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进攻时我才17岁，是入伍不满三个月的教导总队学兵（中将总队长桂永清，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原来我勉强念了五年私塾一年高小，毕业后，无力外学，适逢祖国多难之秋，而我既属征兵制度之限内（兄弟四人），又为雪耻之鞭策，遂奋然投笔从戎（那时幸逢南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来到信丰招考学兵）。在倭寇飞机大炮七昼夜狂轰滥炸，把南京炸成一片焦土，“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情况下，我毫不畏惧。
我们（附承瑞团）把守通济门的时候，敌人用平射炮打开城门数次（城门内我们已用麻色沙袋堵塞），步兵成群结队地发起冲锋，但我们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把他们打得如西瓜滚，死尸遍野。纵然一部冲至城墙脚下射击死角的时候，我和班长用大批手榴弹集中向敌猛烈投炸，死亡无余。但不料，最后敌兵十多名钻进麻袋之中，利用麻袋作为掩护，向我城内不断射击。团长为了消灭潜伏门中之敌，特在我们连调选勇敢士兵十名组成敢死队。当时我为了争取上级信任立下战功，就奋勇报名参加。在黄昏后，团长亲临指挥，他命令假冲杀造成嘶声不断，诱其猛烈射击。迄至其弹尽后，我们敢死队手持刺刀和手枪，冲进门中将敌打死八名，活捉三名。我们每人得了10元奖金，我升下士副班长，同时调到团部特务排服务。此时通济门稳若泰山。
不料，战至12月12日（大概时间），光华门已被敌人冲进来了。晚9时许，我们奉令移防到五马回朝。起初我们紧跟着团长的小包车，可是到了大街上，军民和骡马、单车、汽车夹道蜂拥而来，团长被迫跳下车，步行不到半里，我和他失去联系了。于是，我紧拉着上士班长张乃峰的手，他也拼命拉着我，害怕丢了我。就这样，在人山人海中一步一步挤到挹江门附近。时已半夜多了，可是把门的卫兵用枪压着“不准退”（原卫戍司令唐生智命令“死守南京，与南京共存亡，一寸河山一寸血”）。当时，在卫兵面前的人就暂时止了一步，但后面的人们仍然如潮水一般澎湃而来，就拥挤得卫兵连人带枪一齐跌倒在地，如是就人踩人、人摞人（踩死踩伤不知其数），把宽阔的挹江门（原也堵有麻色沙袋与人齐高）挤得气息不通，插翅也难飞过。我在无数脚踏之下，不知怎样攀爬过来了，当时也不顾得浑身疼痛（与班长也失去联系），挤在万众人群中，冲到下关江边。此时江边纠集着千千万万的军民，唤声震天（我仰看紫金山上的守军，枪炮声仍然频频在响）。在既无民船又无轮船（破釜沉舟的背水战）的状况下，人们活像鱼游于沸鼎之中。然而万恶的鬼子在江中用木排汽油点燃着烈火——使我渡江者不淹死也被烧死，又从城内紧追扫射而来，以致我军民被迫在冰天雪地里跳江横渡（会游泳者划水而过，但对岸沼泥过深，纵然渡过彼岸而冻死于泥沼者不知其数）。我从小不会游泳，不敢跳江徒涉，我两眼望着江水滔滔，心中万分焦急。正在绝望中，幸亏旁边有五位战友（大概是广东部队的士兵，因为他们说的是广东话）挖到一根电线杆投入江中，准备渡江。我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就拼死地抱着木头，随同他们一齐划过。等待到达彼岸时，已拂晓了。我抬头一望，看见这码头标志着“玉匣轮船码头”字样。我慢慢爬上码头时，浑身僵硬，不能行走。那时恰巧碰到一些人在此烧着大火，我也连忙爬拢靠火取暖。刚刚衣服稍干时，听说敌人已渡江，向我们包围过来，我就连忙随着一群混杂队伍一起跑到蚌埠。
等我们到了蚌埠之后，那时就有我们总队长设有收容所，桂永清看到我们也万分悲痛（原来他善于带兵，很得兵心），发给每人10元以作剃头洗澡零用之费，同时当晚搞好火车，我们上车准备开到河南开封集中整训。等我们火车到达开封时，已深夜2时许。然而，在这深夜里，仍然听到夹道的各机关团体学校嘹亮的歌声和响彻云霄的口号：“欢迎捍卫首都的将士们光荣归来……”我感到极大的鼓舞。
之后，我们全总队（三个旅九个团）收容官兵1200多人（副团长阵亡）获得了许多慰劳品，跟着改编为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我被调（经考试）到师司令部参谋处，担任准尉司书少尉书记之职，随后参加兰封郑州战役。
李谷樵：为抗战重回教导总队
一、出四川
七七卢沟桥的炮声中，我还在四川刘湘的陈兰亭师政训处当处员，当得到事变的广播消息，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没有睡，连夜和同事马千义、赵日宁编写油印号外，于当晚分送各地方机关科室、学校、部队处室、团营连排，并写大字报流动情报，走上街头宣传。
