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统治者很善于总结历朝历代的统治经验，采取了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积极措施，从而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逐步达到鼎盛。由此出现了一个国家统一、政权巩固、社会安定、生产恢复、经济文化都比较繁荣的时期，这就是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在此期间，解决了中俄边界问题，并先后统一了台湾、外蒙古、西藏、青海和新疆等地，从而奠定了近代中国辽阔的版图。乾隆时期是清代强盛的顶峰，也是其衰败的起点。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表面的强盛掩盖着内在的虚弱。中国已逐渐脱离了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并与西方各国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拉开了距离。
19世纪40年代后，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一败涂地，被迫割地赔款，对外打开国门，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的苦难历史。1856年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更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其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完全把中国推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抗英、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直至辛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清世祖本纪
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讳福临，太宗第九子。母孝庄文皇后方娠，红光绕身，盘旋如龙形。诞之前夕，梦神人抱子纳后怀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寤，以语太宗。太宗喜甚，曰：“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翌日上生，红光烛宫中，香气经日不散。上生有异禀，顶发耸起，龙章凤姿，神智天授。
八年秋八月庚午，太宗崩，储嗣未定。和硕礼亲王代善会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定议，奉上嗣大位，誓告天地，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辅政。丙子，阿济格、尼堪等率师防锦州。丁丑，多罗郡王阿达礼，固山贝子硕托谋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礼亲王代善与多尔衮发其谋。阿达礼、硕托伏诛。乙酉，诸王、贝勒、贝子、群臣以上嗣位期祭告太宗。丙戌，以即位期告郊庙。丁亥，上即皇帝位于笃恭殿。诏以明年为顺治元年，肆赦常所不原者。颁哀诏于朝鲜、蒙古。
清世祖九月辛丑，地震，自西北而南有声。壬寅，济尔哈朗、阿济格征明，攻宁远卫。丙午，颁即位诏于朝鲜、蒙古。以太宗遗诏减朝鲜岁贡。辛亥，昭陵成。乙卯，大军攻明中后所，丁巳拔之。庚申，攻前屯卫。
冬十月辛酉朔，克之。阿济格、尼堪等率师至中前所，明总兵官黄色弃城遁。丁丑，济尔哈朗、阿济格师还。壬午，篇古、博和托、伊拜、杜雷代戍锦州。
十二月壬戌，明守备孙友白自宁远来降。辛未，朝鲜来贺即位。乙亥，罢诸王、贝勒、贝子管部院事。鄂罗塞臣、巴都礼率师征黑龙江。壬午，谭泰、准塔代戍锦州。
是岁，朝鲜暨土默特部章京古禄格，库尔喀部赖达库及炎楮库牙喇氏二十六户，索伦部章京崇内，喀尔喀部土谢图汗、马哈撒嘛谛塞臣汗、查萨克图汗，图白忒部甸齐喇嘛俱来贡。
顺治元年春正月庚寅朔，御殿受贺，命礼亲王代善勿拜。甲午，沙尔虎达率师征库尔喀。己亥，来达哈巴图鲁等代戍锦州。郑亲王济尔哈朗谕部院各官，凡白事先启睿亲王，而自居其次。
二月辛巳，艾度礼戍锦州。戊子，袝葬太妃博尔济锦氏于福陵，改葬妃富察氏于陵外。富察氏，太祖时以罪赐死者。
三月丙申，地震。戊戌，复震。甲寅，大学士希福等进删译《辽》、《金》、《元史》。是月，流贼李自成陷燕京，明帝自经。自成僭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
夏四月戊午朔，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告肃亲王豪格悖妄罪，废豪格为庶人，其党俄莫克图等皆论死。己未，晋封多罗饶馀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馀郡王。辛酉，大学士范文程启睿亲王入定中原。甲子，以大军南伐祭告太祖、太宗。乙丑，上御笃恭殿，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赐敕印便宜行事，并赐王及从征诸王、贝勒、贝子等服物有差。丙寅，师行。壬申，睿亲王多尔衮师次翁后，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遣使致书，乞师讨贼。丁丑，师次连山，三桂复致书告急，大军疾驰赴之。戊寅，李自成率众围山海关，我军逆击之，败贼将唐通于一片石。己卯，师至山海关，三桂开关出迎，大军入关。自成率众二十余万，自北山横亘至海，严阵以待。是日，大风，尘沙蔽天。睿亲王多尔衮命击贼阵尾，以三桂居右翼，大呼薄之。风旋定，贼兵大溃，追奔四十余里，自成遁还燕京。封三桂为平西王，以马步军一万隶之，直趋燕京。誓诸将勿杀不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谕官民以取残不杀之意，民大悦，窜匿山谷者争还乡里迎降。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乙酉，自成弃燕京西走，我军疾追之。
五月戊子朔，以捷书宣示朝鲜、蒙古。己丑，大军抵燕京，故明文武诸臣士庶郊迎五里外。睿亲王多尔衮入居武英殿。令诸将士乘城，厮养人等毋人民家，百姓安堵如故。庚寅，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军民免迁徙，文武大吏籍户口钱粮兵马亲赍至京，观望者讨之。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在京职官及避贼隐匿者，各以名闻录用，卒伍欲归农者听之。辛卯，令官吏军民为明帝发丧，三日后服除，礼部太常寺具帝礼以葬。壬辰，俄罗塞臣、巴都礼、沙尔虎达等征黑龙江师还。故明山海关总兵官高第来降。癸巳，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乙未，阿济格等追击李自成于庆都，败之。谭泰、准塔等追至真定，又破走之。燕京迤北各城及天津、真定诸郡县皆降。辛丑、徵故明大学士冯铨至京。己酉，葬故明壮烈帝后周氏、妃袁氏，熹宗后张氏，神宗妃刘氏，并如制。
六月丁巳朔，令洪承畴仍以兵部尚书同内院官佐理机务。己未，以骆养性为天津总督。庚申，遣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壬戍，故明大同总兵官姜瓖斩贼首柯天相等，以大同来降。丙寅，遣巴哈纳、石廷柱率师定山东。免京城官用庐舍赋税三年，与同居者一年，大军所过州县田亩税之半，河北府州县三之一。丁卯，睿亲王多尔衮及诸王，贝勒、贝子、大臣定议建都燕京，遣辅国公屯齐喀、和讬、固山额真何洛会奉迎车驾。庚午，遣固山额真叶臣率师定山西。甲戌，故明三边总督李化熙降。壬午，上遣使劳军。癸未，艾度礼有罪，伏诛。甲申，迁故明太祖神主于历代帝王朝。乙酉，铸各官印兼用国书。
秋七月丁亥，考定历法，为时宪历。戊子，巴哈纳、石廷柱会叶臣军定山西。壬辰，以吴孳昌为宣大山西总督，方大猷为山东巡抚。癸巳，以迁都祭告上帝、陵庙。丁酉，故明德王朱由降。时故明福王朱由即位江南，改元弘光，以史可法为大学士，驻扬州督师，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分守江北。己亥，山东巡抚朱朗启新补官吏仍以纱帽圆领临民莅事。睿亲王多尔衮谕：“军事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各官，姑依明式。”庚子，设故明长陵以下十四陵官吏。辛丑，免盛京满、汉额输粮草、布疋。壬寅，大赦，除正额外一切加派。癸卯，罢内监征收涿州、宝坻皇庄税粮。甲辰，以杨方兴为河南总督，马国柱为山西巡抚，陈锦为登莱巡抚。免山东税，如河北例。壬子，睿亲王书致史可法，劝其主削号归藩。可法答书不屈。以王文奎为保定巡抚，罗绣锦为河南巡抚。裁六部蒙古侍郎。癸丑，雨雹。是月，建乾清宫。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丁巳，以何洛会为盛京总管，尼堪、硕詹统左右翼，镇守盛京。辛酉，大学士希福有罪，免。癸亥，行总甲法。戊辰，免景州、河间、阜城、青县本年额赋。己巳，定在京文武官薪俸。乙亥，车驾发盛京。庚辰，次苏尔济，察哈尔固伦公主及蒙古王、贝勒等朝行在。壬午，征故明大学士谢升入内院办事。癸未，次广宁，给故明十三陵陵户祭田，禁樵牧。
九月甲午，车驾入山海关。丁酉，次永平。始严稽察逃人之令。己亥，建堂子于燕京。庚子，贼将唐通杀李自成亲族乞降。辛丑，遣和托、李率泰、额孟格等率师定山东、河南。癸卯，车驾至通州。睿亲王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朝上于行殿。甲辰，上自正阳门入宫。己酉，太白昼见。庚戌，初定郊庙乐章。睿亲王多尔衮率诸王及满、汉官上表劝进。故明福王遣其臣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齐白金十余万两、黄金千两，币（帛）万匹求成。壬子，奉安太祖武皇帝、孝慈武皇后、太宗文皇帝神主于太庙。
冬十月乙卯朔，上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初颁时宪历。丙辰，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丁巳，以睿亲王多尔衮功最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辛酉，上太宗尊，告祭郊庙、社稷。壬戌，流贼余党赵应元伪降，入青州，杀招抚侍郎王鳌永，和托等讨斩之。甲子，上御皇极门，颁诏天下，大赦。诏曰：“我国家受天眷佑，肇造东土。列祖创兴宏业，皇考式廓前猷，遂举旧邦，诞膺新命。迨朕嗣服，越在冲龄，敬念绍庭，永绥厥位。顷缘贼氛存炽，极祸中原，是用倚任亲贤，救民涂炭。方驰金鼓，旋奏澄清，用解倒悬，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群臣暨军民耆老合词劝进，恳请再三，乃以今年十月乙卯朔，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定鼎燕京，仍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纪元顺治。缅维峻命不易，创业尤艰。况当改革之初，爰沛维新之泽。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宜加殊礼。郡王子孙弟姪应得封爵，所司捐益前典以闻。满州开国诸臣，运筹帷幄，决胜庙堂，汗马著勋，开疆拓土，应加公、侯、伯世爵，锡以诰券。大军入关以来，文武官绅，倡先慕义，杀贼归降，亦予通行察叙。自顺治元年五月朔昧爽以前，官吏军民罪犯，非叛逆十恶死在不赦者，罪无大小，咸赦除之。官吏贪贿枉法，剥削小民，犯在五月朔以后，不在此例。地亩钱粮，悉照前明《会计录》，自顺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额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俱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仍免正粮一半，归顺州县非经过者，免本年三分之一。直省起存拖欠本折钱粮，如金花、夏税、秋粮、马草、人丁、盐钞、民屯、牧地、灶课、富户、门摊、商税、鱼课、马价、柴直、枣株、钞贯、果品及内供颜料、蜡、茶、芝麻、棉花、绢、布、丝绵等项，念小民困苦已极，自顺治元年五月朔以前，凡属逋征，概予豁除。兵民散居京城，实不获巳，其东、中、西三城已迁徙者，准免租赋三年；南、北二城虽未迁徙，亦免一年。丁银原有定额，年来生齿凋耗，版籍日削，孤贫老弱，尽苦追呼，有司查核，老幼废疾，并与豁免。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徭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丝、米肉；有德行著闻者，给与冠带；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官与给养。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司谘访以闻。故明建言罢谪诸臣及山林隐逸怀才抱德堪为世用者，抚按荐举，来京擢用。文武制科，仍于辰、戍、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前明宗室首倡投诚者，仍予禄养。明国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员户。帝王陵寝及名臣贤士坟墓毁者修之，仍禁樵牧。京、外文武职官应得封诰癊叙，一体颁给。北直、河南、山东节裁银，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新裁银，前明已经免解，其二府旧裁银，与各府新旧节裁银两，又会同馆马站、驴站馆夫及递运所车站夫价等银，又直省额解工部四司料银、匠价银、砖料银、茴麻银、车价银、苇夫银、苇课银、渔课银、野味银、翎毛银、活鹿银、大鹿银、小鹿银、羊皮银、弓箭撒袋折银、扣剩水脚银、牛脚牛筋银、鹅翎银、天鹅银、民夫银、椿草子粒银、状元袍服银、衣粮银、砍柴夫银、搬运木材银、抬柴夫银、芦课等折色银，盔甲、腰刀、弓箭、弦条、胖袄、裤、鞋、狐麂免狸皮、山羊毛课、铁、黄栌、榔、桑、胭脂、花梨、南枣、紫榆、杉条等木、椴木、桐木、板枋、冰窖物料、芦席、薄草、榜纸、瓷坛、槐花、乌梅、栀子、笔管、芒帚、竹扫帚、席草、粗细铜丝、铁线、镀白铜丝、铁条、碌子、青花棉、松香、光叶书籍纸、严漆、罩漆、桐油、毛、筀、紫、水斑等竹、实心竹、棕毛、白圆藤、翠毛、石磨、川二硃、生漆、沙叶、广胶、焰硝、螺壳等本色钱粮，自顺治元年五月朔以前逋欠在民，尽予蠲免，以苏民困。后照现行事例，分别蠲除。京师行商、车户等役，每迂佥役，顿至流离，嗣后永行豁除。运司盐法，递年增加，有新饷、练饷杂项加派等银，深为厉商，尽行豁免，本年仍免额引三分之一。关津抽税，非欲困商，准免一年，明末所增，并行豁免。直省州县另星税目，概行严禁。曾经兵灾地方应纳钱粮，已经前明全免者，仍与全免，不在免半、免一之例。直省报解屯田司助工银两，亦出加派，准予豁除。直省领解钱粮被贼劫失，在顺治元年五月朔以前，一并豁免。山、陕军民被流寇要挟，悔过自新，概从赦宥，胁从自首者前罪勿论。巡按以访拿为名，听信衙蠹，诬罚良民，最为弊政，今后悉行禁革。势家土豪，重利放债，致民倾家荡产，深可痛恨，今后有司许追比。越诉诬告，败俗伤财，大赦以后，户婚小事，俱就有司归结，如有讼师诱陷愚民入京越诉者，加等反坐。赎锾之设，劝人自新，追比伤生，转为民害，今后并行禁止，不能纳者，速予免追。惟尔万方，与朕一德。播告遐迩，咸使闻知。”加封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乙丑，以雷兴为天津巡抚。丁卯，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复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进封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为和硕英亲王，多罗豫郡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贝勒罗洛宏为多罗衍禧郡王，封硕塞为多罗承泽郡王。叶臣等克太原。故明付将刘大受自江南来降。辛未，封贝子尼堪、博洛为多罗贝勒，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博和托、吞齐喀、和托、尚善为固山贝子。定诸王、贝勒、贝子岁俸。癸酉，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西讨李自成。戊寅，定摄政王冠服、宫室之制。己卯，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师征江南。檄谕故明南方诸臣，数其不能灭贼复仇，拥众扰民，自生反侧，及无明帝遗诏擅立福王三罪。
十一月乙酉朔，设满洲司业、助教，官员子孙有欲习国书、汉书者，并入国子监读书。故明福王使臣陈洪范南还，中途密启请留左懋第、马绍愉，自欲率兵归顺，招徕南中诸将。许之。壬辰，石廷柱、巴哈纳、席特库等败贼于平阳，山西悉平。庚子，封唐通为定西侯。甲辰，罢故明定陵守者，其十二陵仍设太监二名，量给岁时祭品。丁未，祀天于圜丘。庚戌，封勒克德浑为多罗贝勒。遣朝鲜质子李汪归国，并制减其岁贡。
十二月丁巳，出故明府库财物，赏八旗将士及蒙古官员。叶臣等大军平直隶、河南、山西府九、州二十七、县一百四十一。丁卯，以太宗第六女固伦公主下嫁固山额真阿山子夸扎。戊辰、多铎军至孟津，贼将黄士欣等遁走，滨河十五寨堡望风纳款，睢州贼将许定国来降。己巳，多铎军至陕州，败贼将张有曾于灵宝。丁丑，谕户部清查无主荒地给八旗军士。己卯，遣何洛会等祭福陵，巩阿岱等祭昭陵，告武成。辛巳，有刘姓者自称明太子，内监杨玉引入故明嘉定侯周奎宅，奎以闻。故明宫人及东宫旧僚办视皆不识。下法司勘问，杨玉及附会之内监常进节、指挥李时荫等十五人皆弃市，仍谕中外，有以故明太子来告者给赏，太子仍加恩养。
是岁，朝鲜暨虎什喀里等八姓部，鄂尔多斯部济农，索伦部章京敖尔拖木尔，归化城土默特部古禄格，喀尔喀部塞臣绰尔济、古伦地瓦胡土克图、余古折尔喇嘛、土谢图汗，苏尼特部腾机思阿喇海，乌朱穆秦部台吉满瞻俱来贡。
二年春正月戊子，图赖等破李自成于潼关，贼倚山为阵，图赖率骑兵百人掩击，多所斩获。至是，自成亲率马步兵迎战，又数败之，贼众奔溃。己未，大军围潼关，贼筑重壕，坚壁以守。穆成格、俄罗塞臣先登，诸军继进，复大败之。自成遁走西安。丙申，阿济格、尼堪等率师抵潼关，贼将马世尧降，旋以反侧斩之。丁酉，命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为总统，固山额真准塔为左翼，梅勒章京谭泰为右翼，代豪格征山东。庚子，以太宗第七女固伦公主下嫁内大臣鄂齐尔桑子喇玛思。河南孟县河清二日。壬寅，多铎师至西安，自成奔商州。癸卯，大学士谢陛卒。乙巳，真定、大名、顺德、广平山贼悉平。丙午，命房山县岁以太牢祭金太祖、世宗陵。丁未，免山西今年额赋之半。更国子监孔子神位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庚戌，禁包衣大等私收投充汉人，冒占田宅，违者论死。壬子，免济源、武陟、孟、温四县今年额赋及磁、安阳等九州县之半。癸丑，免修边民壮八千余人。
二月丙辰，阿巴泰败贼于徐州。己未，修律例。以李鉴为宣大总督，冯圣兆为宣府巡抚。降将许定国袭杀明兴平伯高杰于睢州。辛酉，谕豫亲王多铎移师定江南，英亲王阿济格讨流寇余党。丙寅，禁管庄拨什库毁民坟茔。己巳，以祁充格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庚午，阿济格剿陕西余寇，克四城，降三十八城。丁丑，多铎师至河南，贼将刘忠降。
三月甲申朔，始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历代帝王庙，以其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离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从祀。庚寅，多铎师出虎牢关，遣固山额真拜伊图等出龙门关，兵部尚书韩岱、梅勒章京宜尔德、侍郎尼堪等由南阳合军归德，所过迎降，河南悉平。辛卯，免山东荒赋。庚子，故明大学士李建泰来降。乙巳，遣八旗官军番戍济宁。丙午，朝鲜国王次子李淏归。己酉，免蓟州元年额赋。壬子，太行诸贼悉平。
夏四月丙辰，遣汉军八旗官各一员驻防盛京。辛酉，以王文奎为陕西总督，焦安民为宁夏巡抚，黄图安为甘肃巡抚，故明尚书张忻为天津巡抚，郝晋为保定巡抚，雷兴为陕西巡抚。甲子，葬故明殉难太监王承恩于明帝陵侧，给祭田，建碑。己丑，多铎师至泗州。阿山等取泗北淮河桥，明守将焚桥遁，我军遂夜渡淮。丁卯，谕曰：“流贼李自成杀君虐民，神人共愤。朕诞膺天命，抚定中华，尚复窃据秦川，抗阻声教。爰命和硕豫亲王移南伐之众，直捣崤、函，和硕英亲王秉西征之师，济自绥德，旬月之间，全秦底定。悯兹黎庶，咸与维新。其为贼所胁误者，悉赦除之，并蠲一切补赋。大军所过，免今年额赋之半，余免三之一。”庚午，豫亲王多铎师至扬州，谕故明阁部史可法、翰林卫胤文等降。不从。甲戌，以孟乔芳为陕西三边总督。以太宗第八女固伦公主下嫁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子巴雅斯护朗。丁丑，拜尹图、图赖、阿山等克扬州，故明阁部史可法不屈，杀之。辛巳，初行武乡试。
五月壬午朔，河道总督杨方兴进瑞麦。上曰：“岁丰民乐，即是祯祥，不在瑞麦。当惠养元元，益加抚辑。”癸未，以旱谕刑部虑囚。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齐充格等纂修《明史》。丙戌，多铎师至扬子江，故明镇海伯郑鸿逵等以舟师分守瓜州、仪真，我军在江北，拜尹图、图赖、阿山率舟师自运河潜济，梅勒章京李率泰乘夜登岸，黎明，我军以次毕渡，敌众咸溃。丁亥。以王志正为延绥巡抚。免高密元年额赋。赐诸王以下及百官冰，著为令。己丑，宣府妖民刘伯泗谋乱伏诛。庚寅，以王文奎为淮扬总督，赵福星为凤阳巡抚。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兴平伯高杰子元照、广昌伯刘良佐等二十三人率马步兵二十三万人先后来降。丁酉，以郝晋为保定巡抚。免平度、寿光等六州县元年额赋。戊戌，命满洲子弟就学，十日一赴监考课，春秋五日一演射。故明中书张朝聘输木千章助建宫殿，自请议叙。谕以用官惟贤，无因输纳授官之理，令所司给直。庚子，免章丘、济阳京班匠价，并令直省除匠籍为民。甲辰，定叔父摄政王仪注，凡文移皆曰皇叔父摄政王。乙巳，免皇后租，并崇文门米麦税。庚戌，宣平定江南捷音。乾清宫成，复建太和殿、中和殿、位育宫。
六月癸丑，免兴济县元年额赋。甲寅，免近畿圈地今年额赋三之二。乙卯，以丁文盛为山东巡抚。丙辰，谕南中文武军民剃发，不从者治以军法。是月，始谕直省限旬日剃发如律令。辛酉，豫亲王多铎遣军追放明福王朱由崧于芜湖。明靖国公黄得功逆战，图赖大败之，得功中流矢死。总兵官田雄、马得功执福王及其妃来献，诸将皆降。免永宁等四县元年荒赋。丙寅，申剃发之令。免深、衡水等七州县元年荒赋。丁卯，陕西妖贼胡守龙倡乱，孟乔芳讨平之。戊辰，皇太妃死。辛未，何洛会率师驻防西安。命江南于十月行乡试。己卯。诏曰：“本朝立国东陲，历有年所，幅员既广，无意并兼。昔之疆场用兵，本冀言归和好。不幸寇凶极祸，明祚永终，用是整旅入关，代明雪愤。犹以贼渠未殄，不遑启居，受命二王，誓师西讨。而南中乘衅立君，妄窃尊号，亟行乱政，重虐人民，联夙夜祗惧，思拯穷黎，西贼既摧，乃事南伐。兵无血刃，循汴抵淮。甫克维扬，遂平江左。金陵士女，昭我天休。既俘福藩，南服略定，特弘大赉，嘉与维新。其河南、江北、江南官民絓误，咸赦除之。所有横征逋赋，悉与蠲免。大军所过，免今年额赋之半，余免三之一。”
闰六月甲申，阿济格败李自成于邓州，穷追至九江，凡十三战，皆大败之。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贼党悉平。故明宁南侯左良玉子梦庚、总督袁继咸等率马步兵十三万、船四万自东流来降。丙戌、定群臣公以下及生员耆老顶戴品式。己丑，河决王家园。庚寅，诏阿济格等班师。辛卯，改江南民解漕、白二粮官兑官解。壬辰，谕曰：“明季台谏诸臣，窃名贪利，树党相攻，眩惑主心，驯致丧乱。今天下初定，百事更始，诸臣宜公忠体国，各尽职业，毋蹈前辙，自贻颠越。”定满洲文武官品级。癸巳，命大学士洪承畴招抚江南各省。甲午，定诸王、贝勒、贝子、宗室公顶戴式。乙未，除割脚筋刑。癸卯，命吴惟华招抚广东，孙之獬招抚江西，黄熙允招抚福建，江禹绪招抚湖广，丁之龙招抚云、贵。多铎遣贝勒博洛及拜尹图、阿山率师取杭州，故明潞王出降，淮王自绍兴来降。嘉兴、湖州、严州、宁波诸郡悉平。分遣总兵官吴胜兆克庐州、和州。乙巳，改南京为江南省，应天府为江宁府。命陕西于十月行乡试。
秋七月庚戌朔，享太庙。壬子，命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叶臣等往江南代多铎。设明太祖陵守陵太监四人，祀田二千亩。癸丑，故明东平侯刘泽清率所部降。乙卯，以刘应宾为安庐巡抚，土国宝为江宁巡抚。丙辰，命谢弘仪招抚广西。戊午，禁中外军民衣冠不尊国制。己未，以何鸣銮为湖广巡抚，高斗光为偏沅巡抚，潘士良抚活郧阳。甲子，上太祖武皇帝、孝慈武皇后、太宗文皇帝玉册玉宝于太庙。乙丑，免西安、延安本年额赋之半，余免三之一。戊辰，西平贼首刘洪起伏诛，汝宁州县悉平。河决兖西新筑月堤。己巳，诏自今内外章奏由通政司封进。丁丑，以陈锦提督操江，兼管巡抚。故明总漕田仰陷通州、如皋、海门，凤阳巡抚赵福星、梅勒章京谭布等讨平之。己卯，以杨声远为登莱巡抚。
八月辛巳，免霸、顺义等八州县灾赋。乙酉，免彰德、卫辉、怀庆、河南各府荒赋。己丑，英亲王阿济格师还，赐从征外藩王、台吉、将佐金帛有差。癸巳，免真定、顺德、广平、大名灾额赋。丙午，降将金声桓讨故明益王，获其从官王养正等诛之，并获锺祥王朱孳菪等九人。丁未，以英亲王阿济格出师有罪，降郡王，谭泰削公爵，降昂邦章京，鳌拜等议罚有差。
九月庚戌，故明鲁王将方国安、王之仁犯杭州，张存仁击走之。癸丑，命镇国公傅勒赫、辅国公札喀纳等率师协防江西。丁巳，故明怀安王来降。辛酉，故明新昌王据云台山，攻陷兴化，准塔讨斩之。甲子，以河间，滦州、遵化荒地给八旗耕种，故明勋戚、内监余地并分给之。庚午，田仰寇福山，土国宝击败之。丁丑，江西南昌十一府平。
冬十月癸未，以马国柱为宣大总督。戊子，故明翰林金声受唐王敕起兵于徽州，众十余万。洪承畴遣提督张天禄连破之于绩溪，获金声，不屈，杀之。是时，故明唐王朱聿钊（应为键）据福建，鲁王朱彝垓（应为朱以海）据浙江，马士英等兵渡钱塘结营拒命。庚寅，免宝坻县荒赋。壬辰，免太原等府州灾赋。癸巳，豫亲王多铎师还，上幸南苑迎劳之。丙申，以苗胙土为南赣巡抚。乙巳，以太宗次固伦公主下嫁察哈尔汗子阿布鼐。丙午，以申朝纪为山两巡抚，李翔凤为江西巡抚，肖起元为浙江巡抚。戊申，加封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和硕德豫王，赐从征王、贝勒、贝子、公及外藩台吉、章京金币有差。命孔有德、耿仲明还盛京。
十一月壬子，以张存仁为浙闽总督，罗绣锦为湖广四川总督。癸丑，故明大学士王应熊、四川巡抚龙文光请降。甲寅，以吴景道为河南巡抚，命巴山、康喀赖为左右翼，同洪承畴驻防江宁，朱玛喇驻防杭州，贝勒勒克德浑率巩阿岱、叶臣讨湖广流贼二只虎等。己未，朝鲜国王李倧请立次子洖为世子，许之。丁卯，朱玛喇败马士英于余杭，和托败方国安于富阳。士英、国安复窥杭州，梅勒章京济席哈等击走之。戊辰，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遣巴颜、李国翰帅师会之，讨四川流贼张献忠。戊寅，以陈之龙为凤阳巡抚。
十二月巳卯朔，日有食之。乙酉，故明阁部黄道周寇徽州，洪承畴遣张天禄击败之。故明总兵高进忠率所部自崇明来降。癸巳，佟养和、金声桓进讨福建，分兵攻南赣，败故明永宁王、罗川王、阁部黄道周等数十万众。丙午，更定朝仪，始罢内隘朝参。丁未，朱玛喇等败方国安、马士英于浙东。固原贼武大定作乱，总兵官何世元等死之。
是岁，朝鲜，归化城土默特部章京古禄格，鄂尔多斯部喇嘛塔尔尼齐，乌朱穆秦部车臣亲王，席北部额尔格讷，喀尔喀部土谢图汗、古伦迪瓦胡土克图喇嘛、石勒图胡土克图、嘛哈撒马谛塞臣汗，厄鲁特部顾实汗子多尔济达赖巴图鲁台吉及回回国，天方国俱来贡。朝鲜四至。
三年春正月戊午，贝勒勒克德浑遣将败流贼于临湘，进克岳州。辛酉，固山额真阿山、谭泰有罪，阿山免职，下谭泰于狱。流贼贺珍、孙守法、胡向化犯西安，何洛会等击败之。金声桓遣将攻克故明永宁王于抚州，获之，并获其子朱孳荣等，遂平建昌。丙寅，故明潞安王、瑞昌王率众犯江宁，侍郎巴山等击败之。戊辰，以宋权为国史院大学士。己巳，以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暨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贝勒尼堪、贝子屯齐喀、满达海等帅师征四川。故明唐王朱聿钊（应为键）兵犯徽州，洪承畴遣张天禄等击败之，获其阁部黄道周杀之，进克开化。
二月己卯，贝勒勒克德浑破流贼于荆州，奉国将军巴布泰等追至襄阳，斩获殆尽。大军进次夷陵，李自成弟李孜等以其众来降。辛巳，免密云荒赋。甲申，罢江南旧设部院，差在京户、兵、工三部满、汉侍郎各一人驻江宁，分理部务。乙酉，明鲁王将刘福援抚州，梅勒章京屯泰击败之。何洛会遣将破流贼刘文炳于蒲城，贼渠贺珍奔武功。戊子，以柳寅东为顺天巡抚。命肃亲王豪格分兵赴南阳，讨流贼二只虎、郝如海等。丙申，遣侍郎巴潜、梅勒章京张大猷率师镇守江宁，甲喇章京傅夸蟾、梅勒章京李思忠率师镇守西安。潜山、太湖贼首石应琏拥故明樊山王朱常为乱，洪承畴遣将击斩之。丙午，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同图赖率师征福建、浙江。
三月辛亥，译《洪武宝训》成，颁行中外。乙卯，免近京居民田宅圈给旗人别行拨补者租赋一年。丁巳，何洛会败贼刘体纯于山阳。己未，以王来用总督山、陕、四川粮饷，马鸣佩总督江南诸省粮储。乙丑，赐傅以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巳，何洛会击贼二只虎于商州，大败之。昌平民王科等盗发明帝陵，伏诛。壬申，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死。癸酉，封乌朱穆秦部塞冷、蒿齐忒部薄罗特为贝勒，阿坝垓部多尔济为贝子。豪格师抵西安，遣工部尚书兴能败贼于邠州，固山额真杜雷败贼于庆阳。故明大学士张四知自江南来降。
夏四月己卯，诏贝勒勒克德浑班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各统所部来京。甲申，免钱塘、仁和间架税。乙酉，命今年八月再行乡试，明年二月再行会试。丁亥，免睢州、祥符等四州县灾赋。戊子，除明季加征太平府姑溪桥米税、金柱山商税、安庆府盐税。乙未，免静海、兴济、青县荒赋。丙申，江西浮梁、余干贼合闽贼犯饶州，副将邓云龙等击败之。戊戌，摄政王多尔衮谕停诸王大臣启本。己亥，以张尚为宁夏巡抚。罢织造太监。辛丑，谕曰：“比者蠲除明季横征苛税，与民休息。而贪墨之吏，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是使朝廷德意不下究，而明季弊政不终厘也。兹命大臣严加察核，并饬所司详定《赋役全书》，颁行天下。”谕汰府县冗员。甲辰，修盛京孔子庙。
五月丁未，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吴班代、多尔济思喀布、蟒悟思、额尔密克、石达等各率所部叛奔喀尔喀部硕雷。命德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同承泽郡王硕塞等率师会外藩蒙古兵讨之。四子部温卜、达尔汉卓礼克图、多克新等追斩吴班代等五台吉。庚戌，申隐匿逃人律。戊午，金声桓克南赣，获其帅刘广胤。辛酉，豪格遣八颜、李国翰败贼于延安。壬戌，故明鲁王、荆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谋乱，伏诛。癸亥，以叶克书为昂邦章京，镇守盛京。豪格遣贝勒尼堪等败贼贺珍于鸡头关，遂克汉中，珍走西乡。乙丑，贝勒博洛遣图赖等击败故明鲁王将方国安于钱塘。鲁王朱彝垓（应为以海）遁保台州。庚午，官军至汉阴，流贼二只虎奔四川，孙守法奔岳科寨。巴颜、李国翰追延安贼至张果老崖败之。辛未，免沛、萧二县元、二年荒赋之半。
六月戊寅，免怀柔县荒赋。丙戌，禁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壬辰，以高士俊为湖广巡抚。乙未，张存仁遣将擒故明大学士马士英及长兴伯吴日生等斩之。
秋七秋甲寅，贝勒勒克德浑师还。丁巳，多铎破腾机思等于殴特克山，斩其台吉毛害，渡土喇河击斩腾机思子多尔济等，尽获其家口辎重。又败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二子于查济布喇克上游。戊午，硕雷子阵查济布喇克道口，贝子博和托等复大败之。硕雷以余众走塞冷格。庚申，李国翰、图赖等拔张果老崖。壬戌，江西巡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符四十幅。谕曰：“致福之道，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其置之。”戊辰，豪格遣贝子满达海、辅国公哈尔楚浑、固山额真准塔趋徽州、階州分讨贼武大定、高如砺、蒋登雷、石国玺、王可臣等，破之。如砺遁，登雷、国玺、可臣俱降。
八月丙子，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死于军。丁丑，豪格遣纛章京哈宁阿攻武大定于三台山，拔之。丁亥，博洛克金华、衢州，杀故明蜀王朱盛浓、乐安王朱谊石及其将吴凯、项鸣斯等，其大学士谢三宾、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书苏壮等降。浙江平。戊子，以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同耿仲明、沈志祥、金砺、佟代率师征湖广、广东、广西。免太湖、潜山二年及今年荒赋。癸巳，命尚可喜率师从孔有德南讨。
九月己酉，故明瑞昌王朱谊氻谋攻江宁，官兵讨斩之。甲子，免夷陵、石首等十三州县荒赋十之七，荆门、江陵等四州县十之五，兴国、广济等十六州县十之三。丙寅，故明崇阳王攻歙县，副将张成功等败之。丁卯，故明督师何腾蛟等攻岳州，官军击败之。
冬十月丙子，郑四维等克夷陵、枝江、宜都，改湖广承天府为安陆府。己卯，和硕德豫亲王多铎师还，上郊劳之。辛巳，金声桓遗将擒故明王朱常洊及其党了悟等，诛之。甲申，以胡全才为宁夏巡抚，章于天为江西巡抚。金声桓遣将克赣州，获故明阁部杨廷麟杀之。癸巳，以李栖凤为安徽巡抚。丁酉，免怀宁四县灾赋。巳亥，免延绥、庄浪灾赋。壬寅，太和宫、中和宫成。
十一月癸卯朔，贝勒博洛自浙江分军进取福建，图赖等败故明阁部黄鸣骏于仙霞关，遂克浦城、建宁、延平。故明唐王朱聿钊（应为键）走汀州，阿济格、尼堪等追斩之，遂定汀州、漳州、泉州、兴化，进克福州，悉降其众。福建平。癸丑，免河间、任丘及大同灾赋。丁巳，祀天于圜丘。己巳，豪格师至南部，时张献忠列寨西充，鳌拜等兼程进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复分兵击余贼，破一百三十余营。四川平。
十二月癸酉朔，故明遂平王朱绍鲲及党杨权等拥兵太湖，结海寇为乱，副将詹世勋等讨斩之。庚戌，山东贼谢迁攻陷高苑，总兵官海时行讨平之。壬午，故明高安王朱常淇及党江于东等起兵婺源，张天禄讨平之。丙戌，以于清廉为保定巡抚，刘武元为南赣巡抚。免蓟、丰润等五州县灾赋。甲午，位育宫成。庚子，明金华王朱由起兵饶州，官军击斩之。
是岁，朝鲜，蒙古及归化城土默特部古禄格，厄鲁特部多尔济达来巴图鲁、顾实汗、喀尔喀部买达里胡土克图、额尔德尼哈谈巴图鲁、戴青哈谈巴图鲁、青台吉，科尔沁部多罗冰图郡王塞冷，蒿齐忒部多罗贝勒额尔德尼，索伦部、使鹿部喇巴奇，鄂尔多斯部济农台吉查木苏、库尔喀部赖达库及达赖喇嘛，吐鲁番俱来贡。朝鲜、厄鲁特顾实汗、达赖喇嘛皆再至。
四年春正月戊申，辅国公巩阿岱、内大臣吴拜等征宣府。壬子，命付都统董阿赖率师驻防杭州。兴国州贼柯抱冲结故明总督何腾蛟攻陷兴国。总兵官柯永盛遣将擒抱冲及其党陈珩玉斩之。乙卯，以杨声远为淮扬总督，黄尔性为陕西巡抚。辛酉，以朱国柱为登莱巡抚。壬戊，陕西官军击延庆贼郭君镇、终南贼孙守法，败之。洪承畴遣将击贼帅赵正，大破之。
二月癸酉，以张儒秀为山东巡抚。乙亥，佟养甲平梧州。丁丑，副将王平等击贺珍、刘二虎贼党于兴安，败之。癸未，诏曰：“朕平定中原，惟浙东，全闽尚阻声教，百姓辛苦垫隘，无所控诉，受命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振旅而前。既定浙东，遂取闽越。先声所至，穷寇潜捕。大军掩追，及于汀水。聿钊（应为键）授首，列郡悉平。顾惟僭号阻兵，其民何罪，用昭大赉，嘉与维新。一切官民罪犯，咸赦除之。横征捕赋，概予豁免。山林隐逸，各以名闻录用。民年七十以上，给绢米有差。”己丑，洪承畴擒故明瑞昌王朱议贵及湖贼赵正，斩之。乙未，朱聿钊（应为键），弟聿鐭（应为）僭号绍武，据广州，佟养甲、李成栋率师讨之，斩聿鐭（应为）及周王肃、益王思、辽王术雅、邓王器、钜野王寿、通山王蕴越、高密王弘椅、仁化王慈、鄢陵王肃汭、南安王企垄等。广州平。戊戌，以佟国鼏为福建巡抚。
三月戊午，赐吕宫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未，以耿焞为顺天巡抚，周伯达为江宁巡抚，赵兆麟抚治郧阳。庚申，谕京官三品以上及督、抚、提、镇各送一子入朝侍卫，察才任使，无子者以弟及从子代之。壬戌，免崇明县盐课、马役银。乙丑，《大清律》成。丙寅，佟养甲克高、雷、廉三府。丁卯，命祀郊社太牢仍用腥。己巳，禁汉人投充满洲。庚午，罢圈拨民间田宅，已圈者补给。
夏四月丁丑，田仰率所部降。己卯，高士俊克长沙。昂邦章京傅喀蟾讨刘文炳、郭瑞君镇，歼之。乙酉，贝勒博洛班师。是役也，贝子和托、固山额真公图赖皆卒于军。甲午，陕西官军斩孙守法。
五月壬寅，舟山海贼沈廷扬等犯崇明，官军讨擒之。己酉，故明在籍通政使侯峒曾遣谍致书鲁王，伪许洪承畴、土国宝以公、侯，共定江南，为反间计，柘林游击获之以闻。上觉其诈，命江宁昂邦章京巴山等同承畴穷治其事。庚戌，免兴国、江夏等十州县上年灾赋。癸丑，以佟养甲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辛酉，投诚伯常应俊、总兵李际遇等坐通贼，伏诛。癸亥，上幸南苑。乙丑，班代、峨齐尔、胡巴津自苏尼特来降。
六月壬申，免成安等七县上年灾赋。丙子，朝鲜国王李倧遣其子来朝。庚辰，故明赵王朱由棪来降。戊子，免绥德卫上年灾赋。己丑，封贝勒博洛为多罗郡王。癸巳，陕西贼武大定陷紫阳，总兵官任珍击败之。湖广官军克衡州、常德及安化、新化等县。甲午，苏松提督吴胜兆谋叛，伏诛。丁酉，免山东上年荒赋。
秋七月辛丑，加封和硕德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癸卯，建射殿于左翼门外。甲辰，免徐州上年荒赋。己酉，封敖汉部额驸班第子墨尔根巴图鲁为多罗郡王。癸丑，以申朝纪为宣大总督。丁巳，郧阳贼王光代用永历年号，聚众作乱，命侍郎喀喀木等剿之。戊午，改马国柱为江南江西河南总督。甲子，诏曰：“中原底定，声教遐敷。惟粤东尚为唐藩所阻。额海怨咨，已非一日。用移南伐之师，席卷惠、潮，遂达省会。念尔官民，初非后至，一切罪犯，咸赦除之。逋赋横征，概与豁免。民年七十以上，加锡粟帛。所在节孝者旌，山林有才德者录用。南海诸国能向化者，待之如朝鲜。”丙寅，以祝世昌为山西巡抚。丁卯，上幸边外阅武。是日，驻沙河。
八月庚午，金声桓擒故明宗室麟伯王、霭伯王于泸溪山，诛之。甲戊，次西巴尔台。丙子，次海流土河口。壬午，次察汉诺尔。乙酉，豪格遣贝勒尼堪等先后克遵义、夔州、茂州、内江、荣昌、富顺等县，斩故明王及其党千余人。四川平。丙戌，次胡苏台。辛卯，以张文衡为甘肃巡抚。丙申，上还宫。
九月辛丑，京师地震。辛亥，淮安贼张华山等用隆武年号，啸聚庙湾。丁巳，以李犹龙为天津巡抚。辛酉，官军讨庙湾贼，破之。
冬十月庚午，以王为安徽巡抚。壬申，喀喇沁部卓尔弼等率所部来降。癸未，以吴惟华为淮扬总督，缐缙为偏沅巡抚。戊子，定直省官三年大计。壬辰，以广东采珠病民，罢之。
十一月庚戌，以陈泰为靖南将军，同梅勒章京董阿赖征福建余寇。辛亥，免山西代、静乐等十四州县，宁化等六所堡，山东德、历城等十五州县灾赋。裁山东明季牙、杂二税。戊午，五凤楼成。癸亥，祀天于圜丘。
十二月戊辰，免保定、河间、真定、顺德灾赋。壬申，以陈锦为闽浙总督。己卯，以太宗十一女固伦公主下嫁喀尔吗索纳木。甲申，苏尼特部台吉吴巴什等来归。丙戊，大军自岳州收长沙，故明总督何腾蛟等先期遁。次湘潭，败桂王将黄朝选众十三万于燕子窝，又败之于衡州，斩之，送克宝庆，斩鲁王朱鼎兆等。进击武冈，桂王由榔走，追至靖州，下其城。复克沅州，岷王朱埏峻以黎平降。湖南平。庚寅，故明将郑彩犯福州，副将邹必科等败走之。
是岁，科尔沁、喀喇沁、乌朱穆秦、敖汉、翁牛特、苏尼特、札鲁特、郭尔罗斯、蒿齐忒、阿坝垓诸部来朝。朝鲜暨喀尔喀部札萨克图汗、墨尔根绰尔济、额尔德尼绰尔济、迈达礼胡土克图、额尔德尼顾锡、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嘛哈撒马谛塞臣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塞勒胡土克图、满朱习礼胡土克图，札萨克图汗下俄木布额尔德尼、巴颜护卫、舍晋班第、迈达礼胡土克图，诺门汗下丹津胡土克图，土谢图汗下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硕雷汗下伊赫额木齐格隆、额参德勒哈谈巴图鲁，厄鲁特部台吉吴霸锡、顾实汗，罗布藏胡土克图下巴汉格隆、盆苏克札穆苏，阿布赉诺颜下讷门汗、巴图鲁诺颜、达云绰尔济、鄂济尔图台吉、苏尼特部台吉魏正，札鲁特部台吉桑图，鄂尔多斯部济农，归化城土默特部章京托博克、诺尔布，唐古忒部与喇布札木绰尔济、喇嘛班第达等俱来贡。
五年春正月辛亥，故明宜春王朱议衍据汀州为乱，总兵官于永绶擒斩之。癸丑，免太原、平阳、潞安三府，泽、沁、辽三州灾赋。癸亥，和硕肃亲王豪格师还。衍禧郡王罗洛宏卒于军，至是丧归，辍朝二日。
二月甲戌，金声桓及王得仁以南昌叛。辛巳，江南官军复无为州，福建官军复连城、顺昌、将乐等县。癸未，免济南、兖州、青州、莱州上年灾赋。辛卯，以固伦公主下嫁巴林部塞卜腾。壬辰，以吕逢春为山东巡抚，李鉴为宁夏巡抚。故明贵溪王朱常彪、恢武伯向登位寇沅州，纛章京缐国安等讨斩之。
三月己亥，贝子吞齐、尚善等讦告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罪连莽加、博博尔岱、鳌拜、索尼等，降济尔哈朗为多罗郡王，莽加等降革有差。辛丑，和硕肃亲王豪格有罪，论死。上不忍置之法，幽系之。庚戌，命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何洛会讨金声桓。辛酉，以耿惇为宣大山西总督。甲子，武大定犯宁羌，游击张德俊等大破之。
四月丁卯，以杨兴国为顺天巡抚。戊辰，免渭原、金县、兰州卫灾赋。壬申，官军复建宁，斩故明郧西王朱常湖等。己卯，封科尔沁杜尔伯特镇国公色冷为贝子。庚辰，遣固山额真阿赖等驻防汉中。壬午，大军克辰州，遂破永宁，至全州，故明督师何腾蛟遁，获贵溪王朱长标、南威王朱寅卫、长沙王朱由栉等。铜仁、兴安、关阳诸苗、瑶来降。丙戌，命刘之源、佟图赖为定南将军，驻防宝庆，李国翰为定西将军，驻防汉中。丁亥，吴三桂自锦州移镇汉中。
闰四月戊戌，复济尔哈朗爵为和硕郑亲王。癸卯，以李国英为四川巡抚。己未，以迟日益为湖广巡抚。癸亥，命贝子吞齐为平西大将军，同韩岱讨陕西叛回。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官军破叛回于巩昌，复临洮、兰州。辛未，游击张勇破叛回于马家坪，获故明延长王朱识，斩之。壬午，以赵福星为凤阳巡抚。癸未，以朱延庆为江西巡抚。甲申，官军破金声桓，复九江、饶州。己丑，以刘弘遇为安徽巡抚。
六月甲午朔，免西安、延安、平凉、临洮、庆阳、汉中上年灾赋。癸卯，以周文业为甘肃巡抚。甲辰，额塞等大破叛回于兰州，余党悉平。丙辰，京师地震有声。癸亥，太庙成。
秋七月丁丑，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以陈名夏、谢启光、李若琳、刘余祐、党崇雅、金之俊为六部尚书，徐起元为左都御史。
八月癸巳朔，金声桓、王得仁寇赣州，官军击走之。己亥，陈泰、李率泰等败郑彩于长乐，又败之于连江，复兴化。己巳，命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多罗承泽郡王硕塞等讨天津土贼。丁未，禁民间养马及收藏军器。己酉，以王一品为凤阳巡抚。壬子，令满、汉官民得相嫁娶。乙卯，以夏玉为天津巡抚，张学圣为福建巡抚。
九月壬戌朔，官军获故明巡抚吴江等于南康湖口，斩之。甲子，和硕英亲王阿济格讨曹县土贼，平之。己巳，封贝勒勒克德浑为多罗顺承郡王，博洛为多罗端重郡王。壬申，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讨湖广贼李锦。丁丑，封贝勒尼堪为多罗敬谨郡王。
冬十月壬寅，和硕礼亲王代善死。甲辰，佟图赖复宝庆。丙辰，降将刘泽清结曹县贼叛，泽清及其党李洪基等俱伏诛。
十一月甲子，广东叛将李成栋据南雄，结峒蛮犯赣州，巡抚刘武元等击走之。丙寅，总兵官任珍击贺珍，破之。戊辰，祀天于圜丘，以太祖武皇帝配。追尊太祖以上四世：高祖泽王为肇祖皇帝，曾祖庆王为兴祖直皇帝，祖昌王为景祖翼皇帝，考福王为显祖宣皇帝；妣皆为皇后。上诣太庙册宝。辛未，以配天及上尊号礼成，御殿受贺，大赦。辛未，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承泽郡王硕塞等帅师驻大同，备喀尔喀。
十二月辛卯朔，命郡王瓦克达，贝子尚善、吞齐等诣阿济格军。调八旗游牧蒙古官军之半，戌阿尔齐土苏门哈达。癸巳，姜瓖以大同叛，总督耿焞走阳和。丙申，免平山、隆平、清丰灾赋。戊戌，阿济格围大同。辛丑，复遣梅勒章京阿喇善、侍郎噶达浑诣阿济格军。癸卯，免大同灾赋。壬子，杨捷等复都昌，获故明兵部尚书余应桂，斩之。丁巳，以佟养量为宣大总督。
是岁，苏尼特、札鲁特等部来朝。朝鲜，喀尔喀部俄木布额尔德尼、戴青讷门汗喇嘛、塞尔济额尔德尼魏正、硕雷汗、迈达理胡土克图、札隆克图汗下额尔德尼哈谈巴图鲁，厄鲁特部顾实汗、锡勒图绰尔济、诺门汗，索伦部阿济布，鄂尔多斯部单达，苏尼特部腾机忒，科尔沁贝勒张继伦，归化城固伦第瓦胡土克图、丹津喇嘛额尔德尼寨桑，土默特部古禄格，乌思藏阐化王王舒克，汤古特达赖喇嘛俱来贡。朝鲜、厄鲁特顾实汗、汤古特达赖喇嘛再至。
六年春正月壬戌，官军复罗源、永春、德化等县。癸亥，命多罗敬谨郡王尼堪等征太原。戊辰，谕曰：“朕欲天下臣民共登衽席，日夕图维，罔敢怠勿。往年流寇作乱，惨祸已极，入关讨贼，士庶归心。乃迩年不轨之徒，捏作洗民讹言。小民无知轻信，惶惑逃散，作乱者往往而有。朕闻不嗜杀人，能一天下。书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君残其民，理所蔑有。自元年来，今六年矣，宁有无故而屠戮民者。民苟思之，疑且冰释。至于自甘为贼，乐就死地，必有所迫以致此。岂督、抚、镇、按不得其人，有司朘削，民难自存欤？将蠲免赋税，有名无实欤？内外各官其确议兴利除弊之策，朕次第酌行之。”辛未，姜瓖党姚举等杀冀宁道王昌龄，陷忻州，固山额真阿赖破走之。乙亥，谕曰：“设关征税，原以讥察奸宄，非与商贾较辎铢也。其各以原额起税，毋得横征以充私橐，违者罪之。”谕山西大同军民，无为姜瓖胁诱，来归者悉予矜免。戊寅，行保举连坐之法。庚辰，谕言官论事不实者，廷臣集议，毋辄下刑部。辛巳，以金廷献为偏沅巡抚。壬午，谭泰、何洛会复南昌，金声桓投水死，王得仁伏诛，九江、南康、瑞州、临江、袁州悉平。癸未，山西贼党刘迁寇代州，阿济格遣军破走之。
二月癸卯，摄政王多尔衮征大同。免直隶省六年以前荒赋、四川商民盐课。辛亥，故明宗室朱森釜等犯阶州，吴三桂击斩之。
