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译文】

    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不慎重考察研究。

    【解析】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战争是残酷的，“兵者凶器”，战争带来的大量杀戮和毁灭性破坏，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难以估量的。然而战争又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史，一直时断时续地存在，征服和抵抗，侵略与保卫，争夺生存空间、种族间的仇视、文化与信仰的差异……战争产生的缘由各式各样。战争又是一场赌博，是国与国之间的豪赌，国民的性命、财富、福祉一旦押上去，将没有办法挽回，所以要慎之又慎。

    【故事】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韩上党郡守冯亭派人去赵国请求援助，并愿将所属十七城献给赵国。赵王决定接受上党之地，派遣军队前去镇守，这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与秦的争战。公元前260年，秦军攻取了上党，并借机伐赵，赵孝成王派老将廉颇拒秦。廉颇采取坚守不战的策略，意图拖垮秦师，时间一长，秦国方面坐不住了，于是秦相范雎派人贿赂赵国权臣，使离间计造谣说秦军最害怕赵奢之子赵括出来领军。赵王本就责怪廉颇久战不决，急躁之下误信流言，果然派赵括取代廉颇为将。赵括熟读兵书，又擅口辩，他父亲在世时与他谈兵都说不过他，然而却并无多少实战经验，初上战场更是骄傲轻敌，把敌人都不放在眼里。他将廉颇的部署完全打乱，在面对秦将白起的诱敌战术时贸然进攻，深入到秦军壁垒，结果赵军被秦军截为三段，首尾不能相顾，陷入包围之中，粮道也被截断。断粮一个多月后，赵括组织军队突围，被秦军射死，这下更是兵败如山倒，四十多万赵军成为秦人俘虏，被白起集体坑杀，只留下两百多人回赵国报信。

    长平之战对赵国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其后秦军又进围赵都邯郸，若不是魏信陵君窃兵符、杀魏将晋鄙来解赵国之围，赵几乎就在此时灭亡了。当然，这对赵国乃至六国来说都仅仅是苟延残喘，长平之战后秦灭东方六国已经不存在多大阻力了。本来，赵地处四战之地，战争经验极为丰富，出现过多位能征善战的名将，士兵也训练严整，国力亦不弱，在战国后期还是可以与秦抗衡的。可惜赵王误信流言，急于求成，舍老成持重的廉颇不用，而用轻率骄敌、纸上谈兵的赵括，惨败于长平，险遭国灭。而四十万赵卒全部被活埋，更是不可挽回。正如孙子所说，战争是国之大事，像赵括那样尚未明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就贸然出兵，将军队带入死地（被秦军截断、围困），岂不是太不慎重，把战争当做儿戏么？一旦战败身死，就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军争非儿戏，临敌对阵，不可不慎！

    我们在人生中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艰难时刻，在些重大的时刻，一个“慎”字是首先需要牢牢记住的。罗素说，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之一就是会理性思考。反复再三地考虑问题，克服自身的情绪弱点，这是我们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必须学会的重要一课。会谨慎地、理性地思考问题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也许我们在有生之年不会碰到在战场上做出决策的这种极端状况，不会肩负着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去险地冲锋拼杀，但每个人必定会碰到类似的考验自己的时刻，需要衡量各种利害做出决定，这种时候需要的慎重可能并不亚于战场上一决胜负。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切记要保持头脑清醒，以免得意忘形为今后的失败埋下隐患；在跌入低谷的时候，更不要忘记用残存的理性来思考，不要让情绪包裹住你全部的身心。

    【原文】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译文】

    所以，必须从五个方面来分析，来探查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指政治。可以让老百姓与君主同心协力，可以与君王同生共死，而决不违背。天，指天时，包括昼夜、阴晴、寒暑、时制等等。地，指地势，指地形的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将，指将领的指挥智慧、赏罚有信、对士卒爱护、勇敢果断、纪律严明。法，指军队编制、官吏任命、物资调配等制度。以上这五个方面，为将的不可不知，知晓了的就胜利，不知晓的就失败。所以要通过考察分析来探究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弄清楚：哪一方的君主拥有道义？（战争的）哪一方更有天时、地利？法令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哪一方的队伍更勇猛善战？哪一方的士兵更训练有素？赏罚是否公正严明？我从这些方面来加以比较和判断能预料胜利属于哪一方了。将领听从我的计策，用他打仗必胜，可以留下他；将领不听从我的计策，用他必败，就撤换掉他。

    【解析】

    战争过程中获得了民心，这就叫道。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类似于绝对真理，也可说是宇宙间的客观规律。具体到两国争战，就看双方谁获得的民众拥护更多。一般来说，符合本国利益、让一般百姓能受益的战争会得到百姓赞成，反之，如果战争仅仅是掌权者为了个人私心，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征发民众参与到得不到任何好处、只会白白牺牲性命的战争中去，那必然会导致天下怨声载道，甚至可能危及统治。而且失“道”的部队里士卒的战斗积极性必然不高，在战场上也胜算无多。

    天时的因素也就是看打仗时的气候和气象状况如何，不要小看这一点，历史上，一场飞沙走石的狂风、一连下上好几十天的阴雨，都可能影响战局，让某一方的部队崩溃。再如北方士兵到南方打仗不适应当地气候染上瘴疠，南方士兵到北方打仗耐不住霜雪寒冷，这些都可能让大量士兵死亡，导致士气低落、无心拼杀。所以说，“天”这个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古代许多“军师”、“智囊”大多通晓阴阳、天文，以为己方部队选取有利的作战时机，避开不利的气象环境。而像传说中的诸葛亮甚至懂得掌控自然天气，“借东风”为己方服务，虽属夸大了的说法，不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天时的重要性。

    地利的因素，主要是指作战时的地理环境，兵法里有“生地”、“死地”的说法，就是说作战环境有好有坏，甚至会影响战争胜负。关于这一点，后面还有详细的分析和叙述。对于打仗双方来说，地理因素甚至比气象气候因素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和变化莫测。

