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传统称谓中，君（皇帝）、亲（家中长辈），是不能直呼其名的。对于已逝去的人，也不能称其姓名。以后，在平辈之间，沿袭此例，皆不可擅呼姓名。这种称谓上的禁忌，叫做“名讳”。
“死曰讳”始于周代，《左传·桓公六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孔颖达《疏》：“自殷以往，未有讳法。讳始于周。”《礼记·檀弓》：“死谥，周道也。”人死后，如必称其名，则应称其讳，即谥号。
这种不称死者原名，而称其讳的习俗，“是要将一个人的阳世与阴世区别开来，使得鬼神不能知晓他的原名，因而不能危害与其原名有着许多联系的阳世间的所有事物”（任骋《中国民间禁忌》）。
周代初兴讳事，并不完备，到了秦汉时代，讳事制度才真正建立起来。不但人死后讳名，生前也要讳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皆遵此俗，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民间禁忌。
既然死者、生者都不能直呼其名，于是一个人除“名”之外，就有了“字”与“号”。
何谓“字”呢？《辞海》云：“人的表字。《史记·老子列传》：‘姓李氏，名耳，字伯阳。’”
何谓“号”呢？即别号，指人名字之外的别称。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宅边有五柳，因以为号焉。”故陶渊明的“号”，为“五柳先生”。
可以直呼晚辈其名的特例，是家族、家庭中的长辈，如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等。
张次溪在《齐白石的一生》一书中写道：“他小时候的名字，叫齐纯芝……他祖父母和他父母，平时都叫他阿芝……他原来的号，叫渭清，祖父给他取的号，叫兰亭。这齐纯芝、齐渭清、齐兰亭等名号，在他中年以后，久已废除不用。……当初老师给他取名齐璜，号濒生，而知道濒生的人，似乎也不很多。‘白石’是‘白石山人’的简称，原系他的别号。离他住的星斗塘不到一里地，有个驿站，名叫白石铺，那时他已开始卖画，老师说画上题款，总得有个别号，就借用了白石铺这个地名，给他取号‘白石山人’。……但是人家叫起他来，总是把‘山人’、‘山翁’这两个字省略了，光叫他‘白石’，日子一长，他就自己也叫齐白石了。”
除“白石”这个别号之外，他还有许多别号，如：“木人”、“齐木人”、“木居士”、“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寄萍堂主人”、“借山翁”、“老齐”、“老白”等等。
陈垣在《史讳举例·序》中说避名讳之风：“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在中国“避讳学”，也成为了一种必须关注的学问。
“国讳”，指的是帝王的名字，“圣讳”则指孔圣人的名字，国家明令规定必须遵避，在公文、书籍、试卷上犯了讳，便是“不敬罪”，会受到严厉的处分。
“家讳”，是指禁止直称父祖等尊长的名字，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是也。
司马迁写《史记》，因其父名是司马谈，便把古人名“谈”的，一律改为“同”。苏东坡祖名“序”，他为人著作写序，将“序”变成“叙”。
古人的家讳，名目繁多，比如并未直呼其名，只是在对话中出现了与名相同的字，也会惊惶、痛苦。《世说新语·任诞》说，桓玄之父叫桓温，他与王忱一起饮酒，因王忱不能喝冷酒，“频语左右，令温酒来”。这个“温”字，犯了桓玄的家讳，他便“流涕呜咽”。清朝的刘温叟，因其父名“岳”，竟一生不听“乐”，盖因“岳”与“乐”同音，亦是家讳。
家讳，不但自家人要避，他人亦如此，不可造次。
唐代杜甫在成都依凭节度使严武，有一次酒后，竟戏言严武：“严挺之乃有此儿。”杜甫犯了严武的父讳，差点被杀了头。
也有借名讳自尊自大的。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有个州官叫田登，忌讳别人提到他的名字，连同音字也不许。元宵节放灯时，因“灯”与“登”同音，出告示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来由。但这种避讳，是超越常理的，并不提倡。
如何避名讳呢？
其一，称其“字”与“号”。如苏轼，因其号为“东坡居士”，故称“苏东坡”；王安石，字介甫，则叫“王介甫”。陶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以“陶渊明”和“五柳先生”称之皆可。
这种称“字”称“号”的做法，既表现对对方的尊敬和礼貌，也体现了自身儒雅的素养。不但是对于长者、尊者，即便是同辈人之间，亦是如此。在老一辈的政治家、学者、文化人之间，这种风气一直漫延不止。毛泽东、字润之，他的老师、老朋友，写信或言谈，都称他为“润之先生”。
其二，称笔名或艺名。思想家、文学家周树人，以笔名“鲁迅”而闻名遐迩，皆称其为“鲁迅先生”。此外还有沈雁冰，笔名“茅盾”；郭开贞，笔名“郭沫若”；许地山，笔名“落华生”。
戏剧界京剧名旦梅澜，字畹华，艺名“梅兰芳”，取自《离骚》：“兰芷变而不芳”。名老生周信芳，又名士楚，艺名“麒麟童”。
其三，以出生地或从宦地为“号”。唐诗人韦应物，做过苏州刺史，故称“韦苏州”。柳宗元曾在广西柳州做过官，史称“柳柳州”。湘军统帅曾国藩，出生地为湖南湘乡，也就有了“曾湘乡”的雅号。
其四，以官职为“号”。唐人杜甫曾担任过工部员外郎的挂名差使，后人称其为“杜工部”。清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先后官居“中堂”高位，史称“曾中堂”、“左中堂”、“李中堂”。
其五，能工巧匠因高艺、绝技，而被人赠以“号”。如天津的“泥人张”、北京专为戏曲界制作“把子”（刀、枪、剑、戟、斧等）的“把子许”。
其六，以其人在兄弟中的排行为“号”。唐代高适有诗《别董大》，这“董大”，名董庭兰，是当时的弹琴高手，在兄弟中排行第一。杜甫《赠卫八处士》一诗中的“卫八处士”，在兄弟中排行第八。
在古代，避“国讳”、“圣讳”、“家讳”，还有许多方法。
秦始皇姓嬴名政，为避“政”字及同音字，采用换字、避音之法，改“正月”为“端月”，或改“正”字的读音为平声。
元代法典中“回避字样”，多达一百六十个，加上“随音旁避”的嫌名嫌字，就更多了。明、清两朝，讳禁极为严酷，动辄就遭“文字狱”而被杀头。人们不得不想出许多避讳的招数，以作应对，除换字、避音之外，还有空字（空格，不标出此字）、缺笔（不得不用此字时，故意少写一笔、两笔）等等。
到了今天，“名讳”当然不是一个问题了，除了长辈之外，直呼其名也决无人指责、追究。但若留心，人们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名讳”的基本原理。
现代人除“名”之外，很少有“字”与“号”。为了表示尊敬，对年长的，往往在其姓氏后面，缀以“老”、“翁”、“公”、“兄”、“老师”等字；对于与自己年纪相仿的男性，多称“×先生”、“×同志”；而女性呢，成了家的称“女士”，未出阁的称“小姐”，这都避免了直呼其名的唐突。
对于任着各种职务的官员，在其姓氏后面，加上职务名称“书记”、“主任”、“市长”、“县长”等，这也可说是一种古例。但我注意到，即使这位官员是副手，如副县长、副主任，人们决不会称“×副县长”、“×副主任”、这个“副”字一定会避开。
此外称呼教育界、学术界的人士，则在姓氏后加上其职称和学位，如：“×教授”、“×博士”、“×研究员”……
在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中，互相称谓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样的称谓，却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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