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新三届中的很多人，当年在和现在的人学考生们一般年龄的时候，也曾经收到过喜报，但却不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是被批准为上山下乡知青而发的喜报。内容大致是：“某某某同志，你已经被光荣地批准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云云。而那时，接到这样的喜报，也是悲喜交集，这种滋味现在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
新三届初高中毕业时，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年龄，最大的二十岁左右。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毕业以后干点什么？却成了一大难题。于是就只好在家里呆着。
收到上山下乡的喜报，亲友们也以热情的笑容相送。
过去政治学习时曾经纳闷：马克思老先生为什么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就成了人的第一需要呢？人都是喜欢休息胜过劳动的，劳动怎么能成为第一需要呢？而等到自己真的没有事情可做时，我终于真正发现，没有事情可做的日子是多么的难熬，这样的滋味是多么的难受。于是，我只好四处找门路，看看能不能找到事情做。而那个时候的工厂为多年的动乱，效益都很不好，已经连续多年不招工了，除了国家分配的，哪还有机会让普通人进去呢。况且那个时候又不像现在：遍地是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只要肯做，总能找到工作。那个时候是“公”字打头，一切和“私”沽边的都要“坚决消灭”，不要说什么私有企业、个体户，就是街边剃头的老大爷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还有那些补鞋的、修雨伞的、卖冰棍儿的……全部成了“资本主义尾巴”被“坚决”地割掉了。
不止一个知青朋友告诉我，他们住的大杂院里同时住着好几户人家，每天院里的人进进出出都在眼皮子底下，他们每天最难过的时候就是早晨和傍晚。每天早晨广播里播新闻的时候，院子里的人们就都陆陆续续地去上班了：隔壁那家的夫妇俩总是有说有笑的一起骑车去上班，对门的那家经常一声“我上班去啦”就急匆匆地去赶公交车，父母也在例行的嘱咐过之后上班去了……寂静的院子里只有老人在听着收音机的声音或者一声接一声的咳嗽。就这样看着别人都去上班了，自己年轻力壮，无所事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有种空荡荡的感觉。而到了傍晚下班的时间，一听到院门口有自行车铃声，心就像破碎了一样。一听到别人边走进院子边谈论工厂里发生的事情，甚至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仿佛自己已经被社会遗忘了，别人热火朝天地抓革命、促生产都已经和自己没有关系了……
知青佩戴的光荣证。
在那个时候，高中毕业的青年只有三条路：当兵、上山下乡、待业。至于各个大学，是不直接招生的，只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推荐录取。对于热血青年来说，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就像现在上大学一样，人人争着去当兵，竞争很激烈。因为毛主席曾说过：“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所以青年人无不希望能到部队里去，一方面那是让人无比光荣与自豪的事情，另一方面在部队里既能有机会得到锻炼，又能长见识长本事，更何况复员回来还能安排到城里当工人、端“铁饭碗”呢。
我当时自然也很想去当兵，高中毕业那年报了名，结果却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人家不批准”。既然当兵当不成，待业又不是办法，所以，一听说“插队”也愿意去。而且我们新三届和老三届的境况不同，上山下乡的出路已经明明白白的有先例了。“老三届”刚开始上山下乡时，并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谁也说不清国家是让知青们扎根农村，还是让知青们接受完“贫下中农再教育”后另有安排。老三届的上山下乡是在做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在走一条谁也看不到尽头的路。而对于新三届而言，上山下乡似乎已经成了除了当兵、待业以外的第三条出路。
到了，我们高中毕业的那年，老三届上由下乡的知青中已经有一些表现好的人，被推荐回到城里当工人，从农民阶级变回了工人阶级，月月吃“皇粮”了。还有的老三届通过群众的推荐，得到了到大学里进行深造的机会，也有的通过推荐当了兵。对于我这个从小就热爱文学、渴望圆文学梦的高中毕业生来说，能得到继续深造的机会是多么的诱人啊！但是，更多的是没有门路的人。