    将领的因素，一支部队战斗力是否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兵人的综合素质。怎样才算一个好的将领？孙子总结为五点，智、信、仁、勇、严。

    智是第一位的，领兵打仗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要上阵冲锋，而是运筹帷幄，合理安排战略战术，调动人马怎样进攻、怎样防御，说到底是一个指挥者的角色，将领如果智谋出色，那战斗至少赢了一半，而将领的无能，对一个军队来说简直是瞎子领路，什么时候覆灭都不知道。

    次于智谋的是“信”，将领讲信义，主要体现在对自己军队内部，赏罚分明，事先的承诺要兑现，做到取信于众，才会得到士兵们的拥戴，军队才会服你，上下一条心，同心协力歼敌。古今中外历史上那么多战役，许多将领都不敢违背对士兵的许诺，正是事前的许诺调动了士气，大家拼死战斗，事后的承诺兑现使得士兵心悦诚服，而不是由不满导致哗变、叛逃。另外，将领的“信”还体现在与友军和交好的部队的信义上，“信”即是示好的诚意，在矛盾不大、关系可以修复、仗可打可不打的情况下，这时将领的权衡至关重要，有时候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于人于己都有利。

    三是“仁”，仁爱也是面对己方军队内部的（对敌方部队肯定不存在仁，不然就不用交战了），《史记》中记载战国吴起待部下极好，与普通战士同衣同食，所以士兵们都愿尽死力，有次一个士兵生了脓疮，吴起亲自为他吮出脓毒。这位士兵的母亲知道后大哭，说吴公曾替她的丈夫吸过脓，她丈夫心怀感念，在战场上不顾性命，于是战死了。现在吴公又替她的儿子吸脓，她担心她儿子不久也会战死沙场。这虽然是极端的事例，但也可说明“仁”可以换来怎样的士气和战斗力。打仗本来是极端残酷的事，士兵冲在第一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胜也是用性命填，败也是用性命填，“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捐躯的虽也不少，不过毕竟比士兵死亡率要低，吴起的例子是说明他假惺惺用仁义收买人心以换取自己的战功么？今人已无从知晓。不过我认为，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从这支部队交给他那天起，所有人的性命都掌握在将领手中了，先不去管战争背后的政治意义、一国国民和君主的存亡荣辱，单单是手中这支部队，不管怎么说将领都是负总责的那个人。这个时候将领就不只是一个个体的存在，而是背负了上千、上万人的性命，对于将领来说，泛泛意义上的“仁”必须兑换成有可行性的、有一定限制的“仁”——让尽量多的士兵活下来，尽量少的士兵死去，不错，在这里将领手握算筹，人命就是筹码，这就是领兵者的仁。这个“仁”也依赖于将领的“智”，战斗胜利才有仁爱可讲，否则不论是被敌方消灭还是旷日持久地打下去，都只会让更多的士兵陷在死地里。

    四是“勇”，将领的勇可以分两层：一是战场上身先士卒，亲冒矢石，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李世民四方征战时经常带领骑兵冲入敌阵，他的堂弟李道玄也喜欢效仿他这样，但是道玄运气不好，十九岁时就战死在战场上了。轻骑兵冲入步兵阵地是个屡试不爽的好战术，很容易就能将敌方阵脚冲乱，再加上一般这样的骑兵战士也是非常勇猛，所以常常能以少胜多。不过这也需要有后援步兵大军接应，而李道玄就是吃亏在无人接应上面。可见，主将的个人“勇”说不上到底是好是坏。另一层意思，主将的“勇”还体现在指挥时杀伐决断能毫不迟疑，既要抓住战机，也要敢于冒险。战场上形势千变万化，一面要慎重考虑各种情况，一面也要果断决策，不然一旦贻误战机就悔之晚矣。

    最后是“严”，就是纪律法度，与“信”一样，都是将与兵之间的契约，信是约束将的，严是约束兵的。军队是高度集中化的一个群体，行动也必须有超高的效率，一支军队中将领如大脑，兵士如四肢，要做到将领指挥兵士如臂使指，就要求兵士遵守法度，军令军纪如山，而上面制订和执行法度的人就要“严”，就要冷酷无情，前面讲述孙子生平时提到的孙武杀吴王宠姬就是这个意思，一旦加入部队就得接受管束，哪怕你仅仅是“角色扮演”（像吴王宠姬那样）。

    “法”的因素，属于军队管理方面，“曲制”指人员编制，“官道”指各级吏员的权责区分，“主用”指物资费用的管理分配。

    所有这些影响战局的因素，将领都应该统统掌握，他掌握的信息越多、判断得越准确，战事成功的几率就越大，所以将领是关键。

    【故事】

    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北宋时守边名将种世衡（种音崇）就是这么一位将领，他多权谋，善用计，在西北边疆筑青涧城，安抚羌民，在北宋抵御西夏骚扰和夺回失地的战争中立下大功。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平夏之功，世衡计谋居多，当时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录其功，赠观察使。”

    种世衡与敌人作战时喜欢不按常理出牌，智计百出，本来西夏军队就以狡诈著称，然而却在他手上连连吃亏，比如他设离间计除去李元昊的心腹大将野利遇乞的事，其过程就非常具有戏剧性。遇乞是元昊的亲近谋臣，戍守西夏王宫所在地天都山，号“天都大王”，是个非常棘手的对手。但他跟元昊的乳母有过节，而种世衡就利用了这一点来离间他们君臣。北宋庆历三年的除夕之夜，遇乞带兵深入宋地“巡视”（也就是抢掠打劫），停留了好几晚才回去。元昊乳母却拿这个事儿打了个小报告，让元昊对遇乞起了疑心，怀疑他是不是跟宋将暗中勾结。种世衡得知后找了个西夏内部人士偷出了遇乞的宝刀（这宝刀正是元昊赐给遇乞的），宝刀到手后，世衡公开宣布遇乞已经被元昊乳母的谗言害死，还大张旗鼓在宋夏边境上搞起了祭奠活动，祭文重点回顾了与遇乞除夕相聚时大家同乐的场景。到了夜间，又开始烧纸钱，熊熊大火把边境全照亮了，西夏人看到火光，引骑兵近前去窥探情况，世衡假装匆忙撤离，把祭奠用的器具都扔下了，千余银器也通通不要了，西夏人都争着抢那些值钱的器皿，在这一堆器具里就发现了遇乞的宝刀，再看祭文已大部分烧坏了，只认得清楚几十个字。他们回去把这些都呈给了元昊，元昊一读祭文残板，又认出了他赐给遇乞的刀，二话没说，直接就赐遇乞死罪。野利遇乞有大功，死得这么不明不白，自此西夏君臣上下的猜忌心理就严重了起来，以至于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而党项族内最大的野利氏也因为野利旺荣（遇乞兄长，也是被种世衡使计策害死的）和野利遇乞的死而一蹶不振。

