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转瞬间，庄老先生已经到了垂暮之年。

    近年，体质大不如前，而他的经济状况却依然十分拮据，亏得有几个弟子时常接济一些，才聊可勉强度日。无奈，入秋以来，一直是咳嗽不断，只好缠绵病榻。几个贴身弟子，明知师徒已经聚日无多了，更是时时守护在老师身边。

    弟子们记起先生在《大宗师》篇，曾经借助子舆之口说过这样的话：

    伟大的造物者要把我变成这样一个拘孪不伸的人哪！现在，我一切全都听从他来安排了：假使把我的左臂变成雄鸡，那我就用它来报晓，假使把我的右臂变成弹丸，那我就用它去射斑鸠，然后烧烤了吃，假使把我的尻骨变做车轮，把我的精神化做健马，那我就乘上它，纵辔前行，也就用不着再驾轮车了。

    先生还曾借助子犂的话说，“要化作鼠肝呀，虫臂呀！”想起这些话，弟子们不禁暗暗地抽泣起来。

    庄子虽然身体十分虚弱，但头脑却仍然非常清醒。他明白弟子们的心理，便坦然地笑着说：

    我还借助子来，说过这样的话哩：“自然对于我，无异于父母，无论是去东西南北，都要唯命是从。大自然给我以形体，用生使我勤劳，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生是死的连续，死是生的开始。所以，善待吾生者，也同样善待我死也。”

    想开了这些事，你们就不会为我的死感到难过了！

    弟子说：

    先生的德泽，使我们终生受益无穷，我们经常苦于无以为报。因此商量着，如何在先生大归之时予以厚葬。

    庄子接连着咳嗽几声，然后，喘着气，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把天地当作棺椁，把日月当作双璧，以星辰为珠宝，用万物做殉葬。这样的葬礼难道还不完备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弟子说：

    没有棺椁厚葬，我们担心先生会被乌鸦、老鹰给吃掉了。

    庄子淡然一笑，说：

    在天上被乌鸦、老鹰吃掉，在地下被蝼蛄和蚂蚁吃掉，二者有什么不同？从乌鸦、老鹰嘴里夺出来，送给蝼蛄、蚂蚁，何必这么偏心呢！

    从《列御寇》篇记载的这几段对话，看得出庄子的胸襟该是多么豁达，观念该是何等超拔啊！是呀，“以道观之”，人受命于自然，理当回归自然，这没有什么可计较的。精神固然需要寄寓于形体，然而，子之“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爱那赋予形体生机与活力的内在精神）”（注：《德充符》。）。相对于精神来说，形体不过是一件存贮器；取之天地，返诸天地，万物死生均安处于天地的怀抱之中。从这一点出发，确实可以说，生犹死也，死犹生也。

    停顿了一会儿，庄子又就这个话题做了进一步的引申：

    以一家之偏心、偏见去平衡万物，这种平衡其实是不平衡的；用一家之偏心、偏见来谋求征信，这种征信其实是不足征信的。自炫明智的人只会为外物所役使；只有任随天性的人才能无往而不征信。自炫巧智的明者，比不上任随天性的神者，是由来已久的；而昏愦惑昧的愚者，却依恃一己的偏见而溺于人事，终致徒劳无功，岂不是太可悲了！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当是弟子们所听到的这位哲学大师的临终遗训。

    哲人其萎。他把一个浑沌的宇宙纳入了博大的胸怀；而时间却在他的身上停止了走动。也正是这一年，公元前286年，庄子的祖国—立国七百六十一年的古宋，为北方的强邻齐国所灭。

    先生享年八十三周岁。

    这在科学尚不发达、医疗条件有限的上古时期，无疑称得上高寿。当代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说过，许多中国、外国的哲学家都很长寿，这跟他们的精神境界有关。真正的哲学家，能够站在宇宙的、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视野开阔，心胸宽广，有一定的思想高度，看问题深远，凡事看得开，一般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为小事所羁绊。活得洒脱，自然长寿。庄子就正是这样。

