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养士

    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就已经有从事间谍活动的专职人员，一般以“家臣”担任。《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道：“夏后之臣曰孟涂。”《左传·哀公元年》也说：“使女艾谍浇。”杜预注：“女艾，少康之臣，谍候也。”

    商纣王曾秘遣崇侯虎专门对周文王进行监控，随时报告周文王的一言一行。在商朝，巫史掌握着国家政权、军事、教育、历法、司法、记事、档案保管和占卜、祭祀等大权，尤其是其中的司法跟情报活动与间谍机构的发展有紧密关联。《礼记·月令》注：“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故后代有“大理”、“遒人”等监察之专职官。

    周武王灭纣王建西周后，设置了主管内外情报的职官。他派自己的三个兄弟对纣王之子武庚进行长期监控，史称“三监”。在外事方面，设掌管天子与诸候之间朝觐、聘问、监视等事务的官职为“大行人”；受王命出使侦察的官职为“行人”（也称“行理”、“行李”）；在边境名义上接待外国人、暗里盘查的官职为“候人”；掌管关隘往来之人的官职为“关尹”；负责语言翻译的官职为“舌人”。周厉王就效仿“三监”，“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首开大范围白色恐怖统治之先河。

    春秋时，夏朝家臣（即后世之“士”）从事间谍活动的遗风犹存，并且愈演愈烈，至战国达到顶峰。《左传·文公十七年》说：“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杜预注：“执讯，通讯问之官。”此外，当时文献中出现了较为详细记载的间谍机构和职官。《周礼·秋官·土师》记载道：“士师之职……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其中第一项与第三项与间谍活动直接相关。

    “邦汋”之“汋”，汉代郑玄注为“斟酌”之义，“邦汋”即郑玄所注“盗取国家密事，若今时刺探尚书事。”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汉时尚书掌机密，有刺探尚书秘事，斟酌私知，故举为况也。”

    “邦谍”，郑玄注：“为异国反间。”陆德明解释为：“异国欲来侵伐，先遣人往间，候取其委曲，反来说之，其言谍谍然，故谓之邦谍。用兵之策，勿善于此。故《孙子兵法》云：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以争一日之胜，而爵禄金宝于人者，非民之将。故三军之事，莫密于反间。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惟圣贤将能用间以成，此兵之要者也。”

    “邦汋”其实是“行间”；“邦谍”其实是“反间”，可见当时间谍活动的分工已臻细密。不过由于《周礼》成书年代有不同说法，所以有人认为对“士师”职务的记述，可能是后人所托。但是，即使《周礼》中有后人所增所托的内容，但从“汋”、“谍”在其中的语言意义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运用了西周的古义，当为原文原义。

    齐国曾设有“里尉”一职，专门负责监视平民的出入言行，其主要职责是侦探“匹夫有不善”和“奸人”，然后上报，并“可得而诛”。晋国则在军中设有“候正”或“候奄”的官职。杜预注：“候正，主斥候。”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为：“为军中主管侦探谍报者。”清代顾栋高《左传大事年表》卷十说：“候奄当即候正，《国语》作元候。”这些均与西周的“候人”义近。“候”，《广雅·释诂》说：“司见也。

    《吕览·贵因》：武王使人候殷。”后代的“候人”、“候吏”、“候兵”、“候官”、“候讠同”等，都是与间谍侦探有关的官职。秦国设有相当国君秘书性质的官职“御史”，往往掌管情报工作。《史记·滑稽列传》说：“执法在傍，御史在后。”杨宽《战国史》认为他们是“国君的耳目”。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前注多认为“门者”为“看守城门之人”，“舍人”为“宫中近侍”，不确。其实，“门人”

    （也叫“门下”、“门子”）均为主要从事间谍情报活动者。

    《史记，信陵君列传》：“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

    《汉书，高祖纪》颜师古注：“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孙子说“令吾间必索知”“门者”、“舍人”的姓名及有关情况，就是为了与其进行间谍或反间谍战。这些间谍职官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譬如三国时曹操的“霸府”，就设长史一人，司马一人，从事郎中二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御属四十二人，舍人若干人。其中舍人负责通讯、情报工作。东吴则设有“中书通事舍人”，负责秘密侦探。

    战国时记载间谍专职的主要文献是《六韬》。《六韬·龙韬·王翼第十八》说：“伏旗鼓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闇忽往来，出入若神……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其中“伏旗鼓”主要是制造假情报；“耳目”主要是侦察敌方情报和监控己方军队；“羽翼”主要是从事以假象迷惑敌人和宣传战；“游士”主要是刺探敌方内情；“术士”主要是以迷信鬼神对敌进行心理战。

