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话儿说，人一辈子得经过“三病三灾”，没有谁是平平安安过来的。

    这话我信。

    “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潼关渭河滩农场劳动，这期间得过一场大病，不吃不喝，神智昏迷，魂魄似即似离，气息悠悠一线，与死也没什么两样了。人说女人生孩子是跟阎王爷隔了一层窗户纸，那总还有窗户纸隔着，我害那场病，直直就是到了阎王的眼皮底下，感受到了阎王爷的粗重鼻息，看到了阎王爷那张蓝绿的脸，只是阎王爷那一刻在打盹，没有睁眼罢了，倘若怹老人家精谨敬业地醒着，一切都公事公办，那么现在就没有我了。

    我生病的时候“文革”已经到了后期，越是到了后期，形势便越是紧张，尽管老百姓“斗争”的心劲已经散了，可官面上仍旧“左”得厉害，“评法批儒”，批判宋江，斗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谁也闹不清千百年前的古人得罪了当今哪位，让我们这些草民前来声讨。我们这些小青年则借着这个机会，从那些批判文件的字里行间了解到了另一番天地，了解了先秦诸子百家，了解了商鞅、李斯和董仲舒什么的。常常地有城里大学教授一级人物到农场来，上午跟着我们一块锄玉米地，下午给我们做辅导报告，讲解春秋战国时代历史背景，讲秦始皇如何在西安东面的洪庆坑儒，嫪毐如何跟秦始皇的娘偷情……我们是从各车间抽调的青工，平日文化生活很单调，尽管能把《红灯记》李玉和的唱腔倒背如流，却不知孔丘困于陈蔡，商鞅车裂于咸阳。大家听故事一般，听得认真，还做笔记，教授就越发讲得来劲，太阳落山了，西岳华山的莲花峰在夕阳的余晖下熠熠闪烁，仍没有结束的意思，说是晚上在谁的铺上挤一宿，明晨再回城也不迟。现在想，那些教授回去也没事干，学校都被工人阶级占领了，还不如扎在我们这儿舒坦，至少他还能讲讲“商鞅变法”，过过上课的嘴瘾。

    我所在的渭河滩农场是响应毛主席走“五七”道路的指示，几个大国防工厂联合筹办的，从各厂发配下来一批不好管理的年轻人，说是响应号召，其实是“劳动改造”，推卸包袱。这里属于三门峡库区范畴，每到涨水时就会被淹，淹也就是淹几天，水退了庄稼照样生长。那些联合收割机在平整的滩地上开动起来，轰隆轰隆，真跟电影里演的似的，“麦浪滚滚闪金光”，“丰收的喜讯到处传”，让人豪情满怀。农场里有现代化的农业设备，城里的国防厂不缺钱，不缺人，机械师至少是四级工以上水平，我们这些二级工、学徒工在这儿只能属于小、力、笨序列，场领导和老师傅们平日连正眼看也不看我们，我们自成一个世界，没人理睬，反而活得快活。

    我从插队的陕北招工到了国防工厂，想的是由贫下中农行列转入了工人阶级队伍，成了“领导一切”的人，走的时候后顺沟村的队长也是这么说的，可没想到，进了城连“工作证”还没领到，我就成了另类，原因是我的父母在“文革”初期死于同年同月同日，这实在是件很蹊跷很不好解释的事情。国防厂政治条件要求严格，“内查外调”是必然的，在结论下来之前，先安排我到农场锻炼，如若政治不合格，我将被退回后顺沟，继续当“插队知青”。

    想起来真有点儿那个……退回去实在是件很没面子的事。

    我父亲当过清朝的镇国将军，那是溥仪小朝廷封的，只是个名号而已，没干过一天实事，尽管后来当了共和国的政协委员，积极地参政议政，“文革”时候也没逃过揪斗。我的母亲是父亲的继室，两人相差了十八岁，“文革”刚开始，母亲先被拉出去游了街，母亲是穷苦出身，大字不识一个，嫁给父亲纯属偶然。折腾母亲，是为了震慑父亲，造反派循名责实，更大更残酷的斗争是对着“镇国将军”的。父亲当时身患癌症，已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母亲是南营房的穷丫头，旗兵后代，一生不肯受委屈，是宁折不弯的主儿……

    那是1966年夏日，窗外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墨迹腥臭，在热风的吹拂下刷刷作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硕大黑字滴墨如血，让人触目惊心。8月3日，天气闷得厉害，我浑身的黏汗从早晨就没有干爽过，让人很不自在。我早晨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到太阳落山，再没有任何吃食入肚，也不敢说饿的话，因为父母亲都没有吃饭的机会，也没有吃饭的意思。晚饭是母亲亲手做的，油汪汪的一小碗干炸酱，两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一碟很罕见的煮青豆，半碗萝卜丝，这一切早早地摆在了饭桌上。青豆、黄瓜和萝卜是面码，它们来自后园那片简陋的菜地。菜原本是厨子莫姜种的，莫姜走了，菜地就荒了，大葱、韭菜随意地长，长出了长梴，开了花，老得除了纤维素再无其他。

    母亲在案前抻面，柔韧的面细丝般在母亲手下延伸，在空中抡出了花样，在案板上摔得啪啪作响。母亲在这种时候仍有心情操作出如此精细的炸酱面，这让我紧缩不安的心多少有了些放松。父亲破例从床上起来了，垫着被子坐在饭桌前，用颤抖的手在剥跟前的几瓣紫皮蒜。大热天，父亲竟然穿着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像是平日出门开会的装扮。母亲将面下在锅里，走过来用一块毛巾围住父亲的脖子，为的是吃饭的汤水不致洒到衣服上。倘若没有外头的大轰大嗡，没有那让人振聋发聩的高音喇叭，这当是叶家千百个京城夏日中的一个，这样的夏日印在了我的心里。

    这是一顿平常的晚餐，平常的晚餐在这特殊的时候难免显得有些怪诞、突兀和不合时宜。父亲的目光不时扫过我，我不敢抬头，怕见怹那苍白的嘴唇和深陷的脸颊。我也不敢看母亲，母亲浓密的头发被剃去了半边，那些上午才离开身体的头发仍旧散落在大门外的台阶上……

    我和父母亲静静地吃着晚饭，饭桌上谁也没有说话。父亲的眼神慈祥、坦然，母亲的脸平静而舒朗，昏黄的灯下，炸酱面的香气充盈着叶家最后留守的北屋，我知道，缸里的面已经空了，后园黄瓜架上最后两条黄瓜被母亲摘了。

    一碗面，父亲吃了很长时间，我知道父亲能将它们吃下去本身就让人很吃惊了。母亲吃得也很投入，仿佛在每一根面上都倾注了无限情意，并不时地将碗里的豆挑到我的碗里，怹知道，我爱吃豆。吃过饭，洗碗的工作向来是我干，但母亲执意要洗，母亲烧了一锅碱水，说这样可以把碗洗得更干净，洗不净的碗搁时间长了有味儿。我扶父亲到套间休息，父亲全身的重量几乎全倚在我身上，透过怹单薄的衣裳，我感受到了骨的质地，硌得人生疼。父亲走一步要喘半天，浑身冒着虚汗，几步的路我们走了许久，我想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得跟父亲说点儿什么，便说，要是玉堂春还活着，保准把您的病治好了，可惜他死了。

    父亲说，玉堂春治得了病，治不了命……

    父亲不想接我的话茬往下说，我便知趣地闭了嘴。伺候父亲躺下，我正准备离去，父亲拉住了我的手，轻轻地问我，丫儿，你知道什么是无枝可栖吗？

    我看着父亲，不知如何回答。

    父亲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再没有睁开。

    母亲收拾完了，将屋里屋外仔细巡视了一遍，临睡觉，进到套间又出来了，认真地对我说，丫儿，我的小名叫盘儿。

    我说，怎么叫盘儿呢？

    母亲笑笑说，头发多，辫子盘在脑袋上，像个盘子。

    我想，母亲的情结还在门口那堆头发上，便说，您头发好，用不了两个月，新的又长出来了。

    母亲说，长出来我还梳辫子，把它们盘上。

    我没理解父母的意思，那天晚上，西边的天际不停地在打闪，将窗户晃得一亮一亮的，让我睡得很不安稳。就在这明暗的瞬间交替中，三瓶安眠药让我隔壁的父母双双去了它界，当我在第二天看见并排躺在床上，穿戴齐整，安静如睡的父母时，我真正的知道了什么是“无枝可栖”！

