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求我

    邵力子先生是一位可敬的前辈。他原籍浙江绍兴，年轻时在江苏吴江的盛泽镇上学，生活多年，许多人都以为邵先生是吴江人，他自己也把吴江当作第二故乡，听说还加入过吴江同乡会。盛泽离我家乡震泽只有七十二华里，所以我上小学时就知道邵先生的名字。当时吴江有两“子”很出名，一位是柳亚子先生，另一位就是邵力子先生。“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我作为苏州中学的学生代表之一也前往参加，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酿成了著名的“珍珠桥惨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听说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不同意蒋介石采取这种血腥的手段，其中就有邵先生，这是邵先生最初给我的好印象，虽然我当时只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

    抗日战争初期，我到陕西榆林，认识了邓宝珊先生。邓先生和邵先生在甘肃共过事，邵先生任甘肃省主席，邓先生是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彼此过从甚密，相知颇深。对于邵先生的为人正派，处事公平，居官清廉，生活朴素，邓先生深为钦佩，认为这在国民党要人中是很难得的。

    20世纪40年代初，我在重庆。当时苏联卫国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国民党内的一些法西斯分子宣扬希特勒军队如何强大，苏联难以取胜。邵先生卸任驻苏大使回国后，就以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在一些公开场合如实介绍了苏联军队和人民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事迹，断言反侵略战争必胜。邵先生的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人们看清反法西斯战争正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更增强了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

    一九四九年我在北京，经邓先生介绍，终于认识了邵先生。此后多次来北京，几乎都同邵先生见面。而且总是他知道后先来看我们。一九五一年，邵先生来信要我帮助他的一位朋友解决在兰州的房产问题，我转给了兰州市副市长孙剑峰同志，事情很快得到妥善处理。这本来是按政策规定应该解决的，而邵先生却又来信道谢，使我深感不安，同时也体会到邵先生细致周到的作风。

    邵先生的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也是值得称道的。有一位吴江同乡蔡元湛，过去和邵先生相熟，解放后由邵先生介绍在上海福利部门工作，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以后又自动离职，生活困难，不得不向邵先生求援。邵先生慨然允诺，按月接济他一定数目的生活费，直到邵先生逝世。由于邵先生和柳亚子先生的夫人郑佩宜的解囊相助，蔡元湛才得以渡过困难。一九七五年我在上海见到他，谈起邵先生，他深表感激和怀念。我也很受感动。

    邵先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他最早考虑到我国的人口问题，建议实行计划生育。可惜这个重大的建议当时未被采纳，和马寅初先生的建议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邵先生始终坚持他的主张，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态度，这种精神是可贵的。现在，全国城乡已经普遍推行计划生育，并已取得显著的成就，回忆过去的这段经过，我们更深切地怀念邵先生。

    邵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我国从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漫长历史时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终于亲眼见到新中国的诞生，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作为爱国老人，邵先生多年的愿望已经得到实现。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蓬勃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邵先生身后有知，更可以含笑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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