    由此可知：《六韬》反映的战国时期的间谍机构已趋于成熟，但仅限于军事领域。由于“王翼第十八”说的“股肱羽翼七十二人”是姜太公吕尚对周文王的建议，所以我们不知战国时是否已有这样的实际编制机构。不过从整篇反映出来的严密的组织结构、合理的人员编制和明确的职责任务等内容来看，不可能是空泛之谈，当有所本。

    战国又盛行养士之风。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公子”养士达几千人之多。这些士，往往身怀绝技，学属多门。他们为其主子出谋划策，奔走游说，行办事务，著书立说。但其主要的作用是“出奇策异智而转危为安，易亡为存”。可视之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智囊团”。但是在这一“智囊团”中，又有许多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其谍报人员之多，活动之广，成效之大，亦为后世所罕见。所以有人称其为“战国私人间谍集团”。纵观战国的间谍活动，几乎都是这些“士”在扮演主要角色。“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养有几千士之多，其中有许多分布在魏国的周边国家中，对邻国朝廷大事无所不晓。在信陵君救赵国盗虎符的间谍活动中，他得心应手地使用了候嬴、朱亥、如姬三名间谍，成功地盗取了虎符，解了赵国之围。这种典型的间谍集团虽说不是国立的，但是已具有间谍机构的雏型。其特点是：间谍只向其主子一人负责，他人全然不知其中内情；主子根据间谍的特长，分派相应的间谍任务；间谍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渠道；有严格的间谍纪律，触犯者难逃其惩罚；间谍对主子也多抱“士为知己者死”之心，一旦暴露，往往以自杀报效。

    秦汉魏晋南北朝间谍机构

    秦代仅有短短的十五年，但其国家体制、机构却较战国有较大的发展和完善。在间谍机构专职人员的设置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因为统一了六国，所以秦国以往对外的间谍活动，转移到对国内有关方面的侦探，主要是针对军队和六国旧民。

    为了防止兵变，秦中央政府临时设置了监军和护军（也称护军都尉），下有候、骑长等主管情报的军官。常常凭“口籍”（口令）和“铁符”（通行凭证）来盘查往来之人，从中索捕间谍。为了缉捕往来间谍奸人，又设置了“求盗”一职，名义上是掌捕盗贼，但实际上主要的任务是反间谍。秦始皇派出大批耳目，监视六国旧民，以防旧贵族暗中串通，策划谋反。有时甚至为了缉捕一个间谍，不惜滥杀一大批无辜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总考》说：“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知；一人犯罪，邻里坐之。”贾谊《新书·保傅篇》也说：“秦之俗，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奸也。”

    西汉时的“中期”或“内朝”，是主管间谍活动的国家机构。中朝官议事，往往是极其秘密的。譬如《汉书》记载：张安世以东骑将军领尚书事，“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外内无间……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孔光以光禄领尚书事，“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可见其保密纪律极其严格。此外，“督之捕盗贼，禁察逾侈”的“直指绣衣使者”和军中的“候官”、“候长”，也是负责谍报活动的官员。

    三国时，除了曹操在以幕僚人员为主的“霸府”内首设负责谍报、通讯的“舍人”外，还设有秘密间谍“校事”这一职官。其职掌为最高统治者充当耳目，刺探臣民言行。以后蜀国和吴国也相继设立校事。至曹丕为帝时，校事权任益重，上察宫庙，下慑众官。其中校事卢洪、赵达等人，常以爱憎行事，擅作威福。校事刘慈更是行踪诡秘，四处窥探，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但其中有不少枉屈之人。后来黄门侍郎程晓上疏极言校事之弊，于是遂罢校事官。在东吴，校事也叫“中书”。孙权时有吕壹和秦博担任此职，二人精于行间暗探之术，被后人称为“用法（指行间的能力）探刻”。他们“举罪纠奸，纤介必闻”，成为孙权的“千里目”和“顺风耳”。孙皓时的校事张立，诡计多端，手法奇特，“吏民皆以之为害”，以致人人自危，惟恐被校事跟踪告密。后来在一片责难声中，“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

    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七·校事》说：“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或谓之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郎，或谓之校官。”

    据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御史台》中说，当时御史台从少府中独立出来后，实际上成为直接受皇帝控制的耳目之司，监控臣下的一言一行，权力极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并主张“风闻奏事”，实际是鼓励告密，因此也名之为“风闻访知”。但这是公开的监控机关。秘密侦探的设置就是校事。魏国利用这两大监控机关，有力地维护了皇权和监察群臣公民。

