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伟真

    父亲离开我们以后，他的慈和音容至今仍萦回于我的记忆中。我和父亲相处为时并不太长，但往事历历在目，令我时时想念。

    我家祖籍世居浙江绍兴县陶家堰。曾祖父在此建有一座砖木结构的老式楼房，六开间两侧厢，没有庭院。它是三房人（共六个堂兄弟）所共有和聚居的地方。

    祖父省斋公，前清科举出身，曾任江苏吴江县丞多年，并在该县盛泽镇定居，建有住宅，是普通的砖瓦平房，三开间带一个小院子。听说父亲便是在此出生，时为一八八二年。此外，在盛泽镇后街还有几间房屋，我因年幼，现已印象不深。这后街的房屋，解放后已由公家改建新屋，供作厂房仓库。盛泽大街的正屋至今还在。至于陶家堰那个老家，我们这一辈均未回去过，老祖居是否依旧存在，我也不清楚。

    境遇艰辛 苦读成才

    祖父在清末于吴江去世。先祖母为绍兴道圩章氏，早年夭逝。继祖母张氏，湖州人。祖父弃世后，祖母带着我父亲和伯父（兄弟二人），生活维艰。祖母常到绣花庄领料做绣花手艺，同时，外曾祖父亦常给以接济，一家便赖以为生。伯父名伯谦，前清秀才，曾任上海某慈善事业机关的医药顾问十余年。他与我父亲，兄弟情谊甚深，到老不减。

    我父亲从小以聪慧见称，在外曾祖父关怀支持下，苦读成才，二十一岁到杭州应试，中第六十七名举人。一块“文魁”大匾，挂在了盛泽旧居的厅堂上。这块大匾在“文革”中被作为封建“四旧”而砸烂，厅堂亦遭破坏。

    一段佳话 传为美谈

    我母亲姓屠名玉瑛。说起她当年和父亲的结合，却有一段佳话。原来，父亲中举之后，经谢、陈两老伯为媒，介绍邵、屠两家对亲。这门亲事，在当时可说是“门当户对”，可料不到我父亲竟表异议。他说：“对女方，我有两个条件：一要女方开放缠足；二要她进校读书。她全都做到了，我才能同意成婚。”对第一点，解放小足，女方很快便表同意，但对第二点，则颇感为难。因在当时封建社会，一个大家闺秀，大多不愿抛头露面出外上学。此事难住了双方家长，也难住了媒人。最后，还是两位媒人想出妙计，决定由眷属陪同女方上学，才打开僵局。这说明：我父亲年轻时就远瞩时势，顺应潮流，力倡妇女解放。后来当他主编《民国日报》副刊时，这一新思想更是如同火花般爆发出来。

    就前清的科举制度来说，父亲中了举人，本可在地方上求取一官半职，让日子过得好些。可是，他看到清廷政府对外屈服，对内压迫，也就不甘妥协求荣，不走仕途。一九〇二年在上海南洋公学求学，十分尊崇主持校务的马相伯先生和国文教师蔡元培先生。一九〇四年入震旦学校，因和于右任开展学生运动，便被迫离校，随校长马相伯在吴淞炮台湾自办“复旦公学”，边学习边工作。一九〇七年和于右任同往日本学习新闻学，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从业新闻，鼓吹革命。一九〇九年与于右任等创办《民呼报》于上海，因揭露汪大燮卖国罪行而被查封，不久又改名《民吁报》，不料创刊仅四十二天便被诬有辱中日邦交言论，复遭查封。并被迫离沪，去陕西高等学校任教，旋又被驱逐再回上海。但他并未因此屈服，一九一〇年再次与于右任办《民立报》，开始署名力子，继续战斗。当他匆忙离陕由汉水乘船南下时，曾不慎失足落水，幸免于难。

    一九一一年父亲响应辛亥革命“光复义勇军”准备北伐。以后，又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任总编辑。该报是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的第一家中国报纸。同时动员上海学生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一九一六年参加孙中山领导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同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旋即加入了中共的上海党组织，并和共产国际联系，经常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刊登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的言论。当时办报的处境十分艰难，报纸印费，常无来源。父亲责任心切，爱报如命，竟将自己身上的皮袍脱下拿去变卖支付报纸印费。朋友们说他是“毁家办报”。父亲生前老友，至今见面时，还向我乐道此事而赞叹不已。更有甚者，当年办报是在国内外敌人相互勾结压迫下的上海出版的。报纸既然是鼓吹宣传革命，当然要抨击时弊，揭露反动统治（如上海护军使等）的倒行逆施。因此反动当局对父亲是恨之入骨的。

