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叙述过庄子的五次出访，再来说他同惠子的八番论辩。

    庄子思想深邃，才气纵横，视野开阔，且又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无论在精神追求、生命格调、生活情趣哪个方面，都超离于凡尘浊世。这样一来，就面临着一个知音难觅，曲高和寡的问题。“堪怜举世嫌疏阔，谁与斯人慰寂寥？”所幸他的同乡中还有一位学富五车、辨才无碍的惠施，不仅博学多闻，而且，对于探索知识、追求真谛，也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就结为真诚的朋友，同时又是旗鼓相当、各擅胜场的论辩对手。在先秦时期，这两位分别在哲学与科学领域同时攀上巅峰的顶尖人物，攒集在一起，有如双星聚耀、奇峰对峙，相映生辉。这在中外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都成了动人的佳话。

    两个理想的论辩“搭档”，同时又是一对“欢喜冤家”。他们虽然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渊源、理论观念背景和相对自由的心态；但在个性、取向、情趣、品格方面，却判然有别，甚至大相径庭。对于惠子，庄子一方面欣赏其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另方面，又为他的诡辩、偏执，“逐万物而不反（不知回头）”，“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而深感惋惜，不时地加以劝诫。

    不过，他们之间的显著差异，恰恰为其学术论辩、思想交锋提供了必要的张力。两人只要见面，便都开启灵府的闸门，展开滔滔的雄辩，尽管很少出现某一方拳拳服膺、由衷信服的结局，但那种相互驳诘、相互激活、相互吸引、相互砥砺的场景，总还是令人心动神驰的。

    智慧的火花只有在碰撞、敲击中才能闪现。学术发展进程中，如果没有对立面，也就失去了激活的动力，无法使各自的论说更趋充分、缜密和完善，直至促进思辨的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庄、惠的结成“对子”、成为朋友，不是由于相同，而是由于不同。越是不同，便越能在论辩中，各展词锋，从而奇观迭起，波澜涌荡，逸趣横生。应该说，正是由于有了惠子的批判、问难与叩击，才使庄子获得了展示思想、阐释见解、激发活力、调整知识结构的场所与机会。

    就此，当代学者邓联合有一段很剀切的论述：

    古代学者，一般的看法是，内七篇为庄子亲笔所写，集中且真实反映了庄子思想原貌。而按照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的观点，这最精彩、最重要的七篇文章，很可能是庄子由于同惠施辩论受到对方思想的“刺激”而写出的，或许径直就是庄子为了反对惠施的思想而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没有惠施以及他对庄子的屡屡刁难，也就没有《庄子》其书，以及思想家庄子其人了。

    这是从庄子的角度讲的，若是把“主观镜头”扫向惠子：

    作为哲学家，惠子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流传下来，他那许多深刻的思想，是依靠《庄子》一书才得以传世的，而其他的先秦典籍一概没有具体记述。从这个角度说，惠施真得要感谢庄子或庄子的弟子，他甚至还欠了庄子师徒一个“大人情”呢！

    关于惠施的生年，学术界大体有两种意见：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在其所作《惠施行年略表》中讲：公元前334年，惠施三十六岁，为魏相；公元前322年，惠施四十八岁，被张仪逐至楚，转入宋。这就是说，惠子出生于公元前370年，长庄子一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早在公元前390年，惠子就出世了。不管如何判定，有一点是绝无疑义的，那就是惠施死在庄子之前。

    惠子因病辞世，大约在公元前310年。这一年，庄子刚好六十周岁。

    对于惠子的病逝，庄子是怅憾重重、深情悼惜的。《徐无鬼》篇记载：

    那天，庄子给一位亲友送葬，路过已经作古的老朋友惠施的墓地。忆起往昔两人的亲密交往，不禁感慨丛生。他回过头来，对跟随在后面的弟子说：

    “楚国首都郢城有个泥画工，用白垩土在墙上作画，不小心，将一块白土滴在了自己的鼻尖上，很小，像蝇子翅膀一样。他就请匠石师傅替他削掉。匠石站在他的面前，看了看，便挥起了斧子，照准鼻尖砍去。伴随着斧头带起的呼呼风声，那小块的白垩土已经干干净净地削除了，鼻尖却没有受到丝毫损伤。其时，无论匠石怎么“运斤成风”，郢城那个泥画工，总是镇定地站在那里，面不改色。

