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定台塑接班人
对于王永庆来说，台塑的接班人问题是非常重大的，在最初选定的是他的长子王文洋。王文洋学识丰富，精明能干。13岁时就与王贵云、王雪龄两位姐姐一同远赴英国伦敦去求学，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异国他乡求学生涯。高中毕业后，年仅17岁的王文洋以优异成绩考入英国伦敦帝国大学就读物理系，20岁就拿到大学文凭。他还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英国国防部奖学金，继续攻读研究生，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取得光学物理硕士学位。
他并没以此为满足，又转向攻读企业管理与化学工程两门学位。很快，他于24岁那年同时获得企管硕士与化工博士两个学位。
王文洋在英国留学多年，在那里他结识了大他四岁、同是台湾老乡的陈静文。
1975年，王文洋带着新婚的妻子陈静文同赴美国打天下。他先从事房屋中介买卖，靠卖房子赚钱。不久，他进入路易期安那州一家著名的化学公司工作，负责化工方面的制程设计、投资分析及工程经济效益等事务，在那里一干就是3年。
1978年，王永庆决定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兴建石化工厂。王文洋以他在美国的工作经历与对美国社会制度的了解，成为王永庆在美国大显身手的得力助手，从撰写申请投资计划到办理投资许可手续等，都由王文洋亲自出面规划、协调与奔走，台塑公司在美投资得以顺利推动。
1980年5月，王文洋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台湾。
为了培养儿子基层工作的经验，让他融入台塑文化，以便将来更好的接班，王永庆并没有像其他许多大企业家那样，给王文洋委以重任，而是让他从南亚塑胶公司基层的课长做起，并接受最基本的车间训练。这既是台塑员工的必经之路，也是王永庆认为熟悉业务的最佳手段。
王文洋在南亚公司一干就是十年多，并一步一步走向公司管理高层，从林口厂厂长到1984年升任公司第四事业部经理。王文洋在这个经理岗位上再经过10个春秋的磨练，逐渐成为一位管理专才，1994年再次高升为南亚公司协理，也即从部门经理升为公司总经理助理，负责统筹管理公司各事业部。
为了配合台塑企业塑胶原料与石化纤维产品，王文洋首先规划投资高附加值的工程塑胶与电子原料工业（如生产印刷电路板所需的玻璃纤维丝、玻璃纤维布、铜箔基板、环氧树脂等）。经多年发展，现在高科技产业逐渐成为南亚公司的新主力，也是其新的希望。电子业的资本额只占南亚公司资本额的10％，但其所生产的利润却占70％，如此的成绩奠定了王文洋的南亚公司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王文洋的亲自推动下，一家机关报的南亚科技公司终于诞生，王永庆任董事长，王文洋任总经理，主导公司的运作与发展，这是台塑集团跨入科技产业的又一重大行动。
王文洋可以说完成了他父亲未实现的大陆投资事业。当年王永庆的海沧石化城投资案因种种原因而流产，留下了遗憾。王文洋说，父亲至今仍对海沧计划未能完成而“深感惋惜”。
王文洋早已看好大陆市场，将传统的中低价位塑胶制品转往大陆发展。南亚公司是台商在大陆投资最大的企业之一，还成立了南亚塑胶广州公司，王文洋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更是关注海峡两岸的经贸发展，曾在报刊发表文章，主张海峡两岸设立民间联谊会。这一本来单纯的事情，却因他的台塑少东身份而在台塑企业内部与岛内朝野引起关注。
已迈入中年的王文洋逐渐展现出他个人的魅力与风格，年富力强，风度翩翩，做事果断坚毅，是商场一个不可多得的交际高手。王文洋事理清晰，判断正确，进退有度，为人称赞。
王文洋本是王永庆最看好的继任人选。他学识丰富，精明能干，并深得王永庆的赏识。种种迹象表明，王文洋接班几成定局。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王永庆改变了主意。
钦定“太子”惹风波
王永庆一向教子甚严，对子女从不娇纵，努力培养他们自强自立的精神和谋事创业的能力。儿女们也非常争气，一个个事业有成。尤其是长子王文洋，更是让王永庆看好。王文洋的出色表演让他屡获升迁。王永庆意欲立王文洋为台塑接班人。不仅如此，他还因才能出众，被台湾大学商学研究院聘为兼职教授，可谓春风得意。不料，就在这时，他却因为和吕安妮的“婚外情”，让自己陷入麻烦中，也让父亲王永庆大失颜面。
那是1993年的某一天，王文洋去拜访同事兼好友邱毅教授，偶遇邱教授的学生吕安妮。此女身材修长，明艳动人，给王文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王文洋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一场专题演讲，又与吕安妮相遇。自此，两人便开始了交往。他们经常互通电话、约会。此时，王文洋已年过不惑，早已娶妻生子，但他却被吕安妮深深吸引，抑制不住爱心。
过了不久，吕安妮收到一封王文洋的来信。信上写着几行饱含深情的字：“我本不该爱你，可是你身上却有着某种强烈的东西吸引着我。你说，我该如何羁绊住这颗心？因为它是爱你那么深，那么浓！”
自此，他俩的关系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他们常出入高级酒店、豪华餐厅以及上流社会的聚会。