    诚然，凡是生命，都必然面临着生物的、物理的双重限定，任何强大的力量也无法改变“终有一死”的自然法则；但是，当“活无常”板着无情的面孔，一手摇着破芭蕉扇，一手提着铁索和算盘，冷冰冰地宣布这一必至的结论时，总还会遇到两个方面的严峻对抗与挑战—哲学与艺术作为人的物质生命之外的精神延伸，分别以其超越的思想和撼人心魄的魅力，习惯于对“死”之现实说“不”。而且，从哲学的角度看，生命的时间性限定也是可以超越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就曾表达过这样的信念：“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它在一个时候有一个终结称为死，在另一个时候又再生出来，但是永远地不会消亡。”实体遭到毁灭，精神却永恒地传承下去。

    星灭光犹在。旷代哲人的身影在古黄河岸边一个荒村僻巷中消失了，带走了他的天才和智慧，也带走了他的全副的诗性情怀，而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遗产、哲学与艺术的精品—《庄子》。

    二

    在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有两样东西与形体相伴生成，不约而至：一者为病，一者为梦—短的是病魔，长的是梦境。

    如果说，病魔所带来的是精神与躯体的缠绵不断的痛苦；那么，梦境则在睡眠时通过生命律动与心灵运营，万花筒一般，无规则地、不由自主地实现着某种“幻象构成”，发挥其调节、激活与诱惑作用。后世的西方哲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一种完全合理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而对于从事形象思维与艺术创造的庄子来说，梦，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更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心灵财富，不仅属于清醒状态的精神活动的延伸，而且赋予种种艺术创造活动以灵感的启发和幻想的滋养。那位大约与孔子同时代的哲学前辈—赫拉克利特说得更精彩：“清醒时，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而睡梦中，我们却拥有各自的天地。”

    晚年庄老夫子的白昼与黑夜，是在病苦与幻梦的交相陪伴下度过的。作为心灵的财富，梦境在庄子那里，总是受到特殊的关注。那种依照旧说附丽于形体而存在的魄、游离于形体之外的魂，经常是在深夜里，不期而至，织成蛛网一般的多维、多向、多彩的迷离梦境。其中所展现的，多是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旧事，入梦的有老聃、孔丘，还梦见过兀者王骀、得道的女偊；也曾途经“七圣皆迷”的襄城之野，进入远古的“盛德之世”，还到过平生未曾涉足的南冥、北冥。那天晚上，与老朋友惠施魂梦相交，悠悠生死几经年，一会面，两人自是有诉不尽的离衷别绪，可是，说着说着，就又针对一些现实中的问题争辩起来，醒后还觉得有些口燥舌干。

    当年，孔夫子也做梦，到了晚年曾经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作为儒学的奠基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一位古代圣人。而庄子却是以道为师，他在梦中所向往、所追慕的所谓“大宗师”，亦即“古之真人”，是天道的体现者。他对弟子们说，古之真人，睡觉时是不做梦的，醒来时也不忧愁，饮食不求精美，呼吸自在深沉；不人为地促成有所不足的事物，不自我夸耀事物的成功，不对任何事情多所考虑；古之真人，不知道贪生，也不知道怕死，出生不欣喜，入土不排拒，顺其自然地来，顺其自然地去，不忘记自己的始原，也不究诘自己的结局。（注：《大宗师》。）

    庄子还讲述过这样一场梦境：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生动活泼的样子）胡蝶也。自喻适志与（欤）（自己觉得快活惬意呀）！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惊疑的样子）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区别）矣。此之谓物化。”（注：《齐物论》。）

    庄子述梦与设喻的目的是什么？他没有点破。我们不妨做两方面的解读：一是，用觉与梦、寤与寐，隐喻生和死，人之向死而生、向生而死，犹如人之由寐而寤、由觉而梦；觉与梦、生与死只具相对意义，实际上不过是生命状态、生命形式的转换而已；另一方面，是想要说明万物等同、物我齐一的道理：我即梦中之物，物即梦中之我，达到一种主客浑然一体、物我恍乎两忘的境界。

    不论其为前者还是后者，庄子的叙述方式都充满了诗性的、浪漫的情调。对此，清初的文学家张潮别有会心，他说：“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幸与不幸之别，端在于有无自由，有无拘碍，是否能够任情适意，自在飞翔。应该说，这也正是庄子的寓意所在。当然，话是这样说，但又并非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与张潮大约同时的黄周星，曾经为此作注：“惟庄周乃能梦为蝴蝶，惟蝴蝶乃能梦为庄周耳。若世之扰扰红尘者，其能有此梦乎？”

