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历史上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古今中外，这种经济现象都时常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有很多，其中货币主义学派就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问题，这一解释比较符合我们对历史的直观认识。

    西方世界最早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发生在罗马帝国时代。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开始从巅峰状态跌落下来，之前的经济繁荣和福利过度透支了罗马的经济潜力。为解决财政困境，罗马的皇帝们一开始还只是偷偷摸摸地在金属货币的缺斤短两上下工夫，但很快就明目张胆地往货币里“掺水”。戴克里先（罗马皇帝，公元284-305年在位——编者注）时代，“掺水”行为达到了最高峰，号称是银币的罗马货币实际含银量只有5%。由于掺入的铅过多，这种“银”币流通不久就会发黑，以致彻底无法使用，连士兵们都要求其薪水用实物发放，拒绝接受“银”币。通货膨胀也造成了贸易的萎缩，人们只接受实物交易，甚至连高利贷都以实物发放和偿还。罗马皇帝们“饮鸩止渴”式的通货膨胀政策，将罗马经济推向了破产边缘。

    18世纪初的法国，也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通货膨胀。由于纸币发行无度，最终大大超过了法国的金银数量，从而引发了纸币的崩溃。法国民众群情激愤，几乎酿成革命，政府不得不出面收回纸币。

    至于中国，历代皇帝都精于用通货膨胀政策来纾缓财政困境，搜刮民间财富。比如汉武帝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造成巨额财政亏空，为解决财政困境，就曾经铸造五铢钱，遍收天下财富。之后的历代皇帝往往如法炮制，钱越铸越轻薄。汉朝末年，钱币泛滥，以至于人们拒绝接受钱币。三国时期，国小民穷的蜀国甚至曾铸造“直五百铢”钱币，当然其实际重量不过与五铢钱相当。现代考古也发现，古代王朝兴盛时，其钱币往往厚重一些，而衰败时，其钱币往往十分轻薄。这说明每到王朝衰败、财政吃紧时，皇帝们都会用通货膨胀这一招来搜刮财富。

    一战以后以及1929年的大萧条中，欧洲许多国家都经历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其中以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马克崩溃最为著名。由于物价飞涨，一条面包的售价动辄数千马克，但是普通人每天连一个马克都很难挣到。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也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导致法币滥发，法币急剧贬值。据说有一对夫妇在抗战前生了一个儿子，为了将来给孩子娶媳妇，这对夫妇决定将每年收入的一半存起来。抗战胜利后，孩子也长大了，这对夫妇无奈地发现，他们这么多年存下来的钱，只够给孩子买两个包子而已。这个故事深刻表现了当时通货膨胀的剧烈。

    二战以后，为稳定各国的货币、帮助各国战后重建，在美国和英国的主导下，建立起了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金本位制得以重新确立。但是各国很快就又开始经历通货膨胀，给金本位制带来了沉重压力。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崩溃，1972年，美元也彻底与黄金脱钩，西方各主要国家在这一时期都经历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即便在通胀有所缓和的20世纪80年代，美元仍然贬值50%以上。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也在1989年之后释放出长期被冻结的通货膨胀压力。前苏联卢布在崩溃后贬值了数千倍。自从告别金本位制之后，通货膨胀就已经成为了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常态。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拉美多个国家也发生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其中以阿根廷的通货膨胀最为著名。由于财政状况急剧恶化，阿根廷宣布停止偿还外债，开创了非革命状态下国家信用崩溃的先河。而非洲的津巴布韦，更是把超级通货膨胀演绎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2007年其货币贬值一千倍，到了2008年，则贬值高达15万倍！2008年12月23日，津巴布韦发行的最大面额货币为100亿津元，而到了2009年1月16日津巴布韦再次发行了一套世界上最大面额的新钞，这套面额在万亿以上的新钞包括10万亿、20万亿、50万亿和100万亿津元四种。在20世纪80年代，大约2津元可以兑换1美元，而到了2009年1月则大约需要250万亿津元才可以兑换1美元！

    每一个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国家，当然都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背景。然而，即便在正常的所谓繁荣昌盛的国家，通货膨胀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只不过相对温和许多而已。在世界已经完全进入信用货币时代的今天，通货膨胀已经是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无法摆脱的经济现实。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是世界经济状况一旦继续恶化，恐怕类似的后来者将会十分众多。津巴布韦的纪录，完全有可能被打破。

    §§§第二节超级通货膨胀：荒谬的现实闹剧

    一、超级通货膨胀背后的货币因素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认为自从信用货币——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来，由于纸币自身毫无价值，事实上就撤除了货币价值的最后防线，为剧烈的通货膨胀大开了方便之门。

    当某些国家遭遇严重经济和财政危机时，纸币的滥发就变得不可避免，其结果就是非常剧烈的通货膨胀。这类“超级通货膨胀”可能产生一些非常荒谬的经济现象，然而这类现象却又是残酷的现实。20世纪曾经发生了多起超级通货膨胀，其中以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马克大崩溃和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最为典型。而一直在极右的军事独裁和极左的民粹暴政之间癫狂的多个南美国家，则提供了反超级通胀的经典案例，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玻利维亚。南美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最后形成了著名的“休克疗法”，东欧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崩溃之后，这种“休克疗法”也被广泛应用于这些国家。“休克疗法”的效果在总体上有着很大的争议，但就治理通胀而言，大多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深入探究这些国家的事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超级通胀还是反超级通胀，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货币；超级通胀直接来源于货币的滥发，而要控制通胀，则必须从控制货币入手。

    二、德国马克大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经济濒临崩溃。战败的德国不仅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失，还受到了协约国的严厉惩罚。德国本土的领土缩水近七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一成，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此外还要负担高达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偿。作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继承者的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一方面是国内的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则是战后重建的巨大开支以及巨额战争赔款，走投无路的共和国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印钞机。1921年，即德国的战争赔款数额确定的第一年，德国政府勉强支付了当年的战争赔款，但紧接着第二年即声称无力支付赔款，要求延期。

