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新疆第一人:左宗棠传-左帅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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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驰骋疆场,带兵打仗多年,总是能胜利而归。这不仅与他的战前谋划、深思熟虑有关,还与他的治军思想相关:铁的纪律是保证战斗力的一个硬指标,只有平时刻苦训练,士兵才能在战场上以一当十;战前做好准备工作,粮草要备足;奖惩分明,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做到这几点,定然能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空城”困住李容发

    提起“空城计”,人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诸葛亮妙用“空城计”智退司马懿的故事。实际上,在我国军事战争史上,有很多成功用过“空城计”的将领,他们的大智大勇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诵。其实,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也用过空城计。

    陈玉成夜袭黄州府的时候,李秀成正在江西与左宗棠鏖战。李秀成率领一万五千人马从天京出发,沿着长江南岸,经过当涂、芜湖、繁昌、青阳一路顺利地到达江西境内。左宗棠此时正统率楚军驻守在景德镇。他并不知道李秀成此行意在攻取武昌,进军江西只是借道。他推测李秀成军事行动的目的是用扰乱江西来解安庆之围。左宗棠筹建楚军所依畀(bì)的大将,正是王錱的两个弟弟王开琳、王开化。王氏兄弟对大哥在曾国藩那里所受到的冷遇深为不满,早就倾慕与大哥性格相近的左宗棠,遂为左宗棠尽忠竭力。筹建不久的楚军这几个月在江西接连打了几场胜仗,左宗棠对这支军队能建大功充满信心,决心将李秀成这支人马全歼于赣北,让普天下都知道楚军的厉害。

    这时正是寒冬季节,雨雪霏霏,经过长途跋涉的太平军将士又冷又疲,亟待休整,补足粮草。当部队来到离石门镇只有三十里远的地方时,李秀成的养子、20岁的先锋李容发说:“父王,弟兄们的衣服都淋湿了,得病的不少,军中粮食也不多了,石门是江皖交界的大镇,我们何不鼓励大家拿下石门,进城休息几天,备足粮草,再向武昌进军。”

    四周的官兵一听李容发这话,无不欣然赞同,慕天侯谭绍光也说:“容发说得有道理,王爷下令吧,打下了石门,不仅对弟兄们大有好处,传到天京,对天王陛下也是一个鼓舞。”

    因为这次军事行动,目的在于围武昌解安庆之围,所以一路来李秀成很少攻城略地,以免耽搁时间,损失实力。部队进入江西境内后,他知道左宗棠的楚军也在江西,更不想与楚军正面交锋。不过,粮草不多了,生病的却多起来的事实,作为全军的统帅,李秀成看在眼里,也不能置之不顾。他思考良久,然后对李容发、谭绍光说:“暂时不走了,这两天就在这里住下,休整休整,派几个探子出去探明情况。一是探听石门镇内的兵力,弄清楚守城的是左宗棠的楚军,还是江西的绿营,再到景德镇去摸清左宗棠的实力。”

    当晚,去石门的探子回报,驻守在石门的不是楚军,而是巡抚兼提督管辖的绿营,为首的是参将全克刚,手下有两千兵,城内粮草丰富,知大兵压境,正在全力防守。第二天,去景德镇的五个探子回来两人报告:左宗棠的楚军五千人,目前全部在景德镇城内,没有出城的动向。李秀成得知后,下定攻城的决心,并要求速战速决。

    次日,雨雪停止了,太平军饱餐一顿后,由李秀成亲自率领,向石门发动猛攻。李秀成采用的是太平军的惯常战术,数千面战旗遍地挥舞,几百面锣鼓同时敲响,伴随着枪炮声、呐喊声,气势十分雄伟,场面甚为壮观。

    正在左宗棠踌躇满志准备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的时候,突然接到石门报告,太平军正全力攻打石门。左宗棠一想正好,石门是江皖交界的大镇,正好在此一展楚军的威风。想到这里,左宗棠立即派王开琳、王开化率领驻在景德镇的全部5000楚军,兼程向石门奔去。

    全克刚登上城头,眼见太平军如此浩大的攻势,吓得心惊肉跳,一面布置死守,一面飞马向景德镇告急,请左宗棠派兵救援。

    这正合左宗棠心意,但左的幕僚杨昌浚提醒道:“季帅,楚军倾城而出,倘若李逆乘虚转攻景德镇,将如何是好?”

