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识相恋

    弗洛伊德的妻子玛莎·柏内斯比弗洛伊德整整小5岁，出生书香门第。她有祖父名伊沙克·柏内斯，海涅曾在信中反复提到这个名字，称他作“富有智慧的人”。他的一个儿子米凯尔，是慕尼黑大学的德语教授，一度曾为德意志巴伐利亚国王的学术顾问。米凯尔还有两位兄弟，一位叫雅可布，另一位叫柏尔曼。柏尔曼有一个女儿，她就是弗洛伊德的心上人玛莎。

    玛莎一家人于1869年从汉堡迁往维也纳，当时，玛莎刚刚8岁。在这个若干年后邂逅未来丈夫的城市，她的父亲担任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伦兹·冯·斯泰因的秘书。1879年，他心脏病突然发作，死于维也纳12月的街头。他的儿子，也就是玛莎的哥哥埃利继承了秘书一职多年。

    1882年4月的一个晚上，玛莎与妹妹明娜一起，去拜访弗洛伊德家。弗洛伊德从客厅走过时，看到一个美丽而愉快的姑娘坐在餐桌边，一边削苹果，一边高兴地谈天。出乎家人意料之外，弗洛伊德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径直走到自己的房间，读书，或者研究。这一次他竟停下脚步，坐到他们中间，参加了谈话。

    在最初相识的几周之内，虽然心中燃起了火焰，但行动总是不太自然。一种难以忍受的感情冲动，却很快催促他发出进攻，“因为任何对这样一位少女的假惺惺都是不堪忍受的”。弗洛伊德终于冲破犹疑和呆板的罗网，决心向她求爱。他每天送给她一朵红玫瑰，并附上一张名片，上面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写上箴言或格言。第一次向她致意时，他把她比成一位嘴唇会衔来玫瑰和珍珠的“神仙公主”。从此以后，她就是他的“公主”。

    1882年5月的最后一天，他们手挽着手，沿着维也纳的古老城堡卡伦堡走下去。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私人交谈。在那天的日记中，他记下了她对他的疏远，他送给她橡树叶，她表示拒绝。从那以后，他一生讨厌橡树。

    第二天，他和玛莎及她母亲去散步。他向玛莎问起许多事情。玛莎一回家就告诉她妹妹明娜，并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她所得到的是一句令人泄气的回答：“谢谢医生阁下对我们如此感兴趣。”

    6月8日，弗洛伊德发现玛莎在为她的表哥马克斯·迈尔做皮包。他为此独自惆怅良久。正在惋惜徘徊之时，玛莎却对弗洛伊德发出了不同寻常的暗示。第二天，玛莎给他送去她亲自做的蛋糕，上面写着“玛莎·柏内斯”。同时，弗洛伊德也送来了礼物——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

    6月13日，家里的一次聚餐活动上，玛莎在桌下将他的手按住，一股电流传过弗洛伊德的全身。眉目传情，花前月下。很快，他们私自定下了婚约。那天玛莎给弗洛伊德送去一只戒指——她父母的定情礼物，这是弗洛伊德称为节日的日子。但订婚的第二天，玛莎就要离开维也纳。此后四年的岁月，两人聚少离多。

    物理的距离并没有拉开心灵的距离。四年，足以使弗洛伊德为了与自己心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孜孜不倦地研究，在错综复杂的人生道路上奋力挣扎。四年，也足以将玛莎造就为一个“作家”，“自从认识我后，她就开始不知疲倦地写作——当然全是给我写信。”弗洛伊德还精心地设计了那种只能由玛莎写给自己的纸张，由雕刻师傅在每张纸上都印上了两个字母：M和S，这两个字母亲密无间地缠绕在一起，昭示着他们炽热的爱情。

    在认识西格蒙德之前，因为少女的美貌，玛莎已受到不少男青年的爱慕。关于玛莎的美貌，弗洛伊德曾以他那一贯坦率的口吻回答玛莎的自谦说：“我知道你在画家或雕刻家的眼中看起来，并不算美丽；假如你一定要坚持用严格和准确的字眼的话，我必须承认你并不美丽。但在实际上，我是错误的。倒不是我有意奉承你；实际上，我也不会奉承。我的意思是说，你在你自己的面貌和身段方面所体现的，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你的外表，能表现出你的甜蜜、温柔和明智。我自己对于形式上的美，总是不太在意；不过不瞒你说，很多人都说你很美丽。”