    我不知工厂的内查外调将会是怎样一种结局，平心而论，真退回农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再当一回农民也就是了。生活，已经让我学会了坦然地承受命运的任何蹂躏。

    二

    我在农场的病起得突兀。

    生病以前孙银正找到我，让我帮他一个忙，我问帮什么忙，他含混地说是治病救人的忙，我说，我是农场卫生员，治病救人我责无旁贷，只要不让我捐器官就行。孙银正说帮忙的不止我一个，还有柳阳和、赵瘪、李红兵几个，都是我们青工四班的。

    孙银正是当地土著，家就在渭河对面的绍义村，他在工厂是二级磨工，每月工资42块五毛，这群人中，也只有他是自己主动请缨到农场来干的，一来农场离家近，可以随时回家；二来每月有4块钱野外补贴，4块钱在当时不是小数，孙银正在农村的爹一年也挣不了40块钱。

    赵瘪真名赵北，是厂消防队的消防员，脾气倔，没人缘，听说是个坏分子，坏的原因是打人，打的不是别人，是厂革委会副主任，他为什么打副主任，我不便打听，也不想打听，让他自己说总有打的理由。每个到农场的人都有“背景”，就跟升官也得有背景一样，我们谁的屁股后头都有一屁股屎。比如那个总端着架子的李红兵，一度被厂里划为反动分子，他在厂里的批斗会开得很热闹，罪名是污蔑伟大领袖，在一次销毁用过的语录时候，他站在旁边望着熊熊火光突然心血来潮，念了一句主席诗词“纸船明烛照天烧”，不得了，立场站错了，成了反动派了。柳阳和是车工，也是落后分子，常用车间里的下脚料给朋友车不锈钢的小榔头，车擀面杖什么的，更有甚者，还接了外头私活，以加班名义偷偷干，挣取外快。下班时候，门卫常在他的大衣里搜出些“说不清”的东西来。

    我和柳阳和、李红兵几个没事的时候经常过河到孙银正家闲耍，每回去了都要吃孙银正的娘做的凉皮，老太太凉皮做得好，把稀面汁浇在金属箩箩上，让它漂在热水锅里连蒸带烫，揭下来薄薄的一张面皮，白净透亮，在太阳底下一照，能看见人影。面皮抹上清油，晾凉切细，用自家酿的柿子醋拌了，配上油泼的秦椒，新砸的蒜泥，那个香！我们一人能吃几张面皮，不撑得肚儿圆圆绝不撂碗。孙家穷，我们几个青工不能总是腆着脸去吃人家有限的精白面，所以每回吃凉皮的时候都自觉地带点“礼”，有时候是半口袋花生，有时候是一条羊后腿，有时候是两双解放鞋，还有一次送了一只一个月大的活狗崽儿……这些东西的来路都颇成问题，好在孙家不予追究，来者不拒，都一一笑纳了。

    孙银正有个哥哥叫孙金正，孙金正脑子有病，动辄便口吐白沫地倒在地上抽搐，嘴能咧到腮帮上去，屎尿污一裤裆。每逢这时候，孙银正和他爹便使劲扳孙金正的胳膊，掐他的人中，说不这样，孙金正便会把骨头踒折了。初始我们见了孙金正犯病都很害怕，后来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有时候还帮着孙家爷俩扳腿掰手，大忙一通，好在孙金正犯病也就一个时辰，过了那个劲儿就跟好人一样了。我仔细看过“好人”孙金正，除了眼有点儿斜，走道有点儿往一边歪，也不耽误什么，照样能吆着牛耕地，每天挣十工分一点儿不少。

    孙银正要求到农场干的最真实原因是他正在跟村里一个叫庞素芹的姑娘谈对象，庞素芹我见过，长得胖乎乎的，鼻子脸嘴巴都是圆的，大屁股大粗腿，一双滚圆的肉手，像是煺了毛的蹄子。我们几个青工对这个姑娘都不看好，但是孙银正却很爱，“芹儿”、“芹儿”地老挂在嘴上，还往农场领。庞素芹每回来农场，宿舍里的弟兄们便很知趣地“撤”了，腾出地方腾出时间让孙银正和他的未婚妻专用。从宿舍内时时传出的哼哼唧唧，吱吱呀呀的声响，大家都知道，孙银正把庞素芹的“活儿”做了。孙银正今年24，也该到了“做活儿”的年纪，却不能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跟庞素芹拜堂成亲，正儿八经地在炕上做活，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窝囊的事情。陕西关中风俗讲究长幼有序，老大不成家，绝轮不上老二，孙家老大孙金正是那般成色，没人愿意来谈婚论嫁，这就耽误了老二，害得老二一而再，再而三地领着女朋友到农场来偷偷摸摸，以解饥渴。

    孙家是传统农家，在儿女婚姻上不肯逾矩，因此当务之急是给大儿子孙金正看病。病好了，娶媳妇。

    其实孙金正的病也没少看，孙银正父子领着他到西安走过不少医院，药吃了，针扎了，工夫搭了，钱花了，该抽搐还是抽搐，该吐白沫还是吐白沫，没见有什么进展。我知道，孙金正吃的药叫“苯巴比妥”，这药除了正规医院，别处搞不出来，有一回孙银正让我这个卫生员进“苯巴比妥”，遭到了厂医院的置疑，他们怀疑是不是有人要自杀。

    那时候，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在渭河滩收麦子的时候，绍义村来了一个叫彭豫堂的走村串巷的游医，彭豫堂说他生于光绪七年，经历过大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朝代，说如果再加上袁世凯的“洪宪”，就是四个朝代。村里有懂历史的一细算，说眼前这位先生已经110多岁了！

    110岁的彭豫堂老家在哪儿不知道，只知道是从黄河东边过来的，黄河东边是河南三门峡，三门峡地界大了，无处考证。孙银正的父亲是贫协主席，毛选学习标兵，河东来的游医就住在孙家，流窜犯在当时是个很敏感的身份，流窜的游医怎的找上了贫协主席这把保护伞，不得而知，也有人说是孙银正父亲上河东偷着卖木头，从河那边领回来的。

    孙银正管彭豫堂叫老舅，谁都知道是瞎掰，孙银正的娘姓李，十里外小李村人，跟游医没有任何关系，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罢了，因为游医彭豫堂的医术确实非同一般，拿村卫生站的赤脚医生跟他比，就好像地上的萤火虫比天上的月亮，绝不在一个档次上。孙银正说，用“手到病除”这个词来形容彭豫堂，一点儿也不夸张，眼见着彭豫堂轻轻用手一掰，治好了歪脖多年的三老汉，三老汉睡觉从此可以看到他们家的房梁了。彭豫堂还从瞎眼的佘婶眼睛里捉出八条黄线虫子，使瞎了六年的佘婶重见光明，让佘婶看到了已经长得膀大腰圆的儿子。彭豫堂还切开了周拴骡耳朵后头跟随拴骡生存了一辈子的肉瘤，掏出来一只长了毛的黄雀，让耳后膨胀如卵的拴骡光溜平整……

    村里人将彭豫堂奉若神明，挨家请饭，倾着所有地送礼，十里八乡的老百姓用架子车拉，用驴驮，领着各样病人来请彭豫堂诊治。彭豫堂对所求病人是有选择的，渐渐地人们摸出规律，彭神医只看脖子以上的症候，对脖子以下的，从不染指。

    我向来不信邪，绝不相信能从后脖颈取出黄雀儿这样的胡编乱造。孙银正说他是亲眼所见，没有半点虚妄，那只鸟被周拴骡保留着，逢有人想看便拿出来，看到的人不止他一个，他向毛主席保证，那的确是一只长了毛的黄鸟。

    出于好奇，我决定星期天过河到绍义去见识神医，亲眼看看那只在人的耳朵后头生长了几十年的黄鸟。

    星期天农场是两顿饭，在食堂吃完那永无更改，千篇一律的发糕棒子面粥，时间已经不早，我抠着前襟的粥嘎巴，戴着顶破草帽往渭河渡口走，赵瘪听说我要去绍义，非要跟着去，说上次领着场里猪过去配种，那边种站还有两块钱没找，他得找补回来，要不没法报账。柳阳和也要去，说绍义的丁爱社有半套《三国演义》小人书要卖给他，丁爱社在城里收过废品，屋里宝贝很多，曾经用废纸价收过雍正皇上的圣旨，难得的是他爸念过私塾，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熏陶得丁爱社也有了文化眼光。柳阳和说他得亲自去交钱取书，以示郑重。李红兵也要上绍义，说那边的铁匠答应过他，要给他打一副双节棍，有了那棍，他将所向披靡。

