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北京的冯玉祥，匆忙间做了两件事：一是将贿选总统曹锟囚进了延庆楼，逼着他通电下野；一是把满清皇室最后赶出故宫。就在清理皇室人员出宫的时候，徐世昌“谢恩”的那张《映日荷花》竟被冯玉祥发现了。他捧在手中，展开瞧瞧，见落款时间是一个月前，他皱起了眉头：“这个徐菊人，下野了，还跟清室勾勾搭搭。难道还想走张绍轩的路子？你太不自量力了，张绍轩还有五千辫子军，你有什么？空口闹复辟是闹不成的。”但冯玉祥转念又想：“不对，徐菊人当初是劝阻张绍轩的，今天，他怎么会重蹈他的覆辙呢？”他把画卷起来，还在想：“这张画是怎么回事？”他想不出名目——他不知道小皇上派人给徐世昌贺寿的事。凭他的印象，他倒知道徐世昌跟清室关系较密，清帝逊位之后还曾授与他襄帝太傅衔太保，徐世昌虽然力辞而且还避居青岛，那份情意却是抹不去的。“难道这就是他们往来的原因？”不过，无论原因是什么，徐世昌作画赠给小皇上，冯玉祥是不高兴的。“革命反清闹了这么多年了，让他们在故宫住着，已经是大反人情了，还跟他们往来，这怎么行呢？”冯玉祥很想拿着这张画到天津去发难徐世昌，“令他在国人面前再出出丑！”
当他把画准备让人带着去天津时，冯玉祥又犹豫了：“徐菊人毕竟是文人，儒气十足。怀念旧主，也是人之常情，官场失落了，处境艰难，想想旧主，做点表示，能算得了什么呢？何必如此声张！”冯玉祥又收敛了思想：“把这张画藏起来吧，日后若有机会见到徐菊人，还给他，他就会明白了。”
一场即将起来的小风波，在冯玉祥将军的宽容下，总算没有刮起来。一年后，当徐世昌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他望着冯将军所在的张家口方向，拱起手来，点头微笑。“冯将军，谢谢了！”
清闲在天津的徐世昌，专心致志于做学问上了，北京的“晚晴簃”诗社留在北京，他在天津寓所又组织一个“徐东海编书处”，并且聘请三位学者作为常务编纂，命王式通负全责。经过一段努力，《晚晴簃诗汇》二百卷计八十册刊行了，《清儒学案》二百零八卷线装一百册刊行了；他家藏的书、印也整理编辑成《书髓楼藏书目》八卷刊行；加上早时出版的《东三省政略》《大清畿辅先哲传》以及正在编纂的《铨选全清诗》等，这位下野总统可谓编、著洋洋大观了。徐世昌也想乐此终老，不再他顾——外边的世界无论如何风急雨骤，他的公寓都平平静静，正如他自己的一帧“水竹村人徐世昌氏作”山水画自题诗那样：
青山红楼分外秋，
万里得程此壮游；
行到峨嵋最深处，
斜阳在佛半山楼。
有一天，徐世昌正在吕祖像前坐禅练气的时候，他的堂弟徐世章又来了。跟徐世章来的，还有一位年轻人。徐世章让年轻人在小客厅稍坐，他独自走进那座禅房，对打坐的徐世昌轻轻地叫了声“五哥”，然后说：“早几天说的那件事，人来了，在小客厅等候呢。”徐世昌闪了闪眼睛，对堂弟说：“东西带来了吗？”
“带来了。”
“你验过了？”
“我看见了，不假。”
“是真货？”
徐世章点点头。
徐世昌又闭上眼，默默地过一阵——大约是经卷尚未诵完——然后才站起身，领着堂弟出来。
——原来，几日前徐世章在劝业场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出售家珍端砚。世章打量一下，觉得是真品，问了问价钱，心里倒是一惊：年轻人要的价才三百银圆。本来世章认定是真品，这一要价，倒使他怀疑起来：“正宗端砚，要价三百，岂不太低了！”他对年轻人说：“年轻人，只怕此砚是赝品。”
“怎见得？”年轻人反问。
“这样的价格太失端砚身份了！”
“这么说来，先生并非识家。”年轻人不客气地说，“充其量，先生是个商人。”
“怎见得？”徐世章反问了，“凭你以钱论物，便可见证。”
“这……”徐世章一惊，“年轻人谈吐不凡，我得考考他。”于是说，“你能说说端砚的长处吗？”
“说了你懂吗？”
“可以试试。”
年轻人再望望徐世章，觉得倒也清雅和善。于是，说：“此砚是我祖传家珍，祖爷曾做过端州知府，是他从任上带来，传给爷爷；爷爷以珍宝藏之；爷爷传给父亲，亦视为珍宝……”
“为什么到了你这辈，就如此轻视了呢？”
“家遭横祸，已一无所有。”年轻人说，“家有八十老母，为了糊口，不得不将这‘端州石砚人间重’之物廉价而沽。实话相告，为售此砚，我母子已抱头痛哭几番了……”
见此情形，徐世章动心了。“年轻人，咱们也算‘同是天涯沦落人’了，这砚我买下了。三天后，你到这里，我带你去取钱。”
这件事世章告诉了堂兄，他知道堂兄爱砚如癖，一定会出钱收下的。徐世昌答应得也很顺当。于是，才有今日年轻人携砚上门。