中学时，我们曾经在学校的操场上或者礼堂里，多次听过传达中央文件。记得有一个福建知青家长叫李庆霖，因在农村插队的儿子生活遇到了问题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不仅给他回了信，还寄了200元钱，说是“聊补无米之炊”。与李庆霖儿子相比，与众多仍旧留在农村的知青相比，得到继续发展的机会的人只是很少一部分，多数人仍然在为人生道路的何去何从而迷茫。一般人在听说了老三届的种种坎坷经历后，都把下乡当成了苦难与前途黯淡的代名词。但在当时几乎山穷水尽的境况下，下乡也就差不多成了惟一的选择了。很多家长也担心整天无所事事的孩子。有的家长让孩子去学手艺，比如我们知青点的有几个就是在初中毕业后学会了木工；有的女孩子还给人家看孩子，每月五六元钱，但是很开心。而有的游手好闲，学坏了。男生中习武的人不少，加上“文革”遗风，打群架的比比皆是。更可怕的是“资产阶级”腐蚀，如手抄本《少女的心》等开始流行，一些女孩子惹了麻烦，家长十分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也希望子女尽快下乡。前不久见到一位当年新三届的朋友，他的儿子高中毕业后在家无所事事，整天泡在网吧里，夫妻俩很担心，感叹地说：“还不如让他们上山下乡呢。”
虽然下乡对于个人来说，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那时候想要下乡，却也需要经过报名、批准等等一系列的程序，批准了还发喜报。搞得过分隆重不说，还把它当成人生辉煌的起点，大肆庆祝一番，惟有如此才算对得起“那份被选择的庄严感”。
无奈，我只好“郑重其事”地报了名，准备当一名下乡知青。去“革委会”报名的那天，我着实踌躇了很久，去，还是不去？竟成了决定我人生命运的岔路口。走在路上，虽然双脚在不停地向前走，心的深处却有一个飘飘袅袅的声音在不停地默念。
“回去吧，别去了”。看着我的大学梦就这样在相反的方向上越飘越远，我突然有了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感，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接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最后还是报了名，然后就住家里等着批准——哪有不批准的呢？等待的日子依然是苦闷，仿佛刚刚作出的抉择仅仅只是放弃了一种苦难，而选择了另一种苦难。代替心中无所依傍、空荡荡的感觉的，也仅仅只是放弃了梦想的怅然若失罢了！人都有追求梦想与幸福的权利，而我就这样追着追着，最终在时代的洪流里丢失了它们，留在掌心里的就只剩下遗憾与无奈了。
登上远去的列车，告别亲友，前边等待的是什么？谁能不一片茫然。
喜报发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捏着这张纯粹是搞形式主义的喜报，我的心里百感交集，高兴的是自己从此可以白食其力了，但愁的是理想由此断送，还有对茫然未知的未来有些不知所措。我从此以后会不会就留在农村再也回不来了？再经过三五年，我高中学的知识还会记得多少？在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农村，扔下的钢笔会不会再也捡不起来了？我从小追求的文学梦难道就这样破灭了吗？我还有没有机会踏进大学的校门，尽情邀游知识的海洋？有太多的疑问没有办法解答了。我不知道有谁可以告诉我，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新三届，昨天还在高中里怀着梦想、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学习，而为什么今天却要面对着茫然的明天看不到希望？昨天还在满怀激情地追求梦想，而为什么今天却要看到往昔的梦想被莫名其妙地碾得粉碎？
那张盖有大红印章的喜报我一直保存着。前些日子，我看到周围的人们为了喜报，几家欢喜几家愁，就突然想到了自己那张曾带来不知多少苦辣酸甜的喜报。我想翻出来看看，一通翻箱倒柜却不见了它的踪影，甚至连下落也不清楚了。这一阵的翻箱倒柜却并非一无所获，偶然间发现了几首当时自己写下的励志小诗。
现在看起来，那时给知青发喜报是对人的一种愚弄，对知青、对知青家长来说是这样。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你认为珍贵的东西，不会遗失。遗失的一定是在你生命中不重要的东西。
目标
我记得那是1975年4月10日，—个天色亮丽的日子。
下午，我们在铜山礼堂参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欢送大会。我现在已记不清那一批有多少个知青，只是大礼堂张灯结彩。
作者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一首诗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创作出来的。
鼓喧天的氛围至今仍能想起。整个礼堂里座无虚席，气氛相当热烈。会后，每个人披红挂花，乘坐各地接知青的车到知青点去。我去的知青点是坐落在黄河故道上的邓楼果园。和我同去的有两男一女。邓楼果园接我们的是一辆拖拉机。
这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注定要写进我的历史中。我的工龄即从那天开始。7年后，我又一次登上铜山礼堂的主席台，演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我的演讲稿中就有一句：“我人生的风帆就是从这里扬起……”