    目前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间谍机构始于唐代的“察事厅子”，但从三国的校官设置来看，已具间谍机构成熟、完善的组织编制、人员配备、领属关系和专门任务等特征，因此，中国古代间谍机构当始于三国。譬如当时吴国的中书机构即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设中书令、中书仆射为其长官，掌州郡文书，奉命作诏并领校事（秘密间谍）。其下有丞、侍郎、宜诏郎、中书通事舍人（负责间谍与反间谍）等。唐肃宗时，设立“察事厅子”的李辅国，也是中书令，掌管情报工作。可见三国吴国的中书令、校事和中书通事舍人等的间谍职责及官职名称，一直至唐还有着巨大的影响。

    吴国在朝中还设立“察战”的间谍官职，《三国志·吴书·孙休传》记载道：“是岁使察战到交趾调孔雀、大猪。”裴松之注：“察战，吴官名，今扬都有察战巷。”从中可窥探出当时的间谍“察战”有其固定的组织地点，所以后人称那里为“察战巷”。《三国志》还记载：“（孙）皓大怒，遣察战赍药赐奋……父子皆饮药死。”吴国在边境也设有反间谍组织，称之为“刺奸屯”，“每刺奸屯有五兵，贼曹（屯长）一人”。负责边境的反间谍和报警等任务。

    南北朝时，为了监控出任方镇的宗室诸王和各州刺史，设置了“典签”一职，常由皇帝派亲信担任此职，充当皇帝的耳目。“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刺史不得专其职任”，其“威权甚重，号为签师”。譬如刘宋时，宋文帝听信典签密报，杀掉了功臣檀道济。宋文帝还大量任命亲信为典签、中书令、中书舍人、尚书令等，负责担任间谍情报工作，以至于造成“诸王不王，臣不臣，典签为上”的不正常局面。史书曾记载：“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要之。”他们使诸王、刺史“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苟利之义未伸，专违之咎已及。处地虽重，行莫由己”。典签把监控的职权范围扩大到了诸王、刺史等上层官吏，甚至专横跋扈，滥杀无辜，从而激起诸王和刺史对皇帝与典签的怨恨。当时的豫州刺史萧晃，就曾一怒之下，杀掉时时窥探其言行的典签；荆州刺史萧子响，不仅杀了典签，还起兵造反。梁以后，典签渐废。

    隋唐间谍机构

    隋时，隋文帝对臣下官吏的侦探日益加强，其监控组织也日趋严密。不仅有直接受皇帝控制的公开的独立监察机构---御史台，而且皇帝还设置了许多秘密的耳目。隋文帝经常派心腹亲信侦察内外百官，甚至秘密派间谍假意给贪官污吏或政治对手送贿赂，一旦官吏接受贿赂，便立即处死。在军事上，隋朝设立了左右武侯，除负责皇帝警卫外，还负责“执捕奸非”的反间谍工作和侦察皇帝途经地点的官府内情。隋朝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但其严密的间谍活动，对唐朝有着很大的影响。

    唐初时，武则天为了镇压唐宗室旧臣的反抗，就效法隋文帝，广布间谍密探，时时暗中侦察打听这些人的踪迹，并鼓励告密，使唐宗室诸王及旧臣惶惶不可终日。唐肃宗时，太监李辅国权倾朝野，为了镇压对其不满的文臣武将，秘密成立了一个拥有数十人的间谍机构，以侦探臣僚。这些间谍称之为“察事厅子”或“察事听儿”，专门从事秘密侦探活动。只要有谁敢背后讥讽李辅国的，立即会被侦知而拘捕拷打，即使是权力很大的御史台和大理寺也不敢过问。李岘为相时，他实在无法忍受李辅国秘密特务的横行霸道，便冒死上朝叩头状告李辅国专权乱国，唐肃宗这才削夺了李辅国的权力，“察事等并停”。唐末时，李辅国设置的“察事厅子”还有其余波。唐淮南节度使高骈在广陵，曾厚资雇用了一百多人为密探，专以刺探官吏百姓的秘情隐私，人称“察子”。唐代罗隐在《广陵妖乱志》中也记载道：“得百余人，厚其官慵，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

    唐朝御史台的察院也充当皇帝的耳目，负责暗中侦探情报工作。“安史之乱”后，又设置了“非常官”---监军，作为皇帝的代表，“监视刑赏，奏察违谬”，对军队进行有效监控，其作用类似南北朝的典签。

    关于唐代的另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进奏院，历来史学家无述。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六院四辖·进奏院》说：“唐藩镇皆置邸舍京师，以大将主之。谓之上都留后。大历十二年，改为上都知进奏院。太平兴国六年，简知后官，得李楚等百五十人，并充进奏官……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

