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最大的魅力，莫过于他的人格魅力。人格魅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在无形中会幻化成一个人的处世风格、影响力、号召力和领导力。成功的商人不仅要有灵活的商业头脑，还要有超强的人格魅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格魅力也可以转换为商业利益。
一勤天下无难事
纵观王永庆的人生轨迹，我们不难看出一条贯穿他一生的主线：勤劳——坚韧——道德高尚——不满足——态度认真。这些品质融入了他生活的点点滴滴，贯穿于他创业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让他从一个村少成为台湾巨富。
1975年1月9日，王永庆在接受美国圣若望大学赠授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他说：“我幼时无力进学，长大时必须做工谋生，也没有机会接受正式教育，像我这样一个身无专长的人，永远感觉只有刻苦耐劳才能补其不足。
“而且，出生在一个近乎赤贫的环境中，如果不能刻苦耐劳，简直就无法生存下去。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到由于生活中受过的煎熬，才产生了我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幼年生活的困苦，也许是上帝对我的赐福。”
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刻苦耐劳不但是王永庆的座右铭，也是促使他成功的主要动力。事实上，世界上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相差无几，可是为何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呢？关键之一就在能否刻苦耐劳而已；天底下绝对没有舒舒服服就会有成就的事，凡事都有前因后果，下苦工夫才会有好结果。
人人都在追求舒适与快乐，可是都忽略了追求舒适与快乐一定要付出代价。例如，如果一整个星期都很努力工作，遇到星期天休息，一定觉得很舒服；相反的，如果整个星期本来就无所事事，星期天再休息，恐怕不但不觉得舒服，反而觉得很无聊。再例如吃东西，偶尔吃一顿大餐，会觉得是一种享受；如果天天吃大餐，非但不是享受，反而是受罪。
王永庆强调说：“追求舒适与快乐的代价，就是刻苦耐劳。”
王永庆一生坚信“一勤天下无难事”的信条。这已经不再单纯的是他的经营理念，而且是他生活的准则、一生的功课。
“勤”作为王永庆的经营理念，并没有什么宏篇大论，也没有什么专业名词，或者建立什么抽象的模式，在他的意识里，“勤”只和身体的两个部位有关，那就是手和脑。
首先是手勤。可想而知，手勤和做事是分不开的。手勤就要比别人多干活，多干活就意味着能有多一点的收获。好比搬石头，手勤的人会在一天里搬三车，而手慢的人只能搬两车，差出了一车，也就差了一车的钱。手勤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生意上都是好处无穷的。
在王永庆看来，手勤分几种，有的是肯卖力气，有的是手脚麻利，有的是闲不住。
有些人肯卖力气，在所不惜。好比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力气是不错的，她一个女人可以抵得过三个男人，所以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好雇工。肯卖力气要有好的身体，这样才有资本。不然，手无缚鸡之力，就算是肯卖力气也不见得会有多大的收获。
很显然，肯卖力气就要涉及到吃苦的问题。搬石头用的是力气，搬其他的东西用的也是力气，都是需要花费力气的。多搬就多花力气，少搬就少花力气。这样，能不能下力气，能不能吃苦就成了是否可以多得收获的条件。如果每天的收获是一定的，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情况，有些人会偷懒，如果是给别人做事，就会想办法少做一点，如果是给自己做事，就希望别人多做一点。其实，这种思想是不可以接受的。
可见，肯卖力气是一种经营素质，而且效果很直接。
有些人则手脚麻利，做事情比别人快。一项工作往往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分散而独立，很多人是一个环节做完了再去做下一个环节，这样就会浪费很多时间。比如野炊，在森林里煮饭，要找木柴、挖野菜，还要钓鱼。有些人会一件一件地去做，那样是很浪费时间的；可是如果一面挖野菜一面捡柴，就会节省一些时间。同样的道理，钓到鱼时就马上把它清洗干净，带回来就可以直接入锅，就又能节省一些时间。因此，有时候人们在做一件事的同时，还有能力做一些别的事情，要学会统筹安排。
好比一辆车，可以装5吨，你绝不会只装3吨就走。就算是要拉的货装完了，也完全可以再附带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才不会浪费能量。但是，生活中确实有许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装满就开车跑了。其实这样的人是不会获得额外的收获的。
手脚麻利的人做事情就会有效率。你如果手脚麻利，在同样的时间内就会做很多事情，而且做事情还会很从容。或者同一件事情，手脚麻利的人可以很快做完，他可以节省一些时间。但是，人们往往由于懒惰，并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而同时做几件事就很容易出错。