    “不要紧。”左宗棠胸有成竹地说,“李秀成目前正全力攻打石门,不可能分兵;再说,他不可能知道景德镇的兵力全部出动了。”

    “尽管如此,还是要作些布置,迷惑长毛为好。”杨昌浚对守空城总有点不放心。

    “好吧,你就去传达我的命令:城墙上遍插旌旗刀矛,留城的300老弱病残,只要能走得动的,都上城头,披挂整齐,日夜巡逻。”杨昌浚答应一声就去准备了。

    但左宗棠没有想到,在他们忙着布置“戏场”时,几个太平军的密探正在景德镇窥探军情。王开琳兄弟率领5000楚军出城的第二天,留在景德镇城内的三个太平军探子,便把城里的一切都探听清楚了。他们暗自高兴,立即派出一个人,将这一重要军情告诉李秀成,并建议分兵攻打景德镇。李秀成知道后喜出望外,命李容发带3000人奔赴景德镇。

    当李容发率部来到离景德镇五十里外的两路口时,城内已得知这一意外军情,杨昌浚急得团团转,口里不停地念道:“这如何是好!调兵都来不及了。”

    左宗棠心里虽然也很着急,但表面上却镇定如常。他端坐在椅子上,一边摸着胖胖的下巴,一边紧张地思考对策:敌军距城只有五十里了,一个半时辰就可以来到城下,城内的三百病残绝对不能守城,调兵来救已不可能,弃城逃跑则更是不可为的事。怎么办呢?一旁的杨昌浚又开腔了:“看来城里一定藏有李逆的细作,不然,何以王开琳他们一走,李逆便派人来打景德镇呢?何况派的是他年纪轻轻的养子,带的只有3000人,这不明明欺负我们是一座空城吗?”

    一提“空城”两个字,左宗棠眼前就是一亮:既然他的细作可以传出城内的军事力量,那么也一定会将我的戏文传出去。左宗棠打定了主意。他一面火速派人传令王开琳,立即带领3000人星夜回景德镇救援,一面在城内唱起他的空城计来。

    再说太平军的密探,一看景德镇城内怎么和平日不一样了,一问才知,王开琳率部在石门城外马到成功,大败太平军,活捉了李秀成。

    开始,这几个密探不信,待仔细一看,全都傻了眼。

    楚军总部衙门张灯结彩,放起鞭炮,厨房里传出阵阵浓烈的酒肉香味。一会儿,城内文武官员、各大商号老板以及社会名流,纷纷骑马坐轿,穿戴一新,来到总部衙门。左宗棠穿起四品朝服,在大门外笑容满面地迎接各方宾客。客人们热情地祝贺楚军在石门城外取得的大捷,有的阔老板还赶制了题着颂辞的横匾。左宗棠喜气洋洋地接受大家的颂扬。衙门花厅里,二十桌酒席同时摆开。主人向来宾报告了战况,再次证实已将长毛忠王李秀成活捉,现正由楚军分统王开琳押送,行走在返回景德镇的大道上。一到城里,便将在十字街口示众三日,然后押到京师,向皇上献俘。

    住在景德镇里的浮梁县丞虎中良代表地方各界向左宗棠致谢致敬,并当场将一柄特大黄绫万民伞,由一个大汉举着,送给楚军统帅。左宗棠毫不谦让地让手下接了过来。

    几个密探此时正躲在总部衙门前面的一所旧房子里,透过破旧的窗棂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几个人不知是真是假。他们沿着城墙走了一圈,看到四个城门都大开着,连守城的兵勇都在喝酒吃肉。等几个人再返回楚军总部衙门时,他们才知道太平军这回是真的战败了。因为包括左宗棠在内,所有宾客均醉倒在大堂上。

