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倚在一棵树上，林大兵站在她面前，

    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

    在林子外透进来的光中，两人变成了一对剪影，十分优美。

    枪声嘹亮

    每个男孩子的成长，都有过痴迷枪的经历。枪——冰冷、坚硬，有很强的破坏性，它像一个成长中的男人。所以男孩子们追捧枪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段时间我的同学孙大来一直吹嘘他打过枪。我们不信，认为他在吹牛。于是孙大来就把他打枪的经历跟我们讲了一遍，讲得有鼻子有眼的。他说上三年级时，有一次他爹高兴，就带着他去山里打猎，打猎的时候他们是开着吉普车去的。我们都见过吉普车，我们军区大院里每天都有许多绿壳子吉普车跑来跑去。有时我们头疼脑热的要看医生，爸爸们就会动用这种吉普车送我们去医院。所以我们对孙大来说的坐吉普车并不感到稀罕。孙大来又接着说，他们那次打猎，他爸用的是长枪，给他使了一回手枪，他前后一共打了三枪。他爸用长枪打的是动物，他用手枪打的是树。孙大来讲得十分兴奋，但我们听完他的故事，还是一致认为他在吹牛。孙大来很委屈，急赤白脸地争辩道：“那枪老响了，劲儿老大了，差点从我手里蹦出去。”说完他还为了表示自己很诚恳，对我们点了点头，眼睛瞪得老大。我们都笑了，但还是打死也不相信孙大来打过枪。我们有我们的理由：那会儿全国正在备战备荒，所有军人都佩了枪。但是军区有规定，团以上干部要枪不离身，我们的父亲、母亲，每天从军区下班虽然都会把枪带回家，但是他们总是一回到家就把枪锁在抽屉里，我们多看一眼，都会遭到父母的训斥，仿佛那一把把精致的枪是瘟神一样。所以孙大来如果说他看过枪，摸过枪，我们肯定信，因为他爸是军务部的部长，把枪拿到家让他看看、摸摸还不算稀奇，但要说他打过枪，我们还真不能信。

    再说孙大来这个人，他平时就爱吹牛。有一次，他姐带他去了山东，爬了一次泰山看日出。回来后，他就跟我们吹嘘。他说他摸到天啦。我们就问：“天是什么样的啊？”他就很认真地说：“天是硬的啊，邦邦硬，像家里做饭的锅一样。”刚开始我们真的相信了他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抬头望天，看上面的浮云、星星、月亮，还会猜想它们的硬度。后来我们看了一本讲自然科学的书，上面系统地讲述了宇宙中的天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才发现孙大来在吹牛。当我们把那本自然科学的书放到孙大来跟前时，他还嘴硬。他说写那本书的人一定没去过泰山，没有摸过天。我们气得恨不能把他暴揍一顿。孙大来就是个煮熟的鸭子，心烂嘴不烂，他那张嘴死犟死犟的。所以打从那以后，不管孙大来说什么，我们都不大相信了，何况他这次居然说他打过枪。

    不过我们虽然不相信，但听孙大来那么说，还是充满了羡慕和嫉妒。没办法，在那个年代，我们实在是太痴迷枪了。我们从小到大看的都是战争片，早一点的《地道战》《地雷战》，后来的《南征北战》《上甘岭》，还有看不懂的《第八个是铜像》，都是和枪有关的。战争场面一开始，枪声嘹亮，炮弹的轰响此起彼伏。我们激动、热血、心潮澎湃，这是我们童年时期最神圣的向往，人人都梦想能成为战火中的英雄。

    我们集体不相信孙大来，这让孙大来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有一段时间，他上学都不和我们一路走了，放学也是。就是在课间他也梗着脖子不看我们。直到有一天中午，我们放学回家吃过午饭，正准备去学校。这时候看到孙大来用手捂着裤裆来找我们。一见面，他就热情地拉着我们走。我们不明白孙大来用意何在，都不愿意跟他走。孙大来就激动起来，话都说不完整了，只是一遍遍重复：“走哇，走哇，快走哇……”他的样子仿佛马上就要哭出来了。我们没办法，只好跟他走。孙大来就把我们带进了军区大院的防空洞里。

    刚一进去，孙大来先是从裤裆里摸出一支手电，手电打开的瞬间，他又从裤裆里拿出另一样东西来，我们这才看清是一把枪。这是一把六四式手枪，乌黑锃亮，枪身上还闪着油光。孙大来一手握枪，一手握着手电，挺着腰杆豪气地说：“怎么样，我没吹牛吧？”直到这时，我们大家才相信了孙大来的话，因为枪就在他手上。他把手电交给我，我像一个警卫员一样给他照着亮。孙大来半生不熟地捣鼓着那支枪：先是把弹夹卸下来，弹夹内有四颗子弹，颗颗晶黄饱满；又拉开枪膛，里面又蹦出一颗子弹，一共五颗。我们大家看着他完成这些动作都看傻了。这时候孙大来就像一个首长一样在我们头顶一一点过，连点了三遍，其实点来点去就是我们五个人。孙大来倒叉着腰，咧着嘴对我们说：“咱们一共五个人，这里有五颗子弹，一人一枪。”说完便“嘿嘿”地笑起来，我们也就跟着笑。接下来我们便开始设计种种射击方法，我们一边讨论一边摆着动作，还没开枪就已经激动得快晕过去了。

    正式开始打枪了。孙大来打的是第一枪，他像一名教练一样给我们做着示范。他双手举枪，我打着手电，让手电光柱顺着防空洞尽头的方向射过去。但由于光线不聚拢，光柱在前方不远处模糊了。孙大来摆出一副威武的样子，冲着光柱瞄了许久，始终没能瞄准。换了许多次姿势之后，那石破天惊的一枪终于响了，那声音震得我们耳鼓嗡嗡作响。瞬间，火药的气味弥漫开来，这气味刺激着我们，让我们嗷嗷大叫。

    就这么着，我们五个人，五发子弹，足足在防空洞里折腾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爬出防空洞时，我们才发现军区大院出事了。我们先看到了警戒的士兵，还发现大门口不仅站了双岗，还有人全副武装地在那里检查每一个进出大院的人。家属区的楼下，也可以看到流动的士兵，他们排着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迈着整齐的步伐，咔咔地走过。我们那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这突来的严肃气氛让我们既紧张又兴奋。我冲过去对一个路过的军官敬了一个礼，笑嘻嘻地问他：“叔叔，这是在演习吗？”