手脚麻利是王永庆非常推崇的一种经营素质，而且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王永庆是一个既闲不住又肯卖力气的人，这样他就能更加合理地利用时间，获得许多意外的收获。
再就是脑勤。脑勤就是要多思考。一件事情会有许多种解决方法，用哪一种方法呢？这就要进行比较，思考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可见多思考是非常有好处的。王永庆就是一个多思考的人，他随时随地都在想问题，不让脑子闲下来。因为他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压先想好，做好安排，做到未雨绸缪。及时发生一些特殊情况，也能够应付自如。
王永庆认为多思考有两种形式：积极筹划；不断反省。
积极筹划就是要找思路、想办法。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通过别人的实践经验得来的，这就需要多思考，开动脑筋想办法。要思考经营所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具备的条件，这些条件如何实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等等。通过思考，可以达到追根究底的目的，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反省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经营思路来反省自己，启发自己，同时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思路，实现自我完善。经营的过程就是不断调整的过程。因为市场是变化的，所以经营也要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的消费，这些都需要通过反省来实现。
他真正懂得勤劳的意义，是自己开米店的时候。米店是自己的，这样做起事来就特别卖力。原来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虽然也很卖力地干活，很勤快地做事，但并不是真心的，总在心里藏了一个侥幸的种子，趁老板不注意就开小差，即便是在做事，也是得过且过。现在为自己做事了，好坏都是自己的，干与不干都是自己说了算，没有人骂他懒，也不会有人说他不勤快。这反倒让他自己开始督促自己要勤快，多做事，少说话，对人要和气。
为自己做事是王永庆勤快的动力所在。最初米卖得很少，王永庆要不断地想办法，尝试不同的方式方法。为了增加米店的销量，他甚至送货上门，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当然王永庆也从中尝到了甜头，他的米店开始红火起来，米店的顾客不断增多，这是对勤劳的褒奖。他从中尝到了甜头，他相信勤劳是改变自己处境的决定力量。
这些经历让王永庆明白，没有吃过苦的人就不会知道什么是甜。就拿简单的跑步来说，只有满身大汗之后才能真正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如果只是贪图安逸做个样子，就体会不到运动的快乐。对于这一点，王永庆是深有感触的。他坚持跑步将近半个世纪，哪怕是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到了这样的年纪，大部分人都会含怡弄孙，颐养天年，不会再强求自己做什么，然而他却不同，仍然积极坚持几十年都在做的事。因为他知道，走走路、散散步固然轻松，但效果比跑步小得多。许多事情都是要经过千辛万苦才可以办成的。道理虽然很浅显，人们却很难做到，这是一般人的通病。
王永庆认为，要克服这个毛病，就必须做到勤快。比如，太太刚买回来的鱼，先生有时候会嫌鱼太腥了，或是嫌鱼肉不够鲜嫩；但是假如鱼是你自己辛苦钓到的，不管是什么鱼，吃起来都会感到非常可口。再比如，家里客厅摆着一盆漂亮的花，你会因为这盆花的美丽而感到愉悦，可是一离开家，你很快就会忘记它，那是因为你和这盆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是花的园丁，从种植花苗开始，要除草、施肥、调节土壤的水分，经过一番辛苦的栽培，花终于开了。园丁看到这盆盛开的花，内心的喜悦绝对超过一般人。之所以对事物的感觉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关键就要看你对这些事物是不是下了功夫。所以，人只有经过一番苦心的追求，才会真正尝到收获的甘美滋味。所以，王永庆经常拿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年轻人，任何时候都要勤奋。现在很多年轻人刚刚进入社会便急功近利，希望一下子能够有很大的成就，而结果大部分是以失败告终，成功的很少。这就是违背了先苦后甜的原则，不具有坚持不懈吃苦耐劳的精神，最终肯定会失败。凡事都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靠勤快，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会成功。所以，年轻人到社会上谋求发展，一定要有“先苦后甜”的思想准备，谋求成就不可操之过急，要一步一步打基础。须知，一口是吃不成一个大胖子的。年轻人虽然没有必要把一切想得太困难，但也不要想得很简单。往简单里说，道理很浅，那就是肯吃苦，好好打基础，要刻苦耐劳，甘于吃亏。
