时的南越王、闽南王、滇王、夜郎王等便是此类王侯，他们接受汉朝封赐印绶，代表汉廷统治本部人民。汉朝所实行的羁縻统治制度，在周边民族归附汉朝，修职贡、奉正朔的前提下，给少数民族以较大的自治权，不改变他们原来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生活方式，这对于加强对内附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缓解民族之间尤其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促进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着积极作用，并为后世处理边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与边疆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开了历史的先河。

    第二节 汉民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一 华夏民族向汉民族的发展、转化

    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华夏各支系得以统一，使得华夏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都更加确定。总之，秦朝巩固统一的一系列措施，促使华夏民族完成了从雏形到定型的发育过程，大大加强了华夏民族的民族稳定性。

    历史是一面异彩纷呈的多棱镜。当秦始皇以其开创之功，彪炳于中国历史和华夏——汉民族发展史之际，却又以其苛酷暴政促使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终于使秦王朝仅二世而亡，继之而起的是承袭“秦制”的汉王朝。华夏民族在这个历史急骤转变过程中，也随之发展、演变，最终形成汉族这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汉承秦制”，从汉民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是汉民族完全继承并发展了华夏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

    中央集权的秦王朝虽然覆灭于农民战争的洪流之中，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经过农民战争风暴的洗礼，在汉王朝“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反而更加强大而巩固。汉武帝统治的50余年（公元前140—前87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春秋大一统”之义作为汉王朝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使儒学取得了统治地位。董仲舒继承并发挥了儒家学说的“大一统”政治思想，把它作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是治国经邦的最高原则。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和施政准则，既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华夏民族向汉民族转化，成为统一和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思想基础。

    汉帝国是华夏形成后第一个维持较久的统一帝国。汉帝国延续了400多年，在这400多年中，“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华夏民族就是在这种“海内为一”[17]的“大一统”中完成了向汉民族的发展和演化。从此以后，汉民族以世界上最庞大和最古老民族的英姿，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 汉民族族称的确定

    汉民族族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和交叉的发展过程，即先后出现“秦人”、“汉人”、“唐人”之称；同时，“秦人”、“汉人”、“唐人”三种称谓又交叉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演进，“汉人”之称逐步取得主流地位，最后确定为“汉族”。

    秦代，周边诸族曾将统一的华夏族称为“秦人”。西汉建立后，中原居民即“中国人”仍被周边诸族习称为“秦人”。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都是将汉民族称为“秦人”[18]。唐人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注中明确指出：“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除历史文献记载外，历史文物也提供了佐证。例如永寿四年（公元158年）石刻《刘平国治□谷关颂》：“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来作□□□□谷关。”王国维对此石刻进行考证后，证明汉代“皆谓汉人为秦人”[19]。可见在西汉时代，尚无“汉人”或“汉族”之类的称谓，汉民族当时被普遍称为“秦人”。

    然而，历史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出现“汉人”之称。班固修《汉书》，一方面沿袭着“秦人”的称谓；但也在另一方面开始用“汉人”一词取代“秦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汉书·李广利传》将《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载“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改为“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此处所说“汉人”，实际就是“汉朝之人”的简略说法。此后，“汉人”一词便逐渐演变为普遍的称呼，使用得日益频繁[20]。由此可见，随着西汉王朝开疆拓土的一系列活动：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越和南越，同周边的邻国或邻族进行了空前频繁的交往，逐渐声名远播，遐迩皆知。各邻国和邻族遂弃置旧称，在称汉朝的使者为“汉使”，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的同时，顺理成章地改称“秦人”为“汉人”。但无论如何，“汉人”的称谓是源于汉代，这也是现代一些史学家认为，汉族之名起于汉王朝的主要原因[21]。

    其实，赋予“汉人”民族共同体的含义，即将“汉人”指称为汉民族，则始于南北朝时期。自西晋以来，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他们往往将所治下的中原地区居民，统称为“汉人”或“汉儿”[22]。清人李慈铭对此有如下论述：“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魏末。北齐以高氏，虽云渤海修人，而（高）欢之祖徙居怀朔镇，已同胡俗。……及执魏政，其姻戚同起者，如娄昭、尉景、刘贵等，皆非中国种族，遂目中原人为汉人”[23]。这就是说，“汉人”原是北方少数民族对居住于中原内地华夏族人的他称，此后便逐渐由他称演变为自称，从而最后彻底取代了“华夏”族的称谓。

    及至唐代，由于国势隆盛，唐王朝的影响远及东方与西方，于是，此时又出现了“唐人”一词指称汉民族的情况[24]。关于“唐人”一词出现的原因，清初时人王士祯在其《池北偶谈·汉人唐人秦人》中有所说明：“昔予在礼部，见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国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暹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可见，称汉民族为“唐人”者，多为自唐代开始才与中国有往来的国家。证以《明史·外国真腊传》云：“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谓也”。“唐人”的称谓，在海外华人中一直沿袭至今。但“唐人”一词作为族称，却没有被汉民族本身所承认，即使在唐代，其在与周边邻国或邻族交往中仍自称“汉”。“汉蕃两族”、“率蕃汉兵”、“蕃汉两家”等载语广泛出现于唐代史乘。可见唐时所称的“汉”即指“唐地”或“唐人”，“汉”字原来所指的“汉朝人”之义已完全消失，而指汉民族之义则由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的他称而转变、发展为汉民族的自称了。

    正因为“汉人”之称在唐代已从他称变为自称，所以自唐代以后，“汉人”（或“汉民”）一词的应用就更加广泛了。纵观自汉至清两千多年的历史，“汉人”之称作为汉民族的族称，虽源于汉王朝，但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经过时代潮流的冲洗、消磨，早已与历代朝号无关，基本上成了汉民族族称的专有名词。近代以来，由于“民族”一词科学含义的传入和影响的扩大，“汉人”之称又逐渐演变为“汉族”之称。自“五族共和”之说问世，“汉人”遂正式成为具有科学意义的“汉族”，至此，汉民族的族称最后确定。

    汉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25]自秦、汉以来，汉民族无论是作为统治民族，还是被统治民族，始终发挥着主体民族的作用。汉民族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完善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和包容了历代众多的少数民族，在民族大融合中发展壮大为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共同体，这是汉民族非凡创造力、惊人吸收力和巨大凝聚力所表现的历史硕果，也应是汉民族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主要原因。

    第三节 汉代北方诸民族

    一 匈奴

    匈奴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战国策》等先秦文献，但异名繁多，至司马迁《史记》始定称匈奴。秦汉之际，又称匈奴为“胡”[26]。“匈奴”和“胡”并非是中原汉人对这个游牧民族的蔑称，而是他们的自称[27]。用“胡”泛称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是以后之事。

    关于匈奴的族源，众说纷纭，有多种观点[28]。但多数学者认为，今内蒙古黄河河套与大青山一带是古匈奴人的历史摇篮，它与商、周以来的鬼方、獯鬻、猃狁，以及戎、狄等部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是经过诸族长期的斗争、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游牧民族共同体。

    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自立为单于[29]，建立了中国北方草原上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冒顿单于建国之后极力扩张，征服四邻。首先灭亡了东胡，“既归，又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复蒙恬所夺匈奴故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是时，汉兵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疲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威服诸国”[30]。冒顿的统治地域极其广大，南起阴山（今大青山），北抵北海（今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逾葱岭，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31]，在中国北方建立起一个强盛一时的“草原帝国”。匈奴政权的建立，也标志着匈奴民族的形成。

    冒顿将其所统治的广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顿自辖，与汉的代郡（今河北蔚县境）、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境）相对；左部居东方，右部居西方，由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贤王）分领。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各领一定的战骑和分地。单于的氏族挛鞮氏以及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是匈奴中最为显赫的几个氏族。单于名位一般是在挛鞮氏贵族内传袭。

    匈奴以游牧为生业，逐水草迁徙。畜群是匈奴人的主要财富，既是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衣食住行无不取之于畜产品。狩猎也在匈奴人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史载其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32]。匈奴虽是游牧民族，但也有少量的农业生产。从出土的农具均为汉式、建楼存谷之人也为汉人来判断，匈奴的农业生产深受汉族影响，其农业生产悉自汉区传入，可能务农者也多为汉人。匈奴各部发展不平衡，有些部落已开始使用铁器，在一些匈奴墓葬中，有铁马具、铁武器和铁工具出土。匈奴的法律规定：“坐盗者没入其家”；匈奴人作战时，“得人以为奴婢”；匈奴贵族死时，“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33]。这些都反映出匈奴是个游牧类型的奴隶制国家。

    建立在大漠南北的匈奴单于国，实质上是一个游牧军事政权，其特点是：一方面是“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所有及龄壮丁都编为骑兵，平时放牧，战时出征，家属随行；另一方面是包括单于在内的各级官贵都是军事首长，各自统领数目不等的军队，大者统万骑，小者数千骑，其下再设千骑长、百骑长、十骑长等。可见匈奴政权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是行政、军事、社会生产组织三位一体的政权。这一套由冒顿草创，以后日臻完善的政治军事制度，对其他北方草原民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南有大汉，北有强胡”，雄踞北方大草原的匈奴，与汉朝和战相替，双方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西汉初期的六七十年间，匈奴势力处于鼎盛时期。匈奴军事贵族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对汉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自统兵北击匈奴，反被匈奴围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南），后以重礼贿赂冒顿的阏氏（单于妻），才得以解脱。当时，汉朝新立，社会经济尚未恢复，加之内部统治还不巩固，无力抗拒匈奴，只得采取妥协政策，以“和亲”来换取边境上的安宁。汉朝除了将宗室女充为公主嫁与匈奴单于外，每年还送给匈奴大量的絮、缯、酒、米、食物等，并在边界“通关市”。这种和亲政策，自汉高祖刘邦时开始实行，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武帝初年，一直没有改变。

    “和亲”是在汉王朝国力虚弱、政局未稳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策，其目的是以有限的牺牲来换取整顿内政、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和积蓄力量的时间。虽然实行“和亲”后，匈奴对汉朝的侵扰攻掠从未终止，只是规模较小，范围也有限，所以说“和亲”还是发生了一定的效果。从客观上说，“和亲”促进了中原内地与北方匈奴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使双方密切了彼此关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这种民族政策往往为后世所仿效、继承。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向前发展，国力不断充实，出现了“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的复兴局面。政治上经过平定“异姓诸王”叛乱和文、景削藩，使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西汉王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汉武帝时，汉朝已具备抗击匈奴的足够力量。为了彻底解除北部边患，汉武帝毅然对匈奴发动军事打击。汉对匈奴的反击战，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有以下三次战役，即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河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战役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在这三大战役中，匈奴均遭败北：右地浑邪王率领4万人众归降汉朝，河西走廊平定；单于和左贤王“遁走远徙”，匈奴主力被迫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从此出现“幕（漠）南无王庭”[34]的局面。东线方面，汉军也获大捷。汉军在夺得匈奴左地后，原受匈奴奴役的乌桓起而协助汉朝作战，切断了匈奴“左臂”[35]。同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等国，以公主嫁给乌孙王，摧毁匈奴在西方的后援力量，以切断匈奴的“右臂”[36]。西汉王朝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地，不仅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交通往来，这对西汉和匈奴势力的盛衰消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为加强边防，汉廷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37]。同样为了加强边防，汉朝进一步完善北方边塞的烽燧系统，“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38]。屏蔽河西走廊的边防，尤其受到重视，特将障塞亭燧从酒泉伸展到玉门，又从敦煌伸展到盐津（今新疆罗布泊）[39]。经过这一系列军事、政治、边防及经济上的措施，汉朝的北方边疆得到巩固，长期以来的匈奴威胁基本上解除。