    那个军官没有搭理我，只是指挥着一队士兵从我们眼前走过去了。

    我们五个孩子，不敢在院内久留，赶紧各自回家去了。

    进了家门姐姐告诉我军区大院出大事了，白天进来了特务，把孙部长的枪给偷走了。听了姐姐的消息，我的脑子一下子蒙了。原来大院里调来那么多兵就是因为孙部长的枪找不到了，那他们所说的“特务”不就是孙大来吗？孙大来成了“特务”，现在全院官兵都在抓他，我为孙大来捏了一把汗。但我转念又一想，如果孙大来是特务，那我们不就是孙大来的同谋吗？这么一想，我自己又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没敢说出事情的真相，赶紧灰溜溜地钻进自己的房间去躺着了。姐姐还以为我被特务的事吓着了，还进门摸了摸我的脑袋，安慰我：“别怕，咱家楼下就有巡逻的士兵，特务不敢来。”我在黑暗中对着姐姐点头，内心里爬满了恐惧和害怕，但我毕竟太累了，眼皮发沉，大脑不听指挥，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的我突然听到窗外传来狼嚎一样的声音。我猛地坐起来，推开窗户，便看见孙大来家楼下聚了一堆人，有军人也有家属。孙大来被绑在一棵树上，他的亲爹孙部长挥舞着皮带不分脑袋、屁股地正在抽他，那凄厉的叫声就是孙大来发出来的。而孙大来的妈妈不知如何是好地在旁边默默哭泣。我往旁边一看，周围这几栋楼所有的窗户都开了，所有人都在看着楼下这一幕。后来孙大来的妈妈实在是受不了了，一下子扑在了大来的身上，悲怆地喊出一句：“要打就打死我吧！”大来妈的这句话就像电影中救人时常常说的台词，我心想这回孙大来有救了。孙部长无可奈何地扔下了皮鞭，向着天空喊了一句：“你个小犊子，你这是想毁了我呀！”

    一场闹剧终于结束。

    事情发生后没多久，我们听说孙大来的父亲受到了一个不轻也不重的处分。又过了没多久，孙大来的父亲被调到外地部队去任职了，孙大来一家也搬走了。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大来，他的脸上还搽着红药水和紫药水，拐着一条腿，像一个伤病员一样，这都是被他爸爸打的。我们还记得他冲我们笑，露出一口白牙。从那以后，我们就失去了爱吹牛的同学孙大来。而大院里所有军官的枪也都被收回统一由机关保管了。

    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都再也没听到关于孙大来的消息。许多年过去了，我们要举行同学聚会。我们都有了许多变化：头发稀疏了，小腹隆起了，一晃人就到了中年。有个同学神秘地告诉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位神秘人物要来，我们谁也没想到来的会是孙大来。中年的孙大来推开了包间的大门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他还像当年那样笑着，露出一口白牙。我们一阵惊呼，刚要扑过去拥抱他，没想到大来用一个手势制止了我们。他从腰后掏出一把枪，“砰”地一下拍在桌子上。我们一惊，孙大来这才笑道：“别害怕，我现在是警察，这东西放在身上碍事，影响喝酒。”我们哄堂大笑。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许多酒，直喝得两眼充血，双腿不听使唤。但就是喝了那么多酒，喝得孙大来满嘴都跑火车了，临走时他也没忘把放在桌上的枪收起来，一丝不苟地插在腰间的枪套里。在饭店门口分手时，我们依次拥抱了孙大来，每个人拥抱他时，都要拍一拍他腰间的枪，小声地说：“哥们，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和它打交道。”孙大来冲我们挥手告别，重重地拍了下腰间的枪说道：“枪是什么？枪是男人。”然后潇洒地转身走了。我们目送孙大来远去，他的背影坚实而厚重。

    我一直觉得大来和我们其他这些人到中年的同学不一样，但却说不出来是哪里不同。时间久了，我终于悟出：他和我们的不同是因为他身上佩了枪。枪让孙大来始终保持着坚硬的作风，像一个真正的男人。

    防空洞里的爱情

    上小学二年级时，我们军区大院里发生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郑小菊的姐姐和王大旺的哥哥失踪了。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时，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开了学我们就要升入三年级了。那一年，郑小菊的姐姐和王大旺的哥哥已经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他们将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二是选择留城当工人；第三种选择就是入伍当兵。以前军区大院的子弟高中毕业，大体就只有这三种选择。可谁也没有想到还有一种选择是“失踪”。

    两个高中毕业生一起失踪，不论在哪里、什么年代都是件大事。尤其是这种一男一女两个豆蔻少年的失踪，免不了会引起人们种种猜测。大家也是在这两个人失踪后，根据好事者提供的信息，发现他们俩好像在谈恋爱——

    有人说，这两人同是八一中学的学生，年龄相当，而且是一男、一女。

    有人说，曾经看到两个人上学时经常一起走出军区大院，放学后又一同走回来。

    有人说，他们俩一同看过电影，进电影院前两人手拉着手。出来时，两个人本来仍手拉着手，但走到电影院门口时，手就分开了。

    还有人说，郑小菊的姐姐毕业后想去参军，王大旺的哥哥则缠着他爸让他爸托关系也把他送到部队去。

    综上所述，种种迹象表明，这两个高中毕业生，原来是一对恋人。现在两人一同失踪，更加验证了人们的判断。恋爱本不稀奇，而且两人已经高中毕业了，马上就要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中去，谈个恋爱也是常事，但人们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失踪呢？

    双方家长，满院子的热心人，还有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全员都在寻找这对失踪的恋人。

    三天之后，仍然没有找到，双方的家长去派出所报了案，警察也加入到了寻找的队伍中，可找了一气，最后仍然没有个结果。郑小菊和王大旺的爸妈，天天唉声叹气，以泪洗面，可亲人的焦急和声声呼唤仍没能喊回两个失踪的孩子。

    半年过去之后，两个孩子失踪的事件，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大家都有其他更重要的事需要去关注。也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始终不放弃。那一阵子，我们经常能看到两个母亲站在军区大院门口，她们互相搀扶着，望着马路上的人海车流，巴不得两个孩子一下子冒出来。可惜的是这样的奇迹并没有发生。

    总有路过的好心人劝慰这两个母亲。有的说，两个孩子也许躲到什么地方生活去了。年少不懂事，等懂事了，他们就会回来的。也有人说，说不定两人去了越南，抗击美国侵略者去了。如果是那样，很有可能会在边境线上被发现抓回来。甚至还有人说，没准两个孩子去了香港，等等。谁也不愿意提有可能发生的意外，因为人们没有理由觉得事情会是那样发展。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死马也要当活马医，人们总是往好里去想。

    而我们班的郑小菊和王大旺，在最初失去哥哥姐姐的时间里，情绪非常消沉。两人本来以前不怎么说话，但正因为哥哥姐姐的失踪，让两个人好像一下子走近了。上学和放学时，两人常常神情严峻地在一起嘀嘀咕咕。而且我们一走近，两人就不说话了。那会儿，要是我们谁和女生多说几句话，那班里就会传出许多是非，说什么谁和谁好上了，谁和谁交朋友了云云。因此那时我们最大的忌讳就是和女生来往，以免“遗臭万年”。我们每天都要装得跟个小公鸡似的，伸长了脖子，见到女生目不斜视。而女生们见到我们也是永远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那时班里的男生、女生就像水与火，永远不会交融。只有郑小菊和王大旺是个例外，他们各自的哥哥、姐姐都失踪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人有理由也有权利在一起交谈，甚至是牵手走路。每个人都说他们是同病相怜，需要互相鼓励和安慰。