1993年6月14日，声宝公司陈董事长在一家大酒店举行他的新书发布会，不少企业界老板、政界显要、社会名流应邀前来祝贺。王文洋作为陈老板的外甥，也在应邀之列，并带上了他的情人吕安妮。那天，身穿无袖背心、花短裤的吕安妮，与那些西装革履的贵宾们不甚相称，却显得格外突出。
为了表示对爱情的忠诚，1993年12月的一天，他俩来到台北中山北路一家婚纱摄影中心，打扮成新郎、新娘，相拥在一起，拍下许多照片。尽管不是名义上的夫妻，但他俩已陶醉在爱河之中，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
后来，在王文洋的协助下，吕安妮顺利进入台湾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王文洋也成了吕安妮的指导老师。
1995年，在征得王文洋的同意后，吕安妮决定报考台湾大学商学研究所博士班。在18位考生中，吕安妮的笔试成绩是最好的。在博士考试中，笔试成绩占75％，口试成绩只占25％，而主持口试的是王文洋的同事兼好友洪明洲，料想过关不成问题。不料，一轮口试下来，吕安妮只得了60分，成绩为倒数第一，而且低于前几名二三十分。计算分数，她考博士的愿望正好落空。
吕安妮不服，认为有舞弊嫌疑，要求王文洋代为申辩。从情理上来说，为自己的学生申辩毫无问题，但王文洋与吕安妮关系特殊，他担心惹出麻烦，就劝吕安妮忍气吞声算了。但吕安妮却咽不下这口气，坚决要求申辩。王文洋无奈，就采取了一种比较策略的方式，向有关人士建议说，笔试成绩最客观可靠，如果笔试成绩第一者不能录取，可能“会有社会非议”，最好是将五位考生全部录取。他的这一建议并不违反“教育部”的规定，因为台湾大学商学研究所五个组最多可招18人，五人全招也不算多。不料，身为商学研究所策略组组长的洪明洲以不愿增加老师的负担和保持学生学术水平为由，坚持原来的决定，不肯录取吕安妮。
王文洋不愿把事情闹大，劝吕安妮算了。但吕安妮却不肯善罢甘休，向台湾“监察院”递交“陈情书”，投诉洪明洲等人口试不公等情事。不仅如此，吕安妮还请“立法委员”陈建平和大作家李敖等人替自己主持公道。还指控洪明洲在口试前多次于半夜凌晨打电话对她进行“性骚扰”，这一来，事情就闹大了，引起媒体的轰动，诸如“洪明洲收受贿赂封杀吕安妮”之类的新闻满天飞，而王文洋和吕安妮的“婚外情”不可避免地被“曝光”。
王文洋乃是台塑“少主”，身份非同一般，平时无风还能掀起二尺浪，有事岂不要闹翻天？因此，他和吕安妮的恋情曝光后，记者们就像蚂蝗似的叮上了他，他也成了各种传闻的主角，这令他头疼不已。甚至有媒体报道说洪明洲遭到非法侵害，可能是王文洋挟嫌报复所为。当有人问到洪明洲的住所遭泼油漆和汽车被砸之事时，王文洋愤愤不平地说：“陈校长拿照片给我看，我才知道泼油漆这件事，而车子只是划一痕迹，没有被砸。他真是演苦肉计又舍不得花大本钱。车子只被划一痕迹说是被砸；正在装潢中的房子被泼油漆，又算什么，反正本来就要油的嘛！更何况谁知道他的房子在哪里？”
当然，别人对王文洋跟洪明洲这档子事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他跟吕安妮的风流韵事。对这个问题，王文洋既不愿撒谎，也不愿公开真相，只好回避。这让外界更感好奇，就越想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吕安妮面对记者的穷追不舍倒能应付自如。她对自己与王文洋的恋情避而不答，只讲口试的不公。结果，记者们访来访去，吕安妮与王文洋的关系仍在雾里，看不清，摸不透。反倒是台大博士招生的问题又出现变故：不久后，两位勇敢的姑娘出面作证，指控遭洪明洲性骚扰：台湾大学也决定重新检讨博士招生制度，增加口试老师。
然而，王文洋与吕安妮的风波还没有结束。台湾《独家报道》第375期登出王文洋与吕安妮的婚纱照片及吕安妮写给王永庆的《陈情书》。至此，王、吕恋情真相大白，掩盖已无意义。这时，吕安妮终于站出来，接受《独家报道》杂志的专访，坦陈她与王文洋从相识、相恋、相爱的经过。她说：“台大博士班招生弊案发生以来，我不愿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尤其不愿谈及我和王文洋的爱情，主要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伤害到王文洋、王家以及台塑企业。但是近日一些别有用心之徒不断刻意在报章杂志上，对我横加诽谤侮辱，甚至连我的父母、亲友都难免于抹黑、栽赃之伤害，可说无法无天、穷凶恶极。为了替我的父母及亲友洗刷冤情，我只好接受《独家报道》周刊的采访，不得已公开我与王文洋的恋爱经过。”
王文洋与吕安妮恋情曝光后，对他们自己、对王氏家族，也对台塑企业造成许多困扰。据说，王永庆知道《独家报道》封面刊登王文洋与吕安妮的照片后，怒不可遏，扬言要把王文洋赶出台塑。
此后，外界传闻不断，使股票持有人对台塑集团产生信心危机，股民们不断打电话给台塑、南亚、台化三家上市公司，对股票下跌表示关心，公司疲于应付。台塑大楼二楼的王永庆、王永在的办公室更是警戒森严，如临大敌。
王永庆也愈来愈生气，认为这一事件已对台塑企业形象造成伤害，一定要做出严惩王文洋的决定。他随即召开家庭会议，决定暂时停止王文洋在南亚公司担任的职务，切断他和台塑企业的关系，以示对社会、台塑股东及员工有个交代，并避免有关人士继续渲染王文洋与吕安妮的关系而对王家其他人造成伤害，并要求王文洋暂时离开台湾，以平息风波。
王文洋接受了这一安排，去了日本。王永庆希望王文洋由日本转赴美国，借此淡化外界的传言，并与吕安妮划清界线。