深感日本帝国主义，自明治维新，所谓北进南电，都是以亡我中华、灭我华族为目的。这次事变是其梦想称霸东亚、独占中国，更进一步的强盗行为。如此严重急迫的国难当头，我怎能苟且偷安、无动于衷呢？这时我热血滔滔，独欲寻找带兵机会，带头出川，争先奔赴前方杀贼。
川军何时出川抗战，我无从知晓。我不禁想起1934年曾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当见习时，总队长桂永清、团长胡启儒，对我有好感。如此用人之际，我要求回队，是会受欢迎的。
可巧我的一个在上海闸北区当局长的梁扶初旧友，几次电信约我速去上海帮办民兵集训事宜。得此邀约，我随即略整行装，欣然东下。
二、到上海
我买船票东下，到上海已是8月3日，住在北四川路梁扶初局长的住处，这里有甬道通向私人防空洞地下室。我向梁说：“我来上海，不是住防空洞的啊！”梁说：“上海已不是你先年在上海视察的社会了，你安心住下再说吧！需要你做的工作可多呢，昨天总司令（指蔡将军）还问你会不会来。”
上海曾在一·二八失守之年，与日寇订有丧权辱国不许驻兵的上海停战协定。空城计是阻止不了凶横的日寇登陆的。自七七事变以来，上海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谣言百出，人心惶惶。有人说：“国共合作了，唐生智、蔡廷锴陪周恩来来过上海，如国民党不抵抗放弃上海，共产党的朱总司令会来上海指挥抗战。”
自七七以后，吴淞口外的敌舰不断挑战，陆续侵入我国沿海集结。飞机已无数次地入侵上海市空侦察，或三十、五十地结队飞行显示力量，有时从高空投掷啸空弹，造成恐怖，有时敌机尾巴拖着一道强烈的光带，令人精神不安。上海的非武装平民和物资的继续撤走任务难以完成。这几天各火车站及黄浦江边，候事赶船的人潮如海，争先恐后，秩序混乱，无法维持。有喊娘叫爹，呼兄唤弟，寻儿找女的老弱妇残，哭哭啼啼，情壮可惨。如车站被炸，船运不通，真不知如何了结。
可知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张发奎将军已率部进入上海市区，国民党张治中、汤恩伯、陈诚已来上海调兵遣将，第三师、四十七师、六十七师、七十四师、九十八师、一一〇师、一四〇师均已分别到达刘河、蕰藻浜、真如、崇明、金山卫，以及长江三角洲西岸、苏州河沿线，进入防卫工事。
国民党蒋委员长已颁布连坐法，没有他的命令，谁退就先杀谁。还有申请来上海参战的地方武装、爱国的上海人民武装和共产党的地下武装。预计保卫大上海的兵力，不下60万。看来上海全面抗战，是不可避免了。
八一三前夕，日本侵略军在东条英机、杉山元等的精心策划下，企图一举拿下上海，布置就绪，更制造假象，号称陆海军30万，拥有威力强大的先进武器，一旦进攻开始，只要三天就可占领上海，30天就可占领南京，三个月就可灭亡中国。梦想以这种威胁压力，迫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屈膝求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八一三的拂晓，敌机不计架次地从航空母舰起飞，疯狂地轰炸我吴淞要塞。敌舰在吴淞口之处排成一字长龙，延绵数十里，向我海岸迫近，先发制人，万炮齐轰，跟着登陆艇上的陆战队强行登陆。当时我军确实处在全面挨打的不利地位，在烟幕的掩护下，严阵以待。幸好我吴淞要塞虽被炸得浓烟滚滚地动山摇，但全体炮群藏入深洞，尚未受伤，我军久已埋伏在长江口崇明岛各处的海军炮舰，与海岸各炮兵阵地，在要塞信号的指挥下，协调对准日舰的射击角度，一声令下，也是万炮齐鸣。这一着打得好，打得准，打得大快人心，一时压倒了日舰的炮声，强行登陆的顽敌被我陆军歼灭，无一生还。透过德制最新观测仪，可以看到日本海军的一字长蛇阵，被打得七歪八扭，纷纷后退，惊魂掉魄地逃出我军炮兵的有效射程。后续三天的强行登陆，均未得逞。
这时上海车站码头、公共场所、政府机关、平民房屋，均遭严重的破坏，上海被埋在一片硝烟中，江岸赶船的儿童妇女尸横遍地，血满空街。车站被炸成千堆焦土，万朵残花。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被炸得血肉纷飞，随处可见，目不忍睹。我看到有一个被敌机扫射受重伤的上海中学学生，他没有眼泪，在气息奄奄时，还不断吐出“打倒日本，打倒日本”的微弱呼声。倒是那些有钱的买办阶级，找到外国人当保护伞，带着他娇妻美妾，歌舞升平地迁入租界。还是有很多难民不顾外国巡警的无情木棒，越过铁栅，逃入英法租界。
国际红十字会工作紧张了。上海总团体也参加了由市府和公安局联合组成的救济工作组，上海搬运工人、留沪的大中学生，还有童子军，纷纷参与到救护难民掩埋死者的行动中。这种不怕牺牲、毫不利己的正义行为，是值得钦敬的。