    事情的真相直到两年后的某一天才终被发现。

    记得那是四年级的暑假。某一天，我们在院里踢球，一个同学不慎，一脚把球踢到了防空洞的排气窗里。那个排气窗建在离地面一米多高的地方，四周由百叶状的木板组成。因年久失修，木板已经烂了，足球打在上面，直接撞碎了窗子掉进了通风口里。我们相互埋怨着，谁也不愿意去捡那只皮球。最后还是王大旺钻了进去。他刚一钻进去，便大叫了一声“妈呀”爬了出来，样子像是一只被踩到了尾巴的猫，瞪着眼睛，惊慌失措，一张脸都吓白了。愣了一会儿，他才突然大叫一声：“里面有死人！”我们一听轰地一下散了开来，谁也不敢再靠近那个地方了。

    最先来到现场的是军区机关保卫部的人，他们七手八脚地把通风口拆了，从里边抬出两具尸体——确切地说，是两具无法分开的尸骨——人虽然死了，可两具尸骨仍然做出紧紧相拥状……

    接下来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了：这两具尸骨就是失踪已经三年的两个年轻人。当郑小菊和王大旺的母亲来到现场时，她们一下子就晕了过去。她们认出的遗物包括：一块手表，还有一个粉色的塑料发卡。手表是王大旺哥哥的，这只表是他爸爸给他买的，上海牌，据说失踪的时候刚戴上三天。那只粉色发卡是郑小菊妈妈给女儿买的，是当年她去上海出差带回来的。

    后来警察们也来到了现场，又是拍照，又是取标本，说是回去还要化验。但对于两具尸体的身份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了，他们就是失踪的郑小菊的姐姐和王大旺的哥哥。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会命丧防空洞的通风口。

    后来大家分析，两人当时可能想通过通风口钻进防空洞，那里宽大、安静，非常适合谈恋爱，就是外面闹翻天也不会吵到他们。也许两人在里面待得太久了，缺氧或者沼气中毒，才最终没能走出防空洞。不过无论怎么说，两个孩子都已经一去不返了。两人凄美的爱情故事在当时许多地方上的青年口中流传着，像天边的一抹彩虹，让人感慨：生命虽然短暂，但也可以绚烂无比。

    故事本该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在高中毕业那一年的暑假里，当我们都在各自为着自己的前途而奔波时，郑小菊和王大旺突然找到我们，两人当着我们大家的面郑重宣布：两人恋爱了！我们望着郑小菊和王大旺，既不吃惊，也不意外，我们都很平静。我们想起了他们的哥哥姐姐，他们当时就是在这个年龄为了爱情而离开了这个世界的。

    没想到，郑小菊和王大旺的父母对两人的爱情宣言异常支持。双方家长似乎想通过两个孩子的联姻，让他们已经失去的另外两个孩子的爱情得以延续下去。

    郑小菊和王大旺后来双双入伍参军。没多久，两人又一同考入了军校。在他们毕业那一年的暑假，两人举行了婚礼。婚礼的地点就在军区大院的礼堂里，我们都去参加了。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婚礼的背板上，不仅写有郑小菊和王大旺的名字，同时还写着他们的哥哥和姐姐的名字。当两位新人，向父母敬礼致意时，我们看到他们都流下了两行热泪。

    人生往往是未知而多变的。但正因为有了爱情，才让我们能忍受种种痛苦，对生活永远抱着希望。

    林小兵与军区礼堂

    我们军区大院一共有两个礼堂，一个大礼堂、一个小礼堂。

    大礼堂平时用于军人集会或者放映电影。集会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可每周两次的电影却是我们这些十来岁孩子的重大节日。虽然放来放去都是那几部老掉牙的片子，但我们仍会乐此不疲地一次又一次走进礼堂，在等待电影开场的时候在台上台下玩起我们必备的游戏——捉迷藏或者抓特务。每次放电影，其实没有多少大人来看，都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还有几个执勤的战士维持着秩序，台上台下地轰我们，我们也就笑哈哈地把躲避执勤战士也当成了一种游戏。总之每周这两次的放电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电影都是一些老电影。我们不仅熟悉电影里的故事，连许多台词我们也都能倒背如流，比如《地道战》里的“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英雄儿女》中王成喊出的那一句“向我开炮”等。虽然看了无数遍，可每次看这些电影还是让我们热血澎湃，战争片是我们童年的最爱。那时我们不会想到除了这些还会有别的可以被称作是电影的东西。

    有一次电影散场，我们站在操场上玩，院子里的林小兵突然对我们说：“哎，这电影太老土了，一点也不好玩。”

    我们大家都没说话，表示对他这个看法的认可。

    林小兵眨眨眼，又机灵古怪地对我们说：“你们想不想看内参电影？”

    “内参电影”这个词我们听说过，知道小礼堂里会经常放这种影片。说起小礼堂，它可不同于大礼堂——那是专门为军职以上干部设立的礼堂——逢年过节时，文工团的那些演员就会在小礼堂演出，小礼堂还会隔三岔五地放些外国影片供军职干部观看。后来，我们就把那些高级干部才能看到的片子，称为了“内参电影”。这事我们都知道，不过我们谁也没看过。我们大眼瞪小眼地望着林小兵，林小兵就骄傲地说：“嗨，上周我哥带我去看了一次内参电影。电影老好了！”

    我们知道林小兵的哥哥叫林大兵，现在正读高二。林大兵很少说话，不苟言笑，而且非常能打架。有一次我们看见林大兵和院外的几个孩子打架，那几个人一起把他围住，拳脚相加。林大兵退到一个墙角，一扭身从腰后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军刺①。军刺在手，林大兵开始反攻。那几个院外的孩子一见军刺，不战而败，转眼就跑得没影了。

    林大兵是我们的偶像，他永远冷冷的、酷酷的，很少和我们说话。不过我们要是受了院外孩子的欺负，只要找到林大兵，他二话不说，一定替我们出头，打得那些人落花流水。所以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都对林大兵怀有特别的好感，忠心热爱他。

    现在林小兵说跟着林大兵看过内参电影，我们不禁对此好奇起来。但是，我们又疑惑他是怎么跟着林大兵进到小礼堂去的。林小兵又告诉我们，小礼堂有扇窗户是活的，电影开映前可以从那里偷偷钻进去。上次他哥哥带他就是从那扇窗子钻进去的。

