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一阵之后，一战、二战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中间的经济大恐慌，确实让很多人觉得整个西方文明走到了尽头，尤其殖民帝国是不是已经到头了。可是在二战以后， 似乎整个西方文明又翻出一个新的高峰。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人再提衰败这个话题。而且，前不久还有人—例如福山①—曾乐观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历史终结”就是说历史不会再变化了，接下来只是调适一下，这个小螺丝钉转转，那个小螺丝钉转转，这个机器就可以一直用下去。福山认为：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和科学技术就是历史的最后结局。这种乐观的情绪，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到了巅峰。
历史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①福山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 ），日裔美籍学者，他于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被翻译成20余国文字。
②雅斯贝尔斯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
可是，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有人针对“现代”，提出“后现代”，认为“现代”已经过去了。
往前回溯，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眼光远大的哲学家，比如德国的雅斯贝尔斯②，就说西方文明不是可以一直走到头的，中间还会有大转变，而且他认为，大转变马上就在眼前。可是一般人不知道，也不相信，都认为经济荣景是永远可以持续的。尤其经济学家认为，对荣景的期待是没有问题的。那饼永远可以做大，财富永远增加，市场永远扩大，生产力永远提升，生活的品质永远可以改善—那是无穷无尽地往乐观方面走。一到20世纪70年代，有些人—例如前面讲到的福山，就认为说资本主义形势大好，社会主义已经失败，此后天下太平。
但是这个时候，也有一批历史学家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说“不对，历史是否已走到尽头这个问题还有待商讨”。第一批展开讨论的学者主要是在美国的学界，他们回溯大英帝国如何解体，讨论强权的衰落。这种论调后来愈演愈烈，最近十几年来一直有人在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
我跟我的一批朋友，在艾森斯塔特①领导下，大概二十五年来—主要是前面的十五年，最近十年没有怎么聚会—我们讨论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各种复杂体系走过的道路和将来发展的趋向。
我们这些人的背景比较复杂，有古老文明的研究者，如宗教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也有现代文明的研究者，如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我自己又参加了另一批学者的聚会，加入到美国西南部（像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研究那一地区印第安文化的一群考古学家中。他们在阿伯克基和圣塔菲有两个基地，我们主要就是讨论墨西哥的玛雅文化，秘鲁的印加文化，以及这两个文化怎样崩溃的因缘。
①艾森斯塔特 S.N.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1923—2010年），当代以色列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印加文化的崩溃很容易解释，被西班牙人连唬带蒙打败了，而且人被残杀，文化被破坏。这是西班牙人犯下的大罪，天主教教会也要负大罪。但是玛雅文化在西方人到达以前就已经经历过两次转型，其起伏因果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可惜玛雅文化没有留下足够的文字记录，只有许多的考古遗迹，我们不知道它的文化究竟是怎么崩解的。
因此二十五年来我就一直琢磨这个衰亡的问题。早在汉朝，大名鼎鼎的《过秦论》就讨论过秦帝国是怎么垮掉的。《过秦论》本身是很短的一篇文章，而且它只是一篇散文，不是真正端出证据来的学术研究论文。但实际上，大半后来讨论帝国兴衰问题的论文，跟《过秦论》的作者贾谊讨论的范畴，有不少竟是相符合的。
在18世纪，英国人爱德华·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罗马帝国一千四百年的历史是他终身研究的课题。这个课题写成六卷本大书，浓缩出来是一本小书。那六卷大书收集资料之多，讨论问题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他是真正将文化和政治权力衰退再到完全垮台做最细致研究的人。他的观点其实跟当年贾谊的《过秦论》有很多地方类似。当然，秦帝国和罗马帝国很不一样，跨越的年代也不一样。秦朝就算从秦孝公用商鞅进行变法开始算起，到终结也不到两百年，罗马帝国却经历了一千四百年的发展。不过， 一千四百年的罗马帝国，分分合合、起起落落也有好多次了。