    “后来，这件神妙无比的事，被宋元君听到了。他便把匠石请过去。说：‘你干得真漂亮。那就麻烦你，再给我表演一次吧。’“匠石说：‘要论我的功夫，确实能做得到。只是，这并非个人所能完成的，需要有个镇静不动的人予以配合。而我的那个搭档—郢城的泥画工，已经死去多年了。’”

    说到这里，庄子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讲：

    “自从惠施先生去世，我就再也没有够资格的对手了，再也没有能够交谈的对象了。”

    原话是：“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惠施卒，而庄子深瞑不言（闭着眼睛长时间不发一言），见世莫可与语也。”

    “无以为质”也好，“莫可与语”也好，说的都是失去对手的旷世悲凉。言下流露出一种知音难觅的伤感。

    寻觅知己，“求其友声”，这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自古就流传下来许多动人的佳话。《淮南子》记载：“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惠施死，而庄子寝（停止）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

    原来，春秋时代，楚国郢都有个叫伯牙的人，善于鼓琴，而钟子期善于听辨。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鼓琴每动一念，钟子期均能得之。后来，子期病死，伯牙谓：世上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到了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又踵事增华、添枝加叶，编成了话本，并附上诗句：

    摔破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感时追昔，寄慨遥深，看了令人唏嘘久之。

    二

    “战国从（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注：《汉书·艺文志》。）那些奋逞口舌的辩士，为了“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以打动“时君世主”、击败对方，创造、发展了一种思想直接交锋的话语方式，即后世所说的“辩对文化”。其功能至强，作用至大，所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而形式则多种多样，或论证，或驳诘；或设喻取譬，或引经据典；或从个别事物推演普遍性的结论，或通过阐释普遍原理而引发新知。不管采取何种形式，运用逻辑思维、通晓世事人情、娴熟语言技巧，都是必不可少的。

    阅览先秦诸子著作，发现有两种形式占据主流：一种是独白，自说自话；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对话—如同对立的两极，相互交接，相互逼进，又相互对垒，相互驳诘。对话的前提，应是相同水准，不同视角、不同观点。水准相当，才能“棋逢对手”；而视角、观点的差异，方可“炮声不断”，“好戏连台”。这在《庄子》一书中，不仅随处可见，而且，奇思迭现，异彩纷呈。在讨论问题时，无论是双方思想相同、相近，抑或是明显对立，都普遍应用了对话形式。

    当代学者张洪兴在《〈庄子〉“三言”研究》中指出，为了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书中的辩对采用了多种方式方法：

    直陈法—两人在辩对中，直接就问题展开陈述。或者以地位较低、年龄较小的人向位高年长者请教的方式提出问题，并就此展开论述；或者是持不同观点的人就有关问题展开辩论。这种方法是庄子最常用的辩对方法。

    迂回法—不直接陈述道理，而是间接论述，迂回展开。有的是先予否定，再加肯定；有的是从讲述故事入手。

    譬喻法—用各式各样的比喻进行论证，明喻、暗喻、借喻、象征，不一而足。

    铺陈法—在辩对过程中，使用各种修辞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同一问题进行反复论证。

    当然，最丰富、最繁复、最精彩的，还是以庄子同惠子的思想交锋为最，可说是集“辩对文化”之大成，而且贯穿了庄、惠几十年的整个生命历程。《庄子》一书中，记载二人论辩的寓言故事有十一则，论辩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自然哲学、人生哲学、认识论、审美观、价值观等诸多哲学命题；从辩证关系与认识误区的角度，讨论了有用与无用、有情与无情、益生与不益生、“知鱼之乐”与“不知鱼之乐”、“公是”与“各是其所是”等充满机锋、理趣的问题。

