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是日本作家二叶亭四迷的出世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写于明治20年代。
二叶亭四迷，生于1864年，卒于1910年，是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本名长谷川辰之助，生于明治元年。
日本明治20年代，明治初期的动乱时代已过，代表民主、自由的民权运动也失败了，天皇专制政体经过多次波动之后，终于牢固地确立起来。天皇政府接连颁布了各种律令，在国内形成了强权的统治，一切都按照政府的官僚机构的要求行事。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追随时代，甘愿成为政府的奴仆；一部分人感到压抑、苦闷，不满政府的各种律令。《浮云》就是描写新时代变化之下的“青年男女的倾向”。
小说通过一个被解职的小官吏内海文三的平凡生活和他周围人们的活动，表现了“明治青年”的不同倾向，暴露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和社会上小市民的庸俗习气。
内海文三是一个贫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父亲死后，他寄居东京叔父家里，勤奋学习，毕业后在政府谋得一个低微的职位。他为人善良、诚实，工作勤恳，安身于自己平凡的生活，只希望和自己相爱的堂妹阿势结亲，把在家乡过着孤苦生活的老母接来同住，共享天伦之乐。但他不谙世俗，也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去迎合上司的需求，终于被政府机构革职。失去职业之后，他首先遭到婶母阿政的责骂、非难和同事本回升的嘲讽、讥笑，继之情人阿势也转向他人。他感到痛苦和烦恼，为自己不平的际遇而愤懑。
内海文三是个小人物，他没有图谋伟业的志向，也不是卓尔不群的高傲人物。他的理想是正直做人和勤恳工作，过一种与世无争的小康生活。他懦弱无能，优柔寡断，缺乏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行为，最终被排除在社会幸福大门之外。
但是在他身上也存在一种纯正的品性，“正直”的秉性，有维护人格尊严的明确意识。他从来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去随俗沉浮，与腐朽的势力同流合污。他看不起无工作能力、只会溜须拍马的同事本田升，称他为“猫狗不如的东西”；也敢于蔑视上司，对上司的非分要求不予理睬。他的这种品性，与当时官场风气大相径庭，所以他才被政府机构排挤出来，成为世人嘲弄的对象。尽管文三的这种观念并不自觉，但却闪耀着近代个性觉醒的光芒，它是近代民主思想对陈旧的封建习俗的冲击，是一种“执著的社会正义感、责任感，对辱没人性的反抗力”。
它反映了明治知识青年的民主倾向。自然，这种新时代的倾向在文三身上还很微弱，更没有形成自觉的意识。他不能割断与旧传统、旧观念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置身于社会的叛逆行列之中，他性格怯弱、遇事踌躇，即使失业之后，在遭到婶母的白眼、情人的背义之后，也没有勇气离开叔父家而自立。这不仅因为难于割舍与阿势的恋情，寄希望于情人的转变；也是因为在叔父不居家时，把整顿家族的责任看作是家族男儿的任务。这种封建处世的原则，成为使他不能以全新面貌立身的羁绊。作家对文三的软弱无能作了批判，但他着意之处还是通过一个平凡人物写出新的时代对民主思想的召唤。
与文三相对照，作者也刻画了另外两种倾向的青年：本田升是官场豢养出来的市侩人物，当僚友一个个被革职之时，正是他被上司看重加官晋级之日。他卑躬屈节、溜须拍马赢得上司的青睐；他甚至乘人之危，挑拨文三与情人阿势的关系，勾引阿势以满足自己的色欲。他行为卑劣、灵魂肮脏，却是明治社会的得意者。他的得意反衬了文三的失意和落魄，进一步暴露了官僚机构的黑暗。文三的堂妹阿势处处以“新女性”自居，她骄纵轻佻，追逐时尚，虚荣浮华，见异思迁，对文三的爱情缺乏真挚深沉的感情，随着文三的落魄而转向他人。她的“时髦”不过是日本近代开化的肤浅性的表现，究其底她不过是一个势利的小市民。对阿势的描写表达了作家对明治社会欧化倾向的否定。婶母阿政是旧式的小市民，嫌贫爱富，当文三在职时，视文三为“珍宝”，“爱不释手”；文三被解雇之后，又视为路人，恶语相讥，“竖目横眉”。阿政与阿势尽管面貌不同，却是一对气味一致的世俗小人。
《浮云》以社会中平凡的事件和人物，反映了明治时代的社会面貌，尤其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天皇政府官僚机构的庸俗、腐败。它不愧为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小说对人物描写个性突出，具有典型特征，富有时代色彩。作家在谈到人物创造时说过：“当然并非偶然发现一个模特儿，就觉得它很有趣；而是首先在自己的脑海里，对当时日本青年男女倾向产生某种模糊的、抽象的观念，然后考虑为了使它具体化，究竟描绘什么样的形象好呢？在这种酝酿过程中，我就会在某处见过的人，或者自己过去认识的人中，发现多少与自己的抽象观念血脉相通的人。于是便以这人为基础创造典型。”
《我的前半生忏悔》依据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突出小说中各色人物的性格，并且加以互相对照，加强人物关系的描写，深化作品的主题。作家在塑造人物上擅长人物内心的描写，把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予以细腻、真实的描绘，突出了人物性格。例如对文三一步三思的内心活动的写照，充分展示了他那种优柔寡断、好思少行的性格特征。《浮云》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部采用白话文语体的文学作品，是运用生动、鲜明、活泼、形象的口语进行创作的。它为日本近代文学的语言指引了新的方向。
《浮云》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之作，但在当时，它不为文坛所接受，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反响。这大大刺痛了二叶亭的内心，他感到自己的文学才华不为人们所重视。他在《浮云》三编发表之后，愤然弃笔。这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憾事。《浮云》按照作家原意，是以阿势的堕落、文三的发狂告终。可以看出作品悲剧性的结局将能更有力的控诉明治社会的黑暗与不平。
我是猫
《我是猎》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著名作品，写作于1905~1906年之间，是漱石全部创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卒于1916年，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我是猫》问世时，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了3O多年。在这个期间，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这个政权对内压迫剥削人民，镇压了“自由民权运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掠夺了大量赔款，搜刮了大批资财。
通过这些罪恶活动，天皇专制政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地主资本家的腰包塞得越来越鼓，劳动人民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穷。漱石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虽然没有可能看清历史的全貌和实质，但是确实感到这个社会存在种种问题。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他的这部小说主要就是针对日本社会的各种弊病而发的。
《我是猫》在艺术形式方面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一是它借用一只猫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展开故事。这只猫从出生不久到最后淹死，在苦沙弥家里生活了两年，小说所写的诙谐有趣的故事，都是它的所见所闻；二是它没有一般小说那样的故事情节。作者自己说过，这部作品既无情节，也无结构，像个海参一样无头无尾。当然，通过猫的眼睛写人未必是什么了不起的创造，没有故事情节也不一定是什么特长。但是，当时日本文坛视野狭窄，作品中的人物限于小市民，主题不出男女恋爱和人情纠葛，此外似乎没的可写。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猫》采用一种新颖的形式，描写的内容不仅超出一般的恋爱和人情，而且俯视自私自利的社会，嘲笑其中的丑恶，揭发其中的污秽，就变成了崭新的创造。
小说的场面几乎全部集中在主人公苦沙弥的家里。苦沙弥和他的同学、朋友、学生等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在苦沙弥的客厅里说笑话，讲故事，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指斥社会，批评人生，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要说情节的话，只有苦沙弥家和邻居金田家发生冲突，金田施行阴谋诡计激怒苦沙弥，苦沙弥大动干戈加以反击可以算得。到小说结尾的地方，这场风波逐渐平息下去，苦沙弥的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老样子；苦沙弥家的猫也感到无聊得很，便偷喝了啤酒，掉进水缸里淹死了。
苦沙弥是个中学英语教师。他为人老实正直，自命清高，不求荣达，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清贫的生活，对社会上的富有者和权势者抱着强烈的憎恶，对世界上的不良现象感到深深的鄙夷。与此同时，他又是脾气暴躁的，缺乏办法的，不知如何对付环境，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大动肝火，弄得自己十分苦恼。不用说是更大的黑暗势力，仅仅一个资本家施了一些诡计，就闹得他焦头烂额。他进行的所谓斗争，无损于对方一根毫毛，只搞得自己无法忍受下去。
由此可见，苦沙弥的性格是复杂的、矛盾的，既有崇高的一面，又有渺小的一面；既有可爱的一面，又有可笑的一面。作者对他的态度也是复杂的、微妙的，既有深切的同情，也有善意的讽刺。
作者对于明治社会的一切黑暗和罪恶是憎恶的，他的讽刺则是辛辣的。他的笔锋主要指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勾勒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小说没有正面描述资本家金日的“事业”，而是采取漫画式的笔法丑化他的相貌，通过他对苦沙弥耍弄的卑劣手段勾勒他的丑态，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这些人的特点是精通“三缺”，即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
二是揭露官吏、侦探等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实质。小说指出，官吏凭借人民给他们的职权耀武扬威，狂妄得很；而侦探更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其实是和小偷、强盗一类的东西，奇臭无比。
三是讽刺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当局大肆鼓吹所谓大和魂。苦沙弥写了一篇短文，对它加以嘲弄，指出尽管人人大喊大叫；却没有人能够说清大和魂究竟是什么，它永远是缥缥缈缈的，好像天狗一样。
四是嘲笑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冷漠的、虚伪的关系。小说指出，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为别人而蹙眉、流泪、长叹，决非自然的态度，而是虚伪的表演，说一句公平话，也是煞费苦心的艺术。
五是指出这个社会所面临的穷途末路。小说写道，这个社会已经糟糕透顶，不可救药；人们已经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想法死掉，设法自杀。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小说对于明治社会黑暗和罪恶的揭露是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的。
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是通篇充满幽默和讽刺。通过猫眼观察人生，通过猫语批评人生，这本身就给人以诙谐之感；再加上大量荒诞的笑话、有趣的故事、惊人的妙语和夸张的描述之类，便构成了一幅幅意趣横生、滑稽可笑的图画。不过，虽然都是幽默和讽刺，可是由于对象不同，态度也有所差异。例如，同是写人的脸，对苦沙弥的麻子，讽刺比较轻微；而对金田夫妇的鼻子，讽刺则要辛辣得多。虽然都是幽默和讽刺，可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态度也就发生变化。如果说起初是谐谑的嘲笑，那么越到后来便越发带有悲愤和凄凉的味道了。
伊豆的舞女
《伊豆的舞女》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26年。
小说描写一个高中生，在伊豆旅游与一伙江湖艺人邂逅相遇，被那个美丽纯洁的小舞女所吸引，便结伴而行。舞女天真无邪的品性净化了“我”的情感，互相爱恋。艺人们的善良真诚，使“我”沉浸在亲密的人情之中。小说结尾，写“我”出于爱和同情，曾倾囊相助，由于用光了旅费，只得与舞女分别，割断了令人心醉的初恋之情。作者以抒情的笔调，把少男少女之间不意而起的微风般的初恋，表现得晶莹、隽永。细致地刻画了“我”与舞女初见、相识、同处和分离时的情绪变化，充分体现了那种美的情致，失落的哀怨凄婉，种种萦绕心扉，让人难于忘怀的感情世界。
小说中作者用景物描写衬托人物情感的变化，创造了情景交融的意境。小说中景物描写采用素描式笔调，勾画出雨中林景、苍翠群山、薄雾笼罩的海面，及那水光山色映衬下的淳朴率真的人物，给人以美的情韵、诗的意境。读者沿着小说中人物心灵的小路向前探索时，能使人领略到笼罩着淡淡哀伤的纯洁的爱情世界。
雪国
《雪国》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写于1937，它是川端康成的代表作品之一。
川端康成，生于1899年，卒于1972年，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日本当代文学的作表作家之一。这篇小说从1935年到1947年断断续续地在几个刊物上分成几个短篇发表，1948年出版单行本。作者本来没有写成中篇的既定计划，所以也就没有固定构思。它可以看作是许多短篇的连缀，各篇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一定的联系。
《雪国》写的是岛村3次从东京到雪国和驹子交往的故事。岛村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家住在东京的工商业区，依靠父母留下的遗产过活，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由于实在闲得无聊，有时也写一些有关舞蹈方面的文章；不过并非认真踏实的研究，只是随心所欲地想象，无非借此捞个文人的虚名而已。除此之外的所长，就只有游山逛水嫖女人了。至于思想感情，则充满虚无的色彩和感伤的情调。但是，小说的重点显然不在男主人公岛村身上，而在女主人公驹子身上。驹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她出生在雪国农村，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被人卖到东京当过陪酒侍女，以后被一个男人赎了出来，打算将来当个舞蹈师傅生活下去。可是一年半后，那个男人又死了。驹子无奈，只得住到三弦师傅家里学艺，有时也到宴会上表演助兴。最后，感到无路可走，终于当了一名艺妓。
小说主要从日常生活表现和对待爱情态度这两个方面描写驹子的性格。在日常生活表现方面，着重写她坚持记日记，刻苦练三弦等几个细节。
驹子的日记从到东京当侍女之前不久记起，一直坚持下来。她无论回家多晚都要写，而且写得很整齐。她的日记在内容上未必会有什么闪光的思想和高深的意义，只是照原样写下来的生活记录；但是，她记日记的态度是认真的，并且表现出了一种坚持到底的毅力。
驹子从15、16岁时起就喜欢看小说，而且把看过的书都记下来，这样的杂记本已经积累到10本了。她所读的书未必能有多少高尚的文学作品，她所记的也无非是些题目、作者、人物名字及人物关系等；但是，这却可以说明，她有求知的欲望和顽强的毅力，不像一般艺妓那样随波逐流。
驹子弹三弦的技巧比当地一般艺妓高出一筹，这是她平日刻苦练习的结果。她苦练三弦固然是职业的需要，但是贯穿于其中的顽强毅力也是不应该完全忽略的。
总而言之，从日常生活表现来看，作为一个艺妓，驹子应当算是生活态度比较认真的，意志比较顽强的，有进取心的，不同于那些随波逐流的人。因此，是值得适当加以肯定和赞扬的。
在对待爱情态度方面，即与岛村交往方面，驹子又是如何表现的呢？这要从她与岛村的第一次交往谈起。当时驹子还不是一个正式的艺妓，却一下子就爱上了岛村，并且主动地委身于岛村。这一方面是因为她觉得岛村对自己的态度要比一般游客真诚，另一方面是因为她觉得岛村要比一般游客有知识和教养。这就是说，驹子之所以爱岛村，是因为她发现岛村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之处；在她所能结交的男人之中，这样的人就要算是难得的了。
当然，无论如何，驹子对岛村的爱情也不能说是合乎常态的。首先，她把岛村这样一个既有家室又不可靠的人当成恋爱对象就是异乎寻常的。其次，她一下子就委身于岛村，这种恋爱方式也是异乎寻常的。但是，这种不合常态是由于她所处的特殊环境造成的。这种特殊环境扭曲了她，使她不能像一个普通姑娘那样去爱真正合乎自己理想的人，也不能以正当的方式去爱。她的爱情既有纯真的一面，又有畸形、病态的一面。
从上述日常生活表现和对待爱情态度这两个方面来看，作为一个艺妓来说，驹子既不是积极的反抗者的形象，也不是庸俗的堕落者的形象，而是有一定的进取心的形象。对于这样的人物，应当给予适当的肯定。并且表示一定的同情。
总起来说，《雪国》描写了驹子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艺妓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她对知识与技艺的进取精神和对爱情与幸福的追求精神，因此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同时，《雪国》的思想内容也有某些消极因素，诸如不加分析地肯定驹子的恋爱，包括畸形的、病态的表现在内；比较露骨的色情描写；等等。
《雪国》不仅是一篇思想内容比较复杂的作品，而且也是一篇艺术特色十分鲜明的作品。它的艺术特色可以分为艺术表现方法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来说。
首先，《雪国》在艺术表现方法方面的特点是把日本文学的传统表现方法与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技巧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体现在描写手法和结构安排两点上。就描写手法来说，既有一定数量的具体的、客观的描绘，又在不少地方通过岛村的自由联想和意识流动状物写人，抒发感怀。就结构安排而言，在总体上基本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写，在某些局部又由于通过岛村的自由联想和意识流动展开故事和推动情节，从而适当地冲破了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形成内容的一定跳跃。这样既避免了因为联想自由浮现和意识任意流动，显得杂乱的毛病；又避免了因为从头至尾平铺直叙，显得呆板的毛病，使文章波澜起伏，层次分明，活而不乱。
其次，《雪国》在艺术风格方面的特点是充满诗意，抒情味浓。它不像一般小说那样结构严密，情节生动，一环紧扣一环。它的结构是松散的，没有什么曲折的故事，似乎给人一种平淡无奇的印象。但是，《雪国》的美也就正在这平淡无奇之中，它的魅力也就正在这平淡无奇之中，它的诗情画意也就正在这平淡无奇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雪国》几乎不像一篇小说，更像一篇抒情散文。
破戒
《破戒》是日本作家岛崎藤村的作品，是作者历经7年艰辛探索而成的文学结晶。岛崎藤村，生于1872年，卒于1943年，原名春树，别号古藤庵、葡萄园主、六窗居士等等，生于信州一个旧封建世家，祖上是武士。
