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单独去探望公婆（章文晋的双亲）。他们住在东四九条一所院落的三间小房里。我一进到他们的房子，见两个老人已摊开一张报纸，拿着放大镜在仔细寻看。猛然抬起头来，见是我进门，显得格外高兴。婆婆叫我也来到桌前，原来他们正在聚精会神看尼克松访华的新闻报道。其实那已经是一张过时的旧报了，我正纳闷他们怎么去看那张旧报呢？公公抬头看着我问道：“颖，你过来看看，这不是尼克松访华时，在人民大会堂照的全体照片吗？为什么没有文晋呢？照片不大清楚，我们已经看过好几遍，硬是找不着，他应该在呀！他是美大司司长正主管呢。”老爷子这么一问我倒真注意了。是吗？真的没有？我来看看。其实我也真的没有仔细看过。这种照片太多了，我从来也没注意。于是我也拿过放大镜仔细找了一遍；从一到六排都找了，真的没有。我放下放大镜，笑着对老两口说：“真的没有。我想起来了，那几天谈《上海公报》正忙着呢，可能他还要去修改公报，这种应酬的场合他就不来了。”老两口好像也明白了：“是啊，是啊，文晋从来就是个不爱出头露面的人，何况他还有重要任务呢。”

    过几天我见到文晋把这件事告诉他，当时我也感到有点遗憾地说：“这张照片是个历史文献呀，你怎么就不去呢？欢送宴会上我还看见你在呀。”他笑笑回答说：“那几天我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宴会是非出席不可的，我还是那桌的主人。吃完饭我赶紧回到钓鱼台，你知道，直到离开北京，那份公报都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最主要的一些争议还要带到上海、杭州哩。我哪里有工夫来照相。”

    一

    1971年，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决定秘密访华以前，章文晋任欧美司司长，那时美国事务比较清闲。1970年后，中美关系有了很大转机，工作便开始繁忙起来，欧美司又改为美大司和西欧司。1971年初，基辛格决定秘密访华。在周恩来、叶剑英直接领导下，外交部成立了专门的筹备组，主要人员有黄华、章文晋、韩叙、王海容等，下边还有做具体工作的。1971年4月间，我们筹备小组进驻钓鱼台国宾馆4号楼的大约有十几个人。小组人员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不许对任何人（即使是夫妻都要保密）谈及此事，而且住进去以后一般不许外出，每周回家拿一次换洗衣服，不能过夜。因为在“文革”期间，国内的一切都被搞乱了，所以那时候即使是中央的核心机密，也往往很快被泄露了，所以美方很担心我们保密不好。以后美国也承认虽然在那样混乱的年代，我们的保密仍然很出色。接待组开始主要是收集有关美国的资料（当然原欧美司有一些基础的资料），调查研究美国的现状，特别是近年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变化，逐渐深入到对尼克松总统个人的研究。当时因为基辛格决定近期来访，对他要更具体细致的了解，比如他怎样进入白宫得到白宫主人的信任，他入白宫以后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还要尽可能了解他的思想体系，以至性格和个人特点，都尽可能具体细致些，把研究资料写成文字供中央领导参考。

    好在周恩来总理长期对国际形势非常关注，又有惊人的记忆力，所以虽然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中断了20多年，但经过多种渠道他仍然能够对许多情况了如指掌。往往在汇报情况、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掌握的情况比任何人多得多。那时叶帅可以说是坐镇钓鱼台，而周恩来总理每周来三五次，大多数时间都在晚上。因为他白天非常忙，而且他有夜里办公的习惯，有时开会通宵达旦。

    那次接待基辛格有件小事情使我记忆尤深：原本钓鱼台是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最漂亮的国宾馆，里边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树木葱茏，花卉芬芳。但“文革”以后，说什么花花草草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把花木全都毁掉了，在全北京几乎就看不到一盆花。在钓鱼台这样的国宾馆内的花坛（以前每幢楼前有一个大花坛，都种有各色鲜花），这时却种上了玉米、菠菜、红薯什么的。偌大的一个美丽花园式国宾馆而花坛却种了粮和菜，未免太不协调。其实种的这些东西无人来管，根本长不好，毫无收获。必须改变这种环境。我们下决心请了几个解放军战士来帮忙，把4、5号楼前花坛内的玉米和菠菜给锄掉了，成了一片黄土，很不美观。但在那时候到哪里去找花呢？种当然是不可能了，去找些盆花摆摆也好啊。于是，我们几个人分头到各大公园去寻找盆花。当年，全北京各大公园都被“革命派”占领了。他们说：“要找花，干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玩意吗？”但我们还是不死心，难道北京的花会绝种了？不找公园领导，秘密找公园过去的花工，最终在离天坛公园不远一位花工赵师傅的家里找到了。我们心中大喜，把他家中六七盆花全借走了。他特别嘱咐我们用完一定如数还给他，而且一定要绝对保密，怕造反派知道了连这几盆都保不住。现在回忆起这些事，真是不可思议，可确实曾经存在过。现在的钓鱼台，不仅鸟语花香，繁花似锦，或还有孔雀开屏，不可同日而语了。