一次，我从北四川路去市中心区宿舍，约好洽商国际署救济难民问题，坐上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护车，竟遭到日本飞机的扫射，三人中弹死亡，五人伤上加伤，车也坏了。我在死人旁，血染满身，不知是什么时候，头上缺了一小块头发。等我有所感觉时，用手一摸满手是血，把一小绺头发，却换成了一束鲜血凝成的血花。
我慌忙中跳车，右腿受伤，忍痛爬行50多米，来到早已炸倒的墙边，昂头望去，破瓦残砖里，还有人在呻吟呼救。
三个死者中，一个叫余福生，是公安局余督察的弟弟。不一时，余督察不顾生死，在硝烟中驾着他的巡逻三轮卡，把我和他已死的弟弟送出市区，通过苏州河难民桥，到了红十字会的难民医院。我下了车，余督察拖着他死了的弟弟，何去何从，我就不知道了。
日寇恃其海空军的绝对优势，又向金山卫和杭州湾强行登陆。同时我吴淞要塞炮台的自动操纵架失灵，给日寇以可乘之机。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日机大炮滥炸和军兵部的协作下登陆成功。我军奉命有计划地撤出吴淞，从此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我住难民医院，梁局长送来我的行李、衣服和钱，见我颈上裹着一大块白纱绷带，摸着说：“痛吧！”我说：“只是掉了几根头发。”医生在旁说：“补得起，会好的。”我告诉梁：我决心回南京教导总队。
三、回教导总队
10月底我回教导总队，接受了补充军官短期抗训，旋即调充二团三营营长。我所在的教导总队，自沪战发生，即担任前方的督战任务，人家说成是蒋的御林军，有最新式的德式装备，平时皮鞋，穿得好，吃得香，躲在防空洞督别人不准退，为什么自己不上呢？总队长听了很生气，每次教育我们要争气，多年来我们总队被国际誉为中国陆军模范，一旦叫上战场，我们就得打个真的模范出来。
11月初，我们研究了国内外的形势。上海在全国人民的声援鼓舞下，以血肉长城拼死拼活的战局快满两个月，是难能可贵的。英美承诺的支援物资，由于日本称霸东亚勾结德意牵制欧美，使英美法都不想得罪日本，看来援华物资，极不可靠。上海战场，三个月来，伤亡惨重，有总退却的可能。谁来保住南京外围的防线，教导总队是责无旁贷了。
11月18日，我总队奉令接收沿太湖、苏州河、无锡、苏州，做重点布防，以保证大上海战场数十万野战军的安全转进。不想日寇由金山卫、杭州湾登陆的敌兵，偷过太湖，进行骚扰，打乱了整个转进路线。正面追击的敌军，以陆空联合优势，乘乱猛追。我数十万大军立脚不住，各顾各地乱退。我总队预计接防的阵地，未及到达，敌已先到，迫使总队不得不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迎头反扑，想把战局稳定下来。我二团进入八字桥、长港、厅头镇一线，立足未稳，即与敌军近一个旅团兵力展开肉搏。阵地虽被夺回，但团长受伤，刘正洛营全营官兵无一幸存，余两营伤亡过半。我在率第三连冲锋时，腿部被洞穿了，爬进战壕。
我总队上阵，确打击了来犯之敌的凶残，稳住了总退却的军心，使数十万野战军，能够得到瞬息的收容机会，为保卫南京，为长期抗战保存了实力。但教导总队终因寡不敌众，奋战五个昼夜，奉命转移。
我后来到了武汉养伤，四川刘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也出川抗战了。伤愈后，我仍为抗战而继续战斗，直至赢得抗战胜利，日本投降。
郑自箴：回忆淞沪抗敌及南京逃生
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我是一个亲身参与者。我不是统率部队的高级将领，也不是军事家，而是当时一个小小的军需上士。为缅怀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特写此文，以资纪念。
当时我所在的部队，是南京孝陵卫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后又留德，我在该总队第二团团部充当一名军需上士。团长胡启儒，副团长彭月翔，团附朱道原。这三位团领导都是黄埔军校先后的同学，团辖三营，每营一个迫击炮排，团直属部队一个榴弹炮连、一个通信连、一个军医处附担架排、一个骑兵班。全部是德式装备，并有德国顾问参与教练。兵员足额，士饱马腾，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