《破戒》于1906年出版之后，立即引起文坛的震动，被视为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杰作，著名评论家岛村抱月说：“小说界得此一篇，才达到更新的转折点。”《破戒》的主人公懒川丑松是一名乡村教师，他出身于低贱的部落民“秽多”。从幼年时起，就受到父亲的谆谆告诫，要隐瞒自己的身份，以免遭到社会的欺凌与迫害。他为人正直、善良，工作勤奋、能干，受到学生的爱戴，却遭受到乡村教育机构的代表人物校长和郡督学的妒忌和排挤。他受到同是部落民出身的思想家猪子莲太郎的影响，以猪子为师表，要破除父亲的戒律，把自己的身份向社会公布，向封建社会习俗挑战。但又恐遭受黑暗社会的迫害，因而思想矛盾重重，行动迟缓怯懦。后来父亲暴亡，猪子惨遭政敌的暗杀而死，引起他心灵的巨大波澜。终于在猪子精神的感召下，以忏悔的方式向社会告白了自己隐瞒的出身，在情人志保的安慰和挚友银之助的帮助之下去美国生活。
《破戒》以丑松破除父亲戒律的思想觉醒变化的过程为主干，广泛触及了日本近代末期的农村乡镇的现实生活，揭露了乡镇的政界、教育界的腐败以及封建等级偏见的危害、封建剥削的残酷。《破戒》确实反映了日本近代社会的明显特点，即日本近代社会是一个富有浓重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社会。
“明治维新”之后建立的天皇专制制度的政体是以大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政治势力联合为其支柱的，因而封建政治、经济、思想的势力仍旧是很强大的，封建身份制度、封建等级观念依然顽固地控制着社会的习俗。丑松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自幼就饱尝了“秽多”所受到凌辱的痛苦。他痛感社会给予部落民的不公正待遇，他认为在这堵身份制度的“高墙前面……有多少善良的新平民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被葬送了。”他同情“秽多”人的遭遇。但是部落民的非人境遇是严峻的现实，被社会抛弃的痛苦使他不寒而栗，恐惧万端。他遵从父训、严守出身的秘密以“立身处世”。
然而时代毕竟向前发展了，丑松是生活在明治维新时代的新人，他受到近代化的教育，得到民主思想的陶冶。他不堪忍受这种屈辱的境遇，不满自己内心的两重性人格。他要真诚做人，要得到社会平等的待遇，“我也是社会的一员，和别人一样，我有生存的权利！”这种强烈的民主和人权的要求，促使他醒悟。终于在前辈猪子先生的大义凛然的精神感召下，公开了自己的“出身”，向黑暗的社会势力作了勇敢的挑战。丑松的觉醒是付出了巨大的痛苦和代价的。他在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苦闷、彷徨，焦虑踌躇，充满着悲伤、低调的情感，以致也流露出“觉醒者的悲哀”；最后则谦卑地忏悔式地告白和请求社会诸界的宽恕。这都反映了明治时代的知识青年的软弱性，也说明了日本近代社会中封建势力的强大。
尽管作品表现了主人公觉醒者的软弱和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但它的主调仍然是歌颂近代新人的觉醒。丑松既不是思想麻木、任人欺凌的旧式部落民，也不是只追求个性自由、个人社会出路的近代知识分子。他的个性觉醒充分表达了部落民要求人权解放的思想，具有更鲜明的反封建的特点。因此，丑松的性格蕴藏着更深刻的社会内容。丑松觉醒之后，却不能在自己祖国立身，不得不去异邦寻求“乐土”。这说明近代日本的落后、保守，不能容纳一点民主、平等的要求存在。
《破戒》广泛地再现了落后的乡镇、农村的面貌。农民依旧从事笨拙的手工劳动，地主尽力盘剥佃农，乡镇教育机构由思想保守的校长、郡督学之流把持，乡镇的政界是阴险毒辣的政客高桥利三郎等野心家的角逐场。小说也写到在明治社会风云变化之下“士族”没落的命运，作品中小学教员风间敏之进及其家庭的变迁，就是生动的写照。
总之，《破戒》是广角镜，它把一个个富有时代特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尽收眼底，使其成为社会视野广阔的现实主义之作，充分揭示了近代日本社会的特点。正如作家所说：“虽说是明治维新，但我们并未能将过去根深蒂固的事物完全更新。从某种意义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不过是封建时代遗物的近代化而已”。
《破戒》创作之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藤村声言“人生是大战场，作者也是从军记者”。他以记者采风实录的精神广泛地报道了社会生活的真谛，写出了这部严肃的社会小说。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内容，立即引起新闻界的重视，称它为关于部落民解放的“问题作品”。作者早年是浪漫主义抒情诗人，抒情的笔法和对自然景物生动、细致的描绘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使得作品情趣盎然、愁思朦胧，显示出作家既冷静、客观而又富有抒情色彩的艺术风格。小说还把人物活动的舞台置于风景绮丽、安宁、古朴的乡镇环境里，增添了作品的乡土气息和田园情趣，也为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领域——表现远离喧嚣的城市的乡镇知识分子的生活。
名人
《名人》是川端康成最喜爱的重要作品之一，写于1954年。题材是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的围棋比赛，但写作手法上却明显受到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意识流的手法使小说情节的发展并不依照时间的顺序，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时间可随作者的思绪走马灯式地转换。在这方面，读《名人》极易使人联想起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名著《喧哗与骚动》。
《名人》描绘的是引退棋赛中秀哉名人与大竹七美决战的故事，却并不困于新闻报道式的真实与时序。小说开端便记述了名人之死，转而又描绘这场旷日持久的棋战与双方的情况，棋赛进程间又插有对名人之死的描写，甚至出现了名人死后，人们用石膏复制其面型等细节。名人这一形象在川端的创作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川端所长期描写的女性与情爱在整篇作品中几乎无迹可寻，唱主角的是一个瘦弱不堪的男人——秀哉名人，而正是这位孱弱多病的名人，一旦坐在棋盘面前，便显得颇为高大。名人将生命倾入棋枰之中，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心无旁骛，一生中下棋无数、常胜不败，然而就是在这最后一次的告别赛中，病日重一日的名人被马拉松式的赛程弄得心力交瘁，再加上对手在黑121手封盘前有损棋德的行为，终于使名人心理崩溃，下出白131手的大败招，以致势不可挽。
《名人》正是以新颖的手法、细腻的笔触，围绕着告别赛的进程，刻画出名人为瘦弱委琐的外形所掩盖的巨大的心理动荡及其令人同情的悲怆失败，展示出人生中痛苦而凄绝的精神风貌，故而显示出相当的力度与深度。
地狱图
《地狱图》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写于1918年，是取材于艺术家生活的历史小说。
芥川龙之介，生于1892年，卒于1927年，别号我鬼、澄江堂主人、柳川隆之介等，本性新源，生于东京，因辰年辰日辰时所生，故名龙之助，自称龙之介。
它描写封建领主大公名下的一位名画师良秀的不幸遭遇和追求艺术完美的精神。良秀与《戏作三昧》的马琴一样，也是一位艺术大师，他自恃艺术高明，不屈从封建势力的压迫，作画嘲弄僧侣和佛陀，就连封建领主大公他也不放在眼里。他和秀丽端庄、温驯善良的女儿相依为命，但女儿不幸自幼成为领主府邸的使女。良秀除作画之外，唯一的愿望是把女儿领出府门团聚。他愿为领主画一幅地狱图的屏风以换得女儿的自由。他为了在创作上有实感，养了鹰、蛇之物，还把弟子捆绑起来让鹰、蛇来咬，使弟子恐慌万状，以便诱发出他的创作灵感。他想目击火烧华贵牛车和车子中嫔妃的凄惨景象，以便作画。阴险的领主答应画师的要求。领主骄奢淫逸，贪图画师女儿的美色，几次下手均未得逞。他借画师的要求，报复画师父女，把画师女儿捆在牛车里，架火燃烧。良秀见之，无限惊愕，但当看到女儿在烈火弥漫当中痛苦万状之时，又触发了他的艺术天性。他随即作画，在完成精美的屏风之后的第二天夜里，就悬梁自尽了。
作品情节紧凑、气氛紧张。它没有幽默、诙谐的语调，代之以肃穆、严厉的批判。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把批判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大公是扼杀人性和艺术的暴君，他所统辖的府邸就是人间地狱。
作品生动有力地勾画了一幅封建社会的地狱图。画师良秀不惜一切，甚至不顾女儿的生命来追求艺术的精美，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至上主义倾向。作品最后以领主的惊慌和屏风地狱图成为传世之宝来结束，指出了社会最有价值的是精美的艺术品，艺术家要不惜一切追求艺术的完美。芥川说过：“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他这种唯美主义倾向，对后来的日本作家颇有影响。自然这种倾向是唯心的，但在当时却是对污浊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而且为了艺术完美而刻意求精，努力于技巧的提炼和纯熟，也是值得称道的。
芥川的历史小说是出色的，它题材多样，形式小巧玲珑，而且立意新颖，代表了日本近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尤其借助历史的装束，演出现代生活的悲剧，寄寓着深刻的哲理，这在盛行自然主义描写的时代以及盛行“白桦派”溢于言表的情感的抒发的文坛上，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千鹤
《千鹤》是川端康成1968年获诺贝尔奖的三部代表作之一，是川端思想与创作道路上重要的里程碑。写于1949年。
如果说《伊豆的舞女》讴歌的是青少年男女之间纯洁而朦胧的真情萌动，《雪国》刻画的是岛村对艺妓驹子及叶子的灵肉之爱，那么，发展到《千鹤》，川端追求与欣赏的可说是审美情趣上的颓废的病态之“美”，以及伦理道德上的乱伦与淫乱。
《千鹤》叙述的是三谷与菊治父子两代周围几位女性错综复杂的情爱纠葛。小说以菊治为主线，着墨于他与父亲生前的情妇太田夫人及其女儿文子母女俩间的苟且情事。小说的男主角菊治是一家公司的青年职员，家境富裕，其父生前德行不检，菊治更是青出于蓝。他小时曾随父亲到千花子家，正遇见千花子袒胸露背地剪着乳房上手心般大一块紫色痣上的毛发，十分恶心，老想着上面有着父亲的牙齿印，以至于对她所介绍的雪子也觉得不干净。白鹤在日本是圣洁的象征，雪子小姐在菊治眼中实际上风流高雅，美仑美奂，可他却宁愿拾捡乃父的残羹，拥抱半老徐娘，继而又染指其女，以满足其充满着负罪感的乱伦肉欲。
川端正是通过这一形象，客观上真情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一些青年空虚失望、追求官能快感的可悲精神状态，反映了惯于依附男人的日本传统妇女的温馨柔情和历史惰性。而从《源氏物语》这“悲美”之源和日本审美文化“艳”传统的层面来观照，这正是川端文学的特色。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所言：川端以充满技巧的敏锐，表达了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最具民族性的日本灵魂。
小说塑造了风姿迥异的女性形象。作者继承了紫氏部《源氏物语》以来的传统模式，细腻而鲜明地写活了菊治周围活动着的几位女性：活泼好事、大大咧咧、男性化的千花子；情热恍惚，柔情似水的太田夫人；含情难吐、矛盾痛苦的女儿文子；丰神飘逸、空灵虚幻的千鹤姑娘雪子。她们与菊治错综复杂、或隐或现的关系，构成了小说的血肉与骨架。作者还善于采用富有感染力的细节描写来铺陈情节、烘托人物。
小说中一再渲染的千花子那颗令人生厌的紫黑乳痣，太田家中那对红黑鸳鸯碗，留有太田夫人红色唇吻的志野瓷等，都是具有丰富内涵及象征意义的细节刻画。
一方面，川端对黑乳痣的描绘不断地引起读者的不快与恶心，另一方面，对鸳鸯碗与志野瓷的刻画又逐步地掀起读者对异性间微妙而甜蜜的情感，以致后来菊治所作出的悖情违礼的抉择反倒不令人感觉突兀而难以接受。这种圆熟的技巧，充分显示出川端善于“给艳丽逸闻谱上光泽的优异才能”。
蟹工船
《蟹工船》是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1928年10月底他开始创作《蟹工船》。第二年3月底完稿。这期间的1929年2月，他当选为新成立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中央委员。
《蟹工船》一经发表，即刻得到很高的评价。日本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读卖新闻》，在1929年8月公布的由作家推荐的上半年佳作中，许多作家将《蟹工船》列在首位。1930年7月，小说还由新筑地剧团改编成话剧公演。
《蟹工船》的写作，是作者深入周密地对蟹工船上的状况进行调查，并广泛搜集有关蟹工船的资料的劳动结晶。作者成功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对内与资本家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工人和野蛮地镇压工人反抗的行径。小说主要描写在蟹工船上进行非人劳动的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流浪汉实在不堪忍受饥饿、疾病、风浪、棍棒等死亡前的折磨，举行了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最后遭到帝国海军的镇压。血的教训提高了工人们的认识：要活下去只有团结起来，“再来一次”斗争。
《蟹工船》在创作上明显受到美国现代作家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场》的影响。为了揭开蟹工船上的工人惨遭剥削压迫的黑幕，作家努力探索“无产阶级文学乃是集体文学”的新写作形式。因此，书中并未对“个人性格和心理”，进行“细致的描写”，没有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革命工人形象，而是描写了一个在地狱火海中痛苦挣扎的群体，他们若不反抗，若不被拯救，就将永远忍受非人的折磨，从而让人思索，令人痛苦，产生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蟹工船》出版不久，即被译成中、俄、法、英等国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时，在日本，人们也受到强烈的震撼。1953年，小说被山村聪导演改编成电影上演，获得好评。1987年，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纪念“岩波文库”创刊60周年，在各界名流中征集“我所喜欢的三本书”，作家早乙女胜元选的第一本书就是《蟹工船·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合集。
豪门望族
《豪门望族》是日本作家山崎丰子的一篇长篇小说，写于1973年。
山崎丰子，生于1924年，日本小说家。
主要描写：万俵家世代是姬路、播州平原的大地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万俵家的第13代万俵敬介，在神户创立了万俵炼铁厂和万俵银行，奠定了万俵财阀的基础。敬介故去，万俵大介继承父业，逐步把万俵银行由地方银行改变成占全国第十位的城市银行，并使万俵炼铁厂发展成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特殊钢公司。
此外，他还不断通过儿女们的婚姻建立裙带关系，扩大自己在财界、政界的实力。万俵大介让大儿子铁平娶了原通产大臣大川一郎的女儿，又把大女儿嫁给大藏省银行局副局长美马中。参与设计并张罗裙带婚姻计划的，不是公卿华族出身的大介的妻子宁子，而是他的情妇、家庭教师兼总管高须相子。
时值欧美资本像潮水般涌至，日本金融界面临改组合并，加强体制，以对抗外资势力，大介便决定与其坐以待毙，莫如设法吸收合并其他银行，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他通过女婿美马中，一方面收买通产省金融检察官田中，窃取各大银行经营内幕的绝密情报，掌握了这些银行的致命弱点；另一方面从永田大藏大臣那里探听官方对银行合并的计划，了解到和平银行发生非法贷款事件，大臣有意让大介的阪神银行同它合并，而大臣的政敌、自由党干事长田渊则有意让第三银行吞并和平银行。双方争夺不已。大介在大臣的支持下，抓住第三银行也搞非法贷款的把柄，暗中收买报社公开揭露，打掉了第三银行同和平银行合并的计划。这对田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介此招成功，野心更大，决心甩开和平银行，策划吞并另一家更大的银行——大同银行。
大介的大儿子铁平自担任阪神特殊钢公司专务理事以来，雄心勃勃地筹划兴建高炉，解决生铁来源，摆脱帝国炼铁厂的左右，以应付钢铁界的激烈竞争。铁平这个计划在岳父大川的暗中协助下，得到了通产省的私下认可，于是他开始向有关银行筹措资金。阪神银行是阪神特殊钢公司的主力银行，铁平按惯例向它请求借贷资金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但大介不同意，认为当下银行竞争激烈，给阪神特殊钢公司长期低息发放巨额贷款，对本银行极其不利，所以有意将这个包袱甩给大同银行，借此把它拖垮，以便一举吞并；另一个内在原因是：大介始终怀疑大儿子铁平是宁子婚后不久，被父亲敬介奸污后生下的，加之相子从中挑拨，使父子矛盾日益加深，大介才决心对铁平的请求贷款狠下这一手。
此时，传来了阪神特殊钢公司的主要雇主美利坚轴承公司倒闭，同该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成了一纸空文，为此阪神特殊钢公司蒙受重大损失，资金更加拮据了。铁平本想自己克服困难，没有将此事向大介汇报。不料大介获悉后，大发雷霆，借故削减对阪神特殊钢公司的贷款。铁平得不到父亲的支持，只好转而向他的好友、大同银行总经理三云求助。三云同情并支持铁平，愿协力促成其实现建造高炉的计划。大介利用了这点，指使手下人，伪造账目蒙骗三云，把三云一步步引进泥潭不能自拔。大介还收买大同银行的常务理事绵贯，窃取大同银行的内部情报，制造该行的内部矛盾，并趁该行由于皈神特殊钢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大宗贷款收不回来，资金不济，行将倒闭之机，进逼三云辞职，从而吞并大同银行，搞垮铁平建造高炉的计划。
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实力，大介又在相子的协助下，再度施展裙带婚姻这一招，让二儿子银平同贩神银行的头号股东、大阪重工业公司经理安田的女儿万村子成亲。万村子过门不久，有一回偶然闯进大介的卧室，发现了那里摆着3张床，两张单人床之间夹着一张双人床，了解了万俵家妻妾同床的秘密。她恨透了相子，恨透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公公，更恨这个表面富丽堂皇，实则男盗女娼的家庭，加上她平日又与丈夫银平不和，一气之下跑回娘家。大介闻讯，万分焦急，因为他要吞并大同银行就不能失去安田这股力量，于是亲自去安田家赔礼道歉，领万村子返回万俵家。
与此同时，他又同相子合计把二女儿二子嫁给总理大臣佐桥夫人的外甥细川。但二子在铁平的牵线下，已经爱上了阪神特殊钢公司的技术员四四彦，所以不同意这门亲事，相子借此向大介挑拨说铁平有意破坏这门亲事。于是大介要挟二子，如果她不同细川订婚，他就饶不了铁平，二子为了促成铁平实现高炉计划，不得不假意答应了。
大介在总理大臣的暗中协助下，吃掉大同银行，自任新成立的东洋银行总经理后，逼铁平辞职并准备让帝国炼铁厂接收行将倒闭的皈神特殊钢公司，铁平为此愤然自杀。大介化验了铁平的血型，确认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后悔莫及。这时，二子解除了同细川的婚约，银平也同万树子离了婚。大介为了保持自己的地盘和尊严，不惜用一笔巨款做交易，甩掉了情妇高须相子。人去楼空，心头不禁涌上一股无以名状的寂寞之感。
就在这时，永田大臣又策划新的部署，以改善合并后的东洋银行的素质为名，阴谋让五菱银行把东洋银行吞并掉。然而，大介却还蒙在鼓里。
古都
《古都》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写于晚期，却绝无《千鹤》、《睡美人》、《独臂》那种颓废露骨的色情。
小说描写的是一对孪生姐妹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调健康明朗、风格清新朴实。作者原打算写“小小的恋爱故事”，临到执笔之际，却因服下的大剂量的安眠药发作，精神恍惚迷离，以至于写成格调、篇幅皆出意料之外的“异常的产物”。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对完美健康、心地善良的孪生姐妹。他们一出世，姐姐千重子即遭遗弃，为一家绸缎店收养，而妹妹苗子在襁褓中就成了孤儿，后在山村为人植杉树谋生。故事发生时，两人都出落成了青春焕发、亭亭玉立的少女。千重子偶遇苗子，发现是自己妹妹，就设法将钟情于自己的织带工秀男介绍给酷似自己的妹妹。她自己虽然也很喜欢秀男，但由于门第悬殊，婚姻很难完成。而大批发商的长子龙助因爱上千重子，宁愿放弃继承财产权做上门女婿。后来苗子为了姐姐的幸福，决计放弃与秀男的爱情，隐居更偏僻的深山。
《古都》通过孪生姐妹不同的命运，表现她们在爱情上互相为对方勇于作出牺牲的纯洁高尚的情操；二是借两姐妹的命运与爱情的故事，着力于描绘古都的风土人情。