    在严重的财政危机逼迫之下，魏玛共和国政府全速开动了印钞机，德国马克也随之展开了前无古人的疯狂贬值历程，物价如脱缰的野马一般上涨。以报纸的价格为例：一份报纸的价格在1921年1月大约为0.3马克，1922年5月为1马克，1922年10月则为8马克。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以德国未能按时履行其赔偿义务为由出兵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受此打击，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马克开始加速贬值。一份报纸的价格到1923年2月已经是100马克，到1923年9月为1000马克，商品价格此后实际上已经“飞”了起来。同年10月1日，一份报纸的价格为2000马克，10月15日12万马克，10月29日100万马克，11月9日500万马克，到11月17日已升至7000万马克。1921年1月，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为64：1，而到了通货膨胀达到顶峰的1923年11月，其比价则是4.2万亿：1。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具有了荒谬的喜剧色彩。首先薪水得按天给，后来发展到一天发两次薪水，如果按月发放的话，到了月底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可能连面包渣都买不上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稍微慢点，价格可能就变动了，往往会因此买不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商品生产和贸易都极度萎缩，市面上商品奇缺，惟一不缺的就是纸币，孩子们可以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在街上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大批随从隆重到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万亿马克，或者说24美分。

    政府继续沉着老练地开动已经因长期超负荷运转而冒烟的印钞机，因为印钞机一旦停止转动，魏玛共和国政府就要垮台，政府的财政仅仅靠从印钞机到市场流通之间的时间差来苟延残喘。这场超级通货膨胀在1923年底戛然而止，究其原因，说法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来自美国的黄金注入稳定住了市场。德国的这场超级通货膨胀，还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产品——纳粹党的兴起，这对十多年后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资金短缺——滥发钞票——通货膨胀——导致更深层次的资金短缺——更加疯狂地印钞，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时期造成德国马克崩溃的“死亡螺旋”。使德国马克跳出这个“死亡螺旋”的，一是外债负担的减少缓解了资金短缺的压力；另一方面，而且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大量美国“硬通货”的注入。

    三、前无古人的津巴布韦大通胀

    近年来发生在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则又是一个典型。津巴布韦于1980年获得完全独立，由于农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当时津巴布韦的经济条件在南部非洲来说，还是属于相当不错的。但是由于连年的经济政策失当、高层官员腐化严重、种族矛盾激化等原因，其经济持续恶化，资金和技术人才流失严重，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引发了财政危机。陷入财政困境的津巴布韦政府同样也严重依赖印钞机来纾困，钞票越印越多。为遏制纸币的滥发造成的物价上涨，津巴布韦还采取了严厉的价格管制措施，企图“双管齐下”，既享受多印钞票带来的好处，又能让物价保持平稳。此外，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还坚信可以通过多印钞票来降低价格。于是，印钞机的开动愈加疯狂，到了近些年甚至还一度造成印钞纸短缺，不得不从南非大量进口。在价格管制措施的作用下，起初物价上涨并不明显。但是由于津巴布韦国内经济的持续恶化，到了2004年，价格管制措施开始失去了效力，物价迅速上涨，长期积累的通货膨胀压力开始集中释放。2006年，津巴布韦的年通胀率达到了1042.9%，此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2007年，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0000%以上，2008年则达到了15000000%，到2009年初，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竟然达到了231000000%。尽管津巴布韦也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但这些管制措施在超级通货膨胀面前同样失去了效力。2009年1月，1美元可以兑换250万亿津巴布韦元。津巴布韦元钞票的实际价值迅速跌落到了连印刷它的纸张的价值也不如的境地，人们购买日常用品，动辄需要提着数十公斤重的钞票。津巴布韦频繁发行新币，其面值也越来越夸张，最高面额甚至达到了100万亿津元，这个面额即便是中国人拿来烧给祖宗的冥钞，也难望其项背。现在的津巴布韦，几乎人人都是“亿万富翁”，但事实上，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津巴布韦的经济已经长期处于事实上的崩溃状态。到目前为止，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2009年初，津巴布韦宣布一次性从其纸币面值上删去12个零，也就是说一万亿津元变为1津元，但是这种数字游戏对于问题的解决几乎毫无助益。

    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超级通货膨胀和今天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有着相似之处，但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表现形式上，二者是相似的，但究其根源，二者有着深刻的不同。造成前者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创伤以及赔款因素造成的资金大量外流，也就是说并非由人为的经济政策造成；而造成后者的主要原因，则是人为的错误决策。后者因为还经历了长期的价格管制，积累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管制失效之后，发生了集中式的爆发。所以无论从持续时间上，还是对经济的损害程度上来看，后者都远远超过前者。

    目前，津巴布韦国内正在逐步走向政治和解，西方国家对其的制裁也开始松动，但其经济状况依然没有太多改善的迹象。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津巴布韦不能实现深刻的国内改革，以及从外部获得大量的资金注入，那么其国内通货膨胀的治理就很难取得成效。

    四、“休克疗法”的埋单者

    南美国家走过了非常坎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进入20世纪后半叶之后，南美国家的社会混乱和发展落后开始彰显出来，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就特别渴望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玻利维亚在南美尤为典型。在经历了长期的独裁暴政之后，玻利维亚在1952年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左翼政府。但是左翼政府的经济政策遭遇到了重大的失败，最终导致军事政变的发生。军人集团推翻了左翼政府，建立了右翼的军事独裁政权。但是玻利维亚的军人政权没有像智利的皮诺切特那样进行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而是维持了左翼政府时期的矿产国有化政策以及价格通胀与通缩的威胁管制和生活必需品补贴的政策。政府中甚至设有“计划部”这个部门，类似于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委”，控制和指挥着全国的经济运行。