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本归结起来有几个条件：内在条件很多，包括税收太重、劳役太重、军人专政等，也包括官僚集团的败坏，各地经济条件的衰败，经济中心的转移。凡此，涵盖面很宽，气魄非常宏伟。但他没有讨论到外在情况，比如说环境问题。他讨论的角度，还是讨论衰亡的传统方式，就是从内在条件着手。
另外，20世纪初期有一批人，包括斯宾格勒①、汤因比②却认为，历史有个周期循环规律，有生必有老，有老必有死，生死循环是躲不开的。但是循环论走到尽头的时候，就变成数学推测了。这个就没道理了。人的寿命各有长短，国家和文化的生命周期也各有长短，也有各自所存在的条件，不能单单用循环论来解释。所以汤因比在周期性的发展之上加了一个因素：文化的接触与挑战—挑战与调节，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加进去，内在条件可作根本的改变。因此讨论这个的时候，内在条件已经扩大，加入了外面文化的接触。
①斯宾格勒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西方的没落》等。
②汤因比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英国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派主要代表。其学术思想发展了斯宾格勒的史学观点，在西方史学界颇具影响，有代表作《历史研究》。
近年来，因为考古学家的研究，也因为对气候和自然条件的讨论，研究者看到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尤其是最近这几十年来，我们对环境因素非常敏感。这个环境的因素放进去，自然条件的介入就和文化接触、文化融合拼在一起，变成某种圈外的条件，打进了圈内条件之内。这个议题已经扩大了，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是不够的，后面我会说明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综合起来讲，假如一个帝国崩溃的话，从内在条件来说，大概总不外乎官僚制度的败坏，军队的专政，老百姓贫富差距的扩大，人民工作意愿的降低甚至没有意愿等。吉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倒果为因。他说罗马帝国垮下来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基督教信仰的传入。他错了。罗马帝国垮掉，是因为罗马公民自己没有信仰了，基督教的信仰才趁这么一个空当很迅速地钻了进来。
罗马帝国为何衰亡
本来罗马帝国外围的所谓“蛮族”，其实他们不是那么野蛮，他们是新进入的雅利安人，转化为帝国的军队之后为罗马打仗。然后这些武装力量渗透到罗马帝国，最终才改变了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晚期，贫富差异巨大，有大量的奴隶、贫穷的城市居民和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要找心灵寄托的时候，基督教乘虚而入。所以基督教信仰上达公卿，下至平民。罗马帝国的上层本身已经空虚，内在的“公民精神”这一因素已经削弱衰败，不经一推。
罗马帝国本来是什么样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吉本为什么认为可以维持住呢？他认为这个理念就是罗马帝国城市居民的公民意识。对城市公民权的重视，使得城市共同体团结一致，构成了一个很强固的、罗马式的贵族民主制。贵族民主制度的本质，是中下层没有权利参加—公民是上层，只占全体人口的少数。他们认为罗马上层团结一致，就是工作效率高、制度良好等的原因。吉本认为基督教的传播导致这种公民精神败坏。我想这个是倒果为因，假如罗马帝国不是老早就丧失这个公民精神，根本不会让基督教有进入上层的机会。造成罗马帝国衰败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上层本身腐败，第二个是下层人数极度扩大和沉沦。经济上沉沦，生活上没有指望，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太大。
公民精神丧失的原因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帝国的无限扩张所致。每次扩张，罗马兵团—就是你们在电影上看见的，一队一队头上留发的兵丁列队行进—雄壮地出去，很少凯旋。胜利的将军带着他的部队占领了一个地方，不是做总督，就是用罗马的办法和当地原有的政权取得妥协，进行双线统治。罗马的将军、总督们占地为王，但是统治的法律、统治的权威，都委托当地原来的王或酋长去执行—试看英国近代的殖民政权，基本上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在得胜地留下的将军们和他的战士们，不再回到罗马。这种方式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兵源不足，本土空虚，罗马就把本来是邻邦的居民拉进来，变成罗马的公民；人数还不够，甚至于奴隶也一批批被解放，变成新的罗马公民，为罗马兵团出征。上层本身已经掏得非常非常空虚，“罗马公民”这个名词，实际上不断吸引了外邦人进来，而这些外邦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公民精神。古罗马犬儒学派①，是他们公民精神所依附的思想系统，后来也无多少传承。