    不久后我们就有了一次看内参电影的机会。

    一天傍晚，我们正在操场上玩。林小兵突然来了，神秘兮兮地对我们说：“喂，告诉你们，今晚有内参电影。你们想不想看？”我们当然想看！林小兵就把我们领到小礼堂的一扇窗子前，果然，那扇窗子是活的。我们依次钻了进去。窗子直接通到小礼堂的后台，林小兵领着我们，像鬼子进村一样，又偷偷地钻到了舞台的侧幕里。放电影的时候，幕布都是拉开的，堆在舞台两侧，这正好成了我们隐身之地。我们藏在帷幕里，有的蹲着，有的趴着。

    小礼堂果然就是不一样。礼堂内的几盏灯特别漂亮，放映员正在调试机器。强光打在舞台中央的银幕上，雪亮雪亮的。小礼堂的座椅都是沙发，而且沙发前还有茶几。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女兵正提着暖瓶往茶几上的杯子里倒水，水声欢快，一定是滚开的。不一会儿，有几个人走了进来。这些人一落座，小剧场里的灯光马上就黑了。电影随后开演。

    内参电影都是外国黑白片，里面全都是大鼻子、卷头发的男人和女人。虽然是译制片，讲的也是中国话，可他们说的，我们却好像听不懂，感觉像是在听天书。我们是躲在侧幕里，要把头抬得很高才能看清画面。银幕离我们很近，电影里的人又总是走来走去的，看得我们头直发晕，林小兵之前说内参电影有时候会有些男女亲热的镜头，但我们却迟迟没有看到。我们觉得上了当，使劲把林小兵的耳朵提过来小声说：“你骗人。”林小兵不耐烦地摆了下手说：“还没到呢，急什么？不想看你们出去。”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继续耐着性子、伸长脖子看下去，同时心里不免觉得其实内参电影一点儿也不好看。

    我们中间的王大旺最没耐心，他趴在地上，头一点点的，都快要睡着了。正在这时，林小兵猛地踹了王大旺一脚，原来是关键镜头来了！王大旺抬起头来，果然看见电影中出现了一对男女在互相表白。此时的小剧场极其安静。可王大旺在迷迷糊糊中突然看到这一幕，竟猛地大叫了一声：“快看这两个人！”这一声大叫把我们这群人暴露了。电影停止了播放，随即整个剧场的灯都亮了起来。有几个执勤兵把我们从幕后提拎了出来，又捉住我们的后衣领子，把我们从小剧场正门的台阶上推了下去，吓得我们赶紧跑了。

    逃离了小礼堂，大家又聚在一起。我们一致认为内参电影一点儿也不好看。可林小兵却不赞成我们的观点，他很鄙视地对我们说：“你们这帮人根本不懂。”我们就想我们不懂，难道只有他林小兵一个人懂？就他和我们不一样，那么特别？看在他哥林大兵的面子上，我们也不想和他掰扯这些。只不过从此以后，我们照样看我们已经看了上千遍的战争片，再也没有人提起内参电影了。

    不过林小兵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对内参电影情有独钟。他很少和我们一起看战争片，总还是偷偷跑到小剧场去。后来有人把小剧场那扇窗子钉死了，林小兵也看不到内参电影了。他就开始看一些外国小说，书包里永远有一本我们看不懂的书。我们不喜欢大鼻子又卷毛的外国人，对林小兵的做法也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想或许他真的懂一些我们不懂的东西吧。而林小兵也的确开始有一些和我们不大一样的举动：他常常一个人发呆，有时对着一片树叶或一枝枯萎的花做出多愁善感的样子。我们不喜欢他这种风格，总觉得他有他的世界，而我们的世界和他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便很少和他一起玩儿了。

    上初二的那一年，林小兵出事了。听说他偷看女厕所被人发现了，于是派出所的人便把他带走了。那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一个男的偷看女生上厕所是一件非常下作的事，干这种事的人肯定没脸见人。林小兵偷看女生上厕所的事就在我们班级以及整个学校里传开了。这件事发生后，我们再没见过林小兵来上学。后来听说他爸把他送回老家去了。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高中毕业后一两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林小兵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说：“石钟山，我是林小兵啊，今晚有空聚一聚，好久没见了！”他说出时间和地点，然后电话突然“咔嚓”一声就挂断了，我连回应一句的时间都没有。不过大家还是去了。林小兵多年未见，这次他仿佛突然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我们当然都想知道这些年林小兵是怎么过来的。等了好久，林小兵终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花格子衬衣，喇叭裤，留着很长的头发，手里提着一部“大哥大”，一进门他便热情地和我们每个人都狠狠地拥抱了一把。

    酒过三杯，我们都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的。他笑而不答，只是说：“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后来他才慢慢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他在老家读完高中，便下海经商了，到南方倒腾电子表、牛仔裤、蛤蟆镜。后来他终于发了，现在开了几家服装商店，正做得风生水起。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许多酒，脸红脖子粗地说了许多话，不过唯独没有说女厕所那件事。我们知道，林小兵忌讳这件事，俗话说打人还不能打脸呢，所以没人提。

    从饭店出来我们本想各自回家，可林小兵却建议换个地方大家继续聊。他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便直接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卡拉OK的歌厅。林小兵似乎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不少女孩见了他，都亲昵地“林哥”长“林哥”短地叫他。小兵也不理她们，直接冲着里边的一个妈咪喊：“今晚来的都是我最好的哥们儿，给我安排好！”

    林小兵给我们每人都安排了一个姑娘，那些姑娘一坐下便把身子投进我们怀里。而且她们身上仿佛没长骨头，歪倒在我们身上就再也不起来了，弄得我们越发的羞怯，此时脸上比喝了一斤白酒还要红。再看林小兵，他一副轻车熟路的样子，左抱一个右搂一个。小兵又要来了红酒和洋酒，不停地和我们碰杯。他一手揽着姑娘的腰一手举着酒杯，干了一杯又一杯。然后他突然说起了当年偷看女生上厕所的事，他说：“你们说那事算个屁呀，是不是？”

    我们都不好说别的，只好一边笑一边说：“是，是！”

    林小兵把手伸到一个姑娘的怀里狠狠地搅了两下，姑娘笑着说：“林老板你真坏！”嘴上虽说坏，身子却大面积地贴过来，几乎要吊在林小兵的身上了。后来林小兵终于喝多了，酒杯从他手里跌落下去，他红着眼睛冲我们说：“当年那点小事，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我活得压抑呀。”

    我们都过去用力地拍林小兵的背，以示理解和安慰。

    林小兵哭了，看起来很伤心。他哭了一阵又一阵，却还没忘记劝我们喝酒。他一口把半杯酒干了下去，然后一下子把杯子摔碎，又反复地说：“那事算个屁呀，是不是？你们说算个屁！”

