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郢书燕说”与“辽东白豕”的典故，意在讽戒穿凿附会与少见多怪。客观地说，由于时代的日新月异，今人与古代诗文愈来愈远，愈来愈隔膜，少见多怪是必然的；快节奏的消费时代缺乏精雕细琢的氛围，遭遇功利困扰的训诂实践，也不可避免郢书燕说。惟其如此，就训诂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而言，运用传统而科学的训诂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方法训练和实践指导，关注并解决古籍整理、辞书编纂和语文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这与理论建设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许嘉璐先生在1980年代曾强调：
任何一种语言，特别是它的词汇，无不受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环境的制约。文言几乎伴随着封建社会延续了两三千年，它所反映的生活，特别是各个时期的风俗习惯（包括某些制度），前后变化很大，有些已不为今人所熟悉了解。这就给我们的注释工作增加了困难。根据古今习俗的差异，对有关词语做出准确的注释，让读者正确地认识古代社会，是古书注释者的责任。
语言为全社会所共有。语言的任何一个“零件”必须为整个社会所了解、所公用、所遵循，否则语言就完不成其作为交际工具的任务。这一特性体现在语词上，就是它的每个含义与用法一定是“无独有偶”的，即不但“在这里”这样讲、这样用，在别的地方也应如此。古人不信孤证、重视前人有无成训，就是这个道理。
训诂实践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就是由于对古代生活习俗的不了解，由于对语言社会性的忽略。例如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对于其中的“床”，二十多年来新解不断，竟然有五种之多：
第一种：“床”是榻，长0．84米，只能容一人独坐。《初学记》卷二十五引《通俗文》曰：“床，三尺五曰榻，八尺曰床。”《释名·释床帐》曰：“人所坐卧曰床……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李白《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小姑娘“门前”摆上一张卧床，当然说不通，也只能是榻。东汉的一尺约合公制24厘米，三尺五为0．84米。
第二种：“床”是马扎，古称“胡床”：“李白拎着一个马扎，坐在院子里，在明月下思乡。唐代的窗户非常小，月亮的光不可能进入室内。尤其当你的窗户糊上纸、糊上绫子的时候，光线根本就进不来。”
第三种：“床”由“胡床”演变而来的“绳床”：“如果是睡眠之床，作者躺在床上，诗中所用‘举头’、‘低头’也是不好解释的。……唐明皇时期对胡床进行了改进，增加了高度，并设置靠背，成为类似现今使用的折叠式躺椅，具有坐、倚、卧的功能。……诗人在庭园中，倚靠在绳床上假眠，于似睡非睡的朦胧之中，身感凉意，看到绳床之前洁白的月光，便‘疑是地上霜，了。”
第四种：“床”是井栏或辘轳架（汲取井水的起重装置）。理由是：1．果真是睡在床上，就只能说“开眼”望明月，“闭眼”思故乡；头靠着枕，怎么好一下子“举头”又一下子“低头”呢？2．普通老百姓的“床”都是靠墙放的（北方的炕更是固定于墙的），怎么能绕床骑竹马、弄青梅呢？3．解作“卧床”，“疑是地上霜”句无法索解，因为室内不可能结霜，在卧床上看不见地上霜。释“床”为井栏的专文节录如下：
“床”，古义又作“井栏”，《韵会》称“床”为“井干，井上栏也。其形四角或八角”。《淮南王篇》（见郭茂倩《乐府诗集·舞曲歌辞》）有“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之句，“床”也作“井栏”解。《淮南王篇》以后，诗人们写到井栏，多用“银床”或“玉床”。庾丹《夜梦还家诗》：“铜瓶素丝绠，绮井白银床”句，直接由《淮南王篇》脱出。又如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李商隐《富平少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纳兰性德《虞美人》：“银床淅沥秋梧老。”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王琦注云：“古乐府多有玉床金井之辞，盖言其木石美丽，价值金玉云耳。”
有人曾指出“床”字可解作“辘轳架”，并引浦起龙《读杜心解》载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句引《名义考》：“银床，辘轳架。”此义差近。如果我们把前引各诗句中的“床”字解作“辘轳架”，均可通。
第五种：《长干行》“绕床弄青梅”的“床”是几案：