三四郎
《三四郎》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写于1908年。
作品围绕着初到东京上大学的乡村青年小川三四郎的所见所闻，刻画了研究物理学的青年野宫宗八，他的妹妹良子，文科大学生绀野与次郎和有“伟大的黑暗”之称的广田先生。作品还着重描写了年轻美丽的美称子，这是作者刻意塑造的新女性——一个“无意识的善者”。美称子对小川三四郎怀有恋情，使三四郎受宠若惊，然而她终于不能逾越世俗伦理的鸿沟而同另一个毫无感情的男子结婚了。
《三四郎》与《后来的事》、《门》被认为是夏目漱石中期的爱情三部曲，尽管三部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一个人，身份不同，但其主题是一脉相承的。
小说在人物描写上有明显的特色，每个人物均有自己的个性，谈吐举止都与人物的身份极其相合，夏目漱石在日本文学界有语言大师之称，其技巧由此部作品中也可窥一斑。
暗夜行路
《暗夜行路》是志贺直哉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21年，完成于1937年。
志贺直哉出生于1883年，卒于1971年，日本小说家。《暗夜行路》的梗概如下：
时任谦作六岁时母亲突然病死，由祖父收养。在这以前，他并不认识他的祖父。在他的幼年时代的记忆中，母亲是真挚地爱他的，但父亲却对他非常冷淡，有一种不应有的憎恶感。整个家庭似乎笼罩在谜一般的气氛里。
祖父有一个年轻的小老婆阿荣，他们在一起生活。祖父死后，谦作立志从事写作。由于生活上受到一些波折，工作又不能顺利开展，精神很苦闷，谦作开始过起堕落放荡的生活来。为了使自己能够从这种苦闷生活中解放出来，他登上了到尾道地方去的旅程。旅行一个多月，过得很愉快，但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孤寂感，终于想起了长时期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阿荣来。阿荣过去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时他突然感觉到她的魅力。他觉得只有阿荣才是目前能够解救他的女人，于是他明白了自己对阿荣发生了爱情。他写信给他的哥哥信行，吐露了这个意思，并且表明自己决心要和阿荣结婚。这时谦作已经和他的父亲断绝了关系，只有信行是他精神上的依靠。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信行的回信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信上说，谦作是他的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由于他的祖父和母亲间的暧昧关系而生出来的，因此不能同意他跟阿荣结婚，并且还劝告他不要因为发现了自己出生的秘密而从此自暴自弃。谦作读完了这封信，觉得以前的事都好象一场梦似的。为什么自己的母亲竟能做出那种丑恶的事情呢？按他今天的处境，不管怎样也不能原谅她的。不过他又感到母亲很可怜。他决心用意志力来克服这冷酷的命运。
谦作旅行归来后，仍然和阿荣住在一起，但不久他对于现实生活又厌烦起来，重新开始了堕落的放荡生活，精神上找不到出路，继续在苦闷中访惶。他忽然想起到京都去。在这古雅幽静的古都街头，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了一个美丽安详的少女，名叫直子。他和直子的关系发展很快，不久就结婚了。新婚的生活使谦作感到人生前途的光明和宁静的幸福。这时，阿荣因为没有必要再照顾谦作的生活了，就动身到国外去开辟个人的新生活。
一切似乎发展得很美好。第二年，直子生了一个女孩，可是婴儿出生后第八天就感染了丹毒，百般医疗无效，终于死去。在这前后，又传来了阿荣出国后的困窘情况。为解脱心境上的烦乱，谦作动身去朝鲜迎接回国途中的阿荣。
在谦作离家期间，直子的一个幼年曾在一起的表兄偶然来到了她家，和直子发生了关系。谦作带着阿荣从京城回来后，知道错误的发生不是由于直子的责任。他心中想原谅她，不去憎恨她，可是感情上总觉得有些障碍，为此感到极度的痛苦，无形中在夫妻间出现了一条鸿沟。为了逃避家庭，他又到四国去旅行。他想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寻求“通向永恒的道路”。有一天夜晚，他不顾身体的虚弱前去爬山，在山上呆了一夜。回到旅馆后，一下子就病倒了。直子接到紧急通知后赶紧跑来。这时，她发现她的丈夫宁静地躺在病床上，“眼神很温柔，充满着爱情”。谦作把一只手放在直子的手里说：“我现在体会了真正的幸福。”直子回答道：“不，请你不要这样说……大夫说了，你的病是不用担心的呀。”
没有太阳的街
《没有太阳的街》日本作家德永直的长篇小说，创作于1929年。
德永直，生于1899年，卒于1958年，日本小说家。早年做过工人，是1926年印刷公司工人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
小说反映了在日本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东京共同印刷厂3000工人历时70天大罢工的全过程。德永直自始至终参加和领导了这次规模空前的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并成功地把它艺术地再现在小说中。小说中描写在千川沟里“没有太阳的街”，极端贫困又过着暗无天日生活的工人们，用鲜血和生命与资本家议员、流氓、密探和警察进行了殊死斗争。
作者以满腔热忱着力刻画了罢工的领导者荻村和青年女士高枝等人的斗争事迹和光辉形象。充分体现了日本工人阶级勤劳、善良、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和勇于献身的精神。罢工斗争虽因被血腥镇压而失败，但小说结尾写在悲壮的气氛中，以保卫红旗而结束。这预示着红色旗帜将继续飘扬。
割草姑娘
《割草姑娘》是日本小说家石坂洋次郎的短篇小说。
作者以清新、健康的情调，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描绘了18岁的姑娘茂代子与小伙子时造在劳动中建立起的爱情故事。茂代子是个长着乌黑发亮的大圆眼睛和苹果一般红润的脸蛋，个子不高，身材匀称，体格健壮，而又丰满的漂亮姑娘。她热爱劳动，向往新生活。她过去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监护下，像一只笼中之鸟。当她和袖子婆一块儿来到草地割草时，全身沐浴在秋天柔和的阳光下，刷刷地挥舞着镰刀感到无比的快活。一个朴素、直爽、开朗、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呈现在眼前。在叙述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的发展时，作者让打火机在不同情况下出现了3次，用以表示她们的爱情演变的3个阶段。
全篇结构严谨，前后铺垫呼应得很紧。小说中流露出作者本身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倾向。
梦中桧
《梦中桧》是日本井上靖的短篇小说。
这篇小说以5个好朋友在分别15年之后的再一次聚会为契机，描写了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从侧面反映了日本的社会现实。小说所展现的生活天地和社会意义深远，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当年曾是4个男性朋友心中的青春偶像的阿田，原来是那么年青美貌、才气横溢，她一心想当大实业家的夫人，为此她一直小心谨慎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而15年后的相遇，她风韵不减当年，华美艳丽的装束更使人眼花缭乱。但男友们却感到一种冷漠。原来阿田是在男友面前极力保持自己的美好形象，为了愉快的相见，她在掩饰自己的不幸。其实她现在是酒吧女招待，她的服饰全是借来的，随着疑虑的解开，深深的悲哀、惋惜之情油然而生，让人体味到人间梦想破灭的悲哀。4个男性朋友都曾热烈地追求过阿田，也都曾试图去开创一番事业，他们的友情至深，然而岁月流逝，战争动乱使他们的理想全部破灭，每个人都做了一株永远成不了桧树的“翌桧”。
作品的语言优美，构思巧妙，感情细腻，全文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别具特色。
静静的群山
《静静的群山》是日本作家德永直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49~1954年。
小说主要描写的战后的日本在美军占领之下。一届又一届短命的政府不断替换，人民挣扎在贫困之中。日本共产党重新开始活动。
从关东军退役的古川二郎回到他早先服务过的东电公司川添工厂——一个在战时移到山区的军需厂。战争给这个小伙子留下了心灵的创伤，他成天喝酒，咒骂一切，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欺骗，但又不能理解这一切。
与古川同寝室的技工池部新一对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始终有看法，不过也仅仅认为战争不人道。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池部和一个叫鸟泽莲的姑娘产生了爱情。鸟泽莲是高中毕业生，出身巨富，尽管她热情活泼，思想开朗，可池部总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工人和她不相配，心里十分矛盾。
古川和池部所在车间的主任荒木是个有思想的人。在战后重建日本的争论中，他和以厂长相良为首的厂方发生了冲突。在苦闷中，荒木有一次偶然听了日本共产党领袖德田球一的演讲，很受启发，于是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文献。荒木的行为又带动了池部和古川，他俩也开始阅读文献和《赤旗报》，慢慢地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了粗浅的了解。
与此同时，他们和老共产党员大林律师有了接触，并受到共产党“打倒天皇”、“成立人民共和国”口号的影响，开始在厂里组织工会。可是，在组织工会和要求增加工资的过程中，他们遭到厂方层层阻挠。当他们和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冲破阻挠，建立了工会，工会又被厂方分裂，产生了“工会右派”，斗争十分艰巨。
鸟泽莲是厂长秘书。她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决定到工人中去。可是当她搬到女工宿舍住下不久，由于和女工们思想感情不合而产生矛盾。鸟泽莲十分痛苦。在池部的帮助下，她终于慢慢地和女工们熟悉了，并且得到了池部的信任和爱情。
古川积极参加工会工作，但是，战争的影响和军队的旧习使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依然十分模糊，而厂方又来拉拢他，将他调到办公室工作，向他灌输天皇永久和民主来自西方的思想。这对古川是一次考验，古川没有屈服，又被重新踢回车间。厂方的卑劣行径使古川深恶痛绝，一气之下他病倒了。大家都来看望他。一个早已爱上了他的、叫初江的姑娘热情地照料他，使古川十分感动。他们相爱了，并且爱情为古川洗去了郁积在心里的、在战争中对女人所犯的罪行的内疚。
反动势力不断向日本共产党发动攻势，处心积虑地分化工人运动。荒木已加入了共产党并带领工人为共产党竞选。在与社会党和天龙会等组织的斗争中，池部和古川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共产党是代表日本工人阶级的组织。
在川添工厂，厂方也采取了措施。他们以调职为名，要将工会积极分子调得七零八落，从而分裂工人运动，并在调职中要弄阴谋，使工人内讧。这对荒木、古川、池部等工会领导人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面对这种情况，古川感到需要组织的帮助，于是他写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去找池部，而池部也不谋而合地写好了申请书。他们一起到共产党总部去。太阳迎着他们升起，群山在他们背后，他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离川添工厂不远的鸟泽小村是初江和鸟泽莲的家乡。战后日本农村依然是封建势力统治着，在鸟泽小村则有角仓家族，他们世代是这里的主人，又是川添工厂的股东。农民们不但生活艰辛，而且受着封建陋习的束缚。在村里，只有鸟泽文也和他的儿子鸟泽元也两人是共产党员，自从川添工厂荒木他们成立了支部以后，他们两人也属川添支部，并根据党的指示，要在鸟泽小村成立农会，进行波茨坦对日公告规定的“耕地改革”。
可是，农民们根本不懂什么“波茨坦公告”，地主依然飞扬跋扈，政府对“耕地改革”也是拖拖拉拉。在这种情况下，要成立农会是相当困难的。鸟泽文也和鸟泽元也到各家游说，可收获不大。不久，根据政府指令，村里要成立“耕地委员会”，地主们密谋策划，擅自搞了委员会名单，而把贫雇农排挤在委员会外面。鸟泽文也了解到这种情况。在委员会成立那天，向村民们揭露了这个阴谋，并自荐当选为委员会里贫雇农代表。
在委员会里，鸟泽文也和地主的代表进行斗争，揭露地主隐瞒耕地面积，瞒着贫雇农抢先出卖耕地的伎俩。他还竭力劝阻农民购买地主的土地，因为根据波茨坦公告，土地将分给耕农，或廉价出售。
这样，鸟泽文也取得了一部分贫雇农的信任和支持。而正在这时，村里发生了久一郎事件：
贫农久一郎租了地主茂雄几亩地种着，茂雄为了逃避“耕地改革”，突然要收回这块地将其出卖，久一郎苦苦哀求，竟被茂雄揪住后领抛出门外。久一郎生计无着，又是残废，悲愤之下卧轨自杀了。
这件事惊动了村民，鸟泽文也和鸟泽元也带领一些农民到茂雄家算账，并狠狠地教训了茂雄一顿。趁着为久一郎守夜的机会，鸟泽文也联络了一些贫雇农成立了农会筹备会。这时，又发生了千代事件：
从东京移居到鸟泽小村来的远藤千代是个“战争寡妇”，拖着3个孩子，靠贩米过活。但是村民们生活日趋艰难，根本没有剩余的米卖给她。她只得为了每天一升米去陪地主太一郎睡觉。可是，事情败露了，倒霉的是千代，人们说她是“破鞋”。这样，千代只得到修路工地去抬土。有一天，当她经过山谷的时候，被几个美军强奸了；同行的清治上前阻拦，竟被美军推下悬崖摔死。
消息传来，村里群情激愤。鸟泽文也和一部分村民向村长申诉，要求政府和美军司令部交涉。可是，结果来了一帮警察把千代抓走了，说是千代窝藏强盗。村民们为之震惊，穷苦的农民感到命运艰险，纷纷支持农会。川添党支部派出古川、池部等人帮助鸟泽文也工作，农会正式宣告成立，鸟泽文也当选为主席。
农会成立后，对村上一些对抗波茨坦公告的地主进行斗争。地主山中数马是鸟泽元也的妻子千鹤的舅父，由于他反对“山林开放”，鸟泽元也和农会的人与他狠狠斗了一场。老头子数马本来有高血压，这么一来，脑溢血死了。这事使千鹤娘家的人大为生气，与鸟泽元也断绝了关系。千鹤内心也十分矛盾，又想到鸟泽元也平时从来不关心她，一气之下竟想自杀。面对这种情况，鸟泽元也既苦恼又羞愧：“连老婆也不能领上革命道路，这还算革命家吗？”于是，他找到千鹤，好言安慰她，并反省了日本男子甚至许多共产党员对妻子的轻视态度。这样，总算使千鹤断绝了自杀的念头，回到自己身边。
这时，日共正全面开展竞选活动。鸟泽元也以农会为后盾，代表共产党竞选鸟泽小村村长。党指示川添支部全力配合乌泽元也竞选，池部、鸟泽莲纷纷来到鸟泽小村与鸟泽元也并肩斗争，《国际歌》的歌声在乌泽小村夜空震响回荡，高耸在远方和附近的群山好象更静寂了。
沉船
长篇小说《沉船》是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写于1906年。
泰戈尔生于1861年，卒于1941年，是印度近代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和作家，印度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加尔各答法科大学生哈梅西在毕业前后与几个女性之间所发生的一场离奇曲折的恋爱纠葛，几个当事人都为此经受到无法摆脱而又难以理喻的痛苦，几乎酿成悲剧。通过这个看上去有些莫名其妙的故事，泰戈尔让人思考这一切发生的原因，让人思考人生，爱情，道德，社会……
哈梅西是这场恋爱戏剧的主角，但他却不是这一切的主宰。他毕业前与汉娜丽妮相爱，后来他父亲突然命他去与撒西娜结婚。在迎归新娘途中，因船翻人沉而与卡玛娜邂逅相遇。他被风浪冲昏后在沙滩上醒来时，看到附近躺着一个穿红色新娘服的少女，即卡玛娜，把她救活后，两人都误以夫妻相认。后来，当哈梅西发现卡玛娜并不是自己的新娘后，他没有向她说明真相，“他既不能把她留在自己身边而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又不能把她交托给任何其他的人；同时，他更不能真和她在一起过夫妻生活，”他把她送进了加尔各答一所寄宿女子学校，同时打听到了她丈夫的名字叫纳里纳克夏，但此人却在沉船后不知下落。这个过程中，哈梅西与分别几个月的恋人汉娜丽妮感情更笃，决定在暑假的一个星期天结婚。但就在星期六，寄宿学校把不愿在校留宿的卡玛娜送回家中，而汉娜丽妮的哥哥卓健德拉又得知哈梅西已有了“妻子”，一怒之下替妹妹解除了婚约。后来与卡玛娜的相处，她的美丽、善良和非凡的能力，使哈梅西渐渐对她萌发了爱情，虽然他还真诚地怀恋着汉娜丽妮。于是在决定正式与卡玛娜结合后，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汉娜丽妮，告诉她一切，充满情思地向她告别。但不料信未发出，被卡玛娜看见。她知道一切后，感到莫大的屈辱，于是不辞而别，去茫茫人海中找她的丈夫纳里纳克夏。医生纳里纳克夏果然未死，他这时正在为由于哈梅西的“背信弃义”而万分痛苦的汉娜丽妮医治心灵的创伤，两人并在家长促成下即将结婚。就在这时，哈梅西又出现在汉娜丽妮面前，而他以为已投恒河自杀的卡玛娜来到了纳里纳克夏家中……
这几位主人公一次接一次的失望、挫折和无限的痛苦，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表面看来，如小说题名所示，是由于沉船；同样从表面看来，另一个原因是：哈梅西的软弱。但小说的形象却显示了更加深刻的发人深思的东西。从根本上说来，这几个人的纠葛和痛苦是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道德造成的。哈梅西本与汉娜丽妮相爱，他的父亲却以不可抗拒的压力要儿子立即跟他去结婚，儿子被父亲当作用来报恩的工具，而哈梅西与撒西娜成亲后，背靠背地过了一夜，连看都不曾看一眼。孤女卡玛娜更被舅父当作累赘和废物，脱手为快。她连丈夫的名字也不知道就成了亲。这一切就是造成夫妻婚后不相识而导致一系列复杂波折的缘由。封建婚制和封建道德的罗网笼罩着青年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命运。卡玛娜的身世和处境更是凄凉悲惨。
《沉船》正是从这里透露出反封建的讯息，对受到封建制度损害的人们特别是下层妇女的命运表达了无限的关注和同情。
另一方面，小说中曲折而恼人的爱情纠葛的发生，还与当事人，特别是哈梅西的性格分不开。如果说他与汉娜丽妮相爱是感情上勇敢的自由抉择因而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意义，如果说他屈从父命去与既不相识更不相爱的撒西娜结婚除了被迫外的确也反映了他软弱的一面，那么，作为情节主要部分的他与卡玛娜的关系却不能简单地以软弱二字来概括他了。这里关键在于对他的性格和心理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又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加上100多年的殖民统治，在婚姻道德、习俗和心理上对人们造成极为深重的压迫和束缚。就在《沉船》之前，泰戈尔就在《摩诃摩耶》、《素芭》等一系列作品中对残害妇女的种姓制度和封建制度发出了悲愤的控诉。可以设想，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女人结婚后竟把另一个男人当作丈夫一起生活而又被离弃的事一旦宣扬开去，对她将意味着什么。小说这样写道：
哈梅西开始反复寻思，此后究竟应该怎样办……社会上的人会对她抱着怎样一种看法呢？她在哪里可以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就算她丈夫还活着，他会愿意或敢于再要她吗？总之，不管哈梅西采取什么办法来处置她，结果都会等于是把她抛进一片茫茫无边的大海，任她自己去漂泊……
哈梅西正是出于对卡玛娜的悲苦处境的充分体贴，无限同情，完全是为她的命运着想，才没有把真相告诉她的。这不是软弱，而是崇高。后来，他以“极大的努力”，“为要得到卡玛娜的丈夫的消息，差不多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跑到。”而在他与汉娜丽妮结婚前，卓健德拉和阿克谢突然闯进他与卡玛娜的“家”，对他进行质问，侮辱，威胁和最后解除婚约。即使这时，他同样出于维护卡玛娜的声誉和幸福，自己一人忍受最大的委屈痛苦，承受了一切不公平的打击。他说：“如果这事只关系到我个人幸福和名誉，那我一定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们。但现在我如果那么做就会危害到另一个人的前途，我因此不得不拒绝你们的要求。”这当然也不是软弱，而是坚强和果敢。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生就是会碰到许多极其复杂的困扰、难题以及意外的甚至使人恐惧的打击，但他没有消沉，没有逃避，更没有在关键时刻抛下卡玛娜不管，而是“到生活的猎场上去进行战斗”。他看到尽管宇宙是那样充满永恒的宁静，但“只有人的喧嚷的斗争是永无底止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人生永远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斗争，一场以少击多的斗争。”他的崇高和好心虽然给自己也给别人造成痛苦，但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由于生活在不幸时代里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纳里纳克夏慨叹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心灵之间的壁垒是永远也没有办法打破的。心灵真是孤单得可怕的一件东西啊……要让心灵和心灵相见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但这种心灵的壁垒的破除终于已见端倪。不仅卡玛娜最后向她表示感激之情，卓健德拉与他重新和好，而且卓健德拉决心为他妹妹和哈梅西去作“重结这一段姻缘”的“如此有意义的一件工作”，去“和那个苦行主义者战斗一场。”《沉船》从而不仅批判了封建制度及其婚姻道德，而且歌赞了在这种环境中的普通人的可贵品质。