    无论什么理由，真实的目的只有一个，都是奔着孙家的凉皮去的。

    三

    我们到绍义村已经过午，这时候让孙银正的娘做凉皮有些无理，好在各有来绍义的理由，便分散行动，约好下午时分在孙家集合。

    跟伙伴们分手后我径直来到孙家，孙银正已经在候着了，他把我领进院子，我看见北屋檐下等着不少病人，病人有坐有卧，相陪的人或携鸡蛋，或背白面，还有一个索性赶来一只羊。那些什么没带的，大约是直接送银子的。我对孙银正说，你们家最近应该是好伙食，只门口这些鸡蛋就够吃半年的。

    孙银正说，都给村革命领导小组上交了，我爹说了，功劳是神医的，享福是大家的，大伙都得了实惠，彭豫堂就不能算作资本主义尾巴了，不算尾巴就不在割除范围。

    我说你爸爸还挺讲实际，孙银正说越到基层越讲实际，到了为日子煎熬的农家，就只剩下了实际，没有了别的。我们说话的时候，孙银正的哥孙金正正把羊往后院赶，羊认生，跟孙金正使劲绕圈子，孙金正斜着眼，流着涎水，一踮一扑地跟羊较劲。我说，孙银正，守着神医怎不把你哥的病看看？

    孙银正说看了，今天他就要跟我说这件事情。我说赵瘪、柳阳和他们都过来了，孙银正说这样最好，他现在就去打酒，下晚一块儿吃饭。我说吃凉皮不用喝酒，孙银正说，凉皮岂能解决问题！

    彭神医忙于诊病，无暇接见我，不便进去打扰，我便让孙银正把我领到周家，去看那只从脖子后头掏出来的黄鸟。

    周拴骡住在村东，院当中有棵大杨树，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周拴骡不在家，他妈在，拴骡他妈把那只神奇的黄鸟拿出来让我“开眼”。看黄鸟用油纸包着，便让我有些失望，我想像中，取出来的黄鸟应该是扑扑愣愣装在鸟笼子里的，毛羽丰满，鲜活伶俐，会唱十几道口也未可知。眼前的“黄鸟”，木乃伊一样地裹着，一层层地将纸打开，竟是一块黑糊糊的死肉，三角形，说是鸟的形状有些勉强。孙银正指给我看鸟的嘴，我说不是嘴，是指甲；孙银正让我看鸟的黄羽，我说那不是羽毛是头发……周拴骡的妈不乐意了，将“鸟”包起来说，这女子怎满嘴胡说呐，神医都断定是鸟了，你难道比神医还神？

    我说这怕是个没成熟的死胎瘤，在娘肚子里就一个包了一个，周拴骡要不把它包了，那就是个双胞胎，周家多个拴马也未可知。周拴骡的娘听了拍着“死鸟”说，听这话还是我的事情了，你喔死女子说话怎不着调哩！

    周家老婆子有点儿泼，非要让我承认她手里的是鸟，不是什么死胎瘤，拽着我胳膊不让走，我说，不是我不着调，是你不着调，你得信科学。

    周老婆子说，我怎不着调了，你说，你说！

    一抬头，我看见了哗哗作响的杨树，立刻回击道，前不栽桑，后不栽柳，当间不栽鬼拍手（杨树），你是真不着调呢！

    孙银正把我拉开了，他不拉我走，说不定那个周老婆子得打我。

    晚饭是在孙家的院子里吃的，饭桌上凉皮之外还有炒鸡蛋、烧鸡块、拌粉条、大烩菜，量大，油水足，比过年还丰盛。我和赵瘪、柳阳和们都知道，这是沾了彭神医的光，小门小户的农家日子，谁家也不敢这么个吃法。几个人围桌坐定，都不动筷，单等神医入座。一会儿，北屋传来话说，神医还有两个病人没看完，让我们先吃，大家还是决定：再等！

    孙银正借着几个人都在，很郑重地说有事请大家帮忙。我们说大家都是编入另册的“五七”战友，生死与共的交情，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有话直说，不必客气。孙银正说是他哥哥病的事情，我们说那就更责无旁贷了。孙银正说彭神医到绍义，看的第一个病人就是他哥哥，就是说，他父亲是冲着他哥哥把神医请来的。大家都间神医有什么好招数，孙银正说，神医说了，他哥哥害的是脑病，脑病要用脑来医。

    赵瘪说，这好办，农场八月十五要杀猪，到时把猪脑子给留出来就是了。

    孙银正说，我哥吃了猪脑子就变成猪了，变成了猪，还不如现在。

    柳阳和说，那就是猴脑了。

    孙银正说，猴脑也不行，终归没跳出畜生圈子。

    我说，孙银正你醒醒吧，莫非你还要用人脑子？

    孙银正说，就是要人脑，并且是活的人脑。

    我们几个一听哄堂大笑，李红兵说，孙银正你难道还要我们帮你杀人取脑不成？我们不是吃人的夜叉，也不是掏心的土匪，取脑的事怕是干不成。

    孙银正说，药方子是彭神医开的，人脑是很重要的药引子，神医说了，只要货真价实，一服药包好。

    我说，别说一服，半服也不成。

    都把彭神医的药方当作了扯淡，除了孙银正之外，大家嘻嘻哈哈地没有正经，孙银正还要说什么，已经没人听他的了，正在调侃中，彭豫堂风度翩翩地来到了饭桌前，大概是才洗过手，身上一股香胰子味儿。大家一看，来者果然有神医风度，一头美发散落在肩上，一副美髯飘荡于胸前，丰颐广额，皓齿明眸，配上那一身雪白衣裤，似从天上飘然而至的神仙，只让人想起“寒波淡淡，白鸟悠悠”这样很空灵的词汇。跟这样光鲜洁净的大师相比，我们自身都有污秽之感，立刻想起在农场干的那些不便见人的狗盗之事，便诚惶诚恐地站起来，把神医往主座上让。神医并不落座，扫视众人，一一作揖，后来目光在我脸上停留许久，落座以后捻着胡子说，这个同志面熟得很。

    神仙说河南话，就跟看了包裹着的黄鸟似的，让我有些失望，可是细想，大师来自河东边，他不说河南话又能说哪儿的话呢？

    我说，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儿，谁看我都似曾相识。

    赵瘪说，这样的相貌是间谍的相貌，熟但是记不住。

    贫协主席说我长得像《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他妈，李勇奇他妈是个病歪歪的老婆子，看过戏的人没谁能记住那张脸，我不在乎什么李勇奇他妈，只要有凉皮吃，说我像座山雕也没关系。

    孙银正的娘将一大盘子颤颤巍巍的凉皮端上来，油泼辣子的香味直窜人的鼻孔，众弟兄顾不得许多，双双筷子直向盘子插去。贫协主席给大家斟了酒，说了许多要互相帮衬的话，大家还记得活人脑子的话题，并没谁接茬，也没喝那拙劣的兑了水的散白酒。至于正座上的神医，更是滴酒不沾，不动荤腥，只是吃丝瓜花蕊，那是孙银正的娘早晨摘的带露水的花蕊。

    吃着凉皮，赵瘪忍不住问，彭大夫，你真的一百多岁啦？

    孙银正制止赵瘪说，佛家不问姓氏，道家不问年龄，你怎连这规矩都不懂，忒没礼貌。

    赵瘪说，我看彭大夫细皮嫩肉，脸上连褶子也没有，黑头发黑胡子没有一点儿杂色，看样子也就三十出头，说有一百多岁，没人信。

    柳阳和说，不知神医这头发和胡子是怎的躲过红卫兵的，我“文革”前从上海买的一双尖头皮鞋，都被当“资产阶级”剁去了鞋尖，神医的胡子能保留下来真是大不易的。

    李红兵问神医家住哪里，屋内还有何人，为何不在本地干营生，却要到外头来奔波，是否跟他一样在家乡，有难言之隐。

    农场青工的问话颇有点儿老大不敬，好在神医不在意，只见神医夹了两根花蕊，喝了一口孙银正娘熬的无与伦比的小米粥，端起酒杯缓缓站起身走到我跟前说，鄙人会观相，看您的相貌绝非出自平民百姓之家，不是天皇贵胄便是达官显贵，彭豫堂这厢有礼，先敬您一杯了。