……徐世昌走出禅房，眉头紧紧锁了起来。“如今自己无官坐了，一切支用都要出自积蓄，能省一文得省一文，何不趁此再压压价。”他对堂弟说，“可否再对年轻人讨个价？”
“这已经是‘废品’价格了。”徐世章说，“五哥看看砚再说。若是真品，三百大洋值呀！”
“那好吧，我看看再说。”
徐世昌来到小客厅，同年轻人寒暄几句，然后要过砚台，捧在手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边看边摸，又放在桌上磨试，觉得是一件真品，石质坚实，细润，发墨不损，且雕琢精美。徐世昌爱砚、识砚，知道是一件珍品，心里十分喜欢，不由自主地便吟出一句诗：“‘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好砚，好砚！”
年轻人笑着说：“先生所吟诗句，是唐代大诗人李贺李长吉的《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句吧，他的《昌谷集》中便有多处吟端砚的句子呢。”
徐世昌点点头，但还是说：“学生所持是端砚无疑。但并非端砚中上品。请问，索价可否再落落？”
年轻人进得咪哆士道来，已经明白主人身份不一般，但他却不知此人便是下野的大总统徐世昌。听了面前这位老者所计较砚价，更觉不是大人物气量。于是说：“学生只是迫不得已，为了解燃眉之急才卖砚。若是平白无事，若是此砚送到原大总统徐世昌老那里，学生不出价，只怕亦可售洋千元！”
徐世昌心中一惊：“年轻人也知道我爱砚？如此说来，断不可露姓氏。否则，便无价可还了。”于是说：“年轻人，这样吧，砚我留下了，我给你二百八十块大洋如何？”
年轻人再望望徐世昌，说：“看您老也是位识家，物得其主，总算美事。学生虽贫困潦倒，尚不至斤斤计较这二三十块钱。这样吧，先生要减价二十块大洋，我再减价三十块大洋，算送先生一点情。先生就给二百五十块大洋吧。唯盼先生能够珍惜此物！”
徐世昌终于以二百五十块大洋从受困的年轻人手中购得一件珍品。这件事，连他的堂弟也觉得此刻的徐世昌比那个尚不知姓名的年轻人身份要低几分。后来，徐世昌将其藏砚的饰纹、题识制成拓片，结集为《百砚图》刊行，不知此事是否记入？
徐世昌很少问家事，即便下野寓居，也不问家事。近日，却有一事令他十分头疼，他不得不挺身而出，并且做出出人意外地决定——
一日，弟弟徐世光忽然从青岛来到天津。哥俩好久不见了，当然亲热之极，家事、亲情叙叨之后，世光忽然说：“哥，还有另外一件事，十分重要，得请你做主。”
自从徐世昌要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世光劝而不听之后，这哥俩便极少面对面谈心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今天，世光忽然上门，徐世昌有点惊讶。他望着面前的弟弟，没头没脑地说：“青岛家中还好吗？”
徐世光点头应了一声：“好。”哥俩相对沉默片刻，徐世光才说：“哥身子骨好吗？”徐世昌也点头应一声：“好。”
徐世光说：“有件事不知哥还记得吗？我特地为此事来的。”
“什么事？”徐世昌问。
“咱们家曾经与袁项城联姻的事。”徐世光说，“我倒是想不起这件事了。前天，袁家吴姨太托孙宝琦来青岛，说大哥在财务大臣任上时，曾将初生小女‘指婴为婚’，答应同项城结为亲家。如今孩子都大了，想商量一个定期成婚的日子。”
徐世昌猛然间便把眉头皱了起来，沉思片刻，说：“是有这么回事，是项城的三姨太吴氏所生的十公子，名叫克坚的。至于说成婚的事情嘛……”
“大哥的意思……”
“让我想想。”
“袁家吴姨太所生十公子克坚，听说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不知大哥是否知道？”
徐世昌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其实他心里明白，那个袁克坚去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半夜去强奸校长的女儿未遂，被开除了学籍。徐世昌知道此事后并未提出婚变的事，现在，弟弟提及此事，似有悔婚的意思。徐世昌沉默不语，也是为此事。徐世昌早有悔婚之意，但总怕人说他背信弃义；不悔婚，却又怕女儿重蹈黎元洪女儿之覆辙（黎元洪之女嫁袁世凯的九子克久，袁死后黎不悔婚将女嫁出，婚后不和，得精神病死），故而便拖了下来。今天，袁家来求了结了，徐世昌才不得不匆匆下了决心。他对世光说：“你速告孙宝琦，小女幼时患疾，已傻多年，不敢高攀。当年之议，只好作罢。”徐世光也点着头说：“这样做甚好。我立刻转告孙宝琦。”