    弗洛伊德对玛莎的美丽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他写信给她曾说：“不要忘记，‘美丽’只能维持几年，而我们却得一生生活在一起；一旦青春的鲜艳成为过去，则惟一美丽的东西，就存在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和了解上，这正是你胜过别人的地方。”

    在弗洛伊德向她求爱以前，玛莎的情感经历已经很丰富了。有一次差一点与一位比她大许多岁的商人雨果·卡迪斯订婚。同时，还有好些小伙子热情地给她写信倾吐真情，这些都令弗洛伊德妒火中烧，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感觉，他给玛莎的信中写道：“突然迷上了一位小姑娘，并鬼使神差地到了汉堡。她送给我一个戒指，这曾是小姑娘的父亲送给母亲的定情之物。我照它的样子找人做了个更小点的戒指来配她的纤纤玉指，但是看来那个真的戒指最终还是要回到她的身边。因为每个见过她的、和她说过话的人都会一下子喜欢上她，也许他们才会最终得到那枚真正的戒指。我对此忧心忡忡，以至于我经常在思索，用什么办法才能掩饰她那无与伦比的魅力，怎样才能使其他人再也不堕入情网？直到有一天我茅塞顿开：只要她不是在爱着别人，被众多的人追求又有何妨？自从想通以后我在汉堡就一直过得很愉快。舒心的日子总是如箭般飞逝，每天似乎还没有贪享完温暖而美丽的早晨，夜幕就会紧跟着匆匆降临。所以，我总是抓紧时间享用从早晨到夜晚之间的宝贵时光。当然，我那令女孩子们退避三舍的暴躁脾气依然根深蒂固。我有很强的独占欲，因此尽管姑娘已经基本上认可了我，我还是毫不松懈，孜孜以求，直至完全占有她的心。”（《情书》）

    被嫉妒所折磨的弗洛伊德，常常会生出意念中的幻觉。甚至看到自己优秀的男性朋友，都会无缘无故地把他和玛莎联系在一起。有一次，弗洛伊德在布吕克的实验室做实验，在他前面的仪器里，气泡翻滚。漫长地等待实验结果的过程中，他突然忍不住从笔记本上撕下几页纸来给玛莎写信。笔是从布吕克教授的桌上偷来的，周围的人肯定都以为他正在分析数据。

    他无边的思绪从实验室飘移出去，飘到心爱的姑娘身边，向她诉说自己无端的嫉妒和痛苦！

    这一次，他任由自己被爱情的惊人力量卷去。怀疑、忆念、幻梦、叹息、希望和猜忌，他都一一体验。他要追寻的是一种纯粹的情感，他要和所爱的人完全融合在一起，没有杂质，没有暧昧。

    玛莎呢？娇弱温柔，但也并非百依百顺。两人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和矛盾。分离后不到一星期内，弗洛伊德性格中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就开始暴露无疑。最令他嫉妒不安的，是玛莎同她的表哥马克斯·迈尔的关系。在认识弗洛伊德以前，玛莎确实曾考虑过要选择马克斯·迈尔。知道这件事已经令他寝食不安，何况自己的妹妹经常在面前火上加油，她告诉弗洛伊德说，玛莎曾对马克斯为她谱的乐曲和为她唱的歌颇感兴趣。两个男性之间，常常也是明争暗斗。为了气一气弗洛伊德，马克斯就在他面前故意挑逗，说玛莎早就需要爱情，以致她早已准备寻找一个合意的丈夫！

    渐渐地，弗洛伊德在嫉妒之余，也冷静下来，审视自己，他曾写信给玛莎坦率说：“我对自己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疯狂的事情吗？你没有什么美丽优点，就赢得了最亲爱的人的芳心，而你竟于一星期后，就如此尖刻地指责她，以嫉妒去折磨她……当一个像玛莎那样的姑娘喜欢我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害怕一个马克斯·迈尔或一个军团的马克斯·迈尔呢？……这正是植根于我的爱情的那种笨拙和自寻烦恼的表现……现在我已把它当做疾病一样地抖掉了……我对马克斯的感觉来自于自己的没有自信心，而不是来自你。”从这里已经显示，弗洛伊德很早就开始对自己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分析。但同时也显示出恋人是如何自寻烦恼的。