    我们都点头。这次是真心的。

    从那以后，林小兵经常请我们聚会，每次聚会都会叫来一群姑娘，然后就会喝醉，每次喝醉，他都会一遍遍地说：“那事算个屁呀，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小兵还没走出当年厕所事件的阴影，他嘴上虽然那样说，但他内心却始终没能摆脱这件童年经历对他的影响。每次看到他这样，我们心里都很难过。

    年少轻狂不更事，小兵的痛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整个一代人所共有的。有些记忆总是那么难以抹去，如果那些往事真能像一个屁一样从我们的心里和生活中放掉和消失就好了。

    林大兵与露天电影

    197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有两件事在我们的记忆中不可磨灭：一件是唐山大地震，另一件则是东北海城大地震。总之那段时间，关于地震的谣言简直可以用“漫天飞舞”来形容。

    我们的楼房不能住了——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我们家家户户都建起了防震棚。学校操场、马路边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棚子，一溜溜的防震棚显得杂乱而又壮观。

    虽然住的地方很简陋，但那段日子是我们最快乐也最开心的日子。这种类似于群居似的生活，让我们的天性大开。我们十几个、二十几个孩子随时可以聚集在一起，在防震棚的缝隙里追跑，玩抓特务、躲猫猫的游戏。我们仿佛置身在时间和空间的迷宫之中，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一直玩到天荒地老。

    那会儿军区机关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放露天电影，这成了我们另一个快乐的源泉——电影队的人挖空心思，把许多老电影拷贝都拿出来播放，有时一晚上就能播两三部片子。《上甘岭》《渡江侦察记》《小兵张嘎》《奇袭白虎团》……虽然这些老片子我们已经看过无数遍了，不用看就能大段大段地把台词背出来。但每天晚上的电影还是慢慢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银幕不分前后，凡是能站得住的地方，都有着黑压压的人群。长夜漫漫，老电影陪伴着我们消磨时间。

    我们这群孩子，注意力自然不仅仅在电影上，更让我们兴奋的是这种人们聚起来的氛围——小的时候总觉得，许多人聚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你炒一个菜，我煮一锅饭，然后把几家的菜放到一起，围坐着吃饭。男人们坐在地上喝酒，主妇们说着闲话，至于我们——很快吃完饭，一抹嘴疯玩去了。这种生活让我们觉得很快活，幸福无比。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氛围，所以我们都爱挤热闹去看露天电影。放电影时，我们这跑跑那跳跳，穿梭于人群之中。电影的光线忽明忽暗，这种奇异的光线感让我们更加兴奋，仿佛在经历冒险一样。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这帮小孩发现了一个秘密——

    有一天晚上，我们看到高中毕业的林大兵看着看着电影，莫名其妙地钻进了操场后的树林。不一会儿，文工团的杜鹃也随后走进了树林。

    杜鹃比林大兵高一届，在我们这些人中是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她从上初中时便开始学拉二胡。在我们还在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杜鹃的二胡已经拉得有模有样的了。她拉出的二胡，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忧伤，能使听众心里的感情也随着她的音乐高低起伏，感受喜悦与难过。那几年杜鹃只要一回家就拉二胡，二胡声声入耳，可以说我们的童年就是在杜鹃的二胡声中度过的。后来高中毕业，杜鹃就考入了军区文工团，当了一名二胡演奏员。穿上军装的杜鹃仿佛一下子长大了，也变漂亮了。我们再也听不见她的二胡声了，她的二胡只留给了表演现场。只有到周末时，我们才能偶尔看到亭亭玉立的杜鹃穿着军装回家。她的皮鞋敲击着水泥地，发出“笃笃”的声音，然后她一阵风似的从我们身边刮过去，只把一缕香气留在了空气中。杜鹃因为美丽而高傲，从来不正眼看我们这群小破孩。

    所以那天晚上发现杜鹃追着林大兵走进了黑咕隆咚的小树林里，引起了我们这帮小孩儿的好奇心。我们便像侦察兵一样迅速潜入到树林里侦探“敌情”，果然发现了“情况”：我们看见杜鹃倚在一棵树上，林大兵站在她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很近。在林子外透进来的光中，两人变成了一对剪影，十分优美。

    远处露天电影仍在放着，不时从我们身后传来爆炸声和喊杀声。我们听不见两人在说什么，只看到两人说了一气又一气。我们潜伏在潮湿的草地上，久久地忍耐身子下面冰凉的露水，都有些不耐烦了。这时突然看到林大兵开始行动了！他把身子抵在杜鹃胸前，用双手抱住杜鹃的身子。杜鹃起初在扭动着拒绝，后来就不动了。她的手伸到了林大兵的后背上，两人死死勒裹住对方，从远处看仿佛是一对仇家，恨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再后来他们的嘴就碰到了一起，还有他们的牙齿似乎也磕碰到了一起，我们隐隐听到有骨头互相撞击的声音。

    看过内参电影的我们，对亲嘴已经不稀奇了。这次王大旺也没有尖叫出声。我们都屏住呼吸，观察着两人下一步的行动。只可惜，他们俩始终就保持着那种姿势。过了很久，他们似乎累了，好像刚刚经历过搏斗一般。两个人都大口地喘着气，那呼吸的样子就像两条蹦到岸上即将干死的鱼。两人就那么抱着，呼吸声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但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没能等来新节目，电影演完了，妈妈们开始大呼小叫地喊我们回家睡觉。我们便看到林大兵和杜鹃分开了身体，各自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一前一后走出了小树林。

    这一晚林大兵和杜鹃上演的这一幕，看得我们心里痒痒的，却找不到出口。我们都觉得看林大兵和杜鹃很过瘾，比内参片还要好看。

    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观察他们俩的一举一动：他们总是频繁地在放露天电影时约会，地点就是操场北侧的小树林里。而暗中观看两人谈恋爱便成了我们这帮小孩每天晚上的保留节目，让我们觉得不仅刺激好玩还非常快乐。

    终于有一天，我们看见林大兵又有新动作了——他的手顺着杜鹃的衣服下摆伸到了里面。之后两人又像干死的鱼一样喘息着。只听得“嘎嘣”一声，林大兵似乎把杜鹃的内衣带扯开了。杜鹃发出一声低叫，林大兵却迅速地用自己的嘴把杜鹃的嘴堵上了。他的手又移到了杜鹃的胸前，杜鹃又发出了那样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很难受也很痛苦。这时林大兵也叫了一声，随后两人一下子顺着树倒在了地上。

    我们都不敢出声。可突然，不知谁在树林里大喊了一声：“地震啦！”

    我们赶紧一跃而起，一边呼喊着，一边向操场上跑去。操场上那些看电影的人也听到了来地震的喊声，都四散着往家跑，一下子乱了窝。跑了一会儿，人们逐渐停下来，发现似乎并没有发生地震。大家你问我我问你，都不知道是谁先喊了“地震啦”。大家只好又继续坐下来看起了电影。