“床”，尚有几案（今称桌）一义，为历来字书、词书所未列，下先举《太平广记》中数例：卷111王琦条：“又见床舁珍馔，可百床。”卷115张法义条：“录事署发文书，令送（法义）付判官，召主典，取法义前案（按即案卷），簿盈一床。”卷129彭先觉条：（彭博通力大）“尝与家君同饮，会瞑，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中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泄矣。”以上三例，或置放珍馐、酒俎，或置放文簿，其“床”皆几案也。证之杜甫诗中之“书床”，则其义更明。如：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床上书连屋（《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九）。风床展书卷（《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散乱床上书（《溪涨》）。身外满床书（《汉州王大录事宅作》）。这五例之“床”，皆置放书卷之几案也。又《驱竖子摘苍耳》诗云：“登床半生熟，下箸还小益。”登床，谓摆放于食桌上也。其他诗文中的例，如：庾信《寒园即目诗》：“游仙半壁画，隐士一床书。”卢照邻《长安古意》：“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王建《宫词》：“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钱起《幽居春暮书怀》：“仙箓满床闲不厌，阴符在箧老羞看。”张乔《题友人草堂》：“三亩水边竹，一床琴畔书。”《北史·赤土国传》：（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等请使赤土，其王请骏等入宴）“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蝳蝐之肉百馀品。延骏升床，从者于地席。”《唐书·李吉辅传》：“初，政事堂会食，有巨床，相传徙者宰相辄罢。”以上各例之“床”，或置放书卷，或置放笔砚，或置放食物，亦皆几案也。
沿袭而补充论述有：
唐代韩琬《御史台记》“彭先觉”：“唐彭先觉叔祖博通膂力绝伦，尝于长安与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角力，博通坚卧，命三人夺其枕，三人力极，床脚尽折，而枕不动。观者逾主人垣墙，屋宇尽坏，名动京师。尝与家君同饮，会瞑，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泄矣。”（《太平广记》卷一九二引）文中第一个“床”字，是我们常见的家具——睡床，但第二个“床”字如仍释为睡具，则扦格难通。此处的“床”出现在“会饮”的场合，而且是正在“会饮”中，因为天色晚了，于是彭博通便一只手各持一张“床”，独自把两张“床”平稳地拿到了月光下的庭院里，“床”上放置的是“酒俎之类”（谓樽酒俎肉，泛指酒菜），而酒菜却没有一点撒泼出来，表明彭氏确实“膂力绝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器具呢？据此情理推测，应当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几案一类的用具。或以为坐椅、睡床也可以放置酒菜，未必不别有新意。此言虽不无道理，但我们要注意，此处的环境是朋友相见欢饮，地点或在家中（可能性更大），或在酒店，酒菜自然应摆在日常餐饮的用具上，而不会放在作为临时之用的坐椅或睡床上。此“床”释为“几案”，当可信之。
唐人对“几案”一类的东西称之为“床”，文献中屡见之。如杜甫《驱竖子摘苍耳》诗云：“登床半生熟，下箸还小益。”诗中“登床”的是“半生熟”的苍耳，茶碗放在“床”上，此“床”若非几案又是何物？诗中所谓“登床”，正如今之所言“上桌”。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一一引赵次公注曰：“登床，登食床也。”食床，即饭桌。
又如唐杜光庭《虬髯客传》云：“行次灵石，旅舍即设床，炉中烹羊肉且熟，遂环坐食羊肉。”（《太平广记》卷一九三引）此《传》中“床”上放置的是烹着羊肉的火炉，一行人环坐在“床”的周围吃着羊肉。此“床”若非如今之几案之类那又是何物呢？
“床”的“几案”义，在“饭床”、“食床”等复合词中表现得更为明确。如宋吕祖谦《东菜集·别集》卷二载：“宾客欲致奠于其家者，以饭床设茶与酒馔于其庭。”此“饭床”即指饭桌。《汉语大词典》已收录该词，释为“供吃饭用的几案”，甚确。现代潮州方言中，“饭桌”就仍称之为“饭床”。“饭床”又称“食床”，如唐薛渔思《河东记》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太平广记》卷二八六引）“食床”一词，《汉语大词典》收之，释曰：“食桌。”由此可见，“床”的确有“几案”、“桌子”的意思。
李白诗中“绕床弄青梅”之“床”字亦当作此解。“绕床”，即谓“围绕几案而行”。其用例，在古诗中并不少见，如：李白《猛虎行》：“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赵嘏《赠薛勋下第》：“一掷虽然未得卢，惊人不用绕床呼。”郑嵎《津阳门诗》：“绕床呼卢恣樗博，张灯达昼相谩欺。”“绕床弄青梅”之“绕床”，用意虽与此殊，而词义却并无差别。试想，男孩跨骑竹马而来，和女孩一起围绕着低矮的小平桌，边把玩着青梅边相互追逐嬉戏，这比围绕着井栏和坐具要更合情理，从意境上说要好很多。“床”字惟作此解，前述种种疑碍，始涣然冰释。