8月下旬的一天，总队长桂永清来团训话时说，现在奉到命令，你团准备好一切行装，今天就要出发去上海前线参加抗日战役，养兵千日，用兵一朝，最重要一点，全团官兵要服从战场指挥官的命令，听从指挥，把你们平素所学的本领，奋勇与日寇拼搏，把鬼子打到海里去，把东北大片失地收复回来。这是你们全团官兵的光荣战斗任务。8月26日下午，一切准备就绪，徒步行军至尧化门车站上车。当时京沪铁路上兵运频繁，我们这列车开到常州站停留约一个小时。只见火车站上挤满了各界的欢送慰劳队，有商会团体，有在校学生，欢呼着响彻云霄的口号。把日本倭寇打到海里去，把日本鬼子全部消灭光，保卫我们神圣的领土大上海，等着你们得胜归来。顿时慰劳人员纷纷来到车上，把每一个官兵的水壶灌上一壶老姜赤糖汤，又发了馒头和糖药。在这热烈沸腾的情况下，激起了我们全团官兵的作战决心，誓死与日寇拼搏。未几列车徐徐开动，当晚8点多钟到达南翔站下车。因白天日机轮番轰炸，深夜2时许接防，进入阵地张华浜、蕴藻浜一带，团指挥所驻陈家庄。凌晨炮声隆隆，战斗非常激烈。我同三个炊事兵到南翔附近办给养，回团途中突被日机发现目标，低飞追踪用机枪扫射，幸亏公路两边有葱郁的槐树和水田，我们很快匍匐在烂泥田里，否则将不堪设想。
我虽然没有进入阵地与日寇拼搏，但采办给养也非常困难。老百姓白天跑开躲飞机，找不到人，小菜买不到，唯一的办法是多买点罐头食品，易带而又下饭。可是白天不能起火为炊，凡有一小片树林或竹园，日机就盲目轰炸，从每日早晨一直炸至傍晚。因日军有艘航空母舰停泊在吴淞海口，随时可以起飞轰炸。送饭到阵地更加困难，我同炊事兵稍乘日机未临上空时即行送出，生死无所顾惧，只有把饭送到才松了一口气，不然的话，就会遭殃。那时怕死也不行，淞沪战役是人海战场，不分前后方。我团孤军苦战九昼夜，死伤过半，坚持至9月6日，后援部队接防，奉命沿苏州河撤至泰昌。稍事休息即开回整补，再与日寇决一死战。这是在淞沪战役中我难忘的一件事。
不堪回首的南京战役
我团撤回南京孝陵卫营房整训台，京沪线战况日趋紧张，国民党精锐部队损失过半，边打边退，日军乘势追击，至11月中旬南京已告吃紧。城内商人居民纷纷逃难，国民党政府及所属各部队早已西迁，市面萧条。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各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部署守卫南京。唐生智担任总司令，指挥所有在南京的部队30多万人。我教导总队已扩充为三个团，指定防守青山、光华门大郊场机场一带，总队部及三个团的非战斗人员，移驻城内富贵山地下室办公（该处原是大本营办公所在地），防空设备坚固。我和另两个同事仅仅住了两天，就被派到中央大学花圃内的职工宿舍看守仓库物资。日机轮番轰炸，整日不停，电灯电话线全被炸断，通信部队随时查线抢修架设，霎时又被炸坏。我们不能与团部取得联络，只好骑自行车传达消息。
12月6日，城内混乱不堪，有少数退下的士兵，见东西乱拿，商店关门停业，人心惶惶。大部分居民及小商人纷纷逃至新街口难民区（难民区由天主教堂组织筹办），由耶稣教徒们维持保护。屋顶上覆盖着外国的国旗，日机不敢轰炸，保护了几万难民的生命。
12月10日上午，我去团部探听情况，已奉命撤至浦口。我赶快跑回仓库与黎尚琦、陈凤山商量，我们将如何行动。三人乱作一团，不知所措。仓库内还有这么些服装，如果马上离开，势必为零散部队一抢而光，不走则生命危险。南京四郊炮声震耳欲聋，日机狂轰滥炸，城内火光冲天。此时此刻，心乱如麻，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11日中午，我至中山北路看看情况，不看犹可，一看惊慌，从中央银行至铁道部这段马路上，全是撤下来的部队。挹江门紧闭，部队不能出城。枪声初起，我急忙跑回告诉两个同事，做最后决定。陈凤山斩钉截铁地说，团部人员都撤光了，我们守在这里等死是不甘心的，把仓库大门锁好，贴上一张封条，管他三七二十一赶快往下关跑。
12月11日，江风朔起，天寒地冻，我们每人拿了件棉大衣和一床军毯，打个小包背在肩上就往挹江门跑。走到鼓楼附近，人山人海，寸步难移，无法前进。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挤在人群里面，事到如此，听天由命。挹江门三个大城门，只开中间一扇，两边叠满了沙包，挤呀！挤呀！前面陆陆续续在蠕动，直到夜晚10时左右，总算挤出了挹江门，赶快跑向下关江边，可怜茫茫十多里阔的长江江面，没有一只轮渡，怎能过去？此时下关已放火焚烧，马路上的部队挤得水泄不通，有喊往三义河冲呀，有喊往煤炭港冲呀，兵不听官，官不听将，秩序之乱，情况之惨，笔难尽述。国营招商局和三北公司轮船码头的火囤船上，都挤满了部队，囤船上粗大的铁链条锁住不能行动，后来把链条砸断慢慢地顺江水下流，速度慢得可怜。我仍然跳上江岸。从此三人分开，谁也不知谁的死法。江边马路上乱打枪，乱投手榴弹，打死炸伤不知其数。