这时，吕安妮向外界表示，王文洋绝不会自日本赴美。她还说，不管台塑如何处理王文洋，都不会改变她和王文洋之间的海誓山盟，只会让他们的爱情更坚定。
果然，王文洋非但没有去美国，反而从日本返回台湾，并向《工商时报》发表谈话，说他没有出国的必要，并表示坚决不去美国。事实上，王文洋原本愿意接受父亲的安排，但因媒体大肆报道，歪曲他赴美的原因，使他认为赴美的意义已经模糊，所以改变初衷，执意不愿赴美。其次，王文洋担心一旦离开南亚公司去美国，他在南亚打下的基础可能付诸东流，从此失去接管南亚公司的机会。
王永庆与王文洋就出国一事进行了长谈，希望他“赴美思过”。王文洋再度重申不愿赴美的想法。王永庆强调，“吕安妮事件”对台塑集团的整体形象造成重大损害，为挽回影响，王文洋必须“赴美思过”。王文洋仍表示对赴美之议难以接受。
王永庆大为恼怒，父子间不断发生争执。王永庆一气之下，表示要立即免除王文洋在台塑集团的所有职务；王文洋则表示要抗争到底，如果没有转机，他将辞职自立门户。以王文洋多年的经营管理经验，确有自立门户的能力，但这意味着父子关系彻底决裂。如果闹到这一步，对王氏家族和台塑集团都没有好处。为缓和父子矛盾，南亚公司的高级主管们纷纷向王永庆求情，希望他手下留情，慎重考虑。王文洋则已做好提出辞呈的准备，完全不考虑“赴美思过”。
王氏父子关系已到了面临决裂的地步。王永庆甚至不愿与王文洋见面，所有沟通意见均通过下属传话。其实，王永庆对王文洋一直抱有厚望，希望他将来接管南亚公司，并出任长庚医院院长。但王文洋身为兼职教授，却和自己的学生发生“婚外情”，如何为人师表？他对王文洋如此严厉，是希望王文洋自请处分，用负责任的态度来面对此事，弥补对社会及台塑所造成的伤害。却未想到王文洋只考虑切身利益，全不明白老父一片苦心。
为了缓和王永庆父子的关系，王永在邀王文洋长谈，耐心地劝他以大局为重，自请处分。王文洋终于醒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进行自我检讨。
随后，南亚公司正式对外宣布了对王文洋停职一年的处罚令。据说，南亚公司对一位高级主管做出如此严厉的处分，是自公司建立40多年来的第一次。
不久后，王文洋接受了父亲“赴美思过”的决定。随后，他被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商学院暨工程学院聘为客座教授，聘期一年。至此，王文洋与吕安妮事件暂告一段落。
因此事件，王文洋成为1995年台湾财经界的风云人物。《工商时报》写道：“王文洋是今年运气最差、最无奈和最倒霉的企业家。”还说，在这场风波中，王文洋是最大输家，赔掉了企业形象，赔掉了教授的清誉，赔掉了他在家族中的地位。
从表面上看，王永庆把儿子赶出集团是为了维护儿媳，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其中牵扯着复杂的家族关系，很可能是三娘派系为争夺继承权而向二娘派系发起的一场斗争。王文洋说：“‘吕安妮事件’真的严重到台塑必须把我免职吗？我和吕安妮交往，完全没有违反公司的任何章程规定，不可能严重到把我免职。这中间是否有其他因素介入，大家应该很清楚。”
与弟弟王永在“呵护”下辈的态度不同，王永庆曾经心痛地描述自己“是无情无义的人”。但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台商认为，王永庆还是很爱自己的儿子的，但他也爱自己亲手创办的家业。王永庆对第二代的授权只有一个原则：“做好才能升官，做不好就革职。”如果听凭情感行事，王永庆难以找到真正满意的守业者。
失宠“太子”创业记
1995年，王文洋的商海命运一时起了波澜，他因为与美女吕安妮的关系暧昧，并且已经到了不得不对外公开的地步，导致公司股票大幅下挫。王永庆当机立断，将王文洋的名字从台塑集团所有公司中剔除。
然而，在商场历练多年的王文洋，并没有因此次挫折而消沉，而是凭借其坚韧的毅力及广泛的商业关系开始了在新的创业征程。王文洋既没有回到台湾，也没有在美国发展，而是选择了祖国大陆，以广州为基地，创建了宏仁集团，并很快在大陆打出一片天地。
1996年，王文洋筹资6亿美元，开始了他在大陆的投资布局，主要从事他所熟悉的铜箔基板及PVC等塑化相关产品。其中投资设立的第一家公司为广州宏仁电子工业公司，主要生产电子原料铜箔基板。到2003年，第8家公司即上海宏联电子工业公司正式建成投产。至此，短短7年多时间，王文洋在大陆建立了一个拥有8家公司、产品涉及电子级纤维丝布、电子级环氧树脂、铜箔基板等产品在内的企业集团——宏仁集团。2002年，宏仁集团在大陆的营业收入超过140亿元新台币。
宏仁集团的经营重心开始由华南向华东转移，逐渐形成两大事业基地。广州作为宏仁集团的发迹地与重要基地，仍有进一步的规划。宏仁集团副总裁黄涣文表示，集团将继续扩建广州各公司，计划将位于广州云埔工业区的厂区面积由600多亩扩大到1200亩，要将宏仁集团建成“中国最好的二次加工产业基地”。
宏仁集团在东华地布局逐渐形成，在上海建立两家企业后，王文洋又于2002年投资3亿美元，在江苏无锡兴建宏仁工业区，建立铜箔基板、多功能薄膜材料、聚氯乙烯（PVC）、硬质胶布等企业，预计华东将成为宏仁集团又一个重要基地。
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扩大在大陆的事业，王文洋正在筹划大陆企业的上市行动。依规划，宏铭科技公司很快在上海A股上市，广州宏仁电子公司与宏昌电子公司计划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若能顺利实现上市，宏仁集团在大陆的发展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王文洋在大陆投资打响知名度，其实并不是他建立的宏仁集团，也不是好又多连锁店，而是他投资参与的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公司。