上述五说均不正确。究其症结所在，就是不明古今习俗的差异，违背了语言的社会性。
“床”和“榻”名称、形制不同，是两种家具。20世纪60年代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后期青色石灰岩雕刻而成的坐榻，平面呈长方形，四角有曲尺状足，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厘米。榻面刻有隶书一行：“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此榻之大小与《通俗文》所记榻之尺寸相当接近（左图）。榻“有坐榻，有卧榻”，卧榻可以睡觉，《太平广记》卷四○○《苏遏》：“至夕，乃自携一榻，当堂铺设而寝。”又《李员》：“一夕，员独处其室。方偃于榻，寐未熟，忽闻室之西隅有微声。”司空图《重阳日访元秀上人》：“且共高僧对榻眠。”“榻”主要是坐具，孟贯《宿故人江居》：“静榻悬灯坐。”《太平广记》卷四五八《李黄》：“李下马，俄见一使者将榻而出，云：‘且坐。’”“‘同榻”是优待礼遇，表示尊敬和亲热。《旧唐书·富嘉谟传》：“并州长史张仁亶待以殊礼，坐必同榻。”又《张光晟传》：“命同榻而坐，结为兄弟。”又《王琚传》：“玄宗命之同榻而坐。”又《张守珪传》：“时卢齐卿为幽州刺史，深礼遇之，常共榻而坐。”“汉、魏、晋时代独坐小榻的尺度大致是：长：75—130厘米；宽：60—100厘米；高：12—28厘米。”
20世纪50年代末河南信阳一号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实物床，长225厘米、宽136厘米、高42．5厘米，其形制与我们今天所用的木制床大体相同，尔后二千多年没有多少改变。打虎亭东汉墓壁画中的床，床前设曲栅足大长几，几上放食案和杯盘等食器，是一种宴享时专用的大床（左图）。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盛唐到五代时期的床、榻已普遍增高”。文物学者明确指出从隋唐开始“床”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床”并非如今日仅是为睡眠或卧床而专门陈放于卧室的卧具，它是朝会、办公、宴饮乃至睡眠无不使用的坐卧具。原来中国古代人们生活习俗是席地起居。史前建筑低矮，仅蔽风雨，室内空间狭小，席地起居自不待言。夏商时依旧沿袭，周时所定礼仪亦均依室内席地起居习俗而定。室内满铺筵，人须脱履而入室，在筵上铺席以备坐卧。这时已开始使用家具，出现了低矮的坐卧具，即名为“床”，殷商甲骨文中也可见到床之形象。当时床极低矮，实仍依席地起居习俗。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的木椁左后室中，发掘出一件拆散后葬入的黑漆木床，下设六足，床长225厘米、宽136厘米，但足高仅17厘米。低矮宽大，宜于席地起居习俗。
椅子这种典型的垂足高坐坐具的出现和逐渐流行，使得原来床为坐、卧兼用的主要坐具的地位发生动摇，并且随着椅子使用的普遍，最终使床丧失了作为办公、宴饮时坐具的功能，退而成为只用于卧息睡眠的专用家具，其陈设位置也由殿堂、官署及民宅中无处不在，而退到只陈设于专供休息的卧室之中。这种变化自隋唐始，五代北宋时日趋明显，著名的传为五代作品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右下图），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的图像，桌、椅等已是主要坐具，虽仍绘出大床，它已不是主要坐具。在图卷最后部分，还明显绘出陈放其上的被子等寝具。
唐代的“床”的确是“朝会、办公、宴饮乃至睡眠无不使用的坐卧具”。官府设床，《太平广记》卷三八○《王》：“入一大门，见厅事甚壮。西间有一人坐，形容肥黑。东间有一僧坐，与官相当。皆面向北，各有床几案褥。……厅上有床座几案，如官府者。”唐李涪《刋误》卷上《压角》：“两省官上事日，宰相临焉。上事者设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别施一床，连上事官床，南坐于西隅，谓之‘压角’。”《旧唐书·封伦传》：“内史令杨素……负贵恃才，多所凌侮，唯击赏伦。每引与论宰相之务，终日忘倦，因抚其床曰：‘封郎必当据吾此座。’”床上还可弹琴，唐蒋防《霍小玉传》：“卢氏方鼓琴于床。”唐诗中的“床”也表现出与上述文物的一致性：
记得竹斋风雨夜，对床孤枕话江南——韦庄《寄江南逐客》
小楼才受一床横，终日看山酒满倾——杜牧《宣州开元寺南楼》
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张仲素《燕子楼诗》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且喜闭门无俗物，四肢安稳一张床——卢仝《客淮南病》
