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伤势挺重，身上有几处枪伤，其中腿和手腕上的伤最重。另外还有被日本人严刑拷打时用烙铁烙的伤，更甚的是，大腿和臀部有被敌人用棉花蘸煤油烧出的伤，很深，隐约可见白骨。
赵一曼每天上午被抬到处置室换药。开始时由日本医生处置，时间长了，日本医生嫌伤口有味，就让中国医生去换药。换药时，旁边总有宪兵看管。
刚到哈尔滨时，大野泰治他们把赵一曼关押在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拘留所（现哈尔滨铁路第二中学的地下室）里。大野泰治与特高股长登乐松等人每天对赵一曼进行审讯，除了严刑拷打，也用软化的假仁慈手段，叫来好饭好菜，赵一曼不但不吃，反而把碗摔碎了。各种威逼利诱都没有用。同时，赵一曼伤口恶化，高烧不退，生命垂危。这样，他们才决定把赵一曼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去监视住院治疗。
特务科长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日本宪兵将校出身）、特高股长警佐大黑一和大野泰治四个人又在商讨怎样处置赵一曼。
经过日伪军的“大讨伐”后，在很大程度上，抗联游击队已经失去了根据地，而只有游击区，基本上是居无定所。再说，许多抗日队伍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派一个人下山筹粮，如果比他该返回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人还没回来，那么部队就立刻转移。当时赵一曼被俘的消息已经公布于众了，跟她有关联的部队和人员，还会继续留在原地，按照原来的工作模式行动吗？所以，恐怕连赵一曼自己也不知道部队开到哪里去了。特高股长登乐松说，赵一曼被捕了一个多星期，已经彻底失去了情报价值，还是杀了完事。
但另几个日本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赵一曼是一个女人，女人天生是弱者，只要使用酷刑和侮辱两个杀手锏，她是不可能熬住的。她的招供有没有情报价值是另一回事，但只要她招供了，就是大大的好事，因为她不仅是抗联部队的政治领导者，而且在哈尔滨地区的城乡百姓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声望，不是盛传赵一曼是“赵尚志的妹子”么？大野泰治说：“如果利用得妙，比杀几百个抗日军人效果还大呢！”
他详细报告了审讯经过以后，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押起来，给她治好伤。”
大野泰治把治疗赵一曼枪伤的事，委托给过当时警务厅的卫生科长、曾留学日本的大夫王亚良，由于伤势太重，王亚良感到很为难。大野泰治又请白俄外科大夫来看，白俄外科大夫说不施行手术是没有希望的，要把受伤的大腿锯掉。可是赵一曼坚决拒绝。她说，那还不如马上把她杀了好。大野泰治十分为难，又同上述那几个人商量，决定把她送到市立医院的治疗室去，从哈尔滨警务厅派了几个警士到那里监视。大野泰治因为担负着监视的责任，几乎每天或隔一天都要派外事股的翻译黄嘉时到病房去督查。
为赵一曼治伤的主治医师就是被称为“张一刀”的著名外科大夫张柏岩。
张柏岩（1899－1962年），字松山。辽宁省法库人。1915年考入沈阳南满医学堂，修业六年。1920年毕业后，曾在沈阳、长春、抚顺地区的铁路医院任外科医生。1929年1月应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教务长李希珍的邀请，来哈任东省特别区市立医院医务长、外科主任，兼哈尔滨医专外科教授。同年9月，任哈尔滨市立医院院长。他在任期间，把一个原由白俄经营的仅有4个科的小医院发展成为哈尔滨最大的综合性医院。
张柏岩在担任赵一曼的主治医师时，虽然不知道赵一曼的身份，但猜到了赵一曼是抗日志士。出于敬仰，他对赵一曼进行了精心治疗，亲自动手为她打针换药，并要求给她提高饮食质量。他认真检查了赵一曼的伤势。赵一曼全身有三处枪伤，左手腕的贯通枪伤，已有些好转，左大腿是“七九”步枪子弹伤（这种子弹的杀伤力很强），大腿根部和膝盖两处，其根部为重伤。伤后20多天没有治疗，创面已溃烂化脓。给赵一曼拍了X光片：大腿骨碎，碎骨片散乱在肉里，共有二十四块。伤势极其严重。张柏岩为这位抗日女伤员的坚强、承受痛苦的能力深感敬佩。
（后来，出于民族之大义，张柏岩不愿与日本人共事情，断然辞去市立医院职务，自己开办松山外科医院，为老百姓治病。日本投降后，参加医科大学护校活动，被推选为学校维持委员会主任，这个职务实际上就是哈医大的校长。）
张柏岩大夫用保守治疗的方法保住了赵一曼的伤腿。当他看到伤势好转的赵一曼又被拷打得遍体鳞伤、不省人事时，异常愤慨，对大野泰治他们说：“叫我治就别打，要打就别叫我治，刚治好又打坏了，将来治不好谁负责？”在他的保护下，敌人在治疗期间，没有再拷打赵一曼。
赵一曼在张柏岩大夫的精心护理和治疗下，伤口奇迹般地恢复起来，已不再化脓，而且在护士的搀扶下能下床走动了。
