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诺普瓦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家吃晚饭——那年我还去香榭丽舍大街玩耍——这件事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是因为那天下午,我终于去看了贝尔玛在日场的《淮德拉》中的演出,同时也因为我在跟德·诺普瓦先生谈话时,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领悟到,吉尔贝特·斯万及其父母在我心里唤起的感情,跟其他任何人对这家人的感情,有着多么大的区别。
新年的假期即将来临,但我却情绪低落,因为吉尔贝特亲口告诉我,我在假期里不会再见到她;有一天,母亲也许发现我心情不佳,就对我说:“你要是仍然非常想看贝尔玛的戏,我想你父亲也许会准许你去看戏:你外婆可以带你去。”
不过,正是因为德·诺普瓦先生曾对我父亲说过,应该让我去看贝尔玛的戏,说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值得牢记的事,我父亲在此之前坚决反对我去剧院浪费时间,并说我会因他所说的无聊事——我外婆对这种说法非常气愤——而生病,这时却在大使的劝说之下,几乎要把看戏当作职业生涯中飞黄腾达的一种诀窍。我外婆认为,我看贝尔玛的戏会有好处,但她为我而放弃这种好处,为了我的健康作出巨大的牺牲,因此在这时倍感惊讶:德·诺普瓦先生的一句话,竟使我的健康变成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她把理性主义者无法遏止的希望,寄托于给我规定的室外散步和早睡的生活制度,如果我要违反这一制度,她就会怨声载道,觉得会大祸临头,并用悲痛的语调对我父亲说:“您真是轻率!”我父亲则气愤地回答道:“怎么!现在是您不想让他去看戏!这就有点怪了,您老是对我们说,看戏对他会有好处。”
但是,德·诺普瓦先生在对我来说更加重要的一件事上,改变了我父亲的意愿。父亲一直要我当外交官,但我一想到我会在外交部待上一段时间,就觉得无法忍受,因为这样的话,我会在有朝一日被派往某些国家当大使,而吉尔贝特却不会在那些国家居住。我情愿再次提出从事文学的计划,过去在盖尔芒特那边散步时,我曾制订并抛弃这一计划。但父亲一直反对我从事文学的计划,认为文学跟外交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甚至认为文学不是一种职业,直至有一天,德·诺普瓦先生由于不大喜欢社会新阶层的外交人员,就对我父亲肯定地说,一个人当作家,会像当大使一样,受到同样的尊敬,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而且比当大使更加自由。
“唉!我无法相信,诺普瓦老爹一点儿也不反对你搞文学的想法。”父亲对我说道。我父亲是要人,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在重要人物的谈话中得到解决,并找到满意的答案:“最近几天,委员会开完会后,我再请他来吃晚饭。你跟他谈谈,这样会得到他的赏识。再写篇美文,可以拿给他看;他跟《两世界评论》【19】的社长关系很好,可以让你进杂志社,他会办成此事,他可是个机灵的老头;不错,他好像认为,如今的外交界,唉!……”
我因不会跟吉尔贝特分开而感到高兴,想要写一篇能拿给德·诺普瓦先生看的美文,却无法写出。写了前面几页之后,我感到厌烦,笔不由从我手中滑落,我气得直哭,心想我决不会有才能,又没有天赋,因此无法利用德·诺普瓦先生即将来访所提供的机会,以便一直留在巴黎。只有想到家里即将让我去看贝尔玛演戏,我的忧愁才暂时得到排解。但是,正如我希望看到的暴风雨,是在暴风雨最为猛烈的海岸之上;同样,我想看这位名演员演戏,是在她扮演古典剧目的角色之时,因为斯万曾对我说,她只有在扮演此类角色时才达到超尘拔俗的地步。我们期望有宝贵的发现,就想从自然或艺术中获得某些印象,因此,我们有所顾忌,不希望我们的思想因得到较差的印象而得不到此类印象,从而对美的确切价值产生误解。看贝尔玛演出《安德洛玛刻》、《任性的玛丽亚娜》【20】、《淮德拉》,这是我朝思暮想的事情。我要是听到贝尔玛吟诵下面的诗句,就会感到欣喜若狂,如同乘坐贡多拉轻舟,来到弗拉里教堂欣赏提香的画作【21】,或是去圣乔治学校观看卡尔帕乔的组画【22】:
