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江

    汪道涵，曾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美国塔夫茨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博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客座教授。但他广为世人所知却是在退休之后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在此期间，他发起了两次汪辜会谈，使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隔断40多年后再次开始正式接触，并使海峡两岸的一些问题达成了协议，被人们称为海峡两岸关系的牵线人。

    家世和经历

    现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的汪道涵出生于1915年，安徽嘉山人。从家世上来看，汪道涵可谓出身名门世家。汪道涵的父亲汪雨相，于光绪五年（1879年）出生于安徽明光镇。明光镇因明太祖出生于此而闻名，亦因朱元璋“春风箫夜化铁马，明光钦赐宝地名”一诗而得名。据说汪雨相是周文王后裔中四十四祖唐朝越国公汪华的第四十六代孙。21岁那年，汪雨相考中了秀才。当时全县（明光镇属盱胎县）只中了12名秀才，而明光镇只有汪雨相一人考中。

    1905年，汪雨相赴日本留学，不久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可算是反封建的革命先行者。辛亥革命后转为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汪雨相不但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反而带领和影响一批国民党员宣布集体退党，断绝了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关系，坚定地加入了反蒋行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毅然抛家弃产率全家及亲友28人奔赴延安。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由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介绍，汪雨相近70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子女先后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拔尖人才，儿子汪道涵还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汪道涵青年时代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与江泽民是校友和系友，但比江泽民早许多届。抗日战争爆发的次年，即1938年，汪道涵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弃学从武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县长、行署副主任、专员、地委委员等职。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蒋介石燃起战火，汪道涵的“地下工作”也不断变动，辗转担任苏皖边区财政厅副厅长、华中军区军工部部长、省财办主任、财政厅长等职。1949年后，汪道涵任华东工业部部长。1953年后，历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中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80年后，汪道涵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市长。1986年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0年当选为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京成立，年高德劭的汪公被推举为会长。同年12月28日上海市台湾研究会诞生，他又被一致举荐为名誉会长。1993年11月被推选为第九届上海市工商联名誉会长。1994年被上海交通大学董事会聘为名誉董事长。是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5年汪道涵曾获美国塔夫茨大学授予的公共管理学荣誉博士称号。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客座教授，主讲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城市经济、经济管理等课程。

    学者风度，务实性格，平易近人，这是海内外媒体对汪道涵的一致评价。记得几年前，当汪道涵刚刚卸任上海市长时，有个美国资深记者谈及他对汪道涵的印象时说：“汪道涵卸任后，除应聘到复旦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外，还应聘到美国塔夫茨大学讲学，可谓开一代新风。他本身是个专家，又做了5年多市长，胸中有盘棋，且手中有数字，非常有条理。”

    汪道涵最大的个人嗜好就是“逛书店”。上海的大大小小的书店里，经常可见到这位平易近人的市长的身影。他喜欢买书，文学评论、历史专著、名人传略、音乐美术、科技专著、经济理论，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有句名言：“读书就是生活。”他的办公室和家里堆满了书籍，每每工作至深夜，回家还要从床头的“书山”中取一册看看，有时至凌晨仍手不释卷。

    汪道涵为人儒雅，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是西装革履，银发光亮整齐，有着学者睿智的风度，虽届古稀之年，却精神矍铄、红光满面、笑容可掬。

    施政上海二三事

    1980年至1985年，恰恰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尤其是上海，更是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而这期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市长的汪道涵，以自己开放的胸怀和超前的意识，对上海的改革开放发挥了自己应有的推动作用。

    上海浦东开发区的正式创建虽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它的筹划其实在80年代初汪道涵任市长时就开始了。对此，汪道涵后来曾回忆说：“那几年，大概从1984年开始，每年小平同志都到上海来，每年我们都得到一个机会，向他老人家来反映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上海市委的陈国栋、胡立教，上海市政府的我和韩哲一，我们就经常在研究上海向何处去。我们从1983年、1984年就开始提出来要开发浦东，我们是从整个上海的浦东来考虑的。结果到了1990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上海来，我们把这个意见反映给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这是个好事，他说这个事情早该如此了。1987年，我曾经和林同炎一道，江泽民同志在这里担任市长，得到当时的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同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策划当然没有现在的这么全了。因为浦东开发的规划是要和上海整个的发展规划联系起来的。市委和市政府共同商量，由我那里起草了一个上海战略发展规划。这个发展规划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后来正式地批准了。这就是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来要开发浦东，于是这个文件就成为上海很有名的一个开发开放浦东的这么一个中央的决定”。

