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讲故事，就要有人物。在《庄子》一书中，各色人等，棋布星罗，不可胜数，其中，我们经常碰面的有三个熟面孔，他们都是大人物：老子、孔子，属于庄子的老前辈；还有惠子，是他同时代的好朋友。就中以孔子为出场最多，也最为活跃。有人统计，现存的三十三篇中，有二十二篇提到了这位先师，其中“孔子”一词出现八十三次，“孔丘”出现六次，“孔氏”出现四次。

    说来也很有趣，如果从祖上论起，庄子同孔子竟然称得上是异代同乡。大约孔子去世后一百一十年，庄子出生在宋国都城商丘的近郊；而商丘，正是孔子先祖的定居地，他们曾是宋国显赫的公族。孔子的十世祖弗父何，是宋国君主湣公的长子、厉公的长兄；七世祖正考父，曾连续辅佐宋国的戴公、武公、宣公，政绩卓著；其子孔父嘉，官为大司马，在一次宫廷动乱中遭到惨杀；此后，即由木金父（孔子的五世祖）带领家族避祸北迁，到了鲁国的陬邑（在今山东省曲阜市），并以“孔”作为姓氏。从此，孔氏家族便彻底地沦为平民。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开国之君微子启；有人考证，微子启也是庄氏的祖先。此说如果成立，那倒应了那句老话：“五百年前是一家。”

    现在，就涉及庄子对孔子的态度了。这个问题很微妙，也很复杂，简直是疑云片片，纠葛重重，难怪历代治《庄》学者，对此都备加关注，多有论议。

    综其要，大致上，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取得共识：

    一是，庄子对于孔子是很看重的，特别是对其品格、操守、精神境界予以足够的肯定；否则，就不会花费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与篇幅来言说他，不时地抬出他的大驾，借重他的声威，铺排世情，谈经论道；

    二是，尽管国属不同，且相隔一百余年，但庄子对于孔子及其学说，还是非常熟悉的。看得出来，他曾下功夫研究过孔子的著作及其行迹，这里也包括他的几个主要弟子；

    三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庄子对于儒家学说并不赞同，但他对于这位儒学大师的丰富性、复杂性还是予以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妖魔化、简单化、模式化，当然，也不是圣化与神化。总体上看，庄子还是把孔子与儒家群体作适当地分割，特别是把他同当时的“小人儒”、后来的俗儒、腐儒，严格区分开来。这样，也就决定了庄子对于孔子的态度，依违其间，变换不定，很难用某种单纯的词汇来加以概括。

    人们注意到，《庄子》一书中孔子的形象定位，纷纭错乱，很不统一。有时甚至在同一篇里，孔子的立论也前后矛盾，互有歧异。《人间世》篇有这样一段记述：

    叶公子高要出使齐国，行前向孔子请教。

    孔子说：“天下有两大戒律：一是命，一是义。子女爱父母，这是自然之命，也是人心所不可解除的；臣子侍奉国君，这是人伦之义，这在天地之间是无可逃避的。这叫作大戒律。所以，子女奉养父母，无论在何种处境下，都应让他们觉得安适，这就是孝的极致；臣子侍奉国君，无论任何事情都要让他觉得妥当，这就是忠的典范。懂得调养自己心性的人，不受哀乐情绪的影响，知道这些是无可奈何的事，也就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就是德的极致。……

    “再者，顺着万物的自然状态，让心神自在地遨游；把一切寄托于不得已，由此涵养内在的自我。（‘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这就是自处的最高原则了。”

    前面讲的是典型的孔门圣训；可是，后面的“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特别是“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则分明是道地的庄子主张。

    在《庄子》二十几篇涉及孔子的文章中，孔子的角色定位不断地变换，时而是正面形象，俨然一位宣扬道家思想的导师；时而又摇身一变，成为长梧子、叔山无趾、子桑户、老聃、太公任、温伯雪子、老莱子、渔父等隐者、高人的陪衬人或者对立面；时而低眉顺眼，毕恭毕敬地向老子虚心求教，直至皈依于道家；时而又以固有的儒家形象，成为饱受讥评、屡遭训诫的对象；时而圣人，时而庸人；时而备受尊敬，时而横遭议。与其说，意在重现历史上真实的孔子，毋宁说，他是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或者说，是一个备用的“演员”，到时候就粉墨登场，成为一副随叫随到、百依百顺的“活的道具”。