那一天的天气很晴朗，在春日太阳暖融融的照耀下，天高而云淡风清，尽管迎面而来的春风不时地带着冬天留下的寒意，但此时此刻的情景毕竟在暗示着，无论人的心情因前途未卜而怎样愁云惨淡，而春天还是不可阻挡地迎面而来了。
和我同一批来到邓楼果园的三个知青中，男知青小韩是我的旧相识。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是中学同学，后来又同在一个地区从事教育工作。那时教师经常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政治和业务学习，所谓办“学习班”。孩子们也经常跟大人一起，因此，我们从小就很熟悉。读高中时，我们还在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年级。高中毕业后，我们还一起参加过“验兵”（因为应征参军要体检，当地称之为验兵），但都没能入伍。后来，我回了老家，帮祖父母干了一段农活。听说他也回老家呆了一阵子。我们聊起毕业后的种种境遇，真有一种千言万语道不尽的感觉，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遭遇、苦闷、彷徨是如此地相似，让人觉得我们这两个人的挣扎，似乎是整整一代人都必定要经历的。同车的另一个不认识的男知青听我们在讲这些经历，也不时插话，说了他和我们同样的经历。女知青小王个子不高，身材瘦弱，看上去老实巴交。我们三个男知青说话时，她一直默不作声，两眼不停地看着路边的景色。记不得谁问了她一句：“就你这样一个瘦弱的女同志，怎么也来插队了？”
她望着车窗外一棵棵飞快倒退的槐树，郁悒地告诉我们，本来，按照关于上山下乡的政策规定，家里有一个可以接班的名额。她父母亲都曾考虑让她接班。她也做好了接班的准备，可是，看着弟弟忧郁的神情、失望的目光，她又动摇了。弟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只有有了工作才好找媳妇，才能传宗接代。说一千道一万，他的前途更重要。她告诉父母，让弟弟按父亲的班，她自己下乡插队。一开始，爸爸妈妈都不同意。说到这里，她扭过头来看着我们说：“结果我就和他们吵了一架，最后我问他们：我也知道你们是一万个舍不得，但现在除了下乡还有别的办法吗？难道我就这么在家里等着吗？不管怎么样，就算下乡要吃很多苦，将来到底会什么样也没人能说清楚，但毕竟能够自食其力，再说，不经过上山下乡这段路，什么事也做不成啊。上山下乡可能还会有回城工作的机遇。爸爸妈妈看我说的有理，也知道拦不住我，就同意了。”
我和我的同学听到这里，全都默然无语了。
实事求是地说，别看新三届上山下乡前要自己写申请书报名，但真正想上山下乡的没有几个人。那时，大学从工农兵中招生，从中推荐表现好的，应届毕业生望尘莫及；参军也是件难上加难的事，就业更是没有门路。加上政策规定，家中只要有了上班的子女，其他孩子就要上山下乡。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锻炼，表现好—些，就可能有让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参军或者招工机会，“老三届”中有些人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那时，社会上称这种现象叫做“下乡镀金”，是被批判的思想。但这又是新三届大多数人心中的目标，也是当时摆在新三届面前的一条必由之路。
人世间的路几乎没有平坦的。尤其是一个人年轻时选择的道路，往往都很曲折漫长。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明白，我们要走的这条路多坎坷，要实现的目标多困难。老三届中能够招工回城、进人大学读书或者参军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在农村已经呆了好多年，还有的在农村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我认识几个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在农村的艰难困苦甚至让人无法想象。有一位对我一直很关照的老三届大哥，就住在我学校附近的一个农村，我经常在放学后去看他。他所在的那个村在当地还是比较富裕的，口粮基本有保障，只是没有零花钱，经常用辣椒酱或咸萝卜干伴着饭吃，有时辣椒酱或成萝卜干也没有了，就用酱油伴着饭吃。而有些在贫困村插队的知青，常年连饭也吃不饱。我老家所在的皖北山区插队的知青，和贫下中农一起开山放炮，修路架桥，吃尽了苦受尽了累，还要饿肚子，有的家境好一些的，就跑回城里歇病假，被人称为“寄生虫”。知青们为了早日摆脱艰苦的环境，用尽了种种心机，招工、招生、招兵名额有限，竞争十分激烈，有的男知青不惜“自残”，而有的女知青不惜委身于当地的村队领导……
当年下放东北的女知青们，憧憬着人生目标。
尽管那时我们天天喊的是“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是，人人心里明白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也都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奋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竞争。