    玻利维亚的经济在1980年以后，一步步陷入了僵死状态。到1984年，玻利维亚的外债利息已经超过了其国家的总预算。尽管存在严厉的价格管制措施，但是1984年的通货膨胀率仍然高达14000%，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则达到了24000%。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玻利维亚也最终在1984年结束了军事独裁统治，举行了民主选举。两名主要候选人，前独裁者Hugo Banzer和前左翼民选总统Paz Estenssoro在选举中势均力敌，得票数极为相近。依据玻利维亚的宪法，国会有权决定他们中的哪一位当选。Hugo Banzer自以为在玻利维亚国会中铁定能获得多数支持，因而在选举的最终结果出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收拾玻利维亚的经济烂摊子。为此，他聘请了哈佛大学的天才青年经济学家萨克斯作为其经济顾问，希望萨克斯能为僵死的玻利维亚经济开出良方。但戏剧性的是，Paz Estenssoro通过复杂的幕后交易，最终在国会获得了多数支持，从而成为玻利维亚的总统。Paz Estenssoro继续聘请萨克斯作为经济顾问，设立了一个绝密的经济团队，研究帮助玻利维亚摆脱经济困境的方案，甚至很多内阁成员都不知道这个团队的存在。萨克斯认为玻利维亚的经济现状类似于癌症病人，只有激进彻底的治疗方案才能让玻利维亚获得经济健康。萨克斯从智利激进改革的成功中获得启示（智利在建立起右翼的军事独裁政权之后，实行了非常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从此经济走上了良性轨道，成为南美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制定了一套包括私有化、解除价格管制、取消补贴在内的激进改革方案。萨克斯制定出全套方案后提交给Paz Estenssoro总统，他特别说明：他的方案可以被接受或者被拒绝，但是不能被修改。Paz Estenssoro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接受这套方案。这套方案被提交内阁后，内阁部长们大惊失色。按照萨克斯的方案，所有的粮食补贴都将被取消，油价提高三倍，计划部长对此惊恐地表示：“如果这个方案公布，老百姓很可能会冲进来杀死我们！”萨克斯等人还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玻利维亚代表处，说明他们的经济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不无调侃地表示：一方面，这个方案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梦寐以求的方案；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方案失败，他会很庆幸自己拥有外交豁免权，可以随时搭上一班飞机溜之大吉。Paz Estenssoro所在的左翼政党也强烈反对这个方案，但是他不为所动，因为他已经通过幕后交易暗中获得了右翼政党的支持。总统的强硬态度，最终使得这一经济改革方案在内阁获得通过，并被付诸实施。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得到了社会下层的强烈反对，街头抗议和罢工此起彼伏。政府则对罢工和示威活动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Paz Estenssoro下令逮捕了多名工会领袖，用军用飞机把他们送到偏远的集中营关押。两周以后，这些工会领袖屈服了，他们同意劝说工人结束罢工。Paz Estenssoro以前担任总统时一直热衷于搞国有化，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也向社会下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现在他的立场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积极推动大型矿业企业的私有化，导致大批工人遭到解雇。“左倾”的总统执行了比右派还激进的“极右”经济政策，这颇具讽刺意味。可见政治是非常肮脏的，政客们为了自己的权力，可以出卖任何东西。

    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最终得以进行下去，通胀治理的效果也立竿见影，两年之内，通胀率就急剧下降到了10%左右的相对温和的水平。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负增长之后也重拾增长的步伐，玻利维亚严重的债务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并最终摆脱了外债。“休克疗法”的成绩看起来非常耀眼，经济数据让官员和经济学家们欢呼雀跃，他们认为“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实际上是玻利维亚的下层民众承受了绝大部分的改革成本，从而陷入了普遍失业和极度贫困的绝望境地；而少数经济精英则在这场改革中大发横财。失业率的上升和贫困，使得玻利维亚一度被遏制的毒品种植及贩卖活动重新泛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上百万人直接或间接靠毒品种植和贩毒谋生。而更具悲剧性意义的是，玻利维亚的所谓“成功”，成为后来在前苏联地区国家和东欧国家广泛实施“休克疗法”的依据，从而使得多达几亿的民众饱尝“休克疗法”之苦。

    正如前面所言，“休克疗法”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休克疗法”使得广大下层民众成为改革痛苦和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也必然造成少数精英一夜暴富，广大普通老百姓陷入失业和贫困的局面。这使得经过“休克疗法”之后的国家，社会结构异常脆弱。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成功”的真实面目充分暴露之后，这个国家重新转向了左倾，莫拉雷斯当选总统后，玻利维亚开始大规模重新实行国有化政策和经济管制。“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广大百姓饱尝痛苦，却并没有以此换来所谓“阵痛后的经济复苏”。

    客观地讲，经济改革带来的痛苦不能完全归咎于“休克疗法”，事实上这种痛苦早已被历史上的经济扭曲所造就；接近僵死的经济必然需要这样那样的痛苦改革。但是“休克疗法”将绝大多数改革的代价都丢给广大老百姓来承担，同时给少数精英大开了巧取豪夺的发财之门。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义上也使得“休克疗法”注定走向破产。合理的经济改革，应该让全社会公平地承担改革的成本，也应该让全社会公平地获得改革的收益。否则，这种改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道义上都会陷于失败。