    汉、匈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汉朝劳民伤财，国力衰竭；而对匈奴更是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匈奴的游牧经济形态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汉宣帝年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从而使濒临灭顶之灾的匈奴转危为安。

    匈奴自战败后，力量渐弱，一蹶不振。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原被匈奴奴役的属部乘机反抗：丁零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匈奴士马损失惨重，又遭逢天灾，牲畜冻死无数，人民饿毙者占十分之三。庞大的匈奴政权四分五裂，呈现崩溃之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匈奴贵族集团发生分裂，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引众南徙阴山附近。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恢复了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汉、匈之间的战争局面，汉朝北边出现了“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40]的和平景象。

    双方这种和平友好关系一直保持了60余年，直到王莽摄政和称帝时期，由于对匈奴采取了歧视、压迫的民族政策，激起后者的强烈不满，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东汉初年，匈奴乘东汉王朝内部尚未稳定之机，又重新犯塞，不时南下扰掠。后来匈奴地区发生严重天灾，“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41]，实力骤衰。天灾导致人祸，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随之激化，为争夺单于之位而分裂为南北二部。公元49年，南单于比遣使至洛阳“奉藩称臣”。汉朝遂允南单于入居塞内，在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附近）设立单于庭。南单于大量人众南迁，广泛分布在北地、五原、朔方、定襄、雁门、代等郡内（大约为今山西、陕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汉人杂居错处，逐渐从事农业生产，人口也随之剧增。

    北匈奴自从与南匈奴分裂后，内外交困，处境维艰。为解脱困境，便不断寇扰汉朝的河西等地。汉将耿秉云：“中国虚耗，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42]，建议发兵讨伐北匈奴，以彻底消弭北部边患。随着东汉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已具备了反击北匈奴的军事力量，于是掀开了大举讨伐北匈奴的战幕。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在汉将窦宪、耿秉与南单于联军夹攻下，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今蒙古国境内额布根山），北单于遁逃。北匈奴被杀、被俘者甚众，先后降服者计81部，共20余万人。汉军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永元二年（公元90年），汉军又驱逐了守卫伊吾庐（今新疆哈密）的匈奴军队，夺回其地。随后，汉军与南匈奴共出鸡鹿塞，出击北匈奴，北单于负伤逃跑，仅以身免。永元三年（公元91年），汉军在耿夔统领下，再次进军漠北，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战败之后，北单于率领残余部众先至乌孙，后又转徙康居等地，辗转西去[43]。北匈奴的破灭，标志着匈奴奴隶制政权的全部瓦解。从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建立政权算起，匈奴在大漠南北活跃了整整300年，构成中国多民族历史的重要篇章。

    二 乌桓

    乌桓，又称乌丸、古丸、乌延等。乌桓原属东胡。东胡早在先秦时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先秦时北方“百有余戎”中，即有东胡。东胡的活动地域，大致在燕国东北部，即今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东胡作为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包括有众多的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游牧部落。自从出现于历史记载起，一直到汉初为匈奴冒顿单于攻灭为止，东胡在相当长时期内活跃在中国北方，一度势力极盛，成为中原诸国尤其是燕国的严重边患。燕国在其北边修筑长城，并建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主要就是为了防御东胡。匈奴冒顿单于即位之初，东胡恃强以武力相威胁，结果为冒顿所袭击，“大破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44]。在东胡政权崩溃，部落联盟瓦解后，原属各部或离散流徙，或沦为匈奴的种族奴隶。

    东胡部落联盟虽然不复存在，但有些东胡余部在新的历史时代又以新的名号出现于史书记载当中。乌桓就是其中之一。

    乌桓之名，是在东胡为匈奴所破后，其中一支退保乌桓山，因以“乌桓”为号。汉初以来，乌桓部落一直聚居、活动在乌桓山一带。乌桓山大致在今赤峰以北、通辽以西的地方，即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附近。乌桓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45]。由此可知其经济生活主要以畜牧业为主，也兼营狩猎，是同匈奴一样的游牧民族。后来，随着向边塞的迁徙和与汉人杂居共处，有些乌桓人开始经营农业，种植耐寒的青祭、东穑等农作物。乌桓“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毛毡。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46]，可见其手工业生产中已有男女分工。乌桓地处匈奴、汉等民族之间，彼此建立起密切的贸易关系。东汉王朝曾在沿边设立“胡市”，与乌桓等开展贸易活动。护乌桓校尉所属上谷郡宁城，就是最重要的胡市。乌桓主要以牲畜、毛皮求市，交易量很大，换回的除“精金良铁”外，还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与此同时，该族也与匈奴有着贸易关系，只是其规模远不及与汉朝的贸易往来。

    乌桓人无文字，刻木为信。男子髡头，“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47]，具有好勇斗狠的习性。其婚姻习俗为“妻后母，报寡嫂”[48]，说明“收继婚”这种原始婚俗还保留在他们的婚姻制度中。乌桓人敬信鬼神，祭祀对象有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以及建立过功业的祖先等。乌桓的社会组织与编制是部和邑落。“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为一部”，部之首领称“大人”。大人的产生是推选的，其条件是“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49]。血族复仇的风习，在乌桓社会中还很盛行。起先，乌桓部落中“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保持着原始组织状态。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由于汉王朝的扶植，乌桓各部大人逐渐贵族化，开始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并恃强对外发动掠夺战争。

    西汉初年，东胡部落联盟为匈奴所破后，乌桓势力遭到很大削弱。史载：“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50]到汉武帝时，乌桓诸部由北向南，迁徙到上谷等五郡塞外（大致在今河北北部与辽宁南部）。对乌桓这次历史性迁徙的原因与目的，《后汉书·乌桓传》中有明确记载：“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汉朝设置“护乌桓校尉”一职，负责统辖南迁的乌桓诸部。昭帝时，乌桓势力渐强，为了复仇，发兵攻击匈奴，并挖掘了匈奴单于的冢墓。乌桓此举，立即招致匈奴的反攻，击破乌桓。汉度辽将军范明友趁乌桓新败，以二万骑出辽东进击之，“斩首六千余级”，并“获其三王首而还”[51]。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势力较弱的乌桓不得不依违在汉朝、匈奴之间，名义上“降服”于汉，为汉朝“保塞”，但不时“与匈奴连兵为寇”，攻杀和掳掠汉朝边境地区。

    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乌桓乘匈奴内乱之机，大举进攻，迫使匈奴北徙数千里，从此“漠南地空”[52]。彻底挣脱匈奴羁绊的乌桓，势力复强，开始将主要军事行动目标转向汉朝，不时“寇边”。在反击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汉光武帝刘秀决定改变策略，“以币帛赂乌桓”，采取招抚、怀柔的办法。乌桓首领立即“率众向化”，向汉朝表示归附。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诣阙朝贡”，正式臣服于汉。其中81人被封为侯、王、君长，皆安置塞内，散处沿边诸郡，“令招徕种人，给其衣食”。汉朝为有效地实行对乌桓的管辖，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西北），代表汉政府管理对乌桓、鲜卑等族的“赏赐、质子、岁时贡市”等事宜[53]。

    自汉武帝以后，部分乌桓人陆续迁入辽东等郡塞内，原来乌桓所居塞外之地，随即被由北方南下的鲜卑人占据。留驻塞外的乌桓人依附于鲜卑，逐渐为其同化。

    自东汉光武帝之后，历明、章、和三朝（公元58—105年），乌桓皆与汉通好，保塞无事。约自公元2世纪初起，乌桓诸部开始各自为政，对汉朝也“叛服无常”。东汉末年，辽西、辽东、右北平等郡乌桓贵族各自称王，三郡乌桓又结为联盟，以蹋顿为军事首领。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蹋顿曾攻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万户”[54]。在中原混战之际，乌桓出兵助冀州牧袁绍灭公孙瓒，占有辽东、辽西、右北平、河北等地。曹操灭袁绍后，着手统一北方，于东汉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亲征乌桓，大破之，得降众20余万人。曹操的北征，不仅使被乌桓掠去的10余万户汉民重归故里，而且还迁徙数万余落乌桓降者于内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迁入内地的乌桓人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至于留居原地的乌桓族人，后来多为鲜卑所征服，逐渐融入鲜卑人之中。

    三 鲜卑

    在古代文献中，“鲜卑”一词又被写成“师比”、“胥毗”、“胥纰”、“犀毗”等。鲜卑与乌桓同源，均出于东胡，尔后经过独立的发展道路，形成具有亲缘关系的两个民族。西汉初年，作为东胡一部的鲜卑被匈奴击败，远徙北方，南与乌桓为邻。以后逐渐形成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

    东部鲜卑最早驻牧于“乌桓山”之北的“鲜卑山”一带。鲜卑山的地望，即今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哈勒古河附近的大罕山。北部鲜卑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1980年，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西北大兴安岭东麓嘎仙洞发现的拓跋鲜卑祖先石室，进一步印证了大鲜卑山就在大兴安岭北段，这一带就是鲜卑民族的发祥地。

    鲜卑与乌桓一样，都是游牧民族，以畜牧为主要生产手段。比较起来，鲜卑经济生活中狩猎的成分更多一些。史书记载，鲜卑“其兽异于中国者，野马、羱羊、端牛。端牛角为弓，世谓之角端者也。又有貂、衲、诨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55]。直至东汉桓、灵帝时期，鲜卑人还保持着游牧兼渔猎的生活方式，如史载：“鲜卑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后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淳不流，中有鱼而不能得。闻汗人善捕鱼，于是檀石槐东击汗国，得千余家，徙置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56]鲜卑的手工业发展，较之乌桓要迟缓一些，直到东汉末期，由于中原战乱，不少汉人逃入鲜卑之地，将手工业技术传进，“教作兵器铠盾”[57]，鲜卑的兵器制造等手工业，才得以发展起来。

    鲜卑的语言、风俗等基本同于乌桓，婚姻制度也相类似。女子婚前性关系比较自由，其俗“以季春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58]。“髡头”是鲜卑发型的一个特点，男子娶妇、女子出嫁都要髡头[59]。其葬俗，流行土葬，殉以牲畜衣物，“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60]。鲜卑的宗教信仰起初同于乌桓，也笃信巫术，祭祀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后来入居中原内地后，逐渐皈依佛教，有的兼奉道教，开始呈现多元倾向。