有些人认为默默而勤劳地做事无法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样自己就吃亏了，风头都被别人抢去了。但是你要知道，命运是公平的，你吃亏的话，总会有一天会得到补偿的。
王永庆办碾米厂的时候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才有了碾米厂的发达。这让王永庆明白，只有刻苦努力，才能把事情做成功。
王永庆时刻提醒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觉得，有时看似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只要和发达国家的水准一比较，就会发现自己的企业没有任何优势，因此，只有靠勤劳的工作才能够生存下去，才能够创造未来。
毅力恒久惊世人
王永庆是一位毅力非常坚强的人，这从他每天坚持跑步可以看出。他以前打高尔夫球，后又改为游泳，从1978年8月开始了晨跑。他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不论寒冬酷暑，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晨跑，即使在国外，或者生病了，照样坚持跑步。王永庆的晨跑开始在敦化南路台北市立体育场，每天跑体育场的操场12圈，操场一圈是400米，12圈就是4800米；后来慢慢增加到每天10，000米。医生见他太瘦了，劝他减少运动量，于是每天跑5000米，外加半小时的毛巾操。后来，他改在家中顶楼空地漫步了。
王永庆认为跑步很枯燥，但为了锻炼强健体魄，就持之以恒地做了下去。
久而久之就感到跑步是日常生活之一，从而不觉辛苦了。
他说：“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走走路，散散步也是可以的，但是，主要是因为过去锻炼不够的关系，假如以前早有锻炼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必须早上起来跑步来强制自己运动。”
他对于平日晨跑，一遇刮风下雨就停跑的人，颇不以为然。
王永庆认为，人生就像在跑步一样，要每天不断地练习。如果你要比别人跑得快，那就必须加倍努力。
王永庆说：“如果别人跑在你前面，你就要尊敬他。因为他比你努力。”
他每天早晨跑回家之后，都自己准备洗澡水。有人问他：“怎么不让别人先替你准备好，你一跑回来，就可以很方便地洗澡了呢？”他回答说：“假如你让别人准备洗澡水，就会有很多问题发生，别人为你准备的水就会太冷或太热，而且当你对比别人服侍习惯之后，对这些情形就比较不容易忍受了。尤其是冬天，遇到洗澡水冷了，甚至要发牢骚，服侍你的人也会无所适从，种种问题就来了。准备洗澡水也不是什么难事，应该自己动手才对。水要多热多冷，自己最清楚，温度最适当，洗了也舒服，这样才叫合理化。如果认为这是小事情，不去求个道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久而久之，很多事情就会变得不怎么合理了。”
一丝不苟亲上阵
身体力行，是王永庆的一大特点；他的一丝不苟的处事态度也令人叫绝。
王永庆成长的时代，正逢社会动荡时期，加之他家境贫寒，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所以很早就踏进社会，开始谋生与创业。不过，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王永庆超卓的能力与见识，都不是学校所能给予他的。可以说，正是社会这所大学，给了他作为实业家所需要的魄力与胆识。
有一次，王永庆在东京和一个朋友见面，朋友说自己很想改行，问王永庆什么事业比较容易做。由于王永庆当时对东京的情况并不熟悉，一时间也没有给他答复。一天，王永庆和这个朋友相约在一家寿司店见面，发现做寿司的师傅在切生鱼片时直接将鱼皮丢掉，同时他想到日本人一般不喜欢鸡皮，所以鸡皮和鱼皮都非常便宜。
于是，王永庆建议这位朋友用油炸和炖的鸡皮、鱼皮做台湾人喜欢吃的润饼，用它们做的润饼既好吃，又看不出来。这个朋友起初想用日本的春饼皮作为包在润饼外面的面粉皮，但王永庆认为春饼皮太厚，而润饼的皮要很薄很有劲道才可以。而且做生意一定要有与众不同之处，没有特色的东西是很难赢得顾客的。所以，王永庆建议这位朋友回台湾学习如何做润饼的面粉皮，因为这种东西日本人不会做，也就无法和他竞争了。王永庆的建议果然帮了这位朋友的忙，帮他走出了困境。
王永庆经常告诫自己的下属要不断努力，育人先育己，他认为如果经营者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就必须以身作则，卖力苦干。如果一个人比你能干，比你更会做生意，他是不会跑来帮你卖力的。所以不要只想着要别人做事，而是在要求别人的同时，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王永庆还认为，一个人若想学到真正的东西，还必须身体力行地去做，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实用的经验。他说：“一个人知道什么是一回事，而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真正去努力追求，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事情没有成功，多半的原因是努力还不够。我在事业上能够有一些小成绩，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和原因，只不过是比较肯下决心并身体力行而已。”