    原来，这位张潮，对于庄子其人其书，不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而且，怀有特别深厚的情感。他以“心斋”为号，即取自《人间世》篇；在其清言小品《幽梦影》中，他说：“愿作木而为樗，愿在草而为蓍，愿在鸟而为鸥，愿在兽而为鹿，愿在虫而为蝶，愿在鱼而为鲲”，用以表达他对逍遥自在、隽雅超俗的向往。这里所列举的六类草木、鸟兽、虫鱼，亦多出自《庄子》。

    “庄生晓梦迷蝴蝶”，不管我们如何解读、如何认知，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庄子所追寻的原是一种超现实的境界，其意在于体道、悟道、述道；可是，后来的一些道家，特别是道教人士，竟然带上沉重的物质性、功利性、目的性，以迷惘的心态、愚蠢的行为，作虚幻的求证，妄想通过炼丹服食，拔宅飞升，以求长生不死、羽化登仙，实在是可笑又可悲的。

    与“梦蝶”相关联，庄子在《齐物论》中，曾借长梧子之口，提出“人生不过是一场梦”的看法：

    一个人，晚上梦见饮酒作乐，早晨起来却悲伤哭泣；晚上梦见悲伤哭泣，早上起来，却游猎作乐。人在梦中，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在梦中，还要探讨梦的吉凶如何，醒来时，才知道原来是在做梦。只有非常清醒的人，才知道人的一生不过是一场大梦。可是，愚人却自以为特别清醒，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整天，君啊，臣啊，真是鄙陋极了！

    庄子还说：“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注：《大宗师》。）做梦的时候，或如鸢飞戾天，或如鱼跃于渊，心里并不知道那是梦境；待到醒转过来，以为脱离梦境，进入了清醒状态。那么，我要问说这话的人：你真的觉醒了吗？

    庄子的人生，是超拔、解脱的人生，又是“游于世而不僻”的人生（注：《外物》。）。所谓“游于世而不僻”，是指他既不脱离现世，像禅门衲子那样，完全跳出红尘之外，又不执着于浮情，汲汲于名利，斤斤于计较，将整个生命投入到物欲追逐、俗世纷争中去；而是保持一种不即不离、不粘不脱的悠游状态。

    既然浮生如同梦境一样茫然无据，难于把握，失去它就像得到它一样偶然，既然“汝身非汝有也”（注：《知北游》。），那又何苦陷溺其中、执迷不悟，直至无法自拔呢！这种对于生命与梦境的深刻认知，反映出庄子迥然有别于其他先秦诸子的特异之处。

    三

    在生命链条中，死亡是一种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特征的现象。对于大千世界中的纯物理现象，比如星体的殒落，物种的消亡，山石的风化，源泉的枯竭，可以借助观察、实验、分析、归纳等科学的手段、逻辑的方法，予以认知和探索；而人的死亡，作为以精神因素为其本质特征的生命现象，其瞬间的心理体验、精神启悟和直觉感应，是无法传递给他人和昭显于人世的，只能眼睁睁地任凭死者带着一切，飘然而去。这样一来，要研究与把握其间的奥秘，人们就只有通过非科学、非逻辑的途径，作猜测式、直觉式的心理还原。其难度与迷惑以及不确定性，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而有分别从宗教、美学、艺术理念出发，对于生死问题特别是死亡意蕴、死亡情境，进行文化哲学的多维度、多视角的剖析、判断，昭示其不同的主张，展现各自的面目。鉴于死亡瞬间的感官知觉、心理体验是无从把握的这一生理特征，因而历代学人往往把探究的重点，更多地侧重在生命价值与死亡意蕴方面。

    东晋杰出的书法家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感叹世事沧桑，人生多故，说：“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里的古人指的是孔夫子。《庄子》中两次记载了孔夫子的这句话。其间所反映的正是儒家的重生畏死之情。儒家重视人生价值、人际关系、人世情感，而当时遭逢乱世，现实生活中充满偶然性，人们感伤于命运无法掌握，浮生若寄，生死无常，因而生出多重感慨。所谓死生之“大”，乃是由于如同对待生存、生活一样，赋予死亡以社会性的理性内涵，通过追逐“立德、立功、立言”这人生的“三不朽”，来体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因而有“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说法。