    诚然，“道家”一词始见于《史记》；在《庄子》以至整个先秦典籍中，尚未露面；但是，恰恰是从庄子开始，创辟了儒道两家作为先秦重要学派正面交锋、冲撞、溶融、互补的先河，只是在晚周诸子那里，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名辩思潮”中，名家曾先后与墨、儒、道家展开论辩，到了战国后期，儒家、法家对于名家又展开猛烈的批判；可是，对于庄子“诋孔子之徒”的言论，他们却从未置评。即便是名家代表性人物惠子，也主要是批评庄子学说大而无当、没有实用价值；在尔后的多次论辩中，虽曾提到儒、墨、杨、秉（公孙龙）正在同他辩论，也未曾涉及儒道之间的是非，更没有涉及庄、孔关系问题。

    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在孟子之后、集儒家之大成的荀子，对于庄子恣意批评儒家、纵情摆布其祖师爷的放肆言行，竟然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未曾以片言只语反唇相讥。莫非他根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因为他曾批评过庄子：“滑稽乱俗”，“蔽于天而不知人”。可见，他是通读过其书的。这种情况的产生，溯其缘由，当和荀子时期儒学已经兼容道、法、名、墨诸家，而有别于固有的“儒家正统”有关。至于法家的韩非，虽然也曾不点名地指斥庄子行“天下之惑术”，但其着眼点在于对道家学说作改造性的阐释；而对于孔子在庄子笔下的形象如何，地位怎样，借用一句现成话来说：“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

    二

    关于庄、孔的分歧，明确著文指出的，应首推西汉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中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论一出，在尔后的千年学术史上，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庄氏批儒”，遂成定论。可是，到了北宋年间，大文豪苏东坡却突发异见，首倡“庄子助孔”之说。他认为，司马迁的论断，“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内心是倾向他，可是，文章里没有挑明；表面上排挤，暗地里却是帮助）”。他还举出《庄子·天下》篇加以论证：“其论天下道术”，各家都说到了，包括庄子自己，都作为一家对待，唯独没把孔子列入其中，可见“其尊之也至矣”。苏长公一向喜欢作翻案文章、发惊人之语，雄辩滔滔，翻江搅海；但此论却予人以出言武断、根据不足，理不胜辞之感。尽管如此，由于他的显赫声名与特殊地位，其言在庄学界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入清之后，治《庄》者著述綦多，而持“庄子助孔”之见者亦甚夥。当代著名学者方勇先生在《庄子学史》中举其荦荦大端者，有：清顺治年间的林云铭在所撰《庄子因》中，明确提出“庄叟可谓尊孔之至”，“与孔子异而同”，“凡书中贬圣处，皆非本意”的见解。康熙年间的吴世尚著有《庄子解》，认为庄子直接继承、阐发孔子之道，“子思、孟轲而外，庄周一人而已”；他还指出：“庄子之学，所见极高，其尊信孔子，亦在千古诸儒未开口之前”，“人皆谓庄生非毁孔子，此盲人以耳语耳，一无所见者也”。到了乾隆年间，胡文英《庄子独见》一书中，亦附和此说，认为庄子推尊至圣，“当时亚圣（孟子）之外，知夫子者，惟漆园一人”；与其同时的陆树芝，在《庄子雪》中质问：庄子如真的批孔，为何不正面摘取《论语》诸书？可见，他“实欲驾老子以卫孔”也。

    看来，若要探究这个问题的真相与实质，应须弄清这样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庄子这样处理，用意何在？他所实施的方法与策略是什么？最终的落脚点在哪里？

    在展开这些话题之前，有必要综观一番战国中后期的学术发展大势，也就是应该把上述问题放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加以考量。

    儒家学派，随着它的创立者孔子地位的显著提高，特别是代表儒家两派—理想主义的孟子和现实主义的荀子的先后崛起，在诸子百家中逐渐占据了首要地位，但它也受到了与之分庭抗礼、其势汹汹的墨家学派的挑战与批判；与此同时，先后以老子与庄子为旗手的道家学派也声威鹊起，三者渐成鼎足之势。郭沫若先生在《庄子的批判》一文中，就此做了深入的分析：