    与衙门酒席相照应的是守门的兵勇也杯盘相碰,开怀畅饮,全然不知道李容发的3000大军正在向这里压过来。

    这些情况,都被留在城里的两个太平军探子一一看在眼里。他们先是惊讶,继而略表怀疑,最后,当亲眼看到左宗棠和各方来宾酣然醉倒在花厅时,他们不得不完全相信了。城内不可久待,估计攻打景德镇的人马正在半路上,两个探子遂急忙溜出城外,向西北方向奔去。

    刚出城外二十里,就碰到了李容发。探子把在景德镇城内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李容发听后大吃一惊。既然左宗棠摆酒庆贺,看来父王真的被清军捉了。李容发立即下令,全军掉头往回走。他要截住王开琳,杀他个片甲不留,救出父王。

    确信李容发率部折回石门,左宗棠立即下令关闭城门,并再次派出快骑通知王开琳,不管战事进展如何都要尽快赶回。

    但到了傍晚,左宗棠没有等到王开琳,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李容发又杀回来了!

    左宗棠看着天色越来越黑,暗自点点头。他按剑厉声喝道:“大家都不要慌乱,都听我指挥!三百名伤病楚军中选出一百名来,一律充当炮手;上城楼的百姓,独子的回家,父子兄弟同在的留一人,听候调派,搬运大炮火药。太平军放炮、放枪,一律不予理睬;若架梯攻城,则以炮子抵挡。只要坚持两三个时辰,王分统就会率军赶回。勇敢杀贼的,本帅有重赏;若有临阵脱逃、动摇军心者,立斩不赦!”下达命令后,左宗棠亲自披挂上城墙指挥。

    果然,天一黑,李容发也不敢贸然攻城,两军就这样对峙着。左宗棠一夜没睡,站在城垛口看着城外,以防太平军趁夜攻城。

    这一夜过得太慢了,左宗棠手按剑把,在城墙上来回踱步,以驱赶不时袭来的倦意。

    天亮时分,太平军后面突然阵脚大乱。原来是王开琳率部杀了回来。

    左宗棠一见大喜,亲自擂鼓助威,一时,景德镇城外杀声一片。

    双方交战许久,李容发并不能取胜,只好拼命杀出一条血路,逃往石门。

    至此,左宗棠的空城计终于完美落下帷幕。

    不打无准备的仗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首先要做好物资储备,所需物资都备齐了再开战,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就是在先做好物资储备工作之后才开战的。

    新疆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左宗棠对于收复新疆所要面临的困难很清楚,他手上虽有林则徐留下的一些资料,但那只能是纸上谈兵,对实战仅有参考作用。

    这天,左宗棠召集部下研究收复新疆的事宜。因为这些人大多是湖南人,对于新疆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只有听左宗棠讲。左宗棠看看这些爱将,让人把地图挂好,站起来对大家说:“此次收复新疆事关重大,而我身体又不好。不过,既然我敢接这副重担,就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左宗棠回身指着地图说,“我想了一下,这事要做得完美,就要先歼灭阿古柏匪帮,然后索要伊犁。”

    大家都点点头。左宗棠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观点: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领土,应分步走,即首先平定北疆,接着再平定南疆。天山南北两路,北可制南,南却不能制北。只要按这个步骤走,收复新疆只是时间问题。随后,他让大家都谈谈各自的看法。