    “列子贵虚”。他那一派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认为“死后之名，非所取也”，完全摆脱贵贱、名利的种种羁绊，对客观存在抱着虚无的态度。在记录其言行的《列子》一书中，借用杨朱之口，说：“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也，孰知其异！”“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迟速之间耳。矜一时之毁誉，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岂足润枯骨？何生之乐哉！”

    杨朱主张为我、贵生、享乐。认为为我就要贵生，贵生就须享乐，即便是“死有万世之名”，而“生无一日之欢”，又有什么意义？他鲜明地肯定了欲望的合理性，把享乐与纵情同生死的终极价值等量齐观，开启了后世道教纵乐长生思想的先河。

    老子一方面承认死亡是无可避免的，是现实的、客观的存在；同时又提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注：《老子》六章。）认为太空的元神不死而永生，绵绵不断，永世长存。就是说，冥冥中有一种超现实、超物质的精神存在。

    大约与老子同时的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谈到死亡问题时，推测人死之后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死亡有如长久的睡眠，摆脱了痛苦，剔除了烦恼，再没有俗世间的折磨与不义，只有深沉的平静与安宁；另一种是，如果真有所谓“灵魂不死”，那么，死后就可与古圣先贤精神往来，继续讨论哲学，那将是天下一大乐事。而略晚于庄子的古希腊另一位哲人伊壁鸠鲁，则认为“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贤者既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他们都是抱着一种超然的心态来对待死亡的。

    而庄子的生死观，作为诗性生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充满了审美的思辨，蕴涵着机锋玄邈的形上色彩。简言之，就是“生寄死归”，死生一如。生命只是偶然的有限的历程，生是死前的一段过程，活着时宛如住在旅馆，死去就是回家了，回归永恒的家园；生与死不过是一种生命形态的变化；生死是同一的，同归于“道”这个本体。

    人生，乃是生生死死的连环套。在《知北游》篇，庄子有言：“生者死之徒（继承者），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极）！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庄子还曾几次说到“物化”：有的是作为事物的变化，比如说梦中蝶变，“此之谓物化”；更多时候是指死亡：“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注：《刻意》。）；“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注：《大宗师》。）意思是，若是已经化做某种物体，那就意味着等待未来不可知的再一变化，反正一切都听其自然，顺乎天道好了。

    对于“生死为徒”，后来的《淮南子》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表述得也更为形象。他说，吾生也，有七尺之形，死了有一棺之土，生，比于有形之类，死，沦于无形之中。造化创造万物，犹如陶匠和泥制作陶器，从地上取出土来做成器皿，这同它没有离地并无差异；待到陶器破碎了，变成土块，散落在地上，和器皿也没有什么差别。而东汉的张衡则在《髑髅赋》中，借庄子之口说：“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唐代寒山子的诗对此做了明确的解释：“欲识生死譬，且将冰水比：水结即成冰，冰消返为水。”

    在庄子看来，“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注：《大宗师》。）；“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说（悦），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固定）也”（注：《秋水》。）。既然属于命定，关乎天道，也就生而不悦，死无所哀，无须存有什么感伤意味。

    从这一点生发出去，庄子明确地表示了对于厚葬的批评意见。他曾借孔子之口，表彰孟孙氏关于丧事从简的做法。说“孟孙氏尽之矣（做人做到了家），进于知（智）也。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注：《秋水》。）

    庄子提出这个问题，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据南怀瑾先生讲解，“三代至周秦之间，对于父母的丧事，办得太严重了。棺材外面要有椁，所谓衣衬棺椁，死者有几个女儿女婿，就要盖几条被子；古代又是多妻制的，如果有二十个女婿，死者的身上就盖二十层被子。几个儿子，穿几条裤子。所以，棺材里头，春夏秋冬的衣服俱全”，“棺材里都装不下。棺材外面的东西就更多了，什么茶叶啦，石灰木炭啦，各种东西，你们看都没看见过，另外还有嘴里头含的什么，手里拿的什么，这个之多叫作一塌糊涂，非常复杂。”