    从庄子的思想上看来，他只采取了关尹、老聃清静无为的一面，而把他们的关于权变的主张扬弃了。庄子这一派或许可以称为纯粹的道家吧？没有庄子的出现，道家思想尽管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受着温暖的保育，然而已经向别的方面分化了：宋钘、尹文一派发展而为名家，田骈、慎到一派发展而为法家，关尹一派发展而为术家。道家本身如没有庄子的出现，可能是已经归于消灭了。然而就因为有他的出现，他从稷下三派吸收他们的精华，而维系了老聃的正统，从此便与儒、墨两家鼎足而三了。在庄周自己并没有存心以“道家”自命，他只是想折衷各派的学说而成一家言，但结果他在事实上成为了道家的马鸣、龙树（注：引者注：马鸣、龙树为大乘佛教的开创者。）。

    正是“想折衷各派的学说而成一家言”，实际上，也是出于“弘道”的需要，庄子遂搬出重量级人物，劳动孔夫子的大驾，来为自己树旗、代言、壮声色、增分量。这在《寓言》篇中，已经透露了个中消息。作者交代，为了增强言道的说服力，使其真实可信，需要通过他人之口，更要借重古人、尊者的话。这样一来，既是他人，又是古人，更是尊者的孔老夫子，就成为庄子的首选对象了。于是，在强势话语的“庄氏大舞台”上，按照实际需要，经过梳妆打扮、揉搓塑抹，儒家祖师爷孔夫子，最终便成为一个全天候、多功能的标准“演员”。

    方勇指出，在《庄子》一书中，孔子呈现出三种形象：一是以儒家面貌出现—虚心向人求教，勤勉好学；死抱仁义、礼乐，不知随时变化；四处奔走，极意营谋天下。二是由儒而入道—内忘仁义，外去礼文；息奔竞之心，入恬淡之境；遗形去智，乃悟求道之方。三是以道家面貌出现—虚心以游世；不以死生、穷达为念；德充之为美。

    近代学人叶国庆则认为，《庄子》中的孔子，有三种形态、三种性格。他以“内篇”为据，说一是庄子化的孔子；二是学“庄学”的孔子；三是道外儒内的孔子；而在“外篇”，除了前两类，第三类的孔子则是返回儒家面目。所不同者，“内篇”非孔，止于讥笑；“外篇”则至于谩骂。

    台湾学者胡孟杰着重分析了庄子为孔子设计不同角色的着眼点与落脚点：一是，将孔子模拟为道家的圣人，并借孔子之口说出庄子自己的思想。我们很难单从这些字句中归纳出庄子对孔子的态度，毕竟这不是庄子的目的；“庄子为颜氏之儒”或“孔子实为庄子心中‘至人’的典型”等结论，并没有特殊的意义。二是，以得道者的立场，批评孔子入世的思想。这些文章中较能表达出庄子对孔子的态度，但这些批评多少有“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嫌疑。三是，庄子从现实政治环境出发，以孔子为主角，批判儒家与权力结合，文字辛辣，而能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但这些批判，不能说是专对孔子而发的，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不受重用，正是因为他不愿因为国君一人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准此而言，庄子究竟是“诋孔”还是“助孔”，在学术史上，固然不失为一桩重要公案；但从孔子作为庄子的一个“道具角色”来讲，究竟是“批”是“助”，本身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了。即便是批判、诋，显然，矛头对准的也未必就是孔子本人，因为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后期，儒家已经分裂成不同的派别，一分为八也好，一分为十也好，各派之间，“是其所是”，相互存在着许多差别；到了后世，就更是“百相杂陈”，不断地变换底色。同样是尊孔崇儒，又都是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宋代“二程”与朱熹心目中的孔子，已不同于汉代董仲舒所尊崇的孔子；而明代王阳明所尊崇的孔子，映现在晚清大儒康有为的心目中，就更是迥异其趣了。

    庄子毕竟是学术高人、斫轮老手，他的运作方式，借用儒家的一句名言，叫作“极高明而道中庸”—曾被朱熹誉为“恰到好处的一种做法”。为了使人信服，能够入人之心、服人之口，也出于对孔子本人的尊重，庄子基本上采取了客观、平实的态度，掌握分寸，不为已甚，包括对儒家学派，也尽量避免过激、过分之词（《盗跖》篇疑为后学所作，不在此列），摒弃那种漫画式的丑化、妖魔化的做法。一般情况下，给孔子定位总是一个谦和、厚重、高于常人的智者、导师的形象。即便是一些陪衬人物，如发问者、对话者，特别是颜回、曾参、子贡等孔门硕秀，也都基本上体现了这一原则。书中尽量照应孔子的身份、个性以至“语录式”的话语特点，摒除夸张、虚饰、谐谑风格，更不见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