《沉船》的艺术特色是情节曲折而又真切自然，它的风格是恬淡质朴，含而不露。它在自然灾难后面描写出社会祸殃，在看来软弱的性格中显示坚强，在似乎轻狂的决定中透露着崇高。
《沉船》的曲折的传奇性使人联想起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它的淡雅使人想起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它的复杂纠葛使人想起赫尔岑的《谁之罪？》。它与这些作品一样耐人咀嚼，发人深思。泰戈尔在写这场似乎可以避免而又无法避免的爱情纠葛时，淋漓尽致地写了几个当事者的心灵痛苦和感情巨澜，心理描写十分生动。但他显然无意对他们当中任何一个进行批判指责，更谈不上把他们写成反面角色。
但正因此，他们的命运和痛苦更使人关注和深思，而作家也在揭露冷酷的封建制度下冷酷的人与人关系的背景上，突现出了几个正直善良，胸藏深情，纯洁崇高的普通男女的感人形象，从而激发了人们对人生、青春、爱情的美的追求和向往。但比较起来，卡玛娜这个形象略显无力。她受封建迫害的悲惨身世自然令人同情，但她身上同时深深打着封建的道德意识的烙印。她把虐待她的舅父为她所选择的不相识的丈夫视为唯一的矢忠对象。当她错认哈梅西是丈夫时，她献给他一切爱与忠诚，而一旦发现他并非丈夫时，爱似乎立即化为乌有，而一心去寻求连面貌也不曾看清过的陌生丈夫，并准备对他献身和永远崇拜。她遵循的仍然是婚姻高于爱情甚至排斥爱情，而不是爱情基础上的婚姻道德。
这当然是真实的，但作家对她这种可以说无所谓爱情的宗教徒式的婚姻道德，无疑过分地美化了。毕竟这部作品是封建时代的印度的产品，也只能是印度的产品。连同泰戈尔本人在内，还无法完全摆脱那几千年中世纪藩篱的羁绊。但是，正是在那样的历史环境里，泰戈尔能从这样复杂的纠葛中写出具有这样的反封建倾向的作品，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泰戈尔本人就在小说中通过人物之口说过：
只有象命运之神那样反复无常的作家才会拿这种纠结不清的故事来作写小说的素材！而且这种极端离奇的事情也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有可能发生——这些事情，即使世界上最有胆量的小说家，也不敢拿它作为自己的创作公布于世。
只要了解当时的印度社会，只要想想泰戈尔早期的《暮歌》和《晨歌》中仅仅由于写了几首爱情诗，就怎样受到封建卫士们和文艺评论家们的攻击，就可相信泰戈尔这段话毫无夸张之辞了。
戈拉
《戈拉》是泰戈尔长篇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品，写于1910年。
它所表现的是19世纪70、80年代印度民族复兴时期的社会生活。当时各个阶层的人民纷纷觉醒，反对殖民统治、谋求独立自主的意识深入人心，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业已成熟。不过，由于印度社会的种种复杂情况，民族运动内部的矛盾犬牙交错。其中，有一派强调接受外国文化，铲除封建陋习；但是他们中间有人轻视民族传统，盲目崇拜外国。这就是“印度梵社”。另一派则反对崇拜外国文化，主张发展民族文化；但同时又提倡复古主义，维护落后习俗。这就是“新印度教”。《戈拉》写在20世纪初叶，因而也具有新的时代特征。这时国大党温和派与急进派斗争激烈。急进派反对与殖民当局妥协，要求民族独立；但是同时也提倡复古主义，保护落后传统。小说主人公戈拉的身上既有19世纪末新印度的特点，又有20世纪初急进派的影子。
这部小说以正统派新印度教徒戈拉的家庭和梵社姑娘苏查丽妲的家庭为主要舞台，以戈拉和苏查丽妲的爱情为主要线索，讴歌印度青年救民族出水火热情，批判宗教教派的偏见，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号召人民群众联合起来，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在这部小说里，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戈拉和毕诺业的形象、正在觉醒起来的妇女苏查丽妲和罗丽妲的形象、体现了作者理想的人物安楠达摩依和帕瑞什的形象以及买办洋奴的代表人物哈兰的形象等都写得颇有深度，并且相当生动。
小说的主人公戈拉是正统派新印度教徒，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他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当时先进知识青年的特点——澎湃的爱国热情，积极的活动精神和战斗精神；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宗教观念，缺乏明确的斗争方向和实际办法。在一方面，他无限热爱印度，无限关心印度，准备为她献出自己的一切；他坚决相信印度必将获得自由和独立。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偏见也是相当严重的。他严格遵守印度教所有的清规戒律，小心保护婆罗门种姓的纯洁。虽然他这样做并非出于纯粹的宗教感情，而是出于对外国传教士攻击印度的反感，是想把印度教当作团结群众、接近人民的工作；可是这类行动却常常在事实面前碰壁，不仅得罪自己周围的亲友，而且也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小说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描写了戈拉克服自己的思想偏见的过程：首先，他所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和他的思想偏见发生了冲突。他到农村后发现，所谓“通过服务、爱情、同情、自尊和对全人类的尊重，给予所有的人以力量、生命和幸福的宗教，连影子也看不到。传统只是把人分为各个等级，又把不同的等级互相隔离，甚至把爱情也赶得老远；它不愿人类探索的结果得以实现，只是在人类来往的路上到处设下障碍”。这种盲目的束缚所造成的残酷、罪恶的结果，已经被他看清楚了，他再也不能用自己织成的幻想之网来欺骗自己了。其次，他与苏查丽妲的恋爱也和他的思想偏见发生了冲突。从第一次见到苏查丽妲起，他就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但是，由于苏查丽妲是个梵社成员，所以他千方百计地压制自己的感情。这种努力是违心的，不合情理的。爱情在奋力地推动着他向前进，偏见却又拼命地加以阻挠，使他的内心矛盾和冲突达到了空前剧烈的程度。最后，他从养父母嘴里知道了自己出生的秘密——他不是印度人，而是爱尔兰人。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起初他感到周围一片空虚，茫然不知所措；随后便觉得身心获得自由，精神无限振奋，他激动地高声说：“今天我自由了！我用不着害怕被玷污或失掉种姓了——现在我用不着每走一步都盯着地面来保持洁净了……现在我真的有权为她服务了，因为真正的劳动场所已经在我面前展开——这不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这是为3亿印度儿女谋福利的真实的场所！”到了这时，戈拉终于彻底地克服了思想偏见，成长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爱国者。
《戈拉》是泰戈尔所写的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个人之间和家族亲友之间的复杂关系，着重表现当时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它广泛、真实地展示了孟加拉社会生活的画面，深入、细致地探索了印度民族命运的课题。它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鲜明的、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不少次要人物形象也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从他们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时代的风貌。由于这些因素，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史诗一般的性质，给人以宏伟壮观的感觉。
《戈拉》在艺术表现上也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它的论辩性。这部小说主要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和论辩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表现人物性格的特点。无论是在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情人之间和朋友之间，还是在不同教派、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都要进行论辩，并且这些论辩往往涉及祖国、民族、政治、社会、宗教、种姓等当时印度人所密切关注的课题。这是因为小说的主题和题材具有社会性和争议性，小说的主要人物又是知识分子，他们处于开始觉醒阶段，需要探讨许多认识问题，实际行动常常跟不上去。这种论辩性对于加强小说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若就艺术表现的生动性和多样性而言却带来了某些不良的影响。
其次是它的抒情性。泰戈尔是个抒情诗人，他的小说也经常带有浓郁的抒情味道。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无论是在描绘景物、布置环境时，还是在叙述事件、刻画人物时都怀着满腔的热情，读者仿佛能够从中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在剧烈地跳动。尤其是在戈拉由于知道自己的出生秘密而抛掉自己的思想偏见后所发表的大段抒情独白，更把小说的抒情推上了高潮，颇有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
吉檀迦利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全部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也是给泰戈尔带来崇高世界声誉的一部作品，同时也最能体现泰戈尔诗歌独创性的一部诗集。这部诗集1910年用孟加拉文出版，共有157首。
1912年，诗人在准备第3次出访欧洲的前一天突然病倒。在百无聊赖的航途中，诗人拿出《吉檀迦利》来，一首首地翻译成英文。到达英国后，诗人继续翻译。但此时的翻译，他已不限于原来的孟加拉版本，而是将以前的诗歌创作的精华，进行了新的组合，再以《吉檀迦利》为诗集名向世界推介。
英文本的《吉檀迦利》的诗集共收诗103首，主要来自《祭品集》、《怀念集》、《儿童集》、《献祭集》、《渡口集》和《献歌集》及部分新作，其中所收《献歌集》的诗最多。孟加拉本的《吉檀迦利》是有韵的格律诗，译成英文时，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使诗的韵律更富于变化和优美。由于所蕴含的丰富的哲理和独特的抒情艺术风味，英文本《吉檀迦利》在欧洲一问世便引起轰动，诗人亦因此成为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吉檀迦利》就是这103首诗的英文本，我国的著名文学家谢冰心在早年时曾把它译成中文，影响颇大。
《吉檀迦利》的篇幅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充分体现了泰戈尔的思想。首先是爱国爱民的思想。泰戈尔的一生都是在殖民统治中度过的，对处于被奴役的祖国和人民充满着深挚的感情。他一生都在追求着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因此，渴望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渴望印度人民的幸福生活也就成了这部诗集的一大主题了。如第35首，诗人就非常诚挚地对祖国进行了一番理想的描绘：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最后，诗人深情而热烈地呼唤：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这是诗人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全印度人民的理想，没有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篇来的。其次，泛神论和泛爱论的结合。诗人自小受印度教的影响，成人后还担任过“梵社”的秘书，因此印度宗教里的那种“梵我如一”的观念也就在诗集中有所体现。
《吉檀迦利》系孟加拉译音，原意是“献歌”，诗人自己说是要“献给那给他肉体、光明和诗才之神的”。但在诗集里，不难发觉，诗人笔下的“神”不是专一的，而是十分神秘不定的，神的意象可谓千变万化。万事万物，有生命也好，无生命也好，都可以成为诗人歌颂的“神”，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对由“梵我如一”的宗教观演化发展而成的“泛神论”的观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诗集里人称的不时变化上看出来，一会儿“你”，一会儿“他”。“你”也好，“他”也好，都是诗人心中的“神”。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诗集中的“神”并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冷若冰霜的，他们不是在虚无缥缈的天堂仙境，也不是在庄严肃穆的金殿，他们是和蔼可亲的，是平易近人的，他们与劳动者在一起，与贫苦人在一起。可以说，神无所不在，他们在关注着民间的疾苦，在与人们共同体验着生活的艰辛。这在诗集的第10首和第11首里表现得最为鲜明了。我们还可以看出，诗人在诗里还表达了对爱的渴求。诗人的“爱”是一种泛爱，表现为对一切人的爱，尤其对处于被压迫被统治地位的印度人民的同情和对民族压迫的反抗。诗人渴望用爱来解除人间的痛苦，用爱来消解心中的烦闷与寂寞。诗集中的第17、18、27、67、70首诗就是诗人对爱的呼唤的诗篇。最后，就是弥漫于这部诗集中的淡淡的忧伤和迷茫的情绪。
因为诗人对理想的追求与现实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国家、民族的前途时刻存在诗人心中，但现实又让诗人看不清前面的路，那种担心自然而然也就流露于诗中了。如在第23首写道：
在这暴风雨的夜晚你的爱的旅行还在进行吗，我的朋友？天空像失望者在哀号。我今夜无眠。我不断的开门向黑暗中瞭望，我的朋友！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不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但也是复杂和矛盾的。
在艺术上，《吉檀迦利》也取得很高的成就。首先，是浓郁的抒情气氛和深刻的哲理意味的互相结合。泰戈尔是位抒情大师，他的几乎所有诗集都有浓浓的抒情成分，即使是叙事诗也不例外。这种抒情的特色在《吉檀迦利》中更是用得炉火纯青。同时，泰戈尔又是一位哲人，但他没有出版过哲学专著。他总是把那富有哲理意味的思想融化到他的诗作里面去，用诗的激情去蕴含哲理的意味。所以，在《吉檀迦利》中，处处充满人生哲理的深思，又时时流露出丰富而真挚情感的抒发。在蕴含哲理的抒情气氛中，抒发诗人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和渴望。诗集第12首就是这样：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旅客要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过，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这句问话和呼唤‘呵，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股的泪泉里，和你保证的回答‘我在这里！’的洪流，一同泛滥了全世界。
再如第70首也是这样：
这欢欣的音律不能使你欢欣吗？不能使你回旋激荡，消失碎裂在这可怖的快乐旋转之中吗？万物急剧地前奔，它们不停留也不回顾，任何力量都不能挽住它们，它们急剧地前奔。季候应和着这急速不宁的音乐，跳舞着来了又去——颜色、声音、香味在这充溢的快乐里，汇注成奔流无尽的瀑泉，时时刻刻地在散溅、退落而死亡。
读者在诵吟这样的诗篇时，既受到对人生真谛深邃沉思的启发，又感受到深情诗意的强烈感染。
其次是散文诗的优美而富于变化的韵律。《吉檀迦利》的英译本是由有韵的格律诗译成散文诗的形式的，这是诗人的一次新的艺术创造。诗人时而采用诗歌中常见的重章叠句的结构形式，时而采用音节相同的原则，使这些诗篇情感深沉，语言简洁隽永，诗句回环往复。而散文诗又不像格律诗受诗体的严格限制，其韵律可以随诗意和情感的发展起伏而千变万化，给人以韵律无穷的感受。
其三是质朴自然而超逸的美学风味。印度人民生活是泰戈尔创作的源泉，印度人民朴素的日常生活和印度秀丽的风光在诗人笔端诗意盎然地表现出来，显现出诗集所特有的质朴自然的美感。由于泛神论思想的存在，诗人又总是把自己推到自然与神的面前，寻求同自然与神的对话、交感，展现神人同一的理想。诗集中还大量使用象征、比喻手法，使自然与抽象事物形象化、性灵化，因而整部诗集呈现出一种既质朴自然而又超逸朦胧的美的境界。
帕德玛河上的船夫
《帕德玛河上的船夫》是印度著名作家马尼克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36年。
库威尔是帕德玛河上的船夫，尽管生着病，还是上船捕鱼去了。正是捕鱼的大好季节，库威尔所得的报酬可以使一家勉强度日。天下着雨，库威尔的房漏了。跛腿的妻子又生了一个男孩，她的产房也是满地泥泞，连挡雨隔潮的干稻草都没有。
原住本村的雷苏回来了。雷苏一家由于生活困难，被荷散骗到摩伊纳岛。在那里，贫病交加，一家人除雷苏外全都相继死去。雷苏这次是偷跑回来的。荷散见了他，不仅不觉得问心有愧，反而装出一副笑脸，说话平和中听，甚至还要主动补给雷苏一些钱。荷散在帕德玛河上来来往往，买了地，盖了房，谁也摸不透他发财的奥秘。库威尔对他既佩服又害怕。
这年雨水特别大。库威尔的岳父所住的村庄水灾更严重。由于妻子的哭闹，库威尔只得前去探望，岳父一家幸好安然无恙。他把小姨子卡皮拉和几个孩于接了来。卡皮拉活泼、开朗，但她丈夫另有新欢，将她遗弃。
一天黄昏，突然刮起一阵台风，大树被吹断，茅屋被卷走。男人们都下河去了，老人、妇女和孩子吓得通夜哭喊。有一户渔民，3口人在家，树倒屋坍塌压死了两口。库威尔回到家，见家里两间茅屋倒了一间，女儿戈比的腿也被砸伤。荷散立下借据，帮村民们搞来稻草和竹子，重新建屋。戈比被送进医院，卡皮拉全心全意照顾库威尔一家，但因她的丈夫新妻病丧，又来接她，只得回去。
库威尔被船主辞退。女儿戈比从医院接回，腿伤仍未痊愈，再也别想给她找个有钱的主了。雷苏想娶戈比，但他心情矛盾，怕她的腿真的好不了是个累赘，但如伤势全好，人家又不会嫁他这个穷光蛋。
荷散来找库威尔，要他去给自己开船。库威尔等4人在一条船上，荷散把钱交给库威尔掌管，这就等于指定他当船长。戈比的腿又出了问题，但她父亲无暇照顾，雷苏把她送进医院。
库威尔为荷散运货到摩伊纳岛，这是荷散经营开发的一个岛屿，是他的一个独立王国，一切都听从他的裁决。库威尔发现荷散不只是装运货物，更重要的是偷运鸦片。他知道后大为吃惊，心想把自己的命运与荷散连在一起，终有一天要被抓起来坐牢，但从眼前利益来看，他不必再象过去那样累死累活，而得的报酬却日渐增多。
戈比的腿已经痊愈。本来库威尔夫妇已答应雷苏以30卢比为聘礼、40卢比做嫁妆把女儿嫁给他；但荷散却为戈比找了一个小伙子，给100卢比的聘礼和60卢比的嫁妆。虽然雷苏同意也可以出同样的数目，但荷散做主，库威尔也只好依从。他们成亲以后将被派到摩伊纳岛上去。
在戈比举行婚礼那天，卡皮拉也来帮忙，在库威尔家里住下了。库威尔出去替荷散办事，第2天夜里回家时，在村外，遇见来找他的卡皮拉。她哭着告诉他：家里遭了大祸。警察来抄了家，从屋角搜出一个盛钱的铁罐，而这恰好是很久以前雷苏的伯父失窃的。过去人们都怀疑是雷苏偷的，只是没有拿到证据，不了了之，现在却在库威尔家里找到了赃物，当局肯定要对库威尔严加处理。卡皮拉说，村里的更夫守在门口，他一回去，立刻就会被抓走。听到这些，库威尔马上想到这是雷苏栽赃陷害。因为戈比没有和他结婚，他扬言要进行报复。库威尔有口难辩，不能回家，只好到码头上去找荷散想办法。荷散让库威尔去摩伊纳岛，家里的事由他处理。卡皮拉一听说去这个岛，就吓得面无人色。她说：那还不如坐牢。而库威尔却说：