    鲜卑的社会组织也与乌桓相同，即由落、邑落、部构成。邑有小帅，部有大人。

    两汉时期，鲜卑的兴衰与匈奴的强弱变化密切相关。西汉时，匈奴称霸于北方，鲜卑与乌桓同为其役属。东汉初年，匈奴胁迫鲜卑与乌桓族人侵扰辽东汉境，“杀略吏人，无有宁岁”[61]。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因南匈奴归汉，东汉王朝随之招抚鲜卑，示以财利，鲜卑大人偏何即至辽东向汉朝归降。此后，偏何连年出兵攻击北匈奴，“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62]。偏何以功，膺受汉朝所授予“鲜卑大都护”的衔名。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曼头等赴洛阳朝贺，汉光武帝对他们大加笼络，封于仇贲为王，曼头为侯。永平元年（公元58年），鲜卑其他各部邑落大人皆来归附。此后，东汉王朝每年赏赐鲜卑的钱币多达2.7亿，以经济上的巨大代价换来鲜卑诸部的臣服。从光武帝至明帝、章帝的三四十年间，鲜卑一直臣服于汉朝，汉朝东北边塞安宁无事。

    东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东汉大将窦宪联合南匈奴大破北匈奴，北单于在漠北无法立足，被迫远引而去。战后，鲜卑大举南迁西徙，进入匈奴故地。当时，残留漠北的匈奴余部有10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63]。大批匈奴人融入鲜卑族中，无疑极大地壮大了鲜卑的势力。从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期，逐渐强盛起来的鲜卑对汉朝时降时叛，对南匈奴、乌桓更相攻击，成为活跃在大漠南北的一个强劲民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部落军事联盟。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频繁的掠夺战争，不仅使鲜卑族中一些人逐渐富有，而且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势，其雄才大略者足以号令四方，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檀石槐。檀石槐自幼勇健有智略，长大后“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64]。经过一番东征西讨、纵横捭阖的努力，檀石槐最终统一了鲜卑东西诸部，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北面300余里的弹汗山（今商都县附近）龊仇水（今东洋河）上建立牙帐。檀石槐从汉人处购进大量兵器，并利用逃亡汉人充当谋士，时常攻略汉朝缘边地区。东汉王朝苦于边患，遣使持印绶册封檀石槐为鲜卑各部大首领，并欲与之和亲，但遭檀石槐拒绝。他挥兵对外扩张：南抄汉边，北略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鲜卑军事联合体（酋邦）。这一庞大的军事联合体，控地相当辽阔，东西为1.4万余里，南北为7000余里。檀石槐将其统治区域分为东、中、西三部共60余邑，各置大人为首领，总归檀石槐统辖。

    史称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称兵十万，才力劲健”，“兵利马疾，过于匈奴”[65]。檀石槐倚仗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发兵攻略汉边。汉灵帝时，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连年遭受鲜卑的攻击和掳掠，致使人口锐减，生产委顿。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灵帝派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臧珉出雁门，各率万余骑三道进击鲜卑。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本部迎战，汉军大败，丧师十之八九。

    大约在东汉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檀石槐死，鲜卑统一局面随之瓦解。三国时，被称为“小种鲜卑”的轲比能曾一度统一漠南地区，但同样未能持久。此后，鲜卑东、西、中三部各自独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四节 汉代东北诸民族

    一 夫余

    夫余又写作“扶余”、“浮渝”等。夫余的族称始见于《史记·货殖列传》，有燕国“北邻乌桓、夫余”之语。夫余的主要族源是秽貊[66]。秽貊是活动于嫩江和松花江汇流地带的一个古老民族，其族称大致出现在春秋时期[67]。夫余就是由秽貊的一些部族发展而来。

    关于夫余所在的地理方位，据史书记载：“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秽地也。”[68]玄菟即今铁岭南唐王营城，其北千里，当在今吉林农安县境，农安古城即夫余王城故墟。可见夫余的活动地域，大体位于东至今张广才岭与挹娄接壤，西至今吉林省双辽县至白城市一线与鲜卑为邻，北达小兴安岭之间的松嫩平原。其地方圆2000余里，“于东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69]，均为一马平川的适于农耕之地。

    早在先秦时，秽貊已完成了从畜牧渔猎经济向农牧经济的转化。由秽貊发展而来的夫余，其农牧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族人以种植五谷为主要生业，并善于饲养牲畜，盛产名马，其特产有赤玉（玛瑙）、貂衲、大珠、及黄金等。在夫余故地属于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土许多随葬的铁制农具，与中原汉族使用的农具相同[70]。所出土的大量农具，正是夫余农耕为主经济生活的反映。夫余以六畜名官[71]，说明其畜牧业也很发达。

    夫余人服饰尚白。以殷历正月（汉腊月）祭天，届时盛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有军事活动也要祭天，以占卜征战的吉凶。为防御外敌或野兽侵袭，聚落多围以城栅。婚姻为一夫一妻制，仍流行“兄死妻嫂”的收继婚俗。人死，停葬五月，以久为荣，葬式有椁无棺。酋长首领死后，杀人殉葬，多者达百数[72]。

    在东北民族史上，夫余是最早建立政权的民族。两汉时期，夫余的氏族组织已被政权组织所代替，国家机器已相当完备，建有宫室、仓库和牢狱，还规定出严酷的法律：杀人者处死，并没收其家人为奴婢，“窃盗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妒，皆杀之”[73]。夫余拥有2万人以上的军队，兵种分为骑兵和步兵。规定每户必备有铠甲及弓矢刀矛等武器，“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74]。夫余虽已脱离部落时代，建立了国家政权，但发展阶段尚很低下，君主并无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部落传统的制约。如“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75]

    夫余作为汉朝属国，与中原地区发展了密切的关系。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东拔秽貊、朝鲜以为郡”[76]。即在东北一带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此后，夫余即归玄菟郡节制，夫余王所用印章，由汉廷颁给。至王莽代汉，曾派遣五威将赴夫余之地，更换印绶，并加以胁迫顺从，夫余遂中断与王莽新朝的关系。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夫余“遣使奉贡，光武厚报答之，于是使命岁通”。夫余虽与东汉王朝一直维持着朝贡关系，但也时有摩擦，以致兵戎相见。汉朝末年，局势动乱，辽东太守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77]。公孙度为了牵制鲜卑与高句丽，极力拉拢夫余，以至将宗室女嫁给夫余王，通过联姻来巩固政治联盟。三国时，夫余改臣曹魏，仍由玄菟郡节制。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夫余为鲜卑慕容氏所破。翌年，西晋出兵助夫余复国。

    在夫余强盛之时，高句丽受其挟制。自公元1世纪后，夫余势衰，不得不转而臣服于高句丽。公元5世纪末，江河日下的夫余又受到东北强族勿吉的侵逼，其王遂率妻孥于公元494年降于高句丽。国家亡后，夫余族共同体也随之解体，其族众分别融合于高句丽、鲜卑、勿吉等族。

    二 高句丽

    在古代文献中，“高句丽”也被写成“高丽”、“句丽”、“高骊”、“句骊”、“高句骊”等。同夫余一样，高句丽也源出于秽貊，是秽貊族系继夫余之后第二个建立王国政权的古代民族。其最初地域在夫余东南的浑江、鸭绿江流域。

    高句丽作为族称，在西汉前期已经出现。史载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郡）”[78]。此时的高句丽人大致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分布在今辽宁省新宾县至吉林省集安县一带。高句丽政权建于公元前37年（西汉建昭二年），其开创者是朱蒙。高句丽国家的建立，标志着高句丽族中已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其社会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朱蒙建国后，为求发展，实行对邻近同族系诸部兼并的扩张政策。部分发人、沃沮、东秽、夫余人陆续被兼并，成为高句丽族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古代朝鲜人和辽东汉人融合其中。至公元5世纪初，高句丽已发展为中国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庞大民族。

    高句丽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称“王”，实行嫡长子继承和兄终弟及的传承制度。在最初一段时间里，王权有限，仍受到氏族民主制残余的制约。王以下设置管理军政的各种职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等，尊卑各有等级。王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军官有大模达、末客等。战功卓著者，国王赐予食邑。高句丽刑法严酷。罪犯由“猪加”审判，被诛者妻子连坐，没为奴婢。对叛逆者用刑尤严，以酷刑处死，并籍没其家。临阵脱逃、杀人行劫者，均处斩。盗他人财物，加十倍处罚。

    高句丽经济以农业为主，由于早期生活在今浑江一带的山区，地少而贫瘠，虽尽力耕作，但收获甚微，故狩猎乃是获取衣食的重要手段。高句丽也善于蓄养牲畜，作为农业的补充。手工业有酿酒、织锦、制陶、建筑、冶炼金银铁器等。金银铁器除自用外，还用于与外族交换。其建筑业独具特色，善筑山城、建宫室，为周邻各族所不及。

    高句丽的文化习俗既有本民族特色，又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本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文字，普遍使用汉字。据史书记载，公元327年（小兽林王二年），王国中央“始立太学，教育子弟”[79]。此后，高句丽人读书蔚然成风，各地设有“扃堂”，未婚配“子弟”在其中读书习射。传入的汉籍除五经外，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等，尤以梁萧统所编《文选》最受喜爱[80]。高句丽人能歌善舞，往往男女群聚，彻夜欢歌。信奉鬼神，认为“万物有灵”，以十月祭天最为隆重。其婚姻习俗，实行男先就女家的一夫一妻制。待生子长大后，男携妻子归己家。

    高句丽建国之初，西有强大的汉朝，北有发展中的夫余国，故既臣服于夫余，又与西汉建立“藩属”关系。王莽篡汉后，曾下诏“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81]。东汉建立，高句丽复遣使入贡。从第三代王无恤（公元16—52年在位）起，国势渐强，南方占有朝鲜半岛北部，北方重创夫余，并向辽东扩张。位宫即位（公元53年）后，拓地至日本海，迫使夫余入贡称臣，并数犯辽东，东汉玄菟郡因此一再内徙，高句丽遂成为中原王朝的劲敌，造成边患不断。

    三 挹娄

    挹娄即先秦时的肃慎。肃慎（又称“息慎”、“稷慎”）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古代民族，在远古的舜、禹时代就与中原华夏建立了联系。周代，肃慎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周人在列举其疆域四至时曾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82]。肃慎人主要分布在今长白山以北的牡丹江流域，东濒大海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战国之后，历史文献中，将“肃慎”改称“挹娄”，有时仍称“肃慎”。史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及。”[83]其地理分布大致与肃慎相同，包括今牡丹江、松花江流域，直迄乌苏里江、黑龙江以东的辽阔地带。

    挹娄“有五谷，牛、马、麻布”[84]，其经济有渔猎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该族居“深山穷谷”，社会发展缓慢，农业并不发达，狩猎与捕鱼业仍占有重要地位。挹娄尤善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并以猪油涂身，以御风寒。其特产是赤玉和貂皮，驰名于中原。挹娄善于制造舟楫，能够在大海中航行。以青石为镞，以楛为矢，“善射，射人皆入目，矢施毒，人中皆死”[85]。

    挹娄人生活在山林之间，其聚落一般坐落在水边高地上，因气候严寒，“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深为好”并“作厕其中”[86]。其民风剽悍，“贵壮而贱老”[87]。婚姻为一夫一妻制，但“妇贞而女淫”，说明未婚女子有很大程度的性自由。人死后，“伐木做小椁，杀猪积椁上，富者数百，贫者数十，以为死者之粮”[88]。