    作为著名政治家，惠施的从政生涯很早就开始了，但其声名远播，则是在“马陵战役”之后，他为身处困境中的魏惠王出了高明的主意。《战国策·魏策》记载，齐、魏两国战于马陵，魏国惨败，公子申被杀，十万大军覆灭。惠子向魏惠王献策：欲报此仇，与其出兵伐齐，不如折节向其朝拜，然后使人离间齐、楚关系。惠王依计而行。果然，“楚王怒，自将而伐齐，赵（国）应之，大败齐于徐州”。惠施出仕魏国，长达二十年时间，其间十多年担任宰相要职。

    庄子与惠子初次相见，据钱穆先生考定，应在魏惠王二十七、二十八年，也就是“马陵战役”之前。庄子出生于魏惠王元年，就此推测，初见惠子时，大约是二十七八岁。

    从庄子这面看，也许是年轻气盛的心性使然，也许是对于接谈的长者抱有过高的期望值，总之，两人初次见面，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惠子留给他的印象并不好，说是失望、沮丧也可。古籍《太平御览》引述《庄子》佚文：“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焉。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鹊耳。’坐者皆笑。”寥寥数语，表现出青年庄子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几年过后，惠施当上了魏国的宰相，庄子前往大梁（今河南开封），去拜访这位乡邦长者。这个信息，不知是怎样传播开来的，结果有人就凭着臆想，说，庄子此行，来者不善，想必是要夺取魏国的相位。说者也许无心，可是，听者却在意了，惠子闻讯，极度惶恐不安。显然，惠施对于庄子的志趣、禀赋，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尽管此前有过短暂的接触，但毕竟知之不深，因而轻信了他人放出的谣言。于是，在城中搜查了三日三夜。庄子却主动出来相见，对惠施说：

    “南方有一种鸟，叫作鹓雏，你知道吗？它从南海出发，飞往北海，不是梧桐树它不停下休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它不饮。这时，有一只猫头鹰得到一只腐烂的死老鼠，看到鹓雏从上面飞过，便仰起头来，惊叫一声：‘吓！’

    “现在，你也‘吓’了起来，是惊怕我来抢夺你在魏国的相位吗？”

    庄子在《秋水》篇这个寓言故事中，以传说中的五凤之一—高洁的鹓雏同龌龊的猫头鹰相比，意在表明：楚国以堂堂相位相礼聘，我都一口回绝，难道会来魏国抢夺你的宝座？词锋锐利、峻刻，却以含蓄之语出之。惠子当时是怎样答复的，文中没有交代；想来，他一定是特别尴尬。

    据《说苑·杂言》篇记载：

    那年，魏国的宰相去世了，惠施闻讯，日夜兼程，赶赴魏都大梁。途中，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惠施心急如焚，来不及等待渡船，便涉水而过，险些被激流卷走，幸亏有个船夫赶来，将他从水中救起。问道：

    “既然你不会水，为什么不等待渡船呢？”

    惠施说：“时间紧迫，我要紧急赶往大梁，去谋取相位啊！”

    另据《吕氏春秋·不屈》篇载，惠施初至魏，见魏国积贫积弱，当即向时任宰相的白圭，献上了使魏国富强兴盛之策。白圭却以“新娶妇”不该指责夫家的弊端陋习而责怪之。说明惠施初到魏国，在旧有卿相眼中，地位与声望还是比较低微的。

    《韩非子·说林》篇亦曾记载，惠施对陈轸说，你虽然在君王面前，善于树立自己的威信，但是，朝廷内部想要铲除你的人太多了，你必然面临严重的危险。这番话当是出自他对魏国官场相互倾轧的切身体验，难怪他满怀着地位不稳、岌岌可危的忧惧感。