在上海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后，王文洋与上海市政府合作，于2000年共同投资64亿美元，在上海成立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公司，王文洋任执行长。王文洋还从台湾聘来多个中高层管理与支持人员。该公司第一期总投资16.3亿美元，主要生产8英寸、制程在0.25微米以下的芯片，月生产能力5万片，已经正式投产。另外该公司还计划投资2座8英寸与3座12英寸的芯片厂。2003年，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理事长邹士昌担任该公司董事长。2004年2月，曾任职上海汽车仪器公司的董业舜出任总经理。
上海宏力半导体公司的成立，是两岸半导体产业第一个重要合作项目，引起了岛内外的广泛关注与报道，也引发了岛内企业纷纷到大陆考察、投资半导体业产业的新热潮。
王文洋在制造业领域发展的同时，也看好大陆的商业零售市场。王文洋以个人名义与台湾诚达集团共同设立好又多连锁超市，持股超过30%，目前在大陆已有80家分店，营业额达80亿元人民币。不过，在商务部公布的2003年大陆连锁经营企业30强中，好又多是惟一上榜的台湾连锁企业，以47亿元人民币排名第27位。2003年，好又多连锁店欢庆成立六周年，订下“百店百亿”的发展目标，争取在大陆建立100家分店，年营业额达到100亿元人民币。而且，该公司计划在2005年前在香港上市，以筹措更多的资金，争取更大的发展机会。
王文洋被父亲王永庆赶出台塑时44岁，他很难理解娶了三个太太的父亲为何就对自己的婚外恋如此反感。当时的王文洋没有其他路可走。惟一的一条道路就是前往大陆，重新创业。
王文洋离家时几乎身无分文，他求助美国的一些朋友。他将工厂的规模全部设计好，但手头现金有限，只能购买适合工厂一半规模的设备先期开工。
“他的创业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一位友人在谈起王文洋的宏仁集团时说，王文洋自立门户后挖走了很多南亚塑胶的人，当然王永庆在这时并没有插手。通过自己20多年的从业经验，王文洋又重新建立了一支塑胶制造队伍，并且一举成为了当时中国台湾在大陆投资的著名企业之一。
全力打造“中国芯”
当我们走进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马路两边到处都可见“威盛——中国芯”的醒目广告。其实，这样的广告不仅在中关村，而且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繁华地段都可看到。
对大陆一般老百姓来说，“威盛”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PC界却是一颗耀眼的新星，是可以与英特尔抗衡的国际知名IC公司。“威盛”是“威盛电子公司”的简称，它是王永庆的小女儿王雪红一手创建的高科技公司。王雪红依靠她的经营才华，与公司总经理、现任丈夫陈文琦及经营团队的共同合作与努力，在短短数年间，让威盛电子公司一举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芯片组供应商，世界一流的IC设计公司。
王雪红是王永庆二房杨娇的小女儿，1957年出生。王雪红读初中时，就被父亲王永庆送到美国留学。在美国高中毕业后，从小就学钢琴的王雪红进入美国知名的柏克莱大学音乐系学作曲，却因兴趣不大而改读经济学，从此加入到早已在美国读书留学的哥哥姐姐们的队伍之中。因为她的哥哥姐姐们都在别的州，王雪红独自住在旧金山的犹太人寄宿家庭。当时在这所学校里，只有王雪红一个中国学生。
在柏克莱分校，在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下，王雪红学会了战胜寂寞的方法，就是经常上图书馆，或者留在宿舍里，窝在被子中做功课，功课做完后就读一读鲁迅、巴金、余光中等人的小说散文。就这样一天一天下来，虽然觉得有点疲劳，但却很充实。
在柏克莱分校读书期间，从小就梦想将来当音乐家的她，似乎对经济并不那么感兴趣，课后喜欢听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的王雪红还经常参加学校的音乐作曲或演奏比赛，还想方设法加入到全美排名总是第一、二的柏克莱分校的音乐系作曲组。在这里，她大开眼界，第一次看到了音乐这个殿堂是多么深厚而宽广。在这里，一向自认为有一点音乐天才的她，才发现自己作曲水平和其他同学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因此，她常常为自己的幼稚想法感到好笑。别人作曲从心里一蹦一个音符，一首曲子很快就成功了，而自己想了很久后才蹦出一个音符。就这样一比较，她发现自己不是从事音乐的料子。
从此王雪红坚定了学经济的信心。当她在柏克莱分校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和丈夫区永禧一同回到台湾，进入到二姐夫简明仁和姐姐王雪龄创办的台湾大众电脑公司，主要负责外销业务。