    进奏院名义上是地方藩镇势力驻守在中央京城的联络机构，向中央政府及时“进奏”各地情况，但实际上是各地藩镇势力在京城搜集中央和其他各地情报的一个间谍情报机构。他们定期把中央政府和京城内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内部的倾轧、军事情报、皇帝行踪、大臣活动等情报，向本地区的藩镇首脑即节度使秘密汇报，从而使远处外地的节度使及时准确地掌握中央的有关动向，以便制定相应的措施。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藩镇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营造了专门的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藩镇势力渐强，为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便将这些邸舍美其名曰“进奏院”，暗中却使其作为情报搜集的间谍机构。到了唐代后期时，这种进奏院在长安竟多达五十几个。

    这时，进奏院首脑官员的级别也较多，甚至有与中央御史大夫相当的级别。他们向藩镇传递情报的渠道主要是利用官驿。

    由于进奏院这一间谍机构的出现，竟促使我国最早的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该报为雕版印刷，由进奏院人员编辑。内容涉及面很广，主要是搜集来的政治、军事情报。它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也不多，一般为每行十五字，每页十三行，一律使用楷书大字。因为它主要是提供给进奏院首脑官员和各地节度使参阅，所以印数极少，亦无一张留传下来。现在只能从中唐人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中，才略知一二。

    唐代进奏院在中国古代间谍史上的地位，大大超过李辅国的“察事厅子”机构，其存在时间之久、规模之巨、人员之多、作用之大都是前世无可比拟的。尤其是《开元杂报》的问世，形成了中国新闻报纸的源头，同时标志着中国古代间谍情报以公开文件的形式出现的开端。各地藩镇利用进奏院对中央京城进行情报搜集，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非常及时准确。它为以后藩镇的割据叛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禄山派来的亲信吉温为进奏院留后（首脑）搜集刺探情报，为日后叛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新唐书·酷吏》卷二百○九记载道：“吉温，故宰相顼之子也。性阴诡，果于事……时太子文学薛嶷得幸，引温（吉温）入见，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罢之。”后来由于吉温“佐讯”时，运用“楚械搒掠”的酷刑，受到李林甫的赞赏，吉温则说：“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由于吉温与罗希眅大行酷刑，“相瞷为虐”，时人号为“罗钳吉网”，“公卿见者，莫敢耦语”。

    在“杨国忠、安禄山方尊宠，高力士居中用事”时，“吉温皆媚附之”，但最接近安禄山，史称“兄事禄山”。吉温对安禄山曾密谂曰：“李右相虽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见遇久，亦不显以官。公若荐我为宰相，我处公要任，则右相可挤矣。禄山大悦，亟称温才，天予亦忘前语。于是禄山领河东节度，表温自副。”杨国忠当政后，又“引拜御史中亟，兼京畿关内采访处置使”。从此，吉温便以进奏院为间谍基地，向安禄山提供了大量宫廷绝密情报。“朝廷动静辄报，不淹宿而知。天宝十三载，禄山入朝，领闲厩使，荐温武部侍郎以为副”。由于安禄山在京城有吉温把持进奏院，隐瞒了许多“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的“阴有逆谋”，而许多要求中央拨粮拨款等报告，“进奏无不允”。

    后因“国忠与禄山争宠，而温昵禄山甚，国忠不善也”。杨国忠派兵突击搜查了吉温的住宅，捕杀了安禄山安插在进奏院的间谍李超和安岱。然后上奏唐玄宗，“遣人发其状。斥温澧阳长史……贬端溪尉，”最终“俄遣使者杀温等五人”。彻底捣毁了安禄山安插在京城的间谍机构---进奏院。

    但是为时已晚，安禄山在吉温死后的五个月终于大举叛乱。如果说安禄山在京城没有吉温指挥的进奏院，那么其即使怀有叛心，也难于实施，不可能驾铁车长驱南下，一举攻占洛阳。从史书记载来看，吉温通过进奏院向安禄山提供的情报非常及时准确。譬如“杨国忠屡奏禄山必反”，唐玄宗便派心腹中官辅璆琳前往“觇之”。安禄山在其到来之前，便从吉温处得知内情，于是运用反间手法，使辅璆琳“得其贿赂，盛言其忠”。杨国忠见一计不成，又向唐玄宗提议召安禄山进京，并说：“召必不至。”可是由于安禄山从吉温处掌握了宫内朝廷的内部情报，断定无性命之虞，便“洎召之而至”，大大出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乘机“涕泣言：‘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玄宗益亲厚之”。