    二

    1971年7月5日，文晋匆匆跑回我们住在钓鱼台的房间，要我立刻为他准备几件换洗衣服。特别说衬衫要熨好的，说马上出差。我问他要去什么地方，他犹豫片刻说要接基辛格。我当时也在这个组（已改为接待组）工作，无须保密。但他已养成习惯，能说不能说的他都不说。因为他这性格，还出了一次小差错：在接待组工作期间，多层次都有会议，高层决策会议参加的人很少，决定的事情再往下传达到具体的人去做。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召集全体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具体工作准备情况。他突然问我：“关于简报和情况汇报，你有什么准备和想法？”当时我有些吃惊，不知怎么回答，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摊工作分派我做，只好摇了摇头。周总理一下就明白了，他有点不高兴，指着坐在前边的章文晋说：“你是不是没有向她传达昨晚会议的情况和决定呀？保密重要，但要正确掌握嘛。这是误事。”文晋轻轻地说，“是我不对，散会我就传达。”有了这么一次，所以他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这件事才不对我保密了。他告诉我，总理特别关照他：“谨慎不多言是好的，可是要注意场合和需要；这次去接基辛格，你是主人要主动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周恩来总理的嘱咐对他是极大的鞭策。后来据和他一起去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官员唐龙彬告诉我：文晋在飞机上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不错，消除了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彼此对国际形势问题等还交换了看法。应该说基辛格所遇到的新中国第一个外交官员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最重要的是决定尼克松访华那份200多字的公报。虽然只有200多字，但也经过一波三折：关键是双方都不愿意丢面子，都不愿意说是自己主动的。所以在词义上争论不休。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解决了问题，敲定在公报中使用“获悉”一词。即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加了“获悉”这个词，双方就都满意了，这就是周恩来总理杰出外交智慧的过人之处。

    基辛格秘密访华仅有48小时，但还是安排他们一行参观故宫博物院。“文革”那段期间，故宫一般不对游人开放，所以偌大的故宫并没有游人。章文晋为了让客人在最少的时间能看到最珍贵的文物，曾几次和当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商议，王冶秋局长特别热情负责，参观当天他亲自做导游并讲解，所以客人们也很满意。

    三

    1971年10月22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公开访问中国。这次来访是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做准备。美国总统来访问中国，最重要的不仅是为了改变中美两国敌对了20多年的事实，启两国新的正常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将会改变整个国际形势的局，对全球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总统当然希望访问中国有果，通常的元首访问都会通过双方的“联合公报”来显示访问成功。所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重要任务，是达成一个双方都可的“联合公报”，以便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公布。我方本来并有打算一定要发表这样的“联合公报”。但接待班子中有一个政治组”，这是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一直在美大司保留下来的，专门研究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对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前有谈判的预案，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主要看法、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等都做过尽的讨论，也涉及尼克松访华结束后，如何向全国、向世界公。岂料基辛格到北京第一次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即提出了“联合报”的问题，并于第二天即提出美方的草案。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当即表示非常不满意，表示我方也可以提出公报草稿供双方论。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章文晋作为美大司司长，和治组的几个成员（都是美大司工作的干部）起草了“联合公”的草稿。这一草稿与以往任何元首互访的公报都不一样。按例，“联合公报”是表达访问成功，达成双方对各种重大问题的共同一致观点，及两国达成的多种双边协定等等。但中美关系的情况特殊：尼克松总统访华是在中美两国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之前来访的，并且是在两国敌对了20多年以后，尼克松总统访华是改善两国关系的新起点。因而两国对一些重大问题看法上有分歧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事。所以这份公报草稿是打破惯例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写法。这一公告的内容大致分为几大部分：首先是叙述了尼克松访华意义；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意见；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进行认真坦率的讨论，双方都认为这是有益的；后面则是双方各自阐述了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立场。这份“公报草稿”经过几次反复讨论，多次修改，周恩来总理在23日提供给美方讨论。而美方初看到这份“公报草稿”十分震惊，不能接受。随后经过周恩来总理详尽的说明和分析，基辛格终于接受了这样的新格式。在阐述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上，基本按照各自的观点，双方可以作些词句上的修改。争议最大、讨论最艰难的就是台湾问题。这也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经过了多次会谈也没能解决，只好留待尼克松访华时再解决了。