初涉商海的王雪红毕竟还缺乏经验，她所做的第一笔生意就被别人骗走了70万美元。那个债主将钱骗到手就逃到西班牙，有几分倔犟性格的王雪红于是追到西班牙，在巴塞罗纳租了一间公寓，还雇了保镖住下，专门追讨这笔债。在巴塞罗纳一住就是半年，结果连一毛钱也没有讨回来。她只好空手而归。
第一次失败，她开始想到的是既把姐姐和姐夫的公司“毁了”，“又觉得自己的世界完蛋了”，转而她又觉得自己不能沉沦下去，而应该去独立地打出一片天下。
具有父亲王永庆“拼命三郎”性格的王雪红没有甘心失败，正是这惨痛的失败，更激发了她要办大事的决心。经过多方奔走，王雪红打算全力以赴投身到高科技产业中去。
1988年9月，王雪红带着500万元资金买下美国商人手中的威盛公司时，威盛在国际芯片产业中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又由于经营不善，几乎濒临倒闭的公司。王雪红就是从这里开始她艰难的创业历程的。
1992年，威盛兼并了美国一家小型电子公司，逐渐在IC领域打出一片新的天地，成为全球知名的高科技企业集团。
威盛集团拥有20多家关系企业，其中包括了3家上市公司，集团年营业收入超过650亿元新台币。王雪红担任16家公司的董事长，其个人财富在2001年台湾企业家个人财富排名中居第7位。尽管因知识产权争议纠纷导致威盛股票大跌，但2002年王雪红的个人财富仍达60亿元新台币（依股票市值计算），在当年台湾企业家个人财富排名中居第14位，超过了台湾航运巨子、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等众多企业家。
为了威盛电子集团未来更大的发展，王雪红制定了一个所谓的“迦南计划”，积极发展光储存晶片、绘图片、网络晶片等多媒体事业，希望将威盛公司从PC的晶片组设计公司转型为一个全方位的平台供应商。
这个属于中国人的威盛电子公司，不断迎接来自英特尔公司的挑战。1994年，英特尔意图控制个人电脑核心产品芯片组等的主导权，迫使美国许多芯片设计公司纷纷改行。威盛电子公司却不甘示弱，于1999年7月正式推出不同于英特尔规格的PC133芯片组，接着收购美国两家CPU公司，直接切入英特尔核心事业，研发整合型芯片组，再次震动国际电子信息界。2000年初，英特尔公司误判市场形势，让威盛电子公司在市场取得主动权，一举获得20亿美元的芯片组市场。
对此，业内人士有不少说法。有人说王雪红自不量力，也有人说“威盛”和“英特尔”相碰，就好像小虾撞上了大鳄鱼，只有送死。从规模上比，威盛公司的市值不过3000万新台币，全球员工也不过3000人；而英特尔的市值是威盛的70倍，员工有8万名精兵强将。面对双方之间的如此悬殊，王雪红凭着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策略，又经过几年的拼搏，到1997年，威盛电子在IC设计领域已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行列，并成为仅次于英特尔的全球第二大芯片公司。
2001年6月，在台北电脑国际展览会上，威盛再与英特尔过招。英特尔已推出“奔腾4”微处理器，却由于专利佣金问题谈不成，迟迟不愿授权威盛电子设计芯片组。结果，威盛埋头大干，自己研发，结果在这次台北电脑展览会上推出自己的“奔腾4”P4－X266产品（采用双倍速率记忆体DDR），并与英特尔的“奔腾4”P4－845产品（采用RDRAM记忆体）来了个现场大对比，威盛胜出。
不过，威盛电子公司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陷入知识产权纠纷争议，打了一场又一场的官司，但这并没有阻止威盛公司的持续发展。2002年6月，台湾的联发科技公司在美国控告威盛CD-ROM晶片侵权，7月又在台湾控告威盛新的侵权案。2003年底，台湾友讯公司控告威盛公司侵权，而且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商业窃密”对王雪红与陈文琦进行刑事惩罚，这一事件引起外界的极大关注。然而，王雪红与陈文琦并不悲观，依然对威盛电子集团充满信心，坚信威盛不会因此而垮掉，必定再起。
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集成电路技术和以操作系统为核心的软件技术是信息产业的两大核心技术。其中微处理器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心脏”，现代通信设备、网络设备、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等无不构筑在微处理器上。如果说钢铁是传统工业的“粮食”，那么作为信息技术和电子产品核心的集成电路芯片，就是信息产业的“粮食”。然而，世界第6大经济体的中国大陆，微电子产业则远远落后了，集成电路产量只能满足国内市场7％，90％以上的芯片靠进口。王雪红看好大陆巨大的潜在市场，逐渐将目标转向大陆。
为了争取大陆这块庞大的市场，王雪红亲自担任威盛电子公司“大陆特别工作组”组长，经常往来与于大陆、台湾、美国之间，特别是与大陆PC界建立了广泛而良好的关系。据说，中国最大的PC集团联想集团老总柳传志有感于王雪红的创业精神，终于决定采用威盛的CPU。据媒体报道，联想集团旗下的主板机公司七成以上的芯片组采用威盛的产品。而首次采用威盛CPU的联想品牌个人电脑，于2001年4月开始在大陆市场销售。