三月癸亥，多尔衮拔浑源州。丙寅，汉羌总兵官张天福平贼渠覃一涵，获故明山阴王等斩之。丁卯，土贼王永强陷延安、榆林等十九州县，延绥巡抚王正志等死之。己巳，应州、山阴降，多尔衮旋师，留阿济格于大同。辛未，进封多罗承泽郡王硕塞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敬谨郡王尼堪为亲王。王永强陷同官。壬申，广信府知府杨国桢等复玉山县。宁夏官军克临河等堡。乙亥，甘、凉逆回米喇印、丁国栋复作乱，甘肃巡抚张文衡等死之。丁丑，辅政和硕德豫亲王多铎死，摄政王多尔衮师次居庸，还京临丧。甲申，减隐匿逃人律。谭泰、何洛会破贼于南康，进克信丰，叛将李成栋走死，复抚州、建昌。江西平。丙戌，博洛遣鳌拜等大破姜瓖于大同北山。吴三桂击败王永强，复宜君、同官。
夏四月庚寅，遣罗硕、卦喇驻防太原。癸巳，阿济格复左卫。乙未，命贝子吴达海等代征大同。丙申，吴三桂克蒲县。癸卯，福建官军复平和、诏安、漳平、宁洋。甲辰，赐刘子壮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皇太后崩。壬子，谕曰：“兵兴以来，地荒民逃，流离无告。其令所在有司广加招徕，给以荒田，永为口业，六年之后，方议征租。各州县以招民劝耕之多寡、道府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岁终，抚按考核以闻。”癸丑，以董宗圣为延绥巡抚。官军克福宁，福建平。乙卯，贼党陷汾州，命和硕端重亲王博洛为定西大将军，帅师讨之。和硕敬谨亲王尼堪移师大同。丁巳，封贝子满达海为和硕亲王。
五月辛酉，遣图赖率师赴太原军。丙子，以李栖凤为广东巡抚，郭肇基为广西巡抚。免太原、平阳、汾州三府，辽、泽二州灾赋。丁丑，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命孔有德征广西，耿仲明、尚可喜征广东，各挈家驻防。裁直隶、江南、山东、浙江、陕西同知十，直隶、江南、河南、湖广、江西、浙江通判二十一。免宝坻、顺义五年灾赋。辛巳，吴三桂、李国翰复延安。壬午，四川边郡平。乙酉，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复清源、交城、文水、徐沟、祁等县。
六月庚子，朝鲜国王李倧死。壬子，免沧州、清苑六年以前荒赋。癸丑，封张应京为正一嗣教大真人。乙卯，免江西四年、五年逋赋。
秋七月戊午朔，摄政王多尔衮复征大同。乙丑，满达海、瓦克达征朔州、宁武。丁卯，免开封等府灾赋。辛未，多尔衮至阿鲁席巴尔台，校猎而还。遣纛章京索洪等益海达海军。癸酉，官军平黄州贼三百余砦，斩故明王朱蕴等。甲申，广东余寇犯南赣，官军击却之。丙戌，吴三桂、李国翰复延绥镇城。
八月癸巳，摄政王多尔衮还京。山西贼党陷蒲州及临晋、河津，孟乔芳讨平之。甲午，免真定、顺德、广平、大名灾赋。满达海复朔州、马邑。丁酉，端重亲王博洛拔孝义。丙午，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克湘潭，获何腾蛟，不屈，杀之。辰州、宝庆、靖州、衡州悉平。进克全州。丁未，封朝鲜世子李淏为朝鲜国王。辛亥，以张孝仁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壬子，遣英亲王阿济格、贝子巩阿岱等征大同。癸丑，梅勒章京根特等拔猗氏。乙卯，大同贼被围久，饿死殆尽，伪总兵杨震威斩姜瓖及其弟琳来献。丙辰，宁武关伪总兵刘伟等率众降，静乐、宁化山寨悉平。
九月戊午，封鄂穆布为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郡王，苏尼特部噶尔麻为多罗贝勒。甲子，鄂尔多斯部额林臣、布达岱、顾禄、阿济格札穆苏等来降，封额林臣为多罗郡王，布达岱子伊廪臣、顾禄子色冷为固山贝子，阿济格札穆苏为镇国公。丙寅，以夏玉为山东巡抚。癸酉，封固伦额驸祁他特为多罗郡王。甲戌，满达海、博洛克汾州、平阳。
冬十月戊子，封多尼为和硕亲王，杰书为多罗郡王。壬辰，京师地震。甲午，封劳亲为亲王。官军复郓城。戊戌，降将杨登州叛，陷山阴。己亥，免山东东平、长山等十八州县五年灾赋，江西六年以前明季辽饷。辛丑，摄政王多尔衮征喀尔喀部二楚虎尔。乙巳，陕西总兵官任珍击故明将唐仲亨于屠油坝，斩之，并诛故明王朱常泱、朱由杠等。丙午，官军复潞安。丁未，官军克榆林。己酉，满达海等拔沁、辽二州。庚戌，命满达海还京，留瓦克达等定山西。
十一月丙寅，免直隶开、元城等县徭赋，陕西岷州灾赋。甲戌，多尔衮自喀吞布喇克旋师。免宣府灾赋。壬午，耿仲明军次吉安，畏罪自杀。
十二月乙酉朔，山西兴、芮城、平陆三县平。戊子，故明桂王将焦琏寇全州，勒克德浑等击败之，进克道州。努山等拔乌撒城。宜尔都齐等黎平。己酉，官军复邻水、大竹二县。庚戌，宁波、绍兴、台州土寇平。
是年，朝鲜、阿坝垓、鸟朱穆秦、土默特诸部、厄鲁特部、阿巴赖诺颜、绩克什虎巴图鲁台吉、顾实汗子下达赖乌巴什温布塔布囊，鄂尔多斯部郡王额林臣，喀尔喀部土谢图汗、硕雷汗、戴青诺颜、归化城土默特部古禄格等，伊喇古克三胡土克图下戴青温布达尔汉囊苏及达赖喇嘛俱来贡。朝鲜、喀尔喀土谢图汗再至。
七年春正庚申，官军复永宁、宁乡。壬戌，官军复南雄。癸酉，封鄂尔多斯部单达为贝勒，沙克查为贝子。甲戌，故明德化王朱慈业，石城王朱议陷大田，官军讨平之。丁丑，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师还。
二月丁亥，上太后谥曰孝端正敬仁懿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甲午，以刘弘遇为山西巡抚，王一品为广西巡抚。李建泰据太平叛，官军围之，出降，伏诛。平阳、潞安、泽州属境俱平。
三月己未，日赤色如血。
夏四月甲午，孔有德擒故明将黄顺、林国瑞于兴宁，降其众五万。丙申，封科尔沁贝勒张继伦为郡王。甲辰，多罗谦郡王瓦克达师还。
六月乙酉，保德州民崔耀等擒故明将牛化麟，斩之，以城降。癸卯，官军复宁都、石城。
秋七月壬子朔，享太庙。乙卯，摄政王多尔衮议建边城避暑，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钱粮二百五十万两有奇。辛酉，幸摄政王多尔衮第。多尔衮以贝子锡翰等擅请临幸，下其罪，贝子锡翰降镇国公，冷僧机、鳌拜等黜罚有差。壬戌，以马之先为陕西巡抚。辛未，免西宁各堡寨五年灾赋。
八月丁亥，降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多罗郡王。己丑，封巴林部塞卜腾、蒿齐忒部孛罗特为多罗郡王，科尔沁国顾穆、喀喇沁部古禄思喜布为多罗贝勒，改承泽亲王硕塞、亲王劳亲为多罗郡王。
九月甲寅，故明将郑成功寇潮州，总兵官王邦俊击走之。丙子，免蕲、麻城等七州县五、六年荒赋。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己亥，定陕西茶马例。庚子，官军克邵武，获故明阁部揭重熙等，斩之。己酉，免桐城等六县荒赋。
十一月甲寅，免甘肃去年灾赋。乙卯，吴三桂复府谷，斩故明经略高友才等，余众降。壬戌，摄政王多尔衮有疾，猎于边外。乙丑，尚可喜复广州，余众降。戊寅，祀天于圜丘。
十二月戊子，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死于喀喇城。壬辰，赴闻，上震悼，臣民为制服。丙申，丧至，上亲奠于郊。己亥，诏曰：“太宗文皇帝升遐，诸王大臣吁戴摄政王。王固怀让，扶立朕躬，平定中原，至德丰功，千古无二。不幸死逝，朕心摧痛。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庚子，收故摄政王信符，贮内库。甲辰，尊故摄政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乙巳，谕曰：“国家政务，悉以奏闻。朕年尚幼，暗于贤否，尚书缺员，其会推贤能以进。若诸细务，理政三王理之。”
是年，喀尔喀、厄鲁特、乌斯藏诸部巴郎和罗齐、达尔汗囊素、盆挫坚挫等来朝。朝鲜，喀尔喀部硕雷汗、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绰克图魏正诺颜、戴青诺颜、那穆齐魏正诺颜、察哈尔墨尔根台吉、索那穆、厄鲁特部巴图鲁贝勒、台吉鄂齐尔图、干布胡土克图、噶木布胡土克图、舒虎儿戴青，乌斯藏部阐化王，索伦、使鹿诸部，归化城土默特部古禄格俱来贡。朝鲜再至。
八年春正月己酉朔，蒿齐忒部台吉噶尔马撒望、储护尔率所部来归。辛亥，以布丹为议政大臣。甲寅，和硕英亲王阿济格谋乱，幽之。其党郡王劳亲降贝子，席特库等论死。乙卯，以苏克萨哈、詹岱为议政大臣。丙辰，罢汉中岁贡柑及江南桔、河南石榴。戊午，罢诸处织造督进官役及陕西岁贡绒褐皮革。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子多尔博袭爵。己未，罢临清岁造城砖。庚申，上亲政，御殿受贺，大赦。诏曰：“朕躬亲大政，总理万机。天地祖宗，付托甚重。海内臣庶，望治甚殷。自惟凉德，夙夜祗惧。天下至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凡我诸王贝勒及文武群臣，其各殚忠尽职，洁己爱人，利弊悉以上闻，德意期于下究。百姓亦宜咸体朕心，务本乐业，共享泰宁之庆。”孔有德克桂林，斩故明靖江王及文武官四百七十三人，余党悉降。壬戌，罢江西岁进龙碗。丙寅，以夏一鹗为江西巡抚。丁卯，升附孝端文皇后于太庙。追尊故摄政王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袝于太庙。移内三院于禁城。己巳，以伊图为议政大臣。免安州芝棉税。丁丑，复封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为和硕亲王。以巩阿岱、鳌拜为议政大臣。戊寅，以巴图鲁詹、杜尔玛为议政大臣。
二月庚辰，进封满达海为和硕巽亲王，多尼为和硕信亲王，罗可铎为多罗平郡王，瓦克达为多罗谦郡王，杰书为多罗康郡王。更定钱制，每百文准银一钱。辛巳，免朔州、浑源、大同荒赋。癸未，罗什、博尔惠有罪，论死。上欲宥其死，群臣执奏不可，遂伏诛。戊子，上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号。己丑，大赦。免汶上等五县六、七两年灾赋。辛卯，罢边外筑城之役；加派钱粮准抵八年正赋；官吏捐输酌给议叙并免之。癸巳，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首告故摄政王多尔衮逆节皆实，籍其家，诛其党何洛会、胡锡。甲午，免山西荒赋。戊戌，封贝勒岳乐为多罗安郡王。己亥，暴多尔衮罪于中外，削其尊号及母妻追封，撤庙享。庚子，调陈泰为吏部尚书，以韩岱为刑部尚书。辛丑，上幸南苑。壬寅，命孔有德移驻桂林。癸卯，上还宫。乙巳，封和硕肃亲王豪格子富寿为和硕显亲王。
闰二月戊申朔，湖南余寇牛万才率所部降。庚戌，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郎子济度为多罗简郡王，勒度为多罗敏郡王。甲寅，谕曰：“国家纪纲，首重廉吏。迩来有司贪污成习，百姓失所，殊违朕心。总督、巡抚，任大责重，全在举劾得当，使有司知所劝惩。今所举多冒滥，所劾多微员，大贪大恶乃徇纵之，何补吏治？吏部其详察以闻。”调党崇雅为户部尚书，金之俊为兵部尚书，刘余祐为刑部尚书，谢启光为工部尚书。免祥符等六县七年灾赋。乙卯，进封硕塞为和硕承泽亲王。谕曰：“榷关之设，国家藉以通商，非苦之也。税关官吏，扰民行私，无异劫夺。朕灼知商民之苦。今后每关设官一员，悉裁冗滥，并不得妄咨勤劳，更与铨补。”丙辰，谕督抚甄别有司才德并优兼通文义者擢之，不识文义任役作奸者黜之，吏部授官校试文义不通者除名。己未，总兵官许尔显克肇庆、罗定；徐成功克高州。禁喇嘛贡佛像、铜塔及番犬。壬戌，幽阿济格于别室，籍其家，削贝子劳亲爵为庶人。乙丑，大学士冯铨、尚书谢启光等以罪免。谕曰：“国家设官，必公忠自矢，方能裨益生民，共襄盛治。朕亲政以来，屡下诏令，嘉与更始。乃部院诸臣因仍前弊，持禄养交。朕亲行黜陟，与天下见之。自今以后，其淬砺前非，各尽厥职。若仍上下交欺，法必不贷。”丙寅，谕曰：“各省土寇，本皆吾民，迫于饥寒，因而为乱。年来屡经扑剿，而管兵将领，杀良冒功，真盗未歼，民乃荼毒，朕深痛之。嗣后各督抚宜剿抚并施，勿藉捕扰民，以称朕意。”丁卯，孔有德克梧州、柳州。戌辰，大学士洪承畴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陈之遴为礼部尚书，张凤翔为工部尚书。己巳，裁江南、陕西督饷侍郎，淮安总理漕运侍郎。庚午，固山额趑阿喇善等剿山东贼。壬申，免涿、良乡等十三州县圈地。乙亥，定阿附多尔衮诸臣罪，刚林、祁充格俱坐罪。丁丑，谕曰：“故明宗藩，前以恣行不轨，多被诛戮，朕甚悯焉。自后有流移失所甘心投诚者，有司礼送京师，加恩畜养。镇国将军以下，即其地占籍为民，各安厥业。”免宛平灾赋。
三月壬午，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以罪降郡王。癸未，命诸王、贝勒、贝子分管六部、理藩院、都察院事。乙酉，湖南保、靖、永顺等土司来归。丙戌，免武强上年灾赋。己丑，以希福为弘文院大学士，陈泰为国史院大学士。改李率泰为弘义院大学士，宁完我为国史院大学士。以噶达浑为都察院承政，朱玛喇为吏部尚书，雅赖为户部尚书，谭布为工部尚书，蓝拜为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辛卯，定王公朝集例。壬辰，定袭爵例。癸巳，谕曰：“御史巡方，职在安民察吏。向来所差御史，苞苴请托，身已失检，何由察吏？吏不能察，民何以安？今后各宜洗濯自新，务尽职事，并许督抚纠举，都察院考核以闻。”癸卯，定斋戒例。丙午，许满洲、蒙古、汉军子弟科举，依甲第除授。
夏四月庚戌，诏行幸所过，有司不得进献。遣官祭狱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孔子阙里。土贼罗荣等犯虔州，副将杨遇明讨擒之。乙卯，幸沙河。辛酉，次赤城。以王文奎总督漕运。甲子，次上都。丙寅，翁牛特部杜棱郡王等来朝。己巳，次俄尔峒。庚午，免朝鲜岁贡柑、柚、石榴。巴林部固伦额驸色布腾郡王等来朝。命故靖南王耿仲明子继茂袭爵。辛未，还次上都河。壬申，次俄尔峒河。
五月丁丑朔，次谟护里伊札里河。夏一鹗击明唐王故将傅鼎铨等，追入福建，擒鼎铨等斩之。辛巳，次库尔奇勒河。壬午，乌朱穆秦部贝勒塞棱额尔德尼等来朝。乙酉，次西喇塔。调噶达浑为户部尚书。以觉善为都察院承政，绰贝为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壬辰，次孙河。癸巳，还宫。丙申，免英山五年至七年荒逋赋。庚子，复博洛、尼堪亲王爵。甲辰，御史张煊以奏劾尚书陈明夏论死。
六月丙午朔，幸南苑。官军破陕西贼何柴山等于洛南。丁巳，阿喇善击山东盈河山贼，平之。壬戌，罢太和山贡符篆、黄精。乙丑，定诸陵坛祀典。庚午，谕曰：“朕以有司贪虐，命督抚察劾。乃阅四五月之久而奏闻。毋乃受贿徇私，为有司所制，或势要挟持，不敢弹劾欤？此盗贼所由滋，而黎民无起色也。其即奉行前昭，直陈无隐。”辛未，诏故明神宗陵如十二陵，以时致祭，仍设守陵户。广东官军复廉州及永安等十二县。壬申，命修善祖陵，设守户，定祭礼，复朝日、夕月礼。
秋七月丙子朔，谕曰：“比者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朕甚恨之。夫供赋役者编氓也，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厚奴隶而溥编氓，如国家元气及法纪何？其自朕包衣牛录，下至王公诸臣投充人，有犯法者，严治其罪，知情者连坐。前有司责治投充人，至获罪谴。今后与齐民同罚，庶无异视。使天下咸知朕意。”又谕曰：“大小臣工，皆朝廷职官，待之以礼，则朝廷益尊。今在京满、汉诸臣犯罪，有未奉旨革职辄提取审问者，殊乖大礼。嗣后各衙门遇官员有犯，或被告讦，皆先请旨革职。然后送刑部审问，毋得径行提审，著为令。”戌子，大学士陈泰、李率泰以罪免。以雅秦为内国史院大学士，杜尔德为议政大臣。乙未，幸南苑。己亥，以陈名夏为内弘文院大学士。
八月丙午朔，上还宫。丁未，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来朝。己酉，副将许武光请括天下藏金充饷。上曰：“帝王生财之道，在节用爱民。掘地求金，自古未有。”命逐去之。乙卯，以赵开心为左都御史。定顺天乡试满洲、蒙古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会试、殿试如之。戊午，册立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壬戌，更定马步军经制。吏部尚书谭泰有罪，伏诛，籍其家。乙酉，大婚礼成，加上太后尊号为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丙寅，御殿受贺，颁恩赦。戊辰，追复肃亲王豪格爵。己巳，昭天下岁贡物产不便于民者悉罢之。癸酉，陈锦、金砺等追故明鲁王于舟山，获其将阮进。
九月庚辰，定朝仪。壬午，命平西王吴三桂征四川。陈锦、金砺克舟山，故明鲁王遁走。丙戌，雅赖、谭布、觉善免，以卓罗为吏部尚书，车克为户部尚书，蓝拜为工部尚书，俄罗塞臣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国祚为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封阿坝垓部都司噶尔为郡王。固山额真噶达浑征鄂尔多斯部多尔济。丁亥，除永平四关荒屯赋。壬辰，改承天门为天安门，癸巳，上猎于近郊。辛丑，还宫。癸卯，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塞臣汗等来贡。
冬十月己酉，以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为议政王。辛亥，免宣府灾赋。丁巳，以额色黑为国史院大学士。庚申，赐阿济格死。辛酉，李国翰会吴三桂征四川。以马光辉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甲子，免诸王三大节进珠、貂、鞍马及衍圣公、宣、大各镇岁进马。乙丑，封肇祖、兴祖陵山曰启运山，景祖、显祖陵山曰积庆山，福陵山曰天柱山，昭陵山曰隆业山。是日，启运山庆云见。
十一月乙亥朔，皇第一子牛钮生。丙子，于大海率所部至夷陵请降。丙戌，尚可喜克雷州。乙未，免平阳、潞安二府，泽、辽、沁三州上年灾赋。戊戌，以伊尔德为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佟图赖为正蓝旗汉军固山额真。庚子，免阳曲等四县上年灾赋。壬寅，免宁晋荒赋。
十二月丙午，免桐城等四县上年荒赋。丁卯，以周国佐为江宁巡抚。
是年，朝鲜，厄鲁特部额尔德尼台吉，昆都伦吴巴什、阿巴赖，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塞臣汗、顾实汗、台吉吴巴什，达赖喇嘛俱来贡。
九年春正月癸酉朔，上幸南苑。辛巳，以陈泰为礼部尚书。壬午，大学士陈名夏以罪免。雪张煊冤，命礼部议恤。京师地震。乙酉，以陈维新为广西巡抚。壬寅，皇第一子牛钮死。
二月丁未，以祜锡布为镶红旗满洲固山额真。噶达浑等讨鄂尔多斯部多尔济等于贺兰山，歼之。戊申，和硕巽亲王满达海死。追封和硕简亲王。庚戌，颁六谕卧碑文于天下。庚申，加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辛酉，以陈之遴为弘文院大学士，孙茂兰为宁夏巡抚。
三月乙亥，以王铎为礼部尚书，房可壮为左都御史。赠张煊太常寺卿，仍录其子如父官。庚辰，定官员封赠例。丙戌，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追降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多罗郡王。丁亥，和硕端重亲王博洛死，追封和硕定亲王。己丑，以陈泰为镶黄旗满洲固山额真。癸巳，以遏必隆、额尔克戴青、赵布泰、赖塔库、索洪为议政大臣，觉罗郎球、胡世安为礼部尚书。巩阿岱、锡翰、西讷布库、冷僧机以罪伏诛，籍其产。拜尹图免死，幽系。戊戌，多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死，追封多罗恭惠郡王。己亥，赐满洲、蒙古贡士麻勒吉，汉军及汉贡士邹忠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丙午，以蔡士英为江西巡抚。丁未，裁登莱、宣府巡抚。乙卯，以韩岱为吏部尚书，蓝拜为刑部尚书，星讷为工部尚书，阿喇善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戊午，孔有德克广西南宁、庆远、思恩，故明将陈邦傅以浔州降。己未，免府州县官入觐。庚申，定诸王以下官名舆服之制。乙丑，允礼部议，一月三朝，春秋一举经筵。设宗人府官。
五月丁丑，诏京察六年一举行。己卯，免江阴、青浦牛税。壬午，以喀喀木为昂邦章京，镇守江宁。庚子，幸南苑。
六月丁未，裁并直隶诸卫所。戊申，上还宫。庚戌，以和硕敬谨亲王尼堪掌宗人府事，贝勒尚善、贝子吴达海为左右宗正。官军讨肇庆、高州贼，平之。丁巳，诏军政六年一举行。丙寅，设詹事府官。追谥图尔格为忠义公，图赖为昭勋公，配亨太庙。
秋七月癸酉，故明将孙可望陷桂林，定南王孔有德死之。丙子，名皇城北门为地安门。浙闽总督陈锦征郑成功，至漳州，为其下所杀。庚辰，免淮安六年、七年牙行逋税。甲申，以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南、贵州。定满官丧制。丁亥，以巴尔处浑为镶红旗满洲固山额真。免磁、祥符等八州县及怀庆卫上年灾赋。吴三桂、李国翰定漳腊、松潘、重庆。遣梅勒章京戴都围成都，故明帅刘文秀举城降。己丑，免临邑四县荒徭赋。辛卯，天全六番、乌思藏等土司来降。戊戌，以祖泽远为湖广四川总督。
八月乙巳，更定王公以下婚娶礼。丙午，多罗谦郡王瓦克达薨。丁巳，命尼堪移师讨广西余寇。
九月庚午朔，以朱孔格、阿济赖、伊拜为议政大臣。辛巳，更定王以下祭葬礼。癸未，以纛章京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马喇希征广东余寇。甲申，以刘清泰为浙江福建总督，王来用为顺天巡抚。辛卯，幸太学释奠。癸巳，赉衍圣公、五经博士、四民子孙，祭酒、司业等官有差。敕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之赖以致治，下之资以事君。学官诸生当共勉之。”
冬十月庚子，免沛县六年至八年灾赋。尚可喜、耿继茂克钦州、灵山，故明西平王朱聿缚贼渠李明忠来降，高、雷、廉、琼诸郡悉平。壬寅，官军复梧州。癸卯，以岁饥，诏所在积谷，禁遏籴，旌输栗。丙午，免三水等三县六年灾赋。壬子，以刘余祐为户部尚书。癸丑，免坝州、东安、文安荒赋。甲寅，孙可望寇保宁，吴三桂、李国翰大败之。以希福、范文程、额色黑、车克、觉罗郎球、明安达礼、济席哈、星讷为议政大臣，巴哈纳为刑部尚书，蓝拜罢。戊午，命和硕郑亲王世子济度，多罗信郡王多尼，多罗安郡王岳乐，多罗敏郡王勒都，贝勒尚善、杜尔祜、杜兰议政。辛酉，以阿尔津为安西将军，同马喇希移镇汉中。丙寅，以李化熙为刑部尚书。丁卯，尊太宗大贵妃为懿靖大贵妃，淑妃为康惠淑妃。
十一月庚午，以卓罗为靖南将军，同蓝拜等征广西余寇。己丑，祀天于圜丘。庚寅，故明将白文选寇辰州，总兵官徐勇、参议刘升祚、知府王任杞死之。辛卯，尼堪抵湘潭，故明将马进忠等遁宝庆，追至衡山，击败之，又败之于衡州。尼堪死于军。追封尼堪为和硕庄亲王。乙未，免忻、乐平等州县灾赋。
十二月辛丑，免太原、平阳、汾州、辽、沁、泽灾赋。壬寅，诏还清苑民三百余户所拨投充人地，仍免地租一年。官军复安福、永新。丙午，撤卓罗等军回京。庚戌，幸南苑。戊午，还宫。广东贼犯香山，官军讨平之。己未，复命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马喇希等讨辰、常余寇。甲子，免长武灾赋。
是年，达赖喇嘛来朝。朝鲜，厄鲁特部顾实汗、巴图鲁诺颜，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下戴青诺颜、喇吗达尔达尔汉诺颜，索伦部索郎阿达尔汉及班禅胡土克图、第巴、巴喀胡土克图喇嘛俱来贡。厄鲁特顾实汗三至。
十年春正月庚午，谕曰：“朕自亲政以来，但见满臣奏事。大小臣工，皆朕腹心。嗣凡章疏，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各除推诿，以昭一德。”辛未，谕：“言官不得捃摭细务，朕一日万几，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诸臣其直言无隐。当者必旌，戆者不罪。”癸酉，免庄浪、红城堡、洮州卫灾赋。丁丑，改洪承畴为弘文院大学士，陈名夏为秘书院大学士。庚辰，以贝勒吞齐为定远大将军，统征湖南军，授以方略。丙戌，以多罗额驸内铎为议政大臣。诏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仍严连坐法。庚寅，调金之俊为左都御史，以刘昌为工部尚书。癸巳，更定多罗贝勒以下岁俸。丙申，幸内苑，阅《通鉴》。上问汉高祖、文帝、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陈名夏对曰：“唐太宗似过之。”上曰：“不然，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
二月庚子，封蒿齐忒部台吉噶尔玛萨望为多罗郡王。壬子，大学士陈之遴免。甲寅，以陈之遴为户部尚书。乙卯，以沈永忠为剿抚湖南将军，镇守湖南。己未，裁各部满尚书之复者。庚申，以高尔俨为弘文院大学士，费扬古为议政大臣。辛酉，明安达礼、刘余祐有罪，免。甲子，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下贲塔尔、衮布、奔巴世希、札穆苏台吉率所部来归。
三月戊辰，幸南台较射。上执弓曰：“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出猎，期练习骑射。今综万几，日不暇给，然未尝忘也。”赐太常寺卿汤若望号通玄教师。免山西岢岚、保德七十四州县六年逋赋，代、榆次十二州县十之七。己巳，封喀尔喀部贲塔尔为和硕达尔汉亲王，衮布为卓礼克图郡王，奔巴世希为固山贝子。免蓟、丰润等十一州县九年灾赋。庚午，幸南苑。甲戌，免五台县逋赋及八年额赋之半。己卯，免江西六年荒地逋赋。辛巳，设宗学，亲王、郡王年满十岁，并选师教习。乙酉，还宫。丙戌，济席哈免，以噶达浑为兵部尚书。甲午，复以冯铨为弘文院大学士。
夏四月丁酉，亲试翰林官成克巩等。庚子，御太和殿，召见朝觐官，谕遣之。谕曰：“国家官人，内任者习知纪纲，外任者谙于民俗，内外扬历，方见真才。今亲试词臣，其未留任者，量予改授，照词臣外转旧例，优予司、道各官。”始谕吏部、都察院举京察。甲辰，免湖南六年至九年逋赋、山西夏县荒赋。丙午，以佟国器为福建巡抚。丁未，以图海为弘文院大学士。壬子，以旱，下诏求直言，省刑狱。甲寅，命提学御史、提学道清厘学政。定学额，禁冒滥。改折民间充解物料，行一条鞭法。丁巳，定满官离任持服三年例。己未，以成克巩为吏部尚书。癸亥，免福州等六府九年以前荒赋三之一。
五月甲戌，停御史巡按直省。免祥符等七县九年灾赋，沔阳、潜江、景陵八年灾赋。乙亥，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子成功为海澄公，弟鸿逵为奉化伯。以喀喀木为靖南将军，征广东余寇。免历城等六十九州县八、九年灾赋。丁丑，定旌表宗室节孝贞烈例。己卯，诏曰：“天下初定，疮痍未复，频年水旱，民不聊生，饥寒切身，迫而为盗。魁恶虽多，岂无冤滥，胁从沈陷，自拔无门。念此人民，准非赤子，摧残极易，生聚綦难，概行诛锄，深可悯恻。兹降殊恩，曲从宽宥，果能改悔，咸与自新。所在官司，妥为安插，兵仍补伍，民即归农，不愿还乡，听其居住，勿令失所。咸使闻知。”庚辰，定热审例。乙酉，追封舒尔哈齐为和硕亲王、额尔衮、界堪、雅尔哈齐、祜塞为多罗郡王。免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岳州九年灾赋。庚寅，加洪承畴太保，给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壬辰，以张秉贞为刑部尚书。甲午，免坝、保定等三十一州县九年灾赋。
六月乙未朔，追封塔察篇古、穆尔哈齐为多罗贝勒。丁酉，谕曰：“帝王化民以德，齐民以礼，不得已而用刑。法者天下之平，非徇喜怒为轻重也。往者臣民获罪，必下部议，以士师之任，职在明允。乃惑私心揣度，事经上发，则重凝以等亲裁；援引旧案，又文致以流刻历。朕群生在宥，临下以宽。在饥寒为盗之民，尚许自首，遐方未服之罪，亦予招携。况于甿庶朝臣，岂忍陷慈冤滥？自后法司务得真情，引用本律，钩距罗织，悉宜痛革，以臻刑措。”大学士高尔俨免。癸卯，复秋决朝审例。乙巳，命祖泽远专督湖广，孟乔芳兼督四川。丙午，免慈谿等五县八年灾赋。辛亥，赐故明殉难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潞等及太监王承恩十六人谥，并给祭田，所在有司致祭。改折天下本色钱粮，行一条鞭法。癸丑，贝勒吞齐等败孙可望于宝庆。庚申，以李率泰为两广总督。慈宁宫成。辛酉，增置内三院汉大学士，院各二人。癸亥，谕曰：“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至周仅具其职，司阍闼洒扫、给令而已。秦、汉以来，始假事权，加之爵禄，典兵干政，贻祸后代。小忠小信，固结主心，大憝大奸，潜持国柄。宫庭邃密，深居燕闻，淆是非以溷贤奸，剌喜怒而张威福，变多中发，权乃下移。历览覆车，可为鉴戒。朕酌古准今，量为设置，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外官有与交结者，发觉一并论死。”
闰六月丙寅，以成克巩为秘书院大学士，张端为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为弘文院大学士。乙亥，以金之俊为吏部尚书。庚辰，谕曰：“考之《洪范》，作肃为时雨之征，天人感应，理本不爽。朕朝乾夕惕，冀迓天休。乃者都城霖雨匝月，积水成渠，坏民庐舍，穷黎垫居艰食，皆朕不德有以致之。今一意修省，祗惧天戒。大小臣工，宜相儆息。”
秋七月甲午朔，上以皇太后谕，发节省银八万两赈兵民潦灾。辛丑，以宜永贵为南赣巡抚。庚戌，皇第二子福全生。辛酉，以安郡王岳乐为宣威大将军，率师驻防归化城。
八月壬午，以太宗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平西王吴三桂子应熊。尚可喜克化州、吴川。甲申，定武职品级。丙戌，以雷兴为河南巡抚。己丑，废皇后为静妃。辛卯，李定国犯平乐，府江道周永绪，知府尹明廷，知县涂起鹏、华钟死之。
九月壬子，复刑部三覆奏例。丙辰，耿继茂、喀喀木克潮州。丁巳，孟乔芳讨故明宜川王朱敬鑃于紫阳，平之。
冬十月癸亥朔，命田雄移师定海。乙丑，马光辉等讨叛将海时行于永城，时行伏诛。丙寅，遣济席哈讨山东土寇。乙酉，设粥厂赈京师饥民。免通、密云等七州县灾赋。戊子，命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内更番入直。
十一月甲午，祀天于圜丘。戊戌，郑成功不受爵，优谕答之。戊申，以亢得时为河南巡抚。己酉，官军讨西宁叛回，平之。乙卯，朱玛喇、金之俊免。丙辰，免江南灾赋。戊午，刘清泰剿九仙山贼，平之。己未，免江西五十四州县灾赋。
十二月丙寅，以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蓝拜镇湖南。丁卯，以吕官为弘文院大学士，博博尔代为议政大臣，冯圣兆为偏沅巡抚。辛未，幸南苑。甲戌，免金华八县九年灾赋。癸未，设兵部督捕官。以罗毕为议政大臣。甲申，免开封、彰德、卫辉、怀庆、汝宁九年、十年灾赋。丙戌，郑成功犯吴淞，官军击走之。丁亥，还宫，是夜，地震有声。
是年，朝鲜、琉球，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下索诺额尔德尼、额尔德尼哈谈巴图鲁，厄鲁特部顾实汗、顾实汗下台吉诺穆齐、索伦部巴达克图，富喇村宜库达，黑龙江乌默忒、额尔多科，乌思藏达赖喇嘛俱来贡。朝鲜再至。
十一年春正月辛丑，罢织造官。戊申，免江宁、安徽、苏、松、常、镇、庐、凤、淮、徐、滁上年灾赋。己酉，以袁廓宇为偏沅巡抚，胡全才抚治郧阳。庚戌，广东仁化月峒贼平。癸丑，郑成功犯崇明、靖江、泰兴，官军击走之。甲寅，以金砺为川陕三边总督。乙卯，郑成功犯金山。丁巳，免顺德、广平、大名、天津、蓟州上年灾赋。辛酉，官军击贼于桃源，诛伪总兵李阳春等。
二月癸亥，朝日于东郊。丙寅，谕曰：“言官为耳目之司，朕屡求直言，期遇綦切。乃每阅章奏，实心为国者少，比党徇私者多，朕甚不取。其涤肺肠以新政治。”以金之俊为国史院大学士。庚午，甄别直省督抚，黜陟有差。丙子，始耕藉田。戊寅，免江西缺额丁赋。辛巳，命尚可喜专镇广东，耿继茂移驻桂林。壬午，以马鸣珮为宣大山西总督，耿焞为山东巡抚，陈应泰为山西巡抚，林天擎为湖广巡抚，黄图安为宁夏巡抚。癸未，官军复平远县。甲申，谕曰：“比年以来，军兴未息，供亿孔殷，益以水旱，小民艰食，有司失于拊循，流离载道。朕心恻然，不遑寝处。即核库储，亟图赈抚。”乙丑，免河南州县卫所十年灾赋。庚寅，以李荫祖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
三月壬辰，官军击桂东贼，擒其渠赖龙。戊戌，免湖广襄阳、黄州、常德、岳州、永州、荆州、德安及辰、常、襄三卫，山东济南、东昌十年灾赋。辛丑，宁完我劾陈名夏罪，鞫实，伏诛。乙巳，以王永吉为左都御史。戊申，皇第三子玄烨生，是为圣祖。以蒋赫德为国史院大学士。乙卯，以多罗慧哲郡王额尔衮、多罗宣献郡王界堪、多罗通达郡王雅尔哈齐配享太庙。以孟明辅为兵部尚书。
夏四月壬戌，贼渠曹志攀犯饶州，官军击败之，志攀降。庚午，四川贼魏勇犯顺庆，官军击败之。壬申，地震。官军击故明将张名振等于崇明，败之。癸酉，免洛南上年灾赋三之一。己卯，幸南苑、赉所过农民金，乙酉，免保康等四县上年被寇灾赋。丁亥，以王永吉为秘书院大学士，秦世桢为浙江巡抚。戊子，江南寇徐可进、朱元等降。
五月壬辰，上还宫。甲午，幸西苑，赐大臣宴。庚子，以胡图为议政大臣。甲辰，免平凉卫上年灾赋。丙午，起党崇雅为国史院大学士，以龚鼎孳为左都御史。丁未，遗官录直省囚。庚戌，免兴安、汉阴、平利等州县上年灾赋。辛亥，太白昼见。丙辰，以杨麟祥为平南将军，驻防杭州。
六月己未朔，河决大王庙。丙寅，陕西地震。丁卯，以朱玛喇为靖南将军，征广东余寇。甲戌，立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庚辰，大赦。
秋七月戊子朔，封琉球世子尚质为中山王。壬辰，免秦州、朝邑、安定灾赋。戊甲，免镇原、广宁二县灾赋。丙辰，以佟代为浙闽总督。
八月戊午朔，免延安府荒赋。己未，官军剿瑞金余寇，诛伪都督许胜可等。庚申，罢直省恤刑官，命巡抚虑囚。辛酉，免真宁县十年灾赋。壬戌，山东濮州、阳谷等县地震有声。甲戌，以张中元为江宁巡抚。丙子，以张秉贞为兵部尚书。庚辰，以傅以渐为秘书院大学士，任浚为刑部尚书。壬午，故明乐安王朱议淜谋反，伏诛。
九月己丑，范文程以病罢。免西安、平凉、凤翔三府十年灾赋。庚寅，封缐国安为三等伯。壬辰，申严隐匿逃人之禁。癸巳，免宣府、万全右卫灾赋。丙申，以董天机为直隶巡抚。壬子，以冯圣兆为延绥巡抚。
冬十月丁巳朔，享太庙。辛未，免庐、凤、淮、扬四府，徐、滁、和三州灾赋。丁丑，命重囚犯罪三法司进拟，仍令议政王、贝勒、大臣详议。壬午，赈畿辅被水州县。免祁阳等七县逋赋。李定国陷高明，围新会，耿继茂请益师。
十一月丁亥，以陈泰为吏部尚书，阿尔津为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尚可喜遣子入侍。壬寅，诏曰：“朕缵承鸿绪，十有一年，治效未臻，疆圉多故，水旱叠见，地震屡闻，皆朕不德之所致也。朕以眇躬托于王公臣庶之上，政教不修，疮痍未复，而内外章奏，辄以‘圣’称，是重朕之不德也。朕方内自省抑，大小臣工亦宜恪守职事，共弭灾患。凡章奏文移，不得称‘圣’。大赦天下，咸与更始。”癸卯，幸南苑。甲辰，耿继茂遣子入侍。
十二月辛酉，和硕承泽亲王硕塞薨。戊辰，免荆门、钟祥等六州县灾赋。己巳，免磁、祥符等三十六州县灾赋。壬申，以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征郑成功。尚可喜、耿继茂、朱玛喇败李定国于新会，定国遁走。乙亥，郑成功陷漳州，囤泉州。丁丑，命明安达礼征罗刹。免西安五卫荒赋。江西贼霍武等率众降。
是年，朝鲜，琉球，厄鲁特部阿巴赖诺颜、诺门汗、额尔德尼达云绰尔济，索伦部索朗噶达尔汉，汤古忒部达赖喇嘛、谛巴班禅胡土克图均来贡。
十二年春正月戊子，官军败贼于玉版巢，又击藤县贼，破之。庚寅，免东平、济阳等十八州县上年灾赋。乙未，免直隶八府，河南彰德、卫辉、怀庆上年灾赋。戊戌，诏曰：“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谟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圉未靖，水旱频仍，吏治堕污，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闻。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几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尽，以慰朕怀。”辛丑，以韩岱为吏部尚书，伊尔德、阿喇善为都统。癸卯，以于时跃为广西巡抚。甲辰，命在京七品以上，在外文官知府、武官付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辛亥，修《顺治大训》。
二月庚申，复遣御史巡按直省。壬戌，大学士吕宫以疾免。癸亥，免成安等六县上年灾赋。己巳，赈旗丁。免平凉、汉阴二县上年灾赋。丙子，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免滨、宁阳等二十一州县上年灾赋。己卯，免滁、和二州上年灾赋。庚辰，以陈之遴为弘文院大学士，王永吉为国史院大学士。癸未，耿继茂、尚可喜败李定国于兴业。广东高、雷、廉三府，广西横州平。
三月戊子，免湖广石门县上年灾赋。以戴明说为户部尚书。庚子，以佟国器为南赣巡抚，宜永贵为福建巡抚。壬寅，免郧阳、襄阳二府上年被寇荒赋。甲辰，赐图尔宸、史大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未，削续顺公沈永忠爵。壬子，谕曰：“自明未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弗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直省学臣，其训督士子，博通古今，明体达用。诸臣政事之暇，亦宜留心学问，佐朕右文之治。”癸丑，设日讲官。
夏四月乙丑，免沈丘及怀庆卫上年灾赋。丁丑，进封尼思哈为和硕敬谨亲王，齐克新为和硕端重亲王。癸未，诏修《太祖·太宗圣训》。
五月乙酉，以图海兼刑部尚书。辛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薨，辍朝七日。丁酉，以石廷柱为镇海将军，驻防京口。戊戌，以胡沙为镶黄旗固山额真。庚子，以觉罗巴哈纳为弘文院大学士。辛丑，灵丘县地震有声。乙巳，以觉罗郎球为户部尚书。丙午，以李际期为兵部尚书。丁未，以恩格德为礼部尚书。己酉，以卫周祚为工部尚书。
六月甲寅，免杭州、宁波、金华、衢州、台州灾赋。丁卯，谕曰：“朕览法司章奏，决囚日五、六人，或十余人。念此愚氓，兵戈灾祲之后，复罹法纲，深可悯恻。有虞之世，民不犯于有司。汉文帝、唐太宗亦几致刑措。今犯法日众，岂风俗日偷欤？抑朝延德教未敷，或谳狱者有失入欤？嗣后法司其明慎用刑，务求平允。”戊辰，免房山县上年灾赋。桂王将刘文秀寇常德，遣其党犯岳州、武昌。官军击走之。己卯，封博果铎为和硕庄亲王。辛巳，命内十三衙门立铁牌。谕曰：“中官之设，自古不废。任使失宜，即贻祸乱。如明之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辈，专权擅政，陷害忠良，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煽党颂功，谋为不轨，覆败相寻，深可鉴戒。朕裁定内官职掌，法制甚明。如有窃权纳贿，交结官员，越分奏事者，凌迟处死。特立铁牌，俾世遵守。”
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壬辰，复遣廷臣恤刑。辛亥，命直省绘进舆图。
八月丙辰，免灵丘县灾赋。癸亥，以阿尔津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卓罗驻防荆州，祖泽润防长沙。乙丑，以多罗安郡王岳乐为左宗正，贝勒杜兰为右宗正。癸酉，谕曰：“畿辅天下根本，部臣以运河决口，议征逋赋。朕念畿内水旱相仍，人民荼苦，复供旧税，其何以堪。今悉与蠲免。工筑之费，别事筹划。”免曹、城武等七州县及临清卫、齐河屯上年灾赋。
九月癸未，免凤阳灾赋。壬寅，定武会试中式殿试如文进士。朱玛喇、敦拜师还。丙午，颁御制《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儆心录》，异姓公以下，文三品以上各一部。戊申，免两当、宁远二县灾赋。
冬十月辛亥朔，设尚宝司官。壬子，免蔚州及阳和，阳高二卫灾赋。己未，免甘州、肃州、凉州、西宁灾赋。辛酉，命每年六月虑囚，七月覆奏，著为令。癸亥，免磁、获嘉等八州县灾赋。甲子，免隆平十一年以前逋赋、淄川等八县灾赋。丙寅，免宣府、大同灾赋。戊辰，诏曰：“帝王以德化民，以刑辅治。苟律例轻重失宜，官吏舞文出入，政平讼理，其道曷由。朕览谳狱本章，引用每多未惬。其以现行律例缮呈，朕将亲览更定之。”辛未，以祝世允为镶红旗满洲固山额真。癸酉，以孙廷铨为兵部尚书。乙亥，修王牒。丙子，龚鼎孳以罪免。
十一月壬午，免滨、堂邑等十三州县灾赋。癸未，郑成功将犯舟山。乙酉，巡按御史顾仁坐纳贿，弃市。丁亥，谕曰：“国家设督抚巡按，振纲立纪，剔弊发奸，将令互为监察。近来积习，乃彼此容隐。凡所纠劾止来员，岂称设官之意。嗣有瞻顾徇私者，并坐其罪。”郑成功将陷舟山，副将把成功降于贼。戊子，幸南苑。免郧阳、襄阳逋赋，汲、淇、胙城等县灾赋。戊申，免临漳灾赋。
十二月丙辰，免耀州、同官、洛南灾赋。癸亥，免安吉、仁和等十州县，宣化八卫灾赋。乙丑，颁《大清满字律》。免临清、齐河等十州县，东昌卫灾赋。丙寅，于时跃、祖泽远平九团两都瑶、僮一百九十二寨。己巳，多罗敏郡王勒度死。癸酉，免涿、庆云等三十兰州县，永平卫灾赋。甲戌，以宜尔德为宁海大将军，讨舟山寇。以秦世祯为安徽巡抚，提督操江，陈应泰为浙江巡抚，白如梅为山西巡抚。免临海等十八县，祥符、兰阳二县。怀庆、群牧二卫灾赋。
是年，喀尔喀部额尔德尼诺穆齐台吉、门章墨尔根楚虎尔台吉、伊世希布额尔德尼台吉、额尔克戴青台吉来朝。朝鲜，喀尔喀部毕席勒尔图汗、俄术布额尔德尼、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丹津喇嘛、车臣汗、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下喇嘛塔尔达汉诺颜，厄鲁特部杜喇尔浑津台吉、都喇尔浑津阿里录克三拖因，阿巴赖诺颜、鄂齐尔图台吉、噶尔丹霸，索伦部马鲁凯，讷墨礼河头目伊库达，黑龙江头目库拜，班禅胡土克圈，俄罗斯察汗遣使均来贡、朝鲜三至。厄鲁特阿巴赖、鄂齐尔图台吉再至。
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幸南苑。癸未，谕修《通鉴全书》、《孝经衍义》。丙申，免汉中、凤翔，西安上年灾赋。己亥，郑成功将犯台州，副将马信以城叛，降于贼。庚子，免广德上年灾赋十之一。甲辰，免富阳等六县年灾赋。乙巳，免江西八年逋赋。
二月戊午，免荆州、安陆、常德、武昌、黄州上年灾赋。庚申，免广平上年灾赋。丙寅，免岢岚、五台上年灾赋。戊辰，命两广总督移驻梧州。官军败李定国于南宁。庚午，定部院满官三年考满，六年京察例。以李率泰为浙闽总督，王国光为两广总督。甲戌，以赵布泰为镶黄旗固山额真。丙子，幸南苑，较射。免东平、濮、长山上年灾赋。己卯，大学士冯铨致仕。
三月庚辰，幸瀛台。癸未，免景陵等九县上年灾赋。癸巳，以费雅思哈为议政大臣，马之先为川陕三边总督。乙未，陈之遴有罪，以原官发盛京闲住。癸卯，谕曰：“朝廷立贤无方，比来罢谴虽多南人，皆以事论斥，非有所左右也。诸臣毋岐方隅，毋立门户，毋挟忿肆诬，毋摭嫌苛讦，庶还荡平之治。”丙午，谕曰：“朕亲政以来，夙夜兢业，每期光昭祖德，蚤底治平，克当天心，以康民物。方睿王摄政，斥忠任奸，百姓怨嗟，望朕亲政。乃者冬雷春雪，陨石雨土，所在见告。六载之中，康僴未奏，灾祲时闻。是朕有负于百姓也。用是恐惧靡宁，冀昭告于上帝祖宗，实图省戒，有司其涓日以闻。”
夏四月辛亥，广西故明永安王朱华壖及土司等来降。乙卯，以灾变祭告郊庙。辛西，官军破贼姚黄于夷陵。壬戌，太原阳曲地震。丁卯，以觉罗科尔坤为吏部尚书。庚午，免麟游荒赋。壬申，以梁清标为兵部尚书。丁丑，尚可喜复揭阳、普宁、澄海三县。
五月辛卯，免大宁荒赋。癸巳，幸南苑。己亥，以罗托为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觉罗郎球免。命明安达礼为理藩院尚书。以张悬锡为宣大总督。免荆门、京山等十一州县，襄阳卫上年灾赋。
闰五月戊申，幸瀛台。丙辰，广西都康等府土官来降。己未，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及景仁、永寿、承乾、翊坤、钟粹、储秀宫成。以郎廷定为江南江西总督，刘汉祚为福建巡抚。丙寅，以张朝璘为江西巡抚。
六月己丑，谕曰：“满洲家人皆征战所得，故立严法以敬逋逃。比年株连无巳，腾心恻焉。念此仆隶，亦皆人子。苟以恩结，宁不知感。苦任情困辱，虽严何益。嗣后宜体腾意。”壬辰，莒州地震有声。庚子，免桃源上年荒赋。辛丑，容美土司田吉麟降。癸卯，命固山额真郎赛驻防福建。撤直省督催税粮满官。宁化贼帅黄素禾来降。
秋七月丁未朔，亭太庙。戊申，官军败明桂王将龙韬于广西，斩之。己酉，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甍。庚戌，郑成功将黄梧等以海澄来降。壬子，上初御乾清宫。癸丑，大赦。戊午，以佟延平为甘肃巡抚。
八月戊寅，免广信、饶州、吉安上年灾赋。己丑，免莆田、仙游、兴平卫十一、十二两年灾赋。辛卯，赈畿辅。壬辰，封黄梧为海澄公。停满官榷关。癸巳，郑成功军陷闽安镇，进围福州，官军击却之。丁酉，免顺天比年灾赋。己亥，免靖远、洮岷等卫灾赋。辛丑，命三年大阅，著为令。乙巳，免大同上年灾赋。
九月丙午，官军败郑成功将于夏关、又败之于衡水洋，遂复舟山。癸亥，郑成功将官顾忠来降。壬申，追封和硕肃亲王豪格为和硕武肃亲王。
冬十月丁丑，以蒋国柱为安徽巡抚，提督操江。戊寅，设登闻鼓。己卯，免宣府灾赋，延绥镇神木县十之三。庚辰，四川贼帅邓希明、张元凯率众降。甲午，以胡全才为湖广总督。乙未，幸南苑。丙申，以张尚抚治郧阳。辛丑，官军复辰州。壬寅，免和顺县灾赋十之三。永顺土司彭弘澍率所属三州六司三百八十峒来降癸。登卯，命陈之遴还京。
十一月丙午，还宫。丁未，兴京陵工成。庚午，祀天于圈丘。辛亥，幸南苑。申严左道之禁。戊午，免清水县、凤翔所灾赋。丙寅，以张长庚为湖南巡抚，免海州荒赋。辛未，免洛川灾赋。
十二月己卯，册内大臣鄂硕女董鄂氏为皇贵妃，颁恩赦。戊子，还宫。己丑，封盆挫监挫为阐化王。乙未，以李荫祖为湖广总督。丁酉，加上皇太后尊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皇太后。戊戌，颁思赦。
是年，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固伦额驸阿布鼐亲王来朝。朝鲜、荷兰，吐鲁番，乌斯藏阐化王，喀尔喀部索特拔、宜尔登诺颜、喇嘛塔尔多尔济达尔汉诺颜、车臣汉、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下丹津喇嘛、戴青、额尔德尼喇嘛，厄鲁特部达赖吴巴什台吉、讷穆齐台吉、阿巴赖诺颜、察罕台吉、马赖台吉、什虎儿戴青、额尔德尼台吉、顾实汗下色剩棱诺颜，索伦部达尔巴均来贡。喀尔喀土谢图汗、宜尔登诺颜再至。
十四年春正月辛亥，祈谷于上帝，以太祖武皇帝配。癸丑，以魏裔介为左都御史。甲寅，宜尔德师还。乙卯，以张悬锡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官军败郑成功将于乌龙江，又败之于惠安县。戊午，谕曰：“制科取士，计吏荐贤，皆朝廷公典。臣子乃以市恩，甚无谓也。师生之称，必道德相成，授受有自，方足当之。岂可攀援权势，无端亲匿。考官所得，及荐举属吏，辄号门生。贿赂公行，径窦百出，钻营党附，相煽成风。朕欲大小臣工杜绝弊私，恪守职事，犯者论罪。”修金陵寝。庚申，以卢崇峻为宣大总督。甲子，谕曰：“我国家之兴，治兵有法。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旗隳敝，不及曩时。皆由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两试，即得录用，及各衙门考取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徒以文字得官，迁转甚速，以故人乐趋之。其一切停止。”丁卯，封猛峨、塔尔纳为多罗郡王，多尔博为多罗贝勒，皇贵妃父鄂硕为三等伯。