    左宗棠引起了话题,大家就开始讨论,从备战到结束,几乎全部涉及了。

    左宗棠一边听一边点头,嘴角浮现出不易被察觉的微笑。随后,左宗棠确定了消灭阿古柏势力的具体步骤。他说:“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垣、红庙一带,帕夏赶赴北路支援,官军猛打数仗,就可挫其凶锋。将来攻打南边,靠我们已有的声威,就会变得容易些。”左宗棠话锋一转,“当然,此次收复新疆,这些叛贼势必会拼死抵抗,会有很多大仗、恶仗要打,大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北疆之战的成败决定着能否顺利收复南疆,我们的部队要整顿一下,以达到全歼顽敌的目的。”

    接着,左宗棠依照“整军乃能经武”的古训,一面对已出关和准备出关的军队予以整顿,将金顺、景濂、穆图善等部加以裁并,一面精择出关之将,任用英锐果敢、才气无双的刘锦棠总理行营事务,对其他统领均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安排。

    平时严格的训练,是军队打胜仗的有力保障。虽然兵将出关,但临阵磨枪,也会增强各部之间的协调性,增强战斗力。

    几天以后,左宗棠又把几个主要将领叫过来,研究军队后勤保障的问题,左宗棠把精力主要用在筹粮、筹饷和筹转运上面。左宗棠说:“行军打仗离不开粮草的供给。只有军队和粮草一起前进,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因此,北路的大军就用北路的粮草,这样不但节省时间,还可以降低粮耗。”左宗棠站起来,指着地图说,“我看了一下,北路于归化(今呼和浩特市)设立北局,南路于肃州设立南局,负责北、南两路的粮食补给,这样就可以做到南北相顾,不至于出现‘断链现象’。”最后,左宗棠又命令已出关各军,在巴里坤、哈密等地办理采粮、开垦,并让“篙武军”统领张曜全权负责。

    这样,粮草问题可以说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让左宗棠很头疼的问题——军饷。西征军实际收到的各省协饷为500万两,而实际的军费每年支出约800万两,这么大的缺口,要想一下子补齐,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左宗棠多次上奏请求各省如数拨解协饷,并主张暂借洋款以补不足。在左宗棠的努力下,西征军饷源匮缺的情况最终受到清廷重视。皇上一道圣旨,所有问题全部解决。筹粮、筹饷已经有了结果,左宗棠又开始研究粮食和军火物资的转运问题。西征军驰骋数千里,筹划转运并非易事,但这也难不倒左宗棠。他主张关内运粮以车运为主,关外则以驼运为主,解决了粮食转运的难题。他还通过上海采办转运局、汉口后路总粮台、西安总粮台等转运军事物资,并由兰州机器局自造枪炮供应前线。

    经过各方的努力,做了近一年的筹备工作,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左宗棠于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二十一日离开兰州西进,三月十三日抵达肃州,收复新疆的大幕徐徐拉开。

    练心练胆练技艺

    战场上战斗力的强弱,取决于平时训练的刻苦程度。

    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时,对属下说,军队要苦练技艺,以达到以一当十的效果。一支军队,在作战中是否勇敢,在左宗棠看来,取决于平时的训练。对于练兵与打仗,左宗棠给出一个形象的比喻:练兵就像平时在家读书,而打仗就是进考场了,此话一语中的。除了练兵,还要进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方面的训导,让官兵明白道理,有志气。

    这天,左宗棠又一次在练兵场,面对整装待练的兵士说出这些道理时,一个新兵问:“大帅,只要这两样练好了,就能胜利吗?”

    左宗棠笑了:“其实,这两样都是基础。真要打起仗来,还是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要练好兵,首先要练心,其次是练胆,最后才是练力气和技艺!”

    此时,官兵们明白了:武器在战争中虽然重要,但人的因素也不能忽视,就像原来清军的练兵,平时集合在一起,点名应付完之后,再练几个花架子就算是完成任务了。更有甚者,长时间不训练,连花架子都不会了。还有一些水师,天天住在陆地上,真到打仗的时候,上了大船,除了呕吐就是呕吐,这样的兵怎么能打胜仗?