为了扩大在大陆芯片组及半导体领域的事业，威盛电子公司已在大陆设立了研发中心。王雪红还以个人名义于2001年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环宇半导体公司，将进一步增强威盛在大陆的事业版图，未来可能有更多的中国PC或其他众多电子产业品用上威盛设计的“中国芯”。
双核心基地创辉煌
王雪龄是王永庆的二女儿，与夫婿简明仁一起创业，建立了大众电脑集团，已成为台湾知名的高科技企业集团。如今，大众电脑集团也在大陆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1979年，王雪龄与简明仁夫妇成立大众电脑公司，初期业务主要是代理美国PRIME电脑公司的超级迷你电脑的销售与维修。1985年开始在台湾建厂，从事个人电脑的生产制造。因经营有方，产品质量好，业务迅速扩大。随后，公司业务除代理PRIME电脑及从事自创LEO品牌个人电脑的产销外，还引进美国、日本、德国等的金融、通讯、医院管理、航空管理、工厂自动化与工作站等软件系统。1990年初，大众电脑公司迅速在台扩张业务，首先在台北县新店购买3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兴建新店二厂；1991年租用台塑集团南亚公司的厂房扩大生产个人电脑。1991年8月，大众电脑公司股票上市。1993年在新竹科学园区内破土兴建新厂。经多年发展，大众电脑公司主要从事设计及制造主板机、个人电脑、伺服器及笔记本电脑等产品，是许多个人电脑品牌的主要供应商，在OEM、ODM方面占有较大优势。大众电脑公司是台湾第二大个人电脑制造商，并自创“LEO”电脑品牌。
自创主板机品牌“1STMainboard”在国际市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大众ADII是全球第一块为超微公司正式推荐，可支援超微266MHz系统中央处理器的主板机，而且是少数可支援新一代超微全系列ATHLONTMXP处理器的DDR主板机。
该集团是台湾高科技领域的一个重要集团，经营核心是资讯产品制造业，同时涉及电子电器、塑胶加工、出版、印刷、资讯服务、建筑、工程技术、广告、商业、投资控股等领域。其中，在电脑领域，由大众、国众、新众及广州三希集团共同构成资讯制造产业群；在通讯领域，由大众电信、神乎、众通、讯众等科技公司形成集团的通讯产业群；由岱生科技、众工科技以及网众电子商务等10多家关系企业组成软件网络零组件产业群。集团已建立了完整的全球后勤服务体系与坚强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大众全球电子运筹服务网包括4个供货仓库、1个3C制造厂、8个制造和组装点与9家分公司，是一个拥有全球服务与供应网的LEO大众王国。该集团在岛内外设立了大量的投资控股公司，不仅从事各种海内外投资，而且灵活运作集团资金。大众电脑集团拥有90多家企业，资产总额与营业收入均突破1000亿元新台币，成为台湾大型企业集团。
大陆是大众电脑集团海外投资重地，也是大众电脑集团迅速扩张的重要基础。
大众集团是台湾科技企业进军大陆较早的集团之一。1991年，大众电脑公司派人赴大陆进行考察，随后将大陆列为大众电脑集团未来10年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大众电脑公司以简明仁个人名义在香港成立AMERTEK公司，然后再以该公司转投资成立深圳台众公司（公明厂），从事主板机组装，成为大众集团在大陆事业的起点。1994年，大众电脑公司在深圳沙头角保税区成立才众（深圳）电脑公司，开始制造主板机。
为了实现大众成为全球五大电脑资讯、通讯与消费性电子专业化公司，大众电脑集团的经营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1997年，简明仁决定在广州成立大众集团制造中心，将广州作为集团CEMS（专业合作代工服务，即ContractEngineering&ManufacturingServices）的基地。负责规划管理广州制造中心的大众集团副董事长范振链曾表示，在2005年前，整个制造中心将建成15座厂房，营业总额达到550亿元新台币。于是，大众电脑集团在广州黄埔经济技术开发区购地4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兴建厂房。已设立广大科技（生产印刷电路板）、广上科技、广川科技、广松科技、广昕科技与广立科技等6家公司。2002年初，大众电脑集团董事会通过增资案，在广州再投资5000万美元，扩大生产规模。大众集团在广州的投资事业，逐渐形成一个新的企业次集团，2001年更名为“三希科技集团”（由3C即Computer，Consumer& Communication英文译音而来），产品涉及资讯、通讯与消费性电子三大领域。同时，大众电脑公司还在广东中山设立中山欣凯电子公司。大众电脑集团由此完成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投资布局。