袁家吴姨太听了孙宝琦的回话，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人在人情在呀！”知情的人士却以轻蔑的口气说：“黎黄陂不是北洋人士，尚且守信。徐袁系多年兄弟，竟不念旧情，太不像话。这岂不是拿女儿婚姻大事当儿戏吗！”
徐世光离天津的那一天，徐世昌的老友华世奎突然来访。徐华曾同是袁世凯内阁的协理大臣，在早又同拜户部尚书祁世长门下，成为莫逆的兄弟。一照面，徐世昌便笑着说：“一晃就分别多年了，这些年你的运气不坏吧？”
华世奎笑着说：“一介书生，有何好运？”
“你有一笔好字，还愁出不了好价钱！”
“卖字为生，发不了财。”华世奎说，“倒是比你差多了。”
“我有何能？”
“著书立说之外，你不也卖字画吗？”
“我？！……比起你来，可谓小巫见大巫呀！”徐世昌说，“怎么今日忽然想起我了？”
“既是兄长又是恩师，怎么能把你忘了。”华世奎一本正经地说，“许久打听不到住处了，要不，还不把你的门槛踏破了！”
“‘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如此这般了，拣一片幽静处，也就终了了！”
“你呀，你才不是‘独钓寒江雪’的‘孤舟蓑笠翁’呢！著述累累，流芳千古。恐怕比一任大总统还光照后人！”说着，两人相视而笑。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徐世昌说，“有什么话，只管吩咐。”
“倒是有一件事，特来拜菊帅。”华世奎说，“你还记得咱们的恩师祁世长老有一件嘱托的事吧？转眼也就三十几年了。你想想看。”
“记得，记得！”徐世昌笑了，“到这个岁数的人，昨天，前天的事倒是转脸忘却，唯独几十年前的事，甚至童年偷人一个枣子的事，竟是历历在目。你说怪不怪！”说着，竟自仰面哈哈大笑。笑后又说：“我们的那位老尚书也算个好人了，七十岁时纳妾，竟还生了一子！叫什么来着？”
华世奎说：“叫云颿。颿，一个冷字。”
“对了，对了。”徐世昌说，“当时，我竟被这个颿难倒了。好容易查查《康熙字典》，才知道原来是风帆的‘帆’字的异体。中国文字也真够难人的。”
华世奎说：“老师曾对你我说过：‘我在风烛残年，又造了这个孽。日后若能长大成人，你等务必替我好好看待。’现在，这位祁小公子快四十岁了，无以为生，到天津来求助了。”
徐世昌一听是来“求助”，心里一沉。但还是说：“应当帮助，应当帮助！”又问：“你帮助了？”
华世奎点点头，说：“我给了他一百大洋。”
徐世昌笑了。“听说这几年你的字‘润格’颇高，一定是赚了不少钱。我虽然也卖字，字不好，收入不多。我只好照你的数目减半，给他五十元帮助吧！”
华世奎心中一惊：“凭你堂堂大总统，五十元给恩师的后人，拿得出手吗？”他真想驳回去，再指责他几句。可是，那位少公子毕竟在难处，“饱了一斗，饿了一口”，有五十元也够应付几日了。于是，华也只好代为收下。
徐世昌在天津悠闲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东邻日本国，他们撕开了脸皮，对中国进行了由蚕食到并吞的侵略战争：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到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便占领了整个东三省；这一年，日本人操纵在东北成立了“满洲国政府”；1937年6月，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宛平附近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队拒绝之后，日军即炮击宛平城和卢沟桥。从此，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日本入侵中国，中国陷入深重灾难之中。然而，有一些中国人，他们却失去了民族气节，竟帮助侵略者强暴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一天，徐世昌的好友曹汝霖突然来到天津。这个比徐世昌小二十二岁的老资格外交家一进徐宅便恭恭敬敬地喊了声：“菊人兄！”
徐世昌一看是曹汝霖，惊讶了：“润田（曹汝霖字润田），你从哪里来？这些年不得你的消息了。”
曹汝霖淡淡地笑着，说：“没有事做了，自然是蛰居为好。所以，也就销声匿迹了。”
