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再往左边三到四本书，你还会发现另一本丹弗姆林人写的书。”他答道。
我照他说的找了，于是便发现了那本《英伦三岛的北美四驾马车》。
“知道吗？这本书就像麦加①对于穆斯林的意义，贝纳勒斯②对于印度教徒的意义，耶路撒冷③对于基督教徒的意义，而这所有一切都是丹弗姆林对于我的伟大意义。”见我拿起了那本书，伯爵大声对我说。
听到这一席话的片刻，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南方从远处第一次望见丹弗姆林时的感觉。
“你是怎么弄到这本书的？”我问，“当时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还没认识你呢，所以我不可能给你寄书呀。”
①麦加，伊斯兰教圣地，拥有克尔白与禁寺等著名伊斯兰宗教场所。
②贝纳勒斯，印度教宗教圣地，恒河穿流而过。
③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三教圣地。
“呃，那时虽然我们并不相识，但罗斯伯里曾经跟我谈到了这本书，于是我便派人去拿来一本。书写得很精彩，尤其是书中对丹弗姆林景色的描绘，更是让人感觉身在此处，它深深地打动了我。那种感觉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距离这本书出版已有8年了，想起那会儿格莱斯顿先生给予这本书的高度评价，我真是喜不自胜。
就像那些周日里以“《圣经》的朗诵者”自居的虚伪政客们一般，起初我也对格莱斯顿伯爵产生过这样的疑虑，但作为一位久在政坛的老绅士，他应该明白这样做对他拉选票毫无意义。然而当我真正地走近他之后，我发现他是如此的虔诚、忠实，以至于他的日记中也反复体现出了这一点。当他在下议院通过数个小时的努力最终使议员们接受了预算案时，他“明白是神的力量一直在支撑着他”（见莫莱的《格莱斯顿的一生》）。就像信仰坚定的人那样，这种信仰必定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影响。也许很难想象上帝会在意并一直关注格莱斯顿的预算案那样一个芝麻粒大点的小事，但是对格莱斯顿来说，这一切正恰恰相反—宗教信仰并非神的直接代言人能替他完成一切工作。
1887年6月，在维多利亚女王加冕50周年庆典的那天晚上，布莱恩和我约好前往皮卡迪里的沃尔顿与格莱斯顿及其夫人共进晚餐，这是布莱恩第一次见到伯爵。那天，我们坐上马车准备离开酒店，迅速朝目的地进发。但是拥挤的人群使我们不得不在圣詹姆斯大街前便提前下车。所幸当时我们找到了一位警察，他在听完我们的一番解释后，将我们最终引到了目的地，但是我们赶到沃尔顿时已是晚上9点，所以我们只是短暂地见了一下，11点就离开了。
格莱斯顿解释说他们刚开始本来能够从海德公园赶到这里的，并且希望仍旧由原路返回卡尔顿特瑞斯的住处。布莱恩和我则思索着再在返回酒店的路上享受一下那处在人山人海中的感觉，于是我们也原路返回了。在经过改革俱乐部的时候，一些声音突然从右边的大楼传来。我对布莱恩说：“你听，这是格莱斯顿的声音。”
“这不可能，他才和我们分开。”
“这并不重要，识别人的声音有时比看人的长相更准，我敢肯定这是格莱斯顿的声音。”
最终，我追上了他，在接近房屋的一侧时，格莱斯顿先生转过身来。恰在此时，我发出了一声闷响，耳语道：“什么会使重力在半夜间突然消失呢？”
格莱斯顿先生这才反应过来，我告诉他是他和同伴说话的声音让我发现了他。
“所以，”我说，“真正的掌权者是半夜出来四处转悠的。”
“小伙子，”格莱斯顿接过我的话，“现在你应该躺在床上。”
我们往回走了几步，最后在那幢房子附近发现了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同伴。我们在一起逗留了几分钟，他小心翼翼不使自己的头和脸从斗篷里露出来。当时已经深夜，而且格莱斯顿先生已近80高龄，但是他依旧像个小孩一样活泼。在得知夫人已安全到家后，他欣然同意与我们共进晚餐。
晚餐中，布莱恩与格莱斯顿的谈话内容主要围绕着英美两国议会的不同之处展开。整个夜晚，格莱斯顿都在反复询问布莱恩担任演说者期间美国众议院的议事规程。而“不受限制的讨论”这一鲜明特点则给格莱斯顿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席间我们还讨论了其他问题。
格莱斯顿先生的兴趣比起其他的英国人来说要广泛得多。我在英国最后一次见他是在阿米斯蒂家中，当时他的头脑依旧是那般清晰，精力依旧是那般旺盛，兴趣也依旧是那般广博。那时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无非是美国的钢铁结构建筑。他还就此问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令他困惑的是为什么一幢楼的五、六层要先于三、四层竣工。当然，他最终很满意我对此问题的答复。他真是一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