王永庆最反对光说不练的那种人，在一次与企业管理人员的谈话中，他要求管理要建立在实务工作上，光靠嘴巴的管理是没有用的。因为知道怎么做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好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对问题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上，再正确的领导原则也只会是空洞的理论，难以见到实效。
王永庆这种务实的态度也反映在他对人才的看法上。他指出，企业经营最重要的是会用人，要用懂事情的人，要用会做事的人，而所谓会做事的人，也就是有实务经验，能实实在在做事的人。王永庆一直强调，虽然大多数人都是有能力来做好务实的工作，但却很容易停留在形式主义的层面上。他曾经举例说：“我们都知道身体要适当运动才能维持健康，同时自己的健康是最切身的问题，但是为了这个最切身的问题，所需要的运动和锻炼，究竟一般人能实行了多少呢？”
王永庆认为，他的成功除了他自身的努力与天赋外，更得益于他的身体力行，得益于他不断从实践中学习的努力。
王永庆的做法与教科书的企管理论有很大的出入，他对每一件事都追根问底，不论大事小事，也不论大处小处，从不漏掉一点。因此有人批评他像一位令人心情激荡的厂长，而不像是一位卓越的董事长。
王永庆的看法是，书本上所指的是欧美国家的企业情况，欧美的企业历史悠久，各种管理均已合理化、制度化，企业负责人当然可以只做政策性的决定，而将事务性的工作，交给部属办理。可是，发展中的国家，管理尚未走上轨道，负责人若不参与事务性的管理，那么公司如何追求合理化与制度化呢？
有一次，王永庆与日本一位年轻的社长洽谈事情。他问那位社长一些问题，社长回答说：“我比较专门，大政策我决定，小的我不晓得，我叫那个部长、那个课长来回答。”王永庆说：“老实讲，我看不起那位社长。”
据台塑一位主管说，为了使往来于林口与台北之间的交通车司机能够有效地利用时间，王永庆也参与改善交通车时刻表。可见，他事必躬亲的程度，的确超出一般企业老板。此外，王永庆一丝不苟的态度也让人敬畏。
有一次，一家银行派人到台塑找王永庆对保，承办人员见到王永庆后，就请他在对保单上签章。
虽然亲自见过台塑的王永庆的人不多，但在报纸、杂志、电视上不难见到他。因此，大部分人对他都留有相当的印象。这位银行职员亲自见到王永庆签字后，很放心地收下保单就道别了。
谁知，第二天，王永庆打电话给这家银行经理说，昨天的对保不算，理由是手续不全，因为对保人员没有核对他的身份证，如何说明他就是王永庆，所以，请银行再派人前往对保。
有一位朋友向王永庆反映一件与台塑某事业部交易失策的事情，并把信寄给王永庆。王永庆打开信一看，其信纸没有公司名衔，只是一张普通信纸。内容提到说，试销5吨即以半价供应，为了帮助贵公司推销，在此试销期间尚需几吨以半价供应云云。说试销，由其信内容看来又不像内行的试销，语气是外行的。这信一看便可断定不是为推销而试销，很可能为了一次5吨半价供应即可赚一两千美元，不是真为推销。
后来经王永庆一调查，发现此人过去与台塑根本无交易往来，在香港也没有开设公司，某事业部长盲目被骗，王永庆认为主要原因是该事业部对生意的见识太差，也就是说一向办事糊涂，没有用脑筋分析判断，缺少交易上的一般常识，是工作品质差的表现。他严厉地批评了该事业部的负责人，并认真教导他做生意要认真、负责。
王永庆认为做事应当仔细认真、负责任，不能有一丝马虎。他很反感工作中马马虎虎、做什么事都是应付了事的人。他说一个人工作上马虎实际上等于折磨自己，其理由是“无论是马虎的应付，或是认真的工作，他们一样都要在工作场所中度过8个小时。前者因为没有用心，在表面上看来是占了便宜；后者付出了心力，好像是吃了亏。但这是表面的现象，实际上，马虎时也是要磨过那一段时间，并不能随心所欲，既无心工作却又不得不耗在工作场所内，这固然可能对别人造成损失，但是对自己何尝不是一种折磨？做事马虎经常造成别人的损失，结果一定会招致批评及轻视，这样的人是占了便宜？还是吃了亏呢？”
兢兢业业工作狂
王永庆自己是一个对工作非常投入的人，以他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可以称得上是“工作狂”。王永庆每天工作16个小时，没有休息日、节假日。每天早上起来晨跑和游泳，中午举行午餐汇报，晚上要接待宾客，谈的也是事业上的事。
财经专家邱永汉说：“我拜访王董事长，发觉他热爱工作，几乎到了享受工作的程度。”
一位与他相交数十年的事业伙伴赵廷箴说：“我跟王永庆认识几十年，他到现在没有几个朋友，整天到晚就是工作，几十年的老脾气，已很难改了。”
王永庆工作时一点都不肯休息，大家也只好跟他一样努力。有人劝他休息，他说：“游手好闲是制造无聊、罪恶、贫穷的根源。有人以为清闲是福，其实只有认真工作后的休息，才能得到心灵的安逸，才是人生至上的享受。”又说，“一个国家如果人人都充满了工作的活力，就是无上的财富。世界上一些天然资源富裕的国家，反而不如资源贫乏的国家进步，道理就在国民没有充沛的活力。”
王永庆总是不断地工作，很少有什么娱乐活动，以前年轻的时候打过麻将，但后来发觉打麻将时虽然可以开心一下，但打完了，心灵却十分空虚。
他原本认为麻将是既高雅又很有意思的娱乐工具，亲朋好友欢聚一番，打打麻将，浅尝辄止，可以享受其中的快乐，结果却发现，很难控制在适当的程度内。