这期间，大野泰治向山浦公久特务科长提交了审问赵一曼的报告书，其内容详述了在珠河县的审讯情况，最后加上：“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员会委员，在共产党的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因为她是北满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所以通过对该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大野泰治以警务厅长涩谷三郎的名义向伪满洲国政府治安部警务司长、哈尔滨日军特务机关长及宪兵队长、哈尔滨警察厅长、珠河县警务队长、滨江省警务指导官等作了通报。这个通报成为决定严厉处分赵一曼的主要根据。
面对大野泰治不断地前来试探和审问，赵一曼最初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用她在珠河亲眼看到的日寇烧掉无数老百姓的房子，杀害无数平民及妇女儿童的事实，对抗各种方式的审问。
其实他们都明白，这场审讯真正的性质是一场意志的较量。赵一曼代表的是中国人在东北的抗战意志。当时抗联还没有一个叛变的高级将领，日本人急需制造这样一个范例，而赵一曼又是一个女性，在他们眼里，女人是容易被打开缺口的。因此，这场严酷的审讯，真正的目的是让赵一曼投降，哪怕在报纸上发个什么拥护“满洲国”的声明，都是日军的胜利。在他们看来，这是比在战场上消灭抗联部队更容易的事，因为是几十个男人对付一个女人；同时也是比消灭抗联部队意义更大的事，因为，一旦成功，将会对抗战军民的心理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赵一曼怎么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呢？几天之后，她在一个纸片上写了一首诗，交给了大野泰治。大野泰治拿去问省公署的翻译黄嘉时，问上面写的是些什么，黄嘉时看了看，摇摇头，说：“我看不懂，保安科长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拿给他看一看吧！”大野泰治拿给当时的保安科长吴奎昌看，吴奎昌一看，说：“这是谁写的？能写出这样诗的人，可是个有学问的人呀！”他接着对诗意作了解释，大意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立志抛弃了家，现在又落到敌人的手里，今后要怎么怎么战斗下去。赵一曼的字刚劲有力，力透纸背。引用大野泰治本人的话说就是：“她的字写得挺锋利啊！”
这首诗就是赵一曼的著名诗作《滨江抒怀》，它曾经发表在方未艾编辑的报纸上：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大约又过了两周多时间，大野泰治被调到长春宽城子检察警官事务所参加集训学习，将监视赵一曼的任务交给了特务科特高股长登乐松。
1936年4月，为了便于审讯，赵一曼被转移到单人病房六号病房第二室，在这里她有机会与看守和护士单独相处。
日军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隔离赵一曼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便下一步进行严酷的强攻和软化手段。赵一曼也非常明白敌人的目的和自己面临的危机，同时她也看到了机会，这个有利的环境提供给她与看守的警察、护士单独相处的条件。
赵一曼开始观察监视她的三个警察。她想从这三个人当中观察出，看可以将谁争取过来。这就是当时共产党人的素质，他们善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办法来求得生存。经过观察，赵一曼发现三个警察当中，一个叫董宪勋的年轻警察很单纯、很正派，他是因为贫困才当日伪警察，不是为了替敌人卖命。
董宪勋出生于山东肥城一个贫农家庭，为维持生计来到哈尔滨，1935年经人介绍在伪邮政派出所当警察。
日本人规定这三个警察不许和这个“女匪”说话，大概是怕他们中了她的反日宣传，而这个董宪勋，总是尽可能地与赵一曼说点话。这令赵一曼大感欣慰。有一次，赵一曼问董宪勋，你多大年龄？董宪勋说，我27岁了。赵一曼又问，一个月给你多少薪水？董宪勋说，十几块钱。赵一曼说，十几块？还不够养家糊口的吧？董宪勋说，是的，不够，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为生活所迫啊。
赵一曼主动向他表明自己是珠河铁道北抗日工作者，并对他讲述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可歌可泣的反日活动，以及在宾县、珠河、延寿等地深山里和鬼子战斗的故事。董宪勋听后心有所动。赵一曼懂了，这是一个被逼入歧途的年轻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教育他，争取他。可是怎么争取呢？平时说一两句话可以，说多了，就会被敌人察觉。赵一曼想出了一个办法，用文学形式争取他。