    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左宗棠亲自对各营严加训练,身赴校场,校阅战阵,观看连环枪炮等武器的施放,以期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天,又要开始大练兵了。此时,在高台之上站着的左宗棠,看着威风凛凛的士兵方队,暗暗点头。但他还是清清嗓子,大声对官兵们说:“驭军之道,纪律为先。只有整齐队伍,严明纪律,才能练出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来!当然,这个纪律不仅指行军打仗,还要跟当地的群众搞好关系。不准滥杀,不准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如明知故犯,军法严惩!因为如果破坏了军民关系,我们将会像走在荆棘丛中,寸步难行!”

    官兵们高呼:“一定谨遵左帅教诲,练兵杀敌!”

    果然,左宗棠的这种治军方法,在以后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尤其是他带兵督剿陕西叛乱时,部队纪律严明,没有违反他定的军规。

    除了练兵和加强纪律外,左宗棠还主张大量裁军,把那些没有战斗力的老弱病残清理出队伍。他注重对将士进行勤劳耐苦作风的培养,不打仗时就屯田开荒、兴修水利。

    左宗棠以身作则,诚以待下,廉以率属,与将士同甘共苦,鼓舞士气,使整军经武得到可靠的保障。

    惩贪奖廉,杜绝侥幸心理

    左宗棠所处的年代,正是清朝官场腐败不堪的时期,在官场纵横捭阖的岁月,如何反腐倡廉,是左宗棠长期思考的问题。左宗棠在经过长期思考后,得出的方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必先将义利之辨剖析至精,毫不假借,而后纪纲正而仕风清”,二是严格按法律办事,不让贪污者有侥幸之心。

    应该说,这个方案考虑得还是很周全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既抓道德建设,又抓法制建设。但是,话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却是极难的。不过,好在左宗棠并没有同流合污,他在污浊不堪的晚清官场中,十分难得地保全了自己的清廉。

    左宗棠的清廉,其中之一的表现,就是对体银以外的钱分毫不取。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地方上设有负责茶马互市的管理长官职位。左宗棠兼任了十余年的茶马使一职。这一职务是有薪俸的,也就是说左宗棠既享有总督的俸银,又有茶马使的食禄。左宗棠兼任十年,这份俸银照收不误,却一分未动。当他要调离兰州时,才叫人打开存银的仓库,共计30万两。他清点后,一文不少地交给新任陕甘总督杨昌浚,说:“国家对我不薄,我既有一份正饷,便不宜领取另一份兼饷。西北建设刚刚开始,需要经费颇多,到了缓急不济时,可以动用此款。”后来建兰州的黄河铁桥,便是用了这笔款子,最早的兰州黄河铁桥也因此被称为“左公桥”。

    在左宗棠离开陕甘去北京就任军机大臣之际,管理西征粮台的沈应奎等拟将西征粮台积存的陕甘捐输一等尾数款寄赠与他,他闻讯后,立即复信谢绝说:“近时于别敬,概不敢受,至好新契之例赠者亦概谢之,匪唯介节自将,人已本无二致,亦体外不收果实,义有枚宜。至甘捐尾款,储为关陇不时之需,以公济公,于事为合。”

    左宗棠率兵出征新疆期间,军费开支很大,一年需银800多万两,国库只能拨给500多万两。海防之议起,各省、关实解西征之协饷只剩下200多万两。左宗棠只好求借内外债以充军费。因属高利贷,自然不能多借。这样,西北军营因军饷缺乏,兵士忍饥挨饿之事并不鲜见。对此左宗棠在家书中写道:“饷欠四月有余,无法弥补,兼之军疾疫繁兴,需用甚急,日以为忧。幸将士知我无它,不忍迫促,大家忍耐,不肯支领,然我因此更觉过意不去。”

