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考验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美国急剧恶化的国家财政以及贸易状况，加深了人们对美元贬值的忧虑，美元因此饱受诟病。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中国甚至主张建立起一种新的超主权货币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遗憾的是应者寥寥。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设立超主权货币存在严重的技术困难，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地位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撼动。
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是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确立。其主要内容有：
1.建立永久性国际金融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对国际货币事务进行国际磋商和协调。它还为成员国提供融资，以稳定外汇市场，扩大国际贸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规定构成了国际金融领域内的“纪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促进国际货币合作的作用。
2.确定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黄金”本位制。具体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国准许各成员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按黄金官价随时用其所持有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从而使美元居于与黄金同等的地位；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3.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制度，是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基础上各国货币同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美元规定其法定含金量，各国货币则通过自身的含金量与美元含金量的对比确定其对美元的汇率，并以此作为中心汇率。各国货币与美元汇率一经确定，原则上不得背离。同时各国政府负有维持其货币汇率稳定的义务。
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国际收支赤字国提供短期融资以协助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各成员国必须取消经常项目下的外汇管制等。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是这一体系的两大支柱；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兼有管理、信贷和协调的职能，是这一体系维持正常运作的中心。
我们不难看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正常运作，是建立在以下条件的基础之上的：
1.美国在长期内将其国际收支赤字控制在合理水平，美元对外价值稳定（在正常经济条件下，这与美国向各国提供美元构成内在矛盾）；
2.美国黄金储备充裕，能够保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
3.将黄金的市场价格维持在官价水平。
但随着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这些条件逐步丧失。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逆差，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对不断下降，各国通货膨胀程度也相差悬殊，固定汇率变得难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内外压力的夹击之下逐渐不堪重负，最终在1973年宣告彻底崩溃。
美元的霸权地位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而确立，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个霸权宝座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舒服。美元在获得霸权的同时，也陷入了“特里芬两难”：美元兼有美国本币和世界货币的双重身份，以及保持美元与黄金可兑换性和满足国际清偿能力的双重责任，而这样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责任均是相互矛盾的，难以做到两全。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必然崩溃的根本原因。
二、牙买加体系：殊途同归的结局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调下，1976年国际社会又建立了被称为“牙买加体系”的新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的主要内容有：
1.承认了浮动汇率的合法性，成员国可以自行选择汇率制度；
2.黄金非货币化，减弱和消除黄金的货币作用；
3.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
4.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多样化。
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使得英镑、欧元、日元也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过度依赖美元导致的国际清偿能力不足，以及美元所面临的“特里芬两难”。但是浮动汇率的合法化以及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又带来了汇率的频繁波动，给各国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都带来了消极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人们还是倾向于选择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因此，美元所面临的“特里芬两难”境地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目前，在全世界的GDP总量中，美国占到了大约25%，欧元区同样占到大约25%，日本占15%，美国经济的相对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然而各国的中央银行现存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却占到57%，欧元占19%，日元则仅占5%。虽然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中心地位有所削弱，但其主导地位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从以上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及美元地位的变化来看，美元的霸权地位受到冲击和挑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牙买加体系30多年的实践证明：即便美元的中心地位已从制度上被取消，但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仍然不可撼动。我们可以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格局依然不会改变。
§§§第二节难成气候的欧元
一、欧元诞生的背景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欧元区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欧元区中经济相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引发了人们对欧元未来的担忧。如果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局面得不到缓解，那么很可能有部分国家会退出欧元区。
欧元是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结果。冷战结束以后，欧洲“统一”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1991年12月达成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洲联盟条约》）被认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里程碑。该条约中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为后来欧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一是稳定汇率机制；二是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三是建立统一的货币。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用；2002年7月1日起，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货币完全退出流通领域，欧元成为欧元区成员国的唯一法偿货币，欧洲统一货币正式形成，欧元区建立。欧元区建立的步伐走得如此之快，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并非经济上的需求，而是政治上的热情。在欧洲“统一”上政治热情不足的英国，就没有加入欧元区。由于欧洲巨大的经济实力，欧元自诞生后就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欧元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大大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
二、欧元的内在矛盾
欧元的诞生背景，使得它必然面临两大深层次的挑战：一是欧元区趋同标准与最佳货币区理论标准的偏差；二是成员国财政政策的不对称带来的冲击。
众所周知，最佳货币区理论是欧元诞生的经济学理论依据。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加入欧元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趋同标准：1.物价稳定；2.政府财政状况稳定；3.汇率稳定；4.利率趋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轮金融危机来袭之后，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欧元区国家事实上都已经违反了政府财政状况稳定标准下的政府赤字条款。由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一个政治性产物，为了达成政治上的妥协，该条约所提到的趋同标准强化了现实主义原则，把严格的财政赤字和国内通货膨胀率等控制标准放在了首要位置（这些标准事关各国的现实经济利益：欧元区各国经济状况差别很大，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因为合并货币而被其他国家“揩油”），却把最佳货币区理论标准中的合理性因素，如生产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和产品多样化等需求条件都抛之于脑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趋同标准，不同于最佳货币区的衡量标准，它不是作为鉴别最佳货币区融合程度的标准而设计的，而是在一个基本给定的区域内强调条件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可计量性（比如前面提到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率标准）而进行的货币制度设计。最佳货币区这个概念原是发展起来用以确立一个给定货币的最佳地理流通空间的，而欧盟则接近于进行相反的工作，即在一个几乎给定的地理区域内设计一个最佳的经济与货币内涵，而非原本意义上的最佳货币区。简而言之，欧元背离了它诞生的经济理论基础，在现实中蜕变成为一个政治妥协的产物，而非经济需求的产物。