    彭神医一句话几乎让我灵魂出壳，那边厂方对我正在外查内调，这边突然点出了“天皇贵胄”，让我吃不了兜着走哇！我的脑子嗡地一声，全没了思维，一句话也说不出了。看了众人疑惑的目光，彭神医对贫协主席说，福至神强，肌肤晶洁，这位同志祖先的阴骘德行全凝聚在她一人身上了，这人福分不浅啊。

    蹉跎失意，憔悴悲凉中听了这话，想起父母双双离去的情景，心内一酸，不禁瞿然动容，赶紧低了头掩饰，说凉皮的蒜太辣……彭豫堂似是安慰地说，令尊令堂走得绝决，虽然令人遗憾，但是他们把该享的福分都留给了你，难得哦。

    大家对彭神医的话都没在意，只有我心里七上八下的阢陧不安。我不知眼前这个毫无瓜葛的河南游医是如何知道这些的，或许是明察秋毫又不动声色的贫协主席将自己的猜测相告，或许是北京方面外调的结果已经私下流传开来……我不相信彭豫堂是神人，但我无法解释他的信息来源。

    彭豫堂全身最出色的部位要算他那双手了，细腻干净，修长柔软，粉红的指甲，个个都是修饰过的，特别是两根小指，长度几乎接近了无名指，指甲比其他稍长，剪成了弯弯的月牙形，这样的美手倘若弹钢琴，当是得天独厚。我紧盯着彭豫堂那双手，竟被它们迷住了。这双美手也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叫彭玉堂的人，彼彭玉堂长得与此彭豫堂有些相近，那眉眼，那做派，特别是那双手，都如出一辙，只是彼彭玉堂年龄大，胡子头发都是花白的，脸上有老年斑，眼睛近视，没有眼前人物的青春飘逸……

    四

    在我们家族的朋友中，彭玉堂是一个不能不说的人物，他的祖籍是山西，跟京城旗人不搭界，对外却宣称是我父亲的表兄。表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亲戚关系，没人说得清楚，在我们家也没人能理清这奠名其妙的称谓。彭玉堂的解释则很简单，煊赫一时的慈禧老佛爷原本是他们家的女孩，地道的汉家金枝，幼小时送了人，辗转变做了叶赫纳拉氏，变做了太后，于是他就成了叶家的表侄，我父亲的表兄。叶家人对这样的说辞一笑置之，没人去较真儿，当然也没人去考证，我们家的人从来都称他为“彭先生”，不叫表大爷。在老北京，被叫做先生的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教员，再一个是大夫，除此之外一般都叫“爷”，三爷、四爷，刘爷、黄爷，我父亲排行老四，外头人们都称怹“叶四爷”，只有怹的北平艺专的学生来了，才叫怹“叶先生”。

    彭玉堂是中医大夫，在京城很有些名气，他的医术之高超绝妙，在京城是有口皆碑的。但凡有名医们整治不了的疑难杂症，病人便来找彭玉堂，以做最后的突围。所以，轮到请彭玉堂出诊的份儿上，基本都是到了该“准备后事”，死马当活马医的程度了。这样的病人，治好了是“妙手回春”、“起死回生”，治不好，是“死生有命”、“无力回天”，病人家属只有感激的，没有找后账的。于是，彭家的匾额就特别多，据他的小儿子，跟我同岁的彭佟麟说，他们家仅“妙手回春”的大匾，从帽翅胡同东口排到西口还多出三块。帽翅胡同有多长，我没走完过，想必不会比半截胡同短吧。

    病人送给彭玉堂的匾除了“妙手回春”再没什么新鲜内容，彭家总不能挂一堂的“妙手回春”吧，于是彭玉堂找到我父亲，想请怹给提一幅正楷，是“妙手回春”的意思，还要回避“妙手回春”这个词，他要用楠木刻了，描上金，挂在看病的正堂，借我父亲的名气和福分，成为彭家的镇宅珍宝。

    我父亲没有理由拒绝，因为彭玉堂才治好了我们家佣人刘妈的“鬼疰”病，理应感谢人家。那天也是父亲才看完梅兰芳的“玉堂春”回来，顺手便题了“玉堂春”三个大字，想的是彭玉堂不会将妓女苏三的花名挂在正堂，权当哈哈一笑罢了。孰料，彭玉堂还真就将“玉堂春”的匾挂了，并说这个匾写得巧妙，彭玉堂妙手回春，那不是“玉堂春”又是什么？更何况，他才从清雅小班里接回了一个姐儿，姐儿年龄大了，有意从良，他没花多少钱，只是给“妈妈”看好了久治不愈的“阴挺之疾”，象征性地掏了些，便将这个叫“喜春”的女子领回来了。这个时候我父亲送来了“玉堂春”，玉堂喜春，妙手回春，一个“玉堂春”把什么都涵盖了。好！

    我的记忆中，彭玉堂爱穿葡萄灰杭纺大褂，行医也是以中医面目出现的，尤其是到了老年，白头发白胡子，基本就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了，大约也是因年纪大做不了手术了，知道他西医专家身份的反而不多了。我父亲说，彭玉堂曾经留学德国，专攻脑外科，在美国拿的文凭，回国后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脑外科当主刀大夫，平日穿银灰西服，说流利外语，见了中国人也不说中国话，派头大了，那时候“协和”的大夫护士都这德行，以说外国话为摩登。北平沦陷，“协和”被日本人接管以后，彭玉堂弃职回家，穿起长衫，改操中医，并且再不说洋话。偶有知道彭玉堂外科手艺的，通过别的医院请过去做手术，费用是相当高的，的确是要以金条论价的。我们都知道，彭家向来是不缺钱的，彭玉堂是个阔大夫。

    我没见过穿西装，说洋文的彭玉堂，终归是遗憾，听我们家老五说，年轻时的彭玉堂相貌堂堂，风流倜傥，追他的女人一火车也拉不完。老年的彭玉堂和我的关系最好，没人在跟前的时候，他一反拿捏劲头，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灵动，拿他的拐棍敲树上的青枣，教笼子里的八哥说脏话，拿他的手揪我的鼻子，谓之“拉骆驼”。“拉骆驼”是老北京人逗小姑娘的一种常见举动，听说慈禧在家当女孩时，到附近油盐店打醋每每要被掌柜的“拉骆驼”，拉过骆驼之后才会把东西给她。后来慈禧当了皇太后，掌了权，油盐店掌柜的吓得举家迁走，更名改姓了。彭玉堂拉我的骆驼，我并不反感，他那双手细而长，软软的，有股好闻的中药味儿。彭玉堂一边“拉骆驼”一边让我喊他“大爷”，我大声地喊，他脆脆地应，一声声，在后园子里此起彼落，彼此都很高兴。当然不是白喊，他送过我一个他的小老婆喜春绣的香包，里面的香料是他自己配的，奇香无比，我跑到哪儿就把香味带到哪儿，后来我把香包系在小狗玛丽的脖子上了，一段时间我是香气喷喷的，我们家的狗也是香气喷喷的；彭玉堂还送过我一打德国“施德楼”牌铅笔，黄杆上面烫着金字和一只抬着脑袋的小公鸡。铅笔的铅很柔韧，木质也细腻，很好使。每逢考试，我都用彭玉堂送的铅笔，所以回回考得都在班上前三名，我把这成绩归功于铅笔，换了铅笔，往往就不及格，大起大落的，让家里人匪夷所思，其实只有我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好坏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彭玉堂还救过我一命。

    彭玉堂的小儿子彭佟麟是我的同班同学，学习极差，上二年级了还算不清左脚的脚趾头加上右手的手指头一共是几个指头，语文课上，从来读课文没连成过句子，语文老师说彭佟麟是“朽木之材，属于高衙内、薛蟠之流，没出息极了”。但是“没出息极了”的彭佟麟外语说得好，那是家传，在家里他和他爸爸是用洋文说话的，因为他的生母是个深眼窝蓝眼睛的德国人。彭佟麟长得像他爸爸，黄皮肤，细眼睛，唇红齿白，像是杨柳青年画上抱鱼的胖小子。用彭玉堂的话说，他这儿子虽是洋人产的，却是地道中华老种，一点儿没串秧儿。