坐一次牢，将来还要坐牢，永远也不会脱身。
所以，他还是决定去摩伊纳岛。卡皮拉也跟他一起坐上了即将开出的木船。
斯里甘特
《斯里甘符》是印度作家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的一部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写于1917~1933年，共分为4卷，是作者花费十几年的心血陆续写成的。
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是印度近代文坛上以孟加拉语写作的著名作家，他的声誉仅仅次于泰戈尔，在孟加拉文学史上以及整个印度文学史上都占着突出的地位。小说以主人公斯里甘特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为主线，展现了20世纪初印度社会的广阔画面，暴露嘲讽了贵族、绅士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批判了封建旧习俗、种姓制度以及宗教意识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反映了殖民统治下广大印度人民的悲苦命运，并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被认为是印度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之一。斯里甘特在少年时代就对被压迫者富有同情心，嫉恶如仇。长大以后，他在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怀着批判和反对的态度。他爱上了少年时期的同学拉佳拉克什弥，无限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并敢于冲破封建礼法的约束，与拉佳拉克什弥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最后他却没有勇气同封建伦理观念彻底决裂从而也就没有真正获得自由。这充分暴露了他性格软弱的一面。拉佳拉克什弥虽为被人轻视的“沦落”歌妓，但她的心地是纯洁善良的。她十分忠于对斯里甘特的爱情，对他百般关心和照顾，但由于深刻的思想矛盾，结果，不得不忍着内心的苦痛出家为尼。
从小说主人公斯里甘特以及其他人物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出作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也可以看出他的局限性。作者的人生理想和真实的美学观，对种姓制度的谴责和批判，对被压迫妇女的深切同情以及某些封建意识，都在主人公的言行中得到生动的反映。
这部小说尽管在后几部存在着结构松散等缺点，但它却以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幽默讽刺的语言、细腻的心理刻画深深打动了读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戈丹
《戈丹》也译作《献牛》，或意译为《牺牲》，是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最杰出的长篇小说，写于他一生的最后两年，凝聚了他晚年对印度尖锐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标志着他思想与艺术的高峰。
普列姆·昌德，生于1880年，卒于1936年，是印度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印度现代进步文学作出卓越的贡献。
《戈丹》以30年代农村生活为背景，通过主要人物何利一家的生活变化，描绘了印度农民的极端贫困和不幸遭遇，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印度农村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猛烈地抨击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制度以及地主、资本家、高利贷者的罪恶，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农民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
小说描写贫苦农民何利一家悲惨的生活与经历。何利勤劳终年，仍在饥寒线上挣扎。他一生“最崇高的愿望”、“最美丽的梦想”就是积攒一点钱，买一条母牛。但是这一小小的心愿，对他却是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奢望；不管他怎样拼命奋斗，最终只是一个泡影；他为之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乃至自己的性命。小说以何利3次买牛的经历作为贯穿线索，展示了他的悲剧命运。
第一次他向邻村牧人薄拉赊买了一头母牛，却被弟弟希拉毒死。为了使希拉不受警察敲诈，何利被迫借下了高利贷去贿赂。儿子戈巴尔与一寡妇恋爱，何利将她收留在家，这触怒了村里的“长老会”，被罚以重金。何利无奈，将全年收成上交，还把破房子也抵押了出去。尽管如此，他并未放弃买牛的梦想。
第二次，他想卖掉刚成熟的甘蔗去买牛。但高利贷者早与糖厂老板勾结，把钱扣除了，他不仅未收到一文，家里的一对耕牛又被拉去抵了债。高利贷的盘剥使他负债累累，永无还清之日，他沦为了雇工，生活更加艰难。为了交清欠租，保住仅有的几亩地，他把女儿卖给一个老头做妻子。他拼命干活，拼命积攒，仍存着买牛的幻想。他终于累死在田里了，用血汗换来的20安那，却被祭司搜刮去作了行“戈丹”仪式的代价。
《戈丹》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用现实主义方法塑造了一些十分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
主人公何利是一个贫苦农民的艺术典型。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世世代代经受着贫穷苦难，何利也和他的父辈一样，吃苦耐劳，勤劳朴实，忠厚善良。他胸怀宽厚和极富同情心，是一个具有深厚的传统宗法制道德观念的农民。弟弟希拉毒死了他的牛，他不仅不怨恨，反而借下高利贷，为自己一生种下悲剧的祸根。希拉逃走后，他又尽力帮助弟媳插秧，不使农田荒芜。他不忍心看见别人遭受苦难，儿子的情人、寡妇裘妮娅在走投无路时，他毅然把她收留在家，导致长老会的重责，并且为此而弄得倾家荡产。他渴望买牛，但一听说薄拉是因为没草才卖牛时，他不仅把牛还给薄拉，还送给他草：
别家的房子着火了，要他站在旁边伸着两手烤火，这样的事他是学也没有学过的。
何利是一个未曾觉醒的落后的农民。他也有他的生活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毕生为之奋斗，屡经挫折，虽九死而不后悔，临终前的呓语中，他还念念不忘梦寐以求的母牛，其韧性的斗争精神，令人感佩。但长期的苦难与遭受欺凌、压榨的地位，养成了他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他“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对什么事情也能够容忍”。他认为“住在水里跟鳄鱼作对，那是呆子”。他无条件地服从强权，认为统治者的权势是上天安排的，因之在强权面前战战兢兢，十分畏惧。正是这种软弱性，使他的命运更加悲惨，母牛被毒死后，他怕打宫司，甘愿吃苦而不声张，巡官传讯他，“他战战兢兢仿佛要被绞死似的”；巡官故意下令搜查希拉家，他恐慌万状，甘心借债贿赂以躲过这场横祸。长老会借戈巴尔的恋爱敲诈他时，他忍气吞声地竟然把全年收成的粮食一袋袋地搬去了，“仿佛是在用自己的手掘自己的坟墓一样”。统治者、官吏等也正是利用他的软弱性，吸干了他的最后一滴血。作家对何利十分同情，但他同时也深刻分析了何利的弱点，以及产生这种弱点的社会根源。正是由于统治者残暴的政治压榨与经济剥削，迫使农民日益贫困、破产。统治者又利用宗教、迷信等从思想上麻醉、毒化被压迫的人民，以造成听天由命的顺民。通过何利的悲剧，作家沉痛地控诉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其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何利的形象十分丰满，有血有肉。他诚实厚道，却也有小小的狡猾，有时耍弄一下小花招。为了达到买牛的目的，他随口撒谎说妻子怎样夸奖薄拉，又答应为他说亲以讨好对方。他也有世故的一面，处世哲学是：
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
所以，他常讨好老爷，在地主家晚会上得到一个扮丑角的机会而得意洋洋。总之，普列姆·昌德从各个侧面描绘了一个丰满真实、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十分光彩照人。
小说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何利的妻子丹妮亚这个与他完全相反的艺术形象。她也善良，但不温厚；她也勤劳朴实，但无丝毫怯懦畏缩。生活的磨难并未消磨掉她的斗志，相反的，她的眼光犀利，刚强自信。她敢于当面斥责巡官，也决不惧怕长老会的权势。“他们哪是长老，他们是魔鬼，地道的魔鬼”，痛快淋漓地显示了丹妮亚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这是作家笔下塑造得成功的又一人物。
小说中还塑造了一批反面人物的形象：地主莱易、高利贷者古里·辛、祭司达丁等，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吸血鬼的丑恶嘴脸。作家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贪婪、狠毒、冷酷、伪善；他们的万贯家财和飞黄腾达正是建筑在像何利这样成千上万被逼破产的农民尸骨之上的。通过他们，作家鞭笞了整个统治阶级和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戈丹》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小说以农村生活为主线，同时通过另一条线索，把勒克瑙城的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的生活与之联系起来。这就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暴露了地主、高利贷者与帝国主义、银行家、工厂主相互勾结共同压榨劳动人民的罪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示农民的命运，从而反映了印度殖民制度的本质特征。这不能不说是普列姆昌德现实主义精神的伟大胜利。
秘密组织——道路社
《秘密组织——道路社》是印度作家萨拉特唯一的一部直接以反殖民主义为主题的小说。
它作于20世纪20年代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掀起的新高潮中。当时在爱国者内部对以什么方式和途径解决印度的民族独立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部小说就是通过对不同人物、不同性格和不同社会态度的描绘，来探索反殖民主义的“道路”。
在小说中，作者着重塑造了斯瓦萨吉、阿布尔沃和帕拉蒂3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参加了秘密组织“道路社”，但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方向各异。
医生斯瓦萨吉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是爱国青年的优秀代表。他知识渊博，胸怀坦荡，对人富同情心，具有刚毅、果敢的个性和自我牺牲精神。斯瓦萨吉十分憎恶殖民主义者，把争取印度的民族独立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目标；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对付殖民主义者，反对调和的道路。但他也有着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存在的弱点，只靠个人奋斗和献身精神，不相信群众。正因为如此，结果使他们所组织的“道路社”陷于瓦解的边缘。不过，他这种以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个人“复仇”式的反抗斗争精神在当时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阿布尔沃和帕拉蒂是两个虽有爱国心却缺乏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阿布尔沃热爱自己的祖国，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具有一种朦胧的民族主义意识。他参加了秘密组织，并曾有所行动。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以及摆脱不了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束缚，在被捕以后就向敌人泄露了组织的机密。后来他虽有所醒悟，与女友一起去农村开办学校，以便改善农民的生活处境，但始终没有一个更高的奋斗目标，因而直到最后也未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帕拉蒂是一个女青年知识分子。她热爱印度、热爱孟加拉，同情印度人民的苦难，希望改变工人的生活境况。但由于她是在英国教会学校受的教育，多方面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所以她往往幻想在英国统治的范围内过自由、平等、安宁的生活。她的思想认识十分模糊，参加“道路社”带有很大盲目性。帕拉蒂的思想表现在当时受殖民教育的印度青年中带有普遍性；他们虽有爱国之心，但由于对殖民主义者缺乏认识，因而不可能找到前进的“道路”。
小说中通过这几个人物形象的展示，反映了当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表现的种种思想面貌。他们对反殖民主义“道路”的探索，虽然没有得出很明确的结论，但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叛国者
《叛国者》是印度著名作家亚什巴尔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43年。
小说主要写20世纪30年代，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青年康纳与同学希沃纳特常常站在路边观看群众游行。一次，他们看到警察镇压游行，群众伤的伤，死的死。他们觉得游行无济于事，便决定到德里市郊试制炸弹。制成一颗后，希沃纳特把它放在锅里骑车带回，但进城时仍被查出，希沃纳特被关入监狱。康纳得知事情败露，逃到外地。希沃纳特出狱后，知道康纳已经结婚，在拉合尔医学院学医。
伯德利出身于钢铁资本家家庭，妻子已死，很多人给他提亲，他都没答应。他为搞民族运动坐过牢，是国大党的头目之一，穿着朴素，笑容可掬，整个德里无人不知。希沃纳特获释后，伯德利立即找上门来，约他合作，但时间不长，两人就为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一事产生分歧。
康纳离开医学院后在西北边境当军医。一天，他的妻子拉吉接到西北军营发来电报，说“军营医院遭野蛮人夜袭，中尉医生康纳被打死”。拉吉悲痛欲绝，吞服鸦片，几乎身死，被伯德利救活。此后，伯德利几乎每天来探望和安慰她。
德里发生罢工，拉吉仍然深居简出。拉吉的姐姐金达和姐夫拉贾拉姆想把她带到外地去散散心，拉吉勉强答应。在希沃纳特等人领导下，罢工持续时间很长。而伯德利认为工人与资本家要合作，希望双方和解，但双方坚决不妥协，于是他开始绝食。拉吉在外地看到这一消息，心神不安。她想：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守在我身边，现在他已绝食数日，我怎能游山玩水？她返回德里，竭力说服几方达成协议。罢工最后失败。伯德利和厂主代表组成一个服务所，伯德利亲自搬去住下，实施一些改善工人福利的措施。拉吉的婆家对拉吉出头露面非常反感。她在家里住不下去，只好在服务所旁边另盖一间房屋，搬去住下。民族运动更加高涨。她与伯德利正式结婚。不久，伯德利因为宣布反战被抓进监狱。
康纳并没被打死，而是被人劫往阿富汗。他与劫持者达成协议，让他从家里要来4000卢比，就把他放回，但信发出后一直没有消息。后来人家把他卖到一个城镇的皮货商店当伙计。老板的儿子纳西尔与他交好，并谈到苏联的情况，说那里没有人再挨饿，谁也不再奴役谁。后来，他俩偷越国境，到达苏联的乌兹别克，被苏联警察抓住。经审问，苏联当局确认他俩是印度革命者，把康纳安排在疗养院当医生，纳西尔到工厂当工人。在疗养院里，康纳与女护士古勒霞互有好感，但康纳念念不忘拉吉，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不久，他和纳西尔到莫斯科，两人加入了共产党。
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后，他们乘轮船持假护照返回祖国。先到孟买。康纳化名沃尔马，动员群众支援反法西斯战争。后来，康纳又到坎普尔，开设了一家药店，以此作掩护做工会工作。希沃纳特在这里做国大党工作，他的小妹叶摩娜在女校教书。康纳从她口中得知，他的妻子拉吉接到他在西北边境阵亡的消息后已与伯德利结婚。康纳感到个人的梦幻破灭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他也不准备去德里破坏拉吉的家庭幸福。由叶摩娜介绍，康纳与拉吉的姐姐金达会面。金达为康纳与拉吉的事伤心难过，但康纳却若无其事，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康纳经常到金达家去，相互之间产生了感情，以致引起金达丈夫拉贾拉姆的怀疑。金达跳楼自杀，康纳赶来把她救活。
康纳和希沃纳特之间意见分歧很大。以康纳为首的共产党认为德国法西斯在侵略社会主义苏联，日本法西斯已侵占中国、缅甸，印度也面临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因而首先要与全世界被侵略的民族一起打败德、意、日，而后再推翻英国统治，才能获得真正独立；而以希沃纳特为代表的国大党则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反英，不反英就是叛国者，就是把自己出卖给了英国人。双方争论不休，都认为自己是爱国者。由于共产党被说成是“叛国者”，群众工作很难开展。
一天，国大党决定在换班时破坏机器，焚毁工厂；而康纳等人挺身而出，带领一部分工人前来劝阻。这样，双方发生冲突，康纳被打成重伤，同志们把他送回药房。希沃纳特通过金达向康纳下最后通牒，让他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本市，否则他们要向警察局告发康纳是间谍。金达将康纳护送到拉吉家里，但拉吉置之不理。金达只好求人用担架将康纳抬走；拉贾拉姆回家发现妻子不在，又听说她去转移康纳，立即骑马向拉吉家追去，半路上双方相遇，拉贾拉姆责骂并痛打金达，致使她昏迷过去。他又让苦力把康纳从担架上扔下，丢在沙堆上，而把金达放上担架抬走，他自己骑马随后。
康纳躺在荒野奄奄一息，他仍然想着工作，并喃喃说道：“我不是叛国者……”
月圆之夜
《月圆之夜》是印度当代乌尔都语著名作家克里山·钱达尔的作品，写于30年代末。
描写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对他早已失去的美好青春和甜蜜爱情的回忆：在月圆之夜里，他和像仙人一样的姑娘在恬静的芜拉尔湖上，曾经度过欢乐的时光。45年之后，在原来的地方。两人又相遇了。她说：“我足足等了6个年头。为什么你没有如期回来呢？”老人说：“我回来过”，“但我看见一个小伙子和你在一起，于是就走了。”她听了，先是“显出迷惑的样子”。接着，她的脸开朗了，她大声笑出来，笑了好长一阵，差点没笑得跌倒。她说：“那人是我的亲兄弟啊，你这个小傻瓜，你当时为什么不进来弄清楚啊。”老人在45年之后，才明白这是一场误会。可是，两人已经都是儿孙满堂了。这时，作家描写：他们快乐地相望着，“一轮圆月又在她的聪明的老眼里亮起来了。那月亮对我说道：‘人是会死的，可是生命却永存不泯。今年，我们的春天死去。但明年，一个新的春天又将诞生。男女之间的小小无猜的爱情会有尽时，但伟大的生命的爱却永生不泯……今年的春天，你们尝到了生命与爱情的欢乐，明年春天，也许你们就不在这儿了，但春天还会来的，爱情、生命、青春、热情、美丽、温柔、天真……也是如此。’”
在《月圆之夜》里，作者赞颂了永存不泯的美好的爱情和欢乐。
作家早期的创作，描写了克什米尔的风土人情，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和理想主义的抒情。
素芭
《素芭》是印度作家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写在印度独立之前。
一个长有一双黑黑的大眼睛、长长睫毛的温柔美丽的沉默忧伤的哑女素芭的悲惨命运。小说虽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也没有众多的人物，看似平淡中却蕴藏了丰富的社会内容，让人读后回味无穷。小说中没详细写素芭婚后生活情景，在结尾只画龙点睛地写道：“这一次，她丈夫眼耳并用又相了亲，娶来了一个会说话的姑娘。”