    三

    庄子在大梁期间，曾多次与惠子见面。《逍遥游》篇记载：

    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给我一种大葫芦的种子，我把它种下了，后来结出果实，大到足有五石的容量。做什么用呢？用它来装水吧，它又不够坚固，无法负荷那么大的重量；把它剖开做瓢用吧，它又大得没有水缸能够容得下。这葫芦，不能说不够大，可是，丝毫没有用处，我只好把它打碎了。”

    庄子听得出来，这是在影射他的学问大而无当，无所可用，但他并不直接戳破、加以反驳，而是从容地说：

    “先生，你真是不善于使用大的东西啊！咱们宋国有一个人，擅长调制一种可使手不皲裂的药物，他家世世代代都以漂洗丝絮为职业，这药还是派上了用处。有一个客人听说了这个药方，想要用一百金的高价来收买。这个宋人便召开家庭会议商量，说：‘咱们家，世世代代漂洗丝絮，所得不过数金而已；现在遇到这个买主，药方出售给他，一下子就能得到百金。那么，咱们还是卖出吧。’

    “客人拿到了药方之后，便去游说吴王。适值越国兴兵来犯，吴王就派他担任将领。他率领军队，趁着寒冷的冬天，去和越国人打仗。由于他有不皲手的药，得以占据优势，大败越人。吴王高兴地割地予以封赏。

    “你看，同样一个不皲手的药方，有人因之得到割地封赏，有人却只是应用于漂洗丝絮。这就是使用方法的差异。现在，你拥有五石容量的大葫芦，却发愁它派不上用场，大而无用。你为什么不把它绑在身上，当作腰舟，浮游于江湖之上，却顾自担心水缸容不下它呢？可见，你的心还是茅塞不通，没有开窍啊！”

    几天过后，惠子公务处理完了，又来到庄子下榻之处，两人漫无边际地闲谈起来。

    惠子说：“我住的宅邸前面，有一棵大树，人们都叫它‘樗’—也就是臭椿。树干臃肿不堪，疙疙瘩瘩，长满了树瘤子，根本不合绳墨；上面的枝桠，也弯弯曲曲，不中规矩。高高地矗立在大道边上，多少木匠师傅走过，连正眼也不瞧。我联想到你的言论，正好像这棵臭椿，内容广博而毫无用处，大家自然都会弃置不顾的。”

    庄子说：“难道你没有见到过野猫和黄鼠狼吗？它们平常总是卑伏着身子，隐蔽在暗处，静候着出游的小动物。待到小鼠之类的猎物一出来，它们便上下跳踉，左奔右窜，肆意地追捕，根本没有顾及自身的危险。结果，踩上了捕鼠的机具，陷身罗网之中，死得很惨。还有那牛，身躯庞大无比，望去有如垂落天边的云朵。尽管它不能捕捉老鼠，可是，它的功用却是够大的了。

    “现在，你拥有那么一棵大树，却担心它无所可用；你为什么不把它移植到虚无之乡、广漠之野，在它的浓荫密布之下，畅怀适意地徘徊闲步，逍遥自在地静卧安眠呢？那样，你将会同它一样，既无斧斤砍伐之虞，又没有受害遭灾之患。无所可用，这样就会自由自在，免除忌恨倾轧之苦了。”

    后来，他们又见面了，惠子再次就“有用与无用”这个话题，同庄子展开了辩论。据《外物》篇记载：

    惠子一上来，劈头就讲：“不管你怎么辩解，反正你谈的东西没有用。”

    庄子说：“晓得无用了，才能和你来谈有用。大地，该是多么广阔博大呀；然而，人所用的只是立足之地，也不过是一尺见方吧？其他，似乎都与你无关。可是，你却不能把你立足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挖除掉，一直掘至黄泉。如果那样，你所站的那一小块地方还能用吗？”

    惠子说：“那就确实无法用了。”