    通过这一事例可见种世衡在对付敌人方面的“智”，是既睿智又无情。而他对需要拉拢的“友军”——西北的羌族人又非常讲信义，在他改任到环州的时候，有位部族首领奴讹，素来倔强高傲，从不肯谒见郡守，听说世衡到任，竟跑到郊外迎接以示隆重。世衡遂与奴讹约定次日到奴讹那里慰劳部落，谁知当夜大雪，雪深三尺，第二日世衡左右大臣都劝他：“路途凶险，不能去。”世衡说：“我才刚刚以信义结交羌族诸部，不可以说话不算数。”于是缘险地而进。奴讹正高卧帐中，以为世衡肯定来不了，谁知世衡就到了面前，大惊道：“此前从来没有汉人的官吏敢到我们部族中来，您居然并不对我起疑心！”于是率其部族拜服听命。

    种世衡多年营边，善于布置，并不劳费边疆州县增兵增粮，而是建起青涧城，“积谷通货”，一面开营田两千顷，自己解决军食问题；一面招集商贾，放贷给他们以赢取收益，解决军费问题，因而城中变得富庶殷实起来。这也是他“智”的一种体现。

    史书又载种世衡“善抚养士卒”，有士兵生病了，他派自己的儿子专门去察看病人的饮食、药剂等等，故而能得士兵死力。他又赏罚公正，纪律严明，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故而深得人心。这些是他“仁”和“严”的体现。

    他好交羌人部落，联合他们与西夏作战，有时出行部族慰劳酋长，常常随意就取下所佩的物品赠给他们。有次与客一起饮酒，有人来报告敌情（这应是西北土著，而非世衡部队中的探子），他就顺手将饮器给了那人。此种事例还有很多，由此诸羌部族都乐为所用。有位羌族首领名慕恩，其部落最强，世衡有次与他夜饮，请出侍姬陪酒，既而世衡离席入内，暗中透过壁缝窥探，见慕恩正悄悄与侍姬戏耍，世衡就迅速出来，慕恩又是害怕，又是不好意思，世衡笑着问道：“君欲之耶？”就将侍姬送给他，由此得慕恩死力。后来宋朝葛怀敏兵败，种世衡率羌兵数千人驰援泾原路，没有谁敢不从命的。

    除了拉拢羌族势力，他还积极训练民兵，增强防御力量，让普通吏民练习射箭，对射得好的予以奖励。如果曾犯过失，射中就宽释其罪；如果想办某件事、辞某件事，射中即与之，不中即夺之。让整个城内人人自励，练兵风气极浓，敌人数年不敢犯境。

    在社会生活中，终极规律（道）、外在条件（天地）、人（将）、社会或团体规则（法），这几种不同的因素是让团体良好运转、事业或目标成功实现的必要条件。终极规律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它高悬在现实世界之上，作为理念的世界操控着整个现实世界的运转；外在条件既包括自然条件，也包括社会条件，是实现目标需要勘察和考虑的具体外在状况；社会或团体规则是由集体制定并让所有人遵守的法度，社会或团体内部的凝聚力由此而生，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维持集体内部的秩序，使每个成员有效地发挥作用，规则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最重要的是“人”，这也是孙子尤为强调的一个因素，军队里的将领、团体里的决策层，通常情况下不仅仅是一位。军队是高度集权、高效率的一种特殊团体，因为一出手就是你死我活，所以不论“将”还是“法”都呈现出相当极端的状态，其他团体或整个人类社会不可能像军队那样运作——人类历史上有类似的时代，比如秦，对一国的百姓也像军队那样管理，“路不拾遗”，然而法度过于严苛，再加上许多严刑峻法仅为了满足统治者一己私欲而牺牲普通人的基本权利，于是人民无法忍受，揭竿而起，暴秦二世而亡——只不过，在适当的范围内，可以借鉴一下军队的作风，什么样的领导者最能发挥出每个成员的优势？什么样的规则最能让每个人都愿意服从？将领的必备素质——智、信、仁、勇、严，也是可以被普通团队的领导者学习的。

    【原文】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译文】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之道。所以要有能力装作没有能力，可以用而装作不用，欲攻打近处却装作攻打远处，欲攻打远处反而装作攻打近处。如果敌方好利就用点好处来引诱其上钩，敌方混乱就趁机攻取他，敌方有实力就要做好防备，敌方太强就要暂时避开其锋芒，敌方发怒就要去撩拨得他更火冒三丈自乱阵脚，敌方小心谨慎就要使其骄傲放松戒备，敌方处于精力充沛的时候就要使其劳于奔波、消耗其战力，敌方团结一致富于凝聚力的时候就要通过离间分散的手段使其瓦解、各个击破。进攻要趁敌方松散懈惰、没有做好防备的时候，出击要趁敌方麻痹大意完全没有料到的时候。这些都是兵家克敌制胜的法门，不可以预先传授泄露出去。