莫莱先生（虽然是位勋爵，却仍旧保持着平民作家的作风）很早就成为我的朋友，当时他是《双周评论》的主编，我第一次给英国期刊的投稿就是在这个期刊上发表的。晚年，我们之间的友情变得更加紧密，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我们经常在周日下午通信（有时是长信），彼此间相同的精神共同激励着我们。我们并不是同一类人，有时差异甚至还很大，而我们最终能够走到一起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够取长补短的差异。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所有的丑小鸭都会变成白天鹅。而他呢，则比较悲观，在危机前则显得异常谨慎而冷静，有时甚至有点杞人忧天。在我看来，世界是一片光明，地球是个真正的天堂—我是如此乐观，对命运充满了感激。而莫莱则很少表现出对事物的狂热，总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决定。他的眼睛总是盯着台面上的斑点。
我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曾经有个悲观主义者，没什么事情能让他感到高兴；还有一个乐观主义者，没什么事能让他感到悲伤。在他们获准进入天堂时，天使向他们祝贺。悲观者应道：“哦，天堂是个好地方，但似乎这天堂的光环与我的头并不十分匹配。”
乐观主义者则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反驳他：有一个人被拖进了地狱，魔鬼把他扔在河边时，他想喝一口水，但是水很烫，于是一个老朋友说道：“嗨，吉姆，怎么样？没救了吧，你可真是没救了。”
吉姆答道：“安静点，可能还有更糟的呢！”
“还能糟到哪里？你已经被拖进无底洞了。”
“嘘，安静”—他指指魔鬼—“他可能会让我背他的。”
莫莱和我一样，都非常喜欢音乐，都着迷于斯基博的早晨，因为在那儿能够听到管风琴的演奏。他和亚瑟·贝尔福都很喜欢宗教剧，曾记得他们一起去水晶宫看宗教剧。他们是那么相像：明智而富有哲学头脑，甚至与哲学家的水平相仿。但亚瑟·贝尔福最近的作品却变得有点投机—这事儿永远不可能发生在莫莱身上。他总是那么脚踏实地，他的作品也总是那么纯粹、一尘不染。对莫莱来说在森林里迷路并不危险，因为他总是会找到出路。
莫莱最近在世界编辑大会上发表了一些惊人言论。在会上，他说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与改革上，伯恩斯的几行诗比当下的数以百万计的社论要管用。这很自然地引起了一些争议。汤姆·佩因的《人的权利》曾对此有所提及。
这次演讲后，我们曾就此进行过讨论。当时我提到了他对伯恩斯的赞美以及演讲中所引用的那几句诗。当时他说他没有必要告诉我那几句诗。
“当然，”我说，“我已经把它们背下来了。”
紧接着，在为蒙特罗斯公园的伯恩斯雕像举行揭幕仪式的现场，我又吟诵了那几句诗，莫莱证实了我的说法是正确的。说来奇怪，几年前，我与莫莱都曾获得蒙特罗斯市的荣誉市民称号。
1904年，在我的热情邀请下，莫莱终于踏上了新大陆，开始了美国之旅。在我的陪同下，他访遍了大半个美国，认识了诸多名流之士。有一天，参议员伊莱休·鲁特到我家做客，莫莱与他相谈甚欢。议员走后，莫莱告诉我他非常喜欢这个同伴，说他是他目前所见过的最合他意的美国政治家。的确如此，伊莱休·鲁特学识渊博，对公众事务有着准确的判断力，却十分谦逊。
之后莫莱拜访了罗斯福总统，两人相处非常愉快。后来莫莱评论道：
“我在美国见到了两大奇迹—罗斯福和尼亚加拉大瀑布。”
一对伟大的奇迹—这便是聪明而真实的生活，他们不知疲倦地去履行责任，完成未尽之业。
莫莱无疑是接管艾克顿图书馆的最佳人选。那时，当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艾克顿勋爵的境况后，我便同意买下艾克顿图书馆，并允许勋爵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可以使用图书馆。不幸的是，勋爵不久便不幸去世了，于是图书馆便归我所有了。而我坚信莫莱能够有效发挥图书馆的效用并最终找到它最合适的出路，但没待我说完他便答道：
“哦，其实在你买下它的那天我便预料到了。这是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的，图书馆能够安稳地陪勋爵度过他人生最后的时光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这就是我与莫莱之间的友谊，根本不用详说，便能明白彼此，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莫莱居然并不感到惊讶。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格莱斯顿与莫莱之间亲密的友谊，他们之间心灵相通，无话不谈。然而在神学问题上，他们之间观点的差异却很大，但是艾克顿与格莱斯顿却持类似观点。
我在苏格兰大学建立基金会的那一年，莫莱作为大臣随英王出访巴尔莫勒尔。起程前，他来电说一定要来看我。见面后，他告诉我说国王对我对苏格兰大学以及家乡所给予的种种馈赠表示极为赞赏，并想知道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