    §§§第三节结构性通胀：难以摆脱的宿命？

    一、无所不在的结构性通胀

    通货膨胀主要可以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以及更为隐秘更为根本的一种：结构性通货膨胀。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有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但是在成果分配上，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并不会甘心于接受相应比例的收入，他们会要求相当于或者至少接近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部门的收入。当然，还有某些部门劳动生产率根本没有增长，而某些社会组织——比如政府机构——根本没有参与财富创造，但他们也会要求“均贫富”。“均贫富”的后果就是货币供给超过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也就形成了通货膨胀。这在各国都是如此，但在中国由于体制原因，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具体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慢的部门（比如垄断国企）和根本就不生产财富的组织（比如政府、某些事业单位）反倒获得了更高额的收入分配，瓜分了财富增长蛋糕的大部分；而真正创造财富的部门，只得到了点辛苦钱。这自然就形成了极为强大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推动力，多年以来一直如此。中国的通货膨胀，最主要最根本最持久的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你或许听到过这样一个“特例”：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曾经经历了所谓“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事实是否如此呢？个人以为中国财富分布的极不平衡推迟了全面通胀的到来。少数人在日常用品上的消费是有限的。一个人再有钱，一天也只吃三餐饭。而且由于贫富差距极大，富裕阶层享有的物品与下层民众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商品。比如通胀与通缩的威胁说富裕阶层是肯定不会跟穷人一样消费“三鹿”奶粉的。所以通胀很长时间没有传导到普通日用品上，但是它确实很快地传导到了高档的大宗消费品——住房。住房由于其资本容量大、收益稳定等优点，成了大资金的宠儿。过去几年疯狂上涨的房价是没有计入CPI的，所谓的低通胀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流动性进一步泛滥，连房地产市场也容不下这么多资金了，于是资金流入股市造就了大牛市，再后来连股市这个口袋也装满了钱，从楼市、股市、大型工程这几个满了的口袋里溢出来的钱就扩散到了整个经济体系中，这些资金不得不“屈尊光顾”普通消费品，于是全面通胀突然来临。所以说这个“特例”不是特例，结构性通货膨胀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当然，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在西方国家，结构性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造成的（比如对生产率提高缓慢的农业生产部门的巨额补贴）。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使得不应当享受相应福利的人享受了过高福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由因此而获得的人力资源开发获得补偿，但在总体上，这种福利还是推动了西方国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当然这种通胀比起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要缓慢得多（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的弊病是高估了矿产、机器设备等实物资源，而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这也是导致其生产力的进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大规模地犯系统性的错误。

    二、结构性通胀在中国的现状与前景

    中国的垄断型国企，绝大多数是成熟行业，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极为有限。但在分配上我们看到的却是：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导致的价格扭曲，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和利润。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反映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而某些重工业部门，几乎没有创造多少财富，却消耗着大量的资源，获得丰厚的分配。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还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政府公务员队伍过分庞大，以及其远远超过经济实际发展水平的过高福利。所有这一切在事实上都构成了结构性通胀的强大推动力。每当经济有发展，这些贡献极少或毫无贡献的部门都会凭借行政权力的干预要求获得远比实际生产率增长高的福利。而当经济陷入衰退时，这些部门也会利用行政权力的干预阻止其福利的降低。长期下来，就积累了巨量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目前环境下，这些压力一直在经济体系中不断释放，推动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不断降低。综上所述，由于体制性的原因，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始终巨大，不仅损害现今的人民福利，更将在长远的将来造成严重影响。

    最近30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显著的增长。这可以归结为国外先进技术的大量流入与中国国内的巨大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相结合的结果。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流入已经大大减缓，而中国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十分薄弱。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事实上也面临着西方严格的技术输入管制。技术进步一旦停滞，而资源投入无法再进一步扩大，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类似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局面：财富增长已经基本停滞，过去投资形成的巨额资产存量的折旧同样巨大，经济滑入不可挽救的深渊。此时如果不进一步深化改革，就会形成严重滞胀的局面，造成全社会实际福利的持续下降；而如果想进行改革，改革的成本又非常高昂，社会无力承担。

    正如前面所言，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个全球性的问题，目前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摆脱。而中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由于存在着体制性的因素，在政府的有力管制下，有相当一部分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释放出来。而一旦经济停滞，它将以某种更凶猛的形式爆发出来。所以，中国更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第四节出口货物，进口通胀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在此之后，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就开始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中国商品，尤其是中低档的纺织品、电器等等，在短短数年内席卷全球，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而沿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繁荣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出口贸易的持续繁荣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外贸盈余大量增加和积累。以近几年为例，2005年中国的外贸顺差为1018.8亿美元，2006年为1774.7亿美元，2007年则为2622亿美元。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外贸顺差增长速度减缓，但也达到了近3000亿美元这样的惊人水平。外贸盈余大量积累和中国的外汇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2005年突破了8000亿美元，2006年则突破了1万亿美元，2007年突破1.5万亿美元，2008年则达到了将近2万亿美元，从而远远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拥有官方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这些数字曾经让国人欢欣鼓舞，然而数字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问题。

    2005年，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人民币开始了缓慢但坚定的升值历程。中国的巨额外贸顺差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诸多贸易伙伴的不满，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不能令美国等国家满意，这样的矛盾和摩擦近些年一直在持续。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采取近似于对美元名义汇率固定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使得汇率机制无法发挥对贸易失衡的自动纠正作用。由于贸易失衡失去了汇率机制的纠正，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盈余持续扩大。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国际投机热钱的大量流入，更使得这一问题火上浇油。央行几乎来者不拒地使用人民币购入外汇，以稳定人民币的汇率。这种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产生了大量的“富余”人民币，尽管央行通过发行国内票据进行了冲销，但收效并不明显。也恰恰是在2005年，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首先是地产价格持续迅猛上涨，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的地产价格从2005年开始展开了明显的加速上涨行情，而股市也在2005年底开始回暖，并随后创造了自A股市场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牛市。由于流动性异常充裕，房地产市场也是烈火烹油，房价节节高升，脱离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似乎已不再受地心引力的作用，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房价才止住了多年连续上涨的步伐。而2007年下半年开始，稳定多年的一般消费品物价特别是食品也开始了大幅上涨，通货膨胀蔓延到一般民生领域由一种忧虑开始变为现实。流动性过剩从楼市和股市迅速蔓延开来，无疑是必然的。毕竟楼市和股市这样大的资金蓄水池，也会有满的时候。