    庄子说：“可见，无用之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是呀，一般的都以为，眼前可以把握的东西，对自己才是有用的；殊不知，有用与无用，是相对应而言的，不应该把它绝对化。在《徐无鬼》篇，庄子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蹍（踩）而后善博也；人之于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大意是，脚踏的地方很小，就因为小，所以要凭借那没有踏到的地方才能走得远；人之所知，对于其所不知，是很少的，就因为少，得依靠不知道的东西，才能了解天地自然之道。未践之地，未掌握的知识，看似无用，实际上成了有用的基础；所谓“有用”，总是有赖于周围大量看似“无用”的东西作支撑。此即所谓无用之为大用。

    庄子与惠子，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态度上，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惠子长期处于统治阶层，免不了染上摆架子、讲气派的官僚气息；而这，在“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的庄子眼中，当然会极度鄙视的。《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惠子路过孟诸，身后从车百乘，声势煊赫。

    正在持竿垂钓的庄子，远远地见到了，感到一阵恶心。心想：你搞那么大的声势，弄那么多的车队，有什么必要呢？

    这样一来，竟连自己所钓到的鱼也嫌多了，于是，把它们全部抛回水里，用以表示对凭借威权以张扬声势的惠施之不屑。

    关于惠子在官场上的作威作福，讲究派头，《吕氏春秋》中的一段记载，可资作证：

    匡章当着魏王的面，责问惠子：“地里的蝗螟，农夫都痛恨无比，见着了立刻捕杀。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它们祸害庄稼呀！你现在出行，车辆多达数百乘，跟随步行的还有几百人；少的时候，也有几十辆车，跟随步行的数十人。你和那些狐假虎威的帮凶们，都是不耕不耘，专吃闲饭的，其危害禾稼、鱼肉平民，不是更甚吗！”

    可见，《淮南子》所记，并非空穴来风。

    四

    后来，庄子有皖北之行。期间，惠施恰好也在楚国，两人便结伴出游，来到了濠水边上，其地在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二十里外的临淮关附近。濠水流到这里，成南北走向，水流比较开阔，而水质极好，碧水澄鲜，映出楚天的晴光云影。前面正好有一座渡桥，二人便站在桥上，随便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事儿。

    这时，水中正好有一队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

    庄子说：“你看，这些白鱼结队而出，从从容容地游水，这是鱼之乐呀！”

    惠施并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一听庄子这么讲，反倒较起真来。当下问道：“你并不是鱼，怎么知道（“安知”）鱼的乐趣呢？”

    庄子立刻回问一句：“若是这么说，那你也不是我呀，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之乐呢？”

    惠施说：“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了；你本来就不是鱼，那你不会知道鱼之乐，是肯定的了。”

    庄子说：“那我们就要把话题从头梳理一下（“请循其本”）—既然你问：‘你安知鱼之乐？’说明你已经承认我晓得了它们，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

    辩对文化，为了出奇制胜，说服对方，非常讲究策略与技巧。《秋水》篇的这则故事，就揭示了论辩的一种技巧。有的论者指出，庄子的“请循其本”，显然是利用“安知”二字双义解读的特点，来为自己辩解。所谓“双义”，是说它既可做“怎么可能知道”理解，又可做“是怎样知道的”理解，前者为惠子所用的原义，后者为庄子所选取的含义。经过庄子这么一转移概念，立刻就使自己占据主动了。

    抛开这次对话的具体内容不谈，单看庄、惠二人判然有别的眼光、视角，也非常有趣。在这里，他们二人分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眼光、不同的心境来观看出游的鱼群。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他不肯臆断鱼之快乐与否；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从鱼群的从容出游，“相忘于江湖”，想到自己的逍遥游世，“相忘乎道术”；他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把自己从容、悠闲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鱼的身上，从而超越了鱼与“我”的限隔，达到了物我两忘、主客冥合的境界。

    物我两忘的结果，是客体与主体的合而为一。如同朱光潜先生从美学的角度所剖析的：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际，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个性传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传承给“我”，这样，“我”和物的界限便完全消失，“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我”和大自然连成一气，在一块生展，在一块震颤。