    着眼点在于增强说服力、可信度。虽以寓言形式出现，但尽量避免明显的违背历史真实的做法，可说是纯正的“庄语”。比如《外物》篇中讲老莱子召见孔子，历史上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因为《史记》老子本传中，有“老莱子与孔子同时”的记载。再比如，孔子见鲁哀公，在《德充符》、《列御寇》篇凡两见，二人确是同时，《左传》中还记载过鲁哀公祭悼孔子之事；至于是否真有上述两篇中的对话，这就很难说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在《田子方》篇，却有庄子见鲁哀公的记载，这原是庄子有意为之的“无端崖之辞”，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一一征信了。

    叶国庆认为：“寻常在社会上一个人地位既高，要借他来说话的人便夥。孔子的地位既一天一天地高升，借重他的也就多了。借重的办法，或者是替他捏造事实，或窃取前人所记的重为改装一下，《庄子》中的孔子，便是这样变为信史了。”叶氏指出，宋人围攻孔子和孔子观于吕梁这两件事，分别载于《秋水》篇、《达生》篇，原本属于庄子假托之言；可是，却先后被《说苑》和《孔子家语》收录进去，后来遂成信史。

    叶先生为前辈著名学者，对于《庄子》有精深独到的研究；但说庄子关于孔子行迹的记述均属捏造，恐亦未免涉于武断。当年刘向、王肃编书，载记先师孔子的圣迹，采录了《庄子》所记，固然足以说明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而他们如此著录，特别是刘向出生在公元前，距战国时期不远，焉知其没有其他依据！至于《家语》这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当在汉朝以前到汉朝早期经不断编纂而成，虽自宋代以来，有人怀疑其为魏·王肃伪作，但其重要价值不容否认。而到了清代，著名文史学家孙星衍，号称深究经史文字之学，校刻古书最精；但他在编纂《孔子集语》时，竟也大量征引庄子之文，以为信史。足见在学术界并不认为庄子说孔、述孔、记孔纯属无稽之谈。

    三

    现在，就来看看庄子安排孔子这个“工具角色”来弘道，主要在哪些方面做文章。

    ——讲道术的修养。《天地》篇安排了一个孔子向老子问道的情节。

    孔子问：“有人修道却似乎与道相违，不可行的认为可行，不正确的当作正确。善辩的人还会说：‘坚是坚，白是白，就像时间与空间之差异。’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圣人吗？”

    老子答：“这样的人如同胥吏治事，为技能所累，劳苦形骸，扰乱心神。狗因为会捉狐狸而被人役使，猿猴因为行动敏捷，而被人从山林中捉来。

    “孔丘，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无法听到也无法说出的道理。大凡具备人的形体但糊里糊涂的人很多，既具备有形的人体而又拥有无形无状的‘道’的人，却一个也没有。人的动静、死生、穷达，都不是自己安排得来的。一个人所能做的，是从外物、从自然中超脱、化解出来，这样就叫作‘忘己’。忘掉自己的人，可以说是与自然合一了。”

    孔子向老聃请教治道，老聃告诉他：治人者必须忘己。己而能忘，天下又有何物足资挂怀呢？物我兼忘，事理俱忘，方可冥会自然之道。

    ——讲至人的境界。与道术修养紧相联结的，是何为至人，如何达到至人的境界。《田子方》篇记载：

    孔子去见老聃，老聃刚洗完头，正披着发等待干，凝神定立，一动也不动，看去像个木桩一样。孔子就退出来，屏蔽在隐处等候。

    稍后，见了面，孔子说：“是我眼花了呢，还是真的如此？刚才先生的身体直立有如枯木，好像排除外物，脱离人间而独立自存。”

    老子说：“我遨游于万物初始的境地。”

    孔子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老子答：“至阴之气寒冷无比，至阳之气炎热异常；寒冷之气自天而下，炎热之气由地而上，这两者互相交汇融合，就产生了万物，也许有什么力量在安排秩序，却又看不见它的形体。万物有消有长，时盈时虚，夜暗昼明，日迁月移，无时不在作用，却看不到它在施功。生有所缘起，死有所归趋，始与终相反而没有开端，也不知将止于何处。如果不是这样，又有谁是这一切的主宰！”