    【解析】

    以上就是孙子列举出的“诡道十二法”，总结起来大致都是说要虚虚实实，制造假象，己方的心思不能被人看透，在敌方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动进攻。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后面的篇章还会说到“兵以诈立”，我们也知道一句俗话叫“兵不厌诈”，因为战争是以己方取胜为目的的，跟敌方的关系是你死我活，不可能讲什么“君子之道”，这种“诈”正可以说是为将者五个要件之首的“智”的体现，打仗就是斗智斗勇，怎么样把敌人玩死都随你，仁义是对自己人讲的，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周旋，谈判桌上双方还可以讨价还价，战场上就什么顾忌都没有了。

    【故事一·能而示之不能】

    公元前343年，魏国以太子申为统帅、庞涓为大将，联合赵国攻打韩国，三晋（赵、魏、韩）中数韩的力量最弱，所以魏国以为势在必得，然而韩国马上向齐国求救，齐国便以田忌、田婴为将，以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同上次“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一样，孙膑还是采用了攻敌所必救的策略，直奔魏国国都大梁，逼魏军回援。与上次不同的是孙膑用的是“减灶惑敌”的战术。孙膑对田忌说：“他们三晋的部队素来剽悍勇敢，看不起齐人，以为齐国人怯懦。善战的人会利用这种情况引诱他们。”于是下令让齐军第一天立十万灶，第二天减少到五万灶，第三天再减到三万灶。

    果然，庞涓行军三日，赶到魏国，看到齐军留下的灶迹，一开始有十万灶，没过两天就减到三万了，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齐人胆小，进入我魏地以来才不过三天，士兵逃跑的已经过半了。”于是舍下大部队步兵，自己带精锐骑兵追击齐军。

    孙膑估算到庞涓的速度，日落时会赶到马陵，马陵地势险要，道路狭窄，易于设伏。于是命人将一棵大树削去皮，在白木上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选齐军中射箭的好手拉好弓、备好箭在路边埋伏好，约好天黑了一看到火光就万箭齐发。庞涓果然在天黑时分来到白木之下，令人取火来照，一行字还没读完，齐军万箭俱发，魏军大乱，彼此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无可挽回，便用剑自刎，临死前叹道：“遂使竖子成名！”齐军乘胜全歼了魏军，虏获魏太子申回国，孙膑因此一战名扬天下，世人都传学其兵法。

    从庞涓失败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轻敌、冒进会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在军事上这个“敌”是指战斗对手，在普通生活中，“敌”包括对目标进程有干扰和妨碍作用的事物，“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自己的情绪、意志、性格上的弱点，更是会对正常的决策和行动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怎么办？用理性的分析、谨慎的行动来打败它们，而不是被它们打败，一个理性的人绝不会轻举妄动，更不会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和人，谦逊不仅仅是美德，也是理性思考所必需的。所谓“自知者明”就是这个道理。

    【故事二·用而示之不用】

    公元前270年，秦派大军伐韩，另派部队围困赵地阏与，赵惠文王召集众将讨论到底要不要出兵，廉颇、乐乘认为阏与距赵都邯郸甚远，且道路崎岖，难以救援；而赵奢则认为其道远险阻，就像两只老鼠在狭窄的洞穴中相斗，勇敢的一方必定会获胜。于是，赵王派赵奢带兵五万去救阏与。可是赵奢领着大军却在出邯郸东门三十里的地方停下来了，安营扎寨，按兵不动，还传令军中：“谁敢因为军事来劝谏的，一律处死。”还每天派人加固营垒，就这样一共停留了二十八天。秦军得知赵军出动的消息，派一支部队直插武安，欲诱使赵军去救，然而赵奢不为所动，还将军中一名请求救援武安的人处斩。秦军的间谍来赵营打探情形，赵奢好吃好喝款待人家，间谍回去报知秦将赵奢并无出战援救阏与之意，屯军邯郸外只是为了保卫都城罢了。秦将大喜，说：“在国都三十里外屯军而不行，赵国人这是在加固赵都的防御，阏与太偏远，不是为了阏与。”

    赵奢将秦军的间谍一放走，立马出兵，下令昼夜兼程，赶了两天一夜赶到距阏与城五十里的地方扎营，秦军大惊，赶紧做好出战准备。这时赵军中有一个名叫许历的军士请以军事谏，赵奢请他说说自己的看法。许历说秦军人多势众，气势汹汹，赵军必须严阵以待，不然必败。又说谁能先占据阏与北山谁就能胜，后到的必败。赵奢采纳了他的意见，发兵万人抢占北山高地。秦军后至，仰面强攻，欲上而不得。赵军居高临下，乘势杀下来，大破秦军，秦军不支而逃散，阏与之围遂解。

    赵奢用假象麻痹、误导敌人，趁敌人没有防备时再迅速行动，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另外，“狭路相逢勇者胜”也是他取胜的一个关键，在这种生死时刻，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人的潜能最容易激发出来，赵奢用两只老鼠在狭窄的洞穴中相遇作比，正是这个意思。要是换了在平原旷野上，由于有“打不过就跑”的心理，给自己留有一条退路，这样就很难真正使出全力去拼，越是这样越容易失败。此外，占据高地、借山势之力一鼓作气往下冲，也是战场上惯用的战术，谁叫地球引力是往下的呢？

    【故事三·近而示之远】

    公元199年，曹操在官渡布置防线与袁绍对峙，让东郡太守刘延屯兵白马。到了第二年，袁绍集结十万大军准备渡河南下，与曹操决战，派一支人马进攻白马。而对于曹操来说白马不能丢失，于是他亲率大军从官渡北上准备解救白马。谋士荀攸献策，认为己方兵力不足，难敌袁绍大军，强攻可能难解白马之围。他建议曹操领兵至延津，假装作出要偷袭袁绍后方的样子，然后再率领精锐部队速至白马，必定可以乘敌军不备而解救危机。

    曹操采纳了荀攸的计策，领兵往延津方向而去。袁绍不知是计，果然派出一支兵力来与曹操决战。曹操立刻率骑兵迅速赶往白马，曹军来到距白马不到十里的地方，袁绍部下攻打白马的将领颜良才发现敌人援军就在眼前，匆忙应战，曹操座下关羽斩了颜良，袁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

