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君实

    邵老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逝世。在他逝世的前两天，我还去看他，他的精神很好。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时候，老人惦记着浩劫给国家带来的灾难。特别是对他知道和认识的一些人，他更是不断地打听着他们的消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告诉他老舍遭受迫害不幸去世了，后来，我又告诉他南汉宸、丰子恺等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接连遭受“揪斗”的消息，他对这些老友是十分怀念和担忧的。老舍是他在抗战时期的朋友，抗战时，老舍负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曾经得到邵老的不少支持。南汉宸是他在抗战前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的秘书长，当时南汉宸就是共产党员；丰子恺是20世纪20年代他在上海结识的朋友，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被党和政府委以重要的职务，他们又是著名的作家、学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被列为“反动作家”、“反动权威”、“当权派”，便统统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当时陈毅也遭到“四人帮”的“批斗”，邵老听说有一本诬蔑陈毅的小册子在街上出售，他想看看小册子的内容，我便去买了一本送给他。一九六六年，他已八十五岁高龄，不能上街看大字报，这件事他便嘱咐给我。隔一两天，我便将在大街上看到的情况去告诉他。平常，他一向是很乐观的，但在那些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一些老同志、老作家、爱国人士在遭受着迫害，有的还被迫害致死，因而他经常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对朋友们的生死，时时牵挂于心。

    邵力子从事新闻工作是从一九〇七年开始的。那时，他才二十五岁，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就到日本学习新闻学。从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二五年，他和叶楚伧在上海共同主办了《民国日报》，他任主笔十年，而倍受赞誉的还是他主编的该报副刊《觉悟》。《觉悟》是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创刊的，当时五四运动刚刚发生不久，全国仍处于运动的高潮中。创办《觉悟》之意旨在于唤醒人们，使人具有新的觉悟，做新时代的人。《觉悟》经常刊载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割据的文章。它还批判旧文化、旧文学，提倡向新教育、新文化进军，号召青年向旧社会做斗争等等。刊登在《觉悟》上的文章形式，有评论、随感录、杂文、小说、诗歌、通讯，也有译作，其中短文章占多数。邵力子编《觉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走群众路线办报。所以《觉悟》上的文章，除了有计划组织的共产党人、进步作家的稿件之外，还刊登了大量的群众来稿，特别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店员，工人的稿件更多。邵力子除了编《觉悟》外，还兼编《民国日报》另一个副刊《妇女周刊》。

    他自己在《觉悟》上发表的文章也很多。仅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至八月十九日，他就撰写了几十篇《古训怀疑录》，针对一些有碍社会前进的唯心主义论点进行批判。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在《跋学生潮》一文中，赞扬了学生们的爱国活动。同年十二月九日，在《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一文中，他批判了章太炎提出的“提倡社会主义是好奇”的错误论点。在当时肯定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先进的观点。一九二〇年五一劳动节那天，他发表了《“八点钟工制”在中国底重要》一文。接着又发表了《“八点钟工制”底成绩》一文，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同年七月一日，他发表的《改造社会底最重要的事》一文中写道：“将来改造社会以后，科学必愈求其进步，产业必愈求其发达。不过所有科学与产业都要为真正的人民谋普遍的幸福，不再为少数人所利用罢了。但是，科学进步，产业发达，绝非空口说白话的事，是必须有专精的学术和技能的，所以改造社会家一方面要唤起群众的觉悟，一方面却要准备高深的学术。俄国在社会革命成功之后，最感困难的就是同志中缺少专门技术家，不得不在旧有的产业阶级里面去寻觅人才，勉强应用，其间知有多少困难，有多少危险。殷鉴不远，这正是我国青年最要醒悟的一点。我国科学幼稚，比俄国更甚，如果不早自储人才，将来所冒的危险，一定比俄国更甚。”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正确论点，确实称得起是先驱的。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他写了一篇纪念二七罢工的评论《勿忘二月七日》，赞颂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英雄行为，并指出这次工人大罢工“决不只是吴佩孚、萧耀南和京汉路工人底搏战，实在是军阀和国民全体底搏战，也就是黑暗势力和光明势力底搏战”。“工人们底运动实在是非常光明磊落的。世界各国底劳工运动，没有不从力争团结权入手的，他们获得团结权，也都不惜重大的代价，甚至以宝贵的生命为殉；京汉路工人去年今日底牺牲，正是为力争团结权而起，丝毫不杂他种自利的意义，他们不是争工资争做工时间，他们是争自由争人权”。“他们伟大的人格和魄力，实在足以担当革命的事业”。在以后，他又发表了抨击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的《吴佩孚压制舆论的手段》及支援上海六月三日游行示威的《“六三”运动的精神哪里去了？》等文章。

    当时经常给《觉悟》撰稿的人，有陈望道、潘梓年、胡愈之、李达、刘太白、陈子展、沈雁冰、沈泽民、曹聚仁、陈学昭等人。《觉悟》上还刊登过当时已是共产党人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蒋光慈、杨贤江等人的文章。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邵力子离开上海去广州，《民国日报》落入国民党右派的手中，《觉悟》副刊也随之改变了方向。

    邵力子在主编《觉悟》副刊时，关心读者，特别是关心青年男女读者的自由和解放，他写作的大量通信，受到全国新闻界、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赞扬。他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被称为当时全国四大副刊之一。从他编辑的这个副刊上和他写作的大量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时时都在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关心着人民群众。