    在公报起草讨论过程中也有一段小插曲：本来经过数十小时的奋战，公报草案基本完成，也已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审阅；又退回给美大司，再由有关领导和章文晋等作最后的中、英文本订正。深夜，他们几个人已经十分疲劳，但还在认真工作。某领导提出其中一段文字须作修改，但其他几人都不同意，因为已经过周恩来总理审阅，不能修改了，他们只能在中英文字上作最后订正。但那位领导坚持要改，其他人只得同意改了。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一次会议，手里拿着那份“公报草稿”。会议一开始他脸上就显出不高兴，点着章文晋问道：“谁让你修改草稿的？我都审定了的你们还改？”会场显得异常严肃，周总理把稿退还文晋，要他按原样改回来。文晋一句话没说。以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当然不是我改的。我奇怪地问：“那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他说：“反正是错了，总理指名批评谁都一样。我那晚没阻止改也有错。”这就是章文晋的为人和性格，虽是代人受过，也从无怨言。

    从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来访，一直到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这段时间，大家工作极为繁忙辛苦，晚上都很难睡上几小时。在我们家的卧房里，文晋睡的小床旁的小桌子上安装有两部电话机：一是普通电话，另外有部红机子。自打他调到外交部工作，每晚回家差不多都在午夜以后。那不算加班而是正常如此。倘若到忙碌时，他一到家电话几乎就跟着到了。有时是外交部办公厅，有时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通电话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又立刻穿上衣服再去办公室。

    数十年来他辛辛苦苦工作，任劳任怨，从不说一句牢骚话，也从不言苦言累。我曾和他开玩笑：“你这辈子倒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作最清闲，虽然天天挨批斗，天天写检讨，但总算有时间睡个完整觉。”

    四

    章文晋开始做外交工作就和美国有关。1946年末，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完全被挫，内战已愈演愈烈。我党驻在国统区首都南京的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到1947年3月，接到国民党通令，限7日内要我党全部机构，包括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重庆《新华日报》及西安办事处撤离返回延安。国民党并派遣特务与宪兵将我们全部包围起来，进出大门都有宪兵、特务跟踪。我们被困在梅园新村内，紧张地处理后事。章文晋从昆明调到重庆中共代表团后，一直是周恩来同志的秘书和翻译。在国、共、美三方和平谈判中，他始终参与翻译和做记录整理工作。在谈判结束后，他曾答应南京《大公报》写一篇有关三人小组的文章。但时局已非常紧张，不可能再写文章了，他在做翻译和记录工作期间，有数十本日记的记录本，他忙于把这批重要文件整理装箱送回延安。

    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经数次要文晋把当年国共美三方和谈，特别是与马歇尔会谈的记录整理出来，这是重要的历史材料。但因为日常事务十分繁忙，他始终未能整理出来，未完成周恩来总理的吩咐，因此成为他心里的沉重负担。1985年后，他才抽出时间，协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这些材料，辨认当年他自己的记录和回忆情况。直到1996年才出版了《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这本书。而他自己于1989年才写了有关的文章《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在这篇文章中，他叙述了一些事实，也作了总结分析：“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谈判，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党与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接触，也是我党最重要的外交活动……”

    在这篇文章中，章文晋对“三人小组”谈判过程，尤其是中美双方谈判中的内容重要部分作了扼要准确的叙述，较深入的分析和总结。这可以说是他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后最主要的一段工作，虽然他生前一直耿耿于怀，没能按周恩来总理几次提醒把那段时期的记录整理好，但现在总算遗憾得以弥补了。

    章文晋从少年时代在德国参加革命工作，直到他离开人世，60余载一直没有离开岗位；从事外交工作也有40多年，解放前在南方局外事组任周恩来同志的翻译、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到外交部，初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达10年之久，又任西欧、美大司司长多年，后为外交部副部长；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外交谈判，出访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晚年时曾有一些同志和朋友希望他写下自己的工作经历，留下一些具体的资料，但他总自嘲地说：“我除了写检讨之外不会写别的。当然我也常写外交文件，但一直没学好。我做的都是具体工作，也没有什么成绩。能想得起来的大多都是我在工作中的过失或者是领导对我的批评。”他就是这样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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