二月戊寅，祭社稷。命儒臣纂修《易经》。癸未，故明崇阳王朱蕴钤等来降。丁酉，祭历代帝王庙。己亥，宽隐匿逃人律。以赛音达理为正白旗汉军固山额真。壬寅，山西云镇地震有声。癸卯，免沔阳、益阳上年灾赋。
三月己酉，奉太宗文皇帝配享圜丘及祈谷坛。多罗郡王塔尔纳死。壬子，奉太祖武皇帝、太宗文皇帝配享方泽。癸丑，以配享礼成，大赦天下。甲寅，诏求遗书。丙辰，复孔子位号曰：至圣先师。丁卯，定远大将军济度师还。
夏四月甲戌，兴宁县雷连十二峒瑶官庞国安等来降。丁丑，流郑芝龙于宁古塔。癸未，四川保宁府威、茂二州地大震。乙酉，以济席哈为正红旗满洲都统。丁亥，以久旱，恤刑狱。辛卯，祷雨于郊坛，未还宫，大雨。丁酉，幸南苑。戊戌，置盛京奉天府。
五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丙午，以道喇为正红旗蒙古固山额真。甲寅，封济度为和硕简亲王。丁巳，以觉罗伊图为兵部尚书。戊午，还宫。
六月辛巳，免彰德、卫辉二府上年灾赋。壬午，免武陵县上年灾赋。辛丑，洪承畴以疾解任。
秋七月丙辰，削左都御史魏裔介职，仍戴罪办事。庚申，以朱之锡为河道总督。
八月壬申，命敦拜为总管，驻防盛京。己丑，免山西荒地逃丁徭赋。丙申，郑成功犯台州，绍台道蔡琼枝叛，降于贼。丁酉，赉八旗贫丁。
九月辛丑，以亢得时为漕运总督，李国英为川陕三边总督。丙午，初御经筵。以贾汉复为河南巡抚。癸丑，以高民瞻为四川巡抚。停直省秋决。丙寅，官军复闽安镇。丁卯，京师地震有声。戊辰，诏曰：“自古变不虚生，率由人事。朕亲政七载，政事有乖，致灾谴见告，地震有声。朕躬修省，文武群臣亦宜协心尽职。朕有阙失，辅臣陈奏毋隐。”
冬十月壬申，以开日讲祭告先师孔子于弘德殿。免新乐上年灾赋。癸酉，命固山额真赵布泰驻防江宁。丙子，皇第四子生。修《赋役全书》。辛巳，幸南苑。乙酉，阅武。丁亥，修孔子庙。戊子，还宫。庚寅，改梁化凤为水师总兵官，驻防崇明。甲子，顺天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坐受贿弃市。乙未，昭事殿、奉先殿成。
十一月壬寅，幸南苑。皇第五子常宁生。丙午，进安郡王岳乐为亲王。庚戌，免吉水等八县灾赋。戊午，免霸、宝坻等二十八州县，保安等四卫灾赋。辛酉，荆州贼田国钦等来降。壬戌，明桂王将孙可望来降。固山贝子吞齐喀以罪削爵。
十二月癸酉，复命洪承畴经略五省，同罗托等取贵州。免新建、丰城灾赋。甲戌，封孙可望为义王。癸未，命吴三桂自四川，赵布泰自广西，罗托自湖南取贵州。丙戌，明桂王将谭新傅等降。丙申，以皇太后疾愈，赉旗兵，赈贫民。
是年，朝鲜、喀尔喀部毕席勒尔图汗、冰图台吉、额尔德尼韦征诺颜、吴巴什诺颜、土谢图汗下完书克诺颜，厄鲁特部敖齐尔图台吉子伊拉古克三、班第大胡土克图、绰克图台吉、巴图鲁台吉、达赖乌巴什台吉，索伦部马鲁喀、虎尔格吴尔达尔汉、东夷托科罗氏、南迪欧、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均来贡。朝鲜三至。
十五年春正月庚子，大赦。诏曰：“帝王孝治天下，礼莫大乎事亲。比者皇太后圣躬违和，朕夙夜忧惧。赖荷天眷，今已大安。遘兹大庆，宜沛殊恩。其自王公以下，中外臣僚，并加恩赉。直省逋赋，悉与豁免。吏民一切诖误，咸赦除之。”壬寅，停祭堂子。以多礼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征云南。戊午，祀圜丘。己未，祀方泽。辛酉，祀太庙、社稷，以太后疾愈故。皇帝四子死。丙寅，以周召南为延绥巡抚。
二月甲戌，赈畿辅。甲申，免武清、漷上年灾赋。己丑，减辽阳税额。辛卯，山东贼帅张京等来降。甲午，命部院官各条陈事宜。乙未，御经筵。
三月辛丑，李定国党闫维龙等陷横州，官军击走之。甲辰，内监吴良辅以受贿伏诛。壬子，免襄阳、郧阳荒赋。戊午，追封科尔沁巴图鲁王女为悼妃。甲子，追封皇第四子为和硕荣亲王。
夏四月辛未，赐孙承恩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子，官军败贼于合州，克重庆。癸未，免江夏等七县十三年灾赋。丙戌，较射于景山。辛卯，免淳化荒赋。大学士王永吉以罪免。壬辰，大学士陈之遴复以罪流盛京。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癸卯，调卫周祚为吏部尚书。戊申，以刘昌为工部尚书。更定铨选法。辛亥，郑成功将犯澄海，游击刘进忠以城叛，降于成功。壬子，免山东十一年以前灶丁逋课。己未，较射于景山。辛酉，裁詹事府官。壬戌，广西贼将贺九仪犯宾州，官兵击败之。癸亥，以胡世安、卫周祚、李霨为内院大学士。甲子，官军复沅靖，进取贵阳、平越、镇远等府，南丹、那地、独山等州，抚宁土司俱降。
六月戊辰，吴三桂等败李定国将刘正国于三坡，克遵义，拔开州。辛未，以赵廷臣为贵州巡抚。壬申，以佟国器为浙江巡抚，苏弘祖为南赣巡抚。丙子，官军败海寇于白沙。辛巳，以李栖凤为两广总督。甲申，以王崇简为礼部尚书。壬辰，免靖、沅陵等十五州县及平溪九卫所额赋。癸巳，郑成功犯温州，陷平阳、瑞安。
秋七月己亥，裁宣大总督。己酉，以潘朝选为保定巡抚。庚戌，沙尔虎达击罗刹，败之。改内三院大学士为殿阁大学士。设翰林院及掌院学士官。增各道御史三十人。己未，免桂阳、衡阳等十州县上年灾赋。甲子，以巴哈、费扬古、郭迈、屠录会、马尔济哈、鄂莫克图、坤巴图鲁、邬布格德墨尔根袍、喀兰图、鄂塞、博洛塞冷、巴特玛、巴泰俱为内大臣，赵国祚为浙江总督。李率泰专督福建。
八月癸酉，以李显贵为镶白旗汉军固山额真。丙子，敕谕多尼等，授以方略。李定国将王兴及水西宣慰使安坤等来降。癸巳，御经筵。
九月丁酉，以孙塔为镶蓝旗蒙古固山额真。庚戌，更定理藩院大辟条例。己酉，以能图为左都御史。壬子，赐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官校金。甲寅，改内院大学士觉罗巴哈纳、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额色黑、成克巩为保和殿大学士，蒋赫德、刘正宗为文华殿大学士，洪承畴、傅以渐、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卫周祚为文渊阁大学士，李霨为东阁大学士。己未，免福州、兴化、建宁三府，福宁州十二、十三两年荒赋。癸亥，发帑赐出征军士家。
冬十月壬午，以祖重光为顺天巡抚。荆州、襄阳、安陆霪雨，江溢，漂没万余人。
十一月甲午朔，海寇犯洛阳内港，官军击败之。乙未，免郧阳、襄阳荒赋。庚子，定宫中女官员额、品级。辛丑，免林县灾赋十之三。江南考官方犹、钱开宗等纳贿弃市。
十二月壬申，以索浑为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甲戌，免五台灾赋。壬午，故明宗室朱议滃率众降。乙酉，以邬赫为礼部尚书。免山阴等八县上年灾赋。戊子，以明安达礼为安南将军，率师驻防贵州。己丑，谕曰：“川、湖、云、贵之人，皆朕臣庶，寇乱以来，久罹汤火。今大军所至，有耒归者，加意拊循，令其得所。能效力建功者，不靳爵尝。”
是年，朝鲜，喀尔喀部窦尔格齐诺颜、噶尔当台吉、土谢图汗、毕席勒尔图汗、丹津喇嘛，厄鲁特部阿巴赖诺颜，车臣台吉下车臣俄木布、鄂齐尔图台吉，索伦部达把代，库尔喀部塔尔善，使尤国头目替尔库，达赖喇嘛俱来贡。朝鲜、喀尔喀土谢图汗、厄鲁特阿巴赖诺颜再至。
十六年春正月甲午，桂王将谭文犯重庆，其弟谭诣杀之，及谭弘等来降。丁酉，以徐永正为福建巡抚。庚子，多尼克云南，以捷闻。初，多尼、吴三桂、赵布泰会师于平越府之杨老堡，分三路取云南。多尼自贵阳入，渡盘江至松岭卫，与白文选遇，大败之。三桂自遵义至七星关，不得进，乃由水西间道趋乌撒。赵布泰自都匀至盘江之罗颜渡，败守将李成爵于山谷口，又败李定国于双河口，所向皆捷，遂俱抵云南，入省城。李定国、白文选奉桂王奔永昌。癸卯，以林天擎为云南巡抚。甲辰，以巴海为昂邦章京，驻防宁古塔。辛亥，赐外藩蒙古诸王贫乏者马牛羊。癸丑，以赵廷臣为云贵总督，卞三元为贵州巡抚。
二月丙寅，免潼关卫辛庄等屯上年灾赋。丁卯，海寇犯温州，官军击败之。庚午，以云、贵荡平，命今秋举会试。辛未，免荆州、潜江等九州县及沔阳、安陆二卫上年灾赋。丙子，命罗托等班师，明安达礼驻防荆州。壬午，以许文秀为山东巡抚。
三月丙申，以蒋国柱为江宁巡抚。己亥，以张仲第为延绥巡抚。戊申，以朱衣助为安徽巡抚。郑成功犯浙江太平县，官军击败之。己酉，御经筵。甲寅，命吴三桂镇云南，尚可喜镇广东，耿继茂镇四川。丁巳，免襄阳等六县灾赋。
闰三月壬戌，大学士胡世安以疾解任。丁卯，定犯赃例，满十两者流席北，应杖责者不准折赎。甲申，免钟祥县上年灾赋。图海有罪，免。丙戌，封谭弘为慕义侯，谭诣为向化侯。丁亥，以张自德为陕西巡抚。
夏四月甲寅，多尼、吴三桂军克镇南州，白文选纵火烧澜沧江铁桥遁走。我军进克永昌，李定国奉桂王走腾越，伏兵于磨盘山，我军力战，复克腾越。
五月壬戌，广西南宁、太平、思恩诸府平。己巳，以刘秉政为宁夏巡抚。晋封满朱习礼为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戊寅，官军击成功于定关，败之，斩获甚众。辛巳，发内帑银三十万两，以其半赈云、贵穷黎，其半给征兵饷。
六月庚子，朝鲜国王李淏死。壬子，郑成功陷镇江府。
秋七月丁卯，以达素为安南将军，同索洪、赖塔等率师征郑成功。丙子，郑成功犯江宁。庚辰，幸南苑。甲申，还宫。
八月己丑朔，江南官军破郑成功于高山，擒提督甘煇，烧敌船五百余艘。成功败遁，我军追至瓜州，敌兵大溃。先是，成功拥师十余万，战舰数千，抵江宁城外，列八十三营，络绎不绝，设大炮、地雷、云梯、木栅，为久困之计，军容甚盛。我军噶禇哈、马尔赛等自荆州以舟师来援，会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及游击徐登第、参将张国俊等各以军至，总督郎廷佐合军会战，水陆并进，遂以捷闻。庚寅，御经筵。癸巳，幸南苑。以刘之源为镇海大将军，同梅勒章京张元勋等驻防镇江。以葵士英为凤阳巡抚，总督漕运；宜永贵为安徽巡抚，提督操江。丙申，安南国都将武公恣遣使纳款于洪承畴军前。戊戌，还宫。甲辰，郑成功复犯崇明，官军击败之。乙己，幸南苑。丙午，还宫。
九月庚申，免台州四年至十年被寇税赋。乙亥，赐陆元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丑，以杜立德为刑部尚书。戊寅，予故朝鲜国王李洖谥，封世子棩为国王。庚辰，以海尔图为镶蓝旗汉军固山额真。辛巳，尊兴京祖陵为永陵。甲申，幸南苑。
冬十月庚戌，洪承畴以疾解经略任。甲寅，奈曼部达尔汉郡王阿汉以罪削爵为庶人。
十一月己未，论故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前罪，削巽亲王、端重亲王爵，降其子为多罗贝勒。敬谨亲王独免。壬戌，以公渥赫、公朴尔盆为内大臣。丙寅，上猎于近畿。壬申，次昌平州，上硕酒明崇祯帝陵，遣学士麻勒吉祭王承恩墓。甲戌，遣官祭明帝诸陵，并赠陵户，加修葺，禁樵采。戊寅，皇第六子奇授生。己卯，次汤泉。甲申，次三屯营。追谥明崇祯帝为壮烈愍皇帝。丙戌，吴三桂取沅江。
十二月戊戌，还京。乙己，定世职承袭例。庚戌，加公主封号。壬子，命耿继茂移驻广西。
是年，朝鲜，喀尔喀部丹津喇嘛、土谢图汗、车臣汗、毕席勒尔图汗、鲁布臧诺颜、车臣济农、昆都伦托音、士谢图汗下多尔济台吉，厄鲁特部阿布赖诺颜、达来吴霸西诺颜、俄齐尔图台吉，黑龙江能吉勒屯头目韩批理，索伦部胡尔格乌尔达尔汉俱来贡。朝鲜，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丹津喇嘛再至。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以朱国治为江宁巡抚。庚辰，京师文庙成。以能图为刑部尚书。辛巳，诏曰：“自古帝王，统御寰区，治效已臻，则乐以天下；化理未奏，则罪在朕躬。敬天勤民，道不越此。朕续承祖宗鸿绪，兢兢图治，十有七年。乃民生犹未尽遂，贪吏犹未尽除，滇、黔伏戎未靖，征调时闻。反复思维，朕实不德，负上天之简畀，忝祖宗之寄托，虚太后教育之恩，孤四海万民之望。每怀及此，罔敢即安。兹以本年正月，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抒忱引责。自今以后，元旦、冬至及朕寿令节庆贺表章，俱行停止。特颁恩赦，官民除十恶死罪外，悉减一等，军流以下，咸赦除之。直省逋赋，概予豁免。有功者录，孝义者旌。诞告中外，咸使闻知。”免洮州卫上年灾赋。甲申，免莒、宁阳十二州县上年灾赋。
二月戊子，诏京官大学士、尚书自陈。其三品以下，亲加甄别。吴三桂军破贼于普洱。征南将军赵布泰师还。壬辰，尚书刘昌自陈年老，致仕。癸巳，免贵阳等六府及土司上年灾赋。复设凤阳巡抚，驻泰州。戊戌，甄察直省督抚及京职三品以上汉官，石申、冯溥等录叙黜有差。壬寅，以林起龙为凤阳巡抚。免淮、扬、凤三府，徐州上年灾赋。定每年孟春合祭天地日月及诸神于大享殿。癸卯，谕礼部：“向来孟春祈谷礼于大享殿举行，今既行合祭礼于大享殿，以后祈谷礼于圜丘举行。”壬子，免梁城所上年灾赋。
三月癸亥，定平西、靖南二藩兵制。甲子，以史纪功为浙江巡抚。辛未，谕礼部：“朕载稽旧制，岁终袷祭之外，有奉先殿合祭之礼。自后元旦、皇太后万寿及朕寿节，合祀于奉先殿。其详议礼仪以闻。”论陷镇江罪，革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职，免死为奴，协领费雅柱等弃市。甲戊，定固山额真汉称曰都统，梅勒章京曰副都统，甲喇章京曰参领，牛录章京曰佐领。昂邦章京曰总管。满仍其旧。以袁懋功为云南巡抚。丙子，御经筵。癸未，定王、贝勒、贝子、公妻女封号。甲申，更定民公、侯、伯以下，章京以上盔缨制。
夏四月丙戌，免宝坻、丰润、武清上年灾赋。甲午，以张长庚为湖广总督。丙申，以刘祚远为保定巡抚，张椿为陕西巡抚。辛丑，诏定匿灾不报罪。癸卯，以白秉贞抚治郧阳。丙午，皇第七子隆禧生。己酉，合祀天地于大享殿。
五月乙卯朔，以觉罗伊图为吏部尚书。庚申，免绥德、肤施五州县上年灾赋。甲子，以阿思哈为兵部尚书，苏纳海为工部尚书。甲戌，以佟壮年为正蓝旗汉军都统，郭尔泰为镶白旗蒙古都统。免沅州、镇远二卫上年灾赋。己卯，诏曰：“前者屡诏引咎责躬，由今思之，皆具文而鲜实益。且十二、十三年间，时有过举，经言官指陈，虽加处分，而此心介然未释。今上天示儆，亢旱厉疫，灾眚叠至。寇盗未息，民生困悴。用是深自刻责，夙夜靡宁。从前以言获罪者，吏部列名具奏。凡国计民生利害，及朕躬阙失，各直言无隐。”庚辰，以张天福为正黄旗汉军都统。壬午，觉罗巴哈纳等以旱引罪自陈。上曰：“朕以旱灾迭见，下诏责躬。卿等合辞引罪，是仍视为具文，非朕实图改过意也。卿等职司票拟，仅守成规，未能各出所见，佐朕不逮。是皆朕不能委任大臣之咎。自后专加委任，其殚力赞襄，秉公持正，以副朕怀。”多罗信郡王多尼师还。癸未，云南土司那来降。
六月乙酉，始命翰林官于景运门入直。以阿思哈兼摄左都御史事。戊子，遣官省狱。以杨茂勋为湖广巡抚。免澧、巴陵十二州县及岳州等卫上年灾赋。己丑，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于历代帝王庙。罢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庙祀及宋臣潘美、张浚从祀。以苏纳海为兵部尚书。癸巳，以穆里玛为工部尚书，白色纯署河道总督。丙申，上以祷雨步至南郊斋宿。是日，大雨。戊戌，祀天于圜丘，又雨。己亥，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魏裔介以罪免。辛丑，命修举天下名山大川、古帝王圣贤祀典。
秋七月甲寅朔，以霍达兼摄左都御史事。和硕简亲王济度薨。戊午，编降兵为忠勇、义勇等十营，隶吴三桂，以降将马宝等统之。丁卯，移祀北岳于浑源州。己巳，免荆州、祁阳十三州及衡州等卫上年灾赋。庚午，免均、保康七州县及郧、襄二卫上年荒赋。以杨义为工部尚书。丁丑，命耿继茂移驻福建。宁古塔总管巴海败罗刹于使犬部地，招抚费牙喀十五村一百二十余户。改徙席北流犯于宁古塔。庚辰，停遣御史巡按直省。壬午，以罗托为安南将军，率师征郑成功。癸未，能图免。
八月丁亥，以彭有义为河南巡抚。己丑，免化、茂名四州县及商州所上年灾赋。庚寅，免武冈上年灾赋。丙申，云南车里土司刁木祷来降。戊戌，以沈永忠为挂印将军，镇守广东。辛丑，以爱星阿为定西将军，征李定国。壬寅，皇贵妃董鄂氏死，辍朝五日。甲辰，追封董鄂氏为皇后。己酉，降将郝承裔叛，陷邛州，围嘉定，官军击败之。辛亥，以穆里玛为镶黄旗满洲都统。
九月癸丑朔，安南国王黎维祺奉表来降。甲子，以佟凤彩为四川巡抚。丁卯，伪将邓耀据海康，官军击走之。壬申，以王登联为保定巡抚。甲戊，免保昌六县及南、韶二所十四年灾赋。戊寅，幸昌平，观故明诸陵。己卯，还宫。
冬十月丁亥，以觉罗雅布兰为刑部尚书。戊子，罢朝鲜贡鹰。辛卯，幸近郊。甲午，还宫。己亥，以郭科为工部尚书。丁未，免睢、商丘十一州县及归德、睢阳二卫上年灾赋。
十一月甲寅，免赵、柏乡四州县及真定卫上年灾赋。乙卯，免宁、上饶四十六州县上年灾赋。丁巳，撤直省恤刑官。安南将军明安达礼师还。辛酉，大学士刘正宗以罪免。壬戌，复遣御史巡按直省。乙丑，敬谨亲王尼思哈死。戊寅，免睢、虞城六州县灾赋。庚辰，免五河、安东上年灾赋。
十二月癸巳，免邳、宿迁四州县灾赋。戊戌，免庆都灾赋。甲辰，皇第八子永干生。
是岁，朝鲜、喀尔喀部丹津喇嘛，土谢图汗下万舒克诺颜、七旗，厄鲁特部鄂齐里汗，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阿里禄克山托因，虎尔哈部宜讷克，俄罗斯部察罕汗，使鹿索伦部头目布勒、苏定噶、索朗阿达尔汉子查木苏来贡。朝鲜再至。
十八年春正月壬子，上不豫。丙辰，大渐。赦死罪以下。丁巳，崩于养心殿，年二十四。遗诏曰：“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憾。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厪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室诸王贝勒等，皆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晋接既疏，恩惠复鲜，情宜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才有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已延纳。於于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侔，未能随才器使，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於廷臣，明知其不肖，不既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诸王大臣会议，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理万几，岂能一无违错？惟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纳。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过，每自刻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过端日积，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歧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尊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尽，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三月癸酉，上尊谥曰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葬孝陵。累上尊谥曰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清朝定都北京
清朝发源于东北地区的建州。十六世纪末，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四方征讨，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起后金汗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开始向明朝发起进攻，并在几年之内攻占了辽东的大部地区，迁都至沈阳。崇祯九年（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即皇帝位，继续攻击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夺得松山、锦州等地，明朝在关外仅存宁远一城，至此，清朝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入主中原的实力。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农民军李自成部进军北京，向明王朝发起总攻击。清朝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摄政王多尔衮感到时机成熟，遂于这年四月率大军西进，准备乘战乱伺机夺取明朝天下。此时李自成农民军已经攻克北京，明亡。原明平西王吴三桂据山海关降清。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和吴三桂军联兵在山海关内大败李自成农民军，农民军溃退回京。多尔衮于当日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统马步兵一万隶之。第二天即向北京进军。
清军及吴三桂部在西进京师的途中发布榜文告示，宣传“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多尔衮也极重视部队的政策与纪律，向诸将提出“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这种做法消除了许多汉族官僚地主的疑惧，因而在向北京进发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这样，清军兵不血刃，轻易地占领了北京这座故明都城。
入关后的清军把大顺农民军看作自己的主要敌人，进京后立即马不停蹄地继续深入攻击围剿。而对故明势力，清方则采取了安抚拉拢的政策。在清军的政策攻势下，直隶和山东、山西等地的大批官僚士绅归顺清朝，清朝在京畿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初步巩固。
摄政王多尔衮在占领北京后就以北京作为对关内军事、行政发号施令的指挥中心，常驻下来。
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北京行登基礼。宣布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初十，顺治帝于皇极门向全国颁即位诏书。诏书除宣布自己作为天下最高君主的无庸置疑的合法性之外，还提出五十五款。其主要内容有：加封亲王宗室及满洲开国功臣；察叙满洲将领及入关后降顺之文武官绅；赦免十月初一日以前的罪犯；加恤出征兵丁；地亩钱粮俱照前朝原额，而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减免；大兵经过地方免征正粮一半，无大兵经过者免三分之一；各直省拖欠钱粮，自五月初一以前，凡未经征收者尽行减免；等等。
清朝迁都北京，顺治帝在北京行定鼎礼，标志着清朝政权在中原地区统治的初步确立。尽管清朝统治者又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真正统一了天下，但其新的统治中心北京地区却一直是相当巩固的。北京作为清朝的首都，也就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二百多年中始终没有改变地位。
剃发令
满族习俗，男子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去一圈，只留顶心头发，编成发辫垂于背后，除家丧国丧要百日不剃外，四周头发不可蓄长。清太祖努尔哈赤立国后，要求投降或归附满洲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都必须剃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后，传令百姓，凡自行剃发者收养不杀，已经把剃发与否当作是不是投降的标志了。在辽东，这种强迫汉民剃发的做法曾经激起过汉民强烈的反抗。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清军大举入关，对于剃发问题仍然坚持传统做法。引起民众极大的不满。这种局面对于刚刚入关还立足未稳的清朝统治者显然是不利的。
在清军入关后不久，南京的故明官员建立起弘光南明政权。为了争取民心，一统天下，清廷接受吴三桂等人的建议，一度废除剃发之令。
但是，清军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的不断胜利刺激发展了满洲贵族的偏狭骄虚心理。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帝命礼部传谕京城内外，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各直省地方以部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法；有迟疑争辩者一律严惩不贷；各地方官中要严行核查，不许再以剃发事件上奏；剃发后衣帽装束也随之改易，悉从满洲制度。这就是所谓的“剃发令”。
剃发令下达之后，一些地方官吏又采取层层加码的方法，对于抗拒剃发令的民众，各地官吏和清军大都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杀戮政策，这种滥施刑罚引起各地人民极度不满，一些地区的人民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头可断，发决不可去”的口号。
清朝统治者在初入江南，统治完全没有巩固的情况下，强行推行毫无实际意义的剃发令，严重伤害了汉民的民族感情，实在是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剃发令颁布后，江南地区许多已经归顺或即将归顺的地方纷纷举行起义，江阴、嘉定、苏州等地人民武装抗清达数月之久。尽管各地起义最后都被残暴镇压，但抗清的风潮却由江南传播到全国各地。
剃发和着满洲衣冠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灭亡。这种制度虽然依靠暴力维持下来了，却一直作为民族压迫的象征，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清代的历次起义与反叛，差不多都要断辫恢复前明衣冠，以争取人心。
顺治帝亲政
清崇德八年（19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突然逝世于盛京（沈阳），死前没有对皇位继承问题做出任何安排。于是，清皇室内部为了争夺皇帝继承权，以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为一方，以皇太极的异母弟睿亲王多尔衮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后，为了保持清皇室内部的团结，斗争双方达成妥协，共同拥戴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而由济尔哈郎和多尔衮共同辅政。
八月二十五日，福临即位，改第三年年为顺治元年。不久，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称摄政王。多尔衮机智狡诈，富于政治斗争经验，在掌握摄政权力后积极排挤异己势力。
四月初九，多尔衮自任“奉命大将军”，统率满蒙八旗部队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向中原进军。清军在山海关战败李自成大顺军，于五月初二进入北京城。多尔衮因战功卓著，且为入关清军的最高统帅，其声誉和权力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关内迎降的明朝旧臣甚至有的只知顺治帝像有摄政王，而不知有顺治皇帝。这年九月，顺治帝自盛京迁移至北京，于十月一日行定鼎登基礼，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建碑记绩，而济尔哈朗仅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至此，多尔衮已经成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诸王已无力与他相抗衡。
顺治四年十一月，多尔衮受封为“皇父摄政王”，一切政务均出其手，而年幼的顺治帝只能“拱手以承祭祀”而已。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受了重伤，于十二月初九死于喀喇城。多尔衮死讯传至京城后，顺治帝诏臣民易服举丧。柩车至京，顺治帝率诸王百官孝服迎于城外。数日后，追尊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但与此同时，在多尔衮临终前曾与其密谋的英亲王阿济格回京后立即被囚禁，其亲信都被治罪。
次年正月十二日，未满13周岁的顺治帝在太和殿行亲政礼，诸王大臣上表行庆贺礼，同日颁诏大赦。此前，顺治帝传谕议政王大臣等：“朕年尚幼”，“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诸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理政三王指济尔哈朗和端重郡王博洛、敬瑾郡王尼堪，其中以济尔哈朗辈份最高，声望最重，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济尔哈朗对于顺治朝政治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济尔哈朗重新握有大权后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举动就是追论多尔衮之罪。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乾隆时代，多尔衮才得到昭雪，恢复了王爵，“世罔冈替”。
对于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皇室王公把持朝政，顺治帝非常不满。他一方面优待济尔哈朗，另一方面，抑制济尔哈朗之权。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顺治帝根据亲信大监吴良辅的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决定设置内十三衙门，部分地恢复了前明时代宦官在政治上的地位。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在顺治十年前后顺治帝已经基本上全面控制了国家权力。
顺治帝亲政后，清朝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形势都相当严峻。西南军事战线于顺治九年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国家财政危机，民饥饷绌；满汉官僚之间和他们内部派别林立，矛盾重重。顺治帝根据这种情况，整顿吏治，清除朋党，在军事上采取“剿”、“抚”相结合的政策，对百姓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方针。数年之后，清朝的政治、军事局面大为改观，为不久后“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
抗击沙俄入侵
顺治七年至十七年（1650年至1660年），沙皇俄国先后派遣哈巴罗夫和斯捷潘诺夫武装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当地清军和各族人民坚决抗击，重创沙俄侵略者，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早在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俄国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就曾派出以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远征军130余人，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进行烧杀抢掠，直到顺治三年（1646年），才取道鄂霍次克海返回雅库次克。俄国侵略者的暴行遭到当地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击，全队133人，只有53人生还俄国。
顺治七年（1650年）一月，叶罗菲·哈巴罗夫率领70名哥萨克人越过外兴安岭，侵入我国雅克萨以西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哈巴罗夫见当地人民已有准备，自己力量薄弱，乃放火烧毁村庄，撤回雅库次克。
第二年初，哈巴罗夫再次率领他新召募的一百余名侵略军侵入黑龙江流域。他们首先攻占了战略要地雅克萨城，又于同年六月向黑龙江中下游进犯。
十月到达乌扎拉村，并在此休整过冬。乌扎拉村是赫哲族人聚居地区。他们一面以简陋的武器对抗俄国侵略者，一面派人向驻守今吉林宁安的清军报警。顺治九年（1652年）春，清宁古塔章京海色率领600名清军前往乌扎拉村，同时赶来助战的还有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千余人，清朝军民英勇作战，冲入敌营，200余名沙俄侵略军被压缩成一团，但由于海色下令只准生俘，不能击杀，束缚了自身的手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致使战斗失利，清军被迫撤出乌扎拉村。尽管初战失利，仍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哈巴罗夫不敢继续深入，率部向黑龙江上游撤退。途中遭到清军及沿江各族人民的阻击。
哈巴罗夫回国后，沙皇改派斯捷潘诺夫前来中国，继续率军在黑龙江流域进行侵略。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任命沙尔虎达为第一任宁古塔昂邦章京，负责抗击沙俄侵略，保卫边境安宁。顺治十一年（1654年），沙尔虎达率满洲兵300、虎尔哈兵300、朝鲜兵100前往松花江口，抗击沙俄侵略军。当时斯捷潘诺夫率哥萨克370余名活动于该地。两军相遇，俄国侵略者倚仗船大枪多，向清军挑衅。清军占据有利地形，设置埋伏，诱敌登岸，伏兵四起，俄军大败，狼狈逃窜，许多哥萨克兵被打死打伤，士气大为低落。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清政府命尚书都统明安达礼自京师率军前往黑龙江征剿沙俄侵略军。其时斯捷潘诺夫及其部下正盘跨在呼玛尔城中。二十七日，明安达礼所部到达呼玛尔，向城内俄军发起进攻。俄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和精良的武器进行顽抗。双方激战十天，清军未能攻破呼玛尔城，反而由于劳师袭远，粮草不足，难以持久，遂班师还朝。
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斯捷潘诺夫又带领哥萨克侵略军五百余名窜到松花江流域进行骚扰。他们抢劫粮食、貂皮，杀人放火，给当地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破坏。七月十五日，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率领清军分乘47只小船，在松花江与牡丹江会流处以逸待劳，设下伏兵，高麗国闻讯，也派兵前来助战。当斯捷潘诺夫率部到来后，清军在朝鲜兵的协助下，将俄国侵略者团团包围。面对清军强有力的功势，俄军大乱，180多名哥萨克士兵脱离大队四处逃窜，斯捷潘诺夫等300余人被困核心，无法脱身。经过一场激战，清军大获全胜，打死、打伤及俘获俄军270余名，击毙敌酋斯捷潘诺夫，顺治十六年（1659年），沙尔虎达去逝，其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邦章京。顺治十七年（1660年），巴海率领清军继续在黑龙江流域进行围剿，最终肃清了中下游地区的沙俄侵略者残部。
郑成功收复台湾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元代曾设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明代治裘了这种做法。明末天启年间，大陆福建等地的移民大量移居到台湾，进一步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但是，自公元1604年起，荷兰殖民主义者多次对台湾进行侵扰。1624年，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西南部的海港鹿耳门，在沙洲上建立起一座城堡，命名为热兰遮。第二年，他们又用欺骗手段，以极低廉的价格（15匹粗布）购买下大片土地，后建立赤嵌城（地在今台南市）。1642年，荷兰人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夺得了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基本上控制了台湾岛的西部沿岸地区。荷兰殖民主义者以台湾的主宰自居，强迫当地居民和过往商客交纳高额税金，甚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当地人民的仇恨和反抗。
17世纪中叶，中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残明势力和各地人民开展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原为南明隆武政权的御营中军都督，曾被隆武帝赐国姓。隆武政权失败后，郑成功拒不投降，招兵买马组织义军继续抗清。他以厦门和金门为根据地，多次向清军发动攻击，还接受了南明永历政权授予的延平郡王封号。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率军从海路进入长江，围攻南京，并攻克了江南大片地区，最后不幸兵败，只得又回到厦门。郑成功鉴于当时全国抗清形势已经进入低潮，其所部势单力孤，所占金门、厦门二岛近迫大陆，无险可踞，决定收复台湾，作为长期与清朝对峙的基地。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率师进攻，四月初一日拂晓，至台湾岛西南部的鹿耳门港。
荷兰殖民者在热兰遮一带只有一千多人，武装力量很弱。但对郑成功大军压境，他们还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粉碎了荷兰人在海上和陆上的进攻后，郑成功部再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登陆，并在沿岸扎营，将赤嵌的普罗文查要塞和热兰遮城分割包围起来。
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人民得知郑成功率部到达，都纷纷前来迎接。由于有台湾人民的支持与配合，郑成功所部迅速在台湾站稳了脚根，迫使荷兰殖民者只能蜷缩在普罗文查和热兰遮两处要塞中。
四月初四，荷兰殖民地当局的代表同郑成功进行谈判，提出愿向郑成功支付赔款为条件，要求郑军撤离台湾。郑成功对此严厉驳斥，申明台湾一向是属于中国的，要求坚守两处要塞的荷兰人立即投降。这次谈判破裂后，普罗文查要塞司令描难实丁被迫投降。而荷兰殖民地当局所驻的热兰遮城堡却升起了表示抵抗到底的血旗。郑成功立即指挥部队攻占了热兰遮城堡外的市区。但由于荷兰人的炮火猛烈，郑军数次进攻城堡都受到挫折。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迫其投降的政策。
在对热兰遮实行围困期间，郑成功抓紧在台湾进行政权建设。五月，改赤嵌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这是台湾岛设立府县政权的开始。郑成功还颁布八项条款，严纪律，定税收，保护民众，安顿眷属，开荒屯垦。这些措施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为后来郑氏在台湾建基立业创造了条件。
远在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局得知郑成功围攻热兰遮的消息后，匆忙拼凑了一支700人的支援部队，任命考乌为总司令，分乘十艘战船，乘着南太平洋季风赶到台湾。这支援军于当年七月抵达鹿耳门海湾，但直到第二个月才全部登岸。由于有了新生力量，荷兰殖民者决定再对郑成功部队发动一次攻势。闰七月二十三日，荷兰军队从海陆两面发起进攻，妄图夺回热兰遮城堡外的市区。但这一行动遭到郑成功部队的坚决回击，荷兰军船只被击沉烧毁，士兵大量被击毙，残部再次逃回要塞。援军总司令考乌被这次失败震慑，不久就借故逃离了台湾。此后的热兰遮城堡只能是坐以待毙而已。
这年年末，郑成功围城已达九月，于是再度发动攻势。十二月初六日清晨，郑成功指挥部队用大炮猛烈轰击热兰遮城堡外围的防御工事，并攻占了城堡外的几个重要据点。在面临灭之的情况下，荷兰在台湾的殖民地最高长官揆一决定向郑成功投降。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662年2月1日），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台湾全岛正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对投降者采取宽大政策，允许他们带走私有财产和途中必要的生活用品。
郑成功在平定台湾后，广招漳、泉、惠、潮等处士民，制法律、定官制，筚路蓝缕，规模初定。但几个月之后，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八，郑成功因病逝世，享年仅三十九岁。郑成功死后，其弟郑袭在台湾自行继位，而在厦门的郑成功长子郑经也由部下拥立为延平郡王。攻台以来一直在发展激化的台湾集团和金厦集团的矛盾终于爆发。十月，郑经率师进攻台湾，驻台诸将大多投降郑经。一场内乱平定之后，以郑经为首的台湾郑氏政权才真正巩固下来。
台湾此后一直在郑氏的统治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被清朝统一。
纳兰性德传
性德，纳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子也。
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圣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令赋乾清门应制诗、译御制《松赋》，皆称旨。俄疾作，上将出塞避署，遣中官将御医视疾，命以疾增减告。遽卒，年止三十一。尝奉使塞外有所宣抚，卒后，受抚诸部款塞。上自行在遣中官祭告，其眷睐如是。
性德乡试出徐乾学门，与从研讨学术，尝裒刻宋、元人说经诸书，书为之序，以自撰《礼记陈氏集说补正》附焉，合为《通志堂经解》。
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即绘小像，仿其衣冠。坐客期许过当，弗应也。乾学谓之曰：“尔何似王逸少！”则大喜。好宾礼士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占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
魏源传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道光二年，举顺天乡试。宣宗阅其试卷，挥翰褒赏，名藉甚。会试落第，房考刘逢禄赋《两生行》惜之。两生者，谓源及龚巩祚。两人皆负才自喜，名亦相埒。源入赀为中书，至二十四年成进士。以知州废江苏，权兴化。二十八年，大水，河帅将启魏源像闸。源力争汉有得，则亲击鼓制府，总督陆建瀛驰勘得免，士民德之。补高邮，坐迟误驿褫免。副都御史袁甲三奏复其官。咸丰六年，卒。
源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尝谓河宜改复北行故道，至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河果北流。又作《筹鹾篇》上总督陶澍，谓：“自古有缉场私之法，无缉邻私之法。邻私惟有减价敌之而已。非裁费曷以轻本减价？非变法曷以裁费？”顾承平久，桡之者众。迨汉口火灾后，陆建瀛始力主行之。
源以我朝幅员广，武功实迈前古，因借观史馆官书，参以士大夫私著，排比经纬，成《圣武记》四十余万言。晚曹夷变，谓筹夷事必知夷情，复据史志及林则徐所译西夷《四州志》等，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他所著有《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古微堂诗文集》。
严复传
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早慧，嗜为文。闽督沈葆桢初创船政，招试英俊，储海军将才，得复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业，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葆桢奉命筹防，挈之东渡詷敌，勘测各海口。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每试辄最。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学成归，北洋大臣李鸿章方大治海军，以复总学堂。二十四年，诏求人才，复被荐，召对称旨。谕缮所拟万言书以进，未及用，而政局猝变。越二年，避拳乱南归。
是时人士渐倾向西人学说。复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众中陈之。
复久以海军积劳叙副将，尽弃去，入赀为同知，累保道员。宣统元年，海军部立，特授协都统，寻赐文科进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以硕学通儒征为资政院议员。三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
复殚心著述，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
其《天演论自序》有曰：“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为‘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二者即物穷理之要术也。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律，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凡复所译著，独得精微皆类此。