    情趣的产生，原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在庄子那里，实现了人生艺术化，逍遥游世，心境悠然，万象澄明，一无挂碍，目之所接，意之所想，无不充满情趣，内则孕育着一己的怡然心态，外则映现着自然的无穷逸趣，于是，流水、游鱼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情感化了。这样，庄子就能够以闲适、恬淡的情怀与知觉，对客体作美的观照、美的欣赏；或者像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所说的，进行无利害的、超功利的“趣味判断”。而惠子则异于是，他以科学化的思维方式和求实的认知态度，进行理性的解析，用他的以现实功利为主导的认识判断来研判庄子的无目的的、超利害的趣味判断，所以，就显得扞格不入，有如圆凿方枘。

    在这里，艺术创造工程中的通感与移情两种心理效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通感，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人与物之间的冥然契合，才会成为可能；而通过移情，艺术家亦可借助于感应、经验来认知外物，同时又把自己的情感移植到外物身上，使外物也仿佛具备同样的情感。正是在这种通感与移情的作用下，诗人才会吟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华灯一夕梦，明月百年心”的名句来。

    当然，这里说的是艺术欣赏与趣味判断；而惠施那种“无征不信”，“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求实精神与认真态度，在科学研究中，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方向不同，对象不同，自然就情趣各异。所以，后世的文人都是把欣赏的目光投向庄子，并把他的那种怡然情趣概括为“濠梁之思”。到了崇尚超拔的意趣、虚灵的胸襟的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笔下，还有个更为雅致的说法，叫做“濠濮间想”。

    《世说新语》记载：

    晋简文帝到御花园华林园游玩，对左右侍从说：“令人领悟、使人动心之处，不一定都在很远的地方，你们看眼前这葱葱郁郁的长林和鲜活流动的清溪，就自然会联想到濠梁、濮水，产生一种闲适、恬淡的思绪，觉得那些飞鸟、走兽、鸣禽、游鱼，都是要主动地前来与人亲近。”

    东坡居士曾有“乐莫乐于濠上”的说法，可见，他对这种体现悠闲、恬淡的“濠濮间想”，是极力加以称许，并不懈追求的。只是，后人在读解“乐在濠上”和“濠濮间想”时，往往只着意于人的从容、恬淡的心情，而忽略了“翳然林水”和“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种物我和谐、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环境。

    五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惠子政务操劳，形倦神疲，身体一直不太好，终于在临近花甲之年，赋闲回到了宋国。这样，庄子与惠子在故乡见面的机会，就相对增多了。

    前此，惠子大部分时间都在魏国，勤劳王事，南北驰驱。他在皖北与庄子濠上一别，不久，就被并不怎么看重他的楚国王室“礼貌地”送回到老家；但很快，他就又从宋国去了魏国。两三年后，又有一次荆楚之行，那是为了外交事务，奉魏王之命，南下郢都，出使楚国；尔后，又曾北上邯郸，赴赵国访问。

    惠子还乡后，就赶上了庄子家的丧事。那天，他听到庄周妻子因病去世的消息，便带上一份礼金作为奠仪，匆匆赶到丧家来吊唁。路上，心里还盘算着如何劝慰老朋友，节哀顺变，注重身体；可是，进门一看，不禁瞠目结舌，只见庄子两腿八字张开，坐在棺材旁边，正敲着瓦盆唱歌呢。

    《至乐》篇记载：

    惠子看了，当下加以责问：“妻子和你相处几十年，为你生儿养女，现在老病而死，你不悲伤哭泣也就罢了，怎么还要敲着盆子来唱歌呢？你不觉得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吗？”

    庄子说：“不是这样。在她刚弃世的时刻，回想过去的情分，我确是十分悲戚、非常感伤的；可是，转而一想：起初，我们本来都是没有生命的；岂但没有生命，而且，连形体也没有啊；岂但没有形体，连魂魄、气息也没有啊！正是在恍惚芒昧之间，魂魄、气息悠悠出现了，然后，气变而成形，形变而为生命。现在，反转过来，一切都丧失了，变而为死亡。这样，生死循回，交相变换，犹如春秋冬夏四时运行那样。