    四

    《庚桑楚》篇记下了庄子的这样一段话：

    古代的人，他们的智力达到了一种境界。什么境界呢？他们认为，不曾有物存在，这是最高明的见解。已经完美了，没有可能再超越了。其次，是认为有物存在，不过，却把出生当作丧失，把死亡当成回归，这已经有所分别了。再次，是认为起初是无有的，后来有了出生，出生尔后又死亡；把无有当作头，把出生当作身体，把死亡当成尾椎。谁能了解有、无、死、生本来是一体的，我就与他做朋友。

    当代学者肖兵指出，在庄子看来，如果还有生和死的区分，那还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应该是“不知死不知生”，或者叫“不死不生”，“与道为一”。庄子认为，“以生为丧，以死为反（返）”，仍然有分别心，这种思想比起“以为未始有物”的最高境界来，就属于次一级的境界了。《庄子》中多处谈到“不知死不知生”或者“不死不生”的境界，如《寓言》篇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不文雅），二年而从（不固执），三年而通（不受拘束），四年而物（与物混同），五年而来（前来归附），六年而鬼入（神化），七年而天成（合于自然），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大宗师》篇女偊向南伯子葵讲述自己教卜梁倚学道的过程：“吾犹守（坚守）而告之，参（三）日而后能外（遗忘）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透彻通达）；朝彻而后能见独（别开新境，见常人所未见）；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由是可见，庄子生死观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知死不知生”。

    在《知北游》篇，庄子曾借老子之口，说：

    人都是由于阴阳二气所合成，生存于天地之间，只是暂时作为人，将来都会返本归宗。从本源上来看，所谓生命，就是有气息之物。虽有寿夭之分，但两者相差几何？不过片刻而已。

    人生天地之间，犹如阳光掠过空隙一样，忽然而已。万物蓬蓬勃勃，没有不生长的；变化衰萎，没有不死去的。……解开自然的束缚，卸却自然的包裹，转移变化，精神消散，身体随之消逝，这是返归大本啊！

    正因为这样，所以，对于死亡，应该采取一副超然心态，坦然以对。

    在《养生主》篇，庄子还曾假托老子故去，秦失往吊，来申抒他一己的观点：

    老聃去世了，秦失去吊丧，号了三声，（哭而不哀，按世俗之礼，）就出来了。

    老聃的弟子问：“你不是我们老师的朋友吗？”

    秦失说：“是！”

    弟子又问：“那你就这样吊唁他，合适吗？”

    秦失说：“是呀，开始的时候，我把他当作一般的人看待了，后来醒悟到，并非如此。（老聃是安时处顺之人，不应等闲视之。）刚才，我进来吊丧，看到里面有老年人在哭他，就像哭自己的孩子一样；有年轻人在哭他，就像哭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们聚集到这里来，一定有不想吊唁而吊唁、不想痛哭而痛哭的（并非所有的人都出于真情，而是按照世俗礼节行事）。这样做，是失去本真、违背至情的，忘记了自己所禀受的天性所在。古人把它称作违背天理自然所得到的惩罚。

    “你们老师是有道的尊者，他来到世间，是应时而生；离开世间，是顺命而死。安于时命而顺应处境，哀乐之情就不能侵入心怀。古人以生为“悬”，以死为“解”，他现在获得了天然的解脱。”

    讲到这里，庄子又特意加上一句：“指（脂）穷以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意思是，人的生命，有如以脂膏为薪火，烧尽了乃是一种转化，并非就地消灭了，不过是随其时而顺遂之，不足以为哀乐也。当然，“太上忘情”，也只是限于“古之真人”；以生为“悬”、以死为“解”也好，“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也好，常人是很难做到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讳死、恶死、畏死、避死的。《应帝王》篇谈到，郑国有一个相面的神巫，名叫季咸，能够占卜出人的生死、存亡、祸福、寿夭，说的年、月、旬、日非常准确。因此，郑国人见了他，都远远地避开，唯恐被他说中了，倒霉。记得当代著名物理学家，那个专门研究宇宙论和黑洞理论的斯蒂芬·霍金，讲过这样一段趣话：“我注意到，即便那些声称一切都命中注定的，而且我们无能为力改变的人，在过马路之前，都会左右看看有没有汽车过来。”