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辛酉秋，卒，年六十有九。著有《文集》及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
三藩之乱
“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增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早在清早入关之前，耿精忠之祖耿仲明和尚之信之父尚可喜先后降清，受到重用；吴三桂则在山海关降清，为清朝定鼎中原立过汗马功劳。清廷入关后，吴三桂等人分别率军南下追剿农民军和南明势力。顺治末年，吴三桂受封于云南，尚可喜受封于广东，耿仲明之子耿继茂受封于福建，不但各自握有重兵，而且把持地方政务，截留地方税收，成了一方的霸主。康熙初年，平定国内反清势力的战争已经全部结束，而三藩仍据于南方各省，耗费巨大的国家财政开支，而且对清廷的中央集权构成极大威胁。康熙帝亲政后，以三藩隐患为关心的第一大事，决心伺机解决。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初，尚可喜上疏请求归老辽东，由其长子尚之信继承爵，在粤继续掌管藩中事务。康熙帝认为这正是分别削弱三藩实力的良机，不允许尚之信袭爵，而令平南全藩一起撤离广东。清廷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吴三桂和不久前才袭靖南王爵位的耿精忠的不安。为了窥测清廷意向，吴三桂和耿精忠于这年七月也分别疏请撤藩。清廷中一部分人不同意遽然撤藩，认为撤藩则吴三桂必反。康熙帝却看到，吴三桂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决计三藩同时裁撤，并派员前往滇、粤、闽三省料理搬迁事宜。
吴三桂和耿精忠早怀异心，见到朝廷决然撤藩，分别积极准备反叛。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反叛，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立国号为周，令部属皆蓄发易衣冠。并命其部将马宝等率军由贵州进攻湖广，王屏藩等率军进攻四川以威协陕西。吴三桂还致书耿精忠和尚可喜以及各地旧部好友，约定共同起兵。清廷在一个月以后才得到吴三桂叛乱的消息，立即决定暂停撤平南、靖南二藩，并派兵分守荆州、常德、岳州、汉中、南昌等要地，同时还宣布削吴三桂爵，诏谕且下，“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表示了坚决镇压叛乱的决心。
吴三桂早有叛乱准备，兵精粮足，进展非常顺利。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叛军和清军几乎还没有正式对阵，就已经占据了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福建五省全部和广东、广西、浙江、江西、湖北、陕西六省的一部，形势对清廷十分不利。
康熙十三年初，吴三桂亲统主力已经抵达长江南岸，设营于松滋。这时清廷仓促布防，各地的叛清之风涌起。吴三桂如果当机立断渡江北上或是顺流而下占领江南地区，都将给清廷以沉重打击。在吴军最初的攻势面前，一些满族大臣甚至有撤回关外的打算。但吴三桂贪恋云贵根据地，又想保存实力以待天下自乱，长期下不了这决心，因而在最初几个月的长足进展之后就止步不前了。吴三桂的这一重大战略失误使清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得以从容调兵遣将，安排布防。自康熙十二年底至十三年九月，康熙帝先后任命宗室贵族顺承郡主勒尔锦等六人为大将军，率八旗劲旅和大批绿营军奔赴前线，分别担任湖广、川陕、闽浙和两江方面的统帅。勒尔锦出兵最早，又直接面对吴三桂主力，是清军诸方面军中的核心力量。但勒尔锦是纨袴子弟，既无克敌的谋略，又无进攻的勇气。因此吴三桂主力与勒尔锦部在彝陵（今宜昌）至今岳阳一线的长江两岸长期对峙，却基本上没有战斗。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1674年至1676年）间，清军与叛军的战斗主要发生在东南、西北和两广战线。
耿精忠于康熙十三年三月叛乱于福州，囚禁福建总督范承谟，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分兵三路向浙江和江西进攻。清廷数次招抚不成，于四月削耿精忠之爵以示绝裂。
耿精忠叛乱之初，曾邀台湾郑经登陆支援。但郑经率军入闽后，与耿精忠不和。反而从背后攻袭耿部，连陷数府。耿精忠腹背受敌，耿精忠无力抵抗，先杀范承谟而后降，耿精忠降后，康熙帝命还其爵如故，但在三藩之乱平定后被凌迟处死。
在平定三藩之乱初期，清廷对绿营军很有疑虑，不肯重用，对出征的绿营在待遇方面也多有有歧视。康熙十三年末，参加进剿四川的平凉提督王辅臣部因缺粮饷而发生兵变，西北战况对清廷的安危关系很大，康熙帝几欲御驾亲征。后调集甘肃绿营军张勇、王进宝、孙思克等部与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军夹击王辅臣，形势才得缓解。康熙十五年六月，王辅臣困于平凉，再度降清。吴三桂军也相继退入川中，双方在陕南一带再次陷于对峙状态，一直到最后清军全面反攻的时候。王辅臣后自杀。
两广方面最先叛应吴三桂的是孙延龄。由于他与三藩渊源甚深，清廷对他也非常不信任。康熙十三年二月，孙延龄诱杀都统王永年，自称安远大将军，配合吴三桂行动。不久，广西提督马雄亦叛，广西全陷，广东方面三面受敌，形势吃紧。平南王尚可喜始终忠于清廷，在吴三桂叛清后一直竭力支掌广东局面。但尚可喜老病，其长子尚之信昏暴狂妄，掌握着藩中实权。康熙十五年二月，吴三桂军在广东节节胜利，广东各路总兵纷纷反叛，尚之信遂降于广州，接受吴三桂封号为辅德亲王。尚可喜不能控制形势，郁愤而死。不久福建耿精忠部平定，清廷命莽依图为镇南将军入广东。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尚之信率官军剃发降清，康熙帝命其袭父王爵。在平定三藩大局初定后，尚之信于康熙十九年被处死。孙延龄则在此之前被吴三桂杀死。
康熙十六年以后，清军的作战对象主要是吴三桂军本部，战场主要在湖南和广西。驻荆州的勒尔锦和岳州外围的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仍然怯懦不敢出战，岳乐，喇布之军围攻长沙等地也没取得什么进展。但吴三桂早已成强弩之末，同样不能有所突破，双方再次陷入僵局。为了鼓舞士气，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在衡州（今衡阳）称帝，建元昭武。随后，吴军欲开辟向闽南的通道，与郑经相呼应，于是以大兵攻永兴。清军野战失利，都统宜理布等大将阵亡，永兴城被困，形势紧迫。但八月间，吴三桂病死，吴军阵营大乱。主攻永兴的马宝闻讯自焚其营垒撤军还衡州，各处吴军守将也人心瓦解，丧失斗志。
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清军向叛军发动总攻。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清三路大军相继入云南，吴军溃败不能成阵，三月，遂围昆明，吴三桂之孙吴世璠与大将郭壮图等固守孤城十余月，终因粮尽无援而生内变。吴世璠自杀，其所部开城迎降。三藩之乱平定。
清初学术思潮
明嘉靖、万历以来，长江流域一带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新的经济因素的增加，使人们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明亡后，一方面，朝廷为控制人心，积极提倡理学，使其盛极一时。另一方面，剧烈的时代动荡，更进一步要求一些思想家去思索社会问题。以致在学术上也形成了反对宋明理学的抽象纷争，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产生了一代新的治学风气。
较早开始这一新型研究的是桐城人（安徽）方以智，崇祯十四年（1641年）始，开始撰写《通雅》和《物理小识》。前书广泛记叙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涉猎天文、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等，以“备物致用，采获省力”。后书解释事物的所以然，提出寓“通几”于“质测”的科学治学方法。顺治十年（1654年）年，方以智北归后居南京高座寺开始写作《药地炮庄》一书，是“以庄子之说为药而己解为药之炮”。在这些著作中，方以智尤为注重对自然现象的实证研究，并从中阐述他的哲学理解，认识到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相通性，并始而注意吸收新传入的西方科学成就。
衡阳人（湖南）王夫之在明亡之后先是在家乡附近的“续梦庵”居住，读书和注解《易经》，不久，投入抗清斗争，又因内部斗争而离去，流寓于零陵、常宁一带的荒山之中。顺治十二年（1655年）开始撰写《周易外传》、《老子衍》、《黄书》。《周易外传》借论述《周易》研讨哲理和抒发政治抱负，提出“天才惟器而已矣”，“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推故而别致其新”等命题，发展和总结了前人的知行观与易学辩证法。顺治十五年（1658年），颜元开始写《存治编》，提出了“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的致学思想。
余姚人（浙江）黄宗羲早期与两个兄弟一起组织抗清“世忠营”，又在清兵占领浙东后率五百残兵娶寨抵抗，败后曾避居山中。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成《明夷待访录》一书，该书建立在他对家国之变的切肤感受基础上，因而由感而发，大胆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及宦官、弄臣等，认为专制君主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女子，以博我一人之产业”，进而要求托古改制，希望设立一有“条具为治大法”的理想社会，主张授田于民，发展生产，君臣共治等。随后又著成《汰存编》、《思旧录》等书，并恢复了他老师刘宗周所创办、中断了二十多年的“证人书院”，开展讲学活动，主张实用，反对空谈，提倡功用。黄宗羲的讲学一时轰动大江南北，以致形成了著名的浙东学派。
昆山人（江苏）顾炎武也差不多于此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顾炎武早年与归庄等人一起参加抗清斗争，因“感四国之虞，耻经生之寡术”，他开始收集史书中有关地理沿革的记载，并参考各郡县志书和章奏文册，进行实地造访，结合当时社会经济变化，开始撰写《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顺治十九年（1662年），《天下郡国利病书》成，以实证的方法，将研究与国计民生结合一体，开辟了别具一格的治学方向。他撰写了《日知录》、《音学五书》等充分运用实证方法加以研究的著述，这两本书所采用的治学方法曾给后来清代学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清康熙四年（1665年），王夫之于隐居中写成《读四书大全说》，对宣扬理学的《四书大全》逐条进行批判，论证了“致知格物亦有行”的论题，驳斥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强调“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
在这期间，黄宗羲仍致力于开办证人书院，并于康熙七年（1668年）在今奉化举办了“讲经会”，以扩大他的学术影响。为讲学的需要，也为给自己的理论提供系统的依据，他系统查阅了宋元迄明末六七百年间的学术文献。康熙十四年（1675年）编定了217卷的《明文集》。次年，又撰写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大规模的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它第一次把一代思想家及主要代表作系统排比、分清流源、渊源，考订著作的性质、年代，“不拘定局”地写成首尾一贯、体例明晰、评说力求公允的学术思想史。黄宗羲的学术成就顿时震憾朝野，康熙十六年，学士叶方蔼以诗讽黄宗羲出山辅政，黄婉言拒绝，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完成了诸如《明史案》（此书失）、《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明文海》等书，自定编成《南雷文定》，写做了《宋元学案》的一部分。
这时，清初的几位大思想家都有的进入暮年，有的已经谢世。王夫之虽年老身病，仍顽强投身学术研究。康熙十四年（1675年），他迁至“湘西草堂”之后，在石船山写作《读通鉴论》一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书成。该书以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所载史料为背景，上自秦始皇，下止五代，涉及宋元明，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问题做了广泛论述。批驳了“君权神授”的观点，提出“理在势中”、“势相激而理随以易”的思想，充分体现了清初学术的客观历史主义及批判论的精神。
此前，颜元因广泛的游历，见学者“人人禅子，家家虚文”，发现程朱之祸“甚于扬、墨，烈于嬴秦”，专门撰成《存学编》、《存性编》，批判程朱陆王等空泛之学。接着所写的《存人编》则肯定“情欲”是人的“真情至性”。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颜元开始撰写《四书正误》和《朱子语类评》，两书专门摘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和《朱子语类》中的语言逐条加以批判，语辞甚为激烈、大胆，主张结合实际的作法和风气。
与此相呼应，则又有朱之瑜、陈确、傅山、唐甄等也纷纷撰书讲学，终于开创了清始以来的一代新的学风，他们对封建制度、宋明理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学以致用、经世之学的学风的倡导，对后代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留下大量丰富、厚实的学术成果。
清政府统一台湾
郑成功及其子郑经在收复台湾后，仍然用南明永历年号，以明朝遗臣的身分继续同清廷对抗。但是，清朝政府经过入关之后数十年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了其地位，国内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已趋于缓和，台湾郑氏实际上成为阻碍国家走向统一的一股割据势力。早在康熙初年，统一台湾的问题已经提到清朝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上来，只是由于掌握实际权力的鳌拜集团以为“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才被搁置下来。
“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乘机率军进攻福建等地，客观上起了侧应吴三桂叛军的作用，增加了清军平息叛乱的困难。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夏，郑经军连遭失败，才再度退归台湾。
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郑经病逝于台湾，其子郑克壤监国。郑经的亲信侍卫冯锡范等人为了争夺权力，诱杀了郑克壤，又奉郑经年幼次子郑克塽继位。此后台湾地方大权落入冯锡范与刘国轩二人手中。郑氏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岛上人心不稳。
这年六月，康熙帝在确知郑经已死和台湾统治集团内乱的消息后，即谕令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人乘机进兵台湾、澎湖。但由于当时进军准备尚不充分，水军提督万正色等人对进取台湾又存有疑议，这次军事行动没能立即实施。稍后由于内部长学士李光地的荐举，康熙帝决定任用熟悉海上情况，并曾为郑成功部将的施琅，于七月任命他为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太保，率军进攻台湾。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施琅至福建上任，即于厦门调集军队，修整船只，积极准备攻台。台湾方面得知情况，也加强了防备，以刘国轩统兵六千人镇守海上要冲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率军由铜山（今东山）出发，进军澎湖。这时澎湖的刘国轩部已增兵至二万，战船二百余艘，而且在岸上和外布列了大炮和炮船，防御体系相当坚固。十六日，清军发起进攻，刘国轩迎战，双方各有伤亡。施琅首战不胜，只得暂时退兵，集全军船队于八罩屿。二十二日，施琅再次发动进攻，派总后官陈蟒、董义等分别率船攻打牛心湾、基隆屿，作为偏师和疑兵，自己则率大船五十余艘居中直冲娘妈宫。刘国轩亲率船队迎战。双方自辰时开战，炮火交攻，极其激烈。至巳时，南风忽起，施琅命乘风放火，郑军于是大溃，战船大量被击沉焚毁，一些将士阵前投降，刘国轩仅率残余的31只大小船只自吼门逃走。澎湖36岛于是全部剃发归清。
澎湖的失陷引起台湾郑氏当局的极大恐慌。七月二十七日，郑克塽正式向清军递降表，台湾自此统一于清朝。
施琅在台湾也采取了安民措施。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来到台湾，颁布《谕台湾安民告示》，提出“土地既入版图，则人民皆属赤子，保义抚绥，倍常加意”。又严束部队，不许扰民。台湾全局于是安定如常。
在平定台湾郑氏之后，清廷内部对于如何处置台湾这个岛屿发生过分歧。一部分人主张彻底放弃台湾，迁其人，弃其地，而以兵力驻防澎湖。施琅则力主坚守台湾。他的数次上疏陈述利害，建议留守台湾。
清廷最后做出决定，在台湾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清朝驻台湾的第一批文武官员全部就职。
康熙南巡
康熙帝即位后，经过二十余年的励精图治，创下了重大业绩，先后平定三藩之乱，击败沙俄侵略，收复台湾。国内形势得到了稳定。于是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起，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次下江南巡视，也成为他的重要业绩之一。
康熙像自从宋代以来，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汇合。明末清初，因战事频繁，黄河没有治理，因此水灾时有发生。顺治至康熙初年，即决堤八十余次。不仅淹没宿迁以东的今江苏淮安七州县，而且危及南北运输的命脉——运河，每年400万漕粮的北运，常因黄河水患而受阻。因此，康熙深知治河的重要性，早在平定三藩之前，就列入国家亟须解决的三件要务，书于宫中柱上。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他第一次南巡到山东泰山，再到宿迁，查访了黄河北堤岸180里。随后到宝应、高邮一带，再由扬州到京口，乘沙船西下，抵苏州而回。在南京，康熙帝亲自祭奠了明太祖陵墓，又赴高家堰检查堤岸工程，最后经泗水回曲阜，拜谒孔林后，由德州返回。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帝开始第二次南巡，于二月到达杭州，渡过钱塘江拜谒禹陵，三月由南京起程回北京。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二月，康熙与皇太后一同举行第三次南巡，他“亲乘小舟，不避水险，各处周览，”还登上堤岸，用水平仪测量地势水位，命令河道总督于成龙绘出河图。经过实地勘测，康熙帝认识到造成水患的原因，是“黄河逼近清口，黄水倒灌，以致淤垫。”于是洪泽湖的水位低于黄河，下游山阳、高邮等七洲县尽被淹没。针对此弊，他提出要“深浚河身”，加高两岸堤坝，使河水湍急，带走泥沙入海。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第四次南巡中，又查看了高家堰、徐家湾、翟家坝等处堤岸工程。两年后，康熙帝南巡到济宁，看到黄河情况已与初次南巡泛滥横行时大不一样。初次所见，两岸人烟树木历历在目，船高地低十分明显。二次南巡时，则只见两旁堤岸。至四次南巡中，船已低于河岸不少。显然浚通河岸、加高堤坝已经收到了较大效果。此后，黄河水患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康熙帝的最后一次南巡是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他检查溜淮套后来到杭州，住至四月回京。他在谕旨中自称：“朕廑念河防，屡行亲阅，凡自昔河道之源流，治河之得失，按图考绩，靡不周知。”
康熙南巡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查访江南的吏治民情，笼络团结汉族士大夫。江南是明朝的心腹之地，物产丰富，人才荟萃。而自清兵入关以后，在江南扬州、嘉定等地进行了血腥镇压，引起汉族士大夫的普遍抵触情绪。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康熙在南巡途中广泛接见当地的名士闻人，屡加慰抚，这些都起到了笼络人心，消除对立情绪的作用。在南巡中，康熙还通过耳闻目睹的了解，对吏治进行考察，发现了一批人才。
康熙在六次南巡中，勤于公事，不讲排场，巡访所需费用及供应物品，大多数出自内务府开销。沿途所设行宫，也比较俭仆。尽管康熙帝的六次南巡不可能做到毫不扰民，在南京、杭州等地由李煦、曹寅安排的行宫也是相当豪华的，但与其前其后的各代皇帝相比，从他南巡的主要目的看，他的六次南巡还是应当作为正面业绩予以肯定。
雅克萨之战
顺治年间，中国军民击毙了沙俄侵略头子斯捷潘诺夫，将沙俄侵略者赶出了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但他们仍占据着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城（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等待时机，策划着新的侵略活动。康熙四年（1665年），俄军重占雅克萨城，并建堡筑寨，勒索财物，设置殖民农庄，奴役和镇压当地中国人民。康熙十五至二十一年（1676～1682年）沙俄又利用清廷全力镇压南方“三藩之乱”、无暇北顾之机，派出大量军队入侵黑龙江各支流，并调集大批枪炮、物资到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加强侵略力量。对此，清朝政府多次提出交涉、抗议，警告他们必须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沙俄侵略者不但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公然在中国领土上设立据点，强征贡赋，开采银矿，烧杀抢掠。清政府忍无可忍，遂于“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立即集中力量，准备武力驱逐沙俄侵略者。
事先，康熙帝总结了三十多年来与沙俄斗争的经验，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清廷以萨布索为第一任黑龙江将军，着手扫除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设置的侵略据点。与此同时，当地各族人民也纷纷拿起武器，以各种形式打击沙俄侵略军。在各族人民的配合下，清军相继拔除了许多俄军据点。至该年年底，除尼布楚、雅克萨等少数地区外，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
在加紧军事布署的同时，清政府始终未放弃谋求政治解决的努力，曾通过各种途径表示，只要沙俄停止侵略活动，清朝愿与之保持和平。直到大兵进发雅克萨之前，康熙帝还写信给沙皇，劝其迅速撤回雅克萨之兵，“互相贸易遣使，和睦相处”。但是，沙俄政府将清方的和平努力看成是软弱可欺，不但不予接受，反而继续扩大侵略。他们调整了侵略黑龙江地区的军事指挥机构，任命熟悉当地情况且以骁勇著称的弗拉索夫和托尔布津分别担任尼布楚和雅克萨督军，又增调援军，贮存粮草，加固城防，还派普鲁士军官拜顿在托博尔斯克召募哥萨克来中国助战。至此，清政府已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武力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月，都统彭春、郎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分率满、蒙、汉等官兵三千余人自黑龙江城（今瑗珲）和卜魁城（今齐齐哈尔），水旱两路向雅克萨进发。五月二十二日，彭春率部抵达雅克萨城下，立即向俄方发出咨文，要求其撤出雅克萨，归还逃人，以雅库（今俄罗斯雅库次克）为界，遭到俄方拒绝。次日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城。二十五日，一队增援雅克萨的俄军自黑龙江顺流而下，被清军将领林兴珠率福建藤牌兵拦于江西。一场激战，毙伤俄军四十余人。随即，清军架设“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向雅克萨城猛烈轰击，同时水陆并进，四面围攻。经过一昼夜激战，俄军伤亡惨重，城内到处起火。二十六日，郎谈命积柴焚城。俄国雅克萨督军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只得出城投降，并发誓不再回雅克萨城。清军准其投降。派人将托尔布津及其手下官兵、眷属等七百余人送到额尔古纳河河口，收复了被俄军侵占达20年的雅克萨城。不久，清军撤回黑龙江城。
托尔布津等残兵败将回到尼布楚后，仍不死心。正项拜顿率领六百名哥萨克援兵也到达尼布楚，又探得清军全部撤退，并未留兵驻防的消息，遂率领五百余名俄军返回雅克萨，加筑工事，重新盘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萨布素、郎谈、班达尔沙等奉命率领清军2100余人会师于查克丹，再次进兵雅克萨。命俄俘鄂克索木果带信入城警告俄军，如不立即撤出，必将其全部歼灭。是时，盘踞城中的俄国侵略军共有800余人，他们凭借充足的火器装备、弹药粮草和坚固的城防工事负隅顽抗，并自城中频繁出击，不让清军炮位和攻城器械逼近城墙。萨布素率领清军将士在当地各族人民的协助下，屡次击败出城挑战的俄军。六月初九日夜，萨布素下令向雅克萨城发起进攻。自夜到晨，重创俄军，数日之内毙敌100余人，托尔布津也中炮毙命，由拜顿继任其职。但是，由于清军除拥有少量大炮外，士兵作战主要依靠刀矛弓箭，杀伤力较小，对攻坚战尤为不利，故未能迅速拿下雅克萨城，战事一时陷入僵持状态。萨布素等为避免牺牲过大，停止强攻，于城外东、南、北三面挖掘长壕，修筑堡垒，又于城西江南布置水师，封锁来自尼布楚方向的援兵航道，对城中俄军进行长期围困。由于城中无井，通常依靠通向黑龙江的水道引来水源。清军经过四昼夜激战，切断了城中水源。数月之后，城中饮水、粮食、弹药皆已告罄，加之疾疫流行，800多名俄军只剩下66人，尼布楚方面也无力派来援军，困守雅克萨的俄国侵略者已经濒临绝境。
尽管清方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但为求得边界上持久的和平，仍然不断谋求与沙俄进行谈判。此时的俄国，正值彼得一世之姐索菲亚公主执政，统权极不稳固，不可能再派大批军队前来中国，眼看困在雅克萨的俄军将被全歼，遂决定接受清政府的建议，派出以戈洛文为全权代表的谈判使团与清朝进行边界谈判。该年十月，俄国信使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等到达北京，呈递沙皇给康熙帝的书信，要求清政府停止攻打雅克萨，等待戈洛文一行到达后进行谈判。清政府以礼接待了俄国信使，并在雅克萨城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同意了俄国的请求，命令萨布素等撤雅克萨之围，又派太医赴雅克萨为患病俄军治疗，且发粮赈济，保住了坐困城中坐以待毙的俄国人性命。次年七月，清政府闻知戈洛文使团抵达边境，遂命萨布素等率部返回黑龙江、墨尔根（今嫩江）等地驻守。至此，历时两年之久的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正式结束。
《尼布楚条约》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后，沙俄见仅靠武装入侵难以实现其对中国进委侵略扩张的目的，遂改变策略，企图以军事侵略和外交谈判交替使用，迫使清政府就范。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正月，沙皇政府任命戈洛文为对清谈判使团全权大使，率使团于正月十三日自莫斯科启程来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八月，戈洛文一行到达贝加尔湖东岸。
戈洛文一行在贝加尔湖东岸一带停留了两年时间。因此时清军已然撤消雅克萨之围，戈洛文就不急于与清方谈判。他一面窥探清政府的意图；一面竭力鼓动中国喀尔喀蒙古各部脱离清朝，臣服于俄国。遭到喀尔喀蒙古领袖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的坚决拒绝。戈洛文见挑拔离间难以奏效，又企图以武力逼蒙古各部屈服。是年冬，戈洛文诬陷蒙古人民偷盗俄军牛羊马匹，命俄军闯入蒙古牧区进行烧杀抢掠，俄国侵略者的暴行遭到喀尔喀蒙古人民的坚决反击。十二月，蒙古军民在楚库柏兴（今色楞格斯克）一带打败俄军，迫使戈洛文等躲在城中不敢出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六月，正当喀尔喀蒙古各部抗俄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之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以“为弟报仇”为借口大举入侵喀尔喀蒙古。喀尔喀各部相继战败，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等率数十万众南归，要求清政府予以保护。戈洛文见有机可乘，遂与噶尔丹相勾结，派俄军分路出击，逼迫喀尔喀各部归顺俄国。由于喀尔喀蒙古人民的坚决反对，戈洛文一伙的阴谋未能得逞。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清政府派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组成谈判使团，取道蒙古前往楚库柏兴与俄使进行谈判。索额图等行至蒙古，正值噶尔丹大举入侵，道路受阻，不得不暂时返回北京。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索额图等再次启程，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梦（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六月，使团到达尼布楚。
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半月有余，仍不见戈洛文等前来，反受到俄国方面无理指责，说中国使团带军队前来违反国际法准则，又诬陷中国士兵途经雅克萨时杀死两名俄国人，还要求中国使团驻地不得离尼布楚城太近，应退往额尔古纳河口等等。对此，索额图等据理予以驳斥。
七月初五日，戈洛文使团到达尼布楚。初八日，双方进行第一轮会谈。谈判一开始，双方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戈洛文一口咬定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俄国领土，却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指责中国“突然派兵侵犯”俄国领土，制造流血事件，引起战争，要求清政府赔偿俄国损失，惩办有关人员。索额图对戈洛文的无稽之谈逐条予以驳斥，以大量事实说明，鄂嫩、尼布楚等地皆为中国人民世代居住之地，当地人民一直向中国政府交税，其首领和子孙至今仍在，因俄国侵略而逃到内地。索额图在回顾了俄国侵略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以后指出，当地中国各族人民多年来遭到俄国侵略者的蹂躏，绝不是如戈洛文所言仅仅为“小小纷争”。对此，中国政府曾多次提出抗议、警告，但俄方始终置若罔闻，中国忍无可忍，只得以武力驱逐侵略者。因此，引起战争的正是俄国的侵略和屠杀，如果说要“惩凶”、“赔偿”的话，那么俄国首先应惩办侵略凶手，赔偿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最后，索额图表示，中国使团是为争取和平而来，故只谈边界划分，谋求达成协议，并不想要求俄方“惩凶”和“赔偿”。在无可争辨的事实面前，戈洛文等理屈词穷，无话可说，在随后进行的划界谈判中，戈洛文首先提出以黑龙江为中俄两国边界的方案，遭到索额图等断然拒绝。清方提出以勒拿河与贝加尔湖划界，也未被俄方接受。第一天会谈没有结果。
次日举行第二次会谈。开始，戈洛文仍坚持以黑龙江划界，后见中国使团坚决反对，又提出以牛满河为界，仍将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划归俄国。时此，中国使团当然不会同意，但索额图等以为俄方已然让步，于是提出以尼布楚为界的新方案。由于中国使团缺乏外交谈判经验，一下子就将事先确定的最后方案拿了出来，因而上了戈洛文等人的当，将尼布楚轻易划给了俄国。戈洛文见清方肯让出尼布楚，不由喜出望外，但为了勒索更多的利益，故意与中国使团继续纠缠，拒绝了这一方案。第二天会谈仍无结果。
索额图等不知戈洛文的真正意途，以为最后方案遭到拒绝，谈判已经破裂，准备返回北京。戈洛文一见，急忙通过在中国使团中充当译员的两名传教士——法国人张诚和葡萄牙人徐日升，劝中国使团留下来继续谈判。七月初十至二十三日，张诚与徐日升频繁往来于中、俄使团驻地，进行会外活动。经过激烈的，中国使团又作出一系列重大让步，有些甚至超出了康熙帝允许的范围。戈洛文等见此行目的已基本达到，又赶上大批受俄军残害的中国各族人民听到中国使团到来的消息，纷纷突破俄军封锁，来到尼布楚附近，引起他们的恐慌，于是表示愿意接受中国使团的方案，同意撤出雅克萨。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两国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共六条，内容如下：一、以流入黑龙江的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直到海边为界，山南归中国，山北归俄罗斯。二、额尔古纳河以南属中国，以北属俄罗斯，其南岸眉勒尔客河口所有俄罗斯房舍均迁往北岸。三、将雅克萨地方俄罗斯所修之城尽行收图拆毁，雅克萨所居俄罗斯人民及诸物尽行撤往察汉汗之地。四、凡猎户人等断不许越界，有越界者即行擒拿，送各地方官惩处。从前一切旧事不议，中国所有俄罗斯之人或俄罗斯所有中国之人均不必遣返。五、今既永相和好，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六、不得容留对方逃亡者，一经发现即行送还。另外，双方还商定将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正式文本为拉丁文本，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另有满文和俄文副本。《尼布楚条约》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其内容也未超出两国政府愿意接受的范围。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时，两国边境相对安定，人民往来和贸易关系皆有所发展。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淄川（今山东淄博）蒲家庄人。蒲松龄出身于“书香”门第，19岁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但此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才考得了一个岁贡。科举不得意，他便一生隐居，做私塾先生，生活相当清苦。正是因为科举的失意，使他从不满科举制度开始，逐渐看到现实中诸多的黑暗，而贫困的生活，又使他能够体恤农民的疾苦，以致其部分作品能够摆脱个人的积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矛盾，表达出人民的某些思想和愿望。
蒲松龄一生著述颇丰。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诗集六卷，文集四卷，通俗俚曲14种，以及长篇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等。《聊斋》是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中绝大多数篇章记述了当时民间和下层文士间的故事传说。作者有意借用花妖狐魅的故事抒发自己的情感，寄托自己的悲愤，以避开当时严酷的文网。
《聊斋志异》的主要篇章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书中有部分作品对科举制度的腐败进行了猛烈抨击。蒲松龄一生深受科举之害，对其弊端感受尤深，因而这类作品入木三分，思想性特别突出。《聊斋》还以大量篇幅揭露了现实政治的腐败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迫害。《聊斋》的少数篇章还赞美了劳动者善良、纯朴、豪爽、机智的优秀品格。
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聊斋》最突出的艺术风格。在许多篇章中，妖魅和幽幽冥间都起着重要作用。作者有意将妖魅人格化、社会化，借助妖魅的超现实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物的刻划也很独特，生动是一方面，几笔就能传神，更重要的是作者表现人物不拘泥于现实，敢于突破生与死、人与妖的界限，因而给人一种亦真亦幻又鲜明可爱的感觉。情节的曲折也增加了作品的魅力。整体而言，《聊斋志异》是部针贬现实的好作品，但其中亦宣传了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等宿命论的观念，这就导致了作品思想意义的复杂性。
《聊斋》问世之后风靡一时，形成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一个高峰。《聊斋》之后，文坛上出现大量摹仿作品，《谐铎》、《夜谭随录》、《阅微草堂笔记》即此类作品。这些作品或仅搬用《聊斋》的形式，或思想趋于保守，离《聊斋》达到的艺术境界相去甚远。《聊斋》的精华所在，如现实精神、精湛的白描刻划与讽刺手法倒是被清代长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儒林外史》等继承下来。
吴敬梓塑像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乾隆盛世”时，吴敬梓创作了杰出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县人，清代著名文学家。出身于科甲鼎盛的缙绅世家，36岁时曾被荐应博学鸿词考试，即以病辞，54岁时（1754）穷愁潦倒死于扬州。《儒林外史》的社会批判锋芒所指，主要集中在封建科举制度对士人灵魂的腐蚀毒化方面。吴敬梓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俯视整个封建文化，深刻地剖析了儒林众生的种种心态和生态。《儒林外史》以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它对晚清谴责小说及现代讽刺文学都有深远影响。它与稍晚的《红楼梦》同样标志了中国长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成熟。
曹雪芹与《红楼梦》
曹雪芹（1715～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是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江宁织造，家世在祖父曹寅时达到鼎盛。由于雍正初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株连，曹雪芹之父曹頫被革职下狱，抄没家产，家道从此日渐衰微。曹雪芹经历了由锦衣玉食的宫廷贵族到“举家食粥”的贫民百姓的沧桑之变，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命运有切身感受，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
《红楼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为经线，纵向剖析了造成悲剧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同时以贾府的兴衰为纬线，横向展示了由众多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由此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使读者看到封建制度行将崩溃的必然命运。《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是辉煌的。首先，曹雪芹以精雕细琢的功夫，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其次，小说以贾、林、薛的爱情婚姻纠葛为主线，把众多的人物、事件组织起来，情节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网状结构，既宏大又清晰，有条不紊地将错综复杂的内容表现出来。《红楼梦》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巨大创造和发展，成为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的高峰，给后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对《红楼梦》的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
改土归流
雍正年间，清政府在西南大部地区废止当地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实行的世袭土司制度，按内地制度重新建立行政区划，委派有任期的“流官”进行直接治理，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史称“改土归流”。
自元代以来，中央王朝一直在我国西南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地苗、瑶、壮、白、彝、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在实现了军事征服或政治征服之后，推行“羁縻”政策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统治制度，是与当地少数民族经济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相适应的。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土司制度又分为土司、土官两种。土司是指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组成世袭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镇抚司、长官司等，虽然接受中央王朝封赐的官爵名号，但因其治区的土地和人民均归其所有，故实际上属于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土官指按内地行政制度设立府、州、厅、县等地方机构，委派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头人等担任土知府、土知州等等，往往也是具土官之名，行土司之实。随着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的日益加强，土司制度越来越成为当地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碍，更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自明代开始，中央政府即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规模很小，影响不大，未能造成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制度的重大变化。一些土司辖地数百里，拥兵以万计，对治区人民残酷压榨，疯狂掠夺，有些地区虽已实行了改土归流，但由于土司制度根深蒂固，仍是“土目盘踞，文武官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
明末清初以来，中原地区与边远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密切，特别是大批汉族人民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屯垦，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对当地落后的土司制度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脱离土司制度的束缚。但由于清初中央政府忙于国家的统一和抵抗沙俄入侵，一时无暇顾及西南地区土司制度的改革，使土司制度得以沿袭下来。雍正年间，清廷统治力量大为增强，初步解决了北方的民族叛乱和沙俄入侵问题，立刻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请求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就近划归云南，实行改土归流，随即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广大地区普通推行。由清朝政府分别设置府、厅、州、县等行政机构，派有任期、非世袭的流官进行治理，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在推行改土归流过程中，主持其事的鄂尔泰等人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和平招抚和武力镇压两种手法。大致看来，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多以招抚为主，而在云南、贵州两省，则曾大规模武力镇压。