    直到这时，我们才又想起树林里双双摔倒的林大兵和杜鹃。可当我们回到树林里时，两个人的身影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看到一片被他们压倒的青草。我们都觉得遗憾，便都骂起刚才那个喊地震的人。如果没有那声喊，林大兵和杜鹃也不会走，我们也就能继续偷看下去——那声喊叫让“最好看的电影”戛然而止了。

    最后，王大旺承认了那声地震是他喊的。原因居然是他看到林大兵他们两个人突然倒下去，震得地面都发抖了，他以为这是地震了，不然好端端的两个人怎么会突然倒下呢。那天我们每个人都揪了王大旺的耳朵骂他是猪，才算作罢。

    打那之后，地震继续防，露天电影继续放。可我们却再也没见过林大兵和杜鹃一起出现在小树林里。再后来，夏天结束，我们带着一丝伤感和落寞，各自又都搬回到楼房中的家里。露天电影再也不放了。傻乎乎的、玩起来无法无天的童年也就结束了。

    我们差不多把那年夏天的事都忘记了，却突然得知杜鹃要结婚了，新郎不是林大兵，而是机关的一名文化干事。这个干事的父亲是我们军区的副政委。我们都不明白杜鹃为什么没有嫁给林大兵，总觉得他们俩应该是一对。杜鹃结婚后，林大兵突然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再次见到林大兵是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了。林大兵那时已经二十好几了，仍没结婚。他穿着喇叭裤，戴蛤蟆镜，头发很长还烫了卷。那做派虽然跟他弟弟一样，但他仍然很少说话，依旧是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

    林大兵和林小兵后来一起合伙做生意，很快有了钱，林大兵是我们大院里第一个开上汽车的人。那时他的车里总是有各式各样的女人坐进去又走出来，她们或者很漂亮，或者很时髦。但他却一直没有结婚。

    这就是林氏兄弟的故事。

    独身主义者李权

    认识李权时，他已经是大学老师。

    他穿着中式服装和布鞋，戴一副圆圆的、民国时期账房先生才会戴的那种眼镜，理的是光头，而且每每总是用刀子把头刮得锃明瓦亮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多青年都以留长发、烫卷发为时髦，李权则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是我们军区大院的孩子，但年龄比我们大很多，所以我们小时候一直对他没什么印象。只知道他的父亲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烈士，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李权是被他母亲拉扯大的。他上边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女人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成人，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件极其艰难、辛苦的事情。

    所以已经当上大学老师的李权每到周末都会回军区大院看望他已经退休的老母亲。李权的哥哥、姐姐都结婚了——他姐姐下乡插队时留在了内蒙古并在那里结了婚、生了子，很少回来；李权哥哥的单位在郊区，家也在郊区，回来一趟也不容易。于是，照顾老母亲的重任便落在了李权一人身上，回军区大院陪伴母亲成了李权每周末必须要完成的功课。每次回来，他都会斜背一只黄色军挎包。到了家放下书包，他便会坐在马扎上，在自家门前看书。他家住的是平房，一出门就是院子。李权一回家就坐在院子里看书，上午坐在那里，下午也坐在那里，仿佛从来就没有动过窝。只有每到中午或晚上的时候，他的母亲从屋内探出脑袋来喊他吃饭，他这才走进屋里待一会儿。但吃完饭，他又会马上坐到门前的马扎上开始看书。雷打不动，每周如此。

    本以为母子俩相处得应该很和谐，可没想到我们发现李权妈妈在李权回家时总是显得很暴躁。有时她还没来得及解下腰上的围裙，便站在院子里用手指着李权，喋喋不休地争吵。听的次数多了，我们终于明白了老母亲对李权不满的原因——李权都三十多了，还没有谈过恋爱。他妈妈着急，便天天骂李权，说他读书把脑子读坏了，也不心疼、体谅他的老妈了。李权母亲耳背，吵闹的声音特别大。但李权从来不跟她计较，母亲吵母亲的，李权仍雷打不动地看书。为了不打扰到自己，他还偷偷用棉球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了。

    说起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老师是个高尚而又光荣的职业。许多女青年对大学生尚且景仰有加，更不用说大学老师了。李权虽然打扮得有些保守，但他不缺胳膊不缺腿，戴上眼镜后视力也算良好，按道理说他如果想找个女朋友并不困难，可他就是不找。我们不理解，他的母亲更不理解。

    母亲见自己的吵闹没有效果，便又改用忆苦思甜的方法从感情上打动儿子。我们总是断断续续地听到她说，李权和哥哥姐姐从小到大没少受苦遭罪。挨饿时，家里用书换饼子吃，一开始一本书换一块饼子，到后来变成了好几本书才能换一块饼子。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什么都没得吃。那时李权还小，母亲便带着三个孩子去郊区农田里捡粮食，捡到一点粮食，母子四人便分着吃。讲到这里，李权妈妈总要说一句特别经典的话，这话让我们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她说：“你个没良心的，长大了翅膀硬了，就不听妈的了？想想当年，妈放屁蹦出一粒豆瓣，马上捡起来放到你嘴里，这事你忘了，嘿，你个没良心的，嗯？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一群孩子每每听到这里，便一起哈哈哈地笑起来。李权是个孝子，他妈妈这么数落他，让他在众人面前难堪，可他仍旧每周准时回来陪母亲，一边听着母亲唠叨自己，一边在院子里读书。我们听了李权妈妈的话，便知道李权为什么爱读书了——他是在弥补儿时的遗憾，想把换出去的那些书，再补回到自己的脑子里去。

    李权妈妈看到不管怎么说都没用，便开始直接展开行动。她托了很多朋友帮李权介绍对象。热心的老大婶们纷纷地把一个又一个好姑娘介绍给李权，于是每周末李权回家的时候，总有一个姑娘已经在他家院子里守候了。

    热心人领来的姑娘样貌各异。她们见到李权都会主动热情地和他打招呼，有的叫李老师好，有的叫李教授好。姑娘们对李权都充满了期待。可李权呢？他只是淡淡地回答一句“你好”，便再也不理人了，又把两只棉花球塞到耳朵里，开始看他的书。李权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当然让姑娘们很尴尬。姑娘一走，李权的母亲就开始哭，边哭边骂，哭得声泪俱下，骂得荡气回肠……可这一切仍然没能打动李权，让他在态度上有什么变化。

    也有人在背后议论李权，说他是同性恋。那个年代说起同性恋，就像谈到瘟疫或者传染病一样可怕。不过李权很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了这个谣言：据说有个同性恋看上了李权，还专门把他约到一个酒吧里，当场表白了自己的爱恋，可换来的却是李权的一顿暴打，门牙还被打掉了两颗。这件事传得很快，从此再也没有人说李权是同性恋了。后来大家再议论起李权，虽然还是不理解他为什么不结婚，但却觉得他我行我素的样子飘逸得很。时间久了，我们都觉得李权身上有一股非比寻常的气场，我们琢磨了许久，终于有人说是“仙气”，我们一致认为这个词用得很准确。