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贺舅姑——张籍《乌夜啼引》
独卧空床好天气，平生闲事到心中——吴融《寓言》
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杜甫《新婚别》
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馀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馀香。——李白《寄远》
显而易见，“床”就是眠床、卧床而不是榻，它能容“四肢安稳”，而非“只能容一人独坐”。《全唐诗》中大量出现的“床”，即是这种与人们生活至关密切的家具。“床前明月光”之“床”，其实正是眠床：
西楼半床月——许浑《趋慈和寺移宴》
觉来半床月——李贺《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
半床斜月醉醒后——郑谷《重阳夜旅怀》
穿屋月侵床——杜荀鹤《山中寄友人》
一片月落床——孟郊《秋怀》
片月到床头——岑参《宿岐州北郭严给事别业》
犹卧东轩月满床——杜牧《秋夜与友人宿》
秋月满床明——元稹《夜闲》
青轩树转月满床——李贺《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
呈现的都是皎洁月光照射床前或床上的景象，恰可与“床前明月光”相互印证。在诗文描写之外，扬之水先生提供了敦煌壁画“最为形象的例子”：“时属盛唐的莫高窟第148窟东壁的一幅。这是观无量寿经变中‘未生怨’故事的一个场景，图绘宫廷深院回廊曲折，重重院落中各有厅堂房舍，或前楹开敞，或三面高悬半卷与低垂的帘幕。厅堂房舍中设床，床侧或置屏风。如果我们为《静夜思》设定场景，它正不妨作为选择之一。而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王运熙先生指出：对李白《静夜思》有直接影响的，是汉代的《古诗》（“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和南朝的《子夜秋歌》（“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床前明月光”两句所描写的是：静悄悄的秋夜，明亮的月光穿过窗子洒落在床前地面上，一片白皑皑的，简直像是浓霜。
“床”确有井栏义项，除了“新解”所引诸例之外，唐诗中也有少量诗句吟咏，例如：
却惜银床在井头——李商隐《富平少侯》
井有辘轳床上转——李贺《后园凿井歌》
玉井金床转辘轳——花蕊夫人《宫词》
前有吴时井，下有五丈床——李白《洗脚亭》
井梧花落尽，一半在银床——无名氏《河中石刻》
梧桐坠井床——唐彦谦《红叶》
澄澈泻银床——苏味道《咏井》
它们显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诗句或诗题中少不得一个“井”字，否则便不指井栏。鱼玄机《酬李学士寄簟》：“唯应云扇情相似，同向银床恨早秋。”温庭筠《瑶瑟怨》：“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两诗“银床”之“床”均非井栏，而是眠床。李峤题名为《床》的诗，吟咏的即是眠床。这表明语言具有社会性，词的意义是被社会所制约着的，今天我们阅读和理解古代诗文，切不可忽略这个重要原则。汉刘熙《释名·释床帐》：“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装载是床的特点，扬之水先生指出：“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撑者，不论置物、坐人，或用来睡卧，它都可以名之曰床，比如茶床，食床，禅床。”因而放置器物的支架、基座也可称“床”：放琴的器具叫琴床，如白居易《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瀑布溅琴床”；搁置毛笔的器具叫笔床，如岑参《山房春事》“一片山花落笔床”；刺绣时绷紧织物的架子叫绣床，如白居易《绣妇叹》“虽凭绣床都不绣”；将井台围置于中的井栏，也称作“床”。然而，正如我们不会用眠床的基本义去排斥井床、琴床、笔床、绣床、胡床或绳床，我们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用井床来取代眠床的基本义。显然，唐诗中单说“床”，就是指眠床，而不指榻、井栏、胡床或绳床。白居易《咏兴》“床前有新酒”之“床”指胡床，是承接上句“舟中有胡床”，正如扬之水先生所说：“如此含义众多的‘床’中，却不包括胡床。换句话说，唐人举胡床，也不会独以一个‘床’字而名之。”
井栏说学者认为“正因为古代井栏都很高，故绕井栏追逐并无危险”。然而其所宣称“考古发现的一口唐代水井井栏有1．85米高”、“河南汤阴白营发现的一口龙山文化早期的水井，木井栏高2．65米”，其实是对所征引发掘报告的曲解。发掘报告原文分别是“现存井口距地表深1．85米”、“井口距地表2．65米”。井栏高度，目前所知最低为0．25米，最高为11．20米，文物学者概括道：“大体上，古代井栏高度约在半米左右。”井栏固然可防人畜坠井，但半米左右的高度，不足以杜绝意外的发生。唐李元《独异志》就把“小儿堕井”视为“横祸”，宋袁采《袁氏世范》卷下告诫道：“人之家居，井必有干，池必有栏。深溪急流之处，峭险高危之地，机关触动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儿狎而临之。”因而民间禁忌小孩在河边、沟边、湖边、井边玩，有学者认为“小孩子在井边玩耍是家长们所绝对不允许”，“儿童在井栏周围嬉戏玩耍，本身就是危险的行为，父母必见而止之”。