    我们班上同学金雨钧的父亲有耳鸣症，耳中总有京胡悠扬之声，甚至还有青衣的婉转唱腔，唱来唱去总是“两旁的刽子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一句，那是《玉堂春》里苏三的唱段，并非现今“mp3”的演奏，完全是一种病态，就是说，神经有毛病了。金雨钧托我帮忙引见彭玉堂，治疗他父亲的耳疾，我说你找彭佟麟不是更直接，何必绕一个圈呢。金雨钧说彭佟麟从来不跟女生说话，老是劲儿劲儿的。我说，他怎跟我说话呢，我也是女的。

    金雨钧说，因为你们是亲戚。

    我说，屁亲戚！

    那天，我把金雨钧的父亲领进彭家，彭玉堂午睡才醒，正迷迷瞪瞪靠在条案前头的太师椅上发呆。我向彭玉堂介绍了金家父亲，又向同学的父亲介绍彭先生有京城四大名医称号，同学父亲想了想说，四大名医是施今墨、汪逢春、孔伯华、萧龙友，那不是谁都能请得动的，请名医诊病一回要大洋八十……

    彭玉堂说施今墨善治内科杂症，汪逢春善治湿瘟病，孔伯华善治温热病，萧龙友擅长治疗虚痨病，而他拿手的是头颅疾患，动刀子是他的专长，这是几大名医都不能比的，比名医还名医，他出一回诊要两根金条。

    同学父亲立刻夸赞彭先生是华佗再世，说当年华佗要刨开曹操的脑袋，曹操跟他一样，也是头痛耳鸣，苦不堪言。同学父亲再没往下说，下边的话当然也不好说了，华佗要开曹操的脑袋，曹操就把华佗的脑袋砍了，使一代名医截然而止，成了中华医学的大遗憾。

    听了那次谈话，使我对彭玉堂四大名医的身份持怀疑态度了。那时候不好印证，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彭玉堂确不属于四大名医范畴。

    我对苏三在耳朵边的演唱没兴趣，欣赏了一会儿挂在北边墙上我父亲写的《玉堂春》，便溜到后头找彭佟麟玩去了。

    彭家的院子很大很深，大树多，假山多，满地树影，满路青苔，曲径通幽，幽得让人迷糊，鬼打墙般地转不出来。彭玉堂从国外回来，只花了八百大洋就买了这院房产，便宜得如同白捡。有人说，这宅子是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宣统二年春天，宅子的原主人一家十一口，早晨起来都没了脑袋，这个案子一直没破。凶手一天不捉拿归案，死者的灵魂便一天不安，传说，大白天常见有满身血污的人在院子里活动，晚上便把脑袋提在手里当灯，这屋进，那屋出……

    彭玉堂不怕鬼，他说他和那些死鬼无冤无仇，又不是他杀的，他们犯不着跟他过不去。再说了，经他的手术刀刨开的脑袋死的活的也不计其数了，他难道还在乎谁没有脑袋！彭玉堂到我们家来，我希望他能讲讲他们家的那些鬼，可是彭玉堂一回也没讲过，有一回我问彭佟麟，他们家是不是有没脑袋的人，彭佟麟说，人没了脑袋不能走路，连站也站不起来了。

    这天，我在彭家院子里七转八转，没找着彭佟麟的住处却来到了北墙根，北墙上长满了爬山虎，绿油油的一片，墙根朝西立着一个半身石头雕像。我猜这可能是彭佟麟那位死去的洋妈，据说是因为彭玉堂娶了妓女喜春，德国籍的原配不能理解，忧郁而亡。外国人都喜欢在坟头上立塑像，彭佟麟的妈是外国人，自然也得立一个像。我很想看看彭佟麟的妈是什么模样，便跑到像跟前仔细看。真可怕啊，雕像弯曲的卷发上爬满了长虫，有的长虫还探出半个身子，张牙舞爪的，让人看着恶心。抬起头再往脸上瞅，这一来，刚好和彭佟麟的妈对了个正着，吓得我汗毛也竖起来了。

    一张恐怖的脸让我永生难忘！

    石头像的嘴死鱼一样微微地张着，高耸的鼻子刀锋般直立着，彭佟麟的妈脸上表情忧郁，充满仇恨，最可怕的是眼睛，没有眼珠，是两个白球……

    我扭头就走，再不敢回头，想的是那双白眼珠的目光一定追随着我，这简直比没有脑袋的人还恐怖。那目光，可以穿透，可以折射，它无坚不摧，锲而不舍地跟着我，让我无处逃遁。快跑，使劲跑，逃命一般，我绕过山石，奔过石头桥，才收住脚步。远远地我望见彭佟麟在月亮门的墙上练习拿大顶，彭佟麟头朝下脚朝上靠在墙上，招呼我过去，我过去了，他并没有翻下来的意思，嘴朝旁边歪了歪，示意我在他的旁边也折上墙去。我没心思跟他玩倒立，我的两条腿还在哆嗦，身上冒着虚汗，连小褂都湿了。我就近找了个台阶坐了半天，心情稍稍好了些，看见彭佟麟还在墙上挂着，两条胳膊分明已经吃不住劲了，我说，你下来吧，老这么拿大顶也没什么意思。

    彭佟麟哇地一声哭了，他说他已经试过几次，下不来了。我才知道，彭佟麟跟墙贴得太近，把整个身子都贴墙上去了，要下墙，必须有距离，除非演杂技的，否则谁也没本事把自己对折360度。彭佟麟让我提着他的脚往外挪，我哪儿有那力气，想的是这座宅子怪，发生的事也怪，我的同学们都爱玩倒立，谁也没玩出彭佟麟这花样来。最后，彭佟麟总算下来了，是从右边歪下来的，其结果是右肩脱臼，右胳膊比左胳膊长出一截子，动不了了。彭佟麟托着胳膊，哭着到前头找他爸爸彭玉堂去了，这小毛病对名医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我一点儿不替他担心。

    我跟在彭佟麟的后头往外走，临出园门，没忘了回头再看一眼，院内日影斑驳，山石狰狞，一抹斜阳照在东边小楼上，老旧的绿漆窗户后头，隐隐露出一张惨白的脸，那张脸正定定地看着我，想必那就是彭玉堂的小妾喜春了。

    打了一个冷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前头，彭玉堂的诊病已经到了尾声，他说金雨钧父亲是显官，是于飞觞传茗、曼舞轻歌的应酬中作下病了，与一般虚症耳鸣不同，金雨钧父亲是实症，膏粱厚味引起风阳上攻，经脉不利，髓海不足，得用“四物汤”，当归、川芎、白芍、地黄补血凉心，还要淡情绪，远女色，静心调养一番才行。说得同学父亲一阵阵脸红，点头称是，连声称赞：不愧一代名医！

    没几服药，耳鸣的病人好了，那苏三再不唱“两旁的刽子手，吓得我心颤胆又寒”了。问题是让人心胆寒的刽子手上我这儿来了，先是发热，再是白日见鬼说胡话，总是见两个无头刽子手携一女子头颅，那头颅颜色死白，眼珠子是两个突出白球，一脑袋长虫蠢蠢蠕动，微张的嘴向我淡淡一笑，害得我迷迷糊糊，只把自己当作了大堂上的罪犯玉堂春。父亲从同济医院请来了大夫，诊断结果是急性脑炎，往我的血管里打了不少凉水，屁事不顶，那两个白眼球照旧在眼前晃。又从胡同口达仁堂药铺请来坐堂中医，中医号脉看舌苔，说我是外感风寒，内伤饮食，喝了不少焦三仙类的苦汤子，刽子手们还是没走，我还是罪衣罪裙地在堂上趴着。连续的40度高烧，烧得我眼睛也睁不开了，连自己也对生命失去了信心。有一刻稍稍清醒，便让守在旁边的母亲给我缝制玉堂春穿的红衣红裙。母亲想的是我大概要“上路”了，冲出门去扶着廊柱子痛哭不止。佣人刘妈说我是从彭家回来起病的，满嘴的“玉堂春”，一定是在那儿撞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她让我舅舅从朝阳门外东狱庙老道那儿请了一道符送过来，贴在我的床头上。老道的符非但不管用，反而变本加厉，我又添了抽风的本事，抽起来俩眼使劲往上翻，眼见着没有了黑眼珠，眼眶里全剩了白的，吓得我妈一边往后闪一边说，天哪，这还是我闺女吗？整个一个死鬼呀！