为达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趋同标准，欧元区各国付出了较大的经济成长代价和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足以保证这个共同货币区的稳定。事实上，目前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尚不到本国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虽然资本能够自由流动，但是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欧盟成员国之间每年的劳动力流动人数还不到总劳动力人口的3%（美国每年劳动力跨州流动的数字是10%）。由于各成员国之间在地域文化、民族习惯、消费偏好和保障体系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客观差异，欧盟内劳动力流动性低的状况在中短期内都难以得到改观。根据最佳货币区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的来说，欧洲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还不够统一，因而不能称之为最佳货币区。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付出巨大成本引入的欧元对欧元区经济的实际推动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
欧元所面临的另一大现实挑战是成员国非对称财政政策的冲击。欧元区各成员国将各自的货币政策决策权移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但保留了各自财政政策的决策权。欧洲中央银行虽然能够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无法按照“央行—政府”模式来规范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这样，在丧失货币政策调控权的情况下，各成员国为了解决各自不同的失业问题，很可能会采取相互冲突、互不协调的财政政策。一国采取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货币冲击，势必会对其他成员国也造成深刻影响。“赤字国”带来的负外部性会让欧洲中央银行处于两难境地（负外部性是指一个人、企业或国家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企业或国家，使之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费用，但后者又无法获得相应补偿的现象——编者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元区各国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减少失业，大多采取了财政扩张政策，导致政府财政赤字激增，多个国家突破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财政赤字标准。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缓解，那么欧元区潜在的分离张力将大大增强。
总而言之，欧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性产物，而非实际的经济选择。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讥讽道：“统一欧洲货币的必要性只存在于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官僚们的头脑中，而非现实中。”欧元的这个“先天不足”，使得其面临以上所提到的深刻内在矛盾。这也是欧元与美元相比最大的劣势所在。只要这些深刻的内在矛盾无法化解，欧元就难成气候，至于取代美元，更是遥遥无期。
§§§第三节超主权储备货币：希望还是臆想？
一、并不新鲜的提议
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撰文表示：有必要建立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以取代像美元这样的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周小川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应该创造出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周小川还特别强调应该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认为SDR具有超主权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周小川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以SDR为基础，建立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取代美元等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从而在根本上改变国际货币储备体系的结构。
周小川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和反响。国内舆论普遍是一片赞同，俄罗斯等部分国家表示支持或者理解，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大多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管是作为储备货币，还是作为结算货币，美元无疑仍会是全球主要货币。”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随即表示他不认为有必要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欧盟则回应称应该保持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直截了当地声称，美元地位无可争议。一时间，众说纷纭。
一般认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1.可获得性，作为国际储备的货币必须是各国货币当局完全有能力获得的货币；2.充分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国际储备货币应该有充分的变现能力；3.普遍接受性，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在外汇市场和政府间清算国际收支差额时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接受。基于以上三个特征，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的世界各国货币中，美元最具有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资格。
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其实由来已久，并不新鲜，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但是这种主张没有被采纳。以“怀特方案”为基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建立的牙买加体系，最初也是设想以SDR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但在经济实践中未能实现。
二、特别提款权：超主权货币的幻象
事实上特别提款权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的产物。那么特别提款权（SDR）到底是什么？
1969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24届年会上，特别提款权正式创立。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它只是一种记账单位，而不是真正的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而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
SDR实际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补充成员国储备资产而创设并无条件分配给成员国的一种账面资产。创立之初，因为SDR是为了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创设的，所以规定有含金量，最初每单位的SDR含金量定为和一美元的含金量相等，也就是说一单位的SDR与一美元等值。但是SDR并不能按此兑换成黄金，所以又被称为“纸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从1974年7月10日开始，SDR转而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来确定其价值。第一阶段使用的货币篮子包括十六种货币，从1981年1月1日起进入第二阶段，改为使用五种货币加权，即美元、德国马克、日元、英镑和法国法郎。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以后，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在SDR篮子中的货币数量分别由等量的欧元代替。
SDR的使用仅限于政府之间，可用于政府之间的结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围内，SDR还有以下用途：经货币发行国同意后可以以划账的形式换可兑换货币；清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债务；缴纳份额；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捐款或贷款；充当储备资产。但因为SDR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成员国基金份额无偿分配的一种账面资产，所以它不可以用来支付商品或劳务款项，也不可以兑换黄金。总之，SDR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人为创造，无偿分配，使用受限。
SDR未能顺利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是有着深刻原因的。首先，SDR只是一种虚构的国际清偿能力，其本身并没有价值，人们对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信心不足；其次，SDR的发行数量和分配受到限制；再次，SDR的使用范围相当有限，没有流通手段的职能，不是一种完全的世界货币。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了SDR的使用范围，并将其扩展到一些私人领域并用SDR计值来发行债券，但由于涉及货币数量和货币政策问题，绝大多数国家不能接受。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牙买加体系中将SDR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未能实现。当然，这种形势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周小川认为将SDR的使用范围进行拓宽，就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他认为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