我三次冲向煤炭港，命不该死，黑暗中见有六七个人把一大块角楞板向江边推动，准备渡江。我急忙闯过去帮他们推至港边，大家用尽力气把板推往江中。七个人先后蹲在板上，离水面尚有一尺多高，很稳当扎实。可是从港边至江口有一路回龙水，这大板只打转不前进。他们不识水性，干着急。我是南方人，比较熟悉水性。我说同志们这样不行，要把木板抽出两块，用刺刀劈开分成数段当桨划。大家说对，马上将步枪上的刺刀拔下，用枪托把木板劈成数段，划呀，划呀，果然前进了，大家好不欢喜。使尽平生力气只望江中划去，但是前进速度很慢，从深夜3点多钟划到次日9点多，离江边不过1000多米。江水下流急湍，这块大板方向掌不稳，只得顺水而下。此时江面上只见有用木菱桶的，有用洗澡盆的，也有抱一大块木头的，大家在江面上，浪浪滔滔犹如岳飞出世时水没汤阴县那般光景。我们尚有一线活命希望，而在城内的部队此时任日本鬼子屠杀。正在浮思，日机已临上空用机枪扫射，并向两只火轮船上扔炸弹。顷刻之间被炸沉，数千兵员全部淹死在长江之中，惨不忍睹，鬼哭神嚎！我们这块木板未遭日机扫射，随水逐浪，起伏无常，尽力划到5点多钟，离八卦洲还有200多米。用桨板向水下一拄，水深不过半人，因靠近芦苇滩边，拼命向江边划去。离滩边不过三四十米，天已黝黑，再用桨板一拄，水很浅，即将透湿的棉裤脱掉跳下水去，慢慢浮到江边。
跑出芦苇一看都是人影，我想怎么不走，留在这儿干什么？后听那边人讲还隔一条小江，我想到此还是一死，此乃天不容人，谁能救耳！但是等死不如逃生，在黑暗中东奔西窜，远远望见一线火光，即望那边跑去，火光又熄了，此时我想生命绝望，又寒又饿，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一忽儿心血来潮，拼命爬至芦苇里面，见一老奶奶在喝稀饭，我即向她求救。老奶奶很慈善：“莫作声，莫作声。”口音是苏北人，给我一大碗冲碎的麦粉稀饭。我真感动涕零，一想身上棉背心袋内还有一个金戒指、十块法币，摸出来全部给了老奶奶。老人家见了金戒指和钞票满心欢喜，问我是不是到浦口区。我说是呀，这条小江过不去。老奶奶说，一会儿我儿子回来把你送过去。当时我看芦柴里没有什么东西，何能过得？没有半个钟头她儿子回来了。老奶奶对她儿子说，这个官长给我一个金戒指和十元钱的法币，你用小木船送他到对岸江边。她儿子跑到另一堆芦柴里面把小木船搬出（这只小木船是在轮船后面用的），我跑过去帮他抬至江边。他叫我登上去，他用竹竿撑着很快地到了离浦口约六七华里的江边。我跳上岸去，千恩万谢他救了我的生命。
天蒙蒙亮，江风吹来，冷得刺骨。我顾不到这些，只往浦口方向走去，约走一个多小时跑到了铺镇机场。太阳冉冉升起，幸未淹死在长江。
文鲤：腥风血雨，保卫南京
1937年10月26日，上海战场从大场失守后，逐次撤至苏州河；11月10日，我教导总队再次奉命接防厂头镇和八字桥两地。此时敌人已由金山区登陆，胁我侧背，致使国防工事不守，全线撤退，敌军竟绕太湖经溧阳到句容，后从京杭国道，直袭南京。
当时形势，上海沦陷，因国际观瞻所系，南京不能不守，守则成为背水的孤军应战，敌必直趋芜湖，断我后援。在部署守城之军事会议上，没有人敢任守将者，只有蒋介石先生自任守城主将之说。唐生智当时任训练总监，起而受命，说：“全军统帅，不能专为守卫首都，使统帅陷于一地而失去全军指挥，我代委员长守卫南京。”守卫南京部队是由苏州河先后转进之教导部队，二十五师、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战车装甲兵团以及四个宪兵总团、税警总团等部组成。
11月下旬，敌军由汤山向麒麟门进攻，分兵向我南京南部直扑雨花台。我教导总队守卫防线及其纵深，北起天堡城之下富贵山到釜谷寺包括紫金山东麓，中由中山门到孝陵卫以东至麒麟门，南由洪武门到飞机场。敌人首次攻我紫金山，纵火毁我中山陵园，陵园以东到釜谷寺间被火焚毁大片，经我反击扑灭，敌军改向我右侧机场洪武门猛攻；11月底，洪武门一度被敌突破。我第二团团长秦士铨率部堵击，以及战国兵团彭克定部把洪武门缺口堵住。寇军又作第二三两次攻击，全团将士英勇拼搏，三进三出，将敌人消灭。自团长以下，我教导总队增援将士，均英勇殉国。因寇军突击我南部雨花台，中华门被突破，芜湖退路已被切断，全城战局呈崩溃状态。唐生智奉命撤退，所有部队都涌向挹江门向下关集结，希望渡江，而轮渡已绝，帆船无几，面临大江，陷于绝境，能凫水者虽能强渡过去，而大多数沉溺江中。或有顺流而下，或有沿江经观音门燕子矶巴等山，向幕阜山北麓突围渡江者，为数不多。
日军此时突破巷战，向大江压缩，不分军民，大肆屠杀，数日不息。据我教导总队最后脱险干部杨天威目击南京沦陷后实况说：“南京城是血流成渠，所有城内水塘，无处不是被杀尸体，塘水皆赤。有两个日本军官竟杀人比赛，一个杀114人，一个杀108人。腥风血雨，遍布全城。”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全部陷于敌手，三十余万之大屠杀，举世震惊。我教导总队阵亡将士达80%以上。团长李昌龄、秦士铨、温袒铨、参谋长……均殉职。