罗马帝国扩张最多的地方是东部，它没有往南部去扩张—南部是非洲，撒哈拉以南不值得扩张。往东扩张的后果，就是侵略到古代波斯帝国的地区，所以东罗马的首都就建在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就这样罗马的中央被掏空了，却在东边成立了新的中心。于是罗马有了东、西两个中心。
英美与当年的罗马相似
①犬儒学派 古希腊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认为美德就是关于如何抑制自己欲望的知识，能够自制就是善，不能自制就是恶；提倡“返归自然”，独善其身而无所求，宣称这就是人生的唯一目的。该派的这种主张被称为“犬儒主义”。古罗马时代的“犬儒主义”不再把一个人视为一个群体的有机部分，而是普遍法规和政府体制之下的一个个人。原则上所有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法律之下都是彼此平等的。
吉本的这一套分析方法、设定的这个模式，影响了20世纪后半段历史学界的发展。尤其最近三十年到二十几年的历史学界，大家感觉到吉本描述的罗马帝国后五六百年的情况，实际上和西方帝国从大英帝国的扩张到美利坚合众国的霸权，其兴衰演变的模式相当类似。
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在每个殖民地都和当地的土王合作，大英帝国的官员实际掌权。但是，这种模式并不真正依照大英帝国的精神来治理。大英帝国在各殖民地设立的制度，如印度、新加坡、澳洲的国会，都是大英帝国国会的翻版，但是没有大英帝国的精神。印度的国会跟英国国会相比，就犹如菲律宾的国会和美国的国会对比一样，貌似而神异。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说，英美上层也是在逐渐被掏空，美国当年立国者们的一些理想实际上也在被冲淡。美国现在的政治受制于财富，而不见当年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①的立国理想。
①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约1757—1804年），美国联邦党领袖，独立战争时期曾任华盛顿副官，后任大陆会议代表，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
美国的体育场和罗马斗兽场的残迹是很像的。你们到罗马去看那个遗址，圆形斗兽场和今天的体育场一个样子，今天球员跑出来的地方，就是当年放出狮、熊等猛兽的地方，另一个门放出斗兽师，在中间格斗。而当年罗马公民第一要紧的事，是一边享用着政府发的红酒、面包等各种社会福利，一边观赏斗兽。罗马帝国后半段的时间里，有时候一年换一百个皇帝，三天一个皇帝，犹如我们残唐五代换节度使，小兵册队长，队长册节度使，节度使册天子。“册”本来是从上往下册，这是从下往上册。警卫军官可封皇帝，三天两天封一个，倒下来的皇帝，穿了三天紫袍—不是黄袍—就身首异处，或者被吊死。
各处殖民地的变乱也无时无刻没有，却是当地原有的统治者跟罗马兵团一起镇压当地的叛乱。耶稣说“我的王国不在这世上”，犹太法判定他死罪，还说他自称为犹太的王，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耶稣在世的时候，许多地方有类似的运动，就是各处翻来覆去地抗争，也和今天对殖民强权的抗争很类似。
拿吉本所描述的罗马衰亡的过程和今天的情况来比，难怪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也说，我们是快要走到帝国崩溃的局面了。
究竟可以如何对比？庞大的军费？罗马时代不需要做那么精密的武器，但是必须维持驻防的军队，住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或者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每一个兵，要五六个人伺候他，这就是所谓的“兵大爷”。有人负责管他的马，有人负责管他的盔甲，和满人旗营的大爷—清朝后来进了满营的满大爷—一样，经常就是满城的将军，真正在册的士兵不会超过三百个，但是手下伺候的人可能有两千人。这种军队怎么打仗？但是必须要维持这些人。罗马兵团亦复如此，这就是军费开支庞大的原因。
还有打仗时候的残忍。斯巴达克斯的奴隶造反，罗马用北方的蛮族来镇压斯巴达克斯的奴隶军，吊在木杆上的尸首，从罗马城一直到西西里，沿路排满了。这得杀多少人啊？被杀的是奴隶军，但奴隶军也不是死人，“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罗马人自己军队得死多少？今天有强大武器的军队，人命死得少，可是死者也无辜得很。每天电视上都能看到在伊拉克的美国军队，二十岁的伍长，三十来岁的中士，一个个年纪轻轻的，莫名其妙就死掉了。四千个在伊拉克死亡的美国军人，代价是三至八万伊拉克人的性命，这种代价不公平。罗马帝国就在这样的情势下，一步步损耗自己。今天，美国进入伊拉克、阿富汗作战的军人，他们的枪在黑夜里面可以用红外线自动瞄准。就扛着的这些武器，价值六十万美金。他身上是子弹打不穿的马甲，头盔是能够直接通信的，等于小雷达，也等于接收站。六十万美元一个兵，而今天驻留在阿富汗的就有五万士兵，你想人们的税都交到哪里去了？你看它撤兵回家，连子弹都不带回来，丢掉不要了，这个浪费你想想看有多大。这个消耗跟当年罗马的消耗相比，不知道要多几千万倍。历史上，任何帝国都消耗了资源，今天的消耗尤其迅速。因此，历史学家说，西方的强权正在走向穷途末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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