大众集团在大陆另一个投资布局是长江三角洲。1995年与1997年，大众电脑公司先后在上海投资成立上海从川公司与上海优世电子公司，扩大在大陆的生产基地，从事电子电器与资讯产品制造等。1996年，在杭州一举投资成立杭州浙众电子材料公司与杭州浙众电能公司。2001年开始，大众电脑集团又在苏州加工区设立大将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建立笔记本电脑厂，同时扩大研发队伍，在大陆招聘了大批技术人员与工程师从事研发。大众电脑公司于2003年又与吴江市政府达成意向，计划在江苏吴江加工出口区规划一个新的科技园区，由广州三希集团主导经营，作为在华东地区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计划首先兴建一座笔记本电脑厂，接着再兴建笔记本电脑厂及其他可携带产品用的印刷电路板等零组件生产据点，随后兴建第二、第三座工厂。已有租用的厂房开始运作。继长江三角洲已成为大众电脑集团在大陆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基地之后，大众电脑集团在大陆的“双核心基地”就此形成。
大众电脑集团正积极规划全球运筹管理架构，建立以台湾与大陆为核心、事业遍及美国、欧洲、亚洲与南美等全球性的发展布局，构建集团的技术产品研发设计（TPRD）、全球运筹（GOLF）与专业合作代工（CEMS）三大分工体系，希望再创新的辉煌。
谁是王家接棒人
王永庆的儿女们很优秀，但是，谁是王家产业的接棒人？这是个问题。
王永庆在1975年7月，因肺病赴美国接受手术治疗。当时消息传出，股票市场接连暴跌，许多人怀疑他是否能保持健康的精力，自然，人们关心到底谁接他的班呢？
王永庆不像一般的企业家轻易就把事业交给自己的子女。在1972年，他说：“有朋友对我说，你儿子已经毕业，可以帮你的忙了。老实说，儿子是我的，和别人对待儿子一样，疼爱他，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但经过考虑，他在学校读书，可能满腹学问，可是这些学问还没有经过验证，他对一些基层事务也完全没有经验；书本上的道理，有时必须亲身去实践，去经历一番才能够懂得的。一旦我的儿子进入公司，他首先要由基层工作学起。做事情要真正得到经验，一定要流汗吃苦，任劳任怨，绝非在基层观察一番，几个月就能有心得有成就。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处处给他另眼看待，虽然个人的成就要靠自己的志气，但环境也很重要的，人总是好逸恶劳，如此一来，他吃苦的机会大减，不能得到磨练，自然无从获得经验。”“下层工作的经验没得到，升到中层工作也一样不能得到。有一天他当了主管，不知道部属的工作内容，如何能够了解他们，帮助他们，领导他们？不了解部属的工作，就不能指导、追踪、评价。谈不到由他们的工作品质判定部属的能力，又怎能做到适才适所，赏罚公平？部属又怎能真正地服从他、拥戴他？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不仅毁了他个人，也害了公司，害了其他同仁。做一个经营者，要追求做事的效率，父子天性，爱是一回事，企业经营是另一回事，不能公私不分，混为一谈的。”
1977年，王永庆应邀到辅大演讲时，辅大学生问他是否儿子或孙子继承其职位，他说：“我目前无法作答，因为那要看我的儿子或我的孙子能磨练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能担当重任而定。”在1979年，他在台大商学研究所演讲时也答道：“关于接棒人的问题，我公司里面不是没有人才，但也许是我要求太严，我始终觉得他们还有待训练，我将来的接棒人，可能不只一人，而是由10个人左右所组成，当然里面必须有一个领袖。”
1980年，王永庆接受《天下杂志》的访问，他说：“接棒问题，如果我霸道，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棒子交给儿子，我是罪人。我尽量经营，经营好，公司绝不是我一个人能干，一定有可以接棒的人。换句话说，如果公司经营得不好，接棒的人就差，很简单，哪有公司没有接棒的人呢？”“我现在主持台塑，假如让我儿子接棒，我错误；假如没有让我的儿子做接棒人的话，我就没有错。道理很简单，不用担忧的，我把棒子交给儿子，考虑的是私，不是公，我错误。我今天没有让我的儿子做接棒人的话，我考虑公，没有考虑私。”“公司有这么多人，你儿子最能干，谁相信？我没有让我的儿子接，自然会由公司里能干的人接棒。这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是社会的，对不对？我无论如何主张，一个人要有正确的观念，要建立合理的制度，制度就是条理，根源，由始到终也是一个条理。”
王永庆于1983年应美国华侨之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有人问他台塑企业是否已有接棒人选，王永庆说：“选择接棒人，实际上是一件很重要而又困难的事情，但是话说回来，道理却又很简单。一般来说，如果企业管理有合理化，事事明朗就能培训出可用的人才；在这些人才当中，自然可以选出适任的接班人，否则的话，就不只是有无接棒人的问题，甚至连人才都缺乏。”“更重要的是，企业的管理制度能不能造成员工的切身感；有了这个良好的制度，人人就会努力奋斗，培养出真正的力量，这个时候才会有突出的接班人选。因此，对我来说，最应该关切的还不是目前有无接棒人选，而是有无能够造成切身感的良好管理制度。”
对于谁接王永庆的班，王永庆的态度是明确的，“台塑有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一定有第二、第三、第四……既然台塑有几万个人，一定有组织，如果我走了，接棒的人马上会出来，这是一定的道理。”
王永庆并不刻意安排自己的儿子为接班人，但是，他给孩子们公平竞争的机会。据第382期《时报周刊》的分析，王永庆接班人选有两位：一位是他的长子王文洋，另一位是他弟弟王永在的长子王文渊。