为预备队之教导总队第五团，于沦陷前抢调芜湖，令其固守增援据点。南京沦陷后，奉桂永清电令，撤至皖南之南陵、繁昌两地奉命，未遭覆没。
黄伟慎：转战南京，与日军连续作战
在南京保卫战中，我任军校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团第二营重机枪连排长。现将经历见闻回忆如下：
战前概况
国民党军队的精锐大部分参加了上海抗战，损失重大，加上指挥无方，撤退行动混乱不堪。回到南京的部队，尚未休整补充完毕，又参加保卫南京作战。
南京太平门外的宝贵山隧洞工程，花了几年时间，基本完成。规模宏大，汽车可以进入，除指挥所外，都是粮、弹、器材等仓库。我曾率本排进入领取弹药器材，看见物资堆积如山，听说能供作战三个月之用。保卫南京的国防工事，也修筑了几年。城外、城墙上和城内，钢筋混凝土的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星罗棋布。12月初，日军迫近，我们要进入阵地时，发现有些掩体、掩蔽部的门，因没有钥匙而打不开，真是令人气愤。
11月下旬，我营进驻陵园新村，住在林森、汪精卫、陈调元等人的公馆。他们的细软虽已运走，但遗留下来的东西还是不少。例如汪精卫公馆内就有女人穿的旗袍、高跟鞋好几十件（双）。他们的公馆储藏室内，山珍海味、洋烟、洋酒不少，我们这些临时主人，乐得尽情享受。进入阵地时，还放了一把火，付之一炬，说是坚壁清野，以免资敌。
作战经过
12月8日拂晓，日军开始向紫金山前沿进攻，并用飞机轰炸紫金山。不久我们的陵园新村阵地前也发现敌人，但兵力不多，攻击行动也不猛烈，系属助攻。其主攻方向是指向紫金山，同时在远方升起了观测气球，用重炮轰击我光华门、中山门，炮弹从我们上空飞过，震耳欲聋。
进攻紫金山之敌，利用冬天树叶干枯，发射烧夷弹将山上树木烧着，风助火势。火烧到哪里，敌军就进到哪里。双方短兵相接，杀声震天，我军处在下风，只能逐步后撤。到12日上午敌军已接近第一峰。我营奉命撤退至廖墓，休息整顿，伤亡不多，但紫金山顶上，火势猛烈，冲杀之声不绝于耳，至晚天堡城失守，敌军也未继续前进。
午夜我营奉命经富贵山沿太平门外城墙边公路撤退，但沿途有很多铁路栅栏、拒马、防战车壕等，费了很大工夫才到达太平门。我在途中跌入防战车壕内，腿部受了轻伤，好不容易到了太平门，但城门已用砖堵住，又铺上了火炭，只留约一汽车宽的通道，我们要进城，别人要出城，乱作一团。等到全部进了城，正准备入军校休息，又让我们赶快出城到下关煤炭港集合。于是又冲出太平门向下关急行，沿途撤退的部队越来越多，争先恐后，黑暗中践踏叫骂之声不绝，将近拂晓才到达下关江边。
唐维恒：讲述南京抗日战争
1937年淞沪抗日战争失败后，日军向南京进犯。前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精锐部队调往江西去了。临时成立两个补充团，以黄埔第四期学生刘子淑任第一补充团团长；邓文仪之弟邓文禧为第二补充团团长。我被升为第一团战车防御炮兵连长。我本来是学骑兵的，不懂炮兵。
我对刘团长说：“我不懂炮兵，恐贻误战机，请另派工作。”
刘团长说：“现在军队已机械化，骑兵已失作用，你曾参加淞沪抗日战争任战防炮排长，多少有点经验，又给你派了两个学过战防炮的排长，怕什么。”
我只得担任下来。总队长桂永清集合总队遗留部队及两个补充团官兵训话：“南京是祖国首都，要誓死保卫，与城共存亡，不负袖章‘决死’二字。”这个训话激发了官兵的斗志。我深为感动，一边训练新兵，一边构筑工事。沿城外围紫金山、雨花台等军事重要据点，都早已构筑了钢筋水泥坚固国防工事，蒋介石视同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南京成为金城汤池。我们不过是在城墙上和城内重要地区构筑简单临时工事罢了。
1937年12月，日军已进犯南京外围。蒋介石偕宋美龄离京之前，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总司令，指挥原南京守城部队和淞沪抗日撤下的部队保卫南京。嘱咐能守则守，不能守时相机撤退。唐生智是湖南东安县人，北伐时任第八军军长，他富有爱国思想，态度和蔼。我第一团担任廖墓一带、第二团担任中山陵一带防御任务。
12月初，日军先头部队已攻到紫金山下，首先以轰炸机群连番用燃烧弹轰炸树林，钟山燃烧成火海，天然掩护体被焚毁殆尽，国防工事全部暴露。敌步兵在敌炮火掩护下，随坦克车向我军猛攻，我凭巩固工事和居高临下的优势进行顽强的防御。我战防炮集中火力封锁敌坦克车，使其不能胜利登山，敌首次仰攻未逞。接着敌机群用重磅炸弹轰炸我国防工事，大部分工事被炸毁。我二团营长罗佑峰率众出击，将登山之敌驱逐下山。日军第二次又向我猛攻，我仍凭居高临下的优势，奋勇抵抗，但在敌陆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伤亡惨重，我营长罗佑峰壮烈牺牲。紫金山第一峰被敌占领，用直升机控制全部战场，指挥炮兵射击。我团向太平门方向撤退，我连撤入太平门军校后面临时构筑的掩体，城墙上设观测所，指挥射击。