之所以释“床”为“几案”，是只知道“床”为寝具，而不了解“床”同时也是会饮、宴饮使用的坐卧具，或者将两者对立起来。《晋书·王羲之传》：“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车中女子》：“女乃升床，当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陈以品味，馔至精洁。”《太平广记》卷三六○《盐官张氏》：“有黄袍人乘舆来，上床，与张共食。”进食的处所都是床上。杜甫《少年行》：“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明了床是进食的处所，就不至于产生如下疑问而把床当作“坐凳”：“这位少年郎无论多么‘粗豪’，也不至于随便跑到别人的睡床上坐了下来，况且酒店里除了桌凳之外，是不会安放睡床的。”专用于餐饮的可称“食床”，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食床即用来盛放餐饮具、食物和人们围坐进食的家具。……莫高窟盛唐113窟北壁的婚礼宴饮图，其食床为四条腿，进食者均胡坐或一腿垂下直接坐在食床上。”《太平广记》卷二八六《板桥三娘子》：“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太平广记》卷四七二《汴河贾客》：“置于食床上，欲食。”再看杜甫《驱竖子摘苍耳》“登床半生熟”，“床”上进食，则“登床”不可释为“上桌”。郭知达注把“床”释作“食床”，与黄庭坚把王羲之“坦腹食”的“床”称作“饭床”一样，宋人对前代“床”的注释或理解，反映了唐宋“床”的差异。
床与几案，是不同的家具。“几是古代人们坐时依凭的家具，案是古时人们进食和读书、写字时使用的家具。人们常把几案相提并论，是因为几和案在形式上难以划出它们截然不同的界限来。几与案的形制差别不大，只是几的长宽之比略大些。”案“因用途之不同，分为食案与书案两种。食案是送食物的托盘，木制涂漆，长方形的有四个矮足，圆形的三个矮足。可置于席上或床上，用时陈设，用毕即撤去。书案是用于读书和办公的长条形矮桌，其两端宽足向内弯成弧形”。《唐语林》卷二《文学》：“有小案置御床上，有书两卷。”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五：“二更后，方张灯临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门谓士人曰：‘乍到无主人，当寂寞。’其声大如苍蝇。士人素有胆气，初若不见。乃登床，责曰：‘遽不存主客礼乎？’复升案窥书，诟詈不已，因覆砚于书上。”“乃登床”、“复升案”，可见“案”在“床”上。回头再看“几案”说的例证，“床”都不可释为“几案”：
其一，如前所述，唐代的“床”是朝会、办公、宴饮乃至睡眠无不使用的坐卧具。杜甫诗“风床展书卷”（《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散乱床上书”（《溪涨》）、王建《宫词》“江砚宣毫各别床”，“床”上置放了书卷或笔砚。然而“床”上有枕席、可卧眠：“风床席自翻”（白居易《张常侍相访》）、“床上无毡卧”（王维《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别床铺枕席”（元稹《代九九》）。不能因为“床”上置放了书卷、笔砚，就取消了它的卧眠功能，彼“床”仍是此“床”。
其二，唐韩琬《御史台记·彭先觉》：
唐彭先觉叔祖博通膂力绝伦。尝于长安与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角力。博通坚卧，命三人夺其枕。三人力极，床脚尽折，而枕不动。观者逾主人垣墙，屋宇尽坏，名动京师。尝与家君同饮，会瞑，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泄矣。
彭祖博通“卧”而有“枕”的“床”，就是下文“独持两床降阶”的“床”。否定这一点，就违背了语言的社会性。况且把后者释为“摆放日常餐饮的用具”即食案，那么彭博通的力气比“举案齐眉”的梁鸿妻子孟光大不了多少，压根儿谈不上“膂力绝伦”。“膂力绝伦”的彭博通可以“独持两床降阶”，而常人充其量双手仅可举一床，《太平广记》卷一二五《唐绍》：“犬周章却伏床下……遂举床，以剪刀刺犬。”《资治通鉴》卷一六六：“（齐文宣）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举床，坠太后于地，颇有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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