    孔子问：“请问遨游于物之初，是怎么回事？”

    老子说：“处在那种境地，是最美妙也最快乐的，就可以称为至人。”

    孔子说：“我想听听有什么方法。”

    老子说：“吃草的动物不怕变换草泽，水生的虫类不怕变换池沼，只做小的变换而没有失去大的常规，所以，喜怒哀乐不会进入心中。天下，是万物所形成的一个整体。了解这是一个整体，就会把万物视为同一，即使四肢百骸都要化为尘垢，而死生终始犹如昼夜的变化，并不致受到扰乱，何况是得失祸福这些小事呢！

    “抛弃得失祸福这些累赘，就像抛弃泥土一样，因为知道自身比这些累赘更可贵。可贵在于我自身不会因变化而失去。而且，万物变化从来就没有止境，那么还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已经得道的人就能了解这一点。”

    这里借助孔子的求教，由老聃较为系统地阐明了道家心目中的至人境界。陈鼓应先生指出，老聃说“游心于物之初”，所谓“物之初”，即一切存在的根源。认识一切存在的根源，认识自然运行的规律，认识“天地之大全”，是为“至人”。自然界充满着美与光辉，至人可以“得至美而游乎自乐”。

    如果说，上述两点—道术修养与至人境界，是从正面阐述的话；那么，下面两项，戒名智，隐形迹，则是从道术与至人的反面予以提醒。

    ——讲名与智皆为凶器。

    《人间世》篇记载：颜回要到尸横遍野、人民走投无路的卫国去，想以自己的所学去帮助治理一番。他就此征求孔夫子的意见，孔子明确表示反对，透彻说明：人间的种种纷争，从根本上讲，都源于求名、用智。争名，必然会造成互相毁损，最后使德流失丧真；斗智，则必然开启竞争、倾陷之隙，尔虞我诈，交相攻讦，从而造成无穷忧患。所以说，二者皆为凶器。

    孔子说：“唉！你去了只怕是要遭受杀害呀！‘道’是不宜喧杂的，喧杂就多事，多事就受到搅扰，搅扰就引致忧患，忧患到来时自救也来不及了。古时候的至人，先求充实自己，然后才去扶助别人。如果自己都还没有立稳，怎能去揭露、制止暴君的行为呢？

    “你知道德之所以失真、智之所以外露的原因吗？德的失真是由于好名，智的外露是由于争胜。好名，人们就会互相倾轧；而智，就是人们互相争斗的工具。这两者都是凶器，不可尽行于世。

    ……

    “以前夏桀杀了关龙逢，商纣杀了王子比干。这二人勤于修身，爱护百姓，但由于居下位而拂逆上峰，所以，君主就利用他们的修养来加害他们，这是好名的结果。再者，以前，尧之所以攻打丛枝、胥、敖，禹之所以攻打有扈，使这些国家变为废墟，百姓灭绝，国君也遭到杀害，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用兵，贪得无厌。这些都是求名争利的结果。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名与利，连圣人都无法克服，何况是你呢！”

    ——那么，怎么办呢？只有抛弃功名，捐迹削势，与世无争，才可以免除祸患。《山木》篇中记载：

    孔子被围于陈、蔡之间，七天没有生火做饭。大（太）公任去慰问他。

    问：“你几近死亡了吗？”

    孔子答：“是那样。”

    又问：“你嫌恶死吗？”

    答：“是的。”

    大公任说：“我给你说说不死之道。东海有一只鸟，名叫意怠。这只鸟，飞行缓慢，好像没什么本事；要靠别的鸟带领才肯飞翔，栖息时也夹杂在众鸟之中；行进时不敢领先，后退时不敢落后；饮食时不敢先尝，一定吃剩余的。所以，它在鸟群中不会受排斥，而人们也无法伤害它，因此，它能免于祸患。挺直的树木先遭砍伐，甘美的水井先被汲干。

    “你有心夸耀聪明来惊世骇俗，修饬品行来凸显别人的污浊，到处张扬，好像举着日月在走路，所以不能免于祸患。

    “从前我听领悟大道的人说过：‘自夸的人没有功绩，功成不退的就要堕败，声名彰显的就要受到损伤。’谁能抛弃功名而还给众人啊！大道流行而不显耀自居，德行广被而不自求声名；纯朴平常，同于愚狂，隐匿形迹，抛弃权势，不求功名。所以无求于人，人也无求于我。至人总是默默无闻，可是你，为什么却那么喜好声名呢？”