从我们下乡那天起，新的生活开始了，竞争也开始了。
我们那个知青点先先后后来了八十多个知青，主要来自徐州市和铜山县，家庭背景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学历也不同，因此观念、性格、处世方法也不同。我们插队的果园，主要以生产各类水果为主，还有一些附属单位，不同的岗位，活儿也有轻有重，有干净有脏，当教师，不仅受人尊敬，而且相对干净；当木工，不仅可以学技术，而且比较轻松；在酒厂里工作，尽管活重一些，但名声好听，而在运输队工作，每天要和牲口打交道，要清除马粪，既脏又累；看果园的活也不轻松，既要承担风险，又要风里来雨里去……所以，分配岗位时竞争就已经开始了。有的心疼子女的父母，想方设法儿托人找关系，给果园的领导打招呼，给子女分配个好点岗位。现在回想一下，那时就有送礼拉关系的风气了，也叫“走后门”。只不过到了后来，这种风气愈演愈烈，礼品也越来越重，发展到今天大把大把地送钱。不过，在我们这样一个注重礼尚往来的国家，这种办法还的确行得通。有的知青通过家长的疏通，真的安排了好的岗位，甚至当上了班组“干部”。还有的知青毕业后在城里闲了几年，接触了社会，懂得一些世故，从家里带了几包烟或者几盒点心，活动一下，也分了好的岗位。很多知青对这种现象有意见，但是不敢提。提意见得罪了当地的领导，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断后路吗？你的前途在人家的手心里呢！
在乡下的日子越长，目标越明确。而越想接近目标，却发现目标越远。那个目标好像在捉弄我们。令天，有个消息说明年要招工了，于是，大家都忙碌起来。那些天，每人下班以后，天色已近昏黄，一辆辆自行车从我们知青点驶出，赶回城里各自托关系走门路。有的害怕别人知道了说闲话，下班后还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和一个宿舍的同伴一起聊天，一起到食堂吃晚饭，等到人家都休息了，不注意的时候才动身。第二天早饭前，一辆辆自行车驮这一个个疲惫不堪的身躯又回来了。找到关系的，脸上一副得意洋洋；没找到关系的，脸上又多了一份愁苦。可是，后来证实招工的消息不准确。
明天，又有个消息说，下个月招工大家又开始忙碌，过了一阵才发现又是谣传，现存想一想，我们为了那个目标，活得很累，活得很苦。最痛苦的是小能理直气壮地表现自我，很多人都没有了自我。有的人为了保持在领导那里的好感，为了维持和领导的关系，明知领导安排的事情错了，也亳不犹豫、坚定不移地执行。某个人有一段时间，很受领导器重，在领导身边工作，很多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千方百计想和他套近乎。也正因为这样，有人开始在领导那里捣鼓他，说一些坏话，挑拨离间。当他和领导关系搞得僵时，很多人又躲避他，见了他好像见了瘟疫一样，连眼睛也不敢抬。有些原来关系比较铁的朋友，就是从那时开始关系冷落下来。现在想一想，那时真的不懂世事，不会理解他人。人人都要活着。人人都想活得好一些。当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当然会慎重选择。这是人的最基本的本能。
当年上山下乡到东北的一对知青伙伴。
年轻人谈情说爱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每个少年都会相思，每个少女都会怀春。一群十八九岁的男男女女，吃一口锅里的饭，住一个大院里，怎么不春心萌动呢？下乡后不久，果园里就有人开始恋爱了。但是，由于上边有规定，知青下乡两年内不允许恋爱，加上很多人自知谈恋爱会直接影响招工，所以恋爱时都很小心，怕别人知道，怕领导知道，像做地下工作那样。有的不小心怀了孕，偷偷摸摸地去做人流，连休息几天也不敢，就赶回果园上班，有的女知青因此患上了病，过了中年身体就开始衰落。那是对人性的摧残！好在果园的领导思想并不保守僵化，也理解我们年轻人，没有因为恋爱处分过任何一个知青，任何一个知青也没因为恋爱而影响前程。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那个知30年后，当年的知青食堂依然默默地矗立在那里。青点八十多个男女知青，恋爱的有二十多对，回城后人多数都结了婚，成了家。也许是那段艰苦岁月的磨砺，这种感情十分真挚，这些知青家庭生活得美美满满。我们感谢那一种艰难的生活，感谢那一段燃情的知青岁月。
我们知青点之所以没有进入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的环境，之所以没有因为竞争而相互受到伤害，是因为时代突然有了转折，历史有了改变。就在我们到了可以招工的年限，也就是下乡插队满两年时，我们的国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77年，高考恢复，那是要凭真才实学去考；1978年，一批企业老职工退休，一大批知青获准同城接班；接下来，政策也有了变化，知青全部招工返城，只是时间早晚、岗位不同。记得那段日子里，每天都有来知青点接人的车，每天都有和知青点告别的人。隔几天就有一间宿舍人去房空。我的那些知青伙伴们，奔向同标了。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果园那个知青点的。临走前的那天晚上，我在知青宿舍转了一遍又一遍，见有的房子门没有上锁，我就进去站一会。有的房子墙壁上贴着的画报、报纸还没有撕下，有的女知青的房子里还留着一种淡淡的香气，而男知青的房子里仿佛散发着雄性的余温。我的心里不禁有些惆怅，有些失落。