    仙风道骨的李权一直形单影只，但后来他因为母亲的一场大病终于打破了这种状态。听说他母亲病得快不行了，但一直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心里还想着李权的婚事。病痛中的她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看着李权一边拉着他的手一边流泪。李权当然明白母亲不咽气的原因，他流泪了，泪水落在母亲的手背上，落在自己的心里。

    没两天，李权领来一个姑娘站在母亲的病床前，手里还拿着一张结婚证。结婚证上有两人的照片，盖着钢印。母亲哆哆嗦嗦地抚摸着结婚证，又拉过姑娘的手，苍白的脸上显现出宽慰和开心的笑容。几天之后，母亲终于撒手西归。李权和哥哥、姐姐一起把母亲的后事办好，又回到了自己的学校。

    半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李权找的和他结婚的那姑娘，是花钱请的托，不久后两人就离婚了。当时姑娘要去美国，因为未婚怕被认为有移民倾向，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弄了一次假结婚。为此，李权还破费了一万块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万块不是个小数目。我们都不明白李权为什么宁肯花这么多钱也不愿真真正正地找个媳妇儿。

    李权母亲去世后，我们就很少再能见到李权了，可我一直没忘记这位特别的大朋友。若干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家社区的图书馆里又意外地见到了李权。

    那是一座并不太大的房子，几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四面墙都是书架，中间还有几排。每个书架上都摆满了书，书的种类非常丰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书店。我们是专门来参观这家社区图书馆的——它因为办得有特色远近闻名，很多人都特意前来参观。

    我一眼就认出这家图书馆的主人就是久未谋面的李权。他还是当年那身装束：一身中装、圆口布鞋、圆眼镜、光头，只不过发茬已经白了几许。除了他老了，他看起来仿佛一点儿都没有改变，神情、精神都还和年轻时一样。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到了许多以前大院里的事，还提到了他的母亲。他想了许久，终于有些印象，紧紧地握了两下我的手。

    原来这家图书馆里的书全都是李权个人捐献的。图书馆完全是开放式的，谁都可以到这里来借书。门口有张桌子，只要有人登记，就可以把书带走。李权经常遇到借走的书没有还回来的情况，可他作为管理者从来不追究，只是从家里再搬来一些书，把空出来的书架补齐。

    李权告诉我他不认为这些人是在偷书。他说既然借书不还，那读这些书的人，一定是很喜欢这本书的。既然偷的是学识，那这是天大的好事。如果舍弃一些书，能让更多的人偷得知识，他巴不得天天都这样做。

    李权说他看着满屋子的书，觉得很幸福。

    一行人参观完图书馆要离开时，我最终没能忍耐住自己的好奇心，拉住李权的手，看着他的眼睛，问了句这么多年来一直想问的问题：“李权叔，你为什么一直没结婚？”

    李权的样子很平静。他抚了抚滑到鼻梁上的眼镜，说：“我这辈子只对读书感兴趣，人有时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干完一件事……”说完他笑了。

    李权真的老了，他笑时，脸上的皱褶都堆在了一起。

    临走时我不禁又转头回望李权，他正俯下身去读一本书，那读书的样子还似当年那样“雷打不动”。

    这就是一辈子不结婚的李权，这就是吃过母亲抿到他嘴里豆瓣儿的李权——读了一辈子书的李权。

    消失的二哥

    十六岁那年，二哥突然留下一封信便神秘地消失了。

    二哥已经不是第一次失踪了。前一年的暑假，二哥曾经搞过一次“上山打游击”的闹剧。

    那年二哥和院子里几个同龄的孩子偷偷离开了北京，他们搭汽车又坐火车去了辽北的调兵山。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去调兵山那里打游击。二哥不是平白无故产生这种想法的。他从小就看过许多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的革命事迹，在小学课文里还学过《朱德的扁担》，讲的也是当年红军在井冈山斗争的故事。于是心血来潮的二哥便穿着绿色军裤，戴着军帽，提着自制的火药枪，与院里其他几个孩子偷偷地跑去调兵山了。

    起初院里并没有人发现这几个孩子不见了。那时二哥已经十五岁，上高中了。高中的男孩子平日里打打闹闹，这家住一夜、那家过一宿的现象经常发生。所以大人们几天没见到孩子也不会太在意。后来，还是我发现了二哥他们真的不在院子里。

    我之所以能发现二哥的失踪，是因为平日里二哥是我的保护神——二哥在我们沈河区后勤大院一带，是出了名的不怕死。他一挥手，附近几条街的小崽子们都肝儿颤。二哥他们曾经在这一带打过几次著名的群架。他们先是在沈河区委大院打赢了那里的孩子，后来又在万柳塘公园里干过漂亮的一仗。那些场面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看来激动万分。每次对阵，双方都会亮出菜刀、军刺，还有火药枪。他们的书包里还沉甸甸地装着大板砖。两拨人对峙了十几分钟后，只见二哥拔出军刺大叫一声冲了过去，其他跟随二哥的孩子看到二哥这样也越战越勇，激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终的结果是区委大院的人逃之夭夭，地上留下了好几摊血迹。他们有的脑袋被开了瓢，有的大腿上被军刺捅出了血窟窿。不过我们后勤大院也有伤情：二哥的手臂被划出了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被送到军区医院门诊部缝了八针；二哥的同学二狗子脑袋流血，头上缠的纱布十几天之后才拿掉。虽然负伤惨重，但二哥他们用鲜血证明了自己是不怕死的。打那之后，很少再有人敢欺负我了，即便偶尔有，关键时刻，只要二哥他们出面，总是所向披靡。大多时候他们遇到的总是遭遇战，二哥他们把书包抡圆了当武器，他们的书包里总是装着坚硬的板砖。书包在他们手里潇洒地飞舞，板砖的撞击声铿锵作响，咒骂声、喊杀声不断交错，间有鬼哭狼嚎之声，景象颇为壮观刺激。有一次朱革子看完我二哥他们打架，吓得把裤子都给尿了，我们一边骂朱革子是熊包，一边在心里赞叹我二哥真是神勇。

    可那次我被外边的人欺负，却满院子找不到我那战无不胜的二哥了。也正因为我的哭喊，院子里的家长们这才发现这帮孩子失踪了。他们先是报告了派出所，又在特务连调了一个班的战士出去寻找。

    一周后，二哥他们被调兵山的民兵给押了回来。据说他们之所以会被民兵发现，是因为他们偷了人家的玉米拿到山上偷烤，烤食物发出的烟雾引起了当地民兵的警惕性。民兵手里都有枪，七九式或者半自动，民兵连长用的还是冲锋枪，人家没费多大力气就把二哥他们给拿下了。二哥他们那些军刺、火药枪根本派不上用场，只能束手就擒。这是二哥第一次打败仗，同时也打碎了他打游击做英雄的美梦。