    2007年下半年一般消费品物价大幅上涨以后，不少人指出中国存在输入型通货膨胀。这不无道理。但是这个“输入”，主要还是持续输入贸易盈余造成的。近几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可谓是少有的。中国一直对人通胀与通缩的威胁民币升值和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机制持保守态度，深怕人民币升值会损害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毕竟外贸领域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此外，“广场协议”的阴影也挥之不去。但是这种“好心”，带来的是“坏果”，或者至少是不好的“果”。为吸收外贸盈余而产生的过量人民币，压低了市场利率，对国内的“投资过热”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在经济体系中积累起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下半年的物价上涨，正是这种压力的释放。如果不是全球经济形势在2008年下半年突然逆转，这一波通货膨胀浪潮恐怕还要走很远。

    正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很多事物的认识逐步成熟一样，我们对外贸盈余的认识也将因近些年的实践而走向成熟。外贸盈余并不像过去的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必定就是好东西。严重失衡的对外贸易，不管是外贸盈余还是外贸赤字，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害的。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的是平衡的对外贸易。这些年来，我们大量出口货物，大量进口外贸盈余，而这些外贸盈余，在现有金融体制下，不仅表现为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数字，还意味着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的大量增加。尽管短期内有央行的票据冲销由此产生的部分流动性，但由此积累起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迟早都会在经济体系中释放。如果我们的目光放长远一点，就知道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不论是房产泡沫、股市泡沫，还是2007年下半年的物价突然普遍上涨，对我们都是一个警示。可以说过去几年我们走过的路，就是“出口货物，进口通胀”。而这一条路，已经很难再走下去。

    §§§第五节中国特色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一、不容忽视的隐性成本

    谈到中国的经济优势，人们往往少不了要提到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事实上，这个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没能抵消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其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从《劳动合同法》的酝酿到实施，关于这部法律的激烈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何对劳动力成本的“合理上涨”如此敏感？背后显然有着深刻的原因。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中国意义上的成本概念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成本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讨论到隐性成本（这个隐性成本与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隐性成本不同，专指因贪污腐败等非市场因素带来的成本）。

    从账面上的劳动力成本来看，西方无疑高得令人咋舌。以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工人为例，其2006年的员工平均工资均达到每小时70美元以上，相当于人民币大约500元。即便是号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日本汽车公司在美国设立的工厂，其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也达到将近50美元。而同一时期中国汽车工人的平均工资，一般不会超过每小时15元人民币。而且美国汽车公司的退休员工还将从公司领到丰厚的退休金，以通用汽车为例，大约是每月3000美元，这笔退休金也是中国汽车工人不敢想象的。当然，看汽车行业的数据对比只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事实上几乎在所有行业，中国与西方国家都存在着悬殊的劳动力成本差距。2006年，在中国沿海的许多工厂里，工人的平均工资甚至不超过每小时5元人民币；即便是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今天，这个工资数额依然没有很大的变化。诚然中国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为中国商品赢得了成本优势，中国商品也因价格低廉在世界范围内畅销，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的事实：中国商品的成本并未取得与其劳动力成本相应的优势。这也正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引起企业界普遍“敏感”的原因。

    知名跨国企业朗讯和西门子，都先后在中国爆出行贿丑闻。在发展中国家，商务活动中普遍存在贿赂行为，实际上已是路人皆知。朗讯和西门子绝不可能是仅有的在中国行贿的知名跨国企业。而事实上，中国本土企业的商业贿赂行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像贿赂这样的隐性成本，最终还是会体现到产品成本上。隐秘的腐败成本，实际上正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被大大抵消的根本原因。此外，中国的经营税负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中国内地的企业还要面临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收费和摊派，这都大大推高了产品成本。实际上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地方，由于腐败等隐性成本过高，在劳动力成本异常低廉的情况下，外资企业都没有进入的意愿。在中国，外资企业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相对内资企业的诸多优惠和豁免，这是中国还能吸引到更多外国投资的重要原因。然而内资企业，往往还是要面对发展中国家里普遍存在的隐性成本问题。

    跟工人的工资一样，贪腐等隐性成本也很容易上升而很难下降。经济的繁荣，不仅助长了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贪腐这类隐性成本也相应地水涨船高。所有这些成本都会最终在产品价格上得到体现。很多人对这种现象感到困惑：很多用于外贸出口的产品，质量比国内销售的好很多，但是价格反倒更便宜。难道实际关税是负的？当然不是。这实际上反映了巨大的隐性成本存在这一事实。由于隐性成本的存在，中国企业的实际利润空间已经非常寡薄，这就是为什么国内的中小民营企业对《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轻微劳动力成本上升也觉得难以承受的原因。在中国的成本推动型通胀中，隐性成本实际上是一个关键性的推动因素。

    二、低劳动力成本扼杀经济未来

    我们回到劳动力成本这一话题上来。低劳动力成本就是好事吗？显然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曾长期靠压缩劳动力成本来获得发展优势，但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长期的低劳动力成本，对劳动力资源的开发造成严重阻碍，最终也将无法维持下去。劳动力资源本身是最宝贵的经济财富之一，这方面的资源开发不充分，实际上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损失和浪费。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今天过低的劳动力成本，透支的实际上是未来的发展潜力。而腐败等隐性成本，不仅导致巨大的“漏出”损失，还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严重损害整体经济效率。所以与其靠维持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得产品成本优势，不如大力清除体制弊端，减轻隐性的成本负担。

    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法制，建立起更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常必要的。仅从降低通货膨胀压力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改革也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着眼于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对通货膨胀的推动，而没有注意到普遍存在的隐性成本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建立起更透明化、更廉洁的商业环境对于治理通胀的重大意义，应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如果不能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即便劳动力成本继续保持低位，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同样保持低位，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依然会存在，这对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而言，无疑有着更隐秘更强大的杀伤力。

    §§§第六节低利率政策的后果

    一、强制低利率：必然破碎的乌托邦迷梦

    利率是如何产生的？现代经济学的解释一般是人存在时间偏好，即今天立刻能到手花销的一块钱，对人的效用要大于在未来某个时刻才能取得的一块钱。当然这一解释主要还是来源于常识经验。实际上，早在这样的经济知识被总结和普及之前，人们就发明了高利贷融资。