一天夜里，赵一曼趁董宪勋值班的时候，塞给他几张药纸，并叮嘱他回家再看。
董宪勋值完夜班急忙赶回家里，饭也没吃，就摊开这些药纸。
在这些药纸的背面，赵一曼用通俗而且富有情趣的小说文体，记载了自己在敌后游击区所见的被虐待的中国人民的惨状，日本人根本没把中国人当人看待，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中国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她向他呼唤：驱逐日本人打倒伪满洲国是活在中华民国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使命，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董宪勋看过这些文字后，热血沸腾。他对赵一曼肃然起敬。他想，这个女子不寻常，不管她曾经干过什么，做过什么，但可以肯定她是个好人，是一个为百姓谋利益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只要是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
看完后，他立即把纸烧掉了。而对于赵一曼所领导的革命，所信仰的主义，他也懵懵懂懂地有了一些认识。他有一种感觉：赵一曼他们所领导的革命，是为了全体劳苦大众，是为了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
从此之后，赵一曼就经常利用药纸和其他的纸片，不断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认识告诉董宪勋，帮助他认识世界，提高觉悟。
董宪勋在赵一曼的帮助感化下，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日寇的侵略行为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刻骨铭心的仇恨。促使董宪勋彻底转变的是，赵一曼讲述了她在1934年末在乌吉密被捕时，一个伪军连长暗中相救的故事。他顿悟出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20多天后，他忽然对赵一曼说：“我愿意参加抗日军打日寇，为民族解放献身！”
就在董宪勋为赵一曼的文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候，1936年5月上旬，敌人又把一个17岁的见习护士送到了赵一曼身边。她叫韩勇义。日本人以为韩年纪小、思想单纯，不易被“赤化”，但敌人想错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一点也没有辜负她的名字。
韩勇义是辽宁桓仁县人。由于生活所迫，她的父亲韩文庆来哈尔滨投奔兄长韩文贵，后来成为广信公司轮船航运处广济号船船长。1927年冬，韩勇义一家都迁到了哈尔滨。韩勇义自幼性格爽朗，敢说敢做，好打抱不平。因此，父亲的好友孙一峰给她取名“勇义”。她9岁在哈尔滨道外女子小学读书，并开始学习俄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韩文贵积极筹款支持马占山、李杜的抗日活动。马占山、李杜失利后，韩文贵去北京隐居，日军遂传讯韩文庆，逼其交出其兄韩文贵的财产账目。在严酷的刑讯逼供下，韩文庆于1933年夏天被折磨致死。父亲死后，全家迁居呼兰县。韩勇义进入呼兰女子高小读书。1935年夏，她进入哈尔滨市立医院看护妇养成所学习，后成为医院见习护士。
后来她回忆第一次见到赵一曼时的情景。当时赵一曼刚受了刑，“湿发完全遮住了，我无法看清她的脸。我用双手颤抖着拢开躺在担架上还在昏迷中的赵一曼的乱发，一张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完全显露出来，口中直流白沫，眼球突凸，两眼翻白，嘴角淌着血，鼻孔中气若游丝……醒来后，她睁开眼睛见到我，慢慢地抬起头，大口大口地喘气。”
韩勇义对赵一曼非常敬重。后来在彼此的交谈中，她向赵一曼倾诉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心里的愤恨。赵一曼向韩勇义讲了许多抗联女战士生活和斗争的故事，这更激发了韩勇义的爱国之心和对抗日英雄的同情与敬重，她决心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一起奔赴抗日前线。韩勇义处处关心赵一曼，当警特来病房传讯时，她总是以赵一曼伤口恶化或刚吃过安眠药喊不醒等借口应付，使赵一曼少受一些折磨。
6月20日，哈尔滨各大报纸刊登了赵一曼被捕的消息和她在病床上的照片，董宪勋预感到敌人要下毒手了。在与赵一曼、韩勇义研究后，董宪勋马上找到叔叔董传史和家住阿城金家窝棚的另一个叔叔董元策商量，筹划制作小轿子和准备进山的马车，还找了堂侄董广政做帮手。