    “人家劳累了一辈子，从我这斗室里迁徙到了天地的大屋中，安息静卧，而我却要在旁边嗷嗷不休地嚎丧，我总觉得这不符合达生之道，有违于顺乎生命自然之理。所以，我就止住了哭泣，敲打起瓦盆来。”

    惠施听了，无言以应，放下礼金，拔腿就走了。

    翻检方志，发现中原以至楚地，古时民间丧事，确有“鼓盆而歌”（俗称“丧鼓”）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各代。文学作品中，亦有关于“鼓盆歌”、“鼓盆悲”、“鼓盆之戚”的记述。可见，《庄子》书中所记，当属纪实之笔。

    且说，惠子那天听过庄子的一席话，考虑到治丧这种特殊场合，没有当面驳诘，但心里却老是觉得郁塞不舒，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几天过后，遇到了庄子，便又就着相关话题，展开论辩。显然是“达生之道”辩说的延续。

    《德充符》篇记载：

    两人一见面，惠子就发问：“人本来就无情吗？”

    庄子说：“是的。”

    惠子接着诘问：“人如果无情，那他怎么能称为人呢？

    庄子说：“天道赋予人形貌，自然赋予人形体，怎么就不能称为人呢？”

    惠子反问：“既然称之为人，怎么会无情呢？”

    庄子说：“你这个‘情’，并非出自天性，而是世俗好恶影响下产生的。我所说的‘无情’，是说不要放纵自己的好恶，以免内伤其身、戕害本性；应该顺应自然，无须进行人为的增益，以免给生命造成多余的负担。”

    惠子问：“不益生、资培，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

    庄子说：“道与之貌，天与之形，赋予人以一切；我们应该随任自然，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之情而内伤其身。现在，你驰骛于外物而不知内守，伤害心神，损耗精力，待到辩论疲怠至极的时候，便倚树而吟，据琴而睡。我们的形体，原本是自然授予的，可是，你却恣意损耗，不知爱惜，整天以‘坚白之论’去争鸣、论辩！”

    青年学者王博认为，庄子所谓的无情，说的是人“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因此，所谓的无情，其实是和心相关之事。好恶自然是情，但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就已经不是情，而是用心了。这种用心，就是“不以人灭天”，不因自己的好恶而改变事物的自然。譬如生，可以养，绝不可以益。养生是尽其天年，益生则是在“天”的上面再增加内容，但既然是天，又如何能加呢？

    同时，我们也看得出来，对于惠子的劳形苦心，恃智争辩，坚执不化，庄子是很不以为然的。

    与此相关，《寓言》篇还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这天，庄子对惠子说：

    “孔子生年六十，而六十年中总是与时俱化—起初他所认为对的，最后又加以否定了。其实，今天所认定为‘是’的，完全可能正是五十九年来所批判的‘非’。”

    惠子说：“这是孔子勉力用智的结果。”

    庄子说：“你说的也许是孔子年轻时的情况，他到后来已经放弃用智了，因而未曾多言。孔子说：‘人从大道自然中禀受才智，在天赋中含伏灵性，不是靠后天勤奋而获得的。那种发出声音都必须合乎韵律，说起话来都不离法度，利也好，义也好，是非好恶的辨别，一切都摆得清清楚楚的，都不过是服人之口罢了。只有使人从心底里服气，而不产生抵牾，这样，社会才能底定、安稳。’算了，算了，不多说了，比起孔子来，我们哪里赶得上呢！”

    同样一件事，在不同观点、不同视角的人看来，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关于孔子“与时俱化”、“觉今是而昨非”，庄子归结为得道、心悟，惠子则目之为勉力用智。其实，从这里可以鲜明地看出，庄子借助表扬孔子不固执己见，与时俱化，而且放弃用智，所针对的恰恰是惠子。采用的方式，正是前面说过的辩对中的“迂回法”。