    我想，我当时的模样一定和彭家花园里的石头雕像很接近。

    还是刘妈见多识广，她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丫儿这病，怕还得“玉堂春”出面。就请来了彭玉堂，据说彭玉堂进屋一看见我那德行就笑了，拍着我的脑门说，还变狗儿哪？适当变变就得了！

    老北京管小婴儿害病发烧叫“变狗儿”，意思是害一次病小孩就长大一截子，小孩不停变狗儿，才能不停长大。刘妈直言对彭玉堂说我是上彭家撞剋了鬼，魂让鬼拿住了，没有彭家人拿金条，让叶家孩子受罪的道理，彭玉堂要是不把我救回来，她跟彭家没完。

    彭玉堂没理会刘妈的抱怨，展开白布小包，从里头摸出几根银针来，在我的身上扎了，又取来艾卷灸烤。我父亲下班回来，问及病情，彭玉堂说，此病叫“离魂”，小格格年幼，神气不足，妄见妄言，既非脑膜炎也非外感风寒，更非真有祟物，乃心脾气血虚弱，神气不宁，惊悸多魇，邪气侵肝。肝乃藏魂之所，肝虚则魂无所归，本着养肝安神，益智补虚的原则，针灸手少阴，足阳明即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彭玉堂走的时候给我开了一服药，主药是茯苓，配以龙齿、参须、辰砂辅佐，让家里人直接到南庆仁堂去抓，说别处的药他不敢保险。南庆仁堂是京城大药铺，总店在东珠市口往南路东，五间大门面，门脸讲究，夏天门口挂着木夹板的细竹帘，春秋挂着木夹板的蓝大布，冬天是黑绒云头，纳寿字回纹的棉帘子。我们家人说，彭玉堂有南庆仁堂的干股，所以他开的方子都得上南庆仁堂抓。

    就这么着，彭玉堂毫不费劲儿地把我从死神那儿拽回来了。第二日早晨我喝了一碗粥，下午吃了一碗汤面，到第三天就开始吃肉包子了。彭佟麟来看我，他的胳膊已经一点儿事没有了，听说上午还在学校推了铅球。我对他说，你们家园子里你妈的石头像不好看，忒恶了。

    彭佟麟说，那个石像不是他妈，是蛇发女妖美杜莎，是他母亲生前托人仿制的名人名作。

    我说，我还以为那是你妈呢！

    长大以后，对美术有兴趣，我在各处看了不少意大利雕塑，那些人物，无论是神还是人，眼睛的处理都是两个白球。

    五十年代中期，彭佟麟转学走了，彭家走时也没打招呼，有人说是回山西老家了，有人说是进了中南海，当了国家领导人的私人医生，他们家那座空旷硕大的宅院被某机关占用，出出进进都是穿制服的人。那个满脑袋是长虫的美杜莎也不知如何处置了。

    五

    眼前的彭豫堂从理论上说，跟我认识《玉堂春》的彭玉堂没有关系，那个是有名“脑外科”一把刀，这个是“脖子以下疾患不看”的土大夫，手里动的也是刀子，真让人有些说不清楚了。彭豫堂说他有一百多岁了，神里神经地跟那个“玉堂春”竟也有相近之处。我问彭豫堂认识不认识北京的彭玉堂，彭豫堂说，不认识。我说彭佟麟呢，他也说不认识。

    我说真不认识还是假不认识，彭豫堂说是真不认识。我问他知不知道蛇妖美杜莎，彭豫堂说北方的蛇长不大，成不了妖，南方湿腻滑润，山川润泽，才会出《白蛇传》那样的事。

    贫协主席说，绍义的长虫爬出去几十米就会被太阳晒成干，这里是干涸的河滩，除非八月涨水，否则一年也见不到一点水星。

    我问彭豫堂知不知道“玉堂春”，彭豫堂说他过了无数春天，年年都有“豫堂春”。我说，是彭豫堂妙手回春哪！说你的医术高超！

    彭豫堂说这个词好，贫协主席也说“玉堂春”好，很精辟，很概括，搁在彭神医身上最恰当不过了。最终柳阳和说，“玉堂春”好像是出戏，是属于“四旧”的戏。

    谈话间，我看彭豫堂的眼神，总是有些游离闪烁，常常是话说半句便吞了回去，心内便对这个人充满了疑惑，特别是他那虚假的年龄，故作深沉的做派，让人感觉有点扑朔迷离。

    席面上，百岁的彭神医只喝了些粥，我料定他的房间里会藏有其他吃食，人不能靠这点粥活着。

    在回农场的路上孙银正终于摊了牌。

    是在过渭河的小船上，孙银正撑着篙，左一下，右一下，把船弄得直摇晃。孙银正说，我哥的事咱们没有退路了，神医说了，只一服药，他就能好。

    李红兵说，我们可没答应你什么啊！

    我说，取活人脑子，我们谁也没那胆量。

    赵瘪说，杀猪可以，杀人不行。

    孙银正说，谁让你们杀人啦？有人杀好了，咱们去取就行了，读过高中课文《药》吧，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还记得不？

    我们明白了孙银正要干的事情。渭河滩，是杀人的刑场，“文革”时候杀人特别多，隔不几日，城里就会有万人的公审会，打着红勾的公告，会出现在街头各醒目位置。公告贴出的当日便有游街的敞篷卡车，载着五花大绑的罪犯，挂着牌子，由荷枪实弹的警察押着，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杀人犯×××、强奸犯×××、纵火犯×××、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等等，其罪孽都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先游街，再开公审大会，然后拉出城到河滩上枪毙。有的犯人家属领尸，提前会在刑场等候，摆领席，拉个木头匣子什么的，但大部分犯人尸体无人认领，那些坏人，亲属避之犹恐不及，哪肯上赶着出头，所以基本上尸体都是无主认领的。行刑完毕，公安部门全部撤离，留下一部卡车，雇两个当地农民，将尸体装上车，拉到火葬场，便算完事了。

    绍义紧靠河滩，滩大而平整，无遮无拦，一眼望不到头。城里回回毙人都选择在这儿，孙银正的父亲，那个根红苗正的贫协主席负责挑选雇佣者，雇佣者同样要求根红苗正，以保证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不出半点纰漏，在这方面，绍义的人已经是有经验了。

    孙银正的意思是在这些被枪毙的死人身上做文章。

    船上的人都没说话，我手里提着饭桌上剩下的凉皮，凉皮散发出阵阵香味，只是让人分神。孙银正停止了撑篙，任着小船在河当间荡来荡去。看来，我们要是不答应，船就顺水漂下去了，再往下不远就是渭河的入黄口，进了黄河谁也甭想上岸。

    柳阳和说，孙子，你真想让弟兄们在河滩上演一场《药》的翻版？

    孙银正说，我是替我大求你们了！

    赵瘪说，你让你爸爸选两个帮忙的干这事不就行了？

    孙银正说，我大不愿意让村里人知道这事哩，彭神医也说了，这事要秘密进行，这是他们家祖上留下的奇绝的方子，不能传出去。

    我说，就不怕我们传出去？

    孙银正说，我知道，你们不可能。

    我说，你怎知道我们不可能？

    孙银正说，咱们一块儿偷过农建师的花生，私卖过场里的铧犁，套过十一团的架子猪，捞过三连鱼塘的小鲫瓜，往食堂的发糕里掺过洗衣粉，朝隔壁农场的井里拉过屎……也没见你们谁说出去。

    李红兵说，妈的，都让你孙子说出来了。

    孙银正说，这全是为了我哥，我就这么一个哥，我哥病好了，我才能往前走，要不，我和我哥都完了。

    赵瘪看了看我们，目光有些松动。孙银正捕捉到赵瘪的眼神，见缝插针地说，人说拔一毛而利天下，这是不拔毛就利天下的事，又不是取我们的脑子，是取反革命的脑子，我大见过，枪一响，脑壳就裂开了，红的白的，尽管取就是了。