这个从1911年就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的留日学生，是天生的亲日派，在他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的时候，受袁命和陆征祥一起对日谈判，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五四”运动中，因为要签订《巴黎和约》遭到全国学生反对，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于6月19日免了他和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现在，他已是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的最高顾问。不过，徐世昌尚不知他这层底细。所以，徐世昌还是说：“当前形势动乱，销声匿迹也好，免得招惹是非。”
曹汝霖是“有事”来的，自然不甘心“销声”。他说：“菊人兄，你对目前形势有何看法？”
徐世昌脱口说道：“无论世昌形势如何，中国形势如何，日本人进兵中国是不行的。这是一种侵略行为。”
曹汝霖是亲日派，这一点徐世昌知道。徐世昌虽然是即兴表白，曹汝霖听之已觉不舒服。忙说：“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来压日本，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和中国打仗。”
徐世昌一听这话心里明白了：原来这位留日学生是来替日本人做侵略宣传的！便说：“英美并未出兵。有问题可以谈判嘛，军事侵入是不应该的。”
“要日本撤兵也容易。”
“为什么不要他们撤？”
“得有条件。”
“什么条件？”
“这便是我今天来访的要事。”
“说说看。”
曹汝霖欣喜了，他和徐世昌相处多年，知道此人重利轻义，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会干。于是说：“菊人兄是做过大总统的人，有极大影响，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自然会撤兵。”
“出山？”徐世昌一愣，“怎么个出山法呢？”说着，一双有神的目光投向曹汝霖。
曹汝霖以为徐世昌动心了呢，便说：“这就要看菊人兄的心愿了。现在，已经组织华北临时政府，按菊人兄的资望，去主持这个政府完全是可能的；若无意到明显岗位，当然啦，做一名高级顾问也可以。菊人兄，你看呢？”
徐世昌没有接话，只轻轻地背过身去。
——平心而论，徐世昌并没有彻底死了做官的心，他梦想着东山再起，只是尚未逢到强有力的靠山。“黎元洪这个‘断枝’都可以再返‘林柯’，还不是靠了硬邦柱子，说不定有一天我还会出来！”现在，曹汝霖给他提供机会了，只要他乐意，他还会有“前呼后拥”的岁月。不过，徐世昌毕竟是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他懂得做人的礼义廉耻，“中国人大混战，那是为权为利，兄弟阋于墙，谁兴谁衰，只需看执政之后为民为国做了些什么？成功的王侯也好，失败的流寇也好，还都是中国人，闹的是家务事。而为日本人办事，替侵略者压迫自己的民族兄弟，那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呀！”徐世昌想：“我都是快入土的人了，并不缺衣食，我不能去做民族的罪人。”
他对曹汝霖说：“润田呀，我老了，力已衰、精也疲，丢东忘西，连大小便都常常失禁，怎么能再去料理一方政事呢？还是请你另选高明吧！”
“菊人兄……”曹汝霖还想以利害关系劝导。可徐世昌早已举手，阻止他再说下去。“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请回吧。”徐世昌在他的私宅里第一次下了“逐客令！”曹汝霖没精打采地走了。
徐世昌犹觉不放心，还特地对门房交代：“以后曹润田再来，就说我不在家。不必再回话了。”
徐世昌知道日本人在打他的主意了，心里有点慌张：“我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难道晚节就坏在日本人手里？”他由慌张到害怕起来：“万一有一天，他们把我绑架去，硬打我的旗号，我岂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想躲开，躲得远远的，去青岛，去辉县，去……“哎呀！那些地方如果被日本人占领了，同样不是保险地，还不如咪哆士道，在英租界里安全呢。”于是，他告诫家人和门房：“今后必须天天大门紧闭，任何来客均告知‘我不在天津’，谢绝会客！”