贵州为苗族聚居地区，清王朝统治较为薄弱。雍正四年（1726年），清军进攻广顺府长寨等地，镇压了当地苗民的反抗，强迫其剃发易服，并力行保甲，稽查户口，又乘胜招抚了广顺、今惠水、镇宁、今镇宁、永丰、安顺等地1000余处苗寨。随即，清军进兵黔东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苗疆，相继占领古州（今榕江）、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都江、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等地，讨伐了不肯降服的苗寨，设官管辖，驻兵镇守，从而开辟了通向湖南、广东的水陆交通。但是，由于清廷派驻当地的文武官员肆意欺压苗民，敲榨勒索，引起广大苗族人民的强烈不满。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江、台拱地区苗民奋起反抗清王朝的残暴统治，攻陷凯里、黄平州，震动了整个苗疆。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率兵前往镇压。张照一向反对鄂尔泰等人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又不懂军事，以致旷日持久，师劳无功。刚刚即位不久的乾隆帝下令罢免张照，改派以前平苗有功的张广泗前往贵州负责苗疆事务。张广泗分兵三路，对各地生、熟苗民进行大肆屠戮，焚毁苗寨1200余处，擒斩苗民数万人，镇压了当地苗民的反抗斗争，并在贵州各地强行改土归流，加强了清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
云南是土司势力较强大的地区。一些顽固的土司、土官，为维护其传统的世袭统治地位和种种特权，极力反对清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甚至不惜发动武装叛乱。雍正八年（1730年），乌蒙（今云南昭通）土司禄鼎坤利用当地彝民对镇守乌蒙的清军总兵刘起元贪污暴戾、军纪败坏的不满情绪，率其族人禄鼎新、禄万福等发动叛乱，杀死刘起元，攻陷乌蒙，周围东川（今云南会泽）、镇雄、威宁等地大小土司、土目纷纷响应。叛乱者袭杀塘兵，劫夺粮运，拆毁桥梁，阻断要隘，给正在进行的改土归流造成极大破坏。鄂尔泰调集清军一万余人，分兵三路进行镇压：鄂尔泰亲自督阵，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将叛乱镇压下去，保证了当地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在滇南，清廷革除了镇沅、沾益州、赭乐、威远、广南等地的土司、土目，派同知刘洪度暂客镇沅府事务。土目刀如珍不肯交出所占民田，煽动当地彝民杀死刘洪度，发动叛乱。清廷派兵镇压，将已革土司、土目全部徙往外省安置，然后进军澜沧江下游，连破险隘，直抵孟养，除江外车里等地土司依然保留外，其余全部改流，升普洱为府，驻兵防守。
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推行的改土归流制度，限制和部队消除了各地土司的割据势力和特权，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特别是在平定土司叛乱过程中对各地人民的残酷屠戮，也给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军机处的设立
清初承明朝旧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至雍正年间，因与准噶尔部作战，往返战报频繁，而内阁距内廷过远，不能亲授机宜，为紧急处理西北军务，始左隆宗门内设立“军需房”，亦称“军机房”。挑选内阁中谨慎可靠的官员办理机密事务。雍正七年（1729年），任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张廷玉办理事务。次年添设军机章京。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军机处初设时所掌仅限军事，其后事权逐渐扩大，总职掌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具体职权则既重要，又广泛。其作为皇帝私人的工作班子，直接听命于皇帝，“常日值禁廷以待召见”，拟定皇帝发布的谕旨，办理皇帝交议的大政，审办大狱案件，奏补文武官员，考查行军之山川道里与兵马钱粮，查考大典礼旧案与考证历史事件，等等。并兼管方略馆和内翻书房。所谓“军国大计，罔不总揽”。且在京各衙门，惟军机处不在十五道稽察之内。故此，军机处在清代国家机关中，虽居于内阁之下，其实权却已超越内阁。军机处的设立，实质在于分内阁之权，以利于皇帝集权独裁，是为统治者加强君权的一种措施。
军机处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产物，其特点为处理政务迅速而机密，但自身无独立性。军机处起草的谕旨，先下内阁，以次及于部院，层层下达者称“明发”；不经内阁，由军机处封缄严密，驿马传递，直达督抚者为“廷寄”，其主要传送重要机密事件，据缓急分为日行三、四、五、六百里或八百里。地方督抚的奏折亦直接送军机处直达皇帝。“廷寄”制度的建立，使皇帝的意志得以毫无阻碍直达地方，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军机处为办理机务，承写密旨之地，关防严密。军机处虽然地位显赫，但须绝对听命附属于皇帝，没有丝毫独立行动和决策的余地。军机处的组织形式也很特别，既无官署（仅有值房），又无专官（均为兼职），亦无属吏，为非独立、非正式的衙门。
军机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又称“枢臣”）、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又称“枢曹”），都是兼职。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院、寺等衙门堂官）中特选，或由军机章京升任，其权超越大学士。军机章京初无定额，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及六部司员中传取任用。随军机处事权的扩大，成为“天下政务之总汇”，清统治者为避免“君权旁落”，采取了一些限制方法，以掣其权。如军机处印信收藏于“大内”，凡有应用印之官文书，须由值日章京亲到内奏事太监处“请印”，用毕即行送还。
军机处在其沿革中曾有反复。雍正十三年（1735年），弘历帝即位，于当年十月废军机处，改设“总理事务处”。原办理军机事务的大臣，有的改“协办总理事务”，有的回本任。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弘历又谕令大学士鄂尔泰等仍办理国机事务。军机处停两年后至此恢复，总理事务处废除。嘉庆年间，军机处更加巩固，职权日益发展，以至修会典时，将其列为正式机关。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另设督办政务处，略分军机处之职。到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改设责任内阁，执政一百八十余年的军机处始告废止。
清王朝的中枢机构，由最初的议政大臣会议为最高中枢机构，到顺治年间设立内阁，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削弱王公贵族权力，再到康熙时设立南书房，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机要秘书班子拟写谕旨，发布政令。压抑阁权，直至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掌握军国大政。内阁宰辅，名存实无；以及雍正元年（1723年）将掌勘察官府公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隶属于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取消六科奏事中负责封驳皇帝诏旨的职权，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二十二道）合称“科道”，分别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使自唐朝以来封国家监察机关“台”、“涑”并列局面合而为一，专制皇权不断得到加强，将以皇权为核心的清代封建专制主义推上了历史的最高峰。
《四库全书》
清代统治者自入关后很重视搜集和编纂古代典籍，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编修书籍甚多，其中如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荟萃群书，融贯古今，有一万卷之巨。到乾隆年间，清朝进入鼎盛阶段，国家富足，社会也较为安定，为更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提供了条件。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帝谕令全国各省官员广泛搜集前代遗书和本朝人的著作。谕令说：‘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以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谕令下达后，安徽学政朱筠于十一月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一是抓紧搜集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二是充分利用皇家藏书，公布内廷藏书目录，并组织人员从内廷收藏的残本《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三是著录与校勘并重；四是对于金石、图谱，也要留心搜集。朱筠的建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交军机大臣讨论后决定：选派翰林官员开馆编辑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与各省采进的书籍，成书后总名《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开馆，馆址设在北京东安门外的翰林院。四库全书馆设有正、副总裁，总纂官、总阅官、总校官、纂修官，以及提调官、监督官、监造官等。在前后九年时间里，正式任命的纂修官员先后共计360人，此外还征用了大量的抄写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库全书馆里聚集了全国最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纪昀、戴震等人。
纪昀是直隶献县人，才思敏捷，学问渊通，自开馆即充任总纂官，与修书活动相始终，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出力最多。全书的体例、分类和各种类中书籍的排列次序等都是由纪昀一手确定。他把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之中，“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编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成为目录学史上总结性的著作。由于他在编纂《四库全书》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表现出的卓越才华，纪昀被人称作“一代文宗”。
充任纂修官的戴震是极负盛名的汉学大师，皖派领袖，以举人身份而蒙特召人馆，负责辑校《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和校勘古籍。他的学问根基深厚，馆中其他人遇有疑难，经常向他求教，戴震在馆数年，晨夕披检，靡间寒暑，辑出久已亡佚不传的《算经五书》，并且校订整理了《水经注》、《仪礼集释》等大量古籍，为《四库全书》的修纂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积劳成疾，戴震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于馆中逝世。
为了编纂《四库全书》，清廷进行了大规模的征集图书的工作。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1772年至1778年），乾隆帝多次下诏访求图书，自各地征集到的图书总数达13000多种，其中有许多是举世罕见的珍本秘籍。这些书籍大部分征自文化特别发达的浙江地区，当地的一些著名藏书家，如扬州马裕、宁波范懋柱等人，进献图书都在六百种以上。这样一次规模空前的征集图书活动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材料。
在征集到的大量图书中，包括一部分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特别是明清之际的一些野史稗乘，颇多“违碍悖逆”之词。乾隆帝征集图书，修纂《四库全书》，目的在于巩固其统治，对这些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因而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就谕令四库馆和各省官员，一定要趁此征书之机，大力查禁一切违碍图书，尽数销毁。其时文字狱正盛，各处官员对禁书之令不敢怠慢，于是在征书的同时，又大肆收缴禁书，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万多部，而且查禁的范围不但包括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还包括许多学士文人的文集、笔记、奏疏以及剧作曲本，甚至一些宋、元时代有关抗击辽、金、元兵的作品也遭到毁禁。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对许多古籍中一些“违碍”的章节、段落和字句进行了削删窜改，使得一些珍贵典籍面目全非。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第一份《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正式修成。这部巨大的丛书集古今图书3500多种，共计79000余卷，内容包罗万象。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分类，共四十四类，其中十五类下又分为六十五属。其基本分类为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共十类；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共十五类；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共十四类；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共五类。所收书籍不但包括一般著述，还包括一部分丛书以及如《册府元龟》和《佩文韵府》这类的巨型类书和工具书。《四库全书》“以万千之遗书而汇为一团，以多数之简册而勒成一部，不惟齐整，易于保存，且完备，易于寻觅。吾国先人之宝籍得赖以不坠者，亦斯役之力也。”
在编纂过程中，《四库全书》的编者为收入全书和未收而存目的书籍共10200余种撰写了提要。每篇提要都开列书名、卷数、采进来历，考证作者名号经历，介绍书籍的性质与内容大要，评论其得失利弊，说明其流播与影响。这些提要由纪昀编排统稿，按《四库全书》的部类次序编辑成书，即所谓《四库全书总目》。由于各书提要均出自渊深学者之手，概括明晰又常有独到见解，再配合以《四库全书》严密精致的分类框架，所收书目又数量宏大，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因而成为我国目录学中最高成就之作，对后世的学术影响巨大。《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最初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内廷刊刻，后来民间依殿本翻刻，得在全国广泛流传。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没有刊印本，编成后仅抄写了七份，各装订成三万六千多册，分别貯于北京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抄成后又多次重校、补校。后来由于战乱，文源阁本、文汇阁本和文宗阁本都荡然无存；文澜阁本毁损过半后补抄完整，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栈、文溯阁本现在分别珍藏在杭州、台北、北京和甘肃兰州。
天下第一贪官
和珅姓钮祜禄氏，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少时家贫，以官学生充銮仪卫校尉。因其机灵善辩，仪表堂堂，一次偶然机会，得到乾隆帝赏识，遂步步高升，以侍卫擢副都统，迁侍郎，入军机，授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晋封一等忠襄公，赏戴双眼花翎，在乾隆后期任军机大臣达二十四年之久，成为乾隆朝最受宠信的权臣。其子因绅殷德尚公主，其弟和琳曾任四川总督，一门豪贵，势焰熏天，朝中文武争相奔走其门。
和珅本无才学，品行也不端正，惟靠善伺乾隆帝之喜怒以得宠，在其把持朝政的20多年中，公然卖官鬻爵，招权纳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凡不附已者，辄借机在乾隆帝面前进行陷害，必欲去之而后快。朝廷内外，自督抚至于府县，皆以贿赂和珅为巩固自己地位和升官发财的途径。致使一生聚敛了惊人的财富，成为清代最大的贪污犯。不仅如此，和坤还依恃乾隆帝的宠爱，出入宫廷，凡遇喜爱之物，则迳自占为己有；四方进贡之奇珍异宝，往往也是上好者落入和珅之手，次一等的方才献入宫中。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将皇位传给太子颙琰，改元嘉庆，自为太上皇，仍对和珅宠信有加。嘉庆帝虽心中对和坤极为厌恶，但碍于父亲，仍不得不勉强容忍，竭力周旋，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病逝，和珅失去靠山，嘉庆帝立即指使给事中广泰、王念孙，御史广兴、郑葆鸿等参劾和坤种种专权不法。初八日将和珅革职下狱，户部尚书福长安等也被指为和坤党附而革职拿问。十五日，嘉庆帝颁发诏书，宣布和珅20条大罪，命王公大臣会审，和珅一一招供不讳。十八日，令和珅于狱中自尽。福长安以党附和珅，命其至和珅狱中跪视和珅自尽后，押回本狱，定斩监候，秋后处决；和珅已死，削去公爵，撤出太庙，并毁专祠；丰绅殷德因尚公主，留袭伯爵，余皆斥革；和珅亲信苏凌附、吴省兰、李潢、李光云等皆降革有差；其余为和珅荐举或曾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
嘉庆帝治和珅罪，派人查抄其家产，其家产登记者共109号，已估价者26号，值银202000千多万两。当时清廷每年财政收入为4000余万两，而和坤家财仅已估价者即相当清朝全国五年的财政收入。所有抄没的财产，入国库者为数甚微，赏给臣下者亦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皆入于宫禁，故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
清代文字狱
封建社会中，因文字著述被罗织罪名、酿成冤案的，称为文字狱。从明代开始，封建中央集权得到加强，文字狱的发生，也走向高潮。清朝取代明朝后，由于满洲贵族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为了镇压下层人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反抗，清政府制造的文字狱也达到了顶点。粗略计算，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僧人函可作私史被流徒案到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生员贺国盛上“笃国策”案，共发生有案可查的大小文字狱110余次，因之被杀、被流放者达二百余人之多。这些文字狱，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顺治初年到康熙末年，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字狱，主要表现在部分明朝遗民、下层士人对清满洲贵族“以夷凌华”不满，从而在撰述中仍用明朝纪年，甚至诋毁清政权，遭致镇压的几件大案。顺治二年，僧人函可在自撰诗文野史中流露出留恋明朝、攻击清朝的思绪，被人举报，清政权将函可流放东北，禁止刊行其诗作。顺治十八年（1661年），浙江发生了清初最大的文字狱案——庄廷《明史》案。浙江富户庄廷购到明末文士朱国桢所撰《明史》稿本，窃为己作，并补写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其中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政权为政朔，又有指斥清朝词句。被人告发，酿成大狱。已死的庄廷被剖棺戮尸，其弟庄廷铖等72人被杀，株连下狱的族人邻里达上千人。被害人中还包括江南名士查继佐、潘柽章、陆圻等多人。此案至康熙二年（1663年）才结案。康熙四年（1665年）江南人邹流骑因刊刻其师吴伟业著《鹿樵纪闻》被下狱，焚书。同年山东即墨文士黄培诗集中有怀恋旧明、攻击清朝诗句，黄被处死，2130余人下狱，江南名士顾炎武也被株连。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当时另一桩大狱。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在明史馆修明史时，把明朝遗老记述收入己作《南山集》，根据安徽桐城文士方孝标《滇黔纪闻》议论南明史事，认为顺治朝不属正统。被御史赵申乔告发，戴名世处斩，江南名士方苞、王源等大族三百余人或下狱，或流放东北为奴。
雍正朝为文字狱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康熙多位皇子之间发生夺位之事，雍正帝继位后便以文字狱形式翦除敌对势力，许多文字狱表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雍正三年（1725年）权重一时的大将军年羹尧引起雍正帝猜忌，抓住他奏折中“夕惕朝乾”四字写错，定下数十条大罪将其处死抄家。年氏朋党官员五十余人受株连革职。其中年羹尧门下幕僚汪景祺在所作《西征随笔》中为功臣受贬鸣不平，并有影射攻击雍正帝、诽谤满族的词句。汪景祺被处斩，亲族流放东北为奴。次年，年羹尧的另一幕僚钱名世因曾写诗吹捧年氏，雍正帝将其圈禁，特制“名教罪人”匾额加以羞辱。同年，内阁学士查嗣庭在任江西主考官时，雍正帝以其出试题荒谬，有“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是把雍正“正”字拆成“一止”；又有依附权臣隆科多，对康熙时《南山集》文字狱不满等罪状，将查氏处死，家人流放。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狱曾静、张熙投书案。湖南文人曾静令其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岳飞后人，劝其起兵反清，并列举雍正有弑父篡位，杀兄屠弟的罪行。岳立即向朝廷举报，将曾、张拘捕。在审理中，查出曾静的思想是读了清初学者吕留良著作后产生的，宫中记述来自被镇压的雍正诸弟胤禛、胤禟手下太监。于是雍正把吕留良的子孙及胤禛、胤禟余党尽行下狱。并发布多次谕旨，批驳对他的攻击，汇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广为刊刻发布。已死的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其余儿子、弟子多人处死，族人大批流放为奴。曾静、张熙作为自新之人释放，但乾隆时又被处死。
清代文字狱的高潮是在第三阶段，即乾隆朝。这一时期清统治进入相对稳定阶段，民族矛盾、内部矛盾相对缓和，而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清朝廷一方面实行文化专制的高压手段，另一方面利用修书来羁縻上层知识分子。文字狱表现的特点是案例繁多，大案却少；无辜受害者多，有意攻击者少。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一件震动全国的文字狱——伪孙嘉淦奏稿案可算作一个例子。乾隆四年（1739年），京师曾有传闻，指斥朝中权要张廷玉、鄂尔泰等。至乾隆十六年云南忽然发现一份流传于商人中的工部尚书孙嘉淦奏折底稿，稿中指责乾隆帝犯有“五不解、十大过”，如征金川恣意用兵，南巡费用无度等。乾隆帝下令在全国追查，发现传抄者极广，遍及十几个省内，上至提督，下至贩夫走卒，近至京师官学，远至土司边寨。追查中被株连下狱者达数千人，仍不知首作者下落。两年多以后，只得指控江西千总卢鲁生、刘时达父子为罪魁，处死结案。乾隆二十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是一件影响较大的案件。乾隆前期，雍正帝老臣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势力极大，党附颇多，互相攻击排挤，乾隆帝抓住鄂门下弟子胡中藻诗中一些字句捕风捉影，对两派都进行了打击。乾隆四十年以后，随着《四库全书》的修撰，全国掀起了一场查抄禁书浪潮，发生的文字狱多与此有关。在著书立说中，除徐述夔《一柱楼诗稿》有较明显的反清意向外，其余多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冤案。
乾隆朝以后，由于川陕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其无暇顾及文化方面的控制，文字狱急剧减少，惩治也渐渐宽松。如嘉庆四年（1799年）江苏监生周砎上条陈指责朝政，达几十款之多，嘉庆帝并未如乾隆例子以严惩，仅令送回原籍管束了事。
清朝文字狱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
鸦片战争
十八世纪末，英国开始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同时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道光十八年（1838年），鸦片输入量已达四万余箱。烟毒在中国泛滥，民气不振，官府腐败，军队失去斗志，白银大量外流。这年十二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次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商议对策，一面整顿海防，缉拿烟贩；一面通知外国烟贩在三天内将所存烟全部交出，并要求他们出具甘结，保证以后永不携带鸦片来华。否则一经查出，货即没收，人即正法。林则徐还严正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迫于形势，英、美烟贩被迫陆续交出所存鸦片两万余箱，共计237万多斤。六月三日至二十五日，林则徐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八月，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政府上下哗然，十月，正式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次年二月，正式任命乔治·懿律为东方远征军总司令，兼谈判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为副代表。是年六月，英军战船18艘抵达广东海面，并在美、法两国支持下，挑起战端，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军首先进犯广州海口，这时林则徐已任两广总督，他制定了以守为战的积极防御战略，认真备战。他相信民心可用，于是招募但户、渔民五六千人编为水勇，并告示民众：英军兵船一进内河，人人可持刀痛杀。英军见广州防备森严，不便进攻，就北犯厦门。这时已调任为闽浙总督邓廷桢督师迎战，击退英军。于是英军又继续北上，攻陷定海，八月，到达天津大沽口，向清政府递交了英外交大臣巴麦写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及向清政府提出赔款、割地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则“必相战不息”，以武力威胁清政府。这时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等为首的驰禁派，借机向道光皇帝进谗言。道光皇帝看到英军来势凶猛，于是发生动摇，指责林则徐禁烟措施失当，并派琦善到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琦善一再妥协，并散布英军船坚炮利，难以取胜的谣言，并说即便今年能把英军击退，明年它们依旧还会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与此同时还向英人表示，一定替英国惩办林则徐、邓廷桢，只要英军退回广东，一切问题都可在广州谈判解决。在琦善的允诺下，英军同意退回南方交涉。九月，道光皇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广州继续与英军议和。不久，又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之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十一月二十九日，琦善到达广州，首先查办了“林则徐禁烟案”，并自动撤防，解散水勇，摆出与英人议和的态势。道光二十一年（1811年）一月七日，英军乘琦善解除战备之时，派军舰突然袭击沙角、大角炮台。清军不敌，副将陈连升及其子举鹏、守台张清龄均战死，沙角、大角两座炮台相继陷落。此时，广东巡抚怡良、将军阿精阿、副都统英隆等人都主张立即增兵反击，均遭琦善拒绝。一月二十五日，琦善乘船亲自前往狮子洋面与义律会晤于莲花山，全部接受了义律提出的《穿鼻草约》，允割香港，赔烟价60万元，开放广州等。
鸦片战争遗址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皇帝对《穿鼻草约》所提条件不予批准，感到有损尊严，因此又倾向主战。当得知沙角、大角炮台被占的消息后，于一月底决定对英宣战，并派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到广东主持战事。英军闻讯后，在奕山还未到达广州时，就派兵进攻虎门炮台，守将提督关天培率兵坚守，终因寡不敌众，与将士数百人全部殉国，虎门炮台陷落。三月，英军继续发动进攻，占领了离广州城30里的二沙尾炮台，后又攻陷海珠等炮台，此时广州城完全陷于英军的威胁之中。四月，奕山率大军17000人齐集广州，于五月二十一目怀着侥幸心理派军队夜袭英舰，初获小胜。第二天，英军开始反扑，经过五天激战，城外炮台尽失。二十七日，奕山竖白旗向英军乞和，并签订了《广州和约》，答应缴赎城费六千万元，一周内交付，清军退出广州城六十英里。道光皇帝听到消息后，借口“准令通商”，批准了《广州和约》。五月底，广州城郊兰元里等地民众数万，奋起抗英，迫使英军退回军舰。
这年四月，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穿鼻草约》，认为所得利益太少，不予批准，并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扩大对华战争。临行前，英国首相训令璞鼎查，让他到中国后，再占舟山，恫吓清政府。英外交大臣给璞鼎查的训令中指示，只有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英国提出的全部要求，签订一个有广泛特权的条约，才能停止军事行动。八月，璞鼎查抵达中国。这时，清政府对英国调兵遣将扩大战争毫无准备，沿海各省还在继续裁兵撤勇。八月初，两江总督裕谦获知英军准备再度进犯浙江的消息后，奏请朝廷暂缓撤退江、浙两省调防官兵，可是道光皇帝却批驳说：“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这样当战争爆发后，清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八月二十六日英军首先攻陷厦门。后又进攻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5000守军奋战六昼夜，最后全部牺牲，定海再次失陷。接着，英军进攻镇海，裕谦率军队浴血奋战，终因力战不支，镇海城陷，裕谦投水自尽。不久之后，宁波也失陷，英军在进获浙江的同时，先后两次进攻台湾，遭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英军被歼俘数百人，只好退却。
在浙江连失三城，清军相继失利的情况下，清政府又急忙派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率兵救援浙江，并从江西、湖北、安徽、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调集军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奕经及各省军队陆续到达绍兴前线。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奕经命令部队从绍兴分兵三路，冒雨向宁波、镇海、定海出发，希望同时收复三城。因事机不密，英军早有准备，清军大败，奕经撤到广州，从此畏战议和，不敢再战。道光皇帝闻知奕经惨败，从此便停止调兵，一意求和，并派盛京将军耆英带同伊里布到浙江与英军议和，要他们千万不能失去议和的良机。然而，英军对耆英等人的求和活动不予理睬，进一步对清军进行攻击，要彻底压服清政府，不许清政府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五月，英军又攻占了江、浙海防重镇乍浦。六月，英国又从印度派来援兵，进攻长江口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奋起抗击，力竭牺牲，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而后，英军又进犯镇江，副都统海龄率领军民殊死奋战，重伤英军，最后镇江失守。八月初，英军到达南京江面。二十九日，耆英与璞鼎查在南京江面英舰皋华号上，按照英国提出的全部条款，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虎门销烟
十九世纪开始，鸦片大量涌人中国。面对着烟毒泛滥带来的种种危害，清廷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形成驰禁派和严禁派之争。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折，提出放弃禁烟政策。驰禁派的主张受到一部分开明官员的反对。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痛陈鸦片的种种危害，提出严禁的主张。提出以“重治吸食”的办法，抵制鸦片的输入。道光皇帝把他的奏折发给各省将军及督抚大军复议。七月，林则徐遵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六条，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同时在两湖地区切实执行禁烟措施，成绩显著。九月，他又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一折，进一步指出鸦片的祸害。面对鸦片造成的“兵弱银涸”的严重形势，道光皇帝倾向了严禁派的主张，决定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三月十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经过调查，确定禁烟应先断绝鸦片的来源，所以一面与邓廷祯和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加紧整顿海防，一面严拿烟贩，并缉拿颠地，惩处受贿买放的水师官弁，并调查了解鸦片屯户、小贩的活动以及贩卖内幕。十八日，林则徐召集行商，宣布禁烟政策，传令烟贩三日内从速将存放的鸦片尽数缴出，造具清册，经点检后毁掉。并要他们保证以后永远不再带鸦片，如有重犯，一经查出，全部没收，人即正法。林则徐还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日。”表示了禁绝鸦片的决心。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在接到通知后，便想方设法抗拒禁烟，唆使英商拒交鸦片。英国方面还用威胁手段相对抗，令珠江口外英船开到香港，悬挂英国国旗，由英军舰调度，作出战斗态势；又抗议中国在广州设防，准备迫令英国侨民撤离广州。二十四日，义律经澳门潜入广州洋馆，指使烟贩颠地乘夜逃走。为此，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封锁洋馆，撤出仆役，断绝了广州与澳门的交通。义律得知这些情况后，觉得无法用直接抵抗办法来保护鸦片贸易，便想利用缴烟一事引起中英两国的直接冲突，以此来破坏林则徐的禁烟。于是他命令英商交出鸦片，并保证其所受损失由英政府赔偿，同时为联合美国共同侵华，也让美商交出鸦片，损失将来也由英国政府负责赔偿。英美烟贩在得到义律的保证后，陆续交出鸦片两万多箱，合计2376000余斤。义律交出烟后，林则徐立即下令恢复中英贸易。
六月三日至二十五日，林则徐率领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所缴获的鸦片当众销毁。海滩高处用树栅围起，开池漫卤，然后投进石灰，倾刻间池内沸腾。最后打开池前涵洞，被烧毁的鸦片，随潮冲人大海。整个销烟过程，准许外国人观看。前去现场观看的中国百姓熙熙嚷嚷，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虎门销烟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是中国反对外来侵略的一项重大胜利。
东南沿海人民抗英
鸦片战争期间，在广州，城外有名的十三行被英军洗劫一空；在乍浦，平民百姓惨遭杀害；在镇江，房屋被毁，盐艘巨舶焚烧一空。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英军占据广州城外炮台后，经常到附近村落奸淫掳掠，甚至盗掘坟墓，窃取祭物，从而激起民愤。五月二十九日，三元里附近各乡农民、丝织工人和打石工人等方面的代表在牛栏冈举行会议，决定联合起来，抗敌自卫，“每乡设大旗一面，上书乡名，大锣数面，倘有缓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就在这一天，一小股英军闯到三元里抢劫行凶，调戏妇女，村民奋起搏斗，菜农韦绍光等当场打死英兵八人，其余英兵狼狈逃走。事后三元里村民料定英军不会甘心，齐集村北三元古庙，决心保卫村庄，相约以庙内的三星旗做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后又联络附近一百零三乡人民，共商对敌之策。这支队伍中有贫苦农民，有纺织、打石和烧炭工人，有渔民、有秘密会党成员，也有爱国土绅。
三十日清晨，5000义勇逼近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四方炮台。英军司令卧乌古派布尔利少将带兵留守炮台，自己率领千余名官兵出来迎战。义勇按照事先商定的战术，且战且退。临近十二时，英军被诱至丘岭起伏的牛栏冈，手持刀矛锄耙的万余名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把英军团团围住，进行肉搏。下午一时，天空下起大雨，英军火药受潮，枪炮失灵，不敢恋战，便开始撤退。群众奋起追击，一部分英军又陷重围。三元里数万群众又将英军分割包围，进行肉搏战，打死英军少校毕霞。直到深夜援军到达，被围的英军才撤回四方炮台。这一仗，伤毙英军近五十名，还缴获许多战利品。第二天三元里群众再次出动，围困四方炮台，番禺（今广州市附近）、南海（今广州市附近）、佛山、增城（今广东增城县）、花县（今广东等县）等地义勇也赶来支援。英军躲在炮台里，束手无策。后派出汉奸混出重围。英国全权代表义律闻讯后，向广东官府告急，并威胁说：“再有义勇相扰，则将打破议和，大举进攻”。奕山即令广州知府余保纯等出城，“步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术。”由于余保纯的欺骗、威胁诱降，一部分土绅动摇后，又帮助余保纯诱骗群众撤离四方炮台，才使英军逃脱重围。六月七日，义律贴出告示进行恫吓。广州人民针锋相对加以批驳，并宣布“不用官用，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报我各乡惨毒之害也”。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面旗帜。
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等地人民，都对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福建，英军攻占厦门后，到附近各乡抢劫，遭到乡民抵抗。击毙英军数百名，打伤上千名。迫使英军不敢久驻厦门，退守鼓浪屿。晋江（今泉州附近）、惠安（今福建惠安县）、南安（今福建南安）、厦门（今厦门）各厅县群众纷纷“自相团练，各保乡村”。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十月间，英国军舰曾两次进犯台湾。在兵备道姚莹、总兵达洪阿的“自己乡邦”号召和支持下，成立自卫团体，民众达万多人。他们守本庄并听官调遣，配合清军两次击退英军进犯。
在浙江、定海三十六岙群众齐集神庙，订立盟誓，相约同心杀敌。发布《告白》，表示与守军“逢人即杀，见船无备遂烧。……一次不成，二次再举。水战不胜，陆战再图。明不得手，暗可施谋。或放虫下毒，或挟刀行刺，使彼防有所不及，备有不能行”，直到把侵略者连船带人一起消灭。他们协助守军作战，捉汉奸，破坏英军食物、淡水供应，不断袭击零星外出滋扰的英军。
镇海乡民伏击英军侦察队，俘获英军官兵。宁波人民的自卫武装组织——黑水党，广泛采用游击战术，在城内外埋伏，截杀小股英军。鄞县（今浙江奉北附近）、慈溪（今浙江宁波市慈溪镇）等县也组成团练乡勇数万，还击侵略军进犯。
在江苏，英军闯入长江以后，沿江农民、渔民、盐民和船夫等，到处奋起还击。崇明（今江东崇明）武装民众事先设下埋伏，派人诱敌上岛入埋伏圈，然后打击。太仓（今江苏太仓）、江阴农民以竿干、锄头袭击英军。妇女儿童加入战斗行列，用石块奋击。靖江（今江苏靖江）人民阻止英军抢劫，一童子从城上投砖石，击毙英军一人。英舰三艘再次来犯，靖江知县杨凤，率军千余人防守江堤，击伤敌舰一艘。
在广东，林则徐主持战争期间，人民纷纷参加他所招募的水勇和士绅组织的团练，支持配合清军作战。
东南沿海人民的抗英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打响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枪。
魏源与《海国图志》
魏源，湖南邵阳人。青年时代随父入京，得刘逄禄、龚自珍等人指教。曾任内阁中书，在任期间，利用清朝内阁所藏丰富的文化典籍的有利条件，致力于研究历史典籍，为后来编写《海国图志》奠定基础。
鸦片战争前，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撰筹漕、筹、筹词篇、湖广水利议等；并助江苏巡抚筹办漕运、水利等事务，使他对中国社会问题了解颇多。
鸦片战争中，曾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参加浙江防务，对鸦片战争感触颇深，思想受到强烈刺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痛愤时事，完成《圣武记》，探讨清朝政治军事得失。
魏源研究儒学经学，但认为经学之所以重要，是为了“求道”和“制事”。其目的“通经致用”。要以古代历史为借鉴，解决当时现实问题。因此，在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启发下，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考察，提出学习西方，以强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江苏镇江，魏源接受林则徐嘱托，依据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写成《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刻本五十卷，出版于扬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刻本增订为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年）又扩编为一百卷，出版于扬州。
这本书较《四洲志》更充实，并有图表说明。其特点“彼皆以中士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