踏上离开果园的道路，我思绪万千。今后，我再也不会听到那些知青朋友们在一起的欢声笑语了，再也看不到那一张张亲切的面孔了。不过，我们的目标实现了。
每个人都有生活的目标，最真实的目标就是好好地活着。
那晚有风
黄河故道上的果园又到了深秋的时节。静寂的果园落满了一地的枯黄树叶，阵阵萧瑟的秋风吹过，使得枯黄的树叶片片随风纷飞，打在人的脸上，怪疼的。还有些许的树叶仍然顽强地在枝头摇晃，让那些干枯的果树枝，在深秋的狂风里，有如张牙舞爪的怪物一般不停地晃动，还时常在风里发出呜呜咽咽的呜叫……到了夜里，天就更冷了，狂风不但刮得更大、更猛，里面还掺杂着许多的沙砾，打在窗户的玻璃上，噼噼啪啪地直响，仿佛是要给枯枝怪物的“舞蹈”伴奏一样。尽管在我们知青下乡的果园里，这样可怖的秋夜是定然要经历的，但在那一年的国庆节过后，却显得尤其的冷清骇人。
那时国庆节还不是长假，但对我们这些知青来说，是难得的回家的好时机。我们知青点的知青都是来自徐州市和铜山县，最远的也就百余里路，大多数人恋着在家多过一个晚上，选择上班的第一天早晨回来。我因为国庆节回了安徽老家，怕第二天上班时赶不到，所以就在上班的前一天下午回了果园。一进偌大的知青点才发现，所有的房子都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尽管门窗都紧闭着，但狂妄的风沙还是挤了进来，地上、床上一层黄土，就连桌子上的茶杯也看不见底。我放下包，先把卫生打扫了一遍，然后躺在床上休息。就在这时，门外的自行车铃响了，有人回来了。一会儿，门开了，我同一宿舍的小H回来了。
“你回来了，我晚上就有件啦。”我高兴地说。
小H惊讶地问道：“还有两个回来的，你没见到吗？”
我摇头。没等我开口提问，他主动地说：“我刚才看见女知青宿舍小F的门开了。”
“会不会进了小偷？”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神经也绷紧了。
他笑了：“不是。我看见她俩了。好像刚睡醒，去厕所呢。”
那个季节，是一个粗犷的季节。当河岸上的一排排白杨、垂柳、槐树的叶落尽，身子赤裸时，被它们阻挡了一个夏天的、从遥远的北方吹来的风，就像一群群出了笼子的疯狂的野兽，在果园里横冲直撞，粗暴地报复着那些果枝，让果园不时发出一阵阵泣声。实事求是地说，置身那种环境，人容易感到孤寂，如果再没有伴，就更加会恐惧。那两个女知青是下午回来的，一直呆在宿舍里没敢出门。她们告诉我和小H，如果不是我们两个男知青回来了，她们打算回城呢。毕竟是下乡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毕竟在城里从来没有遇到这种环境。
因为相互知道回来了，所以我和小H很主动，到了她们的宿舍，在一起聊了一会儿。到了吃饭时间，才知道食堂今天没有开伙。我们两个男知青平时不吃零食，也不自己做饭。她们俩倒是有电炉子和挂面。于是，她们俩用电炉子煮了一锅挂面，我们四个人打发了肚子。
30年后，重又站到那晚的房子前，心中能不感慨万千！
吃完饭，我先回了宿舍。我们男知青宿舍在知青点的最后一排，房后是一条排水沟，紧挨着就是大片大片的果区。平时人多，热热闹闹，一旦到了孤单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感到空旷、冷寂，而那晚的风又很猖獗，尖厉的呼叫声由远而近，扑打着窗上玻璃，发出凄凉的抖动声，仿佛随时要推开窗户窜进来，让人听了心里直发毛。我两眼盯着书，尽量不让自己去看抖动的窗户。同时，我在心里一遍遍告诫自己，在知青点里，还有三个同伴。我也急切地盼望着小H赶快回来。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小H回来了，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说：“快起来，拿上行李，咱们俩到她们那边住。”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小H说：“她们俩害怕，不敢单独住。让我们俩去陪她们。”
“那怎么行呢？”我一了紧张起来，“和两个女的住在一起，领导知道了，怎么办？同伴们知道了怎么办？”
小H一边卷被子，一边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又不是在一起干什么坏事，他们知道了又怎么样？”
他看我还在犹豫，不耐烦地说：“别婆婆妈妈的。你怕什么？不做亏心事就不怕。再说，咱这也是互相帮助，是做好事。”
我还是下不了决心。
小H急了，说：“你要是不去，我就过去。我不怕别人说闲话。你一个人在这儿住吧。”
这下我急了，不由分说，卷起被子，和他一起走了出去。但是，到了那两个女知青宿舍门前时，我还是犹豫了片刻。
我们那个知青点，每个宿舍里住四个人，有四张床，因为果园里越到秋天，蚊子就越多，咬人也越厉害，所以每张床都挂着蚊帐。那两个女知青已经躲到一张床一顶蚊帐里，见我和小H来了，蚊帐闪开一条缝，露出两双充满感激的眼睛。