王永庆指出，他看过一些朋友打麻将。四个人在开始玩时，都很开心，嘻嘻哈哈，很亲密的样子。但是，玩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都显得很疲倦。赢的输的人，各有心事。赢的人，因为赢了朋友的钱，终究不大好意思，心里怪难过的；输的人，因为输了钱，心里自然不痛快。所以四个人无论赢钱或输钱，到最后都觉得不舒服。像这样，刚开始很开心，到最后却不舒服，那不如不玩，所以王永庆毅然地戒掉了麻将。没有任何娱乐的他，从此更是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注于工作中。
人人都知道王永庆是一个白手创业成功的传奇人物，人们都很尊敬他。
他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攀到事业的顶峰，他有47万名部属，但很少是亲密的。
在台塑工作了30年，现任台塑总管理处总经理室协办的杨兆麟说：“王董事长在开会时是十分严肃的；平时，即使和追随自己多年的手下，也只有业务上的沟通。整个台塑企业上上下下，完全不讲工作以外的亲戚、朋友关系，办实业的人，就是要这样子！”
对于王永庆，即使是追随他30年的得力干部，也无法越过老板与部属的关系，而成为知心的朋友。在业务上，杨兆麟可以畅所欲言与王永庆反复沟通磋商，可是在磋商之时，杨兆麟仍然必须恭敬地行属下之礼。
王永庆不善言词，但是“骂人”却大大有名。在台塑公司著名的午餐汇报之中，不知有多少主管挨过他的痛骂。可是，一般的基层员工对他的印象却与主管大不相同。一位曾被王永庆召见过的职员事后说：“在我的想象之中，王董事长是一位很凶而不讲理、会骂人的大人物。想不到通过这次的接触，改变了我多年来的印象。令我最感动的是他爱护部属的心情，他其实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上司，不吝宝贵的时间循循诱导，不厌其烦地指示做事原则。”
其实王永庆是最没有等级观念的人！下属对他从来没有所谓的“冒犯”，只有不断地研讨与沟通，希望见解上能相互认同。他往往糅合了严格与期待的心情，来爱护那些努力工作的基层员工。
在许多场合，有朋友好意地对王永庆说：“你现在的财富，生活不愁，何必还那么辛苦呢？”王永庆说：“我们累积心血经验，好不容易建立一个基础，有了基础才能有一点点成就。有了一些钱似乎应该享受一下，可是事业虽是个人创造的，和社会的关系却是很密切的，个人的观念错误了，波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不再是个人的事了。
“即使先进国家的经营者，企业有了基础，也是一再扩展，没有听说赶快安排自己享受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当然原因很多，主要因素是经营管理还没有达到合理化。企业是社会的，不是个人的，如果能了解这一点，就不允许为了自己的享受而阻碍企业的发展了。”
在王永庆看来，企业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企业的发展顺利与否，关系到社会，即是说：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王永庆以他亲身实践，兢兢业业的做事态度做到了这一点。
为人率直敢谏言
王永庆说话做事总是出自真诚，率直敢言，喜怒常形于色。
1985年8月5日，台湾“经济革新委员会”产业组举行第三次会议时，王永庆任本次会议的主席，为讨论《劳动基准法》退休金给付修改问题，邀请“内政部劳工司”司长汤兰瑞表示意见，结果因汤司长辞不达意，又强调《劳基》实施才一年，不宜轻言修改，被王永庆按一声长铃，结束了汤兰瑞的发言。弄得汤兰瑞当场下不了台，并说：“这岂是待客之道？”
其实，王永庆的这种举动已经不是第一次。“行政院”在1985年5月7日成立“经济革新委员会”时，王永庆与徐风和都是委员。当天开会，徐风和发表了一篇五千字论述，在徐未讲完之时，王永庆即阻止徐发言，认为那篇东西乃泛泛之论，不须浪费大家的时间，一时弄得徐风和尴尬异常。
这种场面，在多年前的台湾“国建会”也发生过。当时宏基总经理施振荣即席向当时的“经济部长”赵耀东大吐资讯工业的苦水，并请当局对尚在萌芽的资讯工业予以适当的保护，施振荣一讲完，王永庆立即站起来，大声反对当局保证任何行业，弄得施振荣灰头土脸。
王永庆这种率直敢言、喜怒形于色的作风被人们称为“会做事，似乎不大会做人”。
王永庆认定自己非常坦率，下面就是一个实例。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请了45位教授，将经、史、子、集等45本历代的经典改写成白话文，要出版一套“中国经典实库”。每位教授各花一年时间改写一本，到1980年改写完成，即将出书之前，出版公司来请教王永庆对这套书的意见。
王永庆当时误解了，以为该套书还在筹备阶段，所以他告诉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的人，那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一位教授花一年时间只是将古籍经典翻译成为白话，而没有将它的道理清楚地阐释出来的话，效果恐怕很有限。因此，王永庆建议他们与其由45位教授改写45本书，不如由50位教授合写一本书。
事后，王永庆知道他们的书已经写完快要出版时，他说：“实在感到抱歉，我一向坦率，除非不表示意见，否则就说得清清楚楚。”
王永庆对别人如此，对自己也同样如此。他曾经毫不讳言地说出他念小学时不用功，成绩总在班上最后十名内；他也承认，念小学时父母常要他扛50斤的饲料走10公里路回家，当时他觉得很讨厌。王永庆说过，他小时候就学会打牌，到了嘉义之后才戒掉；他也承认，从事塑料业是糊里糊涂不假思索答应的，当时连塑料是什么都不知道。