为了帮助赵一曼逃跑，韩勇义偷偷卖了一部分父亲给她留下的嫁妆。28日，韩勇义以母亲有病为名，向医院请假，未获批准。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只好不顾院方的态度，私自离开医院。她先在南岗新市街东方旅馆预定了房间，然后又到极乐寺坟地与在那里等候的董宪勋取得联系，交给他一些钱，要他雇汽车和轿子。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因为放假，敌人的监视程度就放低了。
当晚9时左右，按事先计划好了的，韩勇义进入病房，给赵一曼换了衣服，董宪勋和董广政悄悄把赵一曼背出病房，出了医院后门，上了一辆雇来的俄国人的小汽车。此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他们上了车，向文庙的方向开去。到了文庙，他们又把赵一曼背下汽车，上了一顶事先安排好的小轿。五个雇来的轿夫由董宪勋引路，抬着赵一曼向阿城方向疾走。天快亮了，才到董宪勋的叔叔董元策家里。那几个轿夫收了钱就走了。他们并不知道轿子里是什么人。
这时，他们离游击区滨县那边就很近了。
就在赵一曼逃走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9日清晨，董宪勋下一班的警察发现赵一曼的病房没人了，马上向南岗区伪警署报告情况。南岗警署马上又向伪警务厅报告了情况。敌人开始了搜捕行动。
他们断定，赵一曼腿有重伤，不能行走，只能坐车，所以要从车辆开始排查。一天之内，哈尔滨所有可能雇来拉赵一曼的汽车全都排查到了，最后找到了那个小汽车的司机。敌人顺藤摸瓜，通过这个司机找到了那五个轿夫，知道了赵一曼逃跑的方向。
30日清晨，赵一曼他们已经走到离游击区只有20多里地的李家屯了，忽然听到背后传来马蹄声，回头一看，见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在追来。董宪勋马上拔出手枪，推弹上膛，要跟敌人拼命。赵一曼一把按住董宪勋的手，说：“不行，不能硬拼。”她又说，“记住，你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宪勋、勇义，你们俩就说是逃婚，跟我一起跑是我用钱收买的，是我把你们骗出来的。大伯，还有广政，你们更是什么也不知道，是我花钱雇你们出的车。一定要照我说的做，一定！”
赵一曼知道自己已经是必死的，反抗很可能让所有人都死，而不反抗，至少有人可能活下来。后来的事实确如赵一曼所料，车夫和韩勇义等人都活了下来。
敌人围上来了，几个日伪军警骑着高头大马，用枪口指着赵一曼。因为赵一曼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一口咬定其他人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就放了董广政等人。赵一曼又要求敌人放了董宪勋和韩勇义，敌人没有同意。赵一曼、董宪勋、韩勇义被带到哈尔滨市警务厅，隔离审讯。
董宪勋受到了敌人的酷刑。敌人问他，赵一曼到底要带你们去哪里？他说，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敌人又说，只要你公开悔过认罪，可以放过你这一次。董宪勋说，决不。于是，敌人对他大刑侍候。金木水火土，五大刑，敌人对董宪勋全都用了一遍，直到董宪勋咽下最后一口气。
从表面上看，敌人对韩勇义还是很“仁慈”的。为了不连累家人，韩勇义把生母说成继母。韩母却不惧风险，变卖家产找人帮忙，社会上也有人敬重她的爱国精神，帮助韩勇义把罪名改成了“纵匪逃走”，她被伪南岗法院判了4个月的有期徒刑后假释。事实上，敌人对这个还不满17岁的少女同样进行了刑讯逼供。他们把她绑在长木凳上，脑袋倒耷拉着，用喷雾器往她的鼻子里灌混合着煤油的辣椒水……韩勇义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始终没有屈服。从敌伪档案中可以看出韩勇义的坚定信念，报告说：“目前在哈尔滨警察厅拘审中的韩护士，她仅是在很短的期间受了赵一曼女士的宣传，就已具有根深蒂固的抗日思想。她壮烈地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马车，使用满洲国币，吃满洲国的生产，这都是由于自己住在满洲国，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自己所流的热血，是中华民族的热血，期望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赶出去’……”
韩勇义出狱后，一直受到敌人的监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才真正得到了自由。但敌人的酷刑把她的身体彻底搞垮了，她一直被慢性肋膜炎和脓胸所折磨（这个旧伤，就是当年审讯的时候被敌人灌辣椒煤油留下的后遗症）。1949年2月12日，她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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