    六

    过了一阵子，庄子和惠子又聚到一起了，他们的话题是时下各派的学术争论。这当是两位老朋友的最后一次辩论。

    《徐无鬼》篇是这样记述的：

    这天，庄子首先挑出一个话头：“就比如说射箭吧：一个射手没有依照事先预定的目标来发射，结果却误中了，他便自诩为神箭手。照此下去，那么，举世的射箭之人，岂不都成了后羿了。你说，这样可以吗？”

    惠子一反辩才无碍的常态，只是漫应了一句：“可以。”

    庄子又问了：“世间不存在共同的、统一的认可（“非有公是”），都是把自己的认识说成是唯一正确的结论（“各是其所是”）。结果，天下人就都成为帝尧了。你说，这样可以吗？”

    惠子依旧是回答一个词：“可以。”

    庄子这才导入了正题，接着说：“那么，儒家、墨家、杨朱、公孙龙（秉）四家，加上先生你，总共五大家，都是各执一词，究竟谁说的正确呢？或者像从前的鲁遽一样吗——

    “鲁遽的弟子说：‘老师的道理我学到了。我有本事能够做到冬天烧开鼎釜，夏天造出冰凌。’鲁遽说：‘这算什么本事？不过是冬至一阳生，以阳气引发阳气而为火，夏至一阴生，以阴气引发阴气而为冰罢了—这并不是我所说的道理。现在，就把我的道理演示给你们看。’说着，他就调整两张弦瑟，一张放在厅堂上，另一张放在厅堂后的寝室里。结果，弹拨这张瑟的宫音，另一张瑟也跟着动起了宫音，弹拨这张瑟的角音，另一张瑟也应之以角音。其机理在于两张瑟的音律是相互协同的。如果把其中一张瑟上的某一条弦调整了，这就跟原定的五音不合了，若是再弹拨它，那么，二十五条弦就都跟着变动了。调整后的五音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随着这条弦上变调的主音而改变。你们这五家，不也都是像这样吗？”

    惠子说：“现在，儒、墨、杨、秉四家，正和我辩论着。互相以言语相抗衡，以声音相压制，各都自以为是，谁也不承认自己错了。这怎么说呢？”

    庄子说：“齐国有人把儿子放在宋国，做个守门的阍者。因为守门人都是选择肢体残缺的，便砍断了儿子的腿，使他不健全；而他自己，却对一个长颈的小钟无比珍视，层层包裹起来，珍藏在身边，爱惜器物竟然胜过爱惜儿子。寻找失散了的儿子，他并不出城，只在家门口转游。这都是丧失伦常、违背公理的。

    “还有一个楚国人，蛮不讲理，借住在别人家里，却辱骂这家的守门人。渡河乘船，更深夜半时节，和船家打架，结果，船还没有靠岸，就同人家结成仇怨了。”

    庄子列举出愚蠢的齐人爱器物胜过爱亲子，鲁莽的楚人不顾艰危的处境而结仇招怨、造作是非的事例，意在批评惠子之流的辩士，迷失本我，轻其性命之情而不知自保，只是留意于词辩、名物之间，徒逞一时口舌之快，颠倒重轻，混淆本末，完全不得要领。

    这就涉及《天下》篇收尾处那段评述惠子的文字了：

    “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

    意思是，惠施发挥一技之长、充实一家之说还算可以；如果进而重视大道、追求大道，那就差不多了。可是，他不能以此更好地安顿自己，反而为纷杂的万物而分散心志，不知满足、厌倦，最后博得一个善辩的名声。实在是可惜呀！惠施的才气横溢而不得循正道，追逐万物而不知回头，这就等于用发声来制止回音，形体与影子竞走，可悲呀！

    有赞许，有惋惜，有讽喻，有惋叹。语重情长，寄慨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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