    1882年9月，分别的恋人将在万斯贝克相见，在两人见面之前的通信中，弗洛伊德再一次流露出对他这位情敌的嫉妒和不满。

    在遇到玛莎之后的1882年7月31日，他正式地到维也纳全科医院工作。开始时，他担任了外科医生。这是一份很费体力的工作，每次下班以后，总感到精疲力尽，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在繁重的工作和研究中，他像所有的恋人一样，还经常为自己的嫉妒、猜忌而痛苦，但从未放弃为两人最终结合而努力。毕竟相识短暂，互相还缺乏了解。恋人需要同舟共济、加深认识，这一点他们做到了。

    “只要我们依旧安然无恙，只要我们之间炽热的感情不被可恶的变故所熄灭，那么在以后每个月的相爱纪念日，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已经在一步步迈近梦寐以求的目标。”

    但是陷入爱情的人总是因为爱得热烈而伤害了对方，弗洛伊德总是不知不觉屡屡刺伤了玛莎温柔纤弱的心灵。他一片苦心，总是想让两人亲近些，再亲近些——他承认，爱情是自私的。“如果这就叫作自私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自私就是爱情的全部。”弗洛伊德自己承认总是想改变她，完全地占有她，也总是对她的追求者不能释怀。在表哥马克斯的阴影渐渐被理智和思考所掩盖之后，又有一个人走进两人的世界中，成了更严重的情感干扰。这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弗洛伊德一位亲密的朋友——弗立兹·华勒。表哥马克斯是一位音乐家，而弗立兹是一个艺术家，而这些都是令弗洛伊德最为不安的所在。他曾经带着一个科学家的眼光在生活中仔细观察他们取悦妇女们的本领。有人告诉他，弗立兹最擅长于诱拐别人的女人，一想到这一点，就会令弗洛伊德的情绪大受影响。

    “善于诱拐女人”的弗立兹确实和玛莎有着亲密的友谊。他们也经常在一起，这让弗洛伊德难以接受，他坚持要玛莎为了他中断与弗立兹的友谊，玛莎开始并未顺从他。在1882年9月他写给玛莎的信中，他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大半年以来在恋爱中的心理变化，也与玛莎讨论了这件事情。

    弗洛伊德曾说：“我想艺术家和那些奉献于科学工作的人之间，普遍地都存有一种敌意。大家知道，艺术家拥有一把开启女人心房的万能钥匙；而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只好无望地设计一种奇特的锁，并不得不首先折磨自己，以便寻找一种适当的钥匙。”

    或许，在这件事上，弗洛伊德太过敏感了。那位艺术家虽然风流，但当时早已和弗洛伊德的表姐订过婚，对于玛莎的关心亦没有越过兄长的尺度。玛莎有时会和艺术家一同出游，起于友情，止于友情，年轻的姑娘并未背叛自己的未婚夫的真挚情感。

    不管怎样，事情已经在弗洛伊德的想像中愈演愈烈，他一直坚持要求玛莎和弗立兹终止这份友谊。最终，玛莎与弗立兹中断了各种关系。从那时候起，弗立兹再也没给他们增添麻烦，但是，弗洛伊德却受到了深深的创伤，即使身为医生，也需要长时间的自我医治才能痊愈。三年之后，弗洛伊德说起这一段经历，仍然认为这是一段“不可能忘记的”痛苦回忆。

    二、一生的转折点

    订婚的喜悦，是和经济上的压力一起前来的，年轻的弗洛伊德必须为了未来而勤奋工作。1881年，弗洛伊德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继续留在布吕克教授的生理研究室里。他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已经有15个月了，他和其他刚从大学毕业的初级研究人员一样，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担任了大学助教。从1881年5月到1882年7月，他顺利地完成了研究项目和助教教职。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弗洛伊德要承担赡养父母和照顾弟妹的重任，而他的收入又很微薄。为了和心爱的姑娘长相厮守，他要开始考虑为结婚准备必要的资金。显然，继续担任研究室和助教工作，不能满足经济上日益增多的需要。所以，在完成第三学期助教工作的时候，他决定接受父亲和布吕克教授的劝告，改行做专职医生。