在敌直升机控制下，敌炮弹迎着我的炮火回击，我阵地被毁，电话线也被摧毁，与团部失去联系。我只得率两名传令兵，亲往团部联系。刚刚出太平门，敌炮火跟踪而至，走到廖墓附近却发现团部已不知去向，伤亡的官兵很多，有一受伤的通信排长说：“团部早已向下关撤退了。”我只得回连，路上两个传令兵也被敌炮弹打死了。
走到太平门，官兵拥挤出城，恰遇城防司令部参谋余鹏化，他对我说：“唐总司令召集团长以上在神策门防空洞商议守与不守的决策，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忽报敌人已攻入中华门，各级将领惊慌失措，还没有宣布散会，均已逃散一空，各部队群龙无首，纷纷向下关逃跑，你赶快撤向下关再说吧。”说完匆匆走了。
我回到连部，即令把四门炮装上驮马，随人群向下关撤退。这时马路被破坏，驮马行动困难。这时正是12月底，没有月亮，又不能用电筒照射，只有敌人的探照灯，时灭时现。到达下关时，天已拂晓，人山人海，拥挤在街头巷尾，惶恐不安。
江面没有船只，据说早被督战部队集结在江对岸浦口镇去了，这时敌机已临空轰炸，房屋着火，纷纷倒塌。我只得对全连官兵说：“我们的高级干部各自逃跑，使这些官兵群龙无首，溃不成军。前有大江阻拦，后将有日寇追来。我们不成俘虏，也将面临死亡，我们的炮已失作用，大家把它拆毁投入江中，以免敌人利用大炮杀我同胞。”大家一致动手把战防炮拆毁投入江心。闻上新河有浮桥可到江心洲去，于是要炮兵捡取地上遗下的步枪、自动步枪、手枪等武器，向浮桥涌去。只见浮桥拥挤了很多官兵，对面仓库还有督战部队的机枪扫射，阻止逃兵过去。这边有很多人在叫：“我们都是奉令撤退的官兵！请不要开枪了！”喉咙叫破，督战部队跟没有听见一般，射击不止。浮桥这边有机枪的，也开枪射击，对面被压制停止射击。我们涌上桥头，渡河到达江心洲，觅船渡江，经二十四昼夜逃往汉口被收容。
曾作一首诗赋：
弥天烽火苦相侵，淞沪金陵寇患深！
报国有心怒敌忾，回天无力恨奸戎；
忍抛黎庶抛疆土，不爱江山爱美人。
血染长江难雪耻，冲霄怨气漫南京。
戚超人：浴血紫金山，恨别南京城
我是当年南京抗日战役的参加者，我所在的部队是中央教导总队第三旅第五团第二营第四连，担任第二、三峰的防务，前沿阵地在第三峰。
1937年12月10日的清晨，天刚麻麻亮，只听敌方数声炮响，几颗炮弹落在阵地上，接着一架架敌机凌空，飞向我阵地俯冲示威。凡有战斗经验的战士都知道，这是敌人开始进攻的信号，大战即将来临。
连长小声传下命令，叫全连立即做好迎敌准备，要敢打、敢冲、敢拼，寸土不让。我们闻令，立即子弹上膛，上好刺刀，打开手榴弹盖，把服装整理又整理，屏气聚神，睁大眼睛，向敌方观察动静。果然不出所料，发现百米外有物体晃动，只见一个个敌人像偷鸡的贼，佝偻着腰，悄悄地向我阵地潜行，渐渐接近。50米、40米、30米……我们看在眼里，怒在胸膛，暗自骂道：“日本帝国主义狗强盗，你来吧，老子和你拼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连长一声令下，“给我打！”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胸膛，一颗颗愤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倒毙一片。敌人的第一次冲锋受挫了。
但是，一些未死的敌人和后续梯队趁枪声间歇之际爬起来，似一群饿狼嚎叫着继续向我阵地冲来。只听连长一声振臂高呼：“弟兄们给我冲啊！杀——”他第一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全连官兵，像猛虎般冲入敌群拼刺刀。杀声震天，刺刀逞威，我们左刺右劈，锐不可当。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我们压下去了，死伤狼藉，我们再次保住了阵地。
但不幸的是，我们的好连长在这次拼刺刀中阵亡了，许多战士牺牲了。正是：“英雄虽死志更壮，忠魂犹存胆气在；复我片土可百世，杀敌一毛足千秋。”连长的为国捐躯，激起全连战士无比愤怒，大声疾呼要为连长及死难的战友复仇，要为中华民族争气。我们以英雄连长为榜样，把满腔怒火倾注在敌人身上，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抢夺阵地战的拼刺中，我早年学会的几套拳术枪棍发挥了威力。常言道“艺高人胆大”，又仗着年轻、体壮、力强、身子灵活，接连刺杀了四五个敌人。但也大意失手，左臂挨了敌人一刺刀，幸而在战友的救援下只刺破了点皮伤。可惜这位战友（全名忘记）却为了救我，一个措手不及，在三面敌人围攻下牺牲了。每忆及，不胜沉痛，深为悼念。