王文渊比王文洋年长，因此接管王家企业事务的时间比王文洋早。他与王文洋相同的，两个人均是由基层干起，历经课长、生管组长、厂长、副理而后任经理。可见，王永庆对他们的培养是严格的。
王文渊在南亚塑胶的资历较久，为了有效地管理第三事业部，甚至模仿王永庆的“午餐汇报”方式举行“早餐汇报”。南亚塑胶1964年的营业额超过360亿元，由于它共有5个事业部，所以每个事业部的年营业额高达70亿元，一般公司几家合起来营业额也没有这么多。南亚制度是总经理下面是各事业部的经理，经理的地位是重要的。王文渊除了担任南亚塑胶第三事业部的经理外，还兼任美国JM塑胶管公司的总经理，以及印刷电路板（PCB）专案组的负责人。
关于台塑的接班人，王永庆主张公平竞争，是王文洋，还是王文渊？王永庆曾说：“他们将来做什么，由他们自己去决定。”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王文洋因为吕安妮事件被王永庆赶出台塑，他自己跑到大陆创业。这样，在王永庆的心目中，台塑的接班人就只有王文渊了。但事实上，台塑接棒人还是一个未知数。
2006年6月5日，台塑集团总管理处以3000多字的篇幅发表了一份有关王永庆和王永在昆仲携手“退居二线”的新闻稿。稿文称：“本企业创办人王永庆董事长感于年事渐高，在经过近几年的悉心安排，迄今接手经营的企业领导班底已经趋于稳固成熟，乃决定偕同携手共创事业数十寒暑的王永在副董事长一起卸下重担，陆续退出关系企业内各公司的董事会，正式将公司交由接棒者承续经营。”
像历次所发布的重大新闻一样，王永庆“交棒”的消息自然又是各方高度关注的焦点。人们关注的目的显然是想从台塑集团领导层的平稳过渡中获得某些启示。如果平稳过渡，那么王永庆的智慧对岛内外众多华人企业领导人的自然交替则是一个参考，对公司高层治理理论与实践也是一个贡献。
实际上，早在2001年，台塑集团新老两代之间的权力交接便在外界不知不觉中悄然开始了。当年，王永庆决定在集团内成立一个新的决策机构——行政中心。新机构由各大公司及总管理处等单位的6位最高专业经理人担任委员，他们分别是：台塑公司总经理李志村、南亚公司总经理吴钦仁、总管理处副总经理杨兆麟、台化公司总经理王文渊、塑化公司总经理王文潮、长庚生技公司总经理王瑞华。
行政中心的运作方式是“集体决策”，即各项重大政策及投资案均通过行政中心会议充分讨论，然后再将结论提报给王永庆与王永在作最后裁决。其中，王永庆特别要求，凡提报给行政中心的议案，均须6位委员“集体讨论并全票通过”方能呈报。
后来，行政中心的人员组成又作了一次调整，加入了长庚生医公司总经理王瑞瑜，也就是后来外界熟知的“台塑集团7人决策小组”。接着王永庆又进一步做出决定，在行政中心架构内设立“总裁”及“副总裁”两个职位，人选分别自行政中心7位委员中产生，其中总裁由王文渊担任，副总裁由王瑞华担任。
几年来，行政中心的运作一直很顺利。有鉴于此，王永庆与王永在决定利用2006年上半年台塑公司召开股东会的机会公开对外宣布“交棒”，逐一退出集团内各公司的董事会。王永庆认为，集团的发展惟有在稳固制度的前提下，持续通过行政中心的运作来发挥企业的整体性力量，才能实现永续经营。
出于感念王永庆和王永在的功绩，台塑集团按照台湾企业的惯例尊称二人为企业创办人。二人今后虽不再过问具体事务，但对于重大事项仍将从旁给予决策委员会必要的指导和支持，以确保集团能够稳健经营和永续发展。
为稳妥起见，王永庆将与他同时退休的台塑公司副董事长王金树转聘为集团的最高顾问，继续为“接棒人”提供指导及协助。王金树早年便加入台塑的管理团队，是台湾企业第一代专业经理人队伍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为整个台塑集团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王永庆此举重情重义，无疑是对集团老臣的一份尊重和敬意，对新管理团队的心理稳定和公司永续经营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
企业经营后继有人既是王永庆和王永在最引以为骄傲的，同时也是他们准备打破“富不过三代”这一怪圈的一个法宝。他们认为，用对人，走对路，企业才有出路。50多年过去了，财富对于他们已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两人联手培养了一批足堪重任的专业经理人。这些干部对于今后台塑集团要发展的各项事业以及在经营方面即将应对的各种挑战均能独挡一面。
随着王永庆、王永在两兄弟淡出决策层，台塑集团将从“二王时代”过渡到“行政中心集体领导时代”，今后所有重大决策都将出自由王永在长子王文渊、王永庆之女王瑞华等七人组成的行政中心。王文渊、王瑞华分别担任集团总裁和副总裁。王永在代表兄弟俩对媒体表态，说退休之后心情不错，还强调对接班人“很放心、很高兴”。
现在，行政中心的七名委员分别代表三股力量，王瑞华、王瑞瑜是王永庆的代言人，王文渊、王文潮则延续着王永在的影响力，李志村、吴钦仁、杨兆麟是追随王氏兄弟的多年老臣，作为第三方力量，可以弥补第二代王氏决策人在专业层面的不足，同时充当第二代之间的润滑剂。有熟悉台塑集团企业文化的人士指出，这样的人事安排表明在王家第二代接班人当中，仍无一人可以单挑大梁，无法让王氏兄弟放心地把权力移交到一个人手中。也就是说，进入行政中心的四位第二代成员虽各有所长，但目前还无法服众，必须继续加以磨练，才能选出真正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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