    在《自传》中，弗洛伊德说：“我生命的转折点发生于1882年。那时，我一向寄以最高崇敬的老师，纠正了我父亲的宽宏大量但缺乏远见的见解。老师热情地劝告我，从我的困难的经济处境着眼，放弃我的理论业务。我接受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进入全科医院。”

    当时，弗洛伊德的父亲67岁，家里又有7个孩子需要抚养。而弗洛伊德在生理学研究室里的工作和大学助教工作，只能每月得到40美元左右的收入。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借款度日。到1884年，弗洛伊德总共借债580美元左右。

    弗洛伊德在事业上的这一次转变，从它的实际效果来看，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设想。他和他周围的人，都较多地从经济收入改善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从弗洛伊德此后数年的命运来看，这一转行引出了积极的效果。这一效果，不论弗洛伊德本人，还是他的多智多能的老师，在当时都未能预见到。只是在事后，当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工作中取得累累硕果的时候，他回过头去重新评价自己在1882年的转业决定，才看出了它是他的一生中的真正“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意义在于从此获得了真正的医学实践的机会，为他在日后所开展的精神分析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际经验。

    1882年7月31日，他正式地到维也纳全科医院工作。当年10月，在西奥多·梅纳特的推荐下，他去拜访著名的医生罗斯纳格尔，他就到罗斯纳格尔医生的诊所当上了实习医生。

    罗斯纳格尔医生是1882年刚从德国到维也纳来的著名内科医生。他自己遵循着一整套极其严肃、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他对他的助手们说：“凡是想要每天睡5个钟头以上的觉的人，都别研究医学。每个医学学生，每天要从早晨8点起听课，一直听到下午6点钟；然后，他必须回家继续研究至深夜。”他的高尚品质博得了他的学生、助手和病人的钦佩，弗洛伊德很尊重罗斯纳格尔。

    但是，弗洛伊德迫切地感到：他不能继续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日常的看病活动中，而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病人的病例。

    在罗斯纳格尔的诊疗所工作了六个半月以后，1883年5月，弗洛伊德转到梅纳特的精神病治疗所。在这里，他当上了副医师。从此，他搬到全科医院去住，只有在休假日时，才回到家里去。

    西奥多·梅纳特同弗洛伊德以前的老师布吕克一样，是一个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兼职任教。弗洛伊德大学时代很喜欢听他的课，并且从听他的课开始对神经病学发生了兴趣。弗洛伊德曾说，他对梅纳特的崇拜达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梅纳特是当时最著名的脑解剖学专家，他对大脑神经错乱症颇有研究，所以，在医学上把这种病例命名为“梅纳特精神错乱症”。患有这种病的病人，有严重的幻觉出现，以致精神错乱、意识颠倒。这是以后数年弗洛伊德研究潜意识及各种变态心理现象的开始。

    弗洛伊德在梅纳特诊疗所工作了5个月。其中，他研究了男神经病患者2个月，研究女神经病患者3个月。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次亲自得来的精神病治疗经验。在工作期间，弗洛伊德深受他的老师梅纳特的高尚品质的感染。他写信说，梅纳特“比一大群朋友加在一起还有鼓舞力”。他每天工作7个小时，并用剩余时间大量研读有关精神病的著作。在这时候，弗洛伊德已经显露出从事精神病研究工作的卓越才能。

    朝着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前进，并不避讳对金钱的追求，同时沉醉于爱情，为未来的生活而工作，这就是那时的弗洛伊德。经过了订婚之后的分别岁月，两人终于在维也纳度过了1882年5月到1883年6月的那一段时间。6月，玛莎一家迁往汉堡附近的万斯贝克，弗洛伊德与玛莎不得不暂时分居两地。