    一九二五年父亲参加领导上海的五卅运动，更是触怒了上海护军使，于是，他们便和租界巡捕房勾结一起，下令缉拿我父亲，迫使父亲不能在家居住（我们是在一九一三年之后，由盛泽镇迁往上海的），只得在外面东躲西藏。我见不到父亲，便哭吵着要找他。这使母亲焦急得万分难过。有一天夜晚，母亲悄悄地带着我们兄妹到于右任伯伯家中，一直进入后书房。我抬头看见父亲从里面走了出来。我们悲喜交集，硬拉着父亲，要他一齐回家。但结果，我们还只能失望地含着眼泪离开了他。这个情景已过去近六十年了，仍然在我脑海里不时地浮现。

    黄埔军校 重任在身

    一九二五年，父亲结束了坚持十年的《民国日报》编务工作到广州去。同年九月在黄埔军校任秘书长，后又任该校政治部主任。那时，孙中山先生已逝世，国民党仍保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黄埔军校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下起着深远的影响。黄埔军校的校章上面，刻着青天白日和镰刀斧头在世界地图上的图案，便是国共合作的历史标志。父亲当时也是国共两党的跨党党员，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为受命率领国民党友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届扩大会议，需要以纯国民党员身份出国，乃经党组织的同意退出共产党。他在苏联参加会议之后回国，曾在国民党中央和军政机关担任重要职务，不久卸职。以后曾接受复旦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学位，出任中国公学校长。也正是那时（一九三一年），父亲和继母傅学文在南京结婚。这是父亲在先母去世十年之后，重建起来的美满家庭。

    接着，父亲先后出任甘肃省和陕西省主席。在陕西主政期间，省内不少地方荒旱严重，赤地千里。父亲对此非常忧虑。当时我还在英国留学，他曾写信给我说：“陕西目前荒旱，民生可虑。”不久，几场甘霖，秋收有望。他又写信给我“现已丰收在望，但又恐谷贱伤农”。其忧国忧民之心，经常流露在字里行间。记得在一九三五年我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回来，想偕同国隽（我的爱人，当时尚未结婚）到陕西省看望父亲。他来信说：“你们来陕西沿途可考察一下人民生活的情况如何？对我可有什么意见？”这是他的真情实感。那次，父女久别重逢，我看到父亲操劳过度，苍老了许多，内心潜感凄然。此情此景，经久难忘。

    父亲一贯致力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几次参加过两党的和谈。人们称他“和平老人”。他这种思想行动，是全出于爱国爱民的热诚，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尽管险象环生，他从不灰心，也无所畏惧。但他对于家人，很少谈论政治，只听他对我们谈过两次与政治有关的话。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关于李石岑（何香凝同志的女婿，中共党员）在从沙平坝回家途中被暴徒狙击的事。当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从重庆市郊进城看父亲，他谈到这件事时，极为愤慨。他认为这是对重庆和谈蓄谋破坏的一种先兆。当时，他是参政会的秘书长，又是和谈代表，他对此事的焦急心情为我生平所少见。另一次是在解放前夕，他参加最后的和谈，从南京上北平临行前对我们提示说：“这次到北平去，结果很难说，你们的思想要做好准备！”当时我们还未体会他这话的深刻含义。后来他和其他代表留平不返，继母也托故乘机飞往北平。我们这才开始真正体会到他说那句话的心情和深远意义。

    热心公益 关怀故旧

    父亲很关心故乡的文教、公益事业，一九三二年他创立了绍兴私立稽山中学。后来在富盛金家岭邵氏祖坟附近的邵家溇邵氏宗祠隔壁，又创建并扩建了两所小学：一名棠荫小学，一名明强小学。这两所小学，每年由父亲负担经费各一千元，他每次回到绍兴时，总去看看这些学校，并访问附近故老，谈问家常。抗战胜利后，父亲曾为绍兴医院在沪筹集经费先后达旧法币六亿元。此外，他对故旧亲友中有困难的，或族中贫寒子弟出外读书的，也常常给予帮助。一九六七年父亲在北京逝世后，我在他的书桌抽屉中，还发现他接济亲友的一沓一沓的汇款单，家里的王师傅告诉我，这些事都是他经手办的。每张从十元到三十元不等，每月总计汇出款项约等于他工资的一半，他感叹地说：“今天还不知有多少人，在等待着老先生这些小小的补助哩！”