魏源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不知“夷情”。指出“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悉夷情。”为了解外国情形，改变对世界的无知状态，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用很大篇幅记叙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政情，其中对英国介绍尤为详尽。魏源指出，英国远处大西洋的“夐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且其兴起晚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但英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认为英国能够发展，主要是发展海外贸易。以武力为后盾开拓海外殖民贸易，进而骤然致富。
魏源指出中国要想战胜英国侵略者，只靠考据、词章、义理不够。必须“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向西方学习“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西方的坚船和炮，是“奇技”而非“淫巧”。并批评顽固派反对“师夷”的闭塞无知。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师夷”与“御夷”联系起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正是魏源编篡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和目的。
《海国图志》中指明，使西方国家富强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三个方面都应该学，缺一不可。魏源指出中国应该引进西方先进的造船、造炮的技术；编练近代海国舰队，并像西方国家那样管理、训练、指挥，并且，要创办民用工业，允许民间设厂造船，以富国强兵。这就是“制夷”的具体措施。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美国历史地理、政治、选举都有所议论，尤其对议会及选举等感兴趣。
《海国图志》是当时中国人编写的最详备的介绍世界史地和部分科技知识的巨著，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中英《南京条约》
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二月，英国政府派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并以东印度公司前驻广州大班的德庇时、罗宾臣为第二三商务监督，试图通过地方当局和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达到增加口岸、扩大中英贸易的目的。临行前，英国外相巴麦尊曾给律劳卑训令，要他来华后必须开辟商埠、推销鸦片、获得海军据点，以便适当时机进行武装侵略。
次年七月，律劳卑到达澳门，随即要求清政府与他进行直接联系，为此遭到两广总督卢坤的抵制。九月，律劳卑令两只英国兵船，强行驶入珠江口，轰击虎门炮台，并煽动在广州的英商支持他的行动。在此形势下卢坤下令中止中英贸易。从而使64家英商经济利益受到威胁。
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巴麦尊将原来驻华的三个商务监督，改为一个，并任命义律担任此职，决心用武力支持在华的商务谈判。这时，在鸦片问题上，清朝政府内驰禁派与严禁派斗争激烈。广东邓廷祯坚持禁烟主张，并在广州查禁鸦片，使义律在广州的活动受阻。于是，义律要求英国政府使用武力，得到英国政府同意。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率领舰船到广州示威。
次年三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这时，在华的鸦片贩子以英商名义上书巴麦尊，要求英政府过问，采取重大措施，把对华贸易放在“安全和坚固的基础上”。英国国内伦敦等很多地方商会也一致主张对中国使用武力，迫使中国开放口岸、协定关税、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等，此为日后南京条约的雏形。
九月，巴麦尊接到义律关于中国禁烟情况的正式报告，当即表示动用武力对付中国。十月，密函通知义律，英国政府决定派海军“远征”中国，届时封锁广州、白河，占领舟山，拘捕中国船只。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月，英王维多利亚在议会上发表演说，预示英国政府发动对华战争决心。二月，巴麦尊等任命懿律、义律为对华交涉的全权代表，并具体部署对华作战步骤。同时照会清政府，要求赔偿烟款、割岛屿、偿还商欠等，并声明英国远征军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在给义律训令中详细规定，凡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开放五口岸等项，一概包括在内。
三四月，英国议院通过对华侵略政策。六月，鸦片战争爆发。次年一月，中英签订了《穿鼻草约》，英国政府对此《草约》并不满意，认为勒索鸦片赔款太少，《草约》中对军费、商欠又一字未提，又要过早撤出舟山。于是解除了义律在华职务，以璞鼎查来代替，要以扩大战争来攫取远比《穿鼻草约》更多的利益。在璞鼎查启程来华前，巴麦尊给以详细的训令，规定抵华后的步骤，要求必须使中国全权代表无条件地接受英国所提出的全部要求，英国才停止军事活动。
八月，璞鼎查到达澳门，立即向广东当局递交了一份议和纲要。声明如果中国不派全权代表接受纲要上所列举的全部条款，就要北上进攻中国，并拒绝以广东地方官为谈判对手。接着，便进军北上，攻占了宁波，并声称将中国沿海区域并入英国版图。
遭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道光决意妥协，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会和。但英国为迫使清政府接受全部条款，决定不到南京不进行谈判。于是六月进犯长江。八月，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牛鉴出面乞降，璞鼎查以其“无权作主”不答应议和。随后英舰佯装进攻，伊里布、牛鉴等连夜派人到英舰，表示钦差大臣耆英即日到省，并出示道光“永定和”谕旨。次日，耆英、伊里布赶到南京。耆英给道光皇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以传闻，今既亲自上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制伏”。就这样，在炮口的威逼下，接受了璞鼎查提出议和的全部条款。八月二十九日，耆英、伊里布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完全按照英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南京条约》（又称《江南条约》）。
《南京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有：
（1）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携带家眷寄居、贸易通商。英国可以在上述口岸设领事，管理商事；
（2）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常远据守主掌，任其立法治理；
（3）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银元；
（4）英国商人在粤贸易，原归商行办理，现规定英国人在通商口岸，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中国赔英商欠款300万银元；
（5）中国赔偿英国军费1200万银元；
（6）以上三条计赔英款2100万银元，广州赎城费在外。分期交清，按期未交足数，以每年百元加息五银元：
（7）英国商人在通商各口应纳进出口货税，均宜秉公议定细则；
（8）中国六百万银元鸦片赔款交足，英军退出南京、白河口等，并不再阻拦中国各省商贾贸易，退出镇江。但舟山、鼓浪屿两岛英军待赔款全部交清，各通商口岸开辟，方撤出；
（9）为英国效劳的奸细全然免罪，被监禁起来的要加恩释放。
《南京条约》签订后，为了议定关税税率及其他有关问题，中英又在广州继续谈判。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十月，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
英国又从这两个条约中取得了如下特权：
（1）领事裁判权。据五口通商章程，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理：
（2）据五口通商章程，英商大部分主要进口货物按时价的百分之五交税；
（3）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据虎门条约，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时，英国人可一律均沾；
（4）英国可派军舰常驻中国各通商口岸；
（5）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
《海关税则》是璞鼎查委派英国怡和洋行职员罗伯聃拟定的。分为出口和进口两大类，前者包括六十一种货物；后者包括四十八种货物。绝大部分出口货和进口货的税率，都比鸦片战争前降低百分之五十左右，有的甚至降低百分之九十。这个税则的签订，使中国海关失去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从此开始一步步地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吸取了《劝世良言》中所宣传的创造天地万物人的“神天上帝”，是惟一真神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最早接受洪秀全拜上帝思想的是他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第二年，洪秀全与冯云山一起到广西贵县一带进行“拜上帝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不久，洪秀全又回到广东花县家乡进行理论创作。洪秀全先后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三篇著作。《原道救世歌》宣传宇宙间惟一主宰，拯救万物的真神是上帝，“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传”。又说，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这就否定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原道醒世训》中说，天下男人都是兄弟之辈，天下女子都是姊妹之群，不应存在此疆彼界之私，更不应存在你吞我并之念，同时还宣传了经济上的平等思想。《原道觉世训》中明确地把皇帝指作“阎罗妖”，把贪官污吏指作“妖卒鬼徒”，蔑视皇权，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消灭“阎罗妖”。在同一时间里，冯云山在紫荆山区进行“拜上帝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半年，“拜上帝会”会员已达二千多人。是年八月，洪秀全再次到广西，在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共同制定“拜上帝会”的各种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并派人四处发展会员，其会员主要是贫苦农民。第二年七月，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和洪秀全、冯云山结成异姓兄弟，“拜上帝会”从此有了领导核心。
“拜上帝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同封建势力的斗争逐渐公开化，会员开始捣毁甘王庙及紫荆山区的神庙社坛，与地主团练也展开了斗争。道光三十年（1850年）广西群众的反抗斗争继续增多。同年七月，洪秀全发布“团营”总动员令，各地会员纷纷变卖田产房屋，向“拜上帝会”总机关所在地金田村进发。十一月，各路会员均汇集在金田村，约二万人。在“团营”过程中制备器械，编制营伍，一同拜上帝，广大分散的农民组织成一个严密的武装团体。
道光三十年（1851年1月11日）十二月十日，“拜上帝会”会员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随即东进，占领交通要道江口镇。“天地会”罗大纲、苏三娘（女）等率众几千人也投入太平军，声势更加壮大。三月，太平军转而西进，人武宣县境。洪秀全在武宣东乡即位称大王，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此后半年，太平军转战武宣、象州和紫荆山区，设法打破清军的包围堵截。九月，太平军乘胜攻克永安州城（今蒙山县），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城池。洪秀全在这里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又封秦日纲、胡以晃为丞相，罗大纲为总制。其余有功将士，均分别擢拔任职。洪秀全又针对农民起义队伍在战斗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发布许多诏令：严禁兵将私藏在战斗中缴获的各种财物。巩固圣库制度，告诫全军恪守天条天令，严守纪律，警惕敌人的诱惑；勉励将士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同时，清除了暗藏的奸细。《太平诏书》、《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天父下凡诏书》等一批重大文献也先后刊刻公布。这就是著名的“永安建制”。“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从此初具规模。次年四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攻桂林不下，进占全州（今广西金州），入湖南。在全州战斗中，南王冯云山负重伤身亡。入湖南后，太平军连克道州（今湖南道县）、江华、永明、嘉禾、蓝山（今湖南蓝山）、桂阳（今湖南桂阳）、郴州（今湖南柳州）等地。这一带的“天地会”群众争相参加太平军，多达五六万人。九月，太平军猛攻长沙不克，西王京朝贵中炮牺牲。十一月，撤围长沙，转经益阳（今湖南洛阳）、岳州（今湖南岳阳），向湖北挺进。太平军在岳州建成水营，战斗力继续加强。咸丰二年（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进城后，太平军宣布：“官兵不留，百姓勿伤”，群众积极参军，队伍猛增至50万人。随后顺江东下，水陆并进，旌旗蔽日，连克九江（今江西九江）、安庆（今安徽安庆）、芜湖（今安徽芜湖），于同年三月十九日占领江南第一重镇南京，随后以南京为都，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不久，又攻下镇江和扬州。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太平军约二万人在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领下从扬州出发，出师北伐。历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山东六省，转战数千里，深入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震撼京津。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北伐军林凤祥部营地被清军攻破，全军将士，宁死不屈。林凤祥被俘遇害。五月，李开芳部也失败。与北伐同时，太平军又在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统率下沿长江西进，进行西征，相继占领安庆、九江、武昌等重镇。到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江西八府五十多个州县均归太平军势力之统治。第二年四月和六月，秦日纲率冬宫正丞相陈玉成和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分别攻破江北和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肘腋之患。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咸丰三年（1853年）冬颁布了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关于土地制度的规定，即把全部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的广大农民；还规定了“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总目标是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推动了全国各地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天地会、小刀会、捻党等在各地纷纷发动武装起义，响应并配合太平军作战，有力地推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顺利发展。
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杨、韦事件；次年，石达开又分军出走，太平天国的力量受到了削弱。接着，武汉、镇江、九江又相继失守，天京被围。洪秀全遂于咸丰八年（1858年）恢复五军主将制度，任命蒙德恩为中军主将，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洪秀全自己总掌军权，取得浦口和三河镇大捷。次年四月，洪仁玕到达天京，洪秀全封其为军师干，主持朝政。几个月后，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资政新篇》，内容共四部分：一、用人察失，禁止朋党；二、革除腐朽生活方式，移风易俗；三、实行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四、采用新的刑法制度。第三部分是全篇的中心。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消灭攻破了江南大营，天京解围。太平军乘胜连克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太平天国的力量再度崛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美、俄等国支持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也确定了“借师助剿”的方针。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在上海和宁波与英、法、美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苏州、杭州相继失守。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继位。七月十九日，天京被湘军攻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余部又继续战斗多天。
太平天国起义坚持了14年之久，其势力发展到了18省，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打击了外国侵略者。
曾国藩组建湘军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调动了全国的绿营主力对太平军围追堵截，然而屡遭失败。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以绿营组成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据守在南京旁边，几年内对太平军无可奈何，任其来往出入。这时，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不能再指望绿营来战胜太平军，便开始动员各地编练地主武装。为适应这种形势，曾国藩积极活动，在地主团练的基础上开始组建湘军。
曾国藩，字伯涵，道光年间考中进士，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后升任到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因为母亲病故返回老家湖南湘乡。第二年，奉朝廷之命在湖南帮办团练。曾国藩苦思冥想，最后采取了与其它团练大臣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把团与练分开，团的招募方法是将居民编成保甲，委派当地豪绅主持；练，是在城乡集中训练乡兵。曾国藩让各地普遍办团，但不许地方绅士办练，而是自己亲自在省城集中募勇办练。不久之后，他乘罗泽南、王鑫等湘勇一千多人调省城防守之机，把他们改组、扩编，开始编练湘军。为了加强控制，曾国藩大量任用其亲朋密友、门生故旧担任各级将领。士兵全部来自湖南，其中以湘乡人为多。实行勇丁由将官亲自招募制度，各军各营彼此独立，互不统属，全军皆归曾国藩统帅。经过一番精心周密的经营，湘军已经成为曾国藩的私人军队。
咸丰三年（1853年）初，湘军组成。次年二月，曾国藩亲自率领湘军，自衡州（今湖南衡阳）起程，会师湘潭（今湖南湘潭）。随后他用自己的名义发布《讨粤檄文》，开始与太平军作战。靖巷一战，湘军水师被全部歼灭，曾国藩痛不欲生，投水寻死，被随从救起。四月，岳州一战，湘军又遭受败绩。曾国藩率部与太平军又会战湘潭，双方激战数日，伤亡都很大。十月，湘军和湖北清军相互配合，攻陷武昌、汉阳。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激战，湘军乘天京变乱之机对太平军进行反攻。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又攻占了曾被太平军夺去的武汉。两年以后，湘军又进入江西，与太平军争夺九江，激战一年多，终于在咸丰八年（1858年）攻克九江。
湘军在湖南、湖北战场虽然屡遭挫折，但毕竟取得了几场像样的胜利，扼制住太平军西征计划的实施。清政府获悉消息后，不得不承认湘军的战斗力已超过原有的绿营。然而，随着与太平军的战斗不断进行，湘军的势力也随之越来越大，湘军将领的声望也越来越高，这就引起了清廷的疑虑。早在湘军最初组建之时，军机大臣祁巂藻就向皇帝说过：“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正因为如此，清廷对湘军总是放心不下，对湘军将领很少提拔重用。最初几年里，湘军中只有胡林翼当上了湖北巡抚，而曾国藩自己长期以来只是以侍郎的空衔统领湘军，没有任何地方实权。这样，各省总督、巡抚常常在兵饷和后勤方面与曾国藩的湘军为难，致使曾国藩心绪一直不好，多次向皇帝上书大发牢骚，甚至产生不想再干下去的念头。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曾明确提出了权位的要求，但清廷依旧没有给予满足。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军彻底摧毁了清军的江南大营，绿营军几乎全部崩溃。与此同时，英、法军队北上的危机又迫在眉捷，清廷为了拢络曾国藩和湘军，便任命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同年六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
次年四月，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展开激战，经过五个月的战斗，湘军以地雷轰塌城墙之法攻人城内。接着曾国藩又命兵分二路攻击太平军。次年，湘军主力由曾国荃率领，由皖北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次年，左宗棠率领另一支湘军，由江西进攻浙江；李鸿章率淮军进攻上海附近一带。曾国藩自己则坐阵安庆指挥全局。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失败。八月，曾国藩裁撤兵勇25000人。留下一万人镇守南京，又派15000人为皖南、皖北游击之师。后继续在皖、鄂、豫、鲁等地进攻捻军，又分兵进攻陕甘回民军和贵州苗民军。
在与太平军作战后期，随着曾国藩实权的骤增，其湘军系统的将领多有升迁。其弟曾国荃被赏头品顶戴，任浙江按察使。由曾国藩举荐的李续宜、沈葆桢、李鸿章、左宗棠分任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巡抚。此外广西巡抚刘长佑、河南巡抚严树森、贵州巡抚江忠义，也都属湘军系统的人。湘军成为清政府中一支重要武装，也是一个占据重要位置的政治集团。
八国联军侵华
清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899——1900年），在中国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波及全国，西方列强见清政府镇压无效，极其恐慌，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开始，用各种手段不断恐吓清政府，一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各国外交使团先是警告清政府，必须明令禁止义和团的活动，否则各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手段”保护外侨生命财产。随后，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又照会总署，要求清政府两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出兵“代剿”。随后，英、美、德、意、法、俄军舰在大沽口外举行联合示威。五月二十一日，外交团照会总署，勒令清廷将参加习拳，传布揭贴恐吓外人者，一律查办；将拳众聚会之住处屋主，一并收监；将查办拳众不利之员一律惩办；将为首焚杀之拳众，一并正法；将纵拳助拳之人尽行诛戮；直隶与邻省有拳团之处，地方官出示严禁。否则各国将自行调兵办理。二十八日，公使团议定调兵来京，武装干涉义和团运动。三十一日，美、英、法、意、日、俄六国公使借口“保卫使馆”，调兵三百多人侵入北京。随后，德、奥又派军队八十名侵入北京，进驻东交民巷各使馆，建筑工事，枪击义和团民。俄、英、德、日、美、法、意兵船二十四艘停在渤海湾和大沽口外示威，并派一部分军队在大沽口强行登陆，并且进驻天津租界。
六月十日，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组成八国联军2100百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为阻挡八国联军进犯，义和团和清军拆毁了通往北京的铁轨，沿途阻击敌人，使联军三天才走了130里。在落垡和廊坊，义和团在董福祥的甘军配合下给八国联军以重创，联军“进京之路，水陆俱穷”。迫使联军逃往杨村，又向天津方向节节败退。沿途又遭到团民袭击，在西沽武库又被清军和义和团层层包围。直到二十六日，才在大队援兵解围之下回到天津租界。在西摩尔联军进犯期间，北京的联军经常开枪射杀义和团民和普通群众。六月十四日下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带领一排德国兵外出，命令士兵开枪，打死正在练武的团民约20人。当西摩尔联军在廊坊车站受阻时，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与各国海军头目合谋夺取大沽炮台，作为大举进攻中国的滩头阵地。十六日下午八时，联军向大沽炮台守将提督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于十七日午夜二时前交出炮台，被罗荣光断然拒绝。于是，联军先于通牒限定时间轰击大沽炮台，正式挑起了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战争。罗荣光率领将士与敌激战六小时，毙伤敌军130余人，击伤敌舰六艘。但是罗荣光孤军无援、腹背受敌，导致大沽口三个炮台失守。随后，联军从大沽登陆，强占了塘沽等地。经过三天的烧杀，塘沽变成一片废墟。清政府于六月二十一日颁布谕旨向联军宣战。大沽失守后，义和团和清军开始了天津保卫战，在老龙头火车站、紫竹林租界地等处与联军展开浴血奋战。六月三十日从大沽登陆的联军增至18000多人，其中日、俄军队最多。七月九日，联军在天津城南发起总攻。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部4000多人，在城南八里台与敌遭遇。聂士成冒着枪林弹雨一马当先迎战来犯之敌，聂士成中炮，腹裂肠出，壮烈牺牲。七月十四日天津失陷。八国联军在天津城内抢劫、纵火与屠杀，致使天津“积尸数里，高数丈”，河上浮尸“阻塞河流”。官署、钱庄、商店、工厂、仓库、民宅均被抢劫一空。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强主持的天津都统衙门成立，对天津、静海、宁河等地实行殖民统治。沙俄率先在占领区成立俄租界，各国纷起效仿，已占有租界的英、法、日、德则扩大地盘；未占有租界的意、比、奥也各占一块，形成列强分割天津的局面。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兵力增至二万人，八月四日自天津沿运河两岸分兵两路向北京大举进攻。两天后，直隶提督裕禄在杨村兵败自杀。清政府不但不全力抵抗，反而于七日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乞求停战，但联军对此置之不理。八日李东衡率领的“勤王军”，在京津之间的河西务一触即溃，退走通州张家湾，李服毒自杀。十三日，八国联军攻占通州。次日，英国攻破广渠门，北京陷落了。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和皇室成员仓皇出京，逃往西安。途中派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联军乞和。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部分爱国清军和义和团同联军展开了激烈巷战。在北京保卫战中毙伤侵略军400余人，清军也有640多人战死。八国联军在北京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繁华的街市成为废墟，成群的居民被集体射杀。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万不止”。联军占领北京后，将全城分为英、日、俄、美、法、意等几个占领区。为镇压当地居民反抗，美占区成立了“协巡公所”；日占区设立“安民公所”；英占区设立“保卫公所”；德占区设立“华捕局”等等。八月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率两万名德军来华，九月瓦德西任联军统帅，十月二十五日瓦德西到京，八国联军增至十万人。十二月十日，联军设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对北京实行殖民统治。联军还四处攻掠，北犯张家口、东占山海关，南侵保定、正定，俄国在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京、津的同时，还单独出兵，占领了东北三省。
在八国联军的一再逼迫下，清政府不得不派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十一国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以屈辱、赔款等条件与联军议和。
列强开辟租界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英国人可以携带家属到此居住。次年十月，又签订了《虎门条约》（原称《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副件，规定“中方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及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等。英国人不仅获得在五口租地建房，永久居住的权利，而且还得到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上海，和该地道台宫慕久交涉，租下城外黄浦江边的130亩荒地作为领事馆区域。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宫慕久用告示的形式，公布了与巴富尔协议的《上海租地章程》（又称土地章程）。根据这个章程，中国方面“决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一作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以为建筑房舍及居留之用”。东侧以黄浦江为界，西边于次年九月议定以边路为界、全面积约830亩。并且作出洋商租地建屋后，即可停租也可转租他人，但“业主不得任意停租”；“租地租屋洋商应会商修建术石桥梁，保持道路清洁，树立路灯、设立灭火机，植树护路、控沟排水、雇用更夫。领事馆经各租主请求，召集会议，共同商议，摊派以上各项所需经费”；“他国商人愿在划归英商承租之洋泾浜界址内租地建房或赁屋居住、存货者，应先向英国领事馆申请、藉悉能否允准、以免误会”等项规定，这为上海的“租界”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英国领事召集租地的外国商人按年开会，推选最初只有三个人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办理道路和码头事宜。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英国第二任领事阿礼国又以所谓的“青浦事件”为借口，强迫新任的上海道台麟桂答应扩充英租界的要求，使之向西伸展到泥城浜（今西藏路），向北开拓到苏州河边，整个租界面积扩大到二千八百二十亩。同年一月，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到任，即与早已到达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商议，并通过法籍主教赵方济在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的地段内租赁房屋，设立领事馆。“青浦事件”后，上海道台吴健彰又屈服法领事的压力，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发布公告，规定以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城河）与英租界（南界的洋泾浜）之间，总面积约980亩作为法租界区域。并规定：“各国人如愿在租界内租地建屋者，应向法国领事商明办理”。除此，还迫使上海道台宣布，法租界“偌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随至随议。”在此之前，美国第一任驻沪代理领事吴利国就任，设领事馆于英租界内。后来，另一美国领事祁理蕴到任，两人均升起美国国旗，这一举动都曾引起英领事的一再抗议。如今，当法租界划定后，美领事立即向上海道台抗议，竭力反对其他各国人士必须取得法领事同意后才能在法租界租地的规定。英领事则从自身利益出发，与美领事采取了相同的态度。与此同时上海道台同意以文惠廉主教为首的美国圣公会教士，利用虹口地区（英租界北面）建造教堂，并把这一带划为美国租界。咸丰三年（1853年），金能亨任美国驻上海代理领事、英国正式同意美国人在英租界内租地可以不经过英国领事，从而放弃了土地章程中所给予英领事的专管特权，悬旗问题也随之解决。至于法领事所取得的对法租界的专管权，由于英美两国的共同抗议终未严格实行。同治二年（1863年），上海道台又被迫划定苏州河北岸，面积约7856亩的区域为美国租界。同年，美国租界和英国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领域扩展到八万亩。自从英国在上海建立第一个租界以来，其他西方国家援引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纷纷在中国商埠划地立界。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英、美、法、俄、德、日、意、比、奥等国在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长沙等十六个城市，强占租界三十多处。
上海租界建立初期，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还有干预权。《上海租地章程》规定，租界内土地为永租而绝非卖绝，即留有领土主权。但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扩大和加深，无论单一国家管理的租界，还是几个国家共同管理的“公共租界”，它们所建立的殖民地制度都在不断加强，而中国在租界中所留下的权利渐渐被侵犯以至完全被排斥。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英、美、法三国公使趁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擅自制定“管理章程”，在租界攫取了一系列特权，主要有：①片面修改租地章程，规定外国可以在租界内设立警察和收税；②成立工部局，由金能亨等七人任董事，下没若干委员会。其中“防卫委员会”由英、法、美在上海的海军为其主要支柱，并设立警察、税务、财务、学务等办事机构。工部局实际是一个市政机关；③攫取警察权、调香港巡捕房高级职员充任上海第一捕房总巡；巡捕可以拘捕罪犯，搜查军火，解除中国人武装以及协助收税等；④夺取征税权，工部局以巡捕捐的名义，按房租的百分之八向中国人抽税，后来又以其他名目增添许多新税；⑤工部局成立后，由其董事充当法官，轮流审讯，擅自审理租界内中国人的民刑案件，拒绝中国政府在租界内直接行使司法权。此外，以“领事代征制”控制上海海关行政权。成立英、美、法三国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拒不缴还欠税，其中仅借口清政府没有尽到保护上海英商的责任，就一笔勾销英国欠税四十多万两。在建立租界初期，是不准中国人到那里居住的。当修改上海租地章程时，外国的领事改变了这一做法。西方列强在华开辟的租界实际上是一个“国中之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公使包令曲解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12年后“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的内容，援引所谓“一体均沾”的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约的要求。随后，法国、美国公使也援例向清政府提出相似的修约要求。他们还以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为诱饵，以换取权益的扩大。清廷为维持“大国体面”，决定采取“坚守成约”的方针，拒绝了“修约”的要求。英法美未达到目的，便威胁要诉诸武力。但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因国内局势不稳，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
两年后，美国驻华公使巴驾联合英法驻华公使，再次提出“修约”要求，但清廷仍坚持原订条件，拒绝全面“修约”。英法美由于外交讹诈失败，决心用武力达到其目的。这时克里米亚战争以英法获胜而结束，于是便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为了诉诸武力，强迫清政府就范，英国蓄意制造了一起所谓“亚罗号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咸丰六年（1856年）十月，在海军头目西马糜各厘指挥下英国军舰向广州进犯，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攻占了珠江沿岸的一系列炮台，并一度攻入广州城。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放火烧毁了城郊十三洋行商馆，迫使英军退出广州，全部逃回船上。
次年，英国政府派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英军到中国进行战争讹诈，并且照会法美俄等国，约其联合出兵，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法国欣然接受其约，并以所谓“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法国远征军，继英军之后来华。美、俄也分别派遣公使列卫廉和普提雅廷到中国，与英法策划“联合行动”。
英军在入侵广州失败后，于第二年底又联合法军再犯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在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指导下，既不做应敌的准备，也不准广州军民抵抗。结果英法联军只用两天，就占领了广州。叶名琛被俘，押往印度加尔各达，次年在囚禁中毙命。面对联军进攻，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竖起白旗投降。联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并组成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的“军事管制”。柏贵等在英法联军的监督下继续“任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于三月底以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否则即向白河口进发。其要求又遭到清廷拒绝，四国公使便决计率领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俄舰一艘，分批北上。
四月二十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会集白河口外，几天后，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限令六日内答复，否则即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则打出“调停”的旗号，劝告清政府尽快会谈。与此同时，联军舰队陆续驶抵大沽口，做了进攻大沽炮台的各种准备。
清廷接到四国照会后，咸丰帝令谭廷襄与其谈判，要求英法美公使返回广东，听候黄宗汉办理，俄公使则仍到黑龙江等处会办。英法借口谭廷襄非全权大臣，拒绝谈判。美俄公使则假充“调停人”单独和谭廷襄周旋，麻痹清政府。英法联军在美俄掩护下，做好一切战争准备，并于五月二十日对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袭击。驻守炮台的官兵奋起抵抗，由于直隶总督谭廷襄等文武官员带头逃跑，使得大沽炮台很快失陷。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直犯天津，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惊慌失措，急忙派全权大臣桂良和花沙纳赶赴天津议和。桂良等与四国代表进行了多次交涉。在英法代表蛮横要挟下，桂良等被迫接受了全部要求，分别于六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今营口）、登州（今烟台）、台湾（今台南）、淡水、潮州（今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修改税则等等。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换批准书。
当桂良等与英法代表谈判时，美俄公使假演“调停者”的角色，玩弄阴谋诡计，竟抢在英法之前，诱逼清廷分别于六月十三日和十八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半个月，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胁下与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沙俄侵吞了中国黑龙江北岸、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年十一月，桂良、花沙纳又在上海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及《海关税则》，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
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换约代表不得携带武器，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陆。而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蓄意利用换约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索取更多的权益。二十五日，英法兵舰突然炮轰大沽炮台，守军奋起迎击获胜，英舰司令贺布受伤，击沉击伤联军兵舰十余艘，伤毙敌兵四百多人，英法舰队在美舰支援下撤走。不久之后，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以陆军中将格兰特和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组织一支新的联军约两万余人，于咸丰十年（1850年）春开始第三次北犯。先后占领了舟山、大连湾、烟台。七月联军再次闯入大沽口。由于北塘守军毫无戒备，联军顺利登陆北塘。而后，清军又在新河、军粮城、唐儿沽（今塘沽）节节败退，大沽炮台失陷，联军长驱直入占领天津。