    曹操使用的仍然是用假象麻痹对方的计策，只不过赵奢是作出防守的样子、其实是要进攻，而曹操则是标准的“声东击西”，借此分散敌人的兵力，不光让敌人防守的力量大打折扣，还让敌人的防备之心也减弱了，这才能出奇制胜。

    【故事四·利而诱之】

    战国时赵国北邻匈奴，常常要防范匈奴骚扰，作战是家常便饭。赵将李牧想出一个奇策，让人在边境放牧，人群和牲畜漫山遍野，引诱匈奴来抄掠。果然先是小股匈奴人来骚扰，李牧军队佯装不敌，将数千人马牲畜留在原地。匈奴单于听到有这种好事，立马喜滋滋地率领大军来抢夺，谁知就在匈奴人放松警惕的时候，李牧军队突然又回来了，匈奴人猝不及防，慌乱应战，李牧军队阵形奇特，左右夹击，大破匈奴骑兵十多万人。

    因小失大，因贪图小利而遭受更大的损失，得不偿失，这是人性的弱点。看看社会上那些层出不穷的骗术，不管如何小儿科，仍然能骗倒人。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人们普遍存在好小利的心理。其实只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那大部分骗术都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然而人生中还有许多事情并不是以骗术的形式出现，却也会引诱我们放弃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看着毫无价值，也许要等到多年以后才会发现它们是无价之宝。在年轻的时候、一无所有的时候，“利益”这个东西似乎很重要（是啊，总不能饿死。老舍先生说“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但是又有一句话说“一切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面包迟早会有的”，在年轻的时候不必将全部身心都放在人类最低需求的满足上，目光要放得长远点，不然一点小利就哄走了，你怎么知道那后面没有跟着可怕的铁骑刀枪呢？

    【故事五·乱而取之】

    赤壁之战后，曹操元气大伤，为防孙权势力北上，派曹仁屯驻南郡。周瑜正整顿军队准备攻取南郡，刘备也将军队调到附近，也想要攻打南郡。为了稳住周瑜，刘备特地到周瑜营中祝贺，推杯换盏之间，周瑜问刘备是不是也有取南郡的意思。刘备说如果你要攻打，我就帮你，如果你不打，那我就去把它打下来自己占领了。周瑜不悦，说我要是攻不下来，听凭你去攻取。刘备回营与诸葛亮商议这件事，诸葛亮建议先勿轻举妄动，最好趁曹周两方交战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咱们再浑水摸鱼、渔翁得利。果然，周瑜在攻打南郡时中了毒箭，并借机伪装成自己已死，命军中奏起哀乐，士兵们披麻戴孝，曹仁信以为真，赶忙趁夜间发兵偷袭周瑜营地，城中只留少数兵力守卫。哪知一攻进大营却空无一人，曹仁心知不妙，知道中计了，急忙下令撤退，就在这时周瑜军队四面掩杀而出，曹仁奋力冲出重重围困，仓皇向北逃窜。

    这边想周瑜打了胜仗，一鼓作气率军攻打南郡，本以为南郡城防空虚应该一举而下的，谁知赶到城外一看，南郡城头已经布满了刘备军队的旗帜，原来赵云奉诸葛亮之命，乘曹周二军激战的时候，趁乱轻易攻进了城。周瑜辛苦作战却为他人做了嫁衣，后悔早先没有提防刘备的野心，顿时气昏了过去。

    刘备这一招叫做浑水摸鱼，也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从道义上讲是有点不太厚道，不过周瑜也确实大意了，须知孙、刘从来都不是一个阵营，大家彼此独立，各做各的生意，最多在抗曹的特殊时期做做盟友，实则仍然是竞争对手。这样的对手放在身边，周瑜怎么能不加以防备呢？兵不厌诈，战场上你争我夺，你死我活，为了一个战斗目标要拼上多少人的性命去抢啊，在这种特殊情境下（战争还没有消亡，很难保证我们今后不会亲上战场），一切“非自己人”都要列入防备名单，哪怕是曾经的盟友。

    【故事六·实而备之】

    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但势力还不是很强大，内部也不太稳定。这时东胡人听说冒顿新立，可以借机欺压，于是先派使者去索取前任单于的千里马，匈奴人十分生气，然而冒顿却二话没说就满足了东胡的要求。东胡人愈加觉得冒顿软弱可欺，随后又派人去求冒顿喜欢的美女，匈奴群臣百姓这下更加生气，都觉得东胡首领太侮辱“我”匈奴了，纷纷建议发兵攻打他们，以建立冒顿单于的威信。但是冒顿没有采纳这些意见，还是忍了下来，将美女也给了东胡。接着，东胡人更加无所顾忌，竟然派人索取匈奴边境的土地，说“你们势力太小占不住这些地盘，还是交给我们占领吧”。冒顿再次向群臣询问意见，大臣们意见不统一，有人说不能再退让了，有人说东胡强大最好不要得罪，还有人说边境都是荒地，给也可不给也可。冒顿听完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所在，怎能随便施舍与人！”于是将主张舍地的人都关起来杀掉，即刻出兵攻打东胡，并下令：落后者斩。东胡向来自大而轻视匈奴，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匈奴人打得大败，匈奴强大起来，而东胡却灭亡了。

    冒顿很懂得通过“欲扬先抑”来激发内部士气的道理，对敌人的无理要求一个个都满足下来，只要还没触到底线都能忍受，知道敌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国内臣民的愤怒达到临界值，这时候拍案而起，果断出击，将对方痛痛快快地收拾一番。许多时候打仗要问是非曲直，要问理在哪一边，爆发的导火索大多是由一方对另一方极端无理的行动引起的，人类的忍耐力和爆发力一样惊人，并且先前忍耐的时间长短和后来爆发的力量大小成正比。