一开始，我们开着灯一起聊天。她们俩在一张床上，我和小H各在一张床上，由于床上都挂着蚊帐，相互看不见，仿佛都罩在云雾里。我记得小H一连讲了几个笑话，逗得她俩开怀大笑，笑声冲淡了屋外的风声，让我们一时忘记了害怕。后来，她俩在床上讲起了悄悄话。我和小H听不见她俩在说些什么，只有偶尔传来几声咯咯的笑声。她们一定是因为有人做守护神，而感到了轻松愉快，所以才能聊得那么开心。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油然而生一种神圣感和使命感。
实事求是地说，那天晚上我并没有睡好，一度也胡思乱想过。
夜里，我想小解，但没有起床。我不敢一个人到外边的厕所去，又不好意思在屋里的便盆里小解。现在想一想，那真是一种虚伪。人，不应当太虚伪。
不知过了多久，宿舍里就只剩下四个人均匀的呼吸声，在窗外狂风的伴奏下，此起彼伏……
那一晚，就这样安静地过去了。
那时，几个人真的很纯洁，根本就没想过会发生什么事。
第二天，太阳起床的时候，我们就起了床。
没过多久，我们两个男知青和两个女知青同在一间房子里过了一夜的事情就传开了，各种添油加醋的议论，渐渐被传得沸反盈天起来。那些议论越传越离谱，很多人都认为那晚一定发生了见不得人的事，不但把我和小H弄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那两个女知青更是在各种风言风语中吃尽了苦头。
从此，我每当在知青点遇见她俩，都会带着尴尬的神色，一低头匆匆而过。而她俩也在知青点的各种活动和工作中，刻意地避开我。在那个人际关系已经被扭曲了的时代，四个纯洁的青年就这样无辜地被众人的口水打上了耻辱的烙印，而在那还是冰雪一样纯洁的心灵里，也就这样留下了永远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席之地
人的一生要经历的事件很多，但真正能让人刻骨铭心的只有两种：大喜和大灾。大凡新三届的人，对1976年的地震灾害，都不会忘记。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人世间还有如此残酷的灾难。因为我们所处的不是信息时代，而且有些信息被严密封锁，老百姓很难知道。唐山地震过后，很多地方都紧张起来，到处是抗震防震的宣传标语，到处在搭建抗震防震棚。若千年后，我在和一些朋友谈起此事时才知道，那几年，几乎是全国上下、男女老幼都投入到了抗震防震的人民战争之中。
我们插队的果园，也搭建了很多防震棚。当时，上级下发了许多许多关于抗震防震的宣传品，其中有关于如何抗震防震的，也有如何搭建防震棚的。知青点的宿舍是一排排平房，在每排房子之间，搭建起了临时性防震棚。防震棚用木材做构架，用麦秸和干草做封顶，这样如遇地震，棚子倒塌，也不至于夺去棚子里人的生命。按宿舍划分，每个防震棚里住四五个人。防震棚里没有放床，铺上厚厚一层稻草，然后放上席子，就像农村的大车店。
当时正值夏季，晚上的气温也很高，防震棚里既潮湿又闷热，蚊子也多，我们第一天晚上住进去，就感到很不舒服，睡也睡不踏实。于是，我们就爬起来，可又不敢回到屋里去，就搬了个凳子，拿着扇子，端着茶杯，到宿舍旁边的一片空地里坐着聊天。聊到实在支撑不下去，两个眼皮打架的时候，才回到防震栅棚，倒下不久就进入了梦乡。
不过，第二天就听说，果园的女知青几乎没有人到防震棚里过夜。我们这些男知青感到奇怪：难道她们不怕死？
我向两个平时处得小错的女知青提出了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淡淡一笑回答说：“宿舍的门开着，听到动静就向外跑，和在防震棚里差不多少。”
当年在这一排排房子前后挤满了知青们建的防震棚。
另一个回答的更干脆：“人的命天注定！该你死的时候，喝口凉水都能呛死。你就是住防震棚里，房子倒塌了也能砸着。”
听这两个人的回答，我不以为然。
有一阵子，地震闹腾越来越厉害。城市里没有地方搭建防震棚，有不少人干脆睡在马路边。夜里汽车过时，曾出现轧死人的情况。徐州南关有一家几口，睡在马路边，被一辆农村进城的拖拉机当场轧死。还有的住在楼房里的居民，夜里听到一点动静，以为是地震来了，慌忙之中，从阳台向下跳，摔死在大街上……从城里休假回来的知青向我们描述这一惨祸时，在场的人无不毛骨悚然，也无不泪沾衣襟。
那时，关于地震的信息也不断传来，有官方的信息，也有民间的信息。官方的信息可靠性大，但相对来说不明确，比如“近几天内”、“某某周边地区”，时间不准确，范围太宽泛。若干年后，我曾就此事问过一位搞地震工作的朋友。他解释说，那时间有些地方官员一怕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承担责任；二怕本地发生地震，造成人财物损失，加重负担，所以连几百里甚至于几千里之外监测到的地震消息，也要向本地发个通知，反正发个通知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而民间信息又是针对官方信息说的，当时有一种说法，地方领导怕乱，故意隐瞒地震消息，因此民间的信息漫天飞。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一位从城里回来的知青悄悄告诉我说：今天晚上徐州地区有五级以上地震。我问他消息是不是可靠，他拍着胸脯发誓，说消息来源绝对可靠。我说既然可靠为什么上边没通知。他说你这就不懂了，上边不让通知。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抓革命促生产重要，要是人心乱了，生产停了，国家还不瘫痪了！
我听他说的也有道理，但心里不踏实，于是，就假装有事，到领导办公和驻地转了转，领导们正在开会，没有任何防震的迹象。那天晚上，徐州地区也的确没有发生地震。