1.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2.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周小川认为这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3.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
4.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周小川提出，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各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SDR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方式向有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作为其发行准备。
这四点措施看似言之凿凿，实际上却根本经不起推敲。只要考虑到前面提到过的SDR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就知道SDR扩大运用到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等领域根本不可能实现；至于创立以SDR计值的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有过实践，但结果令人失望；至于把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扩大到世界的主要经济大国，这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像中国这样还存在严格金融管制的经济大国，其货币甚至还没有实现可自由兑换，如何定值？至于将GDP作为权重考虑之一，就只能让人莫名惊诧了。
此外，美国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20%的投票权，而分配新的SDR这样的重大问题需要85%的多数票才能通过，美国一家就足以否决任何对其不利的议案。所以想加强SDR的地位，没有美国的首肯，是根本做不到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建立以SDR为基础的所谓超主权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希望。这一点想必中国政府也非常清楚。周小川之所以抛出这个观点，恐怕很大程度上还是反映了中国官方对美元资产安全的忧虑，而且很可能仅此而已。
§§§第四节人民币国际化的展望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成了一个相当时髦的名词。人民币国际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前面章节已提到，近些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人民币早已经大量地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和使用；而且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人民币也越来越多地作为支付手段和记账单位。然而这在更大程度上只能称之为区域化而不是国际化。真正的人民币国际化，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含义。
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也就是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我们知道，国际货币需要满足三大基本特征，即可自由兑换性、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接受性。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人民币具有国际间计价、结算、支付功能，充当国际清算手段和国际储备资产，并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交易、流通，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客观地讲，目前人民币距离这一标准还非常遥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结了世界上主要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认为某一货币的国际化应具备以下五个条件：一是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开放程度高；二是充足的国际清偿手段；三是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和有效调控；四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经济机制的充分发挥；五是合理的汇率和汇率机制。参照以上条件，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必须具备的经济条件至少应该包括：1.拥有充足的国际储备，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2.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得以保持；3.人民币的实际币值保持长期稳定；4.建立健全的金融制度及实现金融系统高度市场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人民币无法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以及金融制度不够健全、金融系统市场化程度不足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主要障碍。
尽管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是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中国在目前最迫切渴望的是人民币能在国际贸易中被普遍接受为计价和结算货币，而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则是进一步的未来目标。中国正在为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作出积极的努力。自2008年底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之后，2009年上半年试点工作就基本得到了落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范围还有望在短期内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此外，中国还积极寻求与某些贸易伙伴（比如俄罗斯、巴西等）达成双边贸易实行本币结算的协议。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近些年来改革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还是具备了某些有利的条件，其中包括：
1.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贸易盈余积累了充足的国际储备资产，尤其是美元资产；2.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了稳定，国际信用和国际清偿能力有所增强；3.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正在推进，汇率机制也更加灵活富有弹性；4.区域化带动了国际化。
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在当前条件下还存在很大的困难。推进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合理的汇率制度安排。只有汇率形成机制和汇率水平符合实际，客观反映市场供求，才可能真正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2.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是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基础条件之一，换而言之，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兑换，需要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作为平台。3.高度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高度市场化的金融体系不仅包括了市场主体的市场化，也包括了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有助于正确反映市场资金供求，避免国内外利率差距过大、汇率扭曲等因素造成的剧烈资本流动。
由以上条件我们也不难看出，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现实，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依然任重而道远。
目前中国采取的措施是先回避这一艰难的改革，以推进区域货币合作为主推动人民币成为对外贸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积极与周边主要贸易伙伴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特别是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货币互换协议，对稳定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提高人民币的地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还通过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来促进对外贸易结算的人民币化。目前，人民币的区域化呈现出良好的势头，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人民币的使用已越来越广泛，不仅广泛用于商品流通和贸易结算领域，以人民币计价的直接投资也开始出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最终仍然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没有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国际化”的人民币就永远只能是被低估的人民币，因为只有低估的人民币才可能在无法自由兑换的情况下被接受为贸易结算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或许并不会像想象的那么乐观，但它是一个必然向前推进的进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可能被任何体制性障碍所永远阻挡。人民币的国际化无疑将给国际金融体系的新格局带来重大的影响。随着人民币被接受为广泛使用的贸易结算货币，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将是必然的，人民币由此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称的地位。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以非常大的改革勇气来克服一系列体制性障碍，也需要在经济上付出一些暂时的代价。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即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太可能挑战美元的地位。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地位或许有所削弱，但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币更有希望取得的是类似于日元的地位，即与自身的经济实力基本相称，而无法获得美元那样的“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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