有人说,您即将离我们而去,
大人【23】,……
这诗句,我是在它们变成白纸上黑字的书里读到的;但是,当我想到,我最终将确确实实地看到,它们沐浴在传播那金色嗓音的阳光灿烂的空气之中,如同旅游的梦想得以实现,我心里不由激动起来。威尼斯一幅卡尔帕乔的画和贝尔玛演出的《淮德拉》,是绘画艺术和戏剧艺术的杰作,因享有盛名而在我心中变得栩栩如生,无法分割开来,因此,如果我去卢浮宫的一个展厅观赏卡尔帕乔的画,或是去观看贝尔玛演出我从未听说过的一出戏,我就无法感到美妙的惊喜,即感到千万次梦见的、独一无二的奇珍异宝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另外,我期待贝尔玛在表演中展现高贵和痛苦的某些方面,因此就感到,如果女演员把出色和真实的表演用于表现一部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而不是仅仅用真和美来点缀平庸、粗俗的情节,那么,表演就会更加出色和真实。
总之,如果我去看贝尔玛演出一出新戏,我就很难对她的演技和朗诵作出评价,因为我无法看出下面两者之间的差别:一是我事先没有看过的脚本,二是演员的语调和手势对朗诵的台词产生的效果,而我觉得这两者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古代的剧作,我都能背诵,在我看来如同一个个预先定好、准备就绪的广阔空间,我置于其中,就能毫无拘束地作出评价,观赏贝尔玛如何像修饰巨幅壁画那样,不断用她突如其来的发现涂抹于作品之上。可惜的是,在几年以前,她离开了大剧院的舞台,为一家通俗喜剧院演出,十分红火,是剧院的台柱子,她不再演出古典剧目,我浏览所有的广告,看到的只有受人欢迎的作家专门为她写的新戏。但一天上午,我在戏剧一栏里寻找元旦那个星期的日场演出节目预告时,第一次看到:贝尔玛夫人出演《淮德拉》中的两幕——是压轴戏,前面的开场戏也许毫不重要,我感到其剧名晦涩难懂,因为它包含着我不知道的剧情的全部特点——,而其后两天的日场,则是《半上流社会》【24】和《任性的玛丽亚娜》,这两个剧名如同《淮德拉》那样,对我来说是一清二楚,透明光亮,因为我对作品了如指掌,觉得它们完全洋溢着艺术的微笑。我感到它们为贝尔玛夫人增添高贵的气息,而我看了节目预告之后,又在报上看到报导,说是她自己决定再次为观众出演她以前创造的几个角色。由此可见,艺术家知道,某些角色不会因初次出现时的新颖或重演时的成功而变得黯然失色,并认为她扮演的这些角色可被看作博物馆的杰作,再次向曾经欣赏她扮演这些角色的老一代展示这些杰作,或是向没有看到过她演这些角色的新一代来展示,都会有所裨益。在那些只是用来消磨晚上时间的剧目中间,她让人刊登了《淮德拉》这一剧名——这剧名并不比其他剧名长,也未用其他字体印出——这犹如女主人的暗示:她在请客人入席之时,把普通客人的名字一一报出,然后用同样的语调,对你说出阿纳托尔·法朗士【25】先生的大名。
给我看病的医生,曾不准我外出旅行,这时劝我父母别让我去看戏;据说,我看戏回来后会生病,也许很长时间不能痊愈,总之,我得到更多的将是痛苦,而不是乐趣。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担心也许会使我望而生畏,那就是我只是把看戏当作一种乐趣,而这种乐趣也会被随之而来的痛苦所抵消。但是,如同我曾朝思暮想的巴尔贝克之旅和威尼斯之旅那样,我想从这日场演出中得到的不是一种乐趣,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一些真理,这些真理所属的世界,比我生活的世界更为真实,它们一旦被我获得,就不会因我悠闲的生活中一些出人意外的小事而被夺走,即使这些事对我肉体来说是一种痛苦。在我看来,我将在看戏时感到的乐趣,也许充其量只是感知这些真理的必要形式;这就足以使我希望,预言中的身体不适,只是在演出结束后才出现,以便使乐趣不会因身体不适而受到影响和损害。我一再恳求父母,因为自医生出诊以来,他们一直不准我去看《淮德拉》。我常常吟诵这诗句:
有人说,您即将离我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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