    下面我再举两件他营救作家骆宾基和营救新四军战士的事。

    著名作家骆宾基，在解放前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那是一九四四年在四川酆都县发生的事情。一九四四年，骆宾基在酆都一个中学里教高中语文，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他在批改的学生作文中有“唯心论”字样，就以此把他逮捕入狱了，这显然是在制造借口迫害进步作家。骆宾基被捕入狱后，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新闻界人士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邵老，请他设法营救骆宾基，当时邵老担任政协秘书长之职。邵老和骆宾基并不认识，但骆宾基是位进步作家，邵老是知道的。邵老出于爱护进步作家的正义感而营救骆宾基。邵老打听到当时任酆都县县长的张一之是他过去在上海的一个学生，便派人向张一之说明情况，骆宾基很快就恢复了自由。从一九四四年到解放后，骆宾基总是念念不忘邵老营救他的事，但苦于没有机会见到邵老，向邵老表示感谢。后来，骆宾基在北京首都剧场看戏，看到邵老也在场，等戏演完后，骆宾基走到邵老座位前，感谢他往日营救之恩时，邵老却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事，从邵老这句简单而有深情的话里，也可看出邵老的高尚品德。

    第二件谈谈他在一九四六年营救新四军战士李觉、郑重、滕小良三人的事。这件事是从他遗留下来的信件中才知道的。这三个战士是在当时江南新四军部队北撤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其中二人已被非法判处了死刑，另一人也将同样被判为死罪。在这个紧急时刻，他们的家属分别写信告诉了当时住在南京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立即写信请邵老设法营救。现将周恩来、邵老等人的三封信作为一份史料抄录如下：

    一、周恩来致邵力子函

    力子先生惠鉴：

    兹有新四军工作人员李觉、郑重及滕小良三人曾先后被捕，现拘禁苏地方法院。顷接渠等家属函称，李觉、郑重二人均已以杀人罪名判处死刑，滕小良亦将以杀人罪名，同样判处死罪，不胜惊异！查李觉曾在新四军工作多年，三十四年底，江南新四军部队北撤时复员回家，于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在苏州被捕，兹闻将以破坏交通杀人等罪起诉，当于七月十九日函请台端转电苏省主席转饬苏州地方法院予以释放，迄未得复。郑重曾在新四军作对敌工作，于三十四年冬在武进被捕。滕小良曾在新四军三师工作，三十四年九月底在扬州被捕。李、郑、滕三人既统系新四军工作人员，即应以政治犯案处理，予以释放，绝不能假借杀人犯罪名而判处死刑，兹特函达，即希

    急电江苏王主席立即饬苏州地方法院停止李觉、郑重二人死刑之执行及滕小良死刑之判决，并照政治犯一并予以释放，毋任感荷！如果当局一意孤行，必欲置三人于死地，势必影响敝方对于贵方被拘人员之处置，时机急迫，希即紧急办理见复为荷！专此顺颂

    台安！

    周恩来谨启

    八月二十七日

    二、邵力子致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函

    东成先生惠鉴敬启者：

    勘电计达。周恩来先生来函抗议苏州地方法院判决李觉、郑重、滕小良三人死刑一案，略称该三人应以政治犯案处理，予以释放。如必欲置之死地，势必影响敝方对贵方拘捕人员之处置等由，特抄同原函送请

    查照，迅予转函苏法院对该三人死刑暂缓执行，免起重大纠纷，毋任公感！一并查周氏七月十九日来函提出李觉与杨阿考二人，经以午梗电请为转电释放，嗣东午有电复已转苏高院。兹其所请为李觉、郑重、滕小良三人与前函略有不同，并附陈明。专此

    祗颂

    勋礼！附抄函一件

    弟邵力子敬启

    八月二十九日

    三、王懋功致苏州高等法院负责人函

    茀云

    吾兄勋鉴：

    冶放

    顷接邵力子先生俭电及八月二十九日函，为周恩来抗议关于李觉、郑重、滕小良三人死刑一案，谨转函暂缓执行，以免引起重大纠纷，并云周氏七月十九日函所提出者为李觉、杨阿考，与此次函所称李觉、郑重、滕小良略有不同等语。特抄录原函，送请

    台察并希见复为荷！专此顺颂

    勋安！

    弟王制懋功拜启

    八月三十日

    于是，在邵老的营救下，这三位新四军战士免遭于难了。

    邵老在一生中不知营救过多少人，廖承志、章汉夫在学生时因为参加爱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也是邵老营救的。他从来不对别人谈这些事，他总认为营救爱国人士、爱国青年、帮助贫穷朋友，是他应尽的责任。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为邵老和程潜百岁诞辰举行的纪念会上，邵老的夫人傅学文先生在会上的致辞中，谈了两点有着深刻意义的话：“第一，我们的祖国需要和平统一，凡是对和平统一做过有益工作的人，祖国就不会忘记他。第二，我们的人民需要那些真心实意为他们服务的人，凡是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人，人民就会纪念他。”这两点对邵老来说是十分恰当的。邵力子先生一生度过八十六个春秋，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在这风云变幻的漫长岁月中，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是有口皆碑的。我认为一个人在世或死后，令人永远怀念着，这是最可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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