    两汉时期，挹娄分为许多部落，各部独立活动，尚未统一，“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89]。已经出现贫富分化，私有财产受到保护，“相盗贼，物无多少，尽诛杀之”[90]。由于邑落分散，还没有严格的法纪。

    挹娄一度受松花江中游一带的夫余的统治，自西汉至三国初，前后长达400年左右。但它是一个强悍尚勇的民族，“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91]。挹娄人凭借其“善射”、“便乘船”的优势，致使北沃沮人常躲到深山岩穴中防备其袭击，只在冬天冰封河道后，才敢返回村中居住[92]。由于夫余不断加派繁重的赋役，因此激起挹娄的多次反抗。魏文帝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挹娄再次反抗夫余。“夫余数伐之……卒不能服也”[93]。挹娄经过抗争，终于摆脱了夫余的控制，改变了对其从属的地位。随后，挹娄积极发展与中原的关系。曹魏青龙四年（公元236年），遣使向曹魏王朝进贡楛矢，建立起臣属关系。曹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又向曹魏进献弓、石砮、铠甲、貂皮等方物，魏帝回赐锦罽、绵锦等。晋朝建立后，挹娄仍与之保持朝贡关系，并接受设于平州的东夷校尉的统领。西晋亡后，挹娄一度向偏安江南的东晋进贡楛矢、石砮，后来又转贡于中原的后赵国。

    第五节 汉代西北诸民族

    一 氐族与羌族

    （一）氐族

    氐为西戎之一。作为族名的“氐”最早出现于《诗经·商颂》中，说明氐族在周初至春秋中叶已经存在。据《魏略·西戎传》记载，氐族起源于分布在今甘肃省庄浪、甘谷、陇西一带的古西戎人。古代氐人和羌人同属于西戎集团，两者分布地域相邻，并有一部分交错杂居，因此戎族中很可能混有羌人成分；反之，亦然。正因为氐族与羌族关系极为密切，故史书中常以“氐羌”称之[94]。尽管如此，氐与羌还是应予区分开的两个民族，如马长寿先生所指出：“氐与羌自古以来便是两族，不能混而为一。”[95]

    从春秋至秦汉时期，氐族主要分布在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南和四川西北三省交界之地。西汉时的氐族，以白马氐部为最大。《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马龙）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载：“自冉（马龙）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魏书·氐传》记载更详：“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

    关于氐族的社会经济情况，据《华阳国志》记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憨抵冒，贪货死利。”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可见氐人不仅能耕种农田、饲养家畜，而且有了家庭纺织业。同居于河湟地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的羌人相比较，氐人的社会发展似乎更为先进。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氐人内部及对外的交换已经展开，由此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已经存在，否则不会出现“贪货死利”之事。史书记载：“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96]这说明早在汉武帝开拓西南地区之前，氐族已脱离原始状态，跨越到阶级社会。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征服西南夷后，按照各民族的分布情况，在西南夷之地开置四郡[97]。武都郡即其中之一郡。武都及其附近地区，本为“白马氐”之聚居区，此时即专设武都郡以辖治之。应邵《风俗通义》对此事有如下记载：“氐人抵冒贪饕，至死好利，乐居山溪，本西南夷之别种，号曰白马。孝武帝遣中郎将郭昌等引兵征之，降服，以为武都郡。”《华阳国志·汉中志》言武都郡有“属县九”，即下辨、武都、上禄、故道、河池、沮县、平乐、修成、嘉陵，皆西汉时所设置。汉王朝为巩固对这些地方的统治，进行了大量的移民活动，移民大多来自陕西等地，以至使当地“其人半秦，多勇憨”[98]。

    随着移民的增多，氐、汉两族之间的关系不断加深，这不仅给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还改变着氐人的习俗和语言。即如《魏略·西戎传》所记载：“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间，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由此可知，在汉朝周边诸族中，氐是汉化程度较深的一个民族。

    对于汉朝的统治，氐人也曾掀起过反抗活动。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亦即置郡的第三年，氐人联合起事，但很快遭到镇压，部分氐人被强迫迁往酒泉郡。此后，在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又发生过一次反抗活动，但规模不大。东汉建武初，隗嚣据陇西，公孙述据巴蜀，武都氐人首鼠两端，迨隗嚣为刘秀所灭，氐人即背叛公孙述归附东汉王朝。陇西太守马援上书，请朝廷恢复氐人王侯君长名号，并赐予印绶，以安定地方。马援的建议被采纳，自是武都改属凉州，与陇西关系益密。终东汉之世，氐人虽时有叛乱，但影响皆不甚大，基本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二）羌族

    羌亦为西戎的一支。“羌”作为族名，最早见于商代甲骨卜辞。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羊部》将“羌”解释为“西戎牧羊人也”。说明该族以从事畜牧，并以养羊为其特征。羌在西戎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四川等省境内。春秋、战国时代，西北地区的戎人大量涌入中原，散居各地，其中包括有众多的羌人。

    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建立。这时，进入中原的羌人已基本与汉人融合，未进入中原的羌人，大部分分布于河湟、陇南及川西北一带，部落繁多，不相统一，时常发生纷争。史称：“（西羌）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99]西羌诸部，或以动物之名为号，如白马、参狼、旄牛、黄羊、黄羝等；或以地名为号，如勒姐、卑湳等；或以父名为号，如烧当羌的滇良—滇吾—东吾等。诸羌中初以先零羌为强大，该部游牧于今青海湖一带，屡向外扰掠，东汉初被陇西太守马援征服，迁于今甘肃东部和陕西西部。烧当羌是继先零羌之后兴起的一支羌人，原居大允谷（今青海贵德西），东汉初扩展到大榆谷（今青海北部），常与东汉王朝发生争战，和帝时，被汉军击败，一部分内迁；一部分西徙依附发羌。此外，在今新疆境内有婼羌，其居地从昆仑山北麓直到葱岭以西，东西延袤数千里。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古居延海一带也有羌人居住。在今甘肃、青海交界处，延至四川西北以至西南，是羌人另一大聚居区，有白马、参狼、旄牛、青衣、冉（马龙）等部落杂居其间。汉王朝为了加强对诸羌的统治，先后在上述地区设置了一些郡县。例如：今甘、青一带有陇西、金城两郡，今甘、陕接界处有武都郡，今川西和川南有汶山、汉嘉、沈黎、越雟等郡。此外，还置有护羌校尉、属国都尉等职官，以管理游牧的或初归附的羌人部落。

    西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畜牧为业”[100]，畜牧业是其主要经济生产方式。农业在其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黄河及湟水沿岸土地肥沃，既利畜牧，又利农耕。大约到公元前1世纪至2世纪时，河湟一带的农业已相当发达，先零、烧当等羌族部落皆因先后居于大小榆谷，“缘山滨水，以广田畜”遂至富强，雄冠诸部。汉代迁居汉境内的羌人，在汉人的影响与帮助下，都逐渐转向定居的农牧生活，如北地郡“属国降羌胡数千，居山田畜”。羌人的主要财产是畜群，其次是农产品。这可以从汉军的战利品中找到佐证。自宣帝派赵充国破先零羌起，直到章帝派邓训攻伐烧当、迷唐诸羌止，在历次战争中都有汉军虏获羌人牛羊数万头或10余万头、谷麦10余万斛的情况。史载：“（西羌）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10余丈，为‘邛笼’。”[101]“邛笼”在羌语中就是“碉楼”之意。可见早在两汉时期，川西北一带定居务农的羌人已以碉楼为民居。

    两汉时期，羌族的对外交换已很频繁。据东汉初的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至丰积。”[102]在各个羌汉接壤的交通要冲之处，汉郡多设有关市，例如武都就是当时汉人与氐、羌等族进行商贸的一个中心地。此外，羌人与匈奴、西域各国及西南夷也有着交换关系。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对外交换的日益频繁，羌族社会也发生了变化。从其“嫁女得高资者，聘至百犊”[103]的情况来看，财产私有制已是普遍存在。财产的私有带来了部落成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从而促成了羌族内部的阶级分化。酋豪及大小豪帅构成了羌族中的上层，获得了世袭的权力与地位。

    西汉时，先后于西羌聚居的河湟地区设置郡县，以“隔绝羌、胡（匈奴）”，并开始将降服或俘虏的羌人迁徙至河西、陇右诸郡。东汉时，在镇压了羌人的反抗后，又陆续强迁羌人入内地，使其更深入到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北地（今宁夏金积）、上郡（今陕西米脂北），甚至三辅与河东等地。于是，史籍中出现与“西羌”相对的所谓“东羌”之名。东汉时羌人的大量东迁，使其与内地汉族的关系更加紧密。东汉末年，内徙于西北诸郡的羌人，往往成为割据西北的地方势力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例如起于西北的董卓、韩遂及马腾父子等军事集团，莫不拥有众多的羌兵。他们先后率领羌兵进入内地，逐鹿中原，使原居于河陇一带的羌人更东移至关中等地，与汉人杂居共处，更加速了民族融合。

    东汉末年，政治极端黑暗，对羌族等少数民族的压迫日益加剧。当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仇怨”[104]，从而引起羌人激烈的反抗。从汉安帝刘祜时起，先零、参狼、烧当、卑楠、烧何等部的羌人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起义。第一次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历时20年；第二次从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5年）至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历时6年；第三次从桓帝延熹二年至六年（公元159—163年），历时5年。三次共持续60余年。起义的羌人遭到东汉王朝的血腥屠杀，前往镇压的汉军对羌人“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105]。仅桓帝延熹至灵帝建宁年间，就斩西羌人首“二万三千级”，斩东羌人首“三万八千六百级”。为镇压羌人的反抗，东汉政府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为此耗费360余亿钱，以致“府帑空竭，延及内郡”[106]。这就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当黄巾起义爆发后，先零羌人立即联合湟中羌人起而响应，共同推翻了东汉王朝。

    二 西域诸族

    “西域”一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是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的总称。在中国古籍中，使用“西域”一词有两种含义：狭义专指葱岭（今帕米尔）以东、天山南北与敦煌以西而言；广义则将葱岭以西之地均包括在内。本书是在狭义范围使用“西域”一名的，与现今新疆的地理情况约略相当。

    （一）汉朝对西域的经略

    1.张骞通西域

    大约在汉文帝时，匈奴势力扩展到西域，将天山南北30余国均置于其控制之下。匈奴单于派日逐王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强征诸国赋税，奴役当地民众。但匈奴对西域诸国的统治并不牢固，当时“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能得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107]。被役属的西域诸国，与匈奴统治者之间显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汉武帝在与匈奴进行战争时，制定了一个“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他企图利用西去中亚的大月氏，“共击匈奴”。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中人张骞应募远道出使西域。经过九死一生的艰难跋涉，张骞终于到达定居于沩水（今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但大月氏无意与匈奴作战，张骞只得东归返国。张骞出使西域，历经13年之久，是一次空前的壮举，虽然未达到原来的政治目的，却获得了关于西域的人文、地理情况，所以被誉为“凿空”之行[108]。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其使命主要是联合乌孙夹击匈奴。张骞此次出使，目的虽然仍未达到，却进一步了解了西域诸国的情况，并加强了汉朝同西域诸国的联系。乌孙等国俱遣使赴长安答礼，双方开始往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西汉王朝经略西域的开端，从此汉朝使者不断西行，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109]。张骞通西域，不仅将汉王朝的统一事业推向新的阶段，而且在客观上起了沟通东、西交通的推动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2.设立西域都护府