    虽然高利贷在经济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它还是普遍受到憎恨。在古希腊尤其如此，像哲学家柏拉图这样有着高度智慧的人也强烈憎恨高利贷。但是高利贷的蔓延，还是有星火燎原之势。在古希腊时代，10%的年利率被认为是低利率，这样的低利率贷款只授予信用最好的客户或用于人道主义用途（比如用于赎回被海盗绑架的人质）。由于高利贷普遍遭到憎恨，人为地降低利率就成了政治寡头们收买人心的重要手段。雅典暴君Peisistratos就利用从银矿获得的收入大幅降低了未清偿债务的利率，并且向手工艺人和商铺店主们发放零息的政府贷款。但是这场试验的最终结果非常糟糕。他被迫大幅贬值钱币，减少每一个银币的重量。最早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干预利率的行为就这样失败了。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军事独裁者苏拉也曾试图降低利率，他将高利贷的年利率固定在1%，当然这一努力也失败了。即便是后来使罗马摆脱货币危机的查士丁尼皇帝，也对高利贷的蔓延无能为力。他徒劳地试图将高利贷的年利率固定在6%，然而市场上的正常利率却往往达到年利率50%。

    随着人们在经济学方面的进步，对于高利贷作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但是对高利贷的憎恨并没有得到改变。基督教严禁基督徒发放高利贷，当然这并不能阻止部分富有教士暗地里通过发放高利贷牟利。犹太人由于是异教徒而得到了豁免，他们广泛地从事高利贷业务，这也是他们传统上在欧洲招人憎恨的一个重要原因。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以后，政府对于利率的操控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他们也经常“顺应民意”，通过政府干预来维持较低的利率。最近的例子是格林斯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走下神坛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受到广泛指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批评他人为地保持了低利率，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和金融泡沫的形成。美国过去几年的低利率，也被认为是美国消费过度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

    人为干预下的低利率，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自从信用货币——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之后，货币本身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所以利率成为影响人们对货币的时间偏好的重要因素。由于在信用货币时代通货膨胀因素几乎必然存在，如果利率过低，则意味着人们如果去储蓄，就无法在未来获得足够的利息补偿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这时人们就会倾向于现时的消费，把手里的钱尽量花出去；而企业则乐于用贷款进行投资，因为融资成本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和投资都会受到极大的刺激。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人们都倾向于消费而非储蓄，另一方面投资又不断扩大。那么实际资金从哪里来？答案是从未来。人们对货币的时间偏好因为低利率而大大提高，人们就更愿意把明天的钱放到今天来花。有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可以使人们把未来的钱取出来，放到今天来消费——按揭贷款、信用卡透支等都可以帮助人们办到这一点。当然，政府的财政赤字同样也是重要的工具。在这一因素刺激下，消费——投资很容易形成正向螺旋，即消费的扩大带来投资的扩大，投资的扩大又带来消费的扩大。繁荣的局面往往因此来得非常轻易。然而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这种扩大总有极限，一旦扩张达到经济能力的极限，随之而来的就是雪崩式的收缩。收缩的时候，同样也通胀与通缩的威胁是正向螺旋，即消费的萎缩带来投资萎缩，投资的萎缩又进一步带来消费的萎缩。近几年美国经济的走势深刻诠释了这一道理。繁荣——泡沫——破灭——萧条，美国经济几乎走出了经典教科书式的步伐。美国的信用卡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表示要挽救众多“卡奴”，还要遏制信用卡贷款利率的上升，他能否做到这一点，很让人怀疑。毫无疑问，在短期内他可以动用美国政府掌握的资源来做到这一点，但从长期来看，还没有人成功过。奥巴马想取得成功，希望是渺茫的。

    二、中国的低利率泥潭

    在中国，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一直很低。银行利率实际上处于政府管制之下。多年以来，中国的利率水平实际上远远不能够弥补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效应；另一方面，却是由于投资渠道匮乏等原因导致的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高储蓄率无疑又为低利率的维持打了一剂强心针。中国长期面临的投资过热问题，实际上也与这种非市场化的低利率政策有很大关系。加上政府的其他干预措施，使得大量的低效投资、重复建设得以形成，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和浪费，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中国以过去乃至现在的经济状态，要放开利率，使其市场化，固然是没有信心——因为这很可能使得低效的国有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融资支持，或者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很多既有的项目、工程也会因为利息支出高企而无法继续进行。这是深切的“短痛”。但是，这种低利率政策的维持和持续，实际上是对未来发展潜力的透支，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伤害无疑是非常深重的，也直接对人民币未来的购买力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第七节通货紧缩：短暂的幻影

    一、通货紧缩来临了吗？

    2008年10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似乎突然熄了火。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接连跳水，在短短三个月内跌回了2005年以前的水平。而2007年以来压得各国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的通货膨胀，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所谓通货紧缩。

    经济学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指的是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的总体价格水平下降。大宗商品的价格跳水以后，表征各国总体价格水平的CPI和PPI指数也纷纷跳水。物价下跌，消费萎缩，投资规模迅速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许多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陷入了困境。即便是像通用汽车这样历史悠久的巨无霸企业也沦落到了破产的地步。于是各国央行纷纷一改遏制通货膨胀的高利率政策而争相降息，美国更是将联邦基金基准利率降到了0的历史性低位。在中国，连长期坚挺的猪肉价格也开始松动了，老百姓纷纷传言：钱开始值钱了！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通货紧缩。

    可能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对此抱怀疑态度，因为高高在上的总体价格水平并没有回落多少，特别是房价，依然高不可攀。