    安禄山胆敢冒死进京，又不断受到唐玄宗的亲厚，最后在唐王朝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发叛乱，都是与进奏院提供的情报分不开的。

    宋明清间谍机构

    唐时曾设有“武德司”，掌管传布皇帝诏命。唐卢龙节度使朱泚曾以李忠正为“皇城使”。五代时的“皇城使”主要由皇帝亲信担任，以拱卫皇城，至宋代沿设。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祖改“武德司”为“皇城司”（或称“皇城探事司”），其主管人员为“皇城司斡当官”七人，“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并统率所属的“皇城卒”（或称“探事卒”和“察子”），“周流民间，密行伺察”，是对内、对外的专职谍报机构。

    宋真宗时，皏门使王遵度入主皇城司，便派遣皇城卒在国内各地四处窥探侦察，并滥用侦察特权，不论皇城卒密告哪一个人，都不由分说地予以逮捕拷打。

    宋仁宗时，皇城司监控的主要对象竟为宰相。苏东坡在《上皇帝书》中说：“事关廊庙，则宰相侍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皇帝又以台谏、监察御史配合皇城司行动，鼓励“风闻弹人”，奏弹不当也不负任何责任。并规定御史每月必须奏事一次，叫做“月课”，皇城卒则随时随刻可以密告。弄得朝廷百官，人人惶恐自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宰相章得象以默默无所作为著称，另一宰相李源，竟被取了一个“没嘴葫芦”的绰号。宋朝对外的监控活动也主要由皇城司执行。当时朝廷规定：凡出使契丹的使者，必须由两名皇城卒以外交人员的公开身份跟随出访，以便随时监视、控制使者。

    南宋时，金国大间谍秦桧控制皇城司，大兴特务恐怖统治。《宋史·秦桧传》记载：“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谗议即捕治。”曾力荐岳飞抗金的宰相赵鼎，因与秦桧意见不合，被罢官贬谪，在边远地区仍遭到秦桧的胁迫，终不食而死。其门人故吏闻讯后，仅叹息了几声，便被皇城察事侦知，于是“亦加以罪”。这种告密与特务统治，使朝野上下日夜担心会飞来横祸，连通书信互致问候，甚至互相串门拜访，也顾忌身后跟有“尾巴”。一时京城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秦桧正是利用了宋高宗的怂恿支持和数百名皇城卒日夜在京城内外的侦探，才得以维持其独裁统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采探之法》说：“惟能依此置铺，召募间谍，明远斥堠，则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札探立铺，皆所以重采探，专候望也……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是谓聚探。”可见当时边境设置有专门的情报间谍机构---边铺。明初时，明太祖朱元璋效仿三国“霸府”的“校事”，设置了检校官。其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朱元璋派心腹亲信高见贤、夏煜、凌锐和杨完善等人任检校官，做为其在京城的耳目，监控臣僚。朱元璋赞扬这些检校官为“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由于检校官只管察听、告密，而且品位极低，没有直接扣押、审讯和处罚的权力，朱元璋便在洪武十五年（1382）特地设置了一个系统完备的间谍特务机构---锦衣卫（全称为“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名义上锦衣卫是负责皇帝安全的亲军卫队，但是实际上负有特殊的任务，即从事间谍侦控活动。锦衣卫最初是由皇帝的仪仗队“仪鸾司”改建而来，1367年时又改名为“拱卫司”，三年后又更名为“亲军都尉府”，是皇帝的专属警卫部队。锦衣卫成立后，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统率包括将军、力士、校尉等官卒共一千五百多人。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主要职责为“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锦衣卫下属机构有南、北镇抚司，设镇抚二人，五品，掌管缉捕、审讯及行政事务。自其成立后，朱元璋便将一切重大案件委之以锦衣卫处理，所以时人称锦衣卫奉诏办案为“诏狱”。至明世宗时，锦衣卫人数竟达十五、六万，比成立时扩大了一百倍。

    由于朱元璋曾做过僧人，剃过光头和做过盗贼，所以极为忌讳“生”（音同僧）、“光”、“则”（音同贼）和“道”

    （音同盗），并暗中派锦衣卫去街头巷尾四处暗察，侦探有什么人在背地里触迕这些忌讳字眼，指桑骂槐地诅咒他。朝廷有些官员在上表文时，无意写了“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仪则天下”和“圣德作则”等一些贺语，朱元璋便认作是骂他为“贼”，即令锦衣卫当场“廷杖”至死。一篇贺表中有一段赞美朱元璋的话：“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后大怒道：“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喝令锦衣卫将上表者打入死牢。另有一位老臣的表文中有“天下有道”四个字，朱元璋发怒说：“这该死的老儿还骂我是强盗呢！”