简短、突兀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通过真实可信、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展示了哑女素芭的内心苦闷与孤独，控诉了封建等级制度对妇女的摧残和迫害。她们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也无论哑与不哑都同样没有说话的权利，她们都处在被宰割的地位，只有不停地默默地流泪。哑女的命运是当时许多妇女命运的缩影。
小说情调朴实动人，语言简洁明快。
舞台
《舞台》是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的名著之一，写于1930年。
它所表现的故事发生在20年代的贝拿勒斯近郊，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苏尔达斯，手中有祖传的几十亩荒地。依靠英国殖民政府而发迹的资本家约翰·西瓦克想高价收买这些荒地，准备在那里开办烟厂。但苏尔达斯宁愿无偿地让村民们自由放牧，也不愿出卖。约翰·西瓦克便通过土邦王公贡鄂尔的女婿、市政委员会主席莫罕德拉·古玛尔王公的权势强行征购。苏尔达斯不畏强暴，坚持用歌声诉说自己的冤屈和愤懑，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于是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抗议运动被英国殖民政府镇压了，苏尔达斯惨遭杀害，荒地上办起了烟厂；但群众的不满仍然存在，他们为了纪念苏尔达斯，为他立了一座塑像。迫害苏尔达斯的古玛尔王公，在被迫辞去市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之后，为发泄私愤，竟在夜间偷偷地去捣毁苏尔达斯的塑像，反被倒下的塑像砸死。
作品通过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再现了20年代印度社会的生活图景，揭示了英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印度农村那种自给自足经济的崩溃和农民破产的历史。印度著名评论家古普塔在《论普列姆·昌德》一书中，在阐述小说的这一深刻意义时写道：
普列姆·昌德对工业经济在印度的迅速增长忧心忡忡，他认为，工业网在印度日益扩大的结果无疑是农民丧失自己的土地，普通劳动者受到残酷的剥削，社会生活和文化畸形发展，捣乱分子滋生猖獗。
普列姆·昌德的小说大都用印地语写成。他是印地语的“第一位符合现代意义的小说家”。他使由泰戈尔等伟大作家所开创的现代小说的形式得以不断完善。他以干净利落的艺术笔调和鲜明的感情色彩，真实而熟练地描绘了印度社会，特别是农村的生活面貌。他笔下的故事富有戏剧色彩，曲折而流畅。他善于刻画人物，特别善于描绘农民的心理活动。他的小说中的许多农民典型，几乎都是栩栩如生、真实可信的。
不可接触的贱民
《不可接触的贱民》是印度用英语写作的现代作家穆吉克·拉吉·安纳德的长篇小说，1935年出版。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打扫夫巴克哈一天的遭遇。小说的主人公巴克哈是个世代相传的鞋匠和打扫夫。他年仅18岁，健壮、勤劳而善良。只因出身低贱，便受人们的唾弃、污辱。他已无力抗争，因为他从小就长在一种犯罪感的笼罩下，他从来没在人前抬起过头，更没有举起手反抗过任何人，总是卑躬屈膝，以卑贱的笑容，迎接别人的无端打骂。每日过着屈辱的生活，时间长了便养成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恐惧麻木的奴性性格。
作者在小说中，以流畅、抒情的文笔，描写了巴克哈的思想与感情、遭受的屈辱待遇和可悲的奴性性格。从而引起读者对野蛮、残酷的印度种姓制度的痛恨和唾弃，并唤起人们对于弱者的同情。
骑虎的人
《骑虎的人》是印度著名作家巴达杏里雅生的长篇小说，写于1954年。
在恰尔纳镇有个铁匠名叫格罗，他的妻子一生下女儿月痕就死去了。格罗从此没有再娶，把对妻子的爱全部倾注在女儿身上。他决心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把女儿培养成材。他求得教会学校女校长的同意，让月痕进入教会学校读书。因为格罗属于低级种姓，所以月痕在同学中备受歧视和欺侮。然而，孤独也有好处，月痕养成了埋头读书的习惯，学习成绩一贯名列前茅。16岁，临毕业那年，月痕居然获得了全孟加拉学生作文比赛第一名，被授予一枚银质奖章。
就在月痕获得银质奖章后3、4个月，迎来了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镇上的饥民川流不息地涌向加尔各答，格罗家里不再有顾客上门，失去了生活来源。格罗看到心爱的女儿日益消瘦，也狠下一条心：将女儿托给守寡的姑妈照看，自己上加尔各答去谋生，争取在2、3个月里挣满100卢比，再回来接女儿去加尔各答定居。
格罗没钱买车票，只能扒火车。他随身带的干粮袋在扒火车时被路警的警棍打破，干粮被饥民抢光。火车飞驰着，他忍住饥饿，站在踏脚板上，双手紧拽把手牢牢不放。一位不相识的扒车同伴实在支持不住，掉在了车轮下。格罗噙着热泪喃喃自语：“兄弟，你支持不住了吗？你获得了解脱。可我还必须坚持下去，因为我还有一个女儿，我没有别的路可走。”火车依旧飞驰着，格罗偶然发现靠车窗的一张茶几上放着一堆香蕉，他的饥饿仿佛顿时增加了一百倍，他觉得自己在踏脚板上再也站不住了。火车到达一个小站，格罗趁那个乘客下车去报亭买报的机会，上车厢里一把抓了3个香蕉。可是，路警早在一旁盯上了他，当场将他逮捕。为了这3个香蕉，法院判他服3个月苦役。
在狱中，格罗的代号是P-14，他结识了一个代号B-10的青年难友。这青年是以煽动饥民抢粮的罪名被判服1年苦役。他对格罗说：“我们是人间的渣滓。老板们因为害怕我们而鄙视我们。他们朝我们的要害胃部打来，我们必须给予回击。”
格罗刑满释放后，来到加尔各答，除了临时帮助收尸车抬抬尸体，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没有办法，他只得含垢忍辱给一家妓院拉皮条。一天，他听见妓院一间房里有个女子拒绝接客的叫声很象是他女儿的声音。等这间房里的嫖客怒气冲冲地出走后。他赶紧进屋去看，果真是月痕！月痕是被这家妓院的鸨母骗来的：鸨母冒充医院护士，到恰尔纳镇找到月痕，谎称格罗在城里被汽车撞伤了，于是月痕就跟着她来看望爸爸，中了奸计。格罗是多么的伤心啊！自己这个心肝宝贝本来就要从教会学校毕业了，校长一再肯定她能考取进学院的奖学金。而如今呢，饥饿已逼迫她把自己心爱的银质奖章卖掉，罪恶的黑手又将她骗入火坑。格罗想起了难友B-10的话：“他们朝我们的要害胃部打来，我们必须给予回击。”他决定伪造宗教奇迹，骗取富人的钱财。
格罗事先在一棵榕树下埋好一尊湿婆石像，石像底下又埋上一堆绿豆。清晨，格罗在树下举行仪式，口中念念有词，月痕则向围观的人们宣布：她父亲梦见了湿婆大神，大神吩咐她父亲在这棵老榕树下浇水，让他显身。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人人翘望着奇迹出现。格罗一把一把地泼水，从早上一直泼到黄昏，湿婆像终于破土而出了。人们竞相前来顶礼膜拜，纷纷捐赠钱财。不久，一座湿婆庙建起来了，格罗成了庙主，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婆罗门种姓的名字。他俨然成了湿婆大神的代理人，朝拜者络绎不绝，达官贵人、工商巨头都来向他表示敬意。格罗兴奋地对月痕说：“我们非但不会再挨饿了，而且正在报复他们。”可是月痕说：“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使我的心头感到沉重的压抑。”
B-10出狱时，格罗带着月痕去接他，希望他与自己共同主持庙务。可是B-10不同意。他要投身于人民群众的斗争运动。月痕爱上了B-10，跟随B-10一起去参加惊心动魄的群众集会。他俩的感情越来越深，一天，当B-10抱住月痕表白爱情时，月痕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妓院里的遭遇，恐惧地叫喊起来，粗暴地推开B-10，扭头就跑回家了。等月痕的脑子清醒过来后，B-10已不知去向。月痕天天盼望B-10回来。一天，B-10所住旅馆的经理交来一封寄给B-10的家信，信封上写着的收信人名字是比格什·摩凯尔吉。格罗这才知道了B-10的真名，而且是婆罗门种姓的名字。原来B-10是一个自愿抛弃婆罗门种姓、决心与劳苦群众共命运的青年。
月痕从街上领回一个低级种姓的孤儿，将他当作亲弟弟抚养；格罗也很爱护这个孤儿。庙产托管人摩迪钱德早就觊觎月痕。他是个股票经纪人，已先后娶了4个妻子。他抓住格罗父女收养低级种姓孤儿的把柄，要强娶月痕，否则就要把这种玷污婆罗门种姓的行为公布于众。月痕为了保护父亲和这孤儿，同意嫁给这个恶棍。格罗痛心疾首：难道自己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谋生吗？难道自己堕落到了这般地步吗？自从当上庙主以来，他一直处在骑虎难下的困境，但他心中明白：唯一的出路是杀死老虎。现在这个时机到了，他要一刀捅穿老虎的心脏。
在盛大的结婚典礼上，格罗面对前来庆贺的贵宾们，原原本本地讲述了自己伪造奇迹的经过，把这些达官贵人、工商巨头们气得歇斯底里大发作，诅咒辱骂，嚷成一团。而站在远处看热闹的普通群众为格罗叫好。正当贵宾中的法官、律师、政客们提出要对格罗采取行动时，B-10从普通群众的行列中挺身而出，前来保护格罗。普通群众齐声高呼：“胜利属于我们的兄弟！胜利属于我们的兄弟！”贵宾们都吓坏了。格罗知道自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拉着月痕的手，威武地走出庙门。
两叶一芽
《两叶一芽》是印度作家穆吉克·拉吉·安纳德的作品，写于30年代。
穆吉克·拉吉·安纳德生于1905年。印度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作家。他在30年代所发表的一些小说，对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两叶一芽》是一部以反殖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优秀小说，它通过对一个契约劳工的命运浮沉的描写，反映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尖锐地揭露了殖民主义统治的罪恶。
小说的主人公甘鼓，是一个破了产的农民，在工头布塔的诱骗下，他带着妻儿，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经过12昼夜的行程，来到英国人经营的茶叶种植园做工。甘鼓一到茶园的工棚时，一位过了20年奴隶生活的老工人纳延对他说：“唔，现在你横竖逃不掉了，你永远也回不去了。”果然如此。甘鼓来到茶园不久，灾难也接踵而至，在他患病尚未痊愈时，妻子反而染病身亡；又因为参加“暴动”而被罚款，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最后，在他的女儿被茶园经理强行奸污时，甘鼓也被枪杀而死。
小说通过这个悲惨的故事，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殖民主义。这座茶园，就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印度的一个缩影。殖民者使用血腥屠杀、残酷掠夺和无耻欺骗的手段，占有了这块茶园。殖民者把印度工人视为自己的财产，有生杀大权。茶园的副经理勒吉·韩特，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强盗，他强奸印度妇女，毒打和枪杀工人，反而被殖民政府视为英雄。作品也揭示了殖民者灵魂的空虚和卑污，指明印度民族的苦难根源，就是殖民主义的“血腥的制度”。
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甘鼓，是殖民地印度苦难农民的典型。他忠厚、诚实、和善而勤劳，在地主和高利贷的压榨下出卖了仅有的3亩地后，背井离乡，到茶园去谋生。他虽然不相信工头布塔所说的“人间天堂”，但在迷惘中也带着渺茫的希望，梦想得到土地。可是，殖民者的罪恶行径，却使他家破人亡。
作者在描写这个不幸者的人生旅程时，特别着眼于揭示他的灵魂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历史的沉积污垢，荒谬的封建习俗，特别是殖民者的残酷统治，使他形成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他破了产，不怨恨任何人；他明知工头在欺骗自己，却还故意装出相信工头诺言的样子，去忍受凌辱和不幸。他任从命运的拨弄，在幻想中过日子。“妻子死后，他带着印度教徒的那种万念俱灰的漠然态度；认为丧妻不过是过去造了孽的又一次报应罢了”。他还想在天堂和自己命运之间架起一个光辉灿烂的梯子来。因此，他保持缄默，力图去掉愤懑情绪，忍受屈辱，宽恕一切，以求活下去，修来世。可是，即使是这样与世无争的人，面对难以生活的困境，也不断产生疑问、不满和反抗。他的宿命论思想，也曾被一种闪烁着复仇的怒火所代替，成为“暴动”的带头人之一。
然而，他的这种反抗意识，仍然是模糊的、空幻的、自发的，也是脆弱的。他既摆脱不了千年积习的精神枷锁，又跳不出宗教的魔法圈子，心头仍然带着永远无法解开的疑问，终于在绝望中结束了他的人生航程。这是甘鼓的悲剧，也是30年代印度民族命运的悲剧。这告诉人们：印度社会的解放，还要走许多更为艰苦的路程。
起义者
《起义者》是黎萨尔的代表作，是他的另一部作品《不许犯我》的续篇，写于1887年。
何塞·黎萨尔，是菲律宾近代著名作家、诗人，也是民族运动活动家。
小说艺术地再现了19世纪末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探索了民族运动的方向，对菲律宾的解放运动有启蒙和推动作用。鲁迅先生曾在《随感录》和《杂忆》中提及这位“菲律宾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黎萨尔”。仿佛在他的作品中听到了“爱国者的声音”、“复仇和反抗”——这也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所在。
长篇小说的背景是19世纪下半叶的菲律宾。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自16世纪60年代起已统治菲律宾300多年。他们运用“火枪”和“天主教”两种“文明”手段对这块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政治统治和精神麻痹。在此情况下，菲律宾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正在展开。
小说所描写的事件主要发生在菲律宾的圣地亚哥镇。在这个小城镇活动的有西班牙天主教会各派势力的代表；有殖民主义军事力量的代表“将军”、“国民警卫队长”；有殖民主义行政势力的代表“总督”以及他们扶植的附庸“镇长”、“警卫队”等，同时，在这个城镇里生活着的还有不同阶级、阶层的菲律宾人：有欧行归来的爱国者、有不满现状的哲人“疯子”、有被迫害的“印第安人”、有进行个别反抗的民族运动志士、还有依附于西班牙殖民势力的走狗。圣地亚哥镇复杂的矛盾冲突正是时代矛盾的反映；动荡不安的圣地亚哥也正是处于危难中的菲律宾的一个缩影。
教会是圣地亚哥镇军政大权的重要支柱。小说在以“统治者”为标题的第11章中写道：“圣地亚哥镇的统治者究竟是谁？既不是镇长，也不是副镇长，而是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本堂神甫，即达马索神甫和他的继任者萨尔维神甫。前者凶悍粗鲁，后者温文尔雅，但却笑里藏刀，他们虽性格不一，但本质相同。”小说通过作品中人物之口指出，“在宗教和政治上，本堂神甫在镇里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有教会撑腰，有钱有势，政府也怕他三分……”“一个最低微的普通修士就抵得上一团兵……”这些本堂神甫在圣地亚哥镇打着天主的幌子，专事迫害群众，制造阴谋的活动。他们不仅一手造成了茜莎一家的惨剧，使她家破人亡，而且利用宗教忏悔活动窃取“秘密”，迫害民族运动进步力量。甚至插手居民个人婚姻，制造悲剧，巩固其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
西班牙殖民者还以法权和武力配合教会镇压菲律宾人民的反抗斗争。
小说描写圣地亚哥镇政府的会议厅根本不是为民谋福利的会议场所，而是法堂、用刑之地；镇政府管辖下的国民警卫队不是什么保安机构，而是殖民者血腥屠杀人民的工具。书中的警卫队长不仅利用职权任意干扰居民生活，迫使剧院停止演出，而且在教会制造的所谓群众“暴动”事件中以火枪对付无辜群众。小说描写“暴动”那天晚上8时，“从修道院那面一次又一次传来枪声和爆炸声，接着就是人群的呐喊和奔跑声”，不久，便“从镇公所里传来了喊叫、咒骂和打人的声音”，其中国民警卫队长的嗓门盖过一切：“把脚枷起来！把手铐起来！谁敢动一动，就开枪打死他！”就这样，许多菲律宾人在国民警卫队长的屠刀下丧生。
在宗教和火枪双重迫害下的菲律宾人是怎样生活的呢？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菲律宾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部分菲律宾人丧失了民族尊严，力求西班牙化。
作品中警卫队长的妻子“慰藉夫人”和西班牙军医的菲律宾“夫人”艾斯帕达尼亚都是这种人的典型，一些菲律宾上层富户一心想保住自己的财产和门第，甘当西班牙附庸角色。镇长甲必丹蒂亚格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一些贫苦的菲律宾人虽身受迫害，但仍在昏睡之中，书中的茜莎就是一例；有些人能认识社会现实但看不到祖国的光明前途。小说中被人们称做“疯子”的老人就深感“菲律宾在一片黑暗中”，“现在正进入一个斗争的时期”，但看不到斗争力量所在，最后在孤寂中死去；有的人苦大仇深，不仅认识到唯有斗争才能拯救祖国，而且开始行动，但却没有能够找到正确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这种人的代表就是埃利亚斯。埃利亚斯的父母兄妹都被迫害致死。他深切体会到“没有斗争就不会有自由”，“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光明”。为了光明的前途，他在斗争中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他却没有找到一条通向光明的斗争之路，他将满腔希望和全副精力都寄托在小说主人公家庭富有的爱国青年伊瓦腊身上，希望虽未能实现，然而他的精神却永垂不朽。
探索菲律宾民族运动的主题主要体现在小说主人公胡安·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马格萨林身上。他的曾祖父是西班牙人，祖父是混血儿，父亲具有更多的菲律宾人的气质，早年因保护一个菲律宾儿童而打死一个西班牙收税员，被天主教视为异教徒死于狱中。伊瓦腊童年时代即离开祖国在欧洲度过7个春秋，归来时成长为朝气勃勃的青年，正与镇长甲必丹蒂亚格之女玛丽亚热恋。但他回归祖国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完婚，而是为了探索一条祖国自由之路。
伊瓦腊的探索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他满怀热情自海外归来，到他被捕出逃。留学归国的伊瓦腊年轻、爱国、单纯。他看到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弊病”，但认为，要使“我的国家繁荣幸福”，只有“由西班牙母国和本国同胞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当他听说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必须寻找“靠山”的时候，就决定“去求本堂神父谅解”，相信天主教会把菲律宾人民“从异端邪说中拯救出来”。所以，他反对变革现行的殖民制度，主张在西班牙议会中争得席位，为民请命实现改革。他还着手创办学校，希图通过开发民智，改造弊端，昌盛祖国。
显然，伊瓦腊这种好心的改良是行不通的。在达马索、萨尔维两神甫阴谋操纵下，不仅他与玛丽亚的婚姻成为泡影，而且被诬为“暴动”首领，处于被捕之中，生命危在旦夕。伊瓦腊的理想横遭践踏，被迫出逃。这一段亲身经历使他看清了菲律宾“毒瘤”所在。他愤怒控诉：“300年来，我们一直向他们伸出双手，向他们要求友爱，想把他们当作兄弟，可是他们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侮辱，嘲笑，甚至不拿我们当人！世界上已经没有天主，没有希望，没有人性，什么都没有了！强权就是公理！”他的结论是：“现在，我已经看见侵蚀我们社会的那个可怕的毒瘤，它紧紧地附在社会的肌肉上，它需要我们采取激烈的措施把它连根挖掉。”这是伊瓦腊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也是他向第二阶段思想发展的转折。
第二阶段伊瓦腊的探索是他13年后再次回国到他服毒自杀离开人世。这段经历主要在《起义者》中表现出来。从美洲归来的伊瓦腊化名席蒙，公开身份是珠宝商人和总督顾问。此时，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用玫瑰花把祖国和西班牙联系在一起，那是给菲律宾套上枷锁；他揭穿那种鼓吹和西班牙合作的论调的欺骗性，指出参加西班牙议会没有用处。提出要“以暴抗暴，以牙还牙”；菲律宾不是西班牙一个省，要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为此，他鼓动西班牙总督为非作歹，“怂恿罪恶”、“制造灾难”，希图加速殖民集团内部的溃烂，迫使人民起来反抗西班牙统治；同时，他偷运军火，制造爆炸事件，采取恐怖、冒险手段使无辜的菲律宾人与西班牙殖民者同归于尽。由于伊瓦腊仅仅依靠个人力量和过激行动，没有认真宣传。组织群众，这就决定了他的斗争必然以失败告终。最后，伊瓦腊在敌人追捕下，只身逃至一个荒岛服毒自杀。他的未婚妻玛丽亚也在修道院中死去。