王永庆认为，事实就是事实，如果加以粉饰与掩盖就是虚伪。与别的名人不同，他能够十分坦诚地讲自己的过错和失败。
王永庆认为，虚伪是无能的标志。他说：“做一个管理者也好，做一个经营者也好，没有计划而能把公司搞好，我看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要有实力，没有实力的话，总有一天会变得虚伪。有的因为懒惰，不求进步，以吹拍为能事；有的自知实力不够，不能不虚伪应付以为掩饰，这种虚伪的做法是为了求生存。可是，虚伪总有一天会被人家识破的。虚伪处世，日趋下流，终至无所不为，自欺欺人，误人误事，害人不浅。”
还有一种虚伪是很无聊的。常见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他的父母去世，许多人捧他的场，于是场面伟大、热闹非凡，这些人其实并不认识他的父母。其实又不是生日或结婚，人死了是悲伤的事，凑什么热闹，捧什么场呢？等到他自己死了，按理说，他的场面应该比他的父母来得热闹伟大，可是却反而没有人来了，什么原因呢？一句话，虚伪！对死人虚伪，对活人也虚伪，更有雇人充孝子，呼天抢地地哭，这些都是为了做给人家看的，表演的。
王永庆指出：“越是落伍的地区越有这种虚伪的表现，越没有实力，越需要虚伪，一方面心虚，一方面硬要充能人，这种做法也是很苦的，很可怜的。”
虚伪是一种无能的表现，虚伪作假便是承认自己不行，因此王永庆告诫他的部属，“我们要不虚伪，便要积蓄力量。凡事苦干，靠自己，正正当当，正正直直地做事，认真去做，必然会得成功。”
王永庆说：“谈到虚伪，联想到虚荣心，我们常说女人家看见旁人有什么，自己也要有什么，闹得家庭不愉快。其实男人又何尝不然？虚荣心重，便又生出嫉妒心来，有一句格言说，‘铁生锈则坏，人生妒则败。’虚伪、虚荣、嫉妒，结果就会毁了一个人。”
王永庆认为虚伪还表现在空洞无物、不着边际的言谈中。
他曾经跟属下谈到，先进国家的企业界有许多定期集会，表面是为互相交流而设，顺便大家也利用这些机会提出心得观感来交换讨论，同时增加相互厂解，裨益不浅。
王永庆说：“我洽公时，常有机会接受外国人的招待，我相信外国人接待客人是为使客人感到舒适满意，这一道理应该也是懂得的。在招待当中，我方也好，对方也好，彼此常借此机会洽淡公事，虽然偶尔有某种情形双方坚持己见无法解决而约期另行谈判，但在接待当中的融和气氛下，解决了正事的也不胜枚举。”
王永庆认为平时请客次数不少，谈戏剧，谈打球，彼此礼貌一番，难得谈一次正经事。长久以来，多数是吃吃喝喝，散会结束后必定彼此表面礼貌兼客套，说：“我们谈得来。”这种情形普遍得几乎已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当然能否谈得来是非常重要的事，彼此谈得来的含义可以是表示知己，如果说是知己，就绝不只是谈天说地或谈打球之类的，这似乎与知己的程度相差太远。
交谈有主题，提出请教或将个人意见观点贡献出来，彼此知识交流、观念沟通或对平常所思考而有难解之处，大家共同检讨，集思广益，这种“谈得来”才是健康的，才是有建设性的。
也许有人会说工商界各有其秘密存在，难得说实话，王永庆认为这种话“完全是逃避和虚伪的言论”。经营管理所涉及的是多元化的事务，要思考改善的问题多如牛毛。只要有点管理心得，彼此提出一部分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当然要深入探讨问题，一定要彼此都有心得。一般认为无法谈的问题根源，可能是自我明知对事不太深入，所以常常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借口。
有一种很时髦的说法，就是经营高阶层人员只要指示原则，其余的可由各层人员去执行就够了。这种说法本来是正确的，但王永庆认为问题在于各层负责人员所做的事情是否适当，工作品质如何，如果高阶层人员对事一知半解，无从审查或指示改善，其水准可想而知，更谈不上承担经营者应有的职责了。
王永庆认为，类似的情况在台湾非常普遍。他指出，“既然如此，在和外国人谈判，以至于双方为遵循其承诺而定合约时，大多数是依赖对方提出腹案及其所拟定的合约书，我们拿来审核，这样做法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深入的，必须是双方各有其立场观点，拟具方案提出检讨，才不致事事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才能争得公平的对待关系。否则，只能言之无物，到时候为勉强维护信誉，只好接受对方的条件了。”
王永庆这种率直个性所展现出的人格魅力，为他赢得了不少朋友。
王永庆说，在企业经营管理的道路上，虚伪处世是要不得的。虚伪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柑橘，虚伪就是吓人的纸老虎，是“打肿脸充胖子”。最终还是自欺欺人，不但误了自己，也误了别人。
为斗气水泥争霸
王永庆直言快语的作风很容易伤害别人的自尊心，实在不值得效仿。但奇怪的是，真正因为这些事记恨他的人却极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性格中也有柔和的一面，在绝大多数时候，他非常尊重别人，也懂得照顾别人的心情。他跟巨商辜振甫的恩恩怨怨就很能说明他刚柔相济的性格特点。