    二哥被民兵押解回来后，我记得父亲用皮带抽了二哥足足有十几分钟。二哥一声也不吭，只不停地在地上翻滚。我父亲喘着大气指着地上的二哥大声地责问：“你这个小兔崽子……你他妈这是要打谁的游击，嗯？你他妈这是要造共产党的反吗？嗯？！”我父亲一边骂一边狠狠地往我二哥身上抽，仿佛这样才能解气。二哥自知这次游击打得不怎么光明磊落，挨了一顿暴打之后也就老实了。

    那次游击事件后不久，二哥他们就上了高二。他们似乎一下子就长大了，变得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嘴唇上长出了淡淡的茸毛，说话的声音也变粗了。他们腿上跨着的自行车就像是他们的玩具，无论停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不下车，只把两只脚拖在地面上，然后微微抬起头，斜着眼睛看这个世界。

    所以二哥的这第二次失踪，事前一定考虑得更周密了——

    二哥毕业前夕很少着家，早出晚归的，他们那几个死党形影不离，经常聚在一起开小会。我们有几次凑到他们跟前去偷听，他们一见我就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便大声地说让我们滚。我们不滚，他们就用眼睛瞪我们，我从二哥的眼里看到了冷冷的东西。我们一散，二哥他们又开始严肃地说着事情，眉头都拧在了一起。

    过了两天，他有一次突然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间。他先是把他那顶军壳帽戴在了我头上。虽然他的脑袋比我的大，帽子戴在我头上咣里咣当的，但我还是很高兴。我一遍遍地确认：“你是要把这军帽给我？”二哥点点头，想了想又把他那件军上衣也脱下来给我披上，说：“这件也给你了。”二哥的上衣在我身上像一件大袍子，我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哥，这件太大了，还是你穿合适。”二哥摇摇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以后你穿就合适了。”听了他的话，我感动得差点流下眼泪来。可我笨了吧唧的，二哥这么异常我都没看出什么征兆来。

    二哥还对我说：“你呀，以后少惹事。要真是有人欺负你，你就来点狠的。人都是欺软怕硬的，你下决心来点狠的，别人这辈子都怕你。”

    我点了点头，似懂非懂，然后又问：“哥，那你以后不帮我了吗？”

    二哥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道：“哥大了，哥要去干大事。”

    那天我听二哥这么说，心里很难过，心想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只能靠自己了。但与此同时，我好像也长大了，开始有一点明白二哥说的话了。

    说完这话没两天，二哥他们就再次失踪了。丢失孩子的家长都很着急，大家一直在找，但是这次却没有民兵把二哥他们送回来。大家先是通报了公安局，又通报了军区党委。二哥留下了一封深沉的信，上面写着：爸、妈，我走了。我满十六岁了，我要出门干大事去了。不要找我。如果有一天我战死疆场了，那我就是烈士，我要用自己的鲜血染红青春……

    二哥在信里把自己比喻成烈士。当父亲看到这封信时，很奇怪他这次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认真地又看了一遍信。他走到客厅的墙旁，盯着墙上挂着的那张中国地图看了好久。他久久地望着南方的边境线，又拿出放大镜看了又看，然后才离开了房间。父亲走后，我也搬了一张凳子站在上面研究地图。我看到了“云南红河”的字样，过了红河就是越南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报纸、广播里一直在说一件大事：越南人民正在自己的国土上奋勇地抗击美国侵略者。我们国家不仅在道义上声援水深火热的越南人民，从军事物资上也在援助他们。那会儿，越南被我们称为祖国的“南大门”，许多有志青年集结在云南边境线上，他们要再当一次志愿军，像当年支援朝鲜一样，痛击美帝国主义。

    二哥的信指明了他的去处，那几天，父亲经常望着窗外发呆。军区已经和云南省军区取得了联系，云南省军区正全力寻找着二哥他们。

    十几天之后，二哥终于回来了。他们是被军区保卫部派出的干部从昆明接回来的——他们没能越过红河，在云南就被省军区的队伍发现了，然后便被押送到了昆明。二哥变得又黑又瘦，头发也长了，嘴唇上的茸毛脏乎乎的。他们同行的十几个人，只有二狗子成功穿过了边境线。二哥他们晚了二狗子一步，就在要穿越边境线的时候被巡逻的士兵发现了。回到家的二哥眼里写满了遗憾与壮志未酬。

    父亲面对回来的二哥，并没有揍他，而是伸出手用力地捏了捏二哥的肩膀，父亲问他：“你小子想当英雄？”

    二哥不说话，挑着眼角看着父亲。

    父亲伸出手想拍一下二哥，但又停住了，转而背在身后，他说：“那你就去当兵吧。”二哥的眼角跳动了一下。

    半年之后的秋天，二哥去参军了。

    参军后的二哥终于打听到了二狗子的消息——二狗子的骨灰盒被云南省军区派人送了回来。

    原来二狗子成功进入越南后加入了越南的游击队。在一次空袭中，他中了美国人扔下的子母弹②——二狗子阵亡了。越南游击队的人把二狗子的遗体交给了中方。省军区把已经安息了的二狗子送回了家。军区机关破格为二狗子开了一次追悼会，会上说二狗子是国际主义战士。那次追悼会，我记住了二狗子的大名——他叫李宏伟。我从不知道他有个这么响亮的名字。

    遗憾的是，二哥正在部队当兵，没能赶上二狗子的追悼会。

    二哥当满三年兵后复员了，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当了工人。每年“八一节”的时候，二哥总会和昔日的战友们相聚，喝上几杯酒。喝完后他们会集体起立，粗着大嗓门吼一首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他一直保留着一本影集，记得第一页上的照片，是二哥手握钢枪站在哨位上。后面的每一张都是二哥当兵时跟各种武器的合影，有的是大炮，有的是坦克。最后面还有二哥当年跟小伙伴的合影，笑得傻傻的二狗子就站在他们中间。

    许多年过去了，二哥早已成了大千世界中普通的一员：人过中年的二哥，头发稀疏了，唇上的胡须总是剃得干干净净的，每天为着一家老小赶着生计。二哥的目光早已变得平和，有时甚至是浑浊和散乱的。只有在他翻阅自己的影集时，那散淡的目光才会再一次散发出青年时的英气。

    我想二哥永远都忘不了他当兵的日子——那些唯独属于年轻时才会有的烂漫岁月。

    ①军刺：军刺是一种武器，一般呈棱形，带血槽，刀身不反光，可直接安装在枪上，可以折叠收起，也可拆下来使用。

    ②子母弹：分为子母炮弹和子母炸弹。子母炮弹重点是用来对付远距离的敌方坦克群。子母炸弹又被称为集束炸弹，是将小型炸弹集合成一般空用炸弹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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