    弗洛伊德一直为玛莎的健康操心，玛莎患有青春少女常患的“萎黄病”。当他听说她的身体不太好的时候，他在信里写道：“当我为你的身体而焦急的时候，我简直就要发神经病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一切价值观念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害怕你生病的可怕念头。唉！我心乱如麻，不能再多写了。”

    第二天，弗洛伊德收到她的一封明信片。他看了信以后又写道：“我怎么会想像你生病了呢？这真是大错特错的事情，我看这是太疯狂了的缘故……当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的时候，他自然会疯的。”30年以后，当弗洛伊德研究爱情心理学的时候以及当他在1910年发表《恋爱生活对于心理的奇异影响》的时候，他个人的爱情经历就是最直接的和最富有内容的材料来源之一。

    有一次，玛莎到卢北克度假，曾经开玩笑地写信给弗洛伊德说，她曾幻想自己在洗澡时淹死了。弗洛伊德在回信中说：“有人一定会认为，同人类数千年的历史相比，一个人失去自己的爱人，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但是，我要承认，我的看法同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在我看来，失去爱人无异于世界末日的到来。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是一切仍在进行，我也什么都看不见了！”弗洛伊德还在信中说：“在过去的日子里，你的一封信就会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你的一个决定，就如一个能决定生死的大计一样，令我期待不已。我除了那样做以外，不能再作别的什么事情。那是一段充满着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时期。而且，只有经历那样一段时间，我才能为赢得你而平静地工作。因此，我那时必须为你的爱而战斗，正如我现在必须继续为你而战一样……”

    不管怎样，这一切就是弗洛伊德的信仰所固有的特征。他并不期望有什么好事，可以自然而然地降临到他的头上。在玛莎离开自己的那一段时间里，在为生活、爱情而烦忧的同时，也在事业上第一次下决心专攻神经学。他把自己追求科学和物质的动力都归因于自己亲爱的公主，如果没有遇到玛莎，年轻的弗洛伊德将无所作为，最终淹没在人群之中。

    三、神经科负责人

    工作期间，弗洛伊德还结识了不少朋友。他深深感到自己已经不是孤独的人。他与朋友之间的团结、合作，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以致当医院里的副医师们，就他们受到的不合理的膳宿待遇，而联合一致地向院方提出抗议交涉的时候，弗洛伊德被选为副医师的代言人去同院方谈判。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工作和研究方面都已经是引人注目的出类拔萃者。

    1883年10月，弗洛伊德转向皮肤科。在当时的维也纳全科医院里，皮肤科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专治普通皮肤病的，另一个是专治梅毒和传染性皮肤病的。弗洛伊德选择了后者，因为梅毒病症同其他各种神经系统疾病有密切的关系。但他感到遗憾的是，他只能为男性患者治疗，而不能接触到女病人。这项工作比较轻松，他每周只需要用两次会诊时间，所以，他有充分的时间到实验室里作研究工作。

    他在3个月的皮肤科诊疗工作中，也同时担任了耳鼻喉科的诊疗工作。在耳鼻喉诊疗工作中，他感受到自己的实际操作医疗设备的能力较差，他第一次体会到自己有点笨手笨脚的。

    从1884年1月起，弗洛伊德开始长时间地在全科医院的神经科工作。他每天在诊疗室工作两小时，其他时间到实验室工作。

    7月，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神经科负责人。他要负责一百多名病人，要管理十个护士、两位副医师和一位实习医生。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的3年工作期间，始终都以饱满的热情进行临床医疗实践和研究工作。他虽然连续地从医院的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但他的工作和研究重点，他的主要兴趣，始终都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他在诊疗时间外的研究工作，重点也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生理结构和机能。他先后跟随了像梅纳特和布洛伊尔那样的著名神经科专家，先后研究了神经纤维、神经细胞、神经错乱症以及麻醉神经的可卡因，取得重大的成就。他在《自传》中说：

    “以某种意义而言，我对于原先起跑的那项工作已经失去了信心。布吕克为我指定的题目是最低等的鱼类的脊椎研究。如今，我开始转向人类的神经中枢系统的研究……我所以选延髓作为我的惟一研究对象，其实也表明了我的发展的连贯性，和我初人大学时无所不学的情形相反，我如今却产生专注于一项工作和一个专题的倾向，而且这个倾向一直继续下去……