    畏死、避死的后面，是贪生、恋生，这在古今中外大多数人来说，是共同的心理。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一座墓室里有这样的铭刻：“原来喜欢遨游四海的人，现在被禁锢在斗室里；原来喜欢华服盛装的人，现在则穿着破碎的衣服沉睡；原来喜欢狂喝痛饮的人，现在置身于连水都匮乏的地方；原来权重、富有、声威赫赫的人，现在来到了永恒黑暗的世界。”铭刻反映了对生的依恋和对死的恐惧，渴望着能够死后复生，重享生的快乐。

    逃避死亡，尽管这是人类永远解决不了的课题，可是，有些人却仍然幻想着要彻底征服死神，永远不和他打交道。七百多年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西征凯旋，踌躇满志地说：“直到如今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不能击败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征服死亡。”但是，这话出口不久，他就在西夏的清水县行营一命呜呼了。这又一次证明了庄子的明断：“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世间其他的苦难，都可以设法躲避，实在躲避不开就咬牙忍受，一挺也就过去了，唯独死亡是个例外。

    不过，话又说回来，人类确实永远征服不了死亡，但是，死亡也同样战胜不了人类。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过，死亡征服不了伟大的灵魂。人类心中有许多种感情，其强度足以战胜死亡—敌忾压倒死亡，爱情蔑视死亡，荣誉感使人献身死亡，巨大的哀痛使人扑向死亡。唯有怯懦、自私，使人在还没有死亡之前就先死了。

    五

    佛经里有“生死疲劳”的说法，意思是，人死了不到四十九天又投胎，投胎之后又是生老病死，死了再生老病死，永远在那儿轮回，无休无止，疲于奔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倒用不着去管它，但在有生之年，摆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苦痛，却是实情；而且，佛家还觉得这“四苦”不足以统括全盘，于是，又翻了一番，折腾出来所谓“人生八苦”。生、老、病、死之外，再加上四种苦情：爱别离（亲爱之人分别、离散）、怨憎会（恨怨憎恶之人反而常相集聚）、求不得（喜欢的得不到）、五蕴盛（涵盖了人的身心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炽盛）。有这么多的苦相伴，难怪那个名震全球的大作家歌德，在他年届七十五岁之时，要说：“这一辈子，快乐兴奋的日子，前后算起来不足四个星期。”

    整整二十年前，我曾经历过一场重大的生命劫难，直接面对着死亡这个魔鬼的威胁。—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当时本已治愈，想不到三十多年之后，在原发病灶上又出了大的变故，可怕的病魔竟然“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结果，肺部挨了一刀。这样，我便由“五花教主”变成了“四叶亭侯”。

    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过，读者选择作家是去寻找与自己相似的灵魂。而我卧病当时的选择庄子，除了这一点，还有战胜病魔的考量，也就是要从庄子的自然观、生命观、价值观中，获得领悟，汲取力量。除了我自己床头读解，口诵心惟；恢复健康过程中，还经常同几位文科教授、文化学者在病房里开怀纵谈，而生与死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

    那天，我靠着枕头斜欹在床上；G先生和H女士分据着两个沙发；眼镜S坐在椅子上。这些靠书卷以遣有涯之生的书呆子，三句话不离本行，话题首先就从读书与疗疾的关系展开。G兄年长，学问也最大，当然是由他开篇了。他说，西汉学者刘向说过：“书犹药也。”宋人也有“赖得《南华》怜我病，一篇《齐物》胜医方”，“欲识道人真静处，《南华》一卷是医王”的诗句。诗翁陆游说得最为剀切：“愁得酒卮如敌国，病须书卷作良医。”意思是，心中郁积愁烦，把酒浇愁，犹如献粮资敌，只会使愁烦雪上加霜；而好的书卷如同良医，确是疗疾祛病所不可缺少的。他还有一首七绝：“儿扶一老候溪边，来告头风久未痊。不用更求芎芷辈，吾诗读罢自醒然。”清代学人阐发其意，说：“忧愁非书不释，愤怒非书不解，精神非书不振”，“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

    H女士接上话头，说，当然，嗜书也像用药一样，必须对症、对路。要论养心、安神，古今书卷，当以《庄子》为上上品。就按治病疗疾来说，病，有“三分治七分养”的说法。养病贵在养心。“百感忧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特别是那些内科疾患和心理疾病，精神、情绪、心态惊扰不宁，即使华佗再世、扁鹊重生，也无能为力；而《庄子》一书，恰恰在“解套”方面，最有办法，也最见成效。