    【故事七·强而避之】

    北宋开禧年间，金人频频进犯中原，宋将毕再遇与金人作战素来勇敢，但有次敌人调集了数万精锐骑兵，而宋军方面只有几千人马，如果应战，肯定会全军覆没。毕再遇为了保存宋军实力，于是只好暂时避其锋芒，做好撤退准备。但此时金兵已经到了城外扎营，如果眼见着宋军后撤，必定不会坐视，那时派追兵来，宋军恐怕还是难逃覆灭的命运。毕再遇急中生智，想到一个可以骗过金军的好办法。他命人日夜击鼓，却不出击，只是搅得金人无法安然入睡。金人以为宋军在采取拖垮他们意志的战术，故意扰乱他们睡眠，于是不予理会。到了第三天，宋军鼓声仍然不歇，不过声量微弱了很多，金军将领以为宋兵已经疲惫，于是派人兵分几路去偷袭宋军营地，然而等他们冲进营地一看，大营空空如也，宋军跑得一个都不剩了。原来毕再遇将几十只羊的后腿捆住绑在树上，又在羊前腿下置上几十面战鼓，羊拼命挣扎踢蹬，鼓声隆隆不绝，迷惑了金军。金军以为宋兵一直都还在营地内击鼓骚扰他们，未曾料到毕再遇的军队早已安全撤离了。

    逃跑也需要技术，不然就很难全身而退了，痛打落水狗是攻击方最乐意做的事情，这时候如果败走的一方没有做好适当的布置，就很有可能一败再败，甚至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毕再遇做好了完美的布置，不是布下疑兵、拦截的部队、障碍物之类，而是用假象迷惑敌人，做出还没有撤走的样子，用羊蹄悬鼓来伪装可算是奇思妙想，让所有的士兵都安全撤出。

    【故事八·怒而挠之】

    公元前204年，汉王刘邦同西楚霸王项羽在成皋对峙，相持不下，而另一边，彭越又在项羽的大后方攻城略地，接连攻下十七座城池，使楚军的物资转运受到影响，于是项羽决定亲率部队去与彭越决一死战，将留守成皋的任务交给下属曹咎，并反复叮嘱不论汉军怎样挑战都不要出城迎击，避而不战，守住城就行了。

    项羽走后，开始曹咎还能听从项羽的嘱咐不出城迎敌，刘邦见其长久闭门不战，他知道曹咎性情鲁莽，暴躁易怒，于是就派人到城下无休止地嘲笑他，羞辱他，激他出来作战。曹咎最初还能忍耐，过了几天后汉军骂声还是不绝，他就坐不住了，忘了项羽临走时的话，怒气冲冲领兵出城，打算跟刘邦大战一场。

    刘邦又将兵力后退到汜水对岸，乘楚军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楚军顿时溃不成军，曹咎后悔不迭，无颜回见项羽，就在汜水上自杀了，成皋也被汉兵夺取。

    愤怒的情绪往往让人难以抑制，即使理智能够判断出对错，仍然会因为情绪失控而做出明知道是错误的事情。

    【故事九·卑而骄之】

    春秋时晋国内乱，晋公子重耳出逃，流亡在外十九年，才得以重返晋国，做了国君，就是晋文公。重耳在逃亡途中曾到过楚国，楚成王厚待了他，并且事后问他要是有朝一日他返国做了国君，准备怎样酬谢自己。重耳回答说金玉之类的您肯定都不缺，我要是当了晋君，而恰好不幸晋楚两国又发生战事冲突的话，在战场上我愿意避让您，后退三舍——一舍为三十里，三舍就是九十里。

    后来楚国发兵攻打宋国，宋向晋求救，而宋当年也是对晋文公有过恩的，所以晋国不得不出兵，但是又不想与楚军直接冲突，所以决定先让齐国和秦国同楚国交涉。楚成王也并不愿意同晋国交战，故而叮嘱楚军将领子玉不要逼近晋师。然而子玉不听，先是派使者对晋军说，如果晋人放了曹、卫两国的国君，那我们围困宋国的军队就会撤退。晋军不肯，将楚国使者抓了起来，并且私下对曹、卫二国君说他们要是与楚国绝交，就允许他们复国。

    子玉十分愤怒，于是发兵向晋军进击。晋文公看战事不可避免，履行当年的承诺，命令军队后撤九十里。一些晋人不满，说国君在此，怎么能避让对方一个将领呢，这太失面子了。然而大臣狐偃说，“作战需理直气壮，理在我们这一方才会获胜，我们要是不履行当年的诺言，背恩失信于楚王，就会理亏，理亏就会气衰。要是我们避让了之后他们仍然要与我方大战，那就曲不在我，而是对方理亏了”。

    晋君后退，一些将领建议不要过分逼迫了，但子玉不肯，于是晋楚两军就在城濮大战了一场。

    子玉一看晋国国君都在自己军队面前后退了，愈加骄狂，对晋军轻视起来，以为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战胜对方。谁知晋军却极为谨慎，加之国君避退，让晋人上上下下都憋了一口气，军队团结一心，士气高昂。晋文公下令用虎皮蒙在战马身上，攻击楚军右翼，敌人一击即溃。随后又佯装不敌，引诱敌军左翼追击，再以重兵夹击，左翼又败。子玉率领的中军见势不妙，只得急忙撤军。此战以晋师胜利告终。而楚军败就败在主将骄傲轻敌上，即所谓的骄兵必败。晋军则有意识地引导了对方的骄纵情绪，使其愈加大意，最终不敌。

    作战中士气是十分关键的，有士气的一方往往能创造以少胜多的奇迹，士气又从何而来呢？狐偃说失信会理亏，理亏就会气衰，我们平常也说“理直气壮”，没有过错的一方自然坦荡无碍，而胡搅蛮缠的一方却显得外强中干——两军交锋的状况更为复杂，士气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占理的一方总归因为心理处在上风而更有作战积极性，也更容易取得胜利。