    这时，我又恢复在生理研究室工作，起劲地在从事脑解剖研究工作。在这些年里，我发表了好些有关髓脑内神经核及神经通路的研究论文……

    从实用的观点看来，脑解剖的研究绝不比生理学好。再加上我考虑到材料来源问题，所以，我就转而开始研究神经系统的疾病。在那时候的维也纳，还很少有这一医学分支的专家，所以可资研究的材料都散见于医院的各个科，而且也没有学习研究这方面学问的适当机会，只好靠无师自通的方法去学习。即使是不久前专门研究这方面的罗斯纳格尔，在其脑部位方面的著作中也还不能把脑神经病理从别的医学分支之中分离出来……

    在第二年中，我还是继续担任住院医师的职务。我发表了不少有关神经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渐渐地，我对这方面的疾病已经能驾轻就熟，甚至我已能很准确地指出在延脑中的病灶位置。使得病理解剖的先生们，对我的临床分析毫无补充的余地。同时，我又是在维也纳第—个把诊断为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人送请病理解剖的人。”

    从1882年到1885年，弗洛伊德在初期医学实践中，对人类神经系统的疾病有了特别深刻的认识，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总结在他在这一时期内所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中——《蝲蛄之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构造》、《神经系统诸要素之构造》和《论可卡因》。

    至此，弗洛伊德在事业上有了一定的成就。与此同时，与玛莎分分合合的爱情也经受了各种考验。几乎所有在工作、生活上的事情，他都与玛莎在书信中分享。在成为神经科负责人后，他曾给玛莎写信，总结了两个人在情感道路上所经过的路程。

    神经衰弱，如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一样，可以使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而可卡因可以振奋人的精神，弗洛伊德曾经亲自服用可卡因，检验可卡因对人的神经系统所起的振奋作用。他在一封给玛莎的信中说：

    “在我最近患神经衰弱症时，我再次服用可柯（Coca，可卡因就是用可柯树叶提炼出来的有机盐基，一般在医学上作局部麻醉用），而很少量的药剂就可以给我提神达到很兴奋的程度。我现在就是正在收集关于这个富有魔力的物质的资料。”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向一位年轻眼科医生建议用可卡因作为眼科手术的麻醉药。不久，他得知他的另一位朋友、眼科医生卡尔·柯勒已经成功地把可卡因用作眼科手术的麻醉剂。

    接着，弗洛伊德又发现可卡因可以使人上瘾，就像吗啡可以使人上瘾那样。当弗洛伊德发现他的朋友弗莱舍尔因右手手术而上了吗啡瘾的时候，他建议弗莱舍尔用可卡因治疗。果然，弗莱舍尔服用可卡因后，立即断了吗啡瘾。从那以后，弗洛伊德用可卡因治疗各种神经系统失调症，诸如海上晕船和三叉神经痛等等。弗洛伊德研究可卡因的成果，再次证明他是希望取得神经病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的。

    1885年4月，弗洛伊德的父亲的一只眼患病，几乎失明。弗洛伊德同他的同事、眼科医生柯勒一起去诊断，他们诊断的结果是青光眼。第二天，弗洛伊德请另一位更有经验的眼科医生柯尼斯坦给他爸爸的青光眼动手术，手术是很成功的。弗洛伊德、柯勒和柯尼斯坦三人都是应用可卡因的先驱。弗洛伊德为自己能与同事们一起使用可卡因给患病的父亲做成功的眼科手术而高兴。

    那一段时间，他非常沉醉于可卡因。不仅服用这种特殊物质来抵抗疲劳，而且用它来消除紧张的情绪，在给玛莎的甜蜜信件中，经常提到这个名词。他对这种东西如此依赖，以致在与久别的心上人相聚时得服用一点。

    四、结婚

    在弗洛伊德的一生当中，玛莎确实是个幸运之神。从生理研究专攻神经学，布洛伊尔的重要影响，催眠法，性对精神活动的重要影响，精神分析的最初萌芽，都发生在自己订婚之后。这些重要的里程，在弗洛伊德给玛莎的绵绵书信中，都有所显现。

