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全保护证》是我在20世纪20年代试写的自传，我在里面对构成我生活的种种情况进行了分析。只是很遗憾，那本书被毫无必要的造作（当时流行的一种通病）给糟蹋了。某些赘述要在此篇随笔中回避相当困难，不过我尽力不让它们重复。

    二

    我于1890年俄历1月29日出生于莫斯科市军械胡同雷仁的楼房里。一所神学院就位于楼的对面。不知为何，我竟然还记得秋天里跟奶妈在神学院花园里散步的情景。泥泞小路上堆积着落叶，一个个池塘，一座座土堆，刷了色的叉形路障，学生们在课间大休息时吵吵闹闹地游戏和打斗。

    神学院的大门同一栋二层的石头楼房和一个给马车夫们准备的院落相对。我们家就住在大门洞的上面，也就是大门的拱顶上。

    三

    我幼年的感受充满各种惊恐和赞叹。这种感受集中在两个中心形象上，就像童话般绚丽。一切都由这两个形象主宰，并被连成一体。一个形象是标本熊，被摆在马车街上的各家车行里；另一个是善良的巨人——出版商彼·康恰洛夫斯基[1]，他后背微驼，头发蓬松，说话声音低沉，还有他的家和他家中挂着的用铅笔、钢笔和水墨画的画，作者有谢罗夫[2]、弗鲁别利[3]、家父以及瓦斯涅佐夫兄弟[4]。

    特鲁巴街、特维尔斯卡亚—雅莫斯卡亚街、茨维特诺依林荫路旁的胡同都是最不让人放心的地方。常常会有人拉住你的手。有些话我不应该听见，有些事我不应该知道。但是保姆们和奶娘们都不甘寂寞，所以我们常常会来到这形形色色的人群中间。一到中午，就能看到骑马的宪兵们在军旗兵营的露天操场上操练。

    同社会渣滓和他们的遭遇为邻，目睹附近林荫路上的歇斯底里的现象，和乞丐、女香客来往，这一切使我过早地产生了对妇女的心惊胆战、不可言说、终生难忘的怜悯；更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对双亲的怜悯，因为他们要比我先死，而且我必须完成某种极其光明的、空前的事业，才能让他们摆脱地狱之苦。

    四

    3岁时，我们全家搬去了绘画雕塑建筑学校[5]位于米亚斯尼茨卡亚街的集体宿舍。宿舍对面就是邮政总局。我们住的是院里的一栋厢房，在主楼的外边。

    主楼是一栋古老的建筑物，非常漂亮，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好，1812年的大火没烧到它。这栋楼房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叶卡捷琳娜时代，曾经作过共济会[6]分会的秘密避难所。米亚斯尼茨卡业街与尤什科夫胡同里的侧角是圆形的，那儿有个阳台，是半圆形的，还带柱子，连接绘画学校的大礼堂。阳台面积很大，凹入墙里，就像个壁龛。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米亚斯尼茨卡亚街的延续，它伸向远方，直通几个火车站。

    1894年，在这栋楼房里居住的人，站在这个阳台上观看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运灵仪式。两年之后，又观看了尼古拉二世登基加冕典礼的一些场面。

    老师和同学都站在这儿。母亲抱着我，挤在人群中挨着栏杆看热闹。她脚下有个裂洞，裂洞底层铺着细砂。空旷的街在等待中悄然无声。军人们忙得不可开交，为了让在场的人都能听见，他们高声喊着命令，然而他们的喊声站在楼上的观众是听不见的。士兵们列队将马路上的市民推到人行道边，市民们在屏息中形成的寂静，似乎吞掉了所有的声音，就像沙滩吞掉潮水一般。凄凉而又悠长的钟声响了，人们纷纷把手伸向头，这个动作像海浪一般从远处滚来，又滚向远方。莫斯科在脱帽，在画十字祈祷。四面八方响起安葬的钟声，一支队伍出现了，那是军队，宗教界，队伍中有披着黑纱和系着饰缨的马匹，华丽得难以想象的柩车，以及穿着世人从没见过的服装的承宣官。一望无际的送灵队伍浩浩荡荡。一幅幅缀着黑边的长条布挂在楼房的正面，致哀的旗帜低垂着。

    绘画学校有摆排场的风气，这种事归御事部掌管。又瘦又高的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是绘画学校的保护人，绘画学校每次举行庆典和举办展览时，他都要亲临现场。他偶尔参加戈里岑和亚孔奇科夫家庭晚会，那时我父亲和谢罗夫两人用帽子遮住画本，偷偷地给他画漫画像。

    五

    院里有一栋厢房，在各种建筑物、公务房和柴棚之间，显得鹤立鸡群。它对面的篱笆门通向小花园。花园里有一些年龄很大的古树。厢房的地下室里热早点供应处，油煎包和炸肉饼的烟雾总是在楼梯间弥漫。另一个平台上有扇门，通往我们家。绘画学校的文书住在再往上的一层。

    五十年之后，也就是在不久前，在苏维埃时代的近期，我在尼·谢·罗季昂诺夫著的《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中的莫斯科》一书中的第125页，在1894年的标题下读到这么一段话：