    父亲为了表示对先人的尊敬和怀念，每在清明时节，也抽空回故乡扫墓。但他不迷信风水。记得早年有人传说我曾祖父的墓地风水好，能庇荫子孙。我的堂伯父迷信此说，就把他祖母的遗骨，偷偷葬入我曾祖父墓内。族人得知后，大为反对，认为兄嫂合葬，既乱伦常，又破风水，对子孙不利。堂伯父也自感过失很大，奔赴四爷爷和父亲处，惶恐求恕。父亲不加深责，但又指明风水不能决定后辈的祸福，并劝大家不要为了这事伤了和气。父亲这种思想、作风，在乡里一直传为美谈。父亲对烧香拜神的迷信行为是极厌恶的。可是我祖母则恰恰是一个很迷信的老人，每逢中秋节或地藏王生日，她便要焚香拜神，桌上摆满糖果供品，焚香燃烛，虔诚礼拜。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不自在，但他事祖母很孝顺，不愿为这些事伤了老人的心，只好等到祖母礼拜完毕，回房安息了，父亲才将香烛掐灭掉，并于此时让我们分吃供桌上的鲜甜糖果。我们便很高兴而又悄悄地大嚼一顿，将供品一扫而光。我们的祖母就是在父亲这样的孝养下，安享了晚年，直到一九二五年逝世。

    好学成性 至老不衰

    父亲一生的很大兴趣就是读书。其攻读内容，范围很广。现在我们还藏有他读过的《教育生物学》一书，还可见到他在书上画的着重红线和在书头上写的笔记。他对历史书更是手不释卷，读史兴趣，年老不衰。旧家原存的二十四史散失了，他又重买一部回来。家中藏书的数目可观，其中多属文史、科学和外文书籍。在他逝世后，已遵嘱将藏书献给国家。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严格的，他教我们除了要学好本门学科外，还应读本国历史，要认识中华民族的本身面目。他曾买了一部《严复名著丛刊》给我，要我好好阅读。我出国留学时，他一再叮嘱我，要学习外国的长处，而不是无原则地搬用。父亲没有旧家庭的家长作风，有时我笑话他，他也不生气。有一次他从家里去复旦上课，因为过度疲劳在小火车上睡着了，车到江湾站不知下车，直乘到吴淞又乘原车转回上海，复旦大学的课当然上不成了，他很懊悔。我们有时就拿这件事笑他，他只微微一笑了之。我对父亲这种可敬可亲的性格，印象很深。

    循循善诱 语重心长

    父亲晚年对第三代小辈的教育，特别重视。在给我们的信中，特别告诫我对子女应“爱之必以其道”，还常说：“在学习上，要导使他们注意劳逸结合，三好历来就是以身体好为先。”我们最小一个孩子，才七八岁时，他就常常给他写信，要他“从小就养成接受批评的习惯，不要专欢喜听人赞扬的话”。同时，他还常常鼓励孩子们说：“字要写得端正，使人容易明白。”又说，“粗心大意，很容易误事”等等。更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他因为怕影响对外孙鼓励的效果，有些话不想直接写进给孩子们的信上，而嘱咐我相机代他说出。父亲对年青一代的这种爱护和期望的心情，使我感到自己对子女的责任极为重大，要教好一个孩子，社会的风气、学校的教育、父母的督促和真心的爱护都是重要的。

    我母亲屠氏，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四日（农历九月十二日）在上海去世的，终年才三十四岁。她为父亲的事业和家庭的生活，勤劳了一辈子。她侍候祖母很孝顺，一次为急于做菜给祖母吃饭，切肉时不慎把手指砍掉，鲜血淋漓，痛在心里，毫无怨言。在旧社会来说，母亲确是一个贤惠的妇女，她生下我兄妹四人，四妹早亡；二哥邵志刚留学苏联，曾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活动，回国不久再到意大利留学，一九三一年在罗马不幸被人暗杀；大哥遂初，在浙江省工作，退休后在杭州病故；现在留下的就是我一人了。我爱人吴国隽在大学任教授，我们有四个子女，长子绍恩、三女绍乐现在外国留学；次女绍平去年从美国进修回来，现任杭州大学副教授；四女绍愉，大专毕业，在工厂工作。

    父亲常以“随份报国”勉励我们，并主张一个人必须迎合世界新潮流，不断向前迈进。回忆他一生的事迹，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一生。他晚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关怀，应该有充分的机会，发抒他报国的夙愿，可是他毕竟年老了，没有更多的时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和为促使台湾回归祖国而效力了。他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大概在他逝世的前半年，他似有所感地信手写下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一首，在当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便安然逝去。当时，大家见他还安睡床上，面容如生，仔细一看，才知他已与世长辞了。只恨我们在父亲临终时不及在他身边承受遗训，得电后才匆忙由上海到北京奔丧，瞻仰遗容。父亲的追悼会，是备极哀荣的，诚如郭沫若伯伯对我所说，“你父亲很有福气”，我们应该引为感慰。

    （吴国隽 梁立言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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