    在西域诸国中，汉王朝动用武力进攻过的唯一国家是大宛。大宛与匈奴的关系最为密切，经常秉承匈奴的意旨，杀戮汉朝使者，遮断东西交通。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派遣李广利率师征伐大宛。汉朝以“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110]的代价，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逼降大宛。征服大宛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111]；西域诸国“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见天子，因为质焉”[112]。征伐大宛的胜利，对于汉朝斩断匈奴“右臂”，确立在西域的统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后，汉朝的边防亭障继续向西延伸，“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113]。自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后，在汉朝与乌孙的联合打击下，“匈奴大虚弱，诸国羁縻者皆瓦解”[114]，汉朝加紧经营西域，在轮台等地屯田，作为长期控制西域的基地。汉廷遣侍郎郑吉领兵屯驻渠犁，垦田积谷。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汉朝势力大振，“威震西域”。汉廷授予郑吉“都护”之职，命其辖治天山南北诸地。郑吉设立幕府于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镇抚西域诸国。“都护”是西汉王朝在西域特别设置的职官，是朝廷派驻西域统管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西汉王朝通过西域都护府推行自己的政令，如《汉书·西域传》称：“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据《汉书》卷70《赞》所载，西汉王朝派到西域担任都护者，“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至此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正式纳入汉朝的势力范围。

    3.班超在西域的活动

    王莽执政时期，中原和西域之间的联系中断，西域诸国重新为匈奴控制。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降汉，北匈奴仍旧控制着西域，并时常攻扰河西缘边诸郡。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将祭彤、窦固等在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大败北匈奴后，开始着手恢复汉与西域诸国的政治关系。窦固命随军参战的班超出使西域，其主要使命是联络诸国君长，使之脱离匈奴，归附汉朝。班超率领随从36人，首先降伏鄯善，然后沿昆仑山北麓由南道西行，相继使于阗、疏勒等国归附汉朝。班超的基本策略是“以夷狄攻夷狄”，即就西域之兵，用西域之粮，以制西域之变，依靠西域人统一西域。由于此举顺应了诸国民心，加上其非凡的才干，使班超建立了千秋功业，彪炳青史。

    班超经营西域30余年，经过不懈的努力，彻底扭转了“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的被动局面，使“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115]，他以此受封为定远侯。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甘英到达条支国（今波斯湾北岸），临海欲渡，为安息人所阻而还。这是中国使节远至波斯湾的最早记载。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九月病卒。

    班超之子班勇饶有父风，他于安帝时担任西域长史，将兵500人进驻鄯善，使龟兹王率姑墨、温须等属部来降。班勇凭借诸国之力，驱走北匈奴呼衍王，再次打通了西域道路，保障了河西边塞。班勇几乎在西域度过一生，其足迹遍及西域各地，深悉西域情况。他曾编著一部《西域记》，其中对西域各地的地理方位、交通道里、气候风物、人口特产及风俗民情等，均有比较翔实的记载。班勇《西域记》一书，是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依据。

    桓帝以后，东汉无力控制西域，西域内部情况也开始混乱。但是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作为凉州刺史的属官，一直存在到灵帝末年。建安时凉州大乱，东汉与西域的交通由此断绝。

    （二）西域的“行国”与“居国”

    《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自从西汉于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以后，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的西域诸国都归入西汉版图。被统称为“西域三十六国”的诸国各有君长，都比较弱小，而且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状态。当时对西域诸国，有行国、居国（或城国）的称说，即把主要从事游牧的地区称为行国，把主要从事农业的城邦称为居国。

    以游牧为主的属国有：鄯善、小宛、戎卢、渠勒、西夜、乌秅、子合、蒲犁、依耐、无雷、捐毒、休循、若羌、德若，共十四国。[116]以农业为主的属国有：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姑墨、温宿、大宛、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共十六国。畜牧、田作为并重的则有蒲类、蒲类后、车且弥、车师前、车师后等国。桃槐国究竟是什么经济状态，史无明载，也应属于上述三种类型的某一种。

    西域行国大部分分布在今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北麓。尽管这些行国的种族类别、语言系统十分复杂，但其共同特点是“随畜逐水草”，主要从事畜牧业，大部分没有城郭，国王以某一山谷作为统治中心，名义上是“国”，实际上只是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这些行国虽以畜牧业为主，却也有少许农业存在，以“寄田”方式发展了自己的农耕经济。例如：“鄯善国……少田，寄田仰谷旁国”；“乌秅国……山居，田石间”；“蒲犁国寄田莎车”；“依耐国……少谷，寄田疏勒、莎车”。[117]行国“寄田”于居国，这就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古代西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共生关系。

    西域以农耕为主的诸居国，是分布在今塔里木盆地边缘的若干绿洲小国。这些绿洲小国以农业为主，有各种农作物和发达的果园。同时，手工业与采矿冶炼业也有所发展，商业也初步兴起，疏勒（今新疆喀什）即为当时一大贸易中心。尽管以务农为主，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畜牧业。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可见，位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邦诸国固然有着发展农耕经济的良好自然条件，但畜牧业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从总体上说，西域“城国”实行的是以农业为主、农牧兼营的经济方式。

    西汉末的哀帝、平帝年间，西域三十六国自相分裂为五十余国。东汉初年，西域诸国又经受了一次重新兼并、整合的过程。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并，悉有其地。东汉时期，于阗、龟兹、疏勒、焉耆、鄯善等发展为西域强国，人口剧增，势力渐盛。班超在西域进行经营时，主要就是利用了这些国家的力量，以抗衡匈奴。

    （三）乌孙

    在西汉时代的西域诸国中，乌孙地位最为突出，同汉、匈奴的关系也最为复杂而多变化，故单列一节叙述。

    汉代的乌孙，是西域大国。该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118]。其分布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今的伊犁河、楚河流域[119]，“控地数千里”，国土可谓十分辽阔。乌孙的人口，《汉书·西域传》有载：“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乌孙的人口与兵力，超出了当时西域其他诸国户口、兵力的总和[120]。国土辽阔，人户众多，奠定了乌孙在西域的大国地位，也因此成为汉、匈奴战争中双方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乌孙是在匈奴攻打大月氏时出现于历史文献记载的。乌孙原来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祁连山北麓，起初可能役属于大月氏，当它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只是一个很弱小的部落[121][122]。公元前177—前176年前后，乌孙受匈奴役属。在西迁之前，乌孙一直处于匈奴卵翼之下，仅是匈奴西边一个“控弦数万”的小国。

    西汉初年，乌孙摆脱了匈奴的严格控制，西迁至今伊犁河、楚河流域，占据了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势力逐渐发展、强盛起来。

    乌孙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特点是“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123]，但兼营狩猎。乌孙居地“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124]，自然条件十分适宜放牧。乌孙的牧畜主要有马、羊、牛、驴、骆驼等，而以马、羊为多。乌孙盛产良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125]。畜群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乌孙人食肉饮酪，居住穹庐，“与匈奴同俗”[126]。汉朝公主细君居乌孙时曾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127]这正是当时乌孙生活状况的写照。

    根据考古资料并参照有关文献记录，汉代乌孙手工业的种类有金属冶炼、陶器制造、毛纺织、兽角器和骨器加工等[128]。《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宣帝曾派常惠率军驻扎于赤谷，屯田自养。在其影响下，可能乌孙也逐渐有了农业经营。在新疆昭苏县发掘的一座乌孙墓中，就曾出土铁铧一件，为汉代遗物[129]。

    作为游牧民族，乌孙的社会政权组织比较简单。乌孙王自号“昆莫”（又作“昆弥”），是最高统治者。其下最高行政长官是大禄，即相；最高军事长官是左、右大将。此外，还有翎侯、大都尉、大监、大吏、舍中大吏、骑君、驿长等。翎侯是原来各个部落的首领，后衍变为世袭贵族，成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乌孙社会，上至昆莫，下至翎侯，均各有份地与属众。与匈奴类似，其平时的生产组织就是战时的军事组织。其婚姻制度也同匈奴一样，“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130]。汉朝和亲公主细君，正是遵循乌孙这一婚姻习俗，在其夫猎骄靡死后，改嫁死者之子岑陬的。

    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为达到“分匈奴西方之援国”的战略目的，西汉以宗室女细君与乌孙王和亲。细君死，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和亲。乌孙与汉朝联姻后，关系日益密切，成为钳制匈奴的重要力量。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发兵15万骑，分道出击匈奴。乌孙昆莫亲率5万骑从西方夹攻，结果匈奴大败，乌孙掳获牲畜财产无数。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乌孙与西域诸国均正式归于汉朝统治之下。乌孙自昆莫以下各级官员，均接受西汉王朝的册封，佩戴汉廷颁赐的印绶。汉朝和亲公主解忧在密切双方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先后嫁与军须靡、翁归靡、泥靡三位昆莫，利用其地位对乌孙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解忧并派遣其侍女冯嫽，“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131]。冯嫽才干出众，为西域诸国敬服，尊称为“冯夫人”。

    由于乌孙内部发生争夺王位的激烈斗争，汉宣帝遂于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将乌孙分为大、小昆莫两部，立元贵靡为大昆莫，乌就屠为小昆莫，“皆赐印绶”。后来由于“乌就屠不尽归诸翎侯民众”，汉廷又派常惠率领三校士卒屯驻赤谷，“分其人民地界，大昆弥六万户，小昆弥四万户”。“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宁岁”[132]。政局的动荡不定，使得乌孙国势逐渐衰落。

    东汉时期，乌孙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始终未曾间断。班超曾派遣使者至乌孙，乌孙继续向汉朝贡献名马，遣送质子，保持着臣属关系。双方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以后在三国、两晋时期，乌孙仍游牧于今伊犁河一带，至南北朝时因遭柔然攻击，才迁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北麓。乌孙对北魏王朝表示臣属，曾多次遣使朝贡。

    第六节 汉代的西南夷

    “西南夷”是一个泛称。“汉代的西南夷，是指分布在甘陕南部沿青藏高原东缘，南下直到云南、贵州一带的人群”[133]。这些“人群”包括有许多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的民族。在秦朝时，即已初步经营过这一地区，开通“五尺道”，并设官置吏。西汉初年，由于全力对付匈奴的威胁，无暇顾及西南夷的经营，致使这一地区又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统治，正如《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汉兴，皆弃此诸国”。汉朝实现对西南夷的统治，始自汉武帝时期。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为实现夹击南越的战略计划，汉武帝派遣番阳令唐蒙率军千人，携带缯帛等礼品至夜郎，谕以威德，使夜郎归附了汉朝，遂在该地设置犍为郡（治僰道），并发巴蜀卒修筑自僰道（今四川宜宾）通向牂牁江的山路。夜郎归附后，邛、筰等族的君长也相继请求内附。司马相如向汉武帝建言：“邛、筰、冉（马龙）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汉武帝遂命司马相如持节略定西南夷，先后招抚了笮、邛、冉（马龙）、斯榆诸部。随后，“置一都尉，十一县，属蜀”[134]，以加强统治。同时，又征发兵卒开通“西夷道”，具体路线是由蜀郡至青衣，再从此地开道通灵山，过大渡河南下，经灵关、台登、孙水而至邛都，再南向过金沙江至昆明。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开始大举经略西南夷地区，在邛都设置越雟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设置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马龙）设置汶山郡（治今四川茂县北）、白马设置武都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调发巴、蜀兵南下，兵临滇国，滇王归降，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