辜振甫出生于1917年1月13日，只比王永庆大5天。辜家是台湾彰化鹿港的名门望族，辜振甫的父亲辜显荣是日据时代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辜振甫年轻时曾留学日本，攻读工商管理，回台后继承了家族的事业。1954年，“台湾政府”将原来公营的台泥、台纸、农林、工矿四大公司开放民营。在台泥转营之前，“政府”以其股票折合地价发给被收回土地的地主们。辜振甫将从父亲手上继承的大批土地捐出，换回了台泥公司的股票。几年后，辜振甫接任台泥总经理一职，后又担任台泥公司的董事长。辜振甫以其老练的手段执掌台泥30多年，奠定了这家公司在水泥业的“霸主”地位，他本人在台湾企业也具有很高的威望。
王永庆和辜振甫同是台湾工商界的顶尖人物，人生经历却截然不同。论出身，王永庆是贫寒的茶农子弟，辜振甫乃名门之后；辜振甫受过高等教育，素有“才子”之称，王永庆只念过几年小学；王永庆性情刚烈，为人率直，说起话来一是一，一是二，不留情面：辜振甫文质彬彬，其修养和风度在台湾工商界首屈一指。两人就像火与水，虽然处在不同的行业，但都是锋头人物，难免存在明争暗斗。
在台湾，水泥业以辜振甫为龙头，塑胶业以王永庆为霸主，两人各据一方，各领风骚。但每年台湾的纳税排行榜，王永庆都排在辜振甫的前面。纳税额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企业成就的指标，若以此而论，王永庆无疑占了上风。也许是这个缘故，王永庆对辜振甫颇有微词，在一个半公开场合，王永庆还把辜振甫主持的“台泥”称为“小公司”。此事传到台泥，涵养颇深的辜振甫也不禁面露不快之色。
1984年，台湾“经济部”组成“产业咨询委员会”，由辜振甫担任主任委员，5个小组召集人的头衔王永庆一个也没捞上，仅担任一个委员角色。所以说，辜振甫在政治方面是很有优势的。
为了平衡两人的关系，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任命王永庆为“经济革新委员会”产业组召集人，任命辜振甫为贸易组召集人。没想到此举反而令王、辜二人的矛盾公开化。每逢“经革会”开会讨论，两人都针锋相对，后来王永庆干脆在辜振甫发言时，借故上厕所表示抗议。而在产业组开会时，王永庆居然公然向记者表示：“经革会”的涵盖范围较广，“产咨会”应该并入“经革会”，云云，令“产咨会”主任辜振甫十分不快。
不知是为了开拓新事业，还是为了意气之争，1983年7月，王永庆突然宣布，计划在花莲设立崇德工业区，兴建一座岛内最大的现代化水泥厂，年产水泥600万吨。
王永庆这项计划等于向辜振甫下了一道战书。一旦这座现代化的水泥厂真的建成，辜振甫的“霸主”位置大概就坐不稳了。对此，辜振甫不敢掉以轻心。试想，台泥公司不仅是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岂能容忍王永庆涉足此行，分一杯羹？
辜振甫知道，以王永庆的经营才华，一旦尽情发挥，别人将很难阻挡他的势头。因此，辜振甫必须阻止王永庆进入水泥行业。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为防患于未然，辜振甫曾召集台湾14家大水泥厂的老板共商对策，决定利用当地群众的环保热情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向“政府”及有关方面施压，令王永庆投资水泥厂的计划胎死腹中。
结果，王永庆的花莲水泥厂计划出炉后，当即遭到当地环保组织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争论。
最后，还是“行政院长”俞国华出面干预，宣布：“花莲县的自然景观不但是地方的，而且也是‘国家’的宝贵资源，应该加以珍惜和保护，因此崇德工业区的大水泥厂不得设立。”对此，王永庆没有提出异议，有关此事的争论也偃旗息鼓。后来，王永庆谈到此事时说：“守法很重要，政府的命令一定要遵守，大水泥厂如果政府不准设立，我绝无异议。”
至此，轰轰烈烈的“水泥争霸战”似乎以王永庆的失败而告终，有些人认为，也许王永庆并非真的想涉足水泥业，不过是吓唬吓唬他的老对手而已。他一句话就让对手们坐立不安，吓唬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高压之下不低头
王永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拼搏，虽然建立起了完备的石化工业中下游原料生产体系，号称世界塑胶王，但是，他并没有抓住自己事业的命脉。
乙烯是石化工业的上游重要原料，也是王永庆经营塑胶业的命脉所系。没有乙烯的充足供应，台塑公司就会顿时瘫痪，南亚公司及其下游众多二次、三次塑胶加工业也会因此遭殃。
早期，台湾生产乙烯的轻油裂解厂由台湾“中国石油公司”（简称“中油公司”）垄断，生产规模小，不能满足岛内台塑公司及其他相关企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为此，王永庆希望建立一座轻油裂解厂生产乙烯，改变台塑公司原有的“电石”方法，以解决企业原料不足的问题。就是这一有利经济发展的远大抱负，却得不到台湾当局的回应，即便一次次的申请被退回，王永庆也为此苦苦追求了20年，可谓“痴心不改”！
1968年，台湾“中油公司”设立台湾第一座轻油裂解厂（简称“一轻”），日产乙烯150吨，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小的轻油裂解厂之一。其产品除供台聚公司制造日产100吨的低密度聚乙烯（LDPE）外，另外由官方硬性分派投资设立台湾氯乙烯公司，生产氯乙烯（VCM），以消化“中油公司”所余每日50吨的乙烯。台氯公司是一家股份制企业，王永庆也有股份。