伊瓦腊是19世纪末菲律宾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探索悲剧反映了菲律宾资产阶级的民族理想与殖民地社会黑暗现实之间的冲突；反映了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菲律宾民族独立道路的探索还在改良主义和恐怖复仇活动之间徘徊。但小说绝不是悲观主义的，人们从伊瓦腊探索的悲剧中会总结出历史教训，找到正确的斗争途径和方法的。
《不许犯我》、《起义者》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的。作品的结构和表现手法都继承了欧洲小说的传统。情节本身含有惊险、神秘色彩，情节开展常用对话手法，结构复杂，不平铺直叙，而是多条线索交叉。总的说，《不许犯我》近似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起义者》近似英国伏尼契的《牛虻》。
两部小说在当时的菲律宾产生了巨大影响。广大群众争相阅读；殖民当局视之为“反宗教”、“反国家”、“有害的”作品，严禁出版。但不管怎样禁止，也无法阻止小说的传播，它打开人们的眼界，唤起人们对西班牙殖民者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先知
《先知》是纪伯伦的散文诗，写于1918年。
纪伯伦，黎巴嫩著名的诗人、散文作家和画家。
在纪伯伦的所有散文诗集中，《先知》被认为是他的“顶峰作品”，是他用全部心血浇灌出来的智慧之果。无怪乎被称作是“东方赠送给西方的最好礼物。”纪伯伦在《先知》中是以一位智者、一位“先知”、一位“至高的探求者”的身份出现，要人们去思考“生和死中间的一切”问题，其中包括爱与恨、美与丑、善与恶、罪与罚、工作与逸乐、理性与热情、法律与自由、婚姻与友谊、教育与宗教等等。他要把他所发现的“生活的美”传达给人们，他要把人类的“真我”披露给人们。他自信地掌握了“爱与美”的真理，他发现了“生与死”的秘密。而他所发现的真理，就是他在《先知》的尾声中说的，实际就是“你们意念中所知道的事情”，只不过他又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而已。而他所要披露的“真我”，实际上就是“人类本身所蕴藏的‘无穷性’”，而人们如果能摆脱精神上的一切束缚和枷锁，实现了本身所蕴藏的这种“无穷性”，那人们就会成为“巨人”，人类也就真正得到了自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纪伯伦是一个真正热爱着人类、真正希望人类获得自由、从精神上获得解放的人，他是一个向往着人类美好未来的积极人道主义者。纪伯伦希望人类不要再过“在日中匍匐取暖，在黑暗里钻穴求安”的那种动物一样的生活。不要成为眼睛只是盯着食槽的庸人俗子。
《先知》在艺术上充分体现出了纪伯伦的创作风格。它不仅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并且从头到尾全篇都充满美妙的比喻和象征手法。虽然它是富于哲理的散文诗，但人们读起来，却并不感到枯燥。诗人用形象、生动而又优美的语言把许多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道理深入浅出的讲了出来，阅读《先知》的时候，深感诗人那些闪烁着智慧和光辉的深邃的思想宝藏，使人犹如深入宝山，俯拾皆是，真是字字珠玑，妙语连篇，从形式到内容，都使人耳目一新，得到美的享受。
纪伯伦前期的小说创作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促进了阿拉伯小说的发展。他的小说的特点是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愤怒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专横和教会的凶残。
实际上，纪伯伦的小说也非常接近散文诗，它们并不以情节的安排和性格的刻画见长，而以人物大段的抒情倾诉为特色，通过抒情，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实，并对腐朽的旧制度作出强烈的批判。他后期创作的散文和散文诗，主要是表现对爱和美的追求，它们通常都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和强烈的战斗气息，这突出表现在他的反对压迫和同情穷人上面。他在新的时代复活了早期基督教憎恨富人同情穷人的革命精神。他也常常拿富人和穷人生活作鲜明的对比，为孤儿寡妇呼救，为被压迫者鸣不平。由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纪伯伦对于他祖国的人民，是既哀叹他们的不幸，又怨恨他们的不觉醒。
因此，他常常感到自己在人民中间是一个孤独的陌生人，一个没有人理解的先知，加之他在创作的后期，受到尼采哲学的影响，以及受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这使他的散文和散文诗不免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宗教气息和渗透着一种忧郁情调。虽然如此，他的作品并不是消极的。他深信黑夜必将过去，光明必将到来。
不是恨
《不是恨》是缅甸著名作家加妮觉玛玛勒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写于1955年。
薇薇的父亲吴波登是大地主兼稻谷掮客，同英国稻米垄断企业有商业上的往来。薇薇年幼时，母亲出家当了尼姑。她是跟着父亲和姑妈长大的。哥哥郭奈乌和姐姐塔塔都已各自成家立业，17岁的薇薇在家帮助父亲管理账目。
英国布罗德兄弟公司在薇薇居住的城市开设稻谷收购中心，并派驻一名代办。代办的公寓就在薇薇家对过。主人到来之前，房子经过彻底翻修，换上讲究的西洋设备，布置得文雅别致，连佣人、厨子和门房都穿得非常时髦。薇薇非常羡慕，天天猜想即将到来的洋人的模样，梦想自己也能象洋人一样，过舒适而体面的生活。后来，听说代办不是洋人，薇薇未免有点失望，但对如此洋气的缅甸同胞又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代办终于到了，他叫吴梭汉，比薇薇大20岁，黑黑的皮肤，高高的个子，西装革履，缅甸话讲得不太流利。
在吴梭汉面前，薇薇为自己家里的老式家具和陈设感到难为情。她向往吴梭汉的家，认为那是另外一个天地。她开始选购新式家具，模仿吴梭汉家的摆设和西方生活方式。吴梭汉注意到这一切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
郭东乌是吴梭汉的大学同学，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至今身穿上布缅服。他不满意吴梭汉不关心学运，一味追求欧化生活。他正在经营岳父的碾米厂，同吴梭汉代表的外资垄断资本有矛盾，所以常在妹妹面前嘲笑吴梭汉是“假洋鬼子”，反对妹妹同他结合。可是薇薇还是不顾一切地同吴梭汉结了婚。
吴梭汉庆幸自己得到了一位年轻美貌而又温顺的妻子。他是这么一种人，认为自己占有的“小玩偶”应该听任自己的摆布，至于“小玩偶”的心，他是不考虑的。薇薇甘心情愿按照丈夫规定的日程生活，放弃缅甸风俗习惯。吴梭汉深怕经他改造过的“小玩偶”受外界影响，恢复原状，因此，时常劝说妻子少同娘家的人来往。
吴梭汉最蔑视薇薇的母亲。在他眼里，一个抛弃家庭削发为尼的女人简直是大逆不道。他对参加德钦党从事反英活动的郭奈乌也很反感。缅甸石油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运动，促成全国反英总罢工。郭奈乌领导本市各界民众举行支援示威，被吴梭汉斥为“无聊”。吴梭汉还嫌薇薇的父亲患肺结核会传染，要薇薇少同父亲接触。孤独的吴波登最后到外地大女儿处就医。吴波登病危，吴梭汉仍不许薇薇去探望。薇薇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悲痛欲绝，毅然去奔丧。薇薇的姐夫也是吴梭汉的大学同学，可是他那么和蔼可亲，深受薇薇娘家所有人的尊敬，而吴梭汉同她娘家人如此格格不入，薇薇感到非常羞愧。她觉得丈夫对她的“需求”超过他给她的“爱情”。她说：“我不恨他”，“我恨的是自己曾经爱过他”。于是，她随母亲去尼姑庵。
正当薇薇陷入思想危机之际，她发现自己已有身孕，并感到丈夫还是真心爱她的，又回到丈夫身边。可是不久，她小产了。薇薇对死水般的生活是不满意的，但她不愿伤丈夫的心，只好默默地忍受着。后来，她也患了肺病。吴梭汉还是很爱她，让她得到最好的治疗。按照西方医学的要求，他们分开餐具和卧室，这又增加了薇薇精神上的痛苦。吴梭汉看不起缅甸医药，断定除西医外，“没有一个缅医会治肺病”，不让缅医为薇薇看病。
太平洋战争爆发，德钦党领导的缅甸革命军与日本人合作，赶走英国人。吴梭汉代表的英资公司倒闭，现款被没收。吴梭汉冲着薇薇说：“大概是德钦奈乌的命令吧！”后来，觉悟的德钦党人又酝酿着赶走日本鬼子。郭奈乌参与这一活动，被日本人逮捕。吴梭汉怕受牵连，不许薇薇去见哥哥一面。薇薇痛心地对吴梭汉说：“你不可怜我……你也不爱我。”从此病情恶化，第3天拂晓，薇薇挣扎着起来去取藏在抽屉里的日记本。小日记本记录了她婚后“心灵的创伤”。可是她昏倒了。就在西医给她打针的时候，她离开了人间。
莎莉娜
《莎莉娜》是马来西亚作家阿·萨玛德·赛义德的长篇小说，通过莎莉娜血泪斑斑的身世，控诉了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
故事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女主人公莎莉娜本是一个珠宝巨贾的千金小姐，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正当如花似玉的年龄，有着美丽的前程。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新加坡。在一次轰炸中，她的家被炸，一家人除她之外无一幸存。转眼间，莎莉娜由千金小姐变成举目无亲的孤女流露街头，沦落风尘，当了妓女，过着非人的生活。一次，在酒家遇上一个酷似她昔日男友的海员阿卜杜尔，从此与他姘居。然而阿卜杜尔却是专门玩弄女性的坏蛋，对莎莉娜百般凌辱。莎莉娜忍无可忍，听从房东太太劝告，毅然离开新加坡到吉兰丹谋生，但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那里也不是乐土。莎莉娜在异乡漂泊，仍然逃不脱等待她的厄运，最后还是返回她原来住的地方。
这部小说曾获马来西亚语言图书局的长篇小说竞赛荣誉奖。
被抛弃的姑娘
《被抛弃的姑娘》是蒙古著名作家达木了苏伦的一部中篇小说，写于1929年。
道林格尔是包勒得家的长工，妻子木娅达格也在包勒得家洗衣做饭，眼下怀孕已九个月，也没有人接替她的活。木娅达格已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她深深发愁：怎么养得活两个孩子呢！包勒得的老婆德吉德没生过孩子，想抱个养子来传宗接代，听说木娅达格要把第2个孩子送人，就跟她说定：“我们要抱个男孩，如果你生下的是女孩，就不要。”
木娅达格恰恰生了个女孩，取名策伦。德吉德坚决不要，可是包勒得还想要。他到占卦的那里去问卜，占卦的掐算了半天，说这女孩命不好，不夭折长大了也是坏货。这么一来，谁也不敢抱养这孩子了，只能靠父母自己疼爱她。道林格尔管女儿叫被抛弃的姑娘，决心把她抚养成人。
道林格尔受包勒得的骗，把儿子丹尚送进寺庙当小喇嘛。丹尚在寺庙里受尽折磨，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而策伦长到8岁，成了德吉德的婢女，盛夏放牧小牛和小羊，寒冬看管牛犊和羊羔，尽管终年辛劳，却依旧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她眼中经常噙满辛酸的泪水。
1915年初冬，道林格尔替包勒得去地方官行交纳14只绵羊的税。地方官乃阿是个赃官，硬说有一半羊不够标准，拒绝收受。道林格尔故意跟他开个玩笑：用纸包了块石头塞给他，乃阿以为是贿赂的银子，立即塞进衣袖，并收下了所谓不够标准的羊。等乃阿回去打开纸包一看，原来是块石头，恨得咬牙切齿，决心要报复。正好这年接到征集数名士兵的命令，乃阿就把道林格尔派去了。
道林格尔入伍后，木娅达格生活更加艰难。一天，丹尚忽然从寺院里回来了，他已经瘦成一把骨头，肚子鼓胀，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木娅达格以一头牛和几只绵羊作为代价，请喇嘛念了3天经，以为儿子的病一定会好的，可是一个月后，儿子还是死了。
道林格尔有一个名叫道尔里格的同乡在服役中死了，消息传到旗里，误传成道林格尔死了。木娅达格悲痛欲绝。包勒得见道林格尔回不来了，也就不再理睬木娅达格，德吉德更不把她当人看待，甚至诬陷她偷东西。木娅达格受不了这些侮辱，决定带了女儿回故乡姐姐那里去。结果千里迢迢扑了个空，姐姐已搬走了，母女俩只得到处流浪。
造林格尔入伍后，备受艰辛。3年后，他从军队逃跑出来，东奔西颠，找不到妻女的踪影，只得回来继续给包勒得放马。可是，消息传到昔日冤家乃阿耳中，又把他逮走了。道林格尔再次逃脱，途中遇到同伍多年的朋友巴图，从此，就在巴图家里安身。
1923年，策伦已是18岁的少女，出落得又漂亮又聪明。那时人民政府虽已成立，但反动势力仍很嚣张。一个协理看中了策伦，但不敢说自己要娶她，只说给儿子娶亲，策伦坚决不同意，木娅达格便回绝了这门亲事。协理不甘心，让他老婆放出“俄国人要来抢未婚少女”的谣言。这谣言一下子传遍全旗全盟，引起很大骚动，人们纷纷把自己女儿嫁出去。木娅达格也惊慌了，只得把女儿嫁给协理的儿子。策伦就这样落入了封建领主的魔掌，成了他们家的女佣人。一次策伦偷偷回到娘家，要母亲设法帮她摆脱那父子两人的蹂躏，可是她丈夫赶来把她抱回去，打得她死去活来。
策伦曾在驿站碰到一位女工作人员。这位女工作人员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告诉她人民政府已经颁布了男女平等的法律，叫她赶快到乌兰巴托去。策伦终于找了个机会，悄悄逃到乌兰巴托，进了学校。两年后，她也成了女工作人员了。
随后，她被派到西部驿站去做群众工作，当地旗政府派了一个老牧人来照料她。在闲谈中，老人把自己的遭遇一讲给策伦听，策伦越听越象是自己的父亲，最后打听他的原籍和家属，终于惊呼道；“爸爸，你是我的父亲！”父女团圆，悲喜交集。策伦决定第2天就带老人到乌兰巴托去见木娅达格。这一夜是道林格尔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夜：它太长了，长过了他那50多年艰苦的岁月！
故乡
《故乡》是李箕永的作品，创作于1938年。
李箕永，生于1895年，卒于1984年，是朝鲜现代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代表、杰出的创始人之一。《故乡》，反映了“卡普”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作，也是朝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故乡》取材于30年代前后的朝鲜农村现实生活。作家在《给〈故乡〉读者》一文中曾说过：
这部作品，佃农们——元德村农民们反对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是基本的故事梗概。同时，我把这个农民的斗争和城内丝织工厂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企图反映工农联盟的思想。站在他们斗争前列的是他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金喜俊。我企图通过这个主人公的形象创造出一个出身于农村的新型知识分子，也企图描写元德村农民们在他的领导下怎样正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和力量，以及他们怎样投入了火热的斗争。
作者在《故乡》中，通过元德村的矛盾和斗争，真实地表现了20、30年代朝鲜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一方面，愤怒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同朝鲜封建地主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强行采取“土地调查”、“大米增殖”、“供出粮食”和“征用民夫”等罪恶手段对朝鲜人民进行政治迫害和经济掠夺的罪行，无情地揭穿了亲日派地主及其代理人、二地主安承学虚伪面孔和豺狼本性；另一方面，又广泛地描写了朝鲜农村的巨大变化——革命思想的深入人心、农民群众的迅速觉醒和工农联盟的发展壮大，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朝鲜农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金喜俊所领导的有组织的抗租斗争在丝织工人支持下所取得的胜利，正是当时朝鲜工农革命不断发展的大好形势的艺术反映。
《故乡》中突出描写的主人公就是革命知识分子金喜俊。他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忧国忧民的新型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东京的学校毕业之后，他满怀着爱国热情返回祖国。当他目睹元德村农民惨遭压迫和剥削的苦难处境时，深感朝鲜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他热血沸腾，一心想要同故乡人民“干一番事业”。他决心唤醒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当他发现：自己接触的“青年会”是一些自私自利之徒推行民族改良主义的组织时，曾一度陷入失望、彷徨和苦闷之中；但是，他深信：“光明拥有打退黑暗的威力，尽管是一星灯火，黑暗却不敢触犯它。”他毅然同“青年会”分手，坚决到农民群众中去。
为了接近农民，他向农民学习铲地和插秧等各种农活，竭尽全力创办农民夜校和农乐队，想方设法、不辞辛苦地团结和启发群众，努力提高农民的觉悟。他既善于团结青年农民，又能耐心启发老一代农民，不断发展和扩大革命农民的队伍。但是，他决不高高在上，总是谦逊谨慎地为农民排忧解难，因而得到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
他能抓住斗争时机，机智勇敢地发动和领导农民的抗租斗争和缫丝工人的罢工斗争及捐助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元德村的农民斗争，迫使二地主安承学不得不答应农民的要求，使抗租斗争取得了胜利。
金喜俊的革命经历生动表明；革命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斗争活动相结合，就会产生不可战胜的力量，显示出革命的先锋作用。
当然，这一形象的塑造，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如：个人力量描写得多，组织力量表现得少；无产阶级气质不足，小资产阶级感情有余；对学三的粗暴同他的一些谦逊的性格是矛盾的，等等。产生这些缺点，既有作家主观上的原因，又有当时无法克服的客观上的原因，不可苛求于作家。
二地主安承学是《故乡》中反动势力的代表。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也是地主闵判书的凶恶管家和爪牙。他靠高利贷和收租而成为村里的暴发户。他刚刚来到元德村时，本是一个毫无所有、一贫如洗的流浪汉。由于狡猾诡诈，善于钻营，在郡里弄到了一个雇员的差事。接着，这个人人唾骂的坏蛋又得到了地主闵判书的垂青和信任，让他成为地主的代理人。他到处催租逼债，为非作歹，人面兽心。他认贼作父，同日本警察勾搭起来，又是一个奴颜婢膝甘当洋奴的民族败类。
《故乡》的艺术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他塑造了符合于时代要求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金喜俊，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金喜俊是作家早期创作同类革命知识分子的继续和发展。作家曾说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给‘卡普’作家们提出了创作与运动的新形势相适应的主人公的光荣任务。《故乡》就是这一课题的回答。”应该说，这一光荣任务，首先由李箕永胜利地完成了。
其次，《故乡》中生动地展示了朝鲜农村的民俗风貌。如：农乐队的歌舞、婚礼的欢庆和生日的祝贺以及其他民间习俗的描绘，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
再次，善于利用景物描写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借景抒情，把人物精神面貌和感情活动，通过自然景物生动而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如：抗租斗争胜利的一章中的黎明的描写：
“……灰黑色的云彩已经开始在天空的一角渐渐地散去，它仿佛向人们预告：光明就要来临……”这种景物描写是寓意深刻的，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斗争的胜利就在眼前。
黄昏
长篇小说《黄昏》是韩雪野30年代的代表作。