    我瞄了一眼手上提的凉皮，红的、白的。

    一阵反胃。

    柳阳和说，怎么干？

    孙银正说，这里有个时间差的问题，把时间算好了，先远远躲在堤后头，在公家人撤离，村里帮忙的走到尸体之前，选准对象，赶过去，把活儿干利落，该是不难。

    赵瘪说，的确不难，但是你得给我们报酬。

    孙银正说，你们要啥我给啥。

    赵瘪说，让你娘给做十回凉皮！

    孙银正说，做一百回也成。

    小船又撑了起来，没几下就到了河南岸，爬上堤坝，孙银正让大家等他的信儿，说这事一定要保密。走出几步，我回身对孙银正说，你回去问问彭豫堂，他会不会英语。

    李红兵说，那一口河南腔，还英语呢，先看他会不会普通话吧！

    六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枪毙人的公告都很关心，偏偏的那阶段就没开过一回公审大会，好像世界上的“反革命”都被消灭完了。河滩的太阳白花花地照耀着，我在农场住的小土房紧靠渭河河堤，河水从我的屋后自西向东流过，此时渭河的水面已相当宽阔，夹杂了大量泥沙，凝重沉缓，无声无息，仿佛驮载着多么沉重的负担，怀揣着多么苦闷的心情，静静地流着，流着。

    我们的日子过得有些沉闷，麦子收过了，玉米种上了，灼热的太阳晒得我们躲在简陋的宿舍里不敢出屋。

    阳光下河滩的一大景观就是刮风，刮旋风，旋风毫无来由，不知什么时候就组合起来，突然地直立于天地之间，粗壮巨大，浩浩荡荡地游弋在广袤的滩地上。大旋风会将草屑树枝塑料布羊毛毡一切扯得动的物件旋上天空，轰轰烈烈，十分壮观。我在北京从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壮观的旋风，听说，旋风是和鬼搅在一起的，我想，这样的大旋风一个小鬼肯定是驾驭不住的，一定有许多许多的鬼共同搅动才行，古书上记载，这里曾是千古不歇的古战场，汉献帝建安十六年，曹操跟马超在这儿打过一场大仗，《三国魏志》上说当时是“万人杀来，矢如雨下”；后来又有李自成在此毁灭性的突围，也是尸骨遍地的，至于历来小仗更是不计其数，“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憔兮，风悲日熏。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这段很文学的语言是到这里讲法家的教授读给我们听的，我把这些文字记在笔记上，跟那些“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记在同一页上。我喜欢这些文字。

    一度，我们曾疯狂而无聊地追逐旋风，旋风起了，我们嗷嗷叫着，像几只发了疯的狗，冲进那巨大的风柱，随着它旋转奔跑，体味着“身不由己”的快乐。旋风大都是短暂的，突然的消逝如同它突然的旋起，旋风没了，我们几个带着一身灰土，一脸油汗，暴晒在河滩上，大家茫然四顾，为这神经病式的游戏而莫名其妙。每个人在旋风中都有收获，赵瘪说他有在公园坐转椅的感觉，柳阳和说他有一阵儿轻盈得要腾飞，我说在与旋风相交的刹那，我听到了兵器的撞击和沉重的喘息声，李红兵的感觉最直接，他说他看到了那些被枪毙的人……

    很快到了立秋，立了秋的河滩并没有凉爽多少，没有雨，滩地的细沙都成了粉尘，人走上去噗噗的，将整个脚都埋了进去。场里怕我们闲着生事，每人给了把铁锹，让到河堤上去检查鼠洞，以防发水时溃堤。谁都知道，这方圆数十里一马平川，几乎没有住户，真就是河堤决了口子也无甚关碍，这儿本来就是黄河库区，城里工厂也不会指着“五七”道路走出来的这点儿粮食蒸馒头。

    早晨刚上堤，孙银正就招呼大家到他屋去吃凉皮，说是今年新打下的麦子，筋道有咬头。正好大家对老鼠洞也没兴趣，便一窝蜂地游过河去，抄近路直奔绍义村了。

    路上，柳阳和对我说这顿饭怕不会白吃。我说准是“那活儿”有信儿了。果然，孙银正告诉我们，明天中午“有情况”，上边已经通知他爹找人了，他让我们几个做好准备。我们问准备什么，孙银正说家伙他爹都给备好了，我们到时候跟着他一块儿去就是了。我说我可不可以不去，我是女的。孙银正说别人不去可以，我必须去，因为我在农场还兼着卫生员角色。我说，什么卫生员呀，抹点红药水，撒点消炎粉罢了。

    孙银正说，那也属于医务范畴，这样重要的事情没有医学方面的人在场怎么行？

    约好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在河堤后头集合，人员就是我、柳阳和、赵瘪和李红兵几个人，孙银正说，去人多了没用，目标太大，又不是去打狼。

    在孙家，没看见彭豫堂，孙银正说神医到临村给人医病去了，临村某人眉下长一巨瘤，眼前总是有美女走动，不能遏制。我说，这回切开瘤子，说不定能掏出一美女来，比那黄鸟实惠，真是一举两得的事呢！

    这天，我们又见识了一回孙金正犯病，本来孙金正坐在灶前帮他娘烧火蒸面皮，跟大家也是有说有笑的，不知怎的，突然把柴火一扔，怪叫一声佝偻在火前，把脑袋使劲往灶火里钻，霎时一脑袋头发就燎着了，紧接着，衣裳也冒了火。我们都有些慌，揪着孙金正的腿往外拽，孙银正的娘放下手里的面盆，不慌不忙地从旁边水缸里舀了一瓢水，浇在了孙金正身上，孙金正身上的火熄了，只剩了冒烟。我们七手八脚地上去扑打，孙金正躺在灶前死了般一动不动。孙金正的娘掀开锅盖，将蒸好的面皮揭了，摞在笸箩上，抹了清油，又有条不紊地张罗起了下一张。孙银正坐在台阶上砸蒜，将个蒜臼敲得丁当响，好像灶屋里发生的一切与他无关。

    孙金正顶着个焦煳的脑袋，带着一脸燎泡，怔怔地靠墙坐着，我蹲在对面问他疼不疼，他回过神，摇摇头，冲我一笑。倘若孙金正说疼，我或许还好受些，只他这一笑，竟让我心里酸酸的，咧了半天嘴，说不出一句话。想的是明天中午就是下刀子，这忙也是得帮的。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我们的任务依旧是检查鼠洞。早早的，我们就来到了河堤，我们来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来，东边河水尽头一片通红，野鸭们还扎在芦苇里睡觉。青工二排排长对我们几个的积极出工视为“评法批儒”，觉悟提高的具体表现，让我们再接再厉，干出好成绩来，争取连队表扬，到时他给我们放三天假，领我们回西安城吃羊肉泡馍、吃葫芦头、吃粉汤羊血，一天换一样，绝不重复。

    我们在河堤上等待着孙银正出现，这小子昨天回绍义村就没回来，堤外西三里的河滩就是刑场，九点多，我们望见几个穿白制服的人坐着车过来了，白制服们下车散开，各抱地势地站了，一律地脸朝外。一会儿，又来了两三个农民，面无表情远远地蹲着，是雇来的“装车”人。赵瘪开始抱怨孙银正，说那边已经各就各位了，他这个指挥还不出场，难道还真要我们几个替孙家去冲锋陷阵不成。柳阳和说不急，那边城里开完公审会，再到这儿怎的也快过午了，杀人得等午时三刻，都是有时辰的，不能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李红兵说“午时三刻”那是封建社会，新社会讲的是随到随杀，干脆利落。

    又等了半天，还不见孙银正出现，西北的土路上，有尘土飞扬，想必是大队人马过来了。李红兵问我，要是孙银正真不来，我们怎么办。我说，撤！这还有什么考虑的。

    赵瘪说，咱们可是吃了孙家不少凉皮了……

    柳阳和说，孙家老太太对咱们是真心实意的。

    赵瘪说，要不那边完事咱们先过去看看，见机行事。

    我问怎么叫见机行事，赵瘪从裤腰里摸出一个白尿素袋，朝我晃了晃。我说，你以为是装西瓜吗？

    说话间，大大小小十几辆车开进场地，荷枪实弹的军警跳下车，将三个挂牌子的扯下车来，摘下牌子，往前架着跑，那三个人还没跑出几步就扑倒了，我们几乎连枪响也没听到。如孙银正所说，军警们执行完毕，立即上车离去，只留下一辆卡车处理后事。一切都风驰电掣般，麻利迅速，干净利落，一溜烟尘之后便剩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赵瘪从堤后跃起，柳阳和相跟着，他们要奔过去看看，刚要举动，猛听身后有人说，别动！