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咸丰帝极度惊恐，急派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向英法联军乞和，因联军索需苛重，天津、通州谈判相继破裂。于是联军又进攻通向北京的要隘张家湾、八里桥，清军先后败绩。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极为震惊，咸丰帝命其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己却于九月二十二日带着皇妃等逃奔热河。
十月五日，北京附近海淀失陷。英法联军将圆明园内的宝藏洗劫一空，最后又纵火焚烧。火势延续三昼夜，罕世名园成了一片焦土。
十月十三日，北京被联军占领。奕按着咸丰皇帝“委曲将就，以其保全大局”的谕旨，屈膝求和，于十月下旬，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全部接受了《天津条约》的侵略要求，而且还订立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还增加了几项内容：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割九龙司给英国；将以前被充公的天主教产发还；准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把《天津条约》中规定的对英法的赔款各增加为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沙俄借口“调停”有功，要求订立新约。同年十一月，清政府又被迫订立了中俄《北京条约》，沙俄再次割去中国大片领土和攫取更多特权。美国虽未与清政府签订新约，但根据“一体均沾”的条款，同样可以享受英法俄所攫取的特权。同月，侵略军陆续撤离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洋务运动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政府在太平天国和捻军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被外国侵略者打败。面对这种形势，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在中央官吏中以总理衙门大臣奕、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官吏中以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后起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为代表，他们感受到外国的“船坚炮利”，从而意识到无论拯救民族危亡，还是维护自身统治，都不能再固守陈腐的“祖宗之法”，惟一的办法是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他们还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就形成了以拯救清王朝封建统治、御侮自强为目的，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为主要内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史称“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意即同治、光绪年间举办的“新政”，又称“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初期，是在“自强”的口号下筹建近代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军，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平实”，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起点。同治三年（1864年）安庆内军械所随军迁到南京。安庆内军械所虽然是以手工业制造为主，但却是当时清军的一大武器供应中心。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苏州洋炮局的物力、人力和技术经验的基础上，收买了美国人在上海虹口地区创办的旗记铁厂一座，又将容闳从美国购买的“制器之器”一并归入，正式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上海制造局”、“沪局”。该局由原旗记工厂主科尔任制造技术指导，其一切事宜最初由上海海关道日昌督察筹划，后又任命湖北补用道沈保靖督办。创办经费约用银二十余万两。同治六年（1867年）江南制造局因厂地狭窄，由虹口移至上海城南高昌庙镇，进行扩建，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共建成工厂15个，增设方言馆、炮队营、工程处、翻译馆各一个及各种附设机构十多个。建置经费先后用银200万两。江南制造局从事军火生产、轮船修造、机器制造、科技书籍的翻译和培养外语人才。所制造的枪炮、弹药，供应南北驻军，“遍及全国，共达七八十个单位”（主要是湘、淮军）。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将由马格里主办的苏州洋炮局移设南京雨花台，扩建为金陵制造局，简称“宁局”，主要生产枪、炮、子弹和军用物资。到80年代上半期，已有工厂十余座，用银约五十余万两，所造之枪炮弹药主要供应南北洋驻军。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船政局，后由沈葆桢接办。船政局由铁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初由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任正副监督，雇用工人1700至2000人。原计划五年内造船16艘，创办经费约40余万两银，每月造船经费53两银。同治八年（1869年）开始生产，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共造船15艘，这时船政局共有工厂16座，船台3座，先后用银达135万两。光绪元年（1875年）船政局由艺局学生主持接办，开始仿造旧式木船。从光绪二年（1876年）起，造七百五十匹马力的新式机器铁胁轮船，光绪七年（1881年）为南洋水师造三艘2400匹马力、排水量为2200吨的巡洋快船。同治六年（1867年），恭辛王奕奏准，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办“天津军火机器局”，同治九年（1870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改称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津局”。不久，李鸿章将洋总办密妥士免职，另委沈保靖为总办。天津机器局主要生产火药、枪炮、子弹，供应淮军和直隶用练军。到80年代上半期，先后共用银110余万两。
在同一时期内，各地还设立许多军火工厂，“惟一省仿造，究不能敷各省之用”，到光绪十年（1884年）为止，清政府先后设厂局20所，除江南制造局停办外，其余19所分布在全国十二个省区。从六十到九十年代的30多年中，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共用银4500万两，均由国库支出；所有局厂一律归官办；生产的枪炮弹药和轮船均由清政府调拨发给湘、淮军和沿海各省使用；每个厂局均有成群的官吏，机构庞大，洋务派创办洋务首先聘请洋员。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也筹建新式海军。咸丰十一年（1861年），恭亲王奕请英人“协助购买欧洲造战舰”。同治元年（1862年），两广总督苏崇光与英人议定，向英国购买兵船。同治二年（1863年），一支包括大小船只八艘的舰队，由英国海军军官率领到达上海，由于英国人强夺中国海军的指挥权，清政府拒绝接受，这支舰队被遣散。清政府先后用银160余万两的筹建海军活动失败。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批准了左宗棠的“设局监造轮船”的建议，决定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各以造船为重点，仿照西方，制造兵船，以装备海军。同治十年（1871年），两厂分别造出“惠吉”、“测海”、“操江”、“万年青”、“福星”等兵船数艘。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日昌提议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光绪元年（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准，拨银四百万两，作为筹办海军军费，准备在十年内建成南、北、粤洋三支海军，后由于财力有限，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沈葆桢死后，海军大权集于李鸿章一身，他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佃理海军事务；又于光绪六年（1880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训练北洋系海军军官。同时又用银300万两，从德国购买“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派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光绪十年（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南洋海军约有军舰19艘、北洋海军约有军舰15艘、福建海军约有军舰11艘。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中法战争爆发，八月，法国远东舰队击毁了福建海军全部舰船，并摧毁福州船政局，南洋海军也受到损失，只有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保存了实力。李鸿章又向英国订购了“致远”、“靖远”和从德国购进“经远”、“来远”等舰，北洋海军实力增强。在这前后，李鸿章又修建了大沽、旅顺船坞，为修理铁甲舰之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丁汝昌任海军提督，拥有军舰22艘。军事训练由英、德国人操纵。光绪二十年（1894年），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结束了北洋海军的历史。
洋务派在开办军事工业的活动中，需要巨额经费，使他们感到“百方罗掘，仍不足用”，认为外国资本主义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因此，洋务派仿照西方，开展了建立民用工业的“求富”活动，借以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的目的。
从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创办民用工业，包括采矿、治炼、纺织、交通运输等等，到90年代中期，共办几十个企业。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派漕运委员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开端。轮船招商局共招商股73万多两银，海关拨官款190多万两银，官督商办。总局设在上海，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码头，代政府运漕米等。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派唐廷枢筹办开平矿务局，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在开平正式创立，招商股80多万两银，官督商办。光绪三年（1878年）开井。次年使用外国机器，按新式方法开采。光绪七年（1881年），开平矿务局每日出煤“五六百吨之多”。十余年后，开采量增加，每日“可出煤一二千吨”，且“煤质极佳，甲于地处”。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和北塘海口炮台试架设电报到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电报线由天津沿运河南下至上海等地，以后又架设了上海至南京及南京至汉口的线路，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商股80万元。光绪十年（1884年），电报总局迁往上海，并在各地设电报分局。光绪十六年（1890年），即电报总局成立十周年时，电报线已遍布全国各地。光绪七年（1881年）成立黑龙江漠河金矿，商股7万两银，官款13万两银，官督商办，李鸿章派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办理。光绪十五年（1889年），用新式机器开采，这一年产金18961两。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办汉阳铁厂，由清政府拨款200万两银作资金。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光绪十九年（1893年）完工，共建十厂。官办无款可等，后由盛宣怀接手，改为官督商办。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开始议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五年（1879年）派郑观应筹办，光绪八年（1882年）成立。招商股银达50万两，采取官商合办形式。该局享有十年专利，不许民间仿办。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工，营业兴隆。光绪十九年（1893年年）失火、损失约70多万两银。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设华盛纺织总厂，下设十个分厂。光绪十六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将原设广东织布局移至武昌，创建湖北织布局。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底，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期内奏准在广东设织布局，后张奉调湖广总督，织布局随之迁往湖北，由于筹办资金困难，张之洞先后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16万两银，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始建造厂房，光绪十八年（1892年）底才正式开工，尚有盈余。
洋务派在七十年代后的二十几年里，先后创办了41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尚存30个，共计资本约计3900万元。这是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
此外，洋务派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先后设立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等二十多所近代学校，培养外语和近代科技人才。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政府还向欧美国家派遣近200名留学生。
随着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覆灭，洋务运动也宣告破产。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
咸丰十年（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负责对外事务。次年，咸丰皇帝总理衙门大臣奕的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作为附属于总理衙门的一所外国语学校，培养对外人员。是年五月，京师同文馆在北京正式开办，设英文、法文、俄文三馆，规定招收学生十人，最多不超过24人。只招收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由总理衙门考查录取，依次传补。第二年，变通章程，改为每馆招收十人。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又奏请皇帝，要增设天文、算学科目，聘请洋人来教习，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器，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于是陆续增设了算学（包括天文）、化学、格致（包括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医学四馆。录取学生的方法也相应变动。规定由京内外各衙门保举三十岁以下的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或举人、贡士等未仕人员，最后由总理衙门考查录取入学。同时规定“三年考列到高等者，按升阶优保班次，以示鼓励。”学生的生活待遇从优，先是每月每人给膏火银3两，后改为每人每月薪水银10两，并供给饭食。
同文馆设立之初遭到清政府内极端守旧派人士的反对。
监察御史张盛藻认为强盛中国的办法依旧是尧舜之道，只有通过精读孔孟之书，明体达用，才能使国家规模宏大，所以他极力反对向洋人学习制造轮船、洋枪技术，主张朝廷命官一定要任用科甲正途者。接着，大学士倭仁也不断提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从此，守旧派与洋务派在同文馆的设立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倭仁声望在当时学界很高，是理学权威，他一出来反对，响应者颇多，这样，京师同文馆虽然设立了讲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科目，但投考的人却寥寥无几。
同治十三年（1874年），总理衙门提出六条“紧急机宜”，发给各省总督、巡抚筹议。以李鸿章为首的实力派大肆倡导，办洋务已成为一种时尚，于是同文馆也随之逐步兴盛起来。在此之前曾增设了德文馆，随后又增设了东文馆。光绪十三年（1887年）规定学生增加到120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改学制三年为八年，分前馆五年，后馆三年。课程包括汉文、外文、天文、算学、物理、化学、世界史地和万国公法等科目。此外设有为教学服务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和博物馆、天文台等。在此之前，还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设立了印书处，有中体和罗马体活字四套，手摇机七部，承印同文馆和总理衙门所翻译的数、理、化、医学历史等书籍和文件。
同文馆设管理大臣，由总理大臣委派，初由一人担任，以后时有由二人担任，负责主持管理同文馆事务。其下设提调工人，帮助调二人，负责安排课程及督察学生勤惰之事。同文馆的教课人员有总教习一人，洋教习若干人，还有汉教习和汉文教习三人。总教习多由外国人担任。同文馆的经费、人事等方面多为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控制。同文馆先后聘请了外国传教士包尔腾、傅兰雅、丁韪良等担任教习或总教习，其中由赫德提名的总教习美国传士丁韪良总管校务近30年。按规定，同文馆不允许传播西方宗教，但实际上洋教习们总是借机进行传播。
光绪二十七年底（1902年）初，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内设英、俄、法、德、日五国语文科目。
甲午战争
同治七年（1868年），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后，就走上了对外扩甲午战争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利用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加紧进行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准备。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发生大规模的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协助镇压，这时日本也怂恿清政府派兵，并保证在此过程中，日本不图其它利益。于是清政府派淮军将领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部队1500多人赶赴朝鲜，驻守在离汉城二百余里的牙山，协助朝鲜政府镇压农民起义。与此同时，日本以保护本国使馆和侨民为借口，陆续向朝鲜派军队达二万多人，占据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使叶志超部陷入被围的险境。在日本步步紧逼和国内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派兵增援。一方面将驻扎天津附近的盛军卫汝贵部六千余人、驻防旅顺后路的毅军马玉昆部二千余人以及奉军左宝贵部八营和丰升阿部盛军六营汇集起来，命其从辽宁越过鸭绿江，从陆路开赴平壤；另一方面调天津新军二千余人雇英轮从水路运送朝鲜，增援牙山驻军。七月二十三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成立以大院君李是为首的政权，迫使他宣布废除中朝间所有条约，授权日军驱逐在朝鲜的清军。两天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砂祐亨率领舰船15艘，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附近，不宣而战，袭击中国运兵船和护航舰，中国军舰济远号战败退却，广乙号中炮受重伤，操江号被劫走，日舰又强迫载运清兵的英轮高升号降随行，船上士兵坚决抵抗，结果高升号被击沉，中国士兵七百余人殉难。至此，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中日战争正式爆发（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之为甲午战争）。
八月初，卫汝贵、左宝贵等四部先后到达平壤，清政府任命叶志超为统领。然而叶志超既不派兵侦察敌情，又没有布署战局，而是把平壤以南的广阔地带弃置不顾，仅在城内外筑垒防守。日军在完成进攻平壤的周密部署后，于九月初，日军万余人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向平壤进攻。日军一部首先对平壤东面连续佯攻，吸引清军专防东路。随后日军四路同时向清军发起猛攻。东路战斗十分激烈，清军马玉昆部英勇顽强。北路战斗也极为激烈，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士兵拚死奋战。敌炮兵攻占了附近的山头，发排炮轰击清军，左宝贵中炮殉国，营官多名力战牺牲，玄武门失守。日军军队猛攻平壤西门，卫汝贵率部继续抵抗，叶志超见形势危机，下令撤退，夜间率诸将弃平壤逃走。清军后路已被日军切断，突围时溃不成军，士兵二千余人遭伏击牺牲，六百余人被俘，叶志超率一万余人渡过鸭绿江撤回国内，这样，日本便轻易地占领了整个朝鲜。
九月十六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护送增援平壤的清军到达大东沟。十七日返航途中，日舰12艘组成一字竖阵队形来袭击。中国军舰大小13艘排成人字形阵迎击敌舰。提督丁汝昌乘坐旗舰定远号发出第一炮，舰上飞桥被震断，丁从桥上跌落负伤。右翼总兵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替指挥作战。日军先攻中国舰队右翼，扬威号、超勇号二舰中炮起火沉没。致远号负重伤，弹药用尽，管带邓世昌命舰艇猛撞日舰吉野号，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沉没。经远号管带林永生力战殉职，全船官兵奋战到最后，英勇牺牲。济远号匆忙出逃途中撞沉搁浅的“杨威”号，“广甲”也触礁搁浅，后被击沉于海。黄海海战经历五小时，双方损失相当。这次海战后，李鸿章严令北洋海军舰队全部避藏在威海卫港内，不准出海迎战，从而使日本取得制海权。
清军从平壤溃败后，清政府在鸭绿江设下十里防线，部署重兵，由淮军提督宋庆和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统帅，但渤海湾旅顺的防守却减弱了。日军在黄海海战之后，经一个月的休整、部署，以三、五师团组成第一军，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任司令官，以一二师团，第十二混成旅团组成第二军，由陆军大将大山岩任司令官，并出动海军全部主力配合作战。计划攻下旅顺、大连为作战重点，由朝鲜义州冲击鸭绿江防线，牵制清军，从而达到在中国东北建立侵略基地的作战目标。十月二十四日，日军第一军突破清军的鸭绿江防线，侵入中国本土，占领九连城、凤凰城、海城一带，其目的在于牵制清军，掩护第二军进攻金洲、大连和旅顺。同日，日军第二军在距大连湾百余公里处的花园登陆，采取迂回包围，截断后路的办法，从陆路夺取旅顺、大连。十一月四日，日军开始进攻金州，两天之后，金州失陷，随后日军不战而获大连。十八日日军又开始攻旅顺，清军各部仅总兵徐邦道部拚死抗敌。二十二日旅顺失陷，中国当时最大的海防要塞落入日军之手。日军占领旅顺后，一方面以第一军继续在辽南地区与清军相持；另一方面又从国内调部队来华，编为“山东作战军”，在海军舰队的配合下进攻威海卫，企图全歼北洋海军。李鸿章命令北洋海军死守港内，不准出击，坐待敌人进攻。次年一月二十日，日本仍采取包抄后路的办法，一方面在荣成县成山头登陆；另一方面以海军22艘舰艇、15艘鱼雷艇封锁威海卫港口。二月初日军占领南、北、帮炮台，北洋海军和刘公岛、日岛守军被日军封锁在威海卫港中，受到水陆夹攻，陷入绝境。到二月十一日，北洋海军的定远、靖远、威远、来远诸舰先后沉没，鱼雷艇全部丢失，日岛炮台失守。丁汝昌召集诸将会议，提出拚死突围，但军官们不同意，北洋海军洋员海军副统带英国人马格禄及美国顾问浩威，勾结中国官员，胁迫丁汝昌降敌，丁汝昌知事不可为，随即于二月十七日自杀殉国。先后自杀殉国的重要将领还有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号管带杨用霖等。丁汝昌自杀后，浩威起草投降书，以丁汝昌的名义，由广丙号管带程璧光向日军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投降。将镇远、济远、平远、广丙等大大小小十艘舰船以及大批军火全部送给日军，洋务派耗费无数金钱而建立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旅顺陷落后，日军第一军在第三师团长桂太郎率领下，西犯海城，清军守将丰升阿弃城逃走，海城失陷。奉天府受到威胁，辽西震动。十二月底，日军第二军八千余人由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率领，北犯盖平，盖平守将章高元率军英勇抵抗，营官杨寿山、李仁党力战阵亡，盖平沦陷。清军这时源源不断地开到关外援辽。其中最为清廷寄予厚望的是湘军，并任命湘系军阀首脑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山海关内外各军。二月二十日，二十七日，清军出动六万人，以九倍于日军的兵力进行收复海城战斗，经过多次激烈争夺，清军失败。二月下旬，日军第一军、第二军会合，开始执行对辽东平原扫荡性作战方案。三月二日，日军攻陷鞍山站。两天之后，日军进攻牛庄，镇守牛庄清军抵抗一昼夜。七日，日军轻取营口。九日，日军三个师团会攻田庄台，湘、淮军二万余人顽强抵抗，田庄台终于失守。至此，清军在辽南一线全部崩溃，这是自平壤、九连城失败后，清军的又一次溃入。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日本海军掩护混成支队在彭湖文良港登陆，很快占领澎湖列岛。辽南定局后，日本动员全部常备军及后备部队的三分之一，宣称要在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压迫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最后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结束。
中日《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中日战争正式开始。九月下旬以后，随着清军的不断失利，清朝廷中的主和派便开始乞求外国调停，由于列强各国或认为时机未到，或态度冷漠，也由于日本确定的媾和条件太苛刻，同时清朝廷中的主战派还拥有一定实力，因此，主和派的几次乞求外国调停活动都未成功。次年二月，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湘、淮等军在辽东战场相继失败，这使朝廷中的主战派大为泄气，一时间感到束手无策。二月十八日，清政府通知日本，将按照日本的要求派出全权代表，准备接受包括割地在内的屈辱条件。几天后，清政府又进一步明确向日本宣布，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日方提出的割地、赔款、订约等谈判内容，李均能全权处理。至此，日本同意议和。二十日，李鸿章应召到京，他考虑到日本提出的条件，深感此次议和责任重大，于是就先同军机处商议。翁同和希望能做到不割地，而其余大臣则担心不割地就不能议和。李鸿章又先后同美英公使进行商量，但都不得要领。三月二日，恭亲王奕向李鸿章传达光绪面谕，授予李以商让土地之权。同日，李鸿章上摺陈述其对议和的看法，认为割地之事，古今中外皆有，“但能力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只是地有多寡要次之分，须力与争辩，谈判定有一番周折，朝廷必须密为筹备，防止日军直犯京畿等等。
李鸿章三月十四日，李鸿章率参议李经方，参赞马建忠、伍廷芳、罗丰禄、美国顾问科士达等随员一百多人，前往日本马关议和。二十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开始谈判，双方交换全权证书，李鸿章劝日本不要“寻仇不已”，要求先议停战协定。第二天，双方举行第二次谈判，商议停战之事。伊藤提出停战条件：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解除上述各地清军武装，日军管理天津至三海关铁路，清政府负担停战期内日本军费。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被迫要求先不谈停战，只议和条款。对此伊藤限定李鸿章于三日内答复停战要求。二十四日，李鸿章正式备文拒绝日本提出的停战条件，要求先谈议和条款。伊藤允许第二天提出议和条件。当李鸿章在返回寓所的途中，被一早已隐伏的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用枪击中左颧、血流不止，顿时晕倒。小山是日本自由党方面的打手，他们认为议和时机未到，不占领北京是日本的耻辱，所以有意来破坏议和，以此扩大对华战争。李鸿章被刺后，伊藤、陆奥感到人心已变，不能再战，如果此时谈判破裂，对日极为不利，同时，也担心因此招致列强干涉。于是在二十八日，陆奥与李鸿章在病榻前议定无条件停战。三十日，中日签订为期二十一天的停战条约，但范围不包括澎湖和台湾。但是，两天后日本首次公布议和条件，提出和约底稿，条件苛刻，并限四日内答复。李鸿章为此进行了多次争辩。先后两次向日本送说帖。逐条请求减让。四月九日，李鸿章提出体面修正案，允割辽南、安东、宽甸、凤凰、岫岩四地与澎湖列岛，赔款一亿两，新订商约“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次日，李鸿章与伊藤举行第四次谈判，日本提出修改稿，将辽东割地由北纬41°以南缩至营口、海城、凤凰城、安平河以南，将赔款由三万万两减为二万万两，商埠由七处减为四处，声称此为尽头条款，中国只有答应或不答应而已，不能减少。同时又威吓：如果谈判破裂，中国全权大臣一旦离去此地，是否再能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不以保证。李鸿章急忙请旨应付。清廷闻讯后，答应割台湾一半，但是，一定要争回牛庄、营口。日方得到李鸿章的答复后，继续进行恫吓，并运兵至大连湾加以威胁。四月二十日，清政府致电李鸿章：倘无可再商，即与订约。李鸿章连续发回三封电文，催促清政府照日方改款定约。十四日，清廷批准李鸿章“遵前旨与之下约”。第二天，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次谈判，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议定《中日马关新约》（即中日《马关条约》），共十一款，附有《另约》，《议订专条》。
《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分八次交完，三年之内全数清还。（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订立两国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五）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产品远销中国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还规定日本在条约批准后三个月内撤退，但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在另约中又规定：第一，所有暂行驻守威海卫的日本军队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第二，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四十里以内地方，为日本国军队伍驻守之区。无论何处中国军队不宜逼近或驻扎，以杜生衅之端。第三，日本军队所驻地方，“治理之务仍归中国官员管理；但遇有日本国军队司令官为军队卫养安宁军纪及分布管理等事必须施行之处，一经出示颁行，则于中国官员亦当责守”。
四月二十二日，光绪皇帝看到李鸿章派专人送来的条约之本，鉴于割地一事太苛刻，曾拒绝批准，但他毫无实力，顶不住内外压力，延至五月二日，不得不批准《马关条约》。第二天任命伍廷芳、联芳为换约大臣。五月八日，伍廷芳、联芳与日本伊东美久治在烟台换约，《马关条约》开始生效。
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迅速发展，从而酝酿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乡试，在京期间，他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朝廷批准，实行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这一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主张。由于当政大臣的阻挠，此书没有送到皇帝手中。两年后，康有为回到广州，开始招收学生讲学，后来正式设立“万木草堂”学馆，宣传变法维新的道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思想体系趋于成熟。在这里听讲的有他的弟子梁启超、徐勤等人。在讲学的同时，康有为先后撰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戊戌变法时期学会、学堂、报馆分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康有为和梁启超联络十八省在京应试的1300多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于五月二日齐集都察院门前，请愿上书，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提出“拒绝议和，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主张，史称此举为“公车上书”。上书虽未到达光绪皇帝之手，却引起朝野各界巨大震惊，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的起点。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中进士，授职工部主事。是年六月，他又第三次上书光绪皇帝，得到光绪帝的赞同；七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日印1000份，一个月后，增至日印3000份，这是改良派在维新运动中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同年八月，康、梁又联合帝党官员侍读学士文廷式，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推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强学会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又得到帝党官员翁同和等人的支持，发展很快。同年十月，康有为又到上海组织强学会，吸收了章炳麟等人入会，并出版《强学报》。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声势愈大，愈加引起顽固派的憎恨。次年，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八月，维亲派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写的《变法通义》，在该报上连载。阐述了中国需要变法的必要性。上海的《时务报》和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居于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严复并译述《天演论》，介绍西方进化论学说，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时务报》在几个月之内，发行额达到一万多份，风靡全国。第二年十月，湖南成立“时务学堂”，培养变法人才，梁启超应聘任中学总教习，谭嗣同也经常在学堂讲学，并发表《仁学》一书，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主张冲破封建主义的一切罗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谭嗣同等人又在长沙创同学会，湖南成为不断推动变法运动走向高潮的又一个中心。从此维新派在全国许多省的活动迅速发展。
维新运动的迅猛高涨，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同统治阶层发生尖锐矛盾，在清政府中掌握实权的顽固派，形成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对变法维新思想和活动，发动还击。改良派与顽固派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了论战：一是要不要变法、要不要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二是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三是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要不要提倡新学、提倡西学的问题。这场论战，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向前发展。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俄国派舰队占领旅顺、大连。改良派抓住这个时机，把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同年十二月，康有为从上海到北京，向光绪皇帝第五次上书，提出若不及时变法，将会面临外国侵略者的“瓜分豆剖”，人民也会“揭竿斩木”起来反抗，并提出了救亡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即全面实行变法；中策是精选有才能的官员，听他们关于变法的意见，谋议既定，决策施行；下策是朝廷通令各省督抚，根据各省的不同情况，实行变法。康有为认为：三策中间，能行上策，可以自强；能行中策，也可以保持一个弱国的地位；仅行下策，或者不至于全部沦亡。这次上书虽未及时送到光绪皇帝面前，却在全国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于是光绪皇帝命李鸿章、翁同和、荣禄等五人召见康有为问话，康有为陈述了变法的意见，并批驳了荣禄的“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思想和李鸿章的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随后，康有为又呈递了上清帝的第六书，也就是《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全面变法的三条根本办法。即第一条“大誓群臣惟革命旧维新”；第二条“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重新商定”；第三条在午门设立“待治所”，派御使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康有为向皇帝呈进第七次上书《俄大彼得变政记》，并附一奏折，再次要求实行变法。光绪皇帝看到康有为的这些奏折，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越来越加以重视，维新运动开始与光绪皇帝结合起来。
与康有为连续上书的同时，改良派和各省在京的人士纷纷组织学会，号召推行新政。同年四月，康有为等人在各学会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保国会”，会章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并规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总会，各省各县设立分会。“保国会”实际上是一个维新派的具有全国性的政党的刍型。不久，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又相继成立。
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下诏变法。光绪皇帝在宣布变法后的第五天，召见康有为，授予他“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允其专折奏事；七月三日，光绪帝又破例召见只有举人身份的梁启超，赏他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九月五日又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等四人为军机处章京，赏四品衔，参与新政。改良派同光绪帝进一步接近，纷纷上奏折，递条陈，提出许多新政建议。光绪皇帝把其中认为可以采纳的作为诏书，谕令颁布。在103天变法维新时间内，共颁布诏令一百多种，其中重要的有：一，振兴农工商业，设立工商局，设立路矿总局，办邮政，改划财政，编制国家预算；二，裁汰冗员，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许自谋生计；三，裁汰绿营，训练陆海军，各省军队均改用洋枪、洋操，许私人办兵工厂；四，废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广设新学堂，提倡西学，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许民间创办报馆等。然而顽固派却用各种方式阻挠新政的推行。后党和帝党的斗争日益激化。在《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不久，以慈禧为首的后党，连续采取措施，恐吓和防范光绪和维新派。先是突然免去翁同和一切职务，勒令回藉：然后令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到慈禧面前谢恩；继而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帝党和后党维新和守旧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又亟谋对策。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宣布自己重新“亲政”，软禁光绪，除京师大学堂外，百日维新期间的所有新政全部废除，并下令速扑、杀害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往香港和日本。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畅锐、林旭、刘光弟、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害，时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运动失败。