    而将士们因为相信他没有克扣军饷,所以忍饥挨饿,都能谅解他。

    左宗棠在西北时,严禁当地种鸦片,他的一个亲戚贺升运牵连进“禁种罂粟失察案”内,主审官考虑到贺与左的密切关系,想通融了事,左宗棠却不徇私情,指出贺“咎有应得,岂可以私废公”,贺最终被撤职。左宗棠掌握西北军政大权十多年,坚持不许下属送礼,在进驻肃州后,为杜绝地方官进谒(yè)送礼,他发了一道通令:“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例禁,已早饬文武摈弃不收。”

    除此之外,兰州城门也是左宗棠自己掏腰包修建的。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在外城的西北创建一座贡院,在院外包筑了一段外城,长二百四十丈。后来,左宗棠又把原有的外城彻底大修。城根深一丈多,宽一丈数尺,城高三丈七尺,顶宽八尺多。又掘城壕,深宽各有二三丈。他还兴修了城外的四墩堡。四墩堡是指四个方形的碉堡,排列在城西龙尾山上。四墩堡基址每边长一丈多,高约二丈。这一工程历时一年,按当时的价格计算,需用银十多万两。但因为是由11个防营合力做成,军工不必计费,事实上只为购买原材料花去了近4000两银子。这样一个便宜的工程,请求报销时,却给工部驳回。工部对于修筑城垣要按他们规定的做法、规定的价格才能报销。因此要求左宗棠补开清册,删改单价,实际上就是逼他伪造一个报告,只要符合工部的惯例,再贵也能报销。左宗棠不肯造假,便自掏近4000两银子,经清政府批准免予报销了案。

    左宗棠这种廉洁自守的为官风格在清代官场是极为罕见的,因为曾国藩只是自奉清廉,容忍他人的贪纵,左宗棠则是疾恶如仇,对他人也不稍苟且,他的这一风格给他晚年的官场生活带来了不少麻烦。

    1881年,在新疆立有大功的左宗棠班师回京来到崇文门,却在崇文门吃了宦官的闭门羹。北京崇文门是清朝官吏、百姓、货物进入京城缴纳税银的门关,门卫要收入门钱。凡是从地方任职期满后进京的高级官员,都要在城门缴纳一笔银子,优差肥缺的外官有时需纳银十多万两。按左宗棠的情形,需要他缴纳4万两银子。左宗棠却拒绝支付,并称是皇帝叫他到北京来的,如向皇帝报到也需要付钱,那么这笔钱应由朝廷来付。他表示自己一文钱也不给。双方一相持,左宗棠在城外滞留数日,才得获准进城,但最终没付入门费。

    进城次日,奉旨召见。刚巧这天慈禧太后生病,由慈安太后接见。

    左宗棠因过于激动而流下了眼泪。慈安太后问他为何落泪,他说自己的眼睛本来不好,在长途跋涉中又受到风沙的吹打。慈安问他,有什么防治的办法,他回答通常戴墨镜。慈安要他戴上眼镜,他伸手到口袋里掏摸眼镜,却落到地下打碎了。慈安太后命太监取来咸丰皇帝用过的一副墨镜,赐予左宗棠。

    左宗棠得到封赏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朝廷上下,有羡慕的,也有趁机勒索的。此次左宗棠入京,即将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而通常情况下,这样高级官员的任命,在北京照例是由太监来传旨,而接旨之人也要赏给太监一笔可观的银子。当左宗棠接到任命时,赏了传旨太监100两银子,对方嫌少,后又赏了他50两。这次太监又问到咸丰皇帝的眼镜,事实上,这个太监并非真正关心皇帝的眼镜,只是以此为借口勒索银子而已。左宗棠对此十分气愤,没有给他,事后还对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说起此事,曾纪泽说左宗棠此事做错了,银子还是要给的。但太监竟要勒索10万两银子,至少也得1万两,还是经恭亲王出面调停说和,最后给了他们8000两银子才算了事。

    左宗棠的这种性格当然给他在京当官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宦官们故意处处刁难他,连该他知道的事情也不告诉他,弄得左宗棠在京为官像瞎子似的,最后只好在一片奚落声中离开了北京官场。由此可见,在几乎人人皆贪的官场中,要做一个清廉的官员是多么的难啊!