我问：“那你是怎么说的？”
莫莱答道：“我觉得没什么东西。”
“太对了，”我说，“除非他能像给你那样给我也写一封信，并在信中表明他高度欣赏我所做的一切。我将会将这封信当做传家宝一般珍藏，并且传给子孙后代。”
最终，就像我前面所提及的那样，英王给我来信了。
对莫莱而言，斯基博是最好的疗养胜地，每年夏天他携夫人都要来这与我们相聚，最后都快变成我们的一家人了。同我一样，他也十分喜欢驾艇，那种感觉美妙极了。莫莱永远是“诚实的约翰”，他从不搪塞别人，也从不说废话，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坚持着坚定的立场。他也善于观察，善于包容，拥有海洋一般的胸襟。他不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适时地，他也会显出自己的一份权威。那之后，便保持沉默了。
张伯伦①和莫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先进的激进派人士。在英国时，我经常见到他们探讨各种问题。当时，英国的地方自治问题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兴趣，其风头之大，直指美国的联邦制所引起的各种争议。于是，我被邀请到几个城市，连续作有关美国联邦制的各种演讲。在演讲中我不断地强调—最自由的地方管理能体现出最强有力的国家管理，并寄给了张伯伦先生《国家的管理》（安娜·戴维斯著）一书。在张伯伦的坚持下，莫莱、格莱斯顿都曾与他讨论过相关话题。
①内维尔·张伯伦，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37～1940年担任英国首相，任内曾因对希特勒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而备受批评。
当时，我写信给莫莱，告诉他我并不赞成《地方自治第一法案》的相关内容。但在见到格莱斯顿时，他遗憾地表示我的意见并不能为大家所认同，当然，我们还就其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谈中，我反对将爱尔兰议员从国会中剔除作为一个单独的团体而存在。这就好比我们不会允许南方各州停止向华盛顿派议员一样。
“如果他们拒绝你的相关议题，你会怎么做？”
“动用一切资源—首先，停止通信。”
“停止通信？”他顿了一顿，重复道。这很令他意外，接着他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当中。之后我们才转换了话题。
那么究竟该怎么做呢？我指出，在美国，有很多立法机构，但只有一个国会。因此英国在这一点上应该向美国学习，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可以拥有众多的地方性立法机构，但只准许拥有一个国会，而它们的地方政府则应该像纽约和弗吉尼亚一样。然而英国并不像美国一样，拥有最高法院来执行司法程序。在英国，国会不仅像众多地方性立法机构一样拥有立法权，还囊括了司法权，立法机构甚至担负起了司法解释的责任。事实上，英国应该拥有国会来代表国家最高的权威，而不是像爱尔兰一样。所以爱尔兰地方性立法机构的法案应该经由国会下院3个月连续的圆桌会议讨论，并在草案中吸纳反对派的意见，以使法案更具备可操作性。若不考虑不同意见，法案最终只会愈发死板。当然，法案还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后来，我努力劝服莫莱接受这一观点。他告诉我帕内尔曾经提到过类似看法，只可惜未被通过。后来，格莱斯顿曾说：“事实上，这个法案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志同道合之士的支持，它更需要布莱恩的鼎力相助。我现在已经不想再过问此事了，这是你们的责任。”
一天早上，格莱斯顿先生的夫人在哈瓦顿说：“威廉告诉了我他与你之间的特别交谈。”
事实上，格莱斯顿先生并不是经常轻松地就真正的共和制问题进行交谈，也并不理解我对于世袭制阶层的存在所持的异议。对我来说，人们应该丢弃曾经属于他们父母的头衔。尤其是那些拥有新头衔的人，老贵族总是微笑地向他们致意。但事实上，那些头衔是拿一万英镑买来的，而这一万英镑或多或少也会被用作党派资金。
我曾告诉过格莱斯顿先生，布莱恩先生对于他在一次游园会上，以耄耋之龄冒着严寒，拿着帽子，向那些徒有虚名的碌碌无为之辈致意的惊愕与怜悯。由此，我们谈到了英国的政教合一问题，我预言未来英国对外扩张的停止之日将在我们的共识达成之时。我坚持认为，在英国废除国教运动将是大势所趋，因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英国这样。在其他英语国家中，宗教是被寄予尊重与支持，但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优待。
“你认为我们的体制究竟能够维系多长时间呢？”