戊戌政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标志了百日维新的开始，也预示着帝党和后党之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光绪帝的这一举动，慈禧极为重视，六月十五日，迫使光绪帝连下三道上谕：一、免除支持变法的翁同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职务，逐回江苏原籍；二、命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陛见，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又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办理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节制直隶境内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及袁世凯（新建陆军）三军；三、嗣后在廷臣工如蒙赏加品级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折诣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督抚、都统、提督等官亦同。接着，慈禧又分别命崇礼、怀塔布和刚毅控制守卫京都与颐和园的卫戍部队，命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内廷布满亲信太监，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活动。这样，光绪变法从一开始，后党势力就抓到了军政实权，以北京西郊颐和园、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为据点，部署力量，作好了政变准备。
光绪帝不顾后党的严重威胁，继续推行变法维新。七月八日，后党御使文悌因参奏康有为“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而被革职：九月四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及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六人阻挠主事王照条陈事务而被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并四品京堂候补；随后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等、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清代官名，满语“管事”之意）上行走，参预新政；九月七日，从总理衙门中赶走对抗变法的李鸿章和敬信。这一系列措施使新政改革走上轨道，同时也使帝党同后党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庆亲王奕劻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和属僚数十人以及太监李莲英，看到形势危机，竟跪在慈禧面前失声痛哭，控告光绪帝，恳请皇太后临朝“训政”。
是年九月，后党加快了政变步伐。怀塔布、杨崇伊衔慈禧之命赴天津与荣禄密谋，预定十月底慈禧、光绪同赴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黜光绪帝，捕杀维新派人士。风声日紧，形势十分危急，康有为急向光绪帝进策：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部，收回军权，皇帝自为海陆军大元帅；二、改元为维新元年，断发易服，以示变法决心；三、迁都上海，摆脱后党圈禁。同时又深感武装的重要，便把希望寄托于拥有7000人重兵并曾加入强学会的袁世凯身上。康有为先派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探察，获息袁世凯表示拥帝，致使康有为、谭嗣同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于是就密奏光绪帮结袁以备不测。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破格赏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面谕袁“与荣禄各干各事”使其不受掣肘。然而，袁世凯在光绪帝召见之后，便立即去辞谒军机大臣裕禄、刚毅、王文韶，乞求宽谅。九月中旬，光绪帝已感大祸临头，先于十三日向康有为等下密诏，称“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等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由于杨锐带此密诏不敢传出，光绪帝不见康有为等回音，就于十七日又密谕康有为出逃，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第二天，康有为从林旭处得两密诏后，立即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世昌等在南海会馆共商对策，大家见面后抱头痛哭，一筹莫展，最后决定孤注一掷，由谭嗣同携密诏去劝说袁世凯举兵勤王。当日深夜，谭嗣同赴袁世凯寓所法华寺，请袁起兵杀荣禄、围慈禧太后所居颐和园，实行兵谏，以此来保卫光绪帝执政。袁世凯佯作许诺，正色厉声表示竭死力救“圣主”，“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九月二十日，袁世凯请训回天津，光绪帝赐密诏，命其保护新政。袁世凯再表“忠心”，但是当他回天津后，立即向荣禄告密，表示要为“缉捕奸谋，效忠太后”尽力。
当袁世凯应召从津赴京陛见时，后党就立即调聂士成5000人兵力开赴天津陈家沟一带布防，切断了北京与小站间通道。九月十八日，董福祥甘军开进北京城，扬言京师有大变。九月十九日，慈禧太后自颐和园赶回紫禁城。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并用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再三吁恳慈恩训政”，宣布慈禧重新“垂帘听政”，下令废除变法法令。九月二十二日，荣禄派兵3000人在京城搜捕维新派和帝党人士。政变前后，维新派曾议定由李提摩太（英传教士）、容闳、梁启超分别去见英、美、日三国公使，求其设法救助光绪帝和维新派，结果都落空。康有为得到英国保护，逃奔香港，后去日本；梁启超得到日本保护，逃至日本横滨。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同时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谭嗣同临刑前悲愤喊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被革职或流放；除京师大学堂外，新政全部废止。戊戌变法失败。
创立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十二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奏光绪帝，提出应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惟益加专精。对此光绪帝谕旨：此事由总理衙门妥议。七月，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奉旨召集有关官员商议办学堂事，强调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并决定于北京西城原同文馆附近买地筹金扩建学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十五日，御史王鹏运上奏光绪帝再次提出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下渝：“妥速办理”。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随后，命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妥议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决定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各国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分八章五十二条。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课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学、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同时提出“宽筹经费”、“宏建学舍”、“慎选管学大臣”、“简派总教习”等建议。七月三日，朝廷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随后委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任命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后又由黄绍箕、余诚格分别继任）。任命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为教习。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同时决定将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九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学员不足百人，多为世家官宦子弟及少数各省中学堂选送的高材生。十二月三十日，又设立师范斋，规定于前三级学生中选其高材生为师范生，专讲教学之法，为以后派往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之用。次年九月，又设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学堂。改派许景澄为管学大臣，黄绍箕为总办，刘可毅、骆成骧仍为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津一带兴起，京师大学堂内师生对此议论纷纷。管学大臣许景澄与京官袁昶等力主镇压。不久许以“极谏”围攻使馆和排外宣战的罪名而被清廷杀戮，教习刘可毅也被杀害。消息传来京师大学堂学生四散离去，校舍封闭，藏书损失殆尽。九月，慈禧太后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七日，慈禧太后从西安返京筹办“新政”。十日，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命其修改办学章程，扩大京师大学堂的规模。京师大学堂重新恢复。二月十三日，张百熙奏陈筹备情况：一、准备设预科，预科分政科和艺科两门；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二、添建讲舍，在原有一百四十余间的基础上添盖一百二十余间。购西城瓦窑地方土地一千三百亩盖房。落成后除预备、速成两科外，新奏旨送大学堂仕学馆学习肄业的进士，附设医学馆的学生一并迁入。三、附设译局，译局由官书局筹办。四、经费：由华俄银行拨发百万，大省每年拨二万；中省一万；小省五千。又决定任命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张鹤龄为副总教习，于式枚为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为副总办。对以上提议慈禧太后加以批准。十月十四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速成科学生考试科目有史论、舆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学策、物理策及外国文论七门。师范馆由各省选送学生若干，考试科目有：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代数、物理化学、浅近英文、日文等。仕学馆由各省推荐，不参加考试。结果共录取学生92名。后来又扩招九十名。十二月十七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又增设了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一个月之后北京掀起了拒俄运动，四月三十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仕学馆学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发起声讨沙俄罪行大会，会后起草《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当晚，部分学生退学参加了抗俄义勇军。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京师大学堂又增设满蒙文学，七月，附设博物品实习科。次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清政府将热河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拨给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宣统二年（1910年）改设分科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一年（1912年）五月三日，袁世凯批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义和团运动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兴起于长江以北各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和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起义被清廷镇压后，白莲教的各个支系继续斗争，北方几省相继出现了八卦教、红阳教、荣华教等组织，秘密从事反清斗争，其中八卦教影响最大。朝廷规定，传习八卦教者要查拿缉捕，为首者处以死刑，于是八卦教徒便以传习拳术来隐蔽自己。义和团运动便由此萌芽而来。
甲午战争期间，山东沿海民众遭受日军侵略之苦，战争结束后，日军占领了威海卫。三年后，日军撤离，此地又立即被英军强占。不久，德国又占据了胶州湾，并强行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强行租借威海卫，随之外国教会也随之大批进入山东各地，修建大小教堂1100多座，传教士和教徒发展到八万多人。许多加入教会的地主豪绅，仰仗教会势力，乘多年荒灾之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居众苦不堪言，对之切齿痛恨，多次与教会发生冲突。
当年十月，山东冠义县义和拳在闫书勤带领下，聚众数千人，树起“助清灭洋”的旗帜，占领了梨园屯。第二年，平原县义和拳组织和教会发生冲突，地方官吏派兵镇压，逮捕了数名义和拳成员，于是他们向荏平县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求救。朱红灯率领几百人的义和拳武装成员赶到平原，与当地义和拳群众会合，使官府十分恐慌。济南知府带兵在平原县与恩县交界的森罗殿与朱红灯的队伍发生争斗。此时，荏平、恩县、长清、高唐等地义和拳纷纷响应，不久，东昌、武定、泰安、济南等地的群众也闻风而动。面对义和拳运动的蓬勃兴起，清朝官吏内大体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主张立即用武力消灭，一种则主张安抚、收编。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要求采取安抚、收编政策，主张“化私会为公奉，改拳勇为民团”，把拳民编到诸乡团之内。次年二月，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出告示改“拳”为“团”，把参加义和拳的群众称之为“拳民”，允许他们设厂习拳，同时把武装反抗教会的人称为“匪徒”，缉拿惩处，借以安抚义和拳。由此一来，义和拳反倒取得半合法的地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官方默许的公开团体，“义和团”的名称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开始逐渐地广为流传起来。
山东义和团的迅猛发展，引起在华各国势力的恐慌。驻扎胶州湾的德国军队出兵到胶州、高密、日照等地，焚毁村庄、抢劫城镇抢杀居民。英、美、意等国驻华公使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廷下令取缔义和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美国公使唐格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撤换毓贤的要求，清廷迫于压力，申斥毓贤对义和团镇压不力，将之调任山西巡抚，由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后，立即发布了《禁示义和拳匪告示》，不承认义和团具有合法性，规定：不仅练拳，就是赞成义和拳的，都要被杀。随后依仗他统带的武卫右军和扩编的武卫军先锋队马步炮队共二十营兵力，对活动于山东黄河北岸的义和团发起进攻。先后斩杀了王玉振、王文玉、孙洛泉等义和团首领，消灭十多部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运动告以平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移到了直隶省。
早在两年前，直录南部威县，曲周、景州、阜城义和拳就已经开始活动，许多村庄建立拳厂、练习拳术，并逐渐向北发展。与教会和官兵多次发生冲突。此时，直隶总督裕禄根据上谕发布《严禁义和团》的告示，宣布“招引徒众，私立会合，演习拳棒，均属违禁犯法”，“再有设厂练习拳棒，射利惑民悖事，即由地方官会营捕拿，从严惩办。”此时总理衙门也对此忧心忡忡，电令裕禄，“此事关系紧要，务须赶紧严密查办，免滋事端。”于是裕禄派出官兵，分路对义和团进行镇压。然而，义和团运动不仅没被镇压下去，反而愈演愈烈，势力扩展到直隶全省，直逼京城附近地区，甚至在京城内和直隶总督所在地天津，也已经有自称义和团的人开始活动，沿街练拳，招收徒弟。
消息传到清廷，有官员主张对义和团用兵讨伐极其危险，应采取安抚政策。是年四月初，监察御史郑炳麟上奏，主张在直隶、山东派道府大员当“团练局总办”，选择乡绅做“团总”，收编义和团，把义团改造为官办的团练。这个建议遭到裕禄和袁世凯的反对。一时间清廷陷入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的两难境地。
四月初，涞水、定义、新城、涿州、易县等地的义和团同教会势力发生冲突，焚烧了当地的教堂，随后裕禄派军队前往镇压，遭到义和团的顽强抵抗，淮军副将杨福同被打死。裕禄随即又派提督聂士成所部的武卫前军赶去镇压，又遭到义和团的抵抗。义和团以“反洋”的名义破坏了芦保铁路，阻止前来镇压的清军。继而相继焚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的火车站，京津铁路上的丰台站和机器制造局也被捣毁。五月初，义和团拥进涿州城。
慈禧太后见形势十分紧迫，就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到涿州方向去进行招抚，向义和团宣布朝廷的“德意”。刚毅等人到涿州一带后，感到义和团势力极大，不能进行剿杀，于是向朝廷报告，主张撤回聂士成的部队，采用劝导、晓喻的办法解散或收编义和团。
正当刚毅等人在涿州一带活动时，京城内的义和团活动越来越频繁，声势也越来越大。小股外县拳民陆续涌人北京城，城内居民也纷纷加入义和团，出现了以义和团名义出现的反对洋人的揭帖，公开设立坛棚，焚烧外国人的教会房屋，并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朝廷屡次下令解散、严禁、缉拿，均无济于事，到了不能控制的局面。与此同时，天津城内义和团活动也十分频繁，烧毁教堂，进攻紫竹林租界，捣毁监狱，释放犯人。这时裕禄不得不改变手段，由高压转为安抚，以总督名义邀请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并用轿将他抬到总督衙门。
这年四月，英、美、德、意已派兵船驶入大沽口，随后，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向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迅速剿灭义和团。不久，十一国公使又以外交使团名义照会清政府，要求严禁团民练拳设堂，传布揭帖，并命令各国的大沽口的海军准备登陆。五月二十八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立即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来北平，并将此决定通报给总理衙门。经过一番交涉后清政府退步了，经慈禧太后批准，总理衙门同意各国立即派兵人京，要求兵数少一些，随后又通知裕禄，为从塘沽登陆经津人京的外国军队准备火车。几天后，英、俄、德、法、日、美、意、奥等国海军陆战队四百五十人，分两批到达北京，另一支外国联军六百多人，由塘沽登陆开进天津。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二千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发。裕禄虽想阻止他们，但联军仍然取得了所需的机车和车厢，开始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路上，联军遭到义和团的反抗。义和团拆毁铁路，致使联军四天里才走了一半路。抵达廊坊。一天早晨，义和团在廊坊车站袭击联军，几天后又再次袭击。此时去往北京的铁路已被破坏，联军只好退回天津。
六月十六日起，慈禧太后召集大臣，连续四天举行御前会议，主剿主抚两派争执不下。权衡利弊，慈禧太后决定宣战，“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是，“宣战上谕”内容极其含糊，令有些属下不知所措。同时，慈禧又面谕李鸿章，让他去向各国保证对义和团要“设法相机自惩办。”由此，义和团受到内外夹困。
正在朝廷举行御前会议期间，联军以朝廷当局“并不倾力剿办”义和团为借口，炮轰大沽口炮台，并迅速将其占领。随后又水陆并进，进逼天津，义和团与之顽强作战，双方激战一个月之久，此时聂士成的部队加入了反抗联军的战斗。义和团曾一度占领了紫竹林租界。在激战中，联军投入上万人的兵力，而清军主力却按兵不动，致使义和团力单难支。七月十四日，天津被联军攻破。与此同时，北京义和团向东交民巷使馆发起进攻，相继烧毁了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四国公使馆，连续围困各使馆五十六天。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于八月初向北京进攻，遭到义和团的阻击，但清军却节节败退，致使联军前进速度很快。八月十四日，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率王公大臣仓皇出逃，义和团被迫退出北京，在八国联军的镇压下，义和团运动终遭失败。
《辛丑条约》的签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占据北京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形成英、俄两国争霸中国的局面。沙俄为求得清政府对它独占东北的承认，首先表示“认皇太后为合例”政府，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主张各国军队撤出北京，开始议和。沙俄独占东北的阴谋，遭到各国的反对。英国不承认李鸿章为议和代表，反对联军从北京撤退，声称要等“中国立有合例政府才可开议”。德国在联军占据北京后继续调兵，企图以武力攻占烟台，进而抢占山东全省，并提出惩办西太后，用以恫吓清政府，以攫取更大的利益。日本是后起的强国，侵略中国时派兵最多，他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有矛盾，所以支持英国的主张。法国企图吞并云南，对英国在两广的扩张极为不满，所以支持俄国以抑制英国。美国为防止别国趁机强占中国更多的地盘，对自己不利，又第二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维持现在的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实际上是要求对中国建立列强共辛丑条约的签订管的局面。这样，经过长期反复斗争、妥协、协商，最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逐渐被各国所接受。
十月四日，法国提出谈判的六项条件：（一）惩办各国公使提出的罪魁祸首；（二）禁止运入军火；（三）给予各个国家、社团和个人的公平的赔偿；（四）各国在驻北京使馆设立永久性的卫队；（五）拆毁大沽口炮台；（六）在北京至大沽口的道路线上选择两三处据点，实行军事占领。十月十五日议和谈判开始后，奕劻和李鸿章向各国代表发出一份同文照会，提出了一个“我们建议的初步和约”草案五款：第一，中国承认围攻使馆是违反国际公法，它已经认罪，并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第二，中国承担对各国偿付赔款的责任。第三，中国同意根据各国的要求，重新订立通商条约。第四，联军交还总理衙门机关和中国档案。第五，和议开始后应立即宣布停战。各国公使对中国的议和草案断然拒绝，并蛮横地斥之为“狂妄”，表示在列强之间达成协议之前，不能和中国代表进行谈判。
各国代表在法国提出的六项谈判条件基础上，反复磋商，最后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此大纲基本上包括了后来正式和约的内容。十二月二十四日，外交团以照会形式，将“议和大纲”十二条交给清政府议和代表奕劻、李鸿章，转达西安，并声称：所列全部条款，都是“无可更改”的。李鸿章为了保全西太后的地位，在谈判过程中，奔走于列强公使间，特别请沙俄从中斡旋。他和俄国公使格尔思签订了《天津俄租界议定书》，承认俄国强占租界合法，甚至准备以东北主权作交易。在沙俄坚持下，列强终于同意用苛刻的条件换取对西太后的谅解。逃到西安的西太后惧列强以首祸议己，常惊惶不安。当她接阅“议和大纲”之后，如得免罪赦书，说：“今兹议约，不侵我权，不割我土地”，立即以“警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屈求全”为词，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电复奕劻、李鸿章：“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此后，各国在强迫清政府惩办祸首和勒索最大限度赔款及保证上，又展开了长达九个月的争论，直至和约内容已经基本确定之后，列强才开始同中国全权代表商谈余下的一些细节问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七日，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十一国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即《辛丑议定书》或《辛丑各国和约》十二款，附件十九件。
主要内容是：
一、派头等专使到德国谢罪，在德国公使被杀的地方树立纪念碑。
二、惩办支持或协助过义和团运动的官吏，凡义和团战斗过的城镇和农村，一律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以后凡民间产生反帝斗争组织，地方官吏必须严加惩办。对镇压不力的官吏要“一概革职，永不叙用。”
三、派官员为专使到日本谢罪。
四、外国人的坟墓被挖掘及损坏的地方，要立“涤垢雪侮”之碑。
五、两年内禁止军火及为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材进口。
六、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此款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英规定以关余、盐余（即每年关税、盐税在分别归还外债后的剩余部分）和常关（即清政府在水陆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设立的税关）三项收入，作为担保。
七、划定外国使馆区，各国可以在使馆区内驻兵。
八、削平大沽炮台及大沽到北京沿线的所有炮台。
九、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由外国人驻兵驻守。
十、不准中国人民建立反对外国列强的组织，违者处斩，各地官员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如发现有“伤害”外国人的事件发生，必须立即镇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十一、修改过去所订的各国认为需要修改的条约。
十二、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首。
《辛丑条约》的签订，将外国列强与清政府的关系完全确定下来，公使团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同盟会成立
二十世纪初，各种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纷纷建立起来。这些革命小团体，大多都互不联合，各自为政，缺乏明确而完备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为了便于“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完成革命任务，革命党人已经意识到必须将这些分散的、带有地方性的革命力量尽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前往日本。这时的日本东京，已成为中国留日学生从事反清斗争的活动中心，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一些领导和骨干分子，如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夭华等，也先后来到这里。
七月十九日，孙中山到达日本后，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认识了华兴会领袖黄兴。孙中山建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同致力革命，对此黄兴欣然应允。孙中山又约华兴会的重要骨干宋教仁、陈天华在《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面。会见时，孙中山着重强调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重要性，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而不相联络，各自起事，单独行动，“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
经过孙中山的积极活动，他所提出的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设想，得到了在日本的各革命小团体中大多数人的同意。
三十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有志革命的留日学生，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的住宅，召开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筹备会。到会的有孙中山、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居正、胡毅生、曹亚伯、朱执信、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七十余人，包括除甘肃在外的国内十七个省的留学生。会上，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并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演讲革命的道理、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方法。接着黄兴等也相继发表演说，说明革命后如何普及教育，如何振兴实业，如何整理内政，如何修睦外交。他们的演讲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统一后的革命组织的名称时，孙中山提议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则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对此孙中山做了阐述，他认为革命的目的并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还有人建议，这是个秘密组织，不应明用“革命”二字。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讨论宗旨时，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但有人对“平均地权”表示疑议，要求取消。孙中山当即历举世界革命发展的趋势和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说明平均地权就是解决社会民生的第一步方法，并指出，作为世界最新的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仅仅只去解决种族、政治这两大问题，还应将最大困难的社会问题，一起连带解决，才可建设一个世界上最良最善的富强国家。孙中山解释完，众人鼓掌，表示赞同。于是同盟会宗旨获会议通过。接着，黄兴提议，与会者签订盟书。于是，每人抄写一份，由孙中山带着大家举右手宣誓。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宣誓后，孙中山又到隔壁一屋，分别传授同志相见的握手暗语和三种秘密口号。随后，孙中山与各会员一一握手，并祝贺说：“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会议最后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八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经过二十天的筹备后，八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阪本金弥住宅内举行了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出席会员有一百多人。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了同盟会章程草案三十条。这个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设本部在东京。本部机构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权力最重，由总理直接领导，内分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议、调查六科。在这六科中，又以庶务科最为重要，如总理不在本部，“庶务”可代行总理职权。另外在评议部里，设有评议长和评议员；在司法部里，设有判事长、判事和检事长。同盟会章程还规定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接受东京本部的领导。国内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支部，国外有南洋支部、美洲支部、欧洲支部、檀岛支部。支部之下还设立各省区的分会。这个章程草案经过讨论修改，被大会通过。接着，在黄兴的倡议下，选举了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会上又根据会章选举了同盟会各部职员，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处理本部工作；汪精卫被推选为评议长，邓家彦为判事长，宋教仁为检事长。最后，黄兴提议把《20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家一致鼓掌通过。整个会议过程十分热烈。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基本上结束了各革命小团体分散斗争的局面，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将推翻帝制的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预备立宪
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形势不断蓬勃发展起来，使清政府大为震惊，若干朝廷重臣、地方督抚，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并且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势，要求“变更体制”，“实行立宪”。日俄战争之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趁机以“俄以专制败，日以立法胜”为由，提出立宪的要求，以便使自己能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清廷发出谕旨，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及绍英五大臣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九月二十四日，五大臣带领大批随员，乘火车离京。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乔装成皂隶，从容步入站台，登上五大臣专车，准备炸死五大臣，但由于车身震动，触发炸弹，吴樾死难，载泽、绍英二人负伤，出洋考察只得暂缓。十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又改派李盛铎、尚其亨顶替徐世昌、绍英、凑足五人再次分途出路考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他们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他们看到，天下人心思变，如果拒不实行任何改革，就不能安定人心；而人心不安，革命党就容易“煽动”群众，革命的“祸乱”就难以避免。只要先定下立宪的“国是”，就能安抚立宪派，稳定大局。如果继续狐疑，就会使希望立宪的人们感到失望，甚至“激成异端邪说，紊乱法纪”。总之，正如载泽向慈禧太后密奏立宪有三大好处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并提醒她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慈禧太后反复考虑他们的建议，尔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一日颁布上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这道上谕承认，“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而中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所以“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不可。尽管清廷宣称要“仿行宪政”，但又声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同时又借口“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将“祝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使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看到有了参政的希望，他们的代表人物立刻积极活动起来。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与蒋智由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政闻社”。此外，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丘逢甲在广东成立“自治会”。
同年十一月，清政府首先宣布改革中央官制，行政中枢仍为军机处，把部的数目增为十一个，有些部的名称有所更改。这次改革标榜不分满、汉，但是各部长官中，满洲贵族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一些重要的部如陆军、度支、外务等，长官都是满洲贵族。第二年，宣布改革地方官制，把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分别收归中央陆军部和度支部。立宪派见清政府并无立宪的实际行动，便采取联名上书进行请愿的办法，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预备立宪公会联络宪政公会、宪政筹备会、自治会等立宪团体，邀集各省立宪派的代表到北京，向清政府请愿。一些地方督抚也电请早日召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九年为立宪的预备期限。《钦定宪法大纲》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君上大权”，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召集或解散议院、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总揽司法等权，实际上与专制君主并无多少区别。
宪法大纲颁布后不久，同年十一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不及三岁的溥仪继承帝位，由其生父载沣以摄政王执政，改元宣统。
载沣执政后，宣布要继续推行立宪；同时进一步加强皇室贵族集权。他以“足疾”为名，罢斥了权势显赫的袁世凯，令其回籍“养病”，自己以监国摄政国代理大元帅，亲自统率禁卫军。命其弟载洵和载涛分别担任海军大臣和军谘大臣，荫昌担任陆军大臣，由皇室来把持兵权。
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诏令各省成立谘议局。各省谘议局基本上为立宪派所控制。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如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薄殿俊等，分别担任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省谘议局的议长。
江苏省谘议局成立后，议长张謇向各省呼吁，主张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十二月，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集会，决议到北京向都察院请愿上书。第二年一月，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在北京联名上书。清政府坚持九年预备立宪的期限，拒绝速开国会。第一次请愿失败。六月，立宪派又组织了十个请愿团，赴都察院上书，仍遭拒绝。第二次请愿也失败。十月，清政府的中央资政院在北京正式开会。这时，各省立宪派联名举行第三次请愿，立宪派组成的国会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逞递了请愿书，资政院的多数议员支持立宪派的活动，资政院上达了请愿书，并且通过“陈请速开国会”的奏折和设立责任内阁的议案。各省督抚也发来电报，呈请清政府设立内阁、召开国会。迫于这种形势，清政府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在国会召开前两年，先成立内阁。另一方面又利用立宪派的分化对他们采取强硬态度，下令押解东三省的请愿代表返回原籍，宣布禁止请愿活动。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清政府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为协理大臣。在十三名内阁员中，汉族仅四人，满族有九人，其中皇族占七人，被称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的成立，彻底暴露了清政府假立宪的骗局，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就是原来赞成民国二年（1913年）召开国会的那部分立宪派也大失所望。各省谘议局议长，再次在北京召开联合会推举谭延闿为主席，向清政府上书，要求另组内阁。他们的请求，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至此立宪运动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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