    【故事十·佚而劳之】

    公元前684年，齐国派兵进犯鲁国，鲁庄公做好了应战的准备，这时候有一个名叫曹刿的人来见庄公，问国君到底用什么与齐军作战，庄公说，对衣食上的好处不敢自己独个享受，会把它们赏赐给别人。曹刿说，这些恩惠并没有遍施百姓，人民不会感念您而跟从您作战的。庄公又说，我拜祭神灵从来不敢怠慢，总是用很多的牺牲玉帛去献祭他们。曹刿说，这些钱财的供奉未必能使神灵满意，不一定能护佑您取得胜利。庄公又说，对于大大小小的刑狱，我过问起来虽不能做到明察秋毫，但决断必定体察人情。曹刿说，这一点还不错，说明您还是钟爱人民的，可以打上一仗。

    于是，庄公同曹刿乘同一辆车指挥鲁军。庄公打算击鼓，曹刿认为还不到时候。等齐人那边击过三通鼓了，曹刿觉得可以了。鲁军一听鼓响，士气大振，向齐军冲杀过去，齐军大败。

    庄公问曹刿其间奥妙。曹刿答道：“作战全凭一股士气，击鼓是为了鼓舞士兵，响第一通鼓的时候士气最旺，到第二通就有些松懈了，第三通以后士气就弱了大半，这个时候敌人正处于士气低落的时候，而我们正可一鼓作气，向前猛杀一阵，齐军当然就抵挡不住了。”

    曹刿正是用这种拖延战术，使敌军士气受挫，以逸待劳，一鼓作气战胜了敌人。

    今天我们说“鼓舞士气”，为什么击鼓能激发出人的勇气呢？人都害怕死亡，战争将无数人推到死亡的第一线去，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往前冲呢？的确，道义、理想、利益都是他们战斗的理由，但最后真正让他们冲到前面的还是一股莫名的冲劲，这种冲劲甚至是盲目的、非理性的，一个人挥舞着大刀哇哇大叫给自己壮胆就能奋勇往前冲，鼓声的鼓舞作用也与呼声相似，个人在从众的过程中战胜了令人恐惧的事物（比如死的危险，比如杀人的恐怖场面）。正是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感让人在特殊情境中做出了平常根本不会做出的举动。

    【故事十一·亲而离之】

    楚汉相争的时候，一开始楚王势强，汉王势弱，刘邦屡屡败在项羽手下。公元前204年，项羽围刘邦于荥阳，并且阻绝了汉军的运输通道，刘邦遂请求项羽中分天下，荥阳以西归汉，以东归楚，项羽却不肯同意。有一天，刘邦问身边谋士陈平：“天下何时才能安定呢？”陈平献策道：“项王仁爱，又尊重儒生，而大王你正好相反。但是项羽是妇人之仁，临大事的时候不能决断，还很吝惜手上的爵禄，对部下论功分封做得不够。而且楚军内部也并不稳定，对项王忠心耿耿的也不过几位，如果我们能够离间他们君臣，让忠心又足智多谋的人离开项王，胜利一定会倾向于汉。”

    刘邦听后遂让陈平以重金行其计策，陈平先是花费钱财在楚军中散布消息，说众多有功将领如钟离昧等浴血奋战，却没能够拜印封王，心中暗怀不满，都不想跟项王打了，愿意和汉王一道灭了楚，然后再分封项王的土地为王。

    流言传进了项羽的耳朵，项羽果然中计，疏远了这些将领，上下猜忌，不是一条心了。

    而后项王又派使者到汉营中打探消息，刘邦盛情款待了使者，在酒宴上，刘邦对着项羽派来的使者故作惊讶状，说：“我还以为您是亚父范增派来的使者呢，没想到是项王派来的。”于是令人撤下酒席，摆上粗劣的几样饭菜款待。使者回到楚营将刘邦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报告给了项羽，项羽一听，立即就对范增起了疑心。范增本来想对汉军发动强硬攻势的，这下项羽不信任他，也不采纳他的意见了，范增了解到项羽怀疑自己与刘邦暗中有勾结，怒不可遏，对项羽说：“天下大势已定，您好自为之吧！我这把老骨头奉陪不动了，还是让我回家去吧！”于是就离开了楚军，项羽也不加以挽留。

    刘邦的目的达到了。

    本来范增是项羽军中举足轻重的谋士，而且两人互相信任，项羽尊其为“亚父”，范增也对项羽忠心耿耿，竭尽所能地出谋划策。以前，范增主张在刘邦羽翼尚不丰满的时候一举将其消灭，项羽犹豫不决，错失良机，而现在又误信了敌人的一面之词，将范增气跑了，正中敌人下怀。不久范增就在半路气得背疽发作而死了。项羽失掉了得力的臂膀，这对刘邦来说是大大的好事，为他灭楚称帝又加上了重重的筹码。

    对同伴的不信任、猜忌导致失败，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君臣之间的信任就更为难得，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做起来的确有难度，但如果为君者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拆穿敌人的离间阴谋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一般的、不可靠的人离间了关系比较亲密的两个人。所谓“疏不间亲”，你宁愿相信关系较疏远的人的一面之词呢，还是宁愿相信朝夕相处互相比较信任和了解的人呢？然而许多情况下“以疏间亲”却恰恰能够奏效，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较亲密的两者其实情感心理更脆弱，更承受不起其中一方的怀疑，一旦得知对方怀疑自己，哪怕只是一点点，受怀疑的一方也会认为是侮辱和伤害，根本不屑于解释和辩驳，马上掉头一走了之。

    【故事十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公元817年，唐朝中央政权的三千兵马在大将李愬的率领下，向东进击，准备袭取割据势力吴元济所在的蔡州。时值寒冬，大军连夜疾行，一路往东，开始，诸将不清楚为什么前往，听李愬说要到蔡州活捉吴元济，纷纷大惊失色。此时天又飘起了大雪，再向前走都是军队从未行走过的路，道路险阻，一路不断有人马冻伤冻毙。等到终于到达蔡州城外时，李愬命士兵将附近一口鹅鸭池里的鹅鸭打得直叫唤，鹅鸭的纷乱声掩盖了军队行进的声音。而此时蔡州城也绝无防备，因为此地已有三十多年未见过中央军队了，官军宛如从天而降的天兵天将一样，将蔡州吴元济的军队从睡梦中惊醒。第二天早上攻城开始，由于吴元济不得民心，老百姓也多愿意帮助官军攻城，不到三天，吴元济就挺不住了，只得出城投降。