    “11月23日，托尔斯泰带女儿们去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看望该校校长画家列·奥·帕斯捷尔纳克，并出席了演奏会。参加演奏会的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夫人和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家伊·沃·格尔日马里和大提琴家阿·安·勃朗杜科夫。”

    这段文字描述得相当正确，只是有个地方说错了：绘画学校校长并非家父，而是里沃夫亲王。

    我还清楚地记得罗季昂诺夫记述的那个夜晚。那晚，一种甜蜜的、扰人的痛苦将我弄醒。我此前从没尝过这种滋味。我既苦恼又恐惧，叫了起来，还哭了。帷幔把房间隔成两半，我躺在帷幔的后边，音乐把我的哭声淹没了。当那段把我惊醒的三重奏演奏完后，人们才听到我的哭声。帷幔被拉开，妈妈来了，她俯身抚了抚我的头，很快哄好了我。大概是把我抱到外边去见客人，我隔着开着的门看见了客厅。客厅里烟雾缭绕，蜡烛闪动着睫毛，好像是烟雾把它们的眼睛刺痛了。小提琴和大提琴漆红的木板在烛光下显得通亮，大钢琴显得乌黑。男人们的常礼服也显得乌黑。妇女们身穿连衣裙，露出肩膀，就像命名日时赠送的花篮里探出头来的花朵。有两三位老人，他们的白发和团团的烟雾混搅在一起。我和其中一位后来很熟，而且经常见面，他是画家尼·尼·格。另一位老人的形象，伴随大多数人的一生，其中也包括我。而且因为我父亲衷心地景仰他，为他的作品画过插图，去他家做过客，以至于他的精神渗透至我们全家上下。他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7]。

    我当时为什么会痛哭，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记得那种痛苦？我妈妈弹得一手好钢琴，那时我在家中已经习惯大钢琴的声音了。我觉得大钢琴的声音是音乐本身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弦乐的声音，特别是室内演奏时的组合，弄得我心神不宁，我听着十分刺耳，好像从通风窗口传来的呼救声和送来的噩耗一般。

    我记得，大概有两位名人在那年冬天去世（此处为作者记忆偏差）——安东·鲁宾斯坦[8]和柴可夫斯基[9]。他们演奏的似乎就是柴可夫斯基著名的三重奏。

    这个夜晚将我没有记忆能力的幼年时期和我后来的少年时期分隔开。从那时起，我有了记忆能力，我的意识也像成年人的意识一样开始发挥作用，再没发生过长久的间隔或失误。

    六

    每到春天，学校大厅就会举办巡回画派展览会。冬季时展品就被从彼得堡运来了，画装在木箱里，木箱放在柴棚里。一排一排的柴棚就在我们的房后，对着我们的窗户。复活节前，一个个木箱被搬到了院子里。学校的工作人员打开箱子，从盖子与底部上卸下嵌在沉重的画框里的画，两幅两幅地抬着，经过院子，搬进展览厅。我们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看着这些画。从我们眼前搬过去的有列宾、米亚索耶多夫、马科夫斯基、苏里科夫、波列诺夫的一些最著名的油画，在今天的画廊里和国家收藏中，它们是占半数以上的珍品。

    我父亲，还有和他要好的几位画家，也参加过巡回画派展览会，不过时间比较短，而且只是在开始那几年。没过多久，我父亲、谢罗夫、列维坦、科罗文、弗鲁别利、伊万诺夫和其他一些人组成了更年轻的团体——“俄罗斯画家联盟”。

    19世纪90年代末，雕刻家帕维尔·特鲁别茨科伊[10]来到了莫斯科，他以前一直在意大利生活。学校专门为他修建了一间新的工作室，这间工作室有顶光，就挨着我们家的墙。这个工作室吞并了我们厨房的窗户。这扇窗户现在通向特鲁别茨科伊雕塑工作室，以前它是面向院落的。我们从厨房里看他雕塑，看他的造型工罗别基工作，还看他的模特儿，从小孩、女芭蕾舞演员到双套马车和骑马的哥萨克。他的工作室很高，门又宽又大，车马进进出出很方便。

    在那间厨房里我们做了各种准备，为的是把我父亲为托尔斯泰《复活》画的精美插图寄到彼得堡。当时，彼得堡出版商马尔克斯创办的《田地》杂志上正在连载《复活》这部长篇小说，小说改好一章，发表一章，工作非常紧张，我还记得父亲匆忙的样子。杂志从不拖期，每期都按时出版。所以每次都一定要赶上发稿时间。

    托尔斯泰看校样总是拖延时间，对校样改动很大。让人担心的事出现了：为初稿画的插图，可能和他后来的改动不符。不过我父亲的草图都是从作者本人进行观察的地方——农村、铁路、法院、监狱的转移站——取材。大量活的细节和现实主义思维的共性，避免了画不切题。

    插图总需着急寄出，便只能争分夺秒。为此我们和尼古拉耶夫铁路特别快车的列车组建立起了联系。看到身穿铁路制服大衣的乘务员，儿童大为震惊。乘务员站在厨房门口等候，就跟站在站台上即将开走的列车门前等候似的。

    炉子上煮着水胶，急急忙忙将画擦干净，喷上定画液，再把画贴在硬纸板上，包起来，捆扎好。捆好的包裹用火漆封住，然后交给乘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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