    工作之余，他总是沉浸在对玛莎的思念之中。思念至极，都生出了幻觉。在去上班或散步的路上，总是有许多姑娘走过，她们在弗洛伊德的眼里，每个人都有一点儿跟玛莎很像。他往往跟在她们后面走很长一段路，看一看是不是玛莎也在其中，直到确信不是玛莎才作罢。

    遗憾的是，出现在维也纳街上的，没有玛莎的身影，她只是出现在弗洛伊德的幻觉中。为了让玛莎成为他真正的夫人，与那些姑娘一样，出现在维也纳大街上，他只有更加努力，获得提升，那样就会按预定的时间和玛莎结婚。

    结婚，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相亲相爱。为了这个目标，玛莎只需为这段即将到来的时光作些保证，而弗洛伊德必须摆脱贫穷，不断跋涉。

    由于事业上所获得的一些成绩，1884年，他开始申请讲师职位。维也纳讲师的妻子将可以配带金戒指，这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为了这一份荣誉，他们约定在申请讲师成功之后就结婚。

    在申请讲师的那一天，他刚刚收到玛莎的信，那封信写了一些使他非常难受的内容，还说她想去溜冰。回到家后，他心里一团乱麻，想起来玛莎如果去溜冰的话，一定会需要一个男性相陪，这令他非常不安，在灯下，他又提起笔，诉说了白天所发生的事情，还有自己莫名的嫉妒和担忧。

    在与玛莎讨论准备结婚之前那几个月，他度过了心情黯淡的一段时光，他写信给玛莎说：“往事真有点不堪回首。最近我不准备回家，穷困潦倒的人总是怕见家中父老，我也有这种心情，不过他们也许早已察觉到了这一点。”一方面，经济上的压力，使他不得不经常接受朋友的周济，另一方面，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由于自己在人群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能力，渐渐遭人妒忌，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恶劣。

    到1885年2月为止，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神经病科工作了14个月。全科医院院长通知他说，神经病科主任希望他离开那里。这显然是弗洛伊德与这位神经病科主任的矛盾的表面化和尖锐化。在此以前，神经病科主任舒尔兹一直与弗洛伊德闹意见。舒尔兹是一位心地狭窄、无所作为的医生。他不希望弗洛伊德长期留在神经病科，因为他看到弗洛伊德在神经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利于巩固他自己的主任职位。他们俩的矛盾早已传遍医院，这次决定把弗洛伊德调走，弗洛伊德曾提出强烈抗议，但无济于事。

    1885年3月，弗洛伊德满怀怨恨转入该院眼科。在这里，他工作了3个月。6月，他转入皮肤科。在未转入皮肤科以前，奥柏尔斯泰纳请他到维也纳郊外的奥柏尔道兼任私人精神病院的临时代理医师，这样，他可以稍微增加他的收入。这里的负责人是莱德斯道尔夫教授，弗洛伊德很喜欢这里的工作，也很喜欢这里的周围环境。这里有优美的山区和森林，这个私人精神病院实际上是一个疗养院，院内有60个病人。其中就有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玛丽·路易斯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发狂症。

    当年4月，也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快、毫无成果的月份，他患了轻度水痘，待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只是偶尔翻翻变黄的俄罗斯历史课本，间或去逗弄逗弄那两只用于试验的小兔子。在那个月的一天，他销毁了过去14年来的全部笔记材料、书信、资料摘录以及论文手稿。所有的信中，只留下了家信和与玛莎的通信。

    这仿佛是对过去告别的一个仪式，也许，就在那时，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将会翻开新的一页：

    “看到烟火中的一切，不由得睹物思情，过去的老朋友和老关系一齐呈现在眼前，所有这一切都默默地接受了死刑判决（俄罗斯的历史依然萦绕在我的想像世界之中）；我对世界，尤其是其中涉及到我的所有想法和感情的东西，都不想再回味，它们都已不再具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我过去写过的所有东西，现在都必须再次重加思索，它们就像埃及狮身人面像周围飞舞的黄沙一样，都随风轻轻地落在我的身旁，也许不久就只有鼻孔露在纸面之上了。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不想让其他人来翻我的所有文件和资料。再说，所有过去的生活都已告一段落，它们以及我们往日的爱情和所有的事业都早已死亡，应该给予它们以公正的葬礼。”