说是“谢绝会客”，但并不谢绝会自家人。这一天，他住在北京的胞侄徐一达不期来到他面前，站立许久，竟是一言不发。徐世昌急了：“你匆匆来了，又不言语，为什么？”
“伯，有件事不知该不该禀报给您？”一达还是低着头——徐世昌一生无子，但对侄、孙辈却管教甚严，因而，他们无事时多不敢到他面前来，来了也十分拘谨——“问你自己！”徐世昌说，“如此吞吞吐吐，不想说就别来好了！”“是这样……”徐一达终于把原委说了出来——原来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也受到拉拢徐世昌的“指示”，潘毓桂利用他的秘书长柯昌泗与徐一达是儿女亲家的关系，让他转告其伯父徐世昌，“请徐世昌答应出来做华北的领袖”，如答应了，日本人将让徐一达做北京市长。这事被徐一达拒绝了。近日，潘毓桂又连连派人到北京去催问……“这事是我擅自做主拒绝的，不知道伯怎么想的？”
徐世昌怕鬼，鬼还是缠着他！他明明白白地对侄子说：“你拒绝得好！说明你是徐家的好子孙。他现在还缠着你？”
“还缠着。”徐一达说，“潘毓桂说，他很盼望您出山。还说，北京市长那个位子还给我留着呢！”
“我不会出山做什么‘华北领袖’的，你也万万不能接受北京那个‘市长’。你立即离开北京，到外地去躲躲，越僻静的地方越好。”徐世昌说，“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支持你。”
“经济不困难，不必支持。”徐一达说，“伯，我听您的，马上离开北京。”徐一达从天津便直接去了上海，总算把这个纠缠摆脱了。
到了1938年的春天，徐世昌的两个学生章梫和金梁来到咪哆士道。徐世昌还以为是编纂书稿有未了事呢，忙在客厅接见他们。
章梫已经离开徐宅年余了，徐世昌让他编的书稿他也多完成了。此番造府，还是为了日本人动员徐世昌出山的事。原来他这两个学生也都当了日本人的官了。章梫在老师面前坐定，便问：“老师，日本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先生曾有信约您会见吗？”
徐世昌一听日本人的事，心里有点紧张，忙说：“你们问这干什么？”
“也没有什么，”章梫说，“只是想问问。”
“有信来。我拒绝见他们！”徐世昌说，“派了那么多大兵到中国来，还侈谈什么友好！我不同这样的人见面。”
金梁说：“老师，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先生仍然想见见您，和您商谈一些事情。”
“你们是不是来做说客的？”徐世昌说，“我和他们有什么共同的话好谈？不见！”
“老师，”金梁说，“日本人没有坏意，他们想请老师先出任华北领袖，一俟部署就绪，再请宣统皇帝到北京正位。老师千万别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宣统不是已经在长春‘正位’了吗？”徐世昌说，“我老了，没有精力了，就是大位让我来‘正’，我也正不了了。”说着，摇起手来，示意让他们走开。
金梁站起身来，却没有离去。他望了章梫，章梫对他点点头，金梁转身来到徐世昌面前，说：“我们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的老师的晚盖。人人都有个晚盖，还请老师能够自见。”
徐世昌一听学生对他发难了，勃然大怒，愤愤地说：“我要什么自见？你对老师这么说话，你……你……你太浑了！”金梁反唇相讥：“老师您才浑呢！”
徐世昌顿时浑身发抖，两行老泪也就落了下来。他挥着手，一边朝楼上走去，一边说：“想不到，想不到我这个年纪，又碰到这一场！”徐世昌上楼去了，金章二人只好不辞而去。徐世昌病了。
1938年，他八十五岁。他患的是膀胱炎症。医生说他是因为笃信吕祖，长期参禅打坐而又运气不得法引起的热结膀胱。天津的医生为他诊断后，认为一定要动手术。但是，天津的条件很差，动不了这样的手术，要请北京协和医院的美籍医生。
医生请来了，是一位美籍姓夏的博士。这位夏博士诊断之后说：“这种病有把握治好。但在天津不行，天津条件不行，必须去北京。”
徐世昌对夏博士摇摇头，拒绝去北京——他怕日本人趁他病着扣留他，控制他，用他的名义欺骗中国人。他用低沉的声音对家人说：“我的归宿，就在天津了。天津……唉，天津呀……”他挣扎着，仰仰身子，要来纸笔，迟迟缓缓地写道：
宅后菜畦可耕田，租界何如水竹村！
写完，他闭上了眼睛，再不说话。
1939年夏，徐世昌病故，年八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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