    孔子说：“说得好啊！”

    进退处中，不与物竞；功成弗居，推功于物；削除圣迹，损弃权势；不谴于人，无责于我。这一切，都是道家的思想精髓。

    四

    弘道，一个有效的路径，就是安排孔子这个“演员”来现身说法。

    ——讲孔子之道不行于时。

    孔子率领弟子，“遨游于仁义之域，卧寝于礼信之乡”，顽固地奉行古法古制，不能随时而变。这种做法，无异于“陆地推舟”，更是迹近“已陈刍狗”（“刍狗”一词最早见于老子的《道德经》。从前，祭祀时用草扎的狗来代替活狗作为祭品，祭祀完了以后就成了废物，被人随地丢弃），必然徒劳心力，忧愁困苦，陷入无比狼狈的境地，甚至要身遭祸殃。

    《天运》篇讲了这样一个事例：

    孔子率领弟子西游到了卫国。

    颜渊请教太师金说：“我的老师这次的游历，您以为会怎样呢？”

    太师金说：“可惜了，你的老师会陷于困境啊！”

    颜渊问：“为什么？”

    太师金说：“刍狗还没有献祭的时候，用竹筐盛着，用绣巾盖着，巫师斋戒来迎送。等到献祭以后，刍狗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行路人便践踏着它的头部和脊背，樵夫也会捡去当柴烧了。作为不祥之物，若是有人再拿来用竹筐盛着，用绣巾盖着，起居睡卧都在它的旁边，那就不但无益，反会贻害于人：即便不做噩梦，那他也一定会不断地遭受妖魔的惊吓。

    “现在你的老师，也是捡起了先王用过的刍狗，聚集弟子，游历居处，睡卧在它的旁边。所以，他在宋国树下讲学，树被伐倒；到了卫国，被禁止居留，不得志于商、周等地，这不是他在做噩梦吗！围困在陈、蔡之间，饿了七天，临近死亡边缘，这不是遭受妖魔困扰吗！

    “水上通行莫过于用船，陆上行走莫过于驾车。以为船能行驶水上，便想把它推上陆地，那就一辈子也走不了多远。古和今的不同，不就像水和陆吗？周和鲁的不同，不就像舟和车吗？现在企求将周朝的制度施行到鲁国，这就像要推船到陆地行走，不仅徒劳无功，自身还会遭殃。

    “你的老师的弱点，就是不懂得随时应变，做到永无穷尽地与外界的形势相应合。”

    ——通过孔子师生对话，现身说法，阐明“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这一典型的道家立场。

    《让王》篇有如下记述：

    孔子对颜回说：“你过来，我想问你：你的家境贫穷，居处简陋，为什么不出去做官呢？”

    颜回回答说：“我就是不愿做官。我在城外有五十亩田，足够喝稠粥了，在城内有十亩田，足够种植和织作丝麻了，这样可以保证衣食无忧；而精神上，弹琴足以消遣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得其乐。我不愿做官。”

    孔子变容改色，说：“好极了，你的心志！我听说过：‘知足的人不因利禄累害自己，自在的人遇到损失也不忧惧，修养内心的人没有爵位也不会愧怍。’我讲述这些话，已经很久了，如今在你身上才见到，这真是我最大的收获。”

    ——讲立身处世固守无为之道。《知北游》篇记载：

    颜渊问孔子，说：“我曾听老师说过：‘无所送，无所迎。’请问它的道理。”

    孔子说：“古时的人，随外物变化而内心凝静不变；现时的人，内心多变而不能随外物变化。能随外物变化的人，就是因为内心持守不变。他能安于变化，也能安于不变化。要能安然与变化相顺应，而不妄自增益。……

    “圣人与物相处却不伤物，不伤物的，物也不会伤害他。正因为无所伤害，才能与人更好地送迎往来。

    “山林呀，原野呀，都能使我欣然快乐啊！快乐还没消逝呢，悲哀又接着出现。悲哀与快乐来临时，我不能抗拒，离去时我也不能阻止。可悲啊！世人只不过是外物寄居的旅舍罢了！

    “知道自己所遭遇的，而不知道自己不曾遭遇的；能做自己所能做的，而不能做自己做不到的。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本来就是人所不可避免的局限，岂不是很可悲吗？