    在他一生的研究工作中，他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总是要追溯到在巴黎的这几个月时间。在那里，弗洛伊德从夏尔科身上学习到不少东西，而其中给予他最深刻影响的是夏尔科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成果。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说：

    “和夏尔科在一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歇斯底里症的最新研究，尤其是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比方说，他证明了歇斯底里症现象的真实性及其合理性。他指出了歇斯底里症也常常发生在男人身上，并且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发歇斯底里性的麻痹和强制收缩，从而证明这种人为的歇斯底里症和自发性的症状发作，没有任何细节上的差异。夏尔科的许多教范，先是引起我和其他就教者的惊奇，继而发生怀疑，使我们想办法去应用当时的学理以求证实他的学说，而他在处理这一类怀疑时，永远都是那么友善，那么有耐心。但是，他有时也是最武断的一个人。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曾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讨论到把歇斯底里性麻痹同机体性麻痹症做比较研究的计划。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学说，主张以一般的界限概念，而不是以解剖学上的事实作为划分歇斯底里麻痹症与身体各部分的感觉障碍症的根据。他虽然赞成我这个看法，但显然地，他实际上并无多大兴趣对精神性疾病做进一步的探索。因为他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还是病理解剖学。”

    弗洛伊德离开巴黎，来到柏林某儿童神经病科医院。他打算在那里待一个月，然后去万斯贝克与玛莎相会。恋人久别之后的相见是令人神往的，何况两人在爱情的道路上经过了那么多复杂的考验。在等待弗洛伊德的日子里，玛莎还一边向往着自己出嫁的那一天，一边幻想着久别重逢的快乐。即将见面的前一天，她收到了弗洛伊德托人送来的鲜花，当然还有她盼望的书信。

    回想起来，两人的相遇带给弗洛伊德不仅是感情上多种复杂的考验，还有经济上的沉重压力。在弗洛伊德订婚后的那段长时间里，他追求着名誉、金钱和地位，是为了和自己的公主结婚。但是，金钱问题似乎总是困扰着他。弗洛伊德的家庭经济状况始终都不很富裕。他自医学院毕业后，又有一段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不能解决家庭的经济负担，自己的婚姻费用又一直让人烦恼，何况玛莎的妈妈本来就有点计较弗洛伊德家里不够富裕呢。

    越接近婚期，经济问题就越让人烦恼。

    为了能够赚一些钱，弗洛伊德于1886年4月15日，在维也纳的议会街7号开设诊所。进进出出的虽然不少，但仍然不赚钱。若要以他开业所得的积蓄来结婚，又要蹉跎了很多岁月。所以，结婚的费用，看起来几乎要全靠玛莎家里的钱。结婚后建立家庭所需要的家具，需要花相当多的钱去购置。他为此四处借钱，但结果又不理想。更糟糕的是，他获知八月又要当兵。在当兵的时间里，他不但将没有收入，而且还要花钱付路费。

    几经盘算，要想使自己在结婚后度过安稳的第一年，要有1000美元。但是，结婚那一年，他所有的财产包括筹备的费用不到500美元。幸运的是，玛莎那位富有的姨妈李·劳给他们提供了3倍于此的嫁妆费。

    1886年9月13日，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和考验，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时候，新娘25岁，新郎30岁。

    新婚夫妇搬进了“全维也纳最华丽的楼房”。地址在维也纳玛利亚·特蕾莎街8号，这里本是座剧场，大火烧毁后重建，命名“宽恕之屋”，室内装潢颇有品位，但与楼房的高贵相比则显得太朴实。

    最令人操心的，还是诊所的客户寥寥无几，每天的收入仍然菲薄。弗洛伊德只好把哥哥伊曼纽尔送给他的金表拿去当押，而且时不时需要玛莎妹妹明娜的帮助。日子虽然总是入不敷出，但是，“对于一个一无所有而日后又拥有几千古尔盾的人，世上还有更重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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