    千里远袭对于攻击的一方来说也是苦差事，连夜赶路、冒雪行军，再加上道路又不熟，很容易半路翻船。不过没有付出就没有收益，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还要继续前行，就是要出乎被偷袭者的意料之外，由于被偷袭者没有防备，那胜利必定是属于偷袭一方。双方一个在艰难跋涉，一个在被窝睡大觉，大家一定会猜到哪一方会更出其不意、走得更远。

    【原文】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文】

    在还没有交战就在庙堂谋划作战计划而认为可获胜，是因为他们得到的算筹多；在还没有交战就在庙堂谋划作战计划而认为可能失败，是因为他们得到的算筹少。得到算筹多的胜过得到算筹少的，而更何况那些没有得到算筹的呢！我从这一点来观察，胜负就已经是很明显的事了。

    【解析】

    战前在谋划阶段就要精心地计算，对比我方与敌方实力，谁的筹码多？谁的筹码少？如果打起仗来，我方有几成把握取胜？影响双方战事结果的因素有哪些？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人会思考，会理性地计算，而不是像动物那般单单靠本能，动物充其量只有个体与个体间的争斗，并且纯粹靠体力，而人却是在用脑子驱使群体和群体展开大规模厮杀。显然，个人的胜负对战争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战争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还是一个群体首脑的谋划，从战略到战术无不如是。而在开战前的对双方实力的理性计算与对比，能预测到今后的胜负大致走势，哪一方更精于计算，更小心谨慎，哪一方就占据了先天性的优势。反之，不动脑子却自我感觉良好、缺乏对敌方和自己的精确定位、一味蛮干的一方，是不具备这种优势的。故而多算胜于少算，少算胜于无算。

    【故事】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与越王勾践决战于夫椒，大败越军，越王勾践退保会稽，被吴军重重围困，只得派人求和，臣服于吴。

    越王忍辱负重，听从谋臣文种、范蠡的建议，制订了“破吴七计”。首先，派文种贿赂吴国太宰伯嚭，让伯嚭帮忙说服吴王准许与越议和，暂时不要灭亡越国（当时伍子胥极力反对，然而吴王不听，后来伯嚭进谗言污蔑伍子胥，伍子胥被吴王赐死）。随后，勾践又亲自去了吴国，放下架子为夫差做只有仆役才做的卑贱之事，取得夫差信任。三年后，夫差放勾践归国，勾践先向越国百姓检讨自己的过错，又慰问抚恤在战争中的伤亡者家属。他鼓励百姓生育，生孩子多的，国家有奖励，力图以最快的速度让国家恢复元气，得到了百姓拥护，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勾践自己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卧薪尝胆，时刻不忘灭国的耻辱。与此同时，他对吴国毕恭毕敬，示以弱小无害，并向夫差献上女乐，助长其骄奢淫逸之气，还用离间计使吴王疏远得力谋臣伍子胥。而另一方面，又暗中用高价收购吴国粮食，造成吴国国内粮食短缺。

    吴在灭越之前大败过楚，灭越之后又于公元前484年进军中原，先打败齐师，后又欲与晋在黄池会盟诸侯，为了与晋定公争霸主之位，吴精锐尽出，只留老弱与太子友留守都城。几个月之后，吴军到了黄池，越王勾践趁吴国内防空虚，发兵四万九千人伐吴。很快，吴都姑苏被攻陷。在黄池做了霸主的夫差听到这个消息，急急忙忙赶回去，途中就派出使者向越王求和，越王此时不愿久耗兵力，于是同意议和，撤军回国。

    夫差回国后，见到国内生产凋敝、百姓困顿的情形，不但不思进取，不让国民休养生息以待来日与越国决战，反倒沉迷酒色，不听大臣劝告，于是吴国国力一天天衰弱下去。而越国这边，却在积极准备再次伐吴。公元前478年，吴国大旱，粮食匮乏，国内危机更为严重，此时越王勾践便趁机再次举兵进攻吴国，出战前勾践做好了充足准备，因此吴越双方在实力、军队士气、百姓支持等方面一对比，立分高下。越军先在笠泽大败吴军，之后乘胜追击，二战、三战也相继获胜，打到了姑苏城下。两年后越军攻入姑苏，夫差逃走，在姑苏台又被越军围困，他再次求和，勾践不允，于是只好自杀，吴国灭亡。

    正如孙子所云，得算多胜过得算少，得算少又胜过无算，吴越正是在庙算多少的极度悬殊下，越军主动而吴军被动，越王处心积虑、矢志复仇，而吴王却骄惰不堪、耽于逸乐，对对手估算不足、毫无防备，以致国灭身死！

    吴被灭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首先，不能小看对手——哪怕对方已经臣服低头，作出一副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样子。一个人能够忍辱负重，说明其只会在脱身之后愈加奋发，以雪前耻。其次，任何时候不能忘了取胜的原因是什么，己方的根基在哪里。吴王起初也是抱着为父亲报仇的心理奋发图强，然而得胜之后就忘了当初是怎样的心境了。他北上中原与诸侯争霸——这没有错，但放着越国这个背后的大敌不顾，任其一天天强大，这是疏忽；而且在越王勾践第一次伐吴之后，仍然不思振作，听任国力一天天衰弱下去，这就是大错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果真的有进取之心，在第一次危机之后迅速清醒过来，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不会像最后那样输个彻底，以致国破身亡。再次，像伯嚭那样为财货美女所收买、专为敌国说话的臣子，竟得吴王信任，而伍子胥却被赐死，吴王用人不明，这也是给对手以可乘之机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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