    东汉时期，继续扩大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范围。永平十年（公元67年），设置益州西部属国都尉，管理洱海地区的昆明蛮和澜沧江以西的哀牢人。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以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为基础，增设哀牢（今腾冲、德宏一带）、博南（今永平一带）两县，建立永昌郡。永昌郡东辖昆明县，西辖澜沧江以西哀牢诸夷，地域十分广大。汉朝时开通的“蜀身毒道”，即是经由永昌地面，再远赴缅甸、印度等国。

    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称为“边郡”（亦称“初郡”或“新郡”）。边郡不同于内地郡县的特点如下：（1）边郡大都以部族联结的范围为行政区划；（2）由朝廷委派太守等流官掌治郡县，同时任命当地部族首领为王、侯、邑长等，世袭其职，实行土、流两重统治方式；（3）边郡出赋，由土官解纳土贡，不立征调；（4）太守不仅掌管民政，还主持军事，所统兵马由内地遣戍。边郡的这些特点，是由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落后于内地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不少当地土著民族还保留着氏族血缘关系的残余，所以不能将内地郡县制度照搬于边地，只有通过当地民族首领实行间接统治。汉朝的边郡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王朝羁縻政策的滥觞。

    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开通后，司马迁曾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奉使巴、蜀之南，对这一带的众多民族作了粗略的考察，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他们作了简单的描述与分类：（1）夜郎、滇、邛都，这些是将头发椎结起来，耕田并住在村落中的族群；（2）雟、昆明，这些是将头发结辫，随畜群移徙的族群；（3）徙、筰都、冉（马龙），这些或是定居耕田，或是随畜移徙的族群；（4）在冉（马龙）之北的氐人，是定居农耕的族群。司马迁还注意到，以上各族群都有大大小小的“君长”，只有游牧的雟与昆明是“无君长”的族群[135]。

    在西南夷中，文化比较发达、汉化程度较深并建立了“王国”的是滇与夜郎。除了滇、夜郎以外的西南夷地区，虽然在西汉时已置郡，但当地土著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远不如滇与夜郎。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哀牢与昆明。

    一 滇

    滇的中心区域在今云南滇池周围一带。这个民族的情况在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有着简略的记载，大意是说滇是西南夷的一种，居住在夜郎之西。他们有村落，经营农业，发式是“椎结”。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归附汉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现在由于滇王金印的发现，印证了《史记》记载的正确。滇池一带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平衍，气候常年温和，水利资源丰富，所以滇国的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农业是滇族的主要生产部门，农具是铜制的。种类有锄、铲、镰、斧、凿等，也有少量的铁器。种植的作物主要是水稻。滇族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全部由男子承担，其家畜有绵羊、山羊、猪、狗、马、牛等。其中，牛是最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是肉食的来源，而且是祭祀的重要牺牲和财富的象征。滇族的手工业不但非常发达，而且极富特色。青铜铸造是滇人最主要的手工业。他们制造的青铜器，无论是在铸造技术或造型艺术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特异的是滇人在青铜器上塑铸了各种人物活动场景，刻绘了各种写实的图画，真实地展现了滇人的生产、战争、祭祀及乐舞等活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情况。《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滇人之地“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这与滇国遗物所表现的滇人社会的经济情况大致相同。

    滇人所居住的房屋，是一种竹木结构的两层楼室，古称“干栏”。滇人的发式是“椎髻”。根据这种发式，一些研究者认为滇可能属于古代的濮僚系统，与现在的孟高棉各族（佤、崩龙、布朗）及僮语支民族（壮、布依）有关。

    虽然滇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富有特色的青铜文化，但自从汉王朝在此设置郡县之后，很快就为汉文明所融合。滇族的上层越来越汉化。东汉肃宗时，益州太守王追在滇人地区开始开办学校，当地上层人士逐渐接受汉族文化习俗，以至最后融合于汉族。所以西汉以后，滇王国的事迹即湮没无闻，“滇”也不再以一种民族出现于历史舞台。

    二 夜郎

    在战国晚期，夜郎即出现于史书记载中。夜郎因其人口众多，领地辽阔，故被司马迁称为西南夷诸部中最大者[136]。关于夜郎的地理范围，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夜郎国，东接交阯，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虽不很明确，然大体可知其疆域包括了今贵州省大部分及云南的东北部、四川的南部。夜郎的中心居地在豚水（即牂牁江，今北盘江）流域，即今贵州省关岭、镇宁、安顺一带。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军攻破南越后，夜郎归附汉朝，“遂平南夷为牂牁郡”[137]，夜郎首领被册封为王。

    夜郎是西南夷中的大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比较高。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夜郎已发展到以青铜器为主要特色的时代。夜郎的青铜器具有兵器、农具和铜鼓等。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故史书称其民“耕田，有邑落”[138]，水稻是其最主要的农作物。在农业生产中，已知拦河筑坝和修渠引水，以供人畜饮用和农田灌溉。正因为如此，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25年），牂牁太守陈立征伐夜郎时，决堤断渠，绝其水道，其民立即被迫出降。夜郎的物产比较丰富，所以其贸易比较发达，有商道北通巴蜀，南通南越、交趾，“巴蜀民或窃出商贾”，“以此巴蜀殷富”。秦、汉时开通的“五尺道”、“西夷道”都是由蜀地（今四川成都）通夜郎，再由夜郎沿牂牁江通番禺（今广州），故蜀地出产的“枸酱”，经常由蜀地商贾“持窃出市夜郎”，再由夜郎商人转贩到番禺等地。建元末年，唐蒙正是在番禺发现了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夜郎等西南夷地区有路可达南越，才向汉武帝提出发夜郎兵浮抄袭南越的建议。

    夜郎居地多山，在夜郎国偏僻的山区，居民畲山为田，轮歇休耕，其生产方式为刀耕火种，农业生产比较粗放、落后。《华阳国志》卷4称，西汉时的牂牁郡“值天井，故多雨潦，好巫鬼，多禁忌，畲山为田，无蚕桑，颇尚学书，少威仪，多怯懦，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说的即是其经济落后的方面。但自设置郡县后，汉人逐步进入这一地区，特别是西汉政府曾“募豪民田南夷”[139]，将大批汉人迁至夜郎等地，垦殖屯田。从此，内地先进的生产农具和生产技术，开始逐步传入夜郎，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进步与发展。自西汉以来，汉文化影响日益加深，东汉桓帝时，夜郎人尹珍跟随许慎等知名学者读书，后来还乡教学，启发民智[140]。

    三 哀牢与昆明

    （一）哀牢

    哀牢为“濮”系诸族的统称，其下部族名号繁多，主要有闽濮、鸠僚、瞟越、裸濮、身毒等。哀牢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地域十分辽阔广袤，东西3000里，南北4600里，称邑王者有77人，下辖51890户、553777人。其居地包括今云南保山、德宏、临沧、思茅、西双版纳以及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和怒江下游地区。

    哀牢地区土饶物丰，哀牢人很早以来就聚邑而居，从事农耕。此地宜五谷，有蚕桑，出产丝、绢、帛等丝织品，以及麻织品和毛织品。哀牢的特产之一是帛叠，即土棉布。当地还出产各种矿产和珍禽异兽，多为其他之地所无。因哀牢地处通商孔道，故能通过蜀贾的贸易往来与中原内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哀牢地广族众，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在荒远山区的居民尚未脱离原始状态，生产水平极为低下。

    西汉武帝时，在哀牢地区设置雟唐、不韦两县，以管辖哀牢诸部。东汉时，为加强对哀牢地区的统治，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设置益州西部属国都尉，治雟唐。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内附的哀牢人已达50000余户、55万余口，汉朝遂以益州西部属国为基础，在澜沧江以西设立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统辖包括不韦、雟唐在内的8县。哀牢土长被封为“哀牢王”，在太守治下统领诸部邑落。

    （二）昆明

    昆明人是属于氐羌系的民族，主要居住于洱海周围，他们与汉朝的交往始于汉武帝时。据历史记载：汉武帝为探求“自蜀通身毒道”，数次遣使进入西南夷之地，“四道并出”。然而，此举未能成功，原因是“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掠汉使，终莫得通”[141]。汉朝曾数次对昆明用兵，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

    昆明的社会经济状况，史书记载甚为简略，仅“皆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142]数语。据此可知，当时昆明是以游牧经济为主，部落分散，不相统属，社会组织既不稳定也不巩固。昆明的农业还没有从畜牧业中完全分离出来，只在局部地方有些稻田，农作物种植尚不普遍。

    第七节 江汉诸族

    秦汉时期，对居住在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蛮”[143]，又以居住地域的不同或某些社会特点而具有各自的名号，其中以武陵、长沙、廪君、板楯四蛮为最大，他们各自与周围的部落相联结，形成“南蛮”的四个系统。

    一 武陵蛮与长沙蛮

    （一）武陵蛮

    武陵蛮又称“五溪蛮”，或合称“武陵五溪蛮”。武陵蛮的族源，可追溯到先秦时广泛分布于江、汉流域的三苗、荆蛮。楚国西境的“南蛮”，即为秦时的黔中蛮、汉时的武陵蛮（五溪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秦朝时，黔中郡治所在临沅（今湖南常德），辖境相当于今湖南湘江以西的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四川黔江流域及贵州东北部一部分。境内民族称为“黔中蛮”。西汉时，黔中郡改为武陵郡，治所移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与秦时略相当，当地民族遂改称“武陵蛮”；又因其地有雄、樠、酉、（氵无）、辰五溪[144]，至东汉时又称“五溪蛮”。

    《汉书·地理志》记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赢蛤，食物常足”。这说明，两汉时代包括五陵地区在内的“江南”，其经济是以种植水稻的农耕为主，而辅之以渔猎经济。由于当时江南还是地广人稀之地，故耕作比较粗放，是所谓“火耕水耨”的农业方式。武陵蛮虽然很早就从事农耕，但是还没有“关梁符传、租税之赋”[145]。手工业方面，他们能织木皮以成布，并用草子为染料，故衣服皆有五色，号称“賨布”。西汉政府向蛮人征收“賨布”，大口每岁一匹，小口二丈。其部落分散，各有首领，不相统一，朝廷都封授为“邑君长，皆赐印绶”。蛮语称渠帅为“精夫”，彼此称呼为“殃徒”。各部落虽有大长，却未形成阶级分化，所谓“精夫”者，乃公众推举之人，而非世袭统治者。