    这里我们姑且不讨论通货紧缩的真实性，来看看通货紧缩是否可持续。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国内的CPI指数在2008年2月份上涨高达8.7%之后，其涨幅就逐步回落，到了2008年7月回落到6.3%，2008年10月份又再回落到4.0%，到了2009年1月份回落到1.0%。2月份以后就已经是负数，2009年4月份为-1.5%。随着经济的转暖预期增强，CPI指数的跌幅将非常有限，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变为上涨。我们可以看到，CPI指数确实由高速上涨迅速转变为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CPI指数在历经过去几年漫长的高速上涨之后，目前最大的跌幅也不过1.5%而已，较以前8%以上的涨幅相去甚远，换而言之，市场的价格调整幅度其实并不大。这跟我们普通人的感觉是吻合的，那就是：物价普遍上涨的趋势基本上止住了，但是并没有明显地回落。物价在高位获得强力支撑，特别是房价，依然坚挺无比。如果我们放眼各国的经济数据，就会发现这样的规律：CPI指数降为负数的时候是极为罕见的，一般只发生在经济发生突然滑坡或者经济萧条的末期这样的特定时刻，而且其持续时间非常短。目前在中国就已经有普遍的CPI指数再次上涨的预期。毋庸置疑的是，经济形势一旦有明显的好转，CPI指数涨幅必然翻负为正。

    二、短暂的幻影

    上面提到，历史上CPI数据的变化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通胀是长期的持久的，通缩是短期的暂时的。追溯更长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自从信用货币完全取代金属货币以来，通货膨胀就已经是一种惯常的经济现象。一百年来，无论是美元还是英镑，或者法郎、马克都经历了剧烈的贬值。特别是放弃金本位制以后，贬值速度更是快马加鞭。通货紧缩和货币购买力增加的时间，短暂和微小得如同滔滔大江里的小浪花。究其原因无非是采用信用货币之后，国家的货币供应能力几乎达到无限，因为纸币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今天美国印刷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的成本大约只需要不到7美分，也就是不到纸币面值的万分之七）。像津巴布韦超级通胀这样的特例中，虽然纸币的面值已经不抵印刷成本，但是仍然没有影响政府供应钞票的能力。总而言之，印钞机总是强大的，钞票是从来不会短缺的。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归根结底都是货币现象。所以，如果通货紧缩影响到经济发展，政府总是有能力而且相当愿意扭转的；相较之下，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和意愿，都要相差许多。这就是为什么通胀总是长期的持久的，而通缩却是短期的暂时的根本原因。

    本次通货紧缩何时结束尚未可知，但可以明确的是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信用货币时代不可能有持久的通货紧缩。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的滞胀也说明，经济的停滞乃至负增长，并不能从事实上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经济发展的停滞或者负增长超过一定限度，对通货膨胀起的反倒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总而言之，现在的通货紧缩，只不过是短暂的幻影，我们很快就将再次面临与通货膨胀的长期斗争。

    §§§第八节通胀通缩大格局

    一、宁要通胀，不要通缩

    前面已经提到，在信用货币时代，通货膨胀是惯常的，而通货紧缩只是偶尔发生的暂时现象。这一论断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历史数据上都有充分的论据支持。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都是经济失衡的表现，超过一定限度，都会给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重大损害。但是各国政府似乎都对通货紧缩的容忍力更低，即便是相当温和的通货紧缩，政府也会全力动用各种措施“除之而后快”；而对于温和的通胀，政府往往会把它当成经济健康的标志，听之任之。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

    我们知道货币的诞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进。自从货币诞生以后，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贸易也因此而繁荣起来，贸易的繁荣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经济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总而言之，货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实物货币时代，许多地方却存在无法取得足够量货币的问题。即便是在采取金银货币的近代，金银的大量外流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而言都是非常致命的打击。所以重商主义学说特别强调要防止金银的外流。在那时，即便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国家，如果突然发生金银短缺，其经济也会遭受重创——物价的普遍下跌等于是向整个生产体系发出错误的信号，会大大降低人们的生产意愿，从而导致生产萎缩、社会资源严重利用不足。即便是在现代，一旦发生通货紧缩，由于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会造成企业盈利大幅减少，生产动力不足，机器设备大规模闲置，同时也将导致大面积的失业。这对一个经济体而言，是沉重的打击。通货紧缩，还变相抬高了融资成本，使得企业融资极其困难，这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所以通货紧缩的危害也是非常严重的，其程度并不亚于一定烈度的通货膨胀。经济体中有足够的货币流通，对于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中央银行几乎获得了无限的货币供应能力，于是除了经济急剧滑坡这种从繁荣到衰退的转折期外，通货紧缩现象几乎看不到了。即便如此，由于政策难免存在时滞，因此我们并不能忽视短期的货币短缺或者说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健康运行所造成的损害。

    通货膨胀成为一种惯常现象，其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事实上在信用货币时代，掌握印钞权的政府自身就是通货膨胀形成的一大重要推动因素。我们知道，政府本身是不能创造任何财富的，而政府部门的日常运作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的工资和福利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支。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然而量入为出、保持财政平衡是一种相当高的标准。不论东方西方，各国政府都似乎更倾向于维持寅吃卯粮的赤字政策。通货膨胀对政府而言相当于一种额外的税收收入，可以大大减轻赤字压力，豁免其部分债务，所以政府首先是通货膨胀的第一个受益者。此外，为了防止通货紧缩，配合经济发展，政府一般总是倾向于“宁滥勿缺”地供给货币，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特别是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通常也会大量产生“货币盈余”。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通货膨胀的推动因素。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一个经济体系中都存在着难以摆脱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因素。各个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天然差异，以及对特定社会阶层和人群支付超出其贡献水平的福利，都是不可避免的情况。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总是倾向于快于实际财富的增长。所以，通货膨胀，几乎成了每一个经济体不可摆脱的宿命。尤其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不再存在货币供应的困难，又为通货膨胀的发展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除非是演变到足以令人们拒绝接受纸币而改用以物换物的方式进行商品交易的超级通货膨胀，否则，通货膨胀就总是能够获得继续产生的能量。