    上海的汽车工业领先于全国，这也得益于汪道涵的超前意识。1982年汪道涵当上海市长时，上海要发展汽车工业，他先想到的是日本汽车公司。请来日本汽车老板后，汪道涵说如果他们愿意在中国投资设厂，可以给予优惠的条件。这种想法在当时是超前的，但日本厂商没有考虑就一口拒绝，拒绝的理由是尽管有公务车消费，中国的国民所得买不起养不起日本的汽车。当时日本一种“康大”轿车的价格是8000美元。

    日本人的态度严重伤害了汪道涵的民族自尊心，所以汪道涵就叫属下安排以最快的时间访问德国。到了德国一谈，德国的汽车公司一口答应到中国设厂，由此开始了大众汽车在我国的生产发展历程。现在日本汽车界都说，这是他们二十世纪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误判，其后果是德国汽车占有率远远超过日本汽车。

    在上海任市长期间，汪道涵不只是关心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教育、文化、提高人的素质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84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到美国西北大学访问时发现了被称为“营销圣经”的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管理》，敏锐的感觉告诉他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应该把它引入到中国来。回国后，他立即让相关人员成立专项工作组展开翻译工作。在当时，像这样比较系统的营销书籍在国内还没有见过，其中的一些学术概念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本书在历经两年的工作后终于翻译完成，但却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书少不能开印。那个时代，没有人知道科特勒是谁，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营销到底有什么用。因此，征订工作很不顺利。二、没有钱支付版权费。汪道涵得知此事后，专门派来一个市政府办公厅的人来负责协调这件事情，最终使这本打开中国人营销观念的书得以面世。

    汪辜会谈及汪辜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海峡两岸政策的调整，两岸的各种交流与交往进入持续调整发展的阶段。同时两岸间的民事纠纷、渔事纠纷以及走私、偷渡等问题也越来越多，且层面日益扩大，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增添了许多困难和麻烦，亟待解决。虽然海基会和海协会成立后，双方就上述问题进行过多次商谈，但由于接触层次较低，海基会所获授权不足及政治的影响等原因，进展一直不大，因而有必要由两会高层次负责人直接坐下来进行商谈，以早日解决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大陆方面为解决这些问题曾多次提倡通过接触谈判解决两岸关系中的具体问题，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促成了第一次汪辜会谈。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备受注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这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也是40余年来，两岸高层人士的首次接触商谈。尽管这次会谈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和功能性的范围，但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已引起海峡两岸的高度重视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会上，海协会汪道涵会长首先发言。他重申了这次会议是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充分说明了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迫切性和必然性，并集中论述了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此外，汪道涵还就两岸科技、文化交流及两会会务问题提出了意见，阐明了观点。

    接着，辜振甫就两会联系合作、共同打击海上走私、犯罪及两岸经济合作，青少年和科技文化交流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表示愿意设法促进两岸企业界人士互访与海协会商讨筹开民间经济交流会议及共同开发和利用资源与能源问题。会议第3天，即4月29日上午，汪道涵会长和辜振甫董事长代表两会正式签署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信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会谈制度协议》及《汪辜会谈共同协议》4个文件。至此，第一次汪辜会谈顺利结束。

    汪辜会谈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断之后的首次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是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江泽民总书记对这次会谈给予高度评价：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效的，它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两岸及国际社会均对会谈普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具有相当深刻的政治意义”。

    第一次汪辜会谈后，两岸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于1998年在上海又迎来了第二次汪辜会谈。

    1998年10月14日，应海协会邀请，暌违上海53年之后，年逾八旬的辜振甫终于来到了祖国大陆。辜振甫和夫人严倬云率台湾海基会一行12人，开始了在祖国大陆为期6天的参访活动。