    改写法国的历史

    1883年西征结束后,王德榜请假回原籍省墓。左宗棠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预判到广西边境不宁,他嘱令爱将携带大量军事物资前往广西寄存。左宗棠之所以选中王德榜,是因为王德榜自从1852年跟随他以来,为人英锐,很有胆略,在收复新疆中屡立战功,是左宗棠帐前不可多得的将才之一。左宗棠想好了,如果法国侵略者胆敢入侵,他就派王德榜率军协助边境的军队打击侵略者。到了广西,王德榜将带回的军火寄存好,这才放心地回乡省墓。

    果然,法国在侵占越南后,把魔爪伸向了中国。左宗棠立即命人带信给王德榜,让他尽快募集十营人马,取名“恪靖定边军”,抓紧训练,准备开赴广西前线。因为左宗棠的声望和王德榜的威信,队伍很快拉了起来。

    这天,王德榜正指挥军队操练,哨兵来报,说有十几个人要见他。王德榜往大营外一看,喜出望外,大步向那几个人走去。

    “杨文彪、陈厚顺、谭家振,还有你,龙定太。太好了,我正愁忙不过来呢。”王德榜高兴地和这个握手、和那个拥抱。

    “王将军,左帅让我们来的。”杨文彪边说边把其余的十几个将领介绍给王德榜。

    “这下好了,你们一来,队伍的训练就可以加快了。广西吃紧,我们不能久等啊。”王德榜带着几个大将来到军前,一一介绍给自己的副将。

    1884年1月,一声炮响,“恪靖定边军”开赴广西前线。

    在福建的左宗棠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越边界的情况。他听说法国侵略者于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日(1885年2月4日)向谅山发动进攻的消息后,立即派部将张道军去广西前线,打探最新消息,以便作出新的部署。

    4月初,中法签订停战协定。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份并不平等的“平等条约”——《中法新约》,公开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占领;广西、云南一些边境也被迫开埠通商,中国的南大门敞开了。

    4月初,张道军回来了,左宗棠立即把他叫到自己的书房,焦急地问:“广西那边情况怎样?”张道军说:“开始法军进攻时,广西巡抚潘鼎新节节败退,甚至自动放弃谅山和镇南关(今友谊关),一直逃回广西龙州。”

    “这个窝囊废!败类!”左宗棠愤愤不平地骂道。

    “幸好,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圣上将潘鼎新革职,又奏荐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接掌镇南关前任指挥权。”

    “嗯,冯子材我知道,是一员虎将。”说到这里,左宗棠又摇摇头,“冯将军年纪不小了,不知能不能当此重任?”

    张道军说:“这冯将军真不含糊,一次又一次打退法军的进攻。不过,王将军带去的‘恪靖定边军’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冯将军的部队一起,杀的法军全线溃退。”

    左宗棠听到这里,长舒了一口气。他走到地图前,久久凝视着镇南关,不住地点头。在他让王德榜将大量枪支弹药寄存到广西时,就料到他的这步棋终究会在棋盘上争得一席之地,现在看来,这步棋是不可多得的妙招。

    这时,张道军拿出一张纸递给左宗棠。左宗棠一看,上面有一句话:“法二次犯关,非有生力大军,难遽言战;非冯子材创筑长墙,与王孝祺合军死守,则诸军无所依倚。非王德榜截其后路,断其军火,关内外夹攻,则(法军)亦不能如此大溃。法虏自谓入中国以来,未有如此次之受巨创者。”

    “这是谁的话?”左宗棠不解地问。

    “张之洞大人。”

    左宗棠又是频频点头,从张之洞这段话不难看出,他对当年左宗棠派王德榜募“恪靖定边军”赴广西前线的举措是相当肯定的。

    而谅山大捷的结果是,法国茹费理政府因此垮台。

    也就是说,左宗棠在遥远的东方,参与改写了法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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