    正因为有如此多疑暴戾的皇帝，所以锦衣卫也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朱元璋赋予锦衣卫的“廷杖”特权，极为残酷。朱元璋曾下令锦衣卫将其亲侄子朱文正用“廷杖”活活打死。明武宗和明世宗也曾让锦衣卫“廷杖”几百人，当场打死几十人。成为明史上最大的“廷杖”案例。锦衣卫的酷刑名目繁多，有“全刑”，即让犯人备受械、镣、棍、拶、夹棍等五种酷刑；有使“百骨尽脱”的“琵琶刑”；有套戴三百多斤重的“枷刑”；还有断脊、刺心、坠指、灌鼻、钉指、炮烙、挺棍、燕儿飞、拦马棍和一种煮沥青以剥人皮的惨绝人寰的酷刑。《明史·刑法志》说：“刑法有创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

    锦衣卫的胡作非为，使朝野忿愤不满，朱元璋自己也发现锦衣卫恃仗特权，严酷凌虐，势力日大，于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决定罢撤锦衣卫，下令焚毁刑具。但是时隔不久，明成祖朱棣夺得帝位后，为了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又恢复了锦衣卫，并宠信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纪纲便又大行间谍特务活动，四处布置密探耳目，时时侦察或刺探，甚至栽赃诬陷，又使锦衣卫的恐怖特务统治死灰复燃。明英宗复辟后，更是利用纵容锦衣卫，“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卫官校为耳目”。一直到（1644）明朝覆灭，锦衣卫这一间谍特务机构也随之灭亡，前后时间达二百六十年之久。

    明朝除锦衣卫这一间谍特务机关外，还有并称“三厂”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

    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一面废除洪武诏令不用，恢复了锦衣卫诏狱，一面又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北京东安门外设立了另一间谍特务机构，即东厂。其主要职责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并命亲信太监为东厂提督。人们将锦衣卫和东厂并称为“厂卫”。东厂人员都是从锦衣卫中挑选最狡猾最狠毒的特务来充当。有役长（也叫“挡头”）若干人，率有“番子”（侦探间谍的称呼）数千人，分赴各官衙和各地从事监视和侦探。值得指出的是：朱棣在控制、驾驭间谍机构方面，有其独特的手段。他一方面让锦衣卫人员调入东厂，一方面又暗使东厂提督监视锦衣卫，使厂、卫两家互相牵制，不得擅权，并都单独直接向朱棣负责报告，从而使朱棣得心应手地控制调动厂卫两家为其服务。

    明成化十三年（1477），明宪宗又设立了一个间谍特务机构叫西厂，由亲信太监汪直掌领，其规模比东厂大一倍。汪直“分命诸校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拣以闻。”汪直上任不久，朝野各地便深受西厂特务的监视、诬告、酷刑之苦，大学士商辂冒死上奏道：“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盖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得其无意外不测之变！”明宪宗表面上对商辂大发脾气，但内心对汪直的权势开始提防。由于东厂太监提督尚铭不服汪直的指挥，便决定先发制人。他派“番子”暗中时时跟踪侦察汪直的一些阴私不法行为，然后立即密告明宪宗，终于在成化十八年（1482）罢撤了西厂和汪直。

    明武宗正德初年（1506），太监刘瑾在把持东厂的同时又恢复了西厂，并控制了锦衣卫，“厂卫之势合矣”。1508年，刘瑾又秘密设立了另一个间谍特务机构---内办事厂（简称内行厂），由自己亲自任提督，其权势凌驾于朝廷一切机构之上，锦衣卫、东西厂也都在内行厂的监视控制之下。明代的间谍特务机构至此达到顶点，刘瑾也因此被称为“立地皇帝”，可见其权势之大。

    刘瑾操纵“三厂一卫”，对朝野进行了大规模的特务活动。“毛举宫僚细过，散布校尉（即间谍），远近候伺，使人救过不瞻”。间谍特务遍布全国各地，如水银泻地，无隙不入，被诬告冤死的官民达数万人之多。譬如为明王朝立有汗马功劳的兵部主事王守仁，因得罪了刘瑾，当场被拖下去痛打五十大板，并贬官流放至边远地区。心胸狭窄的刘瑾还是不放过他，暗遣内行厂“番子”在路上跟踪窥伺王守仁，欲乘机刺杀他。王守仁绝望之下，只好在深夜假装投河自杀，留下了绝命诗，并浮帽子、鞋子于水上，这才摆脱了“番子”的盯梢，拣回了一条命。当时之人，听见“内行厂”三个字，无不毛发耸然，惊恐万状。