    当晚，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夫人孙维聪，会见并宴请辜振甫一行。分别5年之后，终于实现了第二次握手。二人亲切问候，笑容可掬。记者们纷纷摄下了这颇富象征意义的镜头。

    汪道涵在会见中回顾了两会事务性商谈的艰难历程。他指出，以往两会商谈难以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已涉及政治问题而又没有条件进行讨论。事实上，事务性商谈避不开政治问题，如果回避政治谈判，局限于事务性内容，就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政治谈判客观上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实现两岸政治谈判，就可以为解决两岸经济性、事务性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在两岸开始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后，两会可以重开经济性事务性商谈。

    第二天下午，汪道涵再度会见辜振甫一行，双方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坦率友好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两会间达成了四点共识：

    一、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二、进一步加强两会间的多层次交流与互访。三、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将加强个案协助。四、汪道涵会长对辜振甫先生邀请他访问台湾表示感谢，并表示愿意在适当时机到台湾访问，加强了解。

    当晚，上海兰心大戏院灯火熠熠，琴音袅袅，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喝彩声。汪道涵为辜振甫夫妇安排的京昆折子戏专场晚会在这里举行。戏码为《遇皇后》、《空城计》、《挡马》。孔之所以定这3出，是因为考虑到严倬云最爱看《遇皇后》，而《空城计》则为辜振甫平生所最爱。

    辜振甫是台湾的超级票友，早年曾拜著名女老生孟小冬为师，受过一段正规训练，对余派戏推崇备至。他曾对记者说：“京剧是我人生最大的嗜好，我一听到胡琴声就按捺不住地想唱。”

    10月16日，辜振甫参观上海豫园，留下“但知春意发，谁识岁寒心”墨迹。在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用此形容两岸关系，认为两岸关系熬过冰霜之苦，就能迎来春天。

    说到辜振甫与汪道涵的关系，其实早在1984年初，汪道涵任上海市长的时候，两人就在美国认识了。汪辜两位老人不仅在两岸政治舞台上角色近似，被赋予的权力弹性近似，而且两人在年龄、阅历、爱好等方面也有许多近似之处。比如汪道涵生于1915年，而辜振甫则生于1917年，两人年龄相差两岁；比如两人都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辜振甫不只是一般爱好，说起平仄声韵也不含糊；汪道涵在讲话中常常引经据典，引用的也多半是古典文学中的诗词、警句。此外，他们还都是京剧老票友，对于辜振甫的来访，汪道涵的礼遇除了“国家级领导人”高规格接待以外，还陪辜看京剧《空城计》。论及对京剧的热爱，辜振甫要胜汪道涵一筹，不但喜欢看，还喜欢粉墨登场。他最乐意扮演的是诸葛孔明，声情并茂，一招一式俨然梨园中人。

    辜振甫在去世前，还念念不忘“第三次汪辜会谈”。在辜振甫去世后，汪道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辜老先生身体一直不好，我知道，能够维持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我对他的逝世表示很哀悼，沉痛的哀悼”。“辜老先生一个中国的观念，是应该肯定的。他主张一个中国，承认九二共识，这我们也是同意的。”

    在给辜振甫夫人辜严倬云女士的唁电里，汪道涵也对辜振甫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努力给以中肯的评价：“振甫先生致力于两岸关系凡一十四年，夙慕屈平词赋，常怀国家统一，私志公义，每与道涵相契。汪辜会谈，两度执手；九二共识，一生然诺。而今风飒木萧，青史零落，沪上之晤，竟成永诀。天若有情，亦有憾焉。两岸之道，唯和与合，势之所趋，事之必至。期我同胞，终能秉持九二共识与汪辜会谈之谛，续写协商与对话新页。庶几可告慰先生也。”

    针对辜振甫病逝对两岸可能的影响，汪道涵说：“辜振甫的逝世无疑将对两岸会谈产生影响，这还要看将来继续他工作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汪辜关系随着辜振甫的去世而中止了，但汪辜二人晚年所致力的祖国统一大业却在继续，这也是晚年的汪道涵所最为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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