12月10日上午9时，在与敌人拼搏中，我不幸右肩中弹（至今留有仇恨的伤疤），一阵刺痛，手中枪掉在地上，这只右膀子再也抬不起来了，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向一个战友刺来不能救助。在观战中，这位战友表现得十分顽强勇敢，他力战两个敌人毫无惧色，终因寡不敌众，一个招架不住，壮烈牺牲了。多好的战友啊！我为他骄傲，全中华民族为他骄傲。
历经六个多小时的战斗，我们的伤亡十分惨重。营长传下命令，叫我们退守第二峰，以待增援部队的到来。检查人数，能战斗的不到40人，其余都是伤兵，一无担架运送，二无医护人员包扎，营长看在眼里，焦在心头。几次命令伤兵下山去包扎，没有一个移动脚步的，并齐声表示决心，要与营长共生死，要与阵地共存亡，要报一弹之仇，要给死难战友复仇（包括我本人）。营长无奈，只好叫来副官，把一些能用枪能战斗的轻伤员留下来，其余能走动但不能用枪的伤员，强行命我带队下山裹伤。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我带领30多名伤员一拐一跛地下到天文台的山脚下，已是下午2点。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裹伤所的影子。在我找裹伤所时，碰见同时入伍的好友贺恒俊，从他口中才知道这里的裹伤所已撤往新街口。他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消息：“你听说了吧，唐生智已弃城逃跑了，总队长桂永清也溜了……”我“哦”了声惊疑地问道：“不会吧？总队长不久前还动员官兵，要誓死保卫南京城，寸土不让。现在，城尚存，兵在战，怎么个人溜走呢？”“你不信吗？”贺恒俊以鄙视的神情冷笑着说：“有人从富贵山总队指挥部回来说的，千真万确，你去富贵山看看就知道了。”
我和贺恒俊分手后，带着30多名伤员进了太平门，顺道向富贵山总队指挥部走来，近前一看，果然人走洞空，杳无一人。桂永清确实丢下尚在前线浴血抗战的官兵逃之夭夭了。我们认为，衡量一个人的言行是否一致，不但要察其言（他说了些什么），而且要观其行（他做了些什么），如果单从桂永清的慷慨陈词、挥臂疾呼、信誓旦旦的保证来看，真像个顶天立地卫土保国的民族大英雄。可谁又能想到，在事实面前，他已经不是什么大英雄，而是一个卑鄙可耻的逃兵，一个有辱中华民族的败类。
我们来到新街口，太阳已经下山，环顾四周，到处是伤兵，叫嚷声、责骂声，乱成一片。有的骂唐生智孬种，有的骂桂永清败类，也有的互相谈论与敌人拼搏奋战的动人情景，大都认为南京是可以守得住的，只怕主帅（唐生智）怯战，那就难保了……我也无暇细听，到处去找医护人员裹伤。只见几个医护人员跑里跑外，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法裹伤，也根本不给裹伤，更谈不上用救护车运送伤兵了。回答只有一句话：“快走，去下关！”这时我才知道，裹伤所已撤去下关。
我们来到下关已是半夜时分，只见中山码头，沿江岸边，到处是伤兵及扶老携幼逃难的老百姓。孩子哭，大人喊，伤兵呻吟，十分凄惨。下关民房已在熊熊燃烧，烟雾弥漫，火光冲天，噼啪作响，炸弹坑，瓦砾堆，死尸横陈，惨不忍睹。我们正在找裹伤所时，只听有人连声呼唤：“轮船到了，教导总队的人，快上船过江。”原来是教导总队的收留人员打招呼。我们好不容易上了船，已经是下半夜了。在船上才了解到：裹伤所已撤去浦镇，中华门已被敌占领，紫金山仍在固守，却危在旦夕。我望着滚滚东流的长江，回顾火光四起的南京城，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阵酸楚，潸然泪下。我暗自发誓：“只要我活着，国仇一定要报，私恨一定要雪，失土一定要收复。南京城，我还一定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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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文章，均源自1985年全国政协相关机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而举办的一次全国性征文。尘封30年后首次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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