    明正德五年（1510），刘瑾与朝廷文武大臣的矛盾趋于白热化。御任监军张永乘明武宗酒醉之时，单独告发了刘瑾的谋反阴谋，促使明武宗下令逮捕刘瑾及其党羽。当明武宗得知从刘瑾家中搜出了金银珠宝数百万、一枚伪玺及衮衣、玉带、兵器等禁物，特别是发现刘瑾时时拿在手里的扇子中竟藏着两把微型匕首，明武宗大发雷霆，下旨将其押往诏狱审判。不久，刘瑾和他的亲族十五人以及党徒吏部尚书张彩、锦衣卫指挥使杨玉等全部被处死。西厂和内行厂也全都被撤销。

    明天启年间（1621～1627），太监魏忠贤阉党专政，间谍特务恐怖统治之祸亦随之而来。魏忠贤派亲信控制了锦衣卫和东厂，派出千余名“番子”四处侦探，名为“打桩”，此外还勾结京城的流氓无赖，鼓励告密，名为“打事件”。凡告发一件事，便付一定的赏钱，名为“买起数”或“买事件”。在朝廷各衙门中都派有东厂“番子”监督，名为“坐记”；凡拷讯重犯时，必须有“番子”到场监审，名为“听记”。如“听记”未到，则不得开审。官员不堪其苦，怨声载道，“厂卫之毒极矣”。

    东厂的特务侦察任务是在每月初一以抽签的方式分配。数百名“番子”轮流抽签，抽到哪支签，则去监视侦察某一对象，时间为一个月。所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在深夜从宫门缝中投入，再由宦官直接呈送皇帝，所以皇帝对全国各地之事随时巨细皆知。魏忠贤也因此倍受恩宠，号为“九千岁”。其门下有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臭名昭著的阉党骨干。他们把持朝廷大权，无所不为。副都御史杨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杨涟也由此遭到魏忠贤东厂“番子”的诬告，终被活活折磨而死。从此，朝臣或趋炎附势，或缄口不语，外臣也纷纷奉承拍马。浙江巡抚潘汝桢为魏忠贤在杭州西湖畔造了一座魏忠贤的生祠---普德祠。其规模之宏伟，建筑之精巧，与宫殿一般。祠中的魏忠贤塑像，用纯金铸成，连腹中五脏六腑都是用珠宝玛瑙制成，衣着华丽，与帝王相差无几。1627年，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失去了靠山。朝野官民纷纷上疏奏劾。

    崇祯帝责问潘汝桢为魏忠贤营造与帝王同等规模的普德祠一事，嘉兴贡生钱嘉徵又上书列举魏忠贤利用厂卫犯下的十大罪状，要求清除魏门奸党。魏忠贤惊恐之中，畏罪上吊自杀。崇桢帝下诏分其尸首，悬其首级示众。但是，崇桢帝却又派心腹太监提督东厂，“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止”。到1644年明王朝灭亡，厂祸也与卫祸一样，同时走向灭亡。

    明朝的间谍特务机构，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也是最黑暗的。“三厂一卫”的间谍特务机构，非但没有加强明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定，反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削弱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力量，大大加深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是间谍机构及其活动的畸形发展状态。间谍机构的多方设置和职责界限不明，又造成了各机构之间彼此互相倾轧、互相拆台、互相邀功的混乱局面，使间谍侦察活动畸变成为诬陷造谣行为，使审讯演变为逼、供、信的严刑拷打。真实性大打折扣，真伪混杂，难辨一是，从而导致其最终必然走向衰亡。

    清时，鉴于明朝间谍特务机构祸乱朝纲的教训，“易锦衣为銮仪”，做为仪仗机构，但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厂卫的阴影，“銮仪卫”依然“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的侦察特权。另设有“察院”，其职责为“专司京师访缉逃盗，稽察奸宄等事”。后来因为给事中张国宪上疏力陈请“罢缉事员役”，銮仪卫才被取消秘密侦察的特权。

    清代虽然没有正式公开的间谍机构，但是统治者对臣民的侦控丝毫不亚于前代。其主要方法有二，即：皇帝亲自派遣心腹侍卫外出从事间谍活动及施行密折制度，形成了有间谍活动之实无间谍机构之名的特殊用间形态。