韩雪野生于1906年。朝鲜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是朝鲜现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
《黄昏》因第一次表现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内容，而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小说描写1929年至1933年间，在日本殖民当局控制下的汉城一家纺织会社里发生的故事。从农村来汉城求学的丽顺当家庭教师勤工俭学。后因被辞退而拿不出钱支付学费，只好找和自己一起来汉城读书的俊植借钱。在纺织会社做工的俊植因参加了先进工人组织而充满了活力，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下，俊植给丽顺讲革命道理，启发她的阶级觉悟。丽顺最后在摆脱了和京才的感情纠葛以后，下决心在纺织会社当了工人。会社社长安重书以体检为名行解雇工人之实，俊植小组的成员们号召工人和资本家斗争。他们提出改善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要求被拒绝。俊植号召全厂工人立即罢工。
1929年至1933年，正值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困境，加紧对朝鲜进行经济压榨，朝鲜的一些资本家则投靠日本财阀，将经济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实行“产业合理化”政策。其实质即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缩减工人工资。于是工人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大批工人失业，这些情况激起工人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自发的经济斗争发展成自觉的政治斗争。罢工斗争席卷各地，工人阶级以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朝鲜历史舞台。《黄昏》就是以汉城一家纺织厂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所谓“产业合理化”政策为基本情节，反映了30年代朝鲜现实社会的特点，突出了当时工人阶级反对买办资产阶级的时代强音。
作者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想写一部工人阶级反对“产业合理化”政策的作品，以填补当时朝鲜尚未出现真正表现新兴无产阶级作品的空白。于是他利用1934年至1935年被关押在全州监狱的时间，继续完成被迫解散的“卡普”那高尚的未竟之业。没有灯、没有纸和笔难不倒他，他在脑子里构思全篇。出狱后的1936年，他便在报刊上连载，及时地反映了工人阶级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正确性，以及工人阶级从自发斗争转入自觉斗争时，先进分子如何在新与旧的矛盾中不断成熟的历史经验。
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表达作者的思想，一批鲜活、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被精心塑造出来。
男主人公俊植是个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青年。贫苦农民的家境与出身使他自幼就产生了向往美好事物、爱憎分明的情感。在汉城读书因参加罢课被学校开除而进了工厂。他有机会学习到马列主义理论，立下为无产阶级美好前景而献身的志向。在对资本家的斗争中，他逐渐锻炼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他胸怀宽阔、沉着冷静，有领导艺术和组织能力，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他对丽顺之爱，不仅是男女之情，而且也是阶级之爱。他把对丽顺的培养视为壮大阶级队伍的努力，不仅从经济上帮助她，更重要的是对她政治上的关怀和帮助。他认识到爱情必须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志向，因此，当丽顺苦闷彷徨，徘徊于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时，他用革命道理教育她，“只有劳动的人们才能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永远生活在一起”。俊植身上表现出无产阶级新型的爱情观。他的性格特征不仅与30年代朝鲜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时代特色相呼应，而且体现了当时朝鲜工人阶级的理想。
丽顺是个经过社会和阶级斗争磨炼后逐渐成熟起来的新女性。她聪明善良，同俊植一起在农村长大。初时亲如兄妹，后来萌生了男女爱情。家庭教师和纺织会社职员的工作，使她接触到资产阶级上层社会，人生观发生了变化。她开始与接触进步思想的俊植有了思想和感情上的差距。与知识分子京才的相识，更使她沉湎于个人情感的狭小天地里难以自拔。是俊植给她讲的革命道理，引起她对人生的思考；是安重书、金载堂的卑鄙，京才的软弱与动摇才使她终于认识到自己原来生活在狼群之中。她在工人中间发现了充实的生活，在阶级斗争的洗礼之后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丽顺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说明普通农民成长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艰苦性与曲折性，具有时代气息。
京才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东京上大学时也曾因敢于抨击时弊、追求真理与光明而成为进步者中的一员。但是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又使他虽有很高的理想，却缺乏大胆斗争的勇气和实际工作的能力。他同情工人的悲惨遭遇，却难以同罪恶的家庭决裂。在尖锐的阶级对立中，他企图把爱情当作逃避现实、摆脱个人痛苦的避风港，动摇于丽顺与玄玉之间。一旦得不到爱情，他便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当工人运动冲击到资产阶级统治时，他感到恐惧、茫然，最终出于阶级本能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和没落的资产阶级一起步入“黄昏世界”。
《黄昏》这部小说为表现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反映年轻一代人生道路的选择和追求，在艺术技巧上颇具匠心。
小说的情节线索十分清楚，它以先进工人俊植为首的工人领导小组和以安重书为首的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为主线，表现时代风云。又以丽顺、俊植、京才3个青年人的感情纠葛为小说的副线，将爱情放在民族矛盾的漩涡、阶级对立的残酷现实中交织描写，使作品表现出历史的厚重感。
充满寓意的景色描写具有明显的对比作用。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思想，反映蓬勃的无产阶级和没落的资产阶级，作品在景色描写上赋予深意。
小说开篇即描绘初升的朝阳：“被朝雾笼罩着的太阳一升到东山头，就放出一片朦朦胧胧的、西红柿一般的光彩，浓郁的空气像名贵的酒味儿一样的芬芳。如果迷蒙的游丝消散，梦幻的早晨晴朗起来，就会使人深深地感到大地蕴含着绿色的春意。”作者用这样一幅美妙的春日初升图来暗示工人运动无限美好的前景。
另一方面，书中又一次次渲染黄昏的蒙蒙暮色，预示着资产阶级夕阳西下，无可挽回的衰落。早晨与黄昏，朝阳与夕阳，正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力量转化对比的象征。
另外，小说在叙述故事时，经常有的放矢地变换叙述角度，插入客观评价的“画外音”。如对而顺和俊植的关系，作者本人评价道：“时间正是春天，人生也是春天，但是在今天，载着鲜花和爱情的‘东君’的车辇并没有来到他们的面前。这两对踏着人生崎岖的道路，享受不到人间温暖的男女，只是相聚了一个黄昏的短促时刻就不能不分手了。他们俩人将是一直循着不同的道路走呢？还是成为同志，在一条道路上并肩前进呢？然而不管怎样，在‘他们这些贫贱’的人们面前总会有无数意想不到的风波在等待他们！”又如对京才的客观议论：“京才一直走的是平坦的道路，只要道道歉，弯弯腰就可以照旧过他往常的丰衣足食的生活，他果真能够忍受贫寒，泰然地在黑暗的社会里寻求光明吗？”
作者利用这种“画外音”变换叙述角度，提出一个个的问题，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也引导着读者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的探索与思考。
鄂奥
《鄂奥》是缅甸著名作家八莫丁昂的一部中篇小说，写于1961年。
故事发生在英国统治时期的缅甸。彭水村鄂奥家未遭破产前，鄂奥整天骑着小红马到处游逛，喝酒斗鸡、耍钱赌博，有时还闹事闯祸，成了甲长、警察的死对头。他好打抱不平，有一次，他把一个林木厂的工头狠狠揍了一顿，因为这工头打了砍竹子的农民；他还从大地主吴波鲁家抢走一个“新娘”，把她送回娘家。原来这位“新娘”是佃户的女儿，被迫抵债的。鄂奥正直勇敢，同情穷人，乡亲们喜欢他、爱戴他。他家的使女梅瑛深情地爱着鄂奥，但鄂奥早已爱上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地主吴汉达的女儿达吉。在鄂奥的家业破产后，吴汉达不许他的女儿再和鄂奥来往。
家境的衰败和村长、警官们的迫害，加深了鄂奥对英国殖民当局和缅甸官府衙门的仇恨。他多次被拘捕坐牢。有一次被监禁3个星期，出狱后判若两人，一扫过去浪荡公子的坏习气，经常和人议论要起来暴动，抗缴人头税，“把英国佬赶出缅甸”，“把村长、甲长斩尽杀绝”。
鄂奥从家里逃出后，到了克伦族居住的山上参加了抗英的缅甸农民起义军。他经常下山活动，骚扰敌人。有一次，他从酒店老板那里抢了300块钱，从印度高利贷者那里抢了500块钱，因此轰动了许多村镇，英国殖民当局下令：不管是死是活，一定要抓住鄂奥。
彭水村村长吴敏贡，见鄂奥已成了“逃犯”，一心想娶梅瑛做他的小老婆。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吴敏贡闯进梅瑛的住处死死纠缠，威胁利诱，梅瑛吓得象见了鬼一样。突然间，鄂奥破门而入，把吴敏贡打倒在地，救出梅瑛。
萨雅山领导的缅甸农民起义军，活动的地盘日益扩大。鄂奥率领一部分队伍战斗在勃固一带山区，由于受到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层层包围，处境十分困难。梅瑛时刻挂念鄂奥的安危，但鄂奥仍对达吉一往情深。达吉的父母先是要把达吉嫁给一个警察局长，达吉不同意；后又逼她与一个官员结婚，她还是拒绝。因此，她被父母抛弃了，只好投奔婶母家。
正当鄂奥统率的起义军陷于困境时，梅瑛跟随为起义军送给养的克伦族老乡来到驻军阵地。梅瑛要求留下，但鄂奥说什么也不应允。
英国殖民当局在处死起义军领袖萨雅山后，加紧对鄂奥部队的围剿。英国人用宗教收买政策，串通一些和尚法师，打着“天下太平”的旗号，诱骗起义军缴械投降。起义军领导者之一、鄂奥的战友波翁蒂，通过一个法师，和英国殖民当局勾结，准备除掉鄂奥，叛变投敌。鄂奥发觉这一阴谋，当即处死了波翁蒂。敌人利用波翁蒂之死，对鄂奥进行造谣中伤，企图分化瓦解起义军。敌人步步紧逼，逐渐缩小包围圈，鄂奥率部英勇奋战，但由于寡不敌众，终于失败。鄂奥和5个幸存的战友，咬紧牙关，背负着7个受伤的伙伴投奔山上克伦族的居住点。
鄂奥仍不断聚集力量，准备东山再起。他不时出没在他所熟悉的山村，寻找机会打击敌人。他派人给达吉送信，向达吉求婚。达吉见了鄂奥的信喜出望外，立刻回信给鄂奥，说她“决定同鄂奥哥永远生活在一起”，并约定了时间和鄂奥在村里婶母家会面。鄂奥不听梅瑛的劝阻，决定前去赴约。这对情人刚刚见面，院内四角的灯光齐射到他们身上。“你别想反抗了，鄂奥，你被包围了。”鄂奥知道自己中了敌人埋伏。他指着达吉大声喊道：“你这恶毒的女人。”“鄂奥哥，你不要误会，这……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啊！”达吉发出颤抖的回答。在一连串枪声中，鄂奥中弹身亡。
当鄂奥的尸体从雅瓦底中心医院解剖室里抬出去的时候，站在公众面前哭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梅瑛，一个是达吉。
人世间
《人世间》是印度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的作品。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生于1925年，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后最杰出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以优秀的小说闻名东南亚。
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9·30事件”后，普拉姆迪亚被拘捕，并押在布鲁岛等地14年。他不但没有消沉，没有泯灭艺术才华，反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11部鸿篇巨著，《人世间》即其中之一。
《人世间》是被命名为布鲁岛小说四部曲的第1部，其余3部是《万国之子》、《足迹》、《玻璃屋》。这“四部曲”故事连贯，又各成一体，以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波澜壮阔的场景，再现了印度巴西亚民族在1898~1918年这段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不甘忍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欺压与掠夺，迅速觉醒斗争的历史画卷。1980年，“四部曲”前两部《人世间》、《万国之子》相继出版，轰动了印度尼西亚文化界，也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
《人世间》以一对印度尼西亚青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示了19世纪末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各种矛盾，反映了印度尼西亚上层人民所受的殖民主义压迫。小说主人公明克是个印度尼西亚土著青年学生，他偶然到一白人侍妾温托索罗姨娘家做客，遇到她美丽无双的混血女儿安娜丽丝，两人情投意合。温托索罗姨娘想尽办法支持他们自由恋爱。为了纯真的爱情，明克蔑视上层社会的各种偏见与诽谤，顶住家庭的压力，安娜丽丝一往情深，坚持自己的选择，甘当土著民的妻子。明克高中毕业后，两人按照伊斯兰教习俗结了婚。但是好景不常，安娜丽丝在荷兰的同父异母哥哥上诉要求继承财产，并援引白人法律不承认她与温托索罗姨娘的母女关系以及她与明克的夫妻关系。白人法庭的无理判决引起武装骚乱。最后，在军警的弹压下，安娜丽丝被只身遣往荷兰。这个悲剧故事，深刻揭示出在荷兰殖民统治下，印度尼西亚民族的无权状态，以及他们不甘压迫所进行的反抗。
《人世间》的舞台中心是温托蒙罗姨娘家的“逸乐农场”。这个农场具有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它实际上就是当时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以农场主白人梅莱玛和他的白种儿子毛里茨为一方，代表着拥有殖民特权的统治者；以梅莱玛的侍妾温托索罗姨娘和明克为另一方，代表着受欺侮而又无权的人民；而混血儿的罗伯特和安娜丽丝是分化的中间阶层，他们虽属白人社会，但处处要低于纯白人一等，罗伯特倾向于白人父亲，也走向堕落的深渊，安娜丽丝则把自己的命运和土著民的母亲及恋人明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围绕着爱情、婚姻、产业等展开的矛盾，看似家庭冲突，实质是剧烈的民族压迫与反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当时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反映。
女主人公温托索罗姨娘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她不仅有突出的个性，而且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压迫的斗争精神，是印度尼西亚妇女从沉睡中觉醒的象征。她14岁时，被贪权爱势的父亲卖给糖厂经理、荷兰人梅莱玛当侍妾，成了白人的家奴，随时准备满足主人的任何欲望。因为不是正式婚姻，她所生的子女在土著民中也被看不起。在金字塔形的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里，土著妇女处于最底层，而姨娘和主人间“有着奴隶般的从属关系”，地位比奴婢还低，比妓女更贱，是命运最惨的一类女性。从像牲畜一样被卖掉之日起，她幼小的心灵里就感到个人尊严受到极大损伤，拒不再见生身父母。为了摆脱受奴役的地位，她努力学习文化，学习荷兰语，学习饲养奶牛，学习经营管理农场，幻想通过提高自己的价值赎回失去的个人尊严。她把主人每年付给她的薪金，作为资金在农场里入股，日夜操劳，苦心经营，终于成为远近知名的“逸乐农场”的管理者。
但是在殖民地社会中，一个土著姨娘想自立于社会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她连连受到打击：她为自己的混血子女办理法律手续，但法律不承认她有作为生身母亲的权利；梅莱玛纵欲死后，泗水的白人法庭将遗产的绝大部分判给了远在荷兰的梅莱玛的婚生子毛里茨；她终年辛劳到最后却两手空空，明明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却将被带到远隔重洋的荷兰，由别人监护。面对荷兰殖民者给她造成的一系列悲剧，温托索罗姨娘在白人法庭上义正辞严地提出血泪般的抗议和控诉：“是谁使我沦为别人姘妇的？是谁逼迫土著妇女给欧洲人作姨娘的？是你们，是你们这些被尊为老爷的欧洲人！”她虽曾立誓不让自己的悲剧在女儿身上重演，也决心为“女儿的尊严而奋斗”，并且运用所有合法的方式进行顽强的反抗，但是在殖民地社会里，这种个人的反抗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具有欧洲文化知识、并能独立经营管理大农场的妇女尚且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保护自己的女儿，那些在殖民统治和封建压迫下的土著妇女的痛苦就更不堪设想了。
小说的男主人公明克是以西方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印度尼西亚早期新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出身于封建贵族，只因是土著民就受到白人社会的鄙视。他的名字就是上小学时白人教师骂他“毛猴”的英语谐音。他靠着父亲的贵族地位才得以成为荷兰高级中学唯一的土著学生，但却时常受到同学们的捉弄与欺侮。他聪明能干，学习优秀，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心，不甘心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力图以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向白人社会表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接受西方科学文化以后，逐渐觉醒，成为第一代从印度尼西亚封建贵族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为捍卫、保护自己的妻子免遭劫夺，随同温托索罗姨娘一起斗争，是印度尼西亚知识界中最先觉悟的先驱者。他从自身遭遇到的殖民压迫与欺侮的痛苦经历中总结教训，开始以新的眼光，设身处地地去体察民族的苦难，寻求全民族的出路。在白人法庭上，他惊讶欧洲老师——他的“启蒙者”竟然会提出许多“令人作呕，无耻下流”的问题。他勇敢地发表文章抨击白人法庭不人道的审判，迫使学校撤销开除他的决定。在毕业典礼上，他大胆自豪地宣布自己的婚礼，蔑视社会的偏见与攻击。当他妻子安娜丽丝被无理遣返荷兰时，他义愤填膺，进行了最后的反抗。但是在殖民统治下，他只能是尽其“责任”进行反抗，以表明自己的所谓权利，“一直到无法反抗为止”。正如小说的结尾处温托索罗姨娘对他说的：“我们已经作了反抗，孩子，我的孩子！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最体面的反抗！”明克和温托索罗姨娘为捍卫自身权益的反抗虽然由于力量单薄而失败了，但是他们已经觉悟到：“土著民一辈子遭受像我们一样的苦难，犹如河底和山峦的石头，任人斧凿，无声无息。倘若大家都像我们一样起来呐喊，就会轰轰烈烈，也许会闹个天翻地覆。”因此他们决不会停止反抗，而且必将与整个民族的反抗汇合在一起，去争取全民族的解放。
小说的第3个主要人物是安娜丽丝，她天真、美丽、心地善良、勤劳能干，但有时表现出性格脆弱。她是混血儿，虽然法律上承认她的欧洲人血统，但她同情母亲温托索罗姨娘，愿意做个土著民，长大后要做个土著民的妻子。面对逆