    东汉初年，武陵蛮势力渐盛，时常攻击郡县。东汉政府以增置官吏、加派军队的措施，加强对蛮人的统治，但并未奏效，蛮人反对东汉王朝的斗争绵延不断，屡伏屡起。

    武陵蛮以犬为图腾，又名为“盘瓠蛮”。

    （二）长沙蛮

    长沙蛮与武陵蛮聚居或散居于同一地域，彼此间交往甚密，所以史籍中往往并称为“长沙武陵蛮”。但学术界一般认为，长沙蛮和武陵蛮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在远古时可能同出一源，后来有所分流，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以现今的民族来分野，武陵蛮是苗族的先民，而长沙蛮是瑶族的先民。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划桂阳郡之长沙南部九嶷山地区设置零陵郡。零陵郡先治零陵（今广西全州西南），东汉时移治泉陵（今湖南零陵），辖境相当于今湖南邵阳以南的资水上游、衡阳与道县之间的潇水流域，以及广西桂林以东的地区。这一带皆为长沙蛮的活动、生活地域。由于长沙蛮与武陵蛮交错而居，故其社会经济、风俗等与后者大体类似。

    二 廪君蛮与板楯蛮

    （一）廪君蛮

    秦、汉时期，廪君蛮的主要居地在夷水（今鄂西南清江）流域，以及巴中、黔中一带，因其地当巴郡、南郡，故亦被称为“巴蛮”或“巴郡南郡蛮”。廪君蛮有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五姓，以巴氏势力最大。相传巴氏首领务相被推为五个氏族的共主，号为“廪君”，后遂以廪君为族名，史籍中称其为“廪君蛮”。

    战国末年，秦惠王并灭巴中后，仍以巴氏为廪君蛮君长，世代相袭。巴氏岁出少量赋钱，并“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146]。廪君蛮民户，则岁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汉依秦制，仍旧岁赋于廪君蛮。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廪君蛮雷迁等率众反抗，被汉朝武威将军刘尚镇压；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又有许圣为首的廪君蛮屯聚反抗，但也遭失败。东汉军队屡次强徙廪君蛮部众，置于江夏郡（郡治在今湖北新洲）境内，因此廪君蛮得以逐步向东发展。

    相传廪君死后，其魂魄化为白虎，族人遂崇拜白虎，以虎为部族的图腾。廪君蛮地处山区，从事比较粗放的农业，也有简单的纺织手工业。

    （二）板楯蛮

    板楯蛮主要分布在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一带，沿渝水（今嘉陵江）居住。板楯蛮主要有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大姓，民风剽悍、勇猛善战。相传板楯蛮应募射杀白虎，秦昭襄王与他们约定“顷田不租、十妻不筭，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147]他们因此以射虎为事。楚汉相争之际，板楯蛮曾协助汉高祖刘邦攻下关中，秦地既定，又遣返巴中。因其定三秦之功，汉朝建立后，板楯蛮各部首领分别被封授为夷王、邑君、邑长等，七姓渠帅得以免除租赋，一般蛮户则每人每岁纳“（宗贝）钱”四十，所以板楯蛮又被称为“（宗贝）人”。

    板楯蛮爱好歌舞，舞姿粗犷豪放。板楯蛮的“巴渝舞”，当时成为汉朝庙堂的一种歌舞。汉朝文人曾作赋颂扬之。

    东汉时期，板楯蛮常被朝廷征发作战于异地，屡著战功。在东汉王朝西征西羌、南平武陵蛮的战事中，都有板楯蛮的将士参战，号为“神兵”。尽管如此，东汉王朝对待板楯蛮人却是“仆役箠楚，过于奴虏”，板楯蛮人“愁苦赋役，困罹酷刑”，以致常常邑落相聚，奋起反抗东汉的暴政。东汉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板楯蛮聚兵攻略三蜀及汉中等地，声势震动朝野。汉廷以武力加招抚的手段，才平息此乱。东汉末的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板楯蛮再次起事，以响应巴郡的黄巾起义军。

    板楯蛮也崇拜白虎，因此又被称为“白虎夷”或“白虎复夷”。

    廪君蛮与板楯蛮同属巴族族系，具有许多共同点。在川西、川东、鄂西北及湘西等地，相继发现过许多独木舟葬具——船棺葬。战国时期的船棺葬，本地文化特点表现较多；秦汉之际的船棺葬，则显著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从出土地域、出土铜器的花纹等特点看来，船棺葬大概就是廪君蛮和板楯蛮祖先的墓葬。廪君蛮和板楯蛮同为巴人族裔，文化类型相同。船棺葬即体现出这种特色。秦汉船棺葬中中原文化影响的显著和以后船棺葬的消失，说明廪君蛮和板楯蛮从西汉时起，正经历着与汉人融合的历史过程。

    第八节 百越诸族

    越族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民族，它的支系繁多，分布很广，所以又被称为“百越”[148]。“百越”一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是当时中原华夏对南方诸族的泛称。载于史籍的百越支系主要有春秋时的于越，战国时的扬越，汉代的瓯越、闽越、南越、骆越，三国时的山越等。它们与现代的壮、傣、黎、侗、水、仡佬及部分高山族等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

    古代百越广泛分布在华东、华南直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虽然在语言、经济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诸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共同特点，但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处于“百越杂处，各有种姓”[149]的状态。

    百越最早出现的一支是春秋时期的于越。于越初以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至勾践建越国，称越王。春秋末期，越国与吴国常相征战。公元前473年，勾践攻灭吴国。自勾践至无疆，是越国的鼎盛时期。至战国时，越国国力渐趋衰退。约于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兴兵伐越，攻占其国都，尽取其地。自此，越人流散江南各地，其王族臣服于楚，日久融合其中。

    一 瓯越与闽越

    秦朝统一之前，在东南沿海的今浙江与福建地区已存在有瓯越与闽越两个邦国，各自有王主之。闽越居地以今福建闽江流域为中心；瓯越居地以今浙南瓯江流域为中心。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继而攻占百越之地，瓯越王、闽越王皆被废为君长，以原瓯越、闽越地合置闽中郡。秦亡汉兴，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所以如此，是因闽越首领无诸佐汉平楚有功。孝惠三年（公元前192年），“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150]。西汉初年，闽越势力颇盛，遂滋生并吞瓯越（东瓯）之心。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势危，求援于汉廷。汉武帝即派严助率兵救援，军未至，闽越即引兵而退。事后，东瓯王“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这数万以王族为主的瓯越人从此逐渐融合于汉族，留在原地的瓯越人则并入闽越，东瓯国不复存在。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又发兵攻打南越，南越告急于汉廷。汉武帝派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分道进攻闽越。在汉军逼临其境之时，郢为其弟余善所杀，举国而降。汉朝将闽越之地立两王分治，“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151]。元鼎五年（公元前110年）南越反，东越王先是首鼠两端，后又拥兵自立，与汉朝抗衡。乱事平定后，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为由，下诏“将其民徙其江淮间，东越遂虚”[152]。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开始郡县其地，先是在东冶设县，继而又将“七闽之地”并于扬州刺史部，遍置流官。从此，闽越（包括瓯越），西汉后期即不复见于史册，盖其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已与中原地区相近，留居未徙的越人大多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153]。

    二 西瓯与骆越

    西瓯又作“西呕”、“西沤”等。西瓯所居之地，大体为今广西东南部及中部，骆越位于其西南方向，其南至合浦一线及邕江流域的部分地区，乃西瓯、骆越混居之地。此外，在海南岛上还有一支西瓯人。《汉书·地理志》对海南西瓯人的社会状况有如下简略记述：“儋耳、珠崖郡民，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有五畜。……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或镞”[154]。可见这里的西瓯人已进入男耕女织、饲养牲畜的定居阶段。

    西瓯原来役属于南越，南越赵氏封其同姓子弟为苍梧王以震慑之。汉武帝平南越后，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西瓯之地设置了郁林、苍梧两郡。由于当地族人苦于汉朝官吏的赋敛，不断进行反抗。例如武帝末年，“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幸子豹合率善人还复破之，自领郡事，讨击余党，连年乃平”[155]。但西瓯人的反抗活动并未终止，因“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到昭帝时，不得不裁撤行政机构，“省儋耳，并珠崖”[156]，在海南改设朱卢县，隶属合浦郡。至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将苍梧、郁林两郡撤除，凡立郡65年。

    骆越又作“雒越”，是百越最南的一个分支。骆越是秦、汉时期交趾郡的土著居民，其活动之中心区域，在今红河三角洲以北、以东地区，邻近南越。骆越的社会发展进程晚于越族其他支系，汉代才开始进入阶级社会。族人皆“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157]，与“断发文身”的于越、“椎髻箕踞”的南越，均有不同。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军征服岭南地区，在骆越的主要居地设置象郡，治所在象林（今越南维川南）。南越赵佗称雄之时，骆越亦受其役属。赵佗在骆越地建九真、交趾两郡，遣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158]。汉武帝攻灭南越赵氏后，在以上两郡之外，又增设日南一郡，统由交趾刺史管领。因此三郡是当时所谓“初郡”，故西汉王朝对其地实行羁縻统治，“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即除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命外，诸雒侯、雒将照旧统辖本部人民。一切风俗均不更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文化的影响也逐渐增强。西汉王朝“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159]。东汉初期，交趾太守任延在当地“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160]，使骆越的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交趾三郡也曾爆发过反抗东汉的活动。最大规模的是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征侧、征贰姊妹率众起事，九真、日南、合浦“众蛮”群起响应，“凡略六十五城”，至十九年夏才为马援所平定。中国古代文献关于“铜鼓”的记载，首见于《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这是对百越族系拥有铜鼓文化的最早记载。

    在两汉所置合浦郡境内，即今广西横县至陆川县以南，当时还有一支称为“乌浒蛮”的越裔部族。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交趾“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因其居地荒野，风气未开，所以乌浒人中长期保留着食人奇俗。[161]

    三 南越

    西汉时期，百越诸族中势力最为强大者是南越。其地东襟闽越，西连瓯越，土饶人众，在岭南地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略取岭南地后，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并派军50万戍守五岭，以遏制南越。南海龙川象令赵佗乘秦末大乱之机，以武力占据桂林等三郡，于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自立为南越武王，建都番禺（今广州）。赵佗以越人吕嘉为相，治理国政，“甚有文理，中县以故不耗减，粤（越）人自相攻击之俗益止”[162]，在一定时期内起了保境安民的积极作用。由于赵佗的治理，原本是“蛮荒之地”的南越迅速摆脱落后状态，并得以下传三世，历时93年。

    西汉王朝起初对南越采取和好、怀柔的政策。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遣陆贾出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诏谕“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163]。双方开设关市，南越定期向汉朝进贡并朝贺。至吕后当政时，对南越实行遏制政策，致使双方关系决裂。南越通过军事扩张，势力渐大，以兵威汉边，并“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皆属焉，东西万余里”[164]。所辖范围东及闽越，北抵衡阳，西到广西，南尽南海，地域十分广袤。赵佗自称“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165]，公然与汉朝分庭抗礼。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路博德、杨仆等奉命大举征讨南越，四路并进，攻破番禺城，南越被平定。岭南地区全部统一后，西汉王朝相继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开始行使行政管辖。汉朝从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出发，采取各种措施以使“南蛮”即越人“向风慕化”，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百越诸族在长期同汉族的不断交往中，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互相交流吸收，而且在血缘上也彼此交合混融。在西汉之后，越人已大部分混合于汉族之中，被视为汉族的一部分而逐渐消失于史籍。