    眼镜S插言了：“孔子对于死亡问题，一向采取回避态度，当弟子子路问到他时，便很不耐烦地回答：活人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活着的时候应该怎样做人还没有弄懂，哪里有时间去研究死人的事情！而庄子正好相反，他总是不待弟子发问，便主动地谈，反复地谈。有人做过统计，《庄子》一书中说到死亡问题的，竟多达二百多处。关于生命，庄子重在养生、适己，明确提出‘不做牺牛’，反对追逐名利、冀求成功，因为那样会丧失自由，损蚀天性。而儒家就不同了，他们要把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

    H女士认为，无论怎么理解，生命可贵，应该爱惜，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庄子奉行相对主义，但他却热情赞扬尊重人民生命的大王亶父，而极力反对“以物易性”的做法，因为那样会丧失人之为人的根本。所以，他在《让王》篇里说，能够尊重生命的人，即使富贵了，也不会因为享受而伤身，即使贫贱了，也不会因为贪求利禄而累害自己。现在世间身居高位的人，却唯恐失去官职，见到利禄就不顾自己的性命，岂不是太迷惑吗！

    说到这里，H女士下了一个结语：“这种迷惑的人生，许多人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恐怕也是一种宿命吧。”

    在另一次论谈中，H女士缺席，D博士补了进来，我们四个人再次围绕死亡问题，畅谈了各自的见解：

    眼镜S从死亡的恐惧说起。他说，人们之所以畏惧死亡，在于存在一种对于死亡所引起的价值虚无的意识，因为人有思想，所以人是唯一知道死亡痛苦的动物。老托尔斯泰说过，要是一个人学会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对象是什么，他总是在想着自己的死。动物没有思想，就感受不了这种存在论上的幻灭之苦。上帝是很残酷的，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却不许人们像自己一样长生不死，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普遍性的悲剧现象：终归幻灭的肉体总是羁存着一个渴望不朽的灵魂。由于人总是不满足于生命有涯而追求无涯、追求永恒，因此，才苦苦地期望着：从无意义中创造意义，从无价值中实现价值。我们说一个人“不朽”，是指他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可以永世流传的社会财富，从而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不朽的“价值生命”，死了也还能存活在后人的心中，存活在历史之中。

    “你说的是儒家的思想。”G兄接上他的话题，说，庄子却是另外一种观点。庄子把生看成负累，把死视为安乐，看作是回归家园；把生看作是气的凝结，像身上的赘瘤一般，把死看作是气的消散，像脓疮溃散了一样。他认为，死亡是对于人生负累的解除；死亡因此而具有了生命的价值。所以，在《齐物论》里说，谁说悦生不是一种迷惑，而恶死不是流落他乡的孩子忘了回家的路呢？庄子认为，参透生死，则世间万物莫足以扰心。“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D博士正在作评论庄子“内七篇”的论文。他说，在《齐物论》中，庄子发问，终身忙忙碌碌，困顿憔悴，总是在追逐着什么，却连最根本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归宿都不知道，怎能不让人悲哀！这样的人生，即便是不死，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的肉体逐渐衰老枯萎，人的心灵、精神也随着肉体一道萎缩干瘪，这难道不是人生和生命的最大悲哀吗？人生在世，必然就是如此的昏昧吗？还是只有我如此昏昧，而另有不昏昧的人呢？—这个“灵明之问”，大概也只有庄子自己能够作答，可是，他偏偏到此为止，不往下说了。

    这两次，文友们各就各位，倒也平静；可是，有那么一回，争辩到激烈处，竟然互不相让，搅成了“一锅粥”。看来，文人们打嘴仗，比“妇姑勃谿”要热闹、有趣得多。直到今天，那种动人场景，还时时浮现在脑际，致令我想要拿它与“庄惠之辩”较短量长。

    于今，岁月的河川中，已是千帆过尽，昔梦追怀，只剩下雨丝风片，倒影屐痕，还在陪伴着渐近老境的文友们，在苍茫的暮色里匆匆地行走。而最令人悽怆不尽的是，在我病后的第二年冬天，G兄竟以花甲之年死于车祸，提前“物化”，成了历史人物。淡烟斜日，凭吊无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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