那段时间，真正是神精高度紧张阶段。一听说夜间可能发生地震，请同志们做好防震准备，人们的神情紧张起来，下了班电不敢进屋，好像地震随时都会不约而至。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也在漫延。我们这些新三届知青，出生任20世纪50年代后期生活贫困的时代，用后来有人总结的话说：“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上上下乡日子还难过……”地震一旦发生，人人的生命都随时有危险。活了二十年，吃的苦多，受的罪多，太不值得。于是，有的人拼命喝酒，醉生梦死；有的人从来没抽过好烟，也把积蓄拿出来，买好烟抽；还有的结伙偷当地职工或者附近村子里农民的鸡、狗吃；有的男女知青开始恋爱，开始同居……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地震也没有出现，住在防震棚的男知青开始搬回宿舍睡觉。但是，对于地震的戒备丝毫没有松懈。晚上睡觉时，宿舍的门不敢关，随时准备向外跑；为了能得到事前预报，有的在桌子上放只酒瓶，有的在床头前放只碗，还有的宿舍里几个人分时间段值班，总之，那个时候，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
我同宿舍的小韩，想了一个办法，把铺盖放在床下，人在床下睡觉。那时，宣传防震知识中有这样一条，就是人在无法逃离室内时，可以钻到床下、桌子下。他一带头，有些人跟着响应。我们本来人人都是一张单人床，床下的空间相比床上的空间狭窄得多，而且床下直不起身子，抬一抬头都可能碰伤头皮，那真正是一种委屈，一种痛苦。我晚上喜欢看书，偶尔写点东西，只好爬到床下写。床下的一席之地，成了我们的特殊防震棚，也成了我的特殊写作室。
相对男知青宿舍里形形色色、惊慌失措的百态，女知青宿舍显得十分平静，一如既往。屋子里每天干干净净，秩序井然，飘荡着青春的清香。每到晚上，女知青宿舍里歌声、笑声依然清脆悦耳。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女知青们精神饱满，情绪昂扬……
那之后，我曾不止一次和朋友说起：在很多场合，女人比男人表现得更勇敢、更坚强，最起码苏北的女人是这样。
有一个夜晚
每一个从20世纪70年代走过的中国人，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都不会轻易地忘记，尤其是那些在心灵中打下烙印的重大事件。
1976年1月8日，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去世，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尽管听到这个消息，每个人的反应不尽相同：有的悲痛欲绝，有的顿首叹惋，有的愕然失神，也有的忧心忡忡……无论每个人内心的感情如何，但在那样一个背景之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总理的去世牵扯到了每一个人的神经。当然，我们知青点的这群年轻人在听到消息之后，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交织着各种复杂心情的不眠之夜，而那一晚的种种情景，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年元旦过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开始了。同历次运动来临一样，之前要层层举办学习班。我们果园所在地是铜山县张集公社。公社通知派一个代表参加学习班。果园领导派了我。学习班的地址在孟庄联中，离我们所在的果园大约十几里路。按照学习班的规定，参加学习的要在班上吃住，而且不准请假。所以，我们都住在孟庄联中。
1月8日凌晨，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被叫起来出操。近百人操场这时，学校的广播大喇叭响了。一开始传出的是低沉、凄凉的哀乐声。这在过去很少见。我一下子就感觉到，跑步队伍的脚步渐渐的缓了下来。当播音员说出“周恩来”这三个字时，整个队伍一下子停下了脚步，刚才还一片嘈杂的声音，就像被突然其来的大风刮得无影无踪，学习上空的空气凝固了。我当时的感觉是十分震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周总理真的就这样去世了。操场上人们不约而同地仰望着那只大喇叭，仿佛只有这样望着它，才能把消息听得更清楚些……或者只有看见它确确实实时挂在那里，才能帮助自己确定，它所播送的一切全部都是真的。随着播音员的播送，有的人在不停地用手背抹着眼睛，有的人干脆让闪亮的泪光在寒风中无声地流淌，有的女同志哭出了声，有几个50开外的村干部，哭得直不起腰，还有一位从村基层成长起来的公社干部抱着一棵树在哭……此情此景，还有那么空旷的天空回荡的哀乐，不禁让人备觉悲凉。
吃早饭的时候，尽管学习班的领导再三动员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临时搭建的大棚食堂里，还是少了很多人，大多是一干部。我在学习班里，每天吃饭时，都和一位“老三届”的知青在一起。他是搞摄影的，我们曾一起参加过公社和县里的文艺创作活动，比较熟悉。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知青的缘故，所以我们很谈得来。记得那天的早饭我们几乎都没怎么吃，一直在议论周总理去世的事。周总理的去世一方面让我们感到很伤心，而同时又让我们感到很担心，不知道没有了周总理国家会变成什么样。他最后叹了口气说：“这样好的总理就这么早走了。他实在是因为太操劳了。”