    “最高明的言论，是没有言论；最高明的作为，是没有作为。平凡人所知道的一切，实在是太浅陋了。”

    通过孔子与弟子颜渊的对话，阐明固守安顺、无为之道，做到“外化、内不化”，“安化、安不化”。所谓“外化、内不化”，是说古人纯朴，多与道相合，外形与物相随，而内心凝静；所谓“安化、安不化”，是说化与不化，都随物流转，听任自然。

    ——讲守性保真。

    《渔父》篇塑造一个谦虚谨慎、诚恳好学的正面孔子形象，目的在于宣扬“法天贵真”，人与物都回归自然的道家宗旨。

    孔子到缁帷的树林中游玩，坐在杏坛上休息。弟子们读书，孔子弹琴唱歌。

    一位渔父下了船，向这面走来。他须眉皆白，披着头发，卷着衣袖，左手抵着膝盖，右手托着下巴，静静地在一旁聆听着。乐曲终了，他向子贡、子路招手，二人就一起过去。

    渔父指着孔子问：“他是做什么的？”

    子路答以“鲁国的君子”。

    渔父又问：“孔子有什么专长？”

    子贡说：“他生来持守忠信，努力践行仁义，修饰礼乐，序列人伦，对上效忠国君，对下教化平民，想要以此造福天下。”

    渔父听说，孔子既不是“有土之君”，也不是“侯王之佐”，便笑着往回走，边走边说：“说仁，可以算是仁了，恐怕自身不能免于祸患；费尽心思，累坏身体，危害到自己的本真。唉！他离开‘道’实在太远了。”

    子贡回来把这番话告诉给孔子。

    孔子说：“这是圣人啊！”说着，便主动地前往河岸去拜见渔父。见面之后，先是退后几步，又施礼上前，说：“刚才，先生的话没说完就走了，请您多说几句，以对我有所帮助。”

    渔父说：“唉！你真是太好学了。”

    ……

    孔子愀然叹息，再度行礼起身，说：“我两次被逐出鲁国，在卫国被禁止居留，在宋国遭受伐树的侮辱，还被围困于陈、蔡。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过失，竟然遭受到这四番耻辱。”

    渔父悲凄地变了脸色，说：“你真是太难觉悟了。有人害怕影子，厌恶足迹，想要摆脱而逃跑。结果，跑得越多，足迹也越多，跑得再快，影子也不离身。他自以为是速度慢了，便更加快跑不停，最后力竭而死。他不懂得处于蔽阴地方就可以让影子消失，停下脚步来足迹便可以不见。实在是太愚笨了。你探讨仁义的关系，考察同异的分别，观测动静的变化，掌握取舍的分寸，疏导好恶的情感，调和喜怒的节度，结果仍然不能免于祸患。你要谨慎修身，保持你的本真，使人与物各都还归自然，那样就没有累害了。现在，你不谨修己身，却去要求别人，不是很疏陋吗？”

    孔子悲伤地说：“请问何谓本真？”

    渔父说：“本真乃是精诚的极至。不精不诚，就不能感动人。所以，勉强哭泣的人虽悲而不哀伤，勉强发怒的人虽严而不威猛，勉强亲热的人虽笑而不和悦。真正的悲哀不发于声却极其哀痛，真正的愤怒不形于色却无比威严，真正的亲热没现笑容却十分和蔼。真性存于内心，神采形诸于外，这就是本真的可贵。……

    “礼仪是世俗之人制订的，而人的本性禀受于自然，自然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圣人效法自然，珍视本真，不受世俗的拘束。愚昧的人却相反，不能效法自然，而去忧心人事；不知珍视本真，却终日碌碌，受世俗影响而变。所以差得太远了。可惜呀，你太早沉溺于世俗的虚伪中，而太晚听闻大道啊。”

    孔子又再拜而起，说：“得遇先生，真是幸运。先生不嫌弃我，耐心训诲，我当作为门人勤服驱役。请问先生住在何处，我当趋前侍奉，以闻大道。”

    渔父说：“我听说，可以往还的，与之达于妙道；不可与往还的—不知其道，那就不要授与他，这样才能免除过疵。你好自为之吧！我走了，我走了。”

    于是，撑船而去，慢慢地进入芦苇丛中。

    作为出色“演员”，孔子应时而出，随时登场，在庄子的掌控下，操着不同的腔调，扮演着生、旦、净、末、丑各种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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