台塑公司是当时一家规模较大的塑胶原料生产公司，但仍采用不经济、落后的电石法生产乙烯，虽无法得到公营“中油公司”的乙烯来源，却能克服困难，将成本控制在产品售价以下，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相反，台氯公司虽有方便的乙烯来源，却经营不善，不能有效降低成本，这种情况不利于塑胶原料聚氯乙烯（PVC，俗称塑胶粉）与石化工业的发展。王永庆经过评估之后，于1972年3月17日向“经济部工业局”提出承包台氯公司构想。王永庆是第一个在台湾提出企业承包经营模式的人，但却因为“工业局”不愿让民间企业承包而遭到拒绝。
台氯公司仍在权力操作下将其产品氯乙烯按各公司投资比例分配使用，且一律依照生产成本计价，较市价行情高出一至二成，年年如此，对台塑公司等造成重大损失。
氯乙烯是制造聚氯乙烯PVC的重要原料。台塑公司生产的氯乙烯产量有限，台氯公司生产的氯乙烯成本又偏高，台湾不得不从外国进口氯乙烯。随着进口量的不断增加，进口地区也从原来的日本扩展到美国与欧洲。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市场瞬息万变，供需无常，价格波动剧烈，一旦氯乙烯供不应求，后果不堪设想，台湾塑胶二次、三次加工业将受到致命打击。
为了能够掌握主动，稳定原料来源，王永庆吸取上次承包台氯公司失败的经验教训，申请自行建立轻油裂解厂，以防后患。
1973年1月10日，台塑公司与美国斯坦福研究所（STA.FORD RESEARCH I.STITUTE）签订协议，由美方提供轻油裂解等一系列产品的生产可行性研究报告，至此，台塑公司正式向台“经济部”提出建设轻油裂解厂的申请。但官营的“中油公司”表示自己会再建立年产量23万吨乙烯的第三座轻油裂解厂（简称“三轻”），此举导致台塑公司的计划案被撤销。王永庆别无选择，只好从命，放弃参与上游原料生产的计划。
1979年，王永庆三度提出扩建轻油裂解厂建议，请求“中油公司”考虑实际需要，增投较大规模轻油裂解厂，同时多次上书“政府机关”与“中油公司”，仍无法求得认同。
最后，在企业界的强烈要求下，王永庆再次提出议案：若“中油公司”同意扩建轻油裂解厂，如果将来生产的基本原料超过市场（石化业中游厂商）需求，台塑公司愿将多余部分全部采购。这是何等的气魄！
1980年，王永庆又一次提出台塑公司兴建一座轻油裂解厂的计划，这时，“中油公司”又自己建立了两座轻油裂解厂，王永庆申请的工厂只能称为“五轻”了。然而一切依旧，他依然得不到主管机关的积极回应。
王永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决定直接拜会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运璇。
孙运璇，山东蓬莱人，1913年出生，毕业于哈尔滨大学电机系。身材魁梧，性格厚重，作风稳健。1945年11月，他来到台湾接手台湾电力工作，并为台湾电力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亲自参与成立台湾电力公司并逐渐升至总经理，后历任“交通部长”、“经济部长”与“行政院院长”，是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人物之一。正当他官运亨通之时，一场脑溢血使他退出政坛。
王永庆情深意切地向孙运璇说道：“台湾石化业上、中、下游一贯体系已经建立良好基础，有所成就，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也是指日可待，为了所需原料必须图谋自给自足，台塑希望有机会为政府分担兴建轻油裂解厂。”
孙运璇听了王永庆的陈述，觉得颇有道理，表示愿意考虑。不料几天之后，他一改初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媒体表示“政府”不鼓励扩充设置，应加强与产油国合作生产产品，这就等于是间接地否决了王永庆的要求。
孙运璇为何从当初试图允许王永庆兴建轻油裂解厂到后来极力反对？其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背景。表面上的理由是“政策限制”，即石化上游只能由“中油公司”独家做，民间一概不准。事实上，出现这样的结果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担心王永庆经营有道，生产的汽油成本会比“中油公司”低而泄了“中油公司”独占庞大利益的底；二是为防止王永庆坐大，形成超级大资本家而垄断经济。据知，当时蒋经国亲自出面过问此事，并言说王永庆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大资本家，影响巨大，对其向上游石化工业发展应有所限制，否则让其坐大，将对其难以控制。
当时，王永庆想买私人座机，购奔驰豪华汽车，甚至想花5000万元做“文化大王”，支持《联合报》王惕吾大规模发展新闻事业等，都被蒋经国暗中派人劝阻或直接封杀。
在这种情况下，孙运璇自然会改口进行反对，限制王永庆向石化上游扩张。
可见，孙运璇不过是蒋经国的“传话筒”。王永庆既然认定了石化工业这条不归路，他就得走下去，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今天不能做，明天做；现在不能做，将来做。一位学者讲：“台塑高层想念他们的王老板，不管是台湾两岸或太平洋两岸，反正搞不到世界石化王国的最上层，他死不瞑目，他事业上的‘真正祖国’就是他的石化王国，终其一生也要念兹在兹，绝对搞到最后一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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