“周总理走了，谁接总理呢？”旁边也有人在议论。
不过，没有人回答。
那天的学习班，大多数人没有了积极性。人坐在课堂上心思却早就飞走了。我那一整天什么都干不下去，只是一直在想着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一起下乡的知青朋友。因为我们那个知青点的广播有时不好用，我怕知青点的“插友”们都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于是，我晚饭只匆匆扒了几口，就急忙忙地往回赶了。
从办学习班的公社到我下乡的果园，一共有十几里的路程，我平时都要走两个小时，但是那天我却走得比往日快得多。一路上，我边走边反复在想，我的那些“插友”们究竟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此时此刻会在做什么？他们对周恩来总理的去世会不会关心？知青点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在路上远远地望见了知青点的第一排房子，房子里都亮着灯，但听不见任何声音。我的宿舍在最后一排，看到知青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更加急切地想回宿舍去看个究竟了。当我推开宿舍门的一刹那，发现房子里烟雾弥漫，一时间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适应了，才发现屋里竟然挨挨挤挤坐了十几个人，有的在低着头大口大口地抽烟，有的平时不抽烟、对别人抽烟也很反感的人，现在也闷声不响抽起了烟。有的正与人高声争论，声调忽高忽低，甚至已经有人开始骂娘，“噌”地站起来又被旁边的人按回去。也有的是平常有些恩怨、互相不来往的，这时也坐在了一起。
原来大家都已经听到了消息，都在议论周总理的去世，而人声鼎沸的焦点是：这个时候没有了周总理，接下来谁会当总理，国家的前途该怎么办，民族的命运该何去何从……
看到我回来了，大家一下子呼啦啦地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询问公社里的情况，打听还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打听上级有没有什么指示和决定。可是我和大家都一样，一点广播以外的消息都没有，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只能是猜。我们纷纷猜测到底谁会致悼词，治丧委员会的主任会不会铁定是华国锋，追悼会能允许多少人人场，张春桥一伙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这个关键时刻如果邓小平被批会把局势引向哪里……我们就这样整个晚上都在讨论着、担忧着。
看着悲痛万分却又群情激愤的大家，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个人的命运无论何时都是同国家相连在一起的。每个人带着各自不同的境遇，平时怨爹怨娘怨社会的也好，平时嘻嘻哈哈玩世不恭的也好，但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会自发地体现出一种如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尽管这种责任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无奈。
那天大家一直讨论到很晚，直到有一个说：“睡觉吧，谁当总理也不让咱们回城。”
这时，一个人站起气愤地说：“你小不关心国家大事。对得起刚刚去世的周总理吗？”
那人反驳说“我关心国家大事，可国家关心我们吗？”
我们听了都默然，在场的每一个无不感到痛苦。并不是觉悟不高，我们的内心深处仍然热爱着这个国家，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里，我们的心仍然是同国家与民族紧紧相连的。但是这一句无比现头的话，却又说到了大家的心里，说出了大家不敢说的话。确实，我们这一代人受得苦难太多，前途又是那么的渺茫，对那个时代自然有看法，有怨气。那天晚上我看到的一幕，也许才能够真正说明人们的心情。
位于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门前的周恩来塑像。
我那天晚上曾在中途出来了一下，夜风瑟瑟中，我一抬头，突然看到，外面的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谁已经挂起了挽幛，那挽幛在黑暗的夜色中显得是那么的醒目。第二天，没有任何人发动，但是大家不约而同的戴起了黑纱、白花……
掺杂了悲痛与默然也好，交织了争吵与怨愤也好，不管怎么说，那个夜晚，已经永远地记在了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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