    雍正皇帝在这两点上最下功夫。他设置“观风整俗使”，去各地侦探督抚的情报，又派心腹侍卫（也叫“逻察”）在京城内外到处秘密行动，窥察臣僚的一言一行。譬如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和直隶总督李绂等，离京赴任时，雍正都密遣“逻察”扮作“忠愚之随从”或“厚道之仆人”，与其同行，对其进行跟踪侦察。不过，雍正用间的思想似乎借鉴于李靖的“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的思想，他仅仅给予“逻察”以暗察权，但不赋予拘杀特权。以至造成他既相信间谍但又不重用间谍的状况。他派甲间谍去侦察别人，又派乙间谍去侦察甲间谍，从中筛选出真实的情报。由于皇帝派出的密探人员不足以遍布各地，所以皇帝便常常专谕各地督抚派遣间谍以弥补不足。尤其是对付民间秘密结社，曾多次采用“每一州县各派眼目一人访缉”

    的用间方式。

    “密折言事”制度始于康熙，盛行雍正、乾隆。雍正曾亲自制定科道官员实行密折言事的制度：“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止言一事，无论大小事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无言之故。”这样，就把间谍职责寓于各级政府官员的职能之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密察密奏之网，牢牢地监控着中央与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即使是“风闻之事”，也必须“即行密奏”。康熙时，为了绝对控制臣民，康熙不但鼓励密折制度，还将心腹“逻察”派往江宁、苏州、杭州的“江南三织造署”，使其成为皇帝直接设立的三个秘密情报站。

    由于密折制度要求各级官吏按规定频频上奏，所以官吏们后来实在无事可奏时，或海阔天空泛泛而谈，或鸡毛蒜皮敷衍了事。康熙曾就此埋怨道：“设立科、道官员，特为参奏政事，今观都御史以至科、道，条奏者甚少”；“近时言官奏疏寥寥，虽间有人奏，而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甚少。”雍正为了鼓励密折上奏和严格密折纪律，曾规定：“凡有密奏，密之一字，最为切要。臣不密则失身，稍有疏漏，传播于外，经朕闻之，临贻害于汝非浅，追悔亦莫及矣。”如有泄漏者，不论是有意或无意，“概照泄漏军机律治罪。”

    清咸丰年间，清王朝为了镇压对付太平天国，又成立了“情报采编所”。当时湖北巡抚衙门的低级巡捕官张德坚，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明审暗察，获取了太平天国的众多绝密情报。于是他又将其分门别类，编成了一册有关太平天国的情报汇编，但未引起上司的重视。直到张德坚托人辗转攀附上湘军头领曾国藩后，才被曾国藩看中。于是曾国藩下令由张德坚负责组建了一个专门对付太平天国的情报采编所，编辑了一本《贼情汇纂》。《贼情汇纂》有十二卷，起迄时间为1805年至1856年，对太平天国的主要首领、制度、宗教、文化、兵员成分、军队数量、根据地和物资储备等情况，都搜集了大量的情报，而且极为详细准确，“彼（太平天国）中一举一动，纤悉靡遗”。书后又有大量附录和有关太平天国文告、印信、服饰、旗帜等附图。《贼情汇纂》编完之后，情报采编所也便自行解散了。

    清道光年间，各帝国列强频频派间谍前往中国大肆进行侦察活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在中国沿海以从商为名，在停泊的海域内，测量水道、海湾，绘制航海图。1880年，日本人山县有朋上呈给日本天皇的《邻邦兵备略》，就是根据间谍在中国刺探获得的情报所编纂的。1886年，日本人在汉口建立的“乐善堂”

    就是日本间谍中心，此后又扩展到了北京、天津、重庆、长沙等地。“乐善堂”头目荒尾精在上海成立的所谓“日清贸易研究所”，则是彻头彻尾的间谍大本营。1893年，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中将也悄悄潜到朝鲜的釜山、仁川和中国京、津、沪、南京等地，重点窥探清军的军备、士兵、训练、军队装备和地形地貌等，为不久爆发的甲午战争准备绘制了朝鲜、中国东三省和渤海湾的详细军事地图。清政府对俄、英、法、德、日等国间谍以“商人”、“探险家”、“传教士”等身份为掩护从事的间谍活动，竟无丝毫提防察觉，直至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后，才知大事不好。于是在清末，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现代的间谍机构---军咨处第二厅，专门负责对外各国的间谍与反间谍活动。该厅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共设有五个科，以具体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国别进行分科。第一是日本、朝鲜科；第二是俄国科；第三是英国、美国及使用英语国家科；第四是德国、奥国及使用德语国家科；第五是法国、意大利及使用法语国家科。

    军咨处第二厅主要职责是对外反间谍，对内的间谍机构不见于文献，但其间谍活动依然是遵循康熙开创的“逻察”和“密折”制度，摇摇欲坠地一直维持到清王朝的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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