    原来是孙银正，他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赵瘪和柳阳和不解地看着孙银正，觉得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孙银正说，今天枪毙三个，一个是强奸幼女，一个是抢劫杀人，一个是病入膏肓的现行，那现行肝都硬了，脸成了古铜色。

    李红兵说，杀人和强奸总是可以。

    孙银正说，万一他哥吃了这，病好了却成天想着强奸，想着杀人怎么得了。

    柳阳和说，你他妈还挑得厉害！

    孙银正说，当然得挑，药引子有时候比正药还要紧，彭神医说了，最好是年轻的脑力劳动者。

    我说，呸！

    七

    绍义村及附近的老百姓们商量着要给彭神医送一面锦旗，知道我还粗通些文墨，会写两个毛笔字，便让孙银正过来跟我商量，说彭神医对“豫堂春”很满意，让就写“豫堂春”。我说，是“玉堂”，不是“豫堂”，连意思都没弄明白，还搞什么锦旗！

    孙银正说，管他什么堂，只是一个心意的表示罢了，再说也不是白写，酬劳是一百个柴鸡蛋，一百鸡蛋能换十斤全国粮票，有这些粮票每天多吃两个馍没问题。

    我没写“豫堂春”，写了“救死扶伤”，交给孙银正拿回去了，锦旗做了，鸡蛋也换成了粮票，彭神医竟然真如悠悠寒鸟，消逝在淡淡烟波之中了，无音讯，无踪影，连点痕迹也没留下。

    转眼到了中秋，城里有家的都回去过节了，青工四班只剩下我和赵瘪在留守。赵瘪的爹娘去了湖北五七干校，我的爹娘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都属于“无家可归”者。

    晚上，月亮早早升起来了，吃过晚饭，我和赵瘪在河堤上溜达，我们对晚饭都不满意，大过节的，竟然是炒萝卜条，粗粮发糕，没有一点儿过节气氛。我拿出库存的牛奶糖，给了赵瘪两块，权当过节月饼。赵瘪说，狗日的们准都在家里吃喝呢，只有我们俩在河堤上赏月。

    我说，没的吃喝就有月亮赏，有吃喝的都在家里看不见月亮，老天爷公平得很哪！

    赵瘪提议过河去，到孙银正家蹭饭吃。我说不好，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节日，多出两个外人算怎么档子事。赵瘪说，过这样清冷的中秋总是遗憾哪！

    我说，你我将来会有无数个团圆的，有吃喝的中秋，“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这样寂寞的中秋不会很多，说不准只有这一个。

    赵瘪嘴里含着糖，吸溜着口水说我的话很有意境，很有哲理。

    赵瘪的话音未落，只见孙银正提着罐子慌里慌张从堤下头爬上来，赵瘪说，送吃的人来了！

    赵瘪嘴里喊着“孙银正万岁”欢呼着迎上去，去接他手里的罐子。我想，孙银正还是很够朋友的，幸福时刻怕冷落了患难的弟兄们，这个时候送吃的，可谓有福同享，令我没想到的是，紧接下来，就是有难同当了。

    孙银正告诉我们，河滩里已经摆开阵势，马上要行刑了。赵瘪说，以往都是中午，怎么这回突然改在了晚上？

    孙银正说，听说都是政治要犯，有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还有逃亡流窜的反革命，个个都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赵瘪说，大过节的杀人，真是的！

    我说，旧社会杀人都赶在仲秋，监候斩的犯人活不过八月十五去。

    孙银正让我们快过去，说他爹组织的“雇佣军”已经等在那儿了。我们一溜烟地朝西跑，背负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背负着深蓝的夜空，应了刚才说的话，的确，这样的中秋我以后再没有过过。

    赶到地点，人家的“活”已经干完了，四具尸体横陈在黄土地上，有两具旁边围着人，看来是收尸的家属。我们朝无主的两具奔过去，“雇佣军”以为我和赵瘪是家属，没有阻拦，孙银正跟在我们后头，那两具尸体，脑袋正如孙银正所说，都开了花，如同碎裂的瓜。从皮肤看，一个年纪很大，一个还很年轻，我们不约而同选中了年轻的，孙银正到底是孙金正的兄弟，到这个时候就看出了血脉亲情的力量，在我们有些束手无策，不敢下手的时候，孙银正毫不犹豫地双手一捧，将一捧红白相间的东西捧进罐里。赵瘪为朋友的名分所拘，为那些美味凉皮所催，也朝地上抓了一把，孙银正立刻纠正他说，抓白的！

    我没敢下手，我下不去手，看着那一摊乱七八糟，我只想到了凉皮。

    死者的皮肤白净细腻，看来年轻、有知识，一身白色的衣裤沾满了脏污，那张脸，已经无所谓脸了，月光下变得模糊虚幻。死者的两条胳膊别扭地扯在身体两边，右臂比左臂足足长了一大截，这让我想到了彭佟麟那条不协调的脱臼胳膊，紧接着我被那双张开的手吸引，因为失血，手已变得苍白无色，但依旧美丽干净，修长的手指无力地弯曲着，小手指很长，几乎与无名指等齐，指甲修剪成了弯弯的月牙状……

    我是如何离开河滩的已经没有记忆，赵瘪说不是他背着我沿着堤坝跑了好几里地，我怕也像那些死鬼一样躺在河滩上，变成旋风了。

    我躺在宿舍的床上昏迷不醒，一切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两个无头的刽子手提着一颗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脑袋，站在我的床前，脑袋上的那些长虫已经死去，绳子一样地拖在地上。我像《玉堂春》里的苏三，身着罪衣罪裙，面对刽子手，“吓得胆战心又寒”，红色的衣裙如同熊熊火焰，烧得我辗转反侧，口干舌燥，比浑身着火的孙金正还痛苦万分。农场方面吓坏了，用拖拉机把我送到了华阴县城，在医院吊了十几瓶药也不见退烧。北京的同济医院拿我的病都没辙，小小的华阴医院当然更是无能为力了。

    听说孙银正的娘拿着我的衣裳，偷偷到河滩上为我叫过魂，没一点儿用，有一阵短暂的清醒，我看见孙银正守在我的床头，庞素芹正往我满是溃疡的口腔里滴水，我那张嘴已经烂得发不出声音了。庞素芹见我睁开眼，赶紧拿来纸笔，让我有什么话快写上，大有最后留言的劲头。

    我在纸上写了：离魂、茯苓、龙齿、参须、辰砂、手少阴、足阳明。

    这是当年玉堂春医我的老方子，人说三折肱可以为良医，这话不假。医院对我的方子虽然半信半疑，但看那内容，总无大碍，更何况针灸，就是把手少阴、足阳明这两条经络扎满了，也死不了人。叫来了针灸科的大夫，在我身上不客气地开扎。

    三服药没吃完，病好了。

    孙家将我写的“救死扶伤”的锦旗转送给了华阴医院，及时而快捷。医院奇怪我这个毫无医疗经历的青工，何以能开出如此奇特药方，我自然含笑而不答，有些秘密没必要都告诉别人，让生命多些迷茫会更有意思。但是孙银正和赵瘪他们都坚信，在纸上开药方的绝不是我，而是彭豫堂，那一刻，是彭豫堂回来了，给我开了这个方子，其实我压根就没有清醒，我那游离的魂魄还不知在哪里晃荡呢。

    一切都是鬼使神差。

    八

    出了医院，工厂让我直接回西安，我被安排在厂卫生科当护士，作为人生的命运，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外调的人早回来了，说我的父母是属于正常死亡，我的父亲曾是政协委员，解放以前支持过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我的母亲是城市贫民，结婚前一度是南营房的穷丫头，是革命的基础力量。

    至于我的农场“五七”战友们则再难聚首，顶让我挂念的就是孙银正哥哥的病，那服药，不知可有效果。

    从河滩事件以后，我再不吃凉皮，怕见红白相间的色彩。九十年代到日本留学，一见到日本国旗就不舒服，不是对日本国民怎么的，是嫌那反差过大、引人遐想的颜色。曾经往农场写过信，被退回来了，说单位已不存在，“五七”道路已经走完了；也打听过绍义村的孙家，因属于三门峡库区，作为移民，全村都迁到甘肃去了。

    2009年夏天，看到电视报道，说中国脑外科专家用手术攻破了癫痫病发作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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