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勤

    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梦想，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小说，更不用说是小小说。最大的希望似乎是做个地理学家或是探险家，或者像罗伯特·凯金一样身背旅行包，手握相机，行走在天地之间，领略大自然那说不清道不尽的韵致。然而，由于命运所迫，我不得不放弃少年时代的梦想，回到家乡一个非常闭塞的小山村里做了一名代课教师。

    因为生活的单调，我渐渐热爱上了读书，常常被书里虚构的故事感动得泪眼迷离。就这样读得多了，心里就有许多的话需要倾诉，也想把自己对生活的向往、爱情的渴望记录下来，讲述给别人，如毕淑敏所说：“因为我要说，所以我要写。”可我迟迟不敢动笔。直到1991年初夏，我听说了一个美丽爱情故事宣告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小小说《女人》，把她寄给了《百花园》，金秋9月《百花园》杂志刊发了她。自此我踏上文学之路，与小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女人》的发表，使我觉得自己很聪明，立马又写了许多自以为是的小小说的东西四处投寄，结局可想而知。这时候我感觉得到文学之路是何其难，小小说是多么难以经营。正当我感到十分渺茫和失望之际，1992年第9期《百花园》又刊发了我的第二篇小小说《揭不开的红盖头》，我犹如濒临死亡的心脏病患者又被打了一针强心剂，对小小说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又写下《永远的隔壁》《放牛的三爷》等一些小小说，相继发表或被《小小说选刊》转载。随着这些小小说的发表和转载，我的生活境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由一个乡村小学的代课教师成了乡（镇）文化站干部，继而成为县文化馆的文学干部，继而被人称之为作家。这是我当初写小小说时没有预料到的，也是许多人没料想到的，这在许多人的眼里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对于一个农民的儿子，也仍然是一个农民的我来说，我深感十分的荣幸和自豪。因此，也常常想用自己的秃笔写出更多更好的小小说，以回报带给我好运的小小说。

    无疑，我是一个懒散的人，我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一些无谓的娱乐和交往之中，我的小小说写得很少，但我总想把自己的小小说写得很美。我喜欢作品中那种对美的追求、对爱的执著、对善良的礼赞。生活中固然充满了真的、善的、美的事物，但我们经见更多的记忆最深刻的多半是假的、丑的、恶的东西。作家固然要去揭露那些假丑恶净化社会，作家也更需要营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陶冶人的性情。鲁迅无疑是伟大的，可我更喜欢沈从文。现实生活中经见了太多的战乱、屠杀、眼泪、绝望，但我们的精神生活更需要湘西那方没有血腥又充满温情的净土。于是，我在自己的小小说创作中总是坚持其纯文学性，有意无意地描写人们对美、对爱、对善良的追求，或悲或喜，它们终究是我们生活永远追求也永远需要的东西。虽然这种坚持和追求有时非常艰难，但我依然选择坚守。

    我知道自己写得很少，而且还很不好，但我相信将来会写得比现在好，也许会更好，因为我和小小说已经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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