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我回答说。在政教分离的问题上，他应该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进一步指出，相较于其他幅员辽阔的国家，英国的人口肯定会有所减少。他接着问：
“你能预测一下英国的未来吗？”
我提到了希腊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也提到了乔叟①、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②、伯恩斯、司各特、斯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休谟、达尔文以及其他众多著名的英国历史人物，他们能出现在英伦三岛，这绝非偶然，天才从来都不是依靠物质基础决定的。许多年以后，英国也许不再会成为一个工业国，但是这并不表示它的衰落，恰恰相反，它会在其他领域有所发展，会变成一个现代希腊，从而在其他国家中扮演起精神领袖的角色。
①杰弗雷·乔叟，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坎特伯雷故事集》《公爵夫人之书》。
②约翰·弥尔顿，英国诗人、政论家、民主斗士，清教徒文学代表。
他揣摩着我的话，反复地叨念着：
“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我喜欢。”
从前，我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喜欢和一个人聊天。在哈瓦顿时，我拜访过他。最后一次见格莱斯顿先生是1897年冬在戛纳兰德尔的家中，当时他已经病得十分厉害了。但是他依旧富有魅力，待我弟妹露西尤其殷勤。虽然这只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但他却给露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开时，露西感叹道：“一只病弱的鹰，一只病弱的鹰。”真的无法形容那天我所见到的苍白而又虚弱的格莱斯顿。他是一个伟大而真诚的好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他确定配得起“世界第一公民”的称号。
我写《民主胜利》一书是缘于意识到世人对新兴的美国很陌生，甚至英国人也是如此，即使是因为了解到的一部分也受到歪曲。那么杰出的英国人居然没有听说过美国的共和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882年与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次谈话。那时，我谈到现在大部分英语国家的人民都是共和主义者了，君主主义者只占一小部分。
“为什么，怎么可能？”
“哦，格莱斯顿先生，”我说，“在美国，说英语的人比大不列颠和它所有殖民地加起来的总人口还多，甚至就算英国殖民地再多一倍也没用。”
“啊？你们的总人口是多少？”
“6600万。而你们的还不到一半。”
“我的天，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提到国家的财力，事实同样令他震惊不已。根据1880年的统计数据，美国这个立国仅仅百年的年轻共和国的财力可以买下整个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并且在偿还完英国的债务后仍旧绰绰有余。但最令他吃惊的还是自由贸易的问题。当时，我提到，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后来，我记得霍尔丹大法官也曾犯过同样的错误，称英国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我引用了一组数据：1880年，英国工业的产值为8.16亿英镑，而美国的则为11.26亿英镑。听到这里，格莱斯顿只说了一句话：“难以置信！”
接着，我还说出了其他一些令他吃惊的事实。他问道：“为什么那些书没有用简单明了的形式把事实告诉全世界呢？”
当时，我正在为《民主胜利》收集材料。我告诉他，我写作此书的目的正在于此。
《环游世界》与《英伦三岛的北美四架马车》并没有费我多少工夫，但《民主胜利》就是个例外了。这本书的准备工作是从1882年开始的，它需要扎实而艰苦的工作，需要详尽的数据材料。但是我愈是深入研究，便愈发乐在其中。好几个月里，我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数据。时间不知不觉地流走了，有时已近黄昏，但我依然觉得仿佛是在正午。过度的劳累引发了我第二次重病，要知道当时我还料理着生意。思虑再三后，我才确信自己能够重新开始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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