    二、大格局下的理性对策

    如果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成是滚滚奔流的长江，通货膨胀无疑就是那滔滔江水，两者密不可分，浑然一体。而通货紧缩，就像是点缀于波涛之上的点点浪花，短暂存在，微不足道。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内在力量决定了这一大格局，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当选时，曾经把治理高通胀作为重要的目标之一。以里根的观念之保守，八年下来，其实际成效仍然是非常有限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高企；而他所誓言的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也基本上无果而终。无论是治理短期的通胀还是遏制长期的通货膨胀因素，他取得的成效都相当轻微。虽然现在里根被称为美国的伟大总统，但他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和改变，同样是非常有限的。

    既然长期的通货膨胀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那么我们的着眼点就应该放在如何使通货膨胀以温和的可控的步伐行进，而防止那些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崩溃的剧烈通胀发生。至于通货紧缩，我们不必太介意。政府总是有能力而且有充分的意愿去干预解决它，因此它不会持续太久，也不会发展到太严重的地步。在萧条期遭遇通货紧缩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技术的进步、管理的创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挖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使经济恢复健康的发展，重新为经济注入活力，那么通货紧缩的后面，必然紧接着就是严重的滞胀——经济停滞状况下的通货膨胀。这才是真正的经济灾难。

    §§§第九节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未来

    一、急剧贬值的人民币实际购买力

    最近30年来，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因素：其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通胀因素造成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降低；其二则是由于经济改革本身引发的历史积累的通货膨胀因素的释放。在20世纪80年代，万元户在农村被认为是富裕之家，非常罕见，因为当时的一万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收入；而目前的一万元，即使对于农村普通人家而言，也已不再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它只相当于普通工人大约五个月的工资。从工资角度计算，如果不考虑实际收入增长因素，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大约贬值了50倍；从物价角度计算，如果不考虑实际物价的下降因素，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大约贬值了15倍。综合考虑工资和物价的变化，可以大致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大约贬值了20倍以上。这个变化幅度是相当惊人的，但是考虑到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特殊历史背景，与俄罗斯、东欧各国动辄贬值数千倍的货币相比，人民币的贬值还算是相当温和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1978年开始进行的经济改革的正确性。再来看一般消费品物价变动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价格“闯关”时期，1995年前后，2007年下半年是价格集中上涨的三个主要时间段。由这三个时间段我们也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化改革因素在物价上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淡化，现实的经济因素逐渐成为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目前中国在市场流通领域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一般商品的价格“双轨制”已经被废除，历史上的体制刚性所冻结的通货膨胀压力也已经基本释放完毕。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双轨制”仍然没有彻底破除。特别是在资本物品领域，体制刚性所冻结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甚至还有新的积累。这无疑会对未来的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从现实的经济因素来看，中国经济所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仍然是经济结构失调、资源配置扭曲、收入分配不合理。这些问题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这些问题的背后又有深刻的体制性的根源，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都需要面对目前这些体制性因素造成的通货膨胀。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还将长期受此影响。

    从金融系统来看，金融体制实现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也尚需相当的时日，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非市场化的利率仍然会给市场注入额外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及货币当局动用财政及货币手段对国内经济活动进行的积极干预（例如为对抗通货紧缩而采取的强行注入流动性行为），同样会积累大量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最终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得到释放。以上两种局面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改变。

    现实的经济因素推动及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历史积累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是过去30年来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不断走低的最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也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中普遍出现，只是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以“爆炸式”的方式剧烈地得到释放，而中国是可控的逐步释放而已。当然，除了前苏联地区少数国家之外，东欧大多进行了非常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这与中国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的。从近些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其势头十分良好，说明东欧式的激进改革，也有可取之处——毕竟良好的经济发展框架建立得越早，长期受益就越大。如果以东欧国家作为参照，我们就很可能会怀疑中国的改革对由体制刚性冻结的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程度。而且这种体制刚性维持得越久，其所积累的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大。换而言之，渐进式改革在短期内带来的通货膨胀要小于激进式改革，但在长期内，前者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危险恐怕要大于后者。

    二、不容乐观的未来

    如果我们再展望未来，还会发现一些可能对人民币实际购买力构成负面影响的社会及人口因素。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特别是广大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可言。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所要面对的艰巨任务。

    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即便是建立福利程度比较低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消耗的资源也是相当惊人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比较贫穷的国家，以中国目前的财力，实际上很难负担得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出于深刻的政治性考虑，中国仍会试图去建立起一种超出自身财政负担能力的社会保障体系。拥有的资源相当有限，而发展经济仍然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必须保证为此投入大量的资源。那么社会保障体系所需的资源从何而来？恐怕还是要靠透支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来获得。这也是任何一个面临财政困境的国家都倾向于采取的措施。中国目前已经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总人口峰值也将很快达到，在此之后中国将经历漫长的人口减少过程。老龄人口的增多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用于医疗和养老的开支增加；而总人口减少，则意味着向社会提供财富的劳动力的减少。这两种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财政状况的紧绷。要缓解这种困境，别无他途，唯有进一步从货币中透支购买力，带来的后果自然就是货币购买力的进一步下降。

    由于不可避免的结构性通胀的存在，在长期内各个国家的货币实际购买力都是不断下降的。那么人民币有没有可能取得相对的优势？当然有可能。中国目前无论是在工业技术方面，还是在总体的人力资源开发方面都还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换一种说法就是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完全体现自身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禀赋，财富增长的空间仍然是很大的。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深度的改革，切实消除经济结构中不合理的体制性因素，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充分遏制导致结构性通胀的不合理分配结构，那么，人民币在较大程度上保持其实际购买力的希望仍然是很大的。我们要知道的是，达到这样的目标通胀与通缩的威胁非常难。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格自律的道德指引下的制度性安排和政策措施，这样的目标可以说遥不可及。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长期内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前景并不乐观。或许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可以避免爆炸性的通货膨胀，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在未来大幅下降却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以及人口等方面的原因，未来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以较高速度不断贬值将是不可摆脱的宿命。中国需要做的是尽量延缓这个贬值过程，努力保持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稳定，或者使这样的贬值过程尽可能温和，以避免其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过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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