    本章小结

    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从此统一的格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流。汉承秦制，汉王朝直接统治的领域和所包括的民族成分，比秦时更有扩大和增多。经过汉武帝的积极开拓，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多民族大帝国。汉族的族称，得名于汉朝。汉朝建立后，夏、华夏、秦人这些族称依然存在，并产生了“汉”这个族称。最后，“汉”代替“华夏”而被广泛使用。“汉”代替“华夏”，不是这一民族共同体质的改变，更不是新民族的形成，只不过是民族名称的变化。但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这一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新阶段。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居住区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也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的发展，还表现在它内在的联系的加强和汉民族基本特征的形成上。在秦汉时代中原地区实现统一的同时，北方游牧地区也为匈奴所统一，在汉初已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局面。在汉与周边诸族的关系中，汉、匈关系是最重要的方面。汉王朝与北方匈奴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还与东北各族、西域各族、氐羌族、南方百越族、武陵诸蛮族、乌桓族、鲜卑族等发生日益紧密的联系，其民族间的融合也有很大的发展。

    思考题

    一、名词解释

    灵渠 五尺道 长城 汉族 和亲 西域 属国

    西域都护 边郡

    二、简答题

    1.秦朝是如何经略边疆的？

    2.西汉和亲政策是在什么背景下制定并实行的？

    3.试述张骞通西域的经过和意义。

    4.汉朝都有哪些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中央和地方机构？

    三、论述题

    1.关于汉武帝对匈奴的政策，应如何评价？

    2.汉民族族称的确定，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阅读参考文献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田继周：《秦汉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木芹：《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版。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注释

    [1]贾谊：《过秦论》，《古文观止》卷6。

    [2]《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3]许慎：《说文解字·叙》。

    [4]《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5]对此，史书和考古发掘文物中均有记载，如《汉书》卷8下，《地理志下》：“凡县主蛮夷曰道”。《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页：“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

    [6]《汉书》卷8下，《地理志下》。

    [7]《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云：“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

    [8]《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9]《史记》卷117，《司马相如传》。

    [10]《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1]《汉书·地理志》载：“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

    [12]《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七上》。

    [13]《后汉书》志第25，《百官志二》。

    [14]《后汉书》志第25，《百官志二》。

    [15]《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七上》。

    [16]《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七上》。

    [17]《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18]例证如《史记·大宛列传》：“贰师与赵始成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汉书·匈奴列传》：“于是卫律与单于谋，穿井筑墙，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

    [1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0，《刘平国治□谷关颂跋》。

    [20]例如：《后汉书·西域传》，载：莎车国大人休莫霸“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未兄弟，自立为于阗王”。《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求内附”。《后汉书·西羌传》，载：“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议郎蔡邕议及出兵鲜卑时云：“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

    [21]如吕思勉在《先秦史》中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中说：“华族自前汉武帝章帝以后，便开始叫做汉族”（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5页）。

    [22]如《北齐书·祁武纪上》鲜卑人高观云：“今以吾为王，当与前导，不得欺汉儿。”《资治通鉴·梁纪四》“汉儿”作“汉人”。

    [23]《越缦堂日记》第29册第51页下至52页上，《桃花圣解庵日记》辛集第二集，光绪四年版。

    [24]如唐人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卷10，《贤良方正能直言报谏策》：“自瀚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西至于上郢、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新唐书·吐蕃传》载刘元鼎出使吐蕃经过兰州时，所见“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

    [25]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26]某些学者认为，匈奴的“匈”字与“胡”字系一音之转，或认为“胡”是“匈奴”的急读（林幹《匈奴通史》第4页）。

    [27]匈奴狐鹿姑单于在致汉武帝的文书中就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汉书》卷94，《匈奴传上》）。

    [28]参阅：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鬼方、昆夷、猃狁考》。黄文弼：《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载《边政公论》卷2第3、4、5期。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等。

    [29]“单于”是匈奴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意为“广大”。匈奴语称天为“撑犁”，称子为“孤涂”，匈奴内部又称单于为“撑犁孤涂单于”，犹汉语“天子”。

    [30]《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3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3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33]《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34]《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35]《后汉书》卷90，《乌桓传》。

    [36]《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37]《汉书》卷24，《食货志》。

    [38]《汉书》卷69，《赵充国传》。

    [39]《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序。

    [40]《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

    [41]《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42]《后汉书》卷19，《耿秉传》。

    [43]《后汉书·和帝纪》、《后汉书·窦宪传》及《后汉书·南匈奴传》均记载：“北单于逃亡，不知所在”。但《后汉书·袁安传》则记载：“北单于遁走乌孙”，当是事实；后又转徙康居，见《魏书·西域传》。

    [44]《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45]《后汉书》卷90，《乌桓传》。

    [46]《后汉书》卷90，《乌桓传》。

    [47]《后汉书》卷90，《乌桓传》。

    [48]《后汉书》卷90，《乌桓传》。

    [49]《后汉书》卷90，《乌桓传》。

    [50]《后汉书》卷90，《乌桓传》。

    [51]《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

    [52]《后汉书》卷90，《乌桓传》。

    [53]1971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发现一座东汉壁画墓，墓主曾任护乌桓校尉。壁画以墓主“庆功宴筵”等为主题，描绘了护乌桓校尉府举行盛宴，乌桓、鲜卑诸部酋长前来庆贺的生动场景（参阅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东汉壁画墓》，载《文物》1974年第1期）。

    [54]《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55]《三国志》卷30，《魏书·鲜卑》。

    [56]《三国志》卷30，《魏书·鲜卑》。

    [57]《三国志》卷30，《魏书·鲜卑》。

    [58]《后汉书》卷90，《鲜卑传》。

    [59]《南齐书·索虏传》记载说，拓跋鲜卑“披发左衽，呼为索头”。“索头”之俗，应与髡发相似。

    [60]《宋书》卷95，《索虏传》。

    [61]《后汉书》卷90，《鲜卑传》。

    [62]《后汉书》卷90，《鲜卑传》。

    [63]《资治通鉴》卷48，汉纪永元五年九月。

    [64]《后汉书》卷90，《鲜卑传》。

    [65]《后汉书》卷90，《鲜卑传》。

    [66]《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

    [67]《管子·小匡篇》载：齐桓公“北至孤竹、山戎、秽貊”。

    [68]《后汉书》卷85，《夫余传》。

    [69]《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

    [70]王侠：《松花江畔的古墓群》，载《吉林画报》1981年第1期。

    [71]《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

    [72]《后汉书》卷85，《夫余传》；《三国志》卷30，《魏志·东夷》。

    [73]《三国志》卷30，《魏志·东夷》。

    [74]《三国志》卷30，《魏志·东夷》。

    [75]《三国志》卷30，《魏志·东夷》。

    [76]《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77]《三国志》卷30，《魏志·东夷传》。

    [78]《后汉书》卷85，《高句骊传》。

    [79]《三国史记》卷18，《高句骊本纪》。

    [80]《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

    [81]《汉书》卷90，《王莽传》。

    [82]《左传》昭公九年。

    [83]《后汉书》卷85，《挹娄传》。

    [84]《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挹娄》。

    [85]《后汉书》卷85，《挹娄传》。

    [86]《后汉书》卷85，《挹娄传》。

    [87]《晋书》卷97，《肃慎传》。

    [88]《太平御览》卷284，引《肃慎国记》。

    [89]《三国志》卷30，《魏志·东夷传》。

    [90]《太平御览》卷284，引《肃慎国记》。

    [91]《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挹娄》。

    [92]见《后汉书》卷85，《挹娄传》。

    [93]《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挹娄》。

    [94]氐与羌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是一较为复杂、尚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氐与羌在古代文献中经常或连举或通用，如：“白马氐”又称“白马羌”；“武都氐”又称“武都羌”；等等。氐与羌有共同之处，又有所区别，“可分而实不易分”（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总之，氐与羌实为同源而异流。

    [95]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96]《魏略·西戎传》。

    [97]四郡者，即《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以邛都为越雟郡，筰都为沈犁郡，冉（马龙）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98]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

    [99]《后汉书》卷87，《西羌传》。

    [100]《后汉书》卷87，《西羌传》。

    [101]《后汉书》卷87，《西羌传》。

    [102]《后汉书》卷61，《孔奋传》。

    [103]《太平寰宇记》卷181，《广志》。

    [104]《后汉书》卷87，《西羌传》。

    [105]《后汉书》卷65，《段颖传》。

    [106]《后汉书》卷87，《西羌传》。

    [107]《汉书》卷96，《西域传》。

    [108]《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109]《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110]《汉书》卷70，《陈汤传》。

    [111]《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112]《汉书》卷61，《李广利传》。

    [113]《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114]《汉书》卷94，《匈奴传》。

    [115]《后汉书》卷47，《班超传》。

    [116]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117]《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118]《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乌孙国》。

    [119]余太山：《乌孙考》，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

    [120]据《汉书·西域传》，除乌孙外，西域都护府所辖45国，共有41570户、325091人、72868兵。

    [121]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12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23]《汉书》卷96下，《西域传·乌孙国》。

    [124]《汉书》卷96下，《西域传·乌孙国》。

    [12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126]《汉书》卷96下，《西域传·乌孙国》。

    [127]《汉书》卷96下，《西域传·乌孙国》。

    [128]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129]《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图版15，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130]《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31]《汉书》卷96下，《西域传·乌孙国》。

    [132]《汉书》卷96下，《西域传·乌孙国》。

    [13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134]《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

    [135]《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36]《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37]《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38]《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39]《史记》卷8，《平准书》。

    [140]《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14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142]《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43]王明珂说：“南方被华夏称为蛮的人群，分为许许多多的族群……他们聚居在山间村落中，以种植、狩猎为生。汉代中国人以‘蛮’这样的泛称来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如匈奴、朝鲜等人群的集中化政治组织”（《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144]对于“五溪”的具体所指，学者意见并不一致。但诸家均确定，五溪系指现今湖南省内沅水中游及其几条主要支流。

    [145]《后汉书》卷86，《南蛮传》。

    [146]《后汉书》卷86，《南蛮传》。

    [147]《后汉书》卷86，《南蛮传》。

    [148]有的古籍中也称“百粤”，古代“越”、“粤”通用。

    [149]《汉书》卷28下，《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

    [150]《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151]《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152]《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153]但也有一部分越人藏匿于山林之中，这一部分越人，可能就是三国时出现的“山越”。

    [154]《汉书》卷28下，《地理志》。

    [155]《后汉书》卷86，《南蛮传》。

    [156]《旧唐书》卷41，《地理志·岭南道崖州》。

    [157]《后汉书》卷86，《南蛮传》。

    [158]《水经·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

    [159]《后汉书》卷86，《南蛮传》。

    [160]《后汉书》卷86，《南蛮传》。

    [161]《太平御览》卷786，“乌浒条”引万震《南州异物志》，载：“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回辇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得财货也。”

    [162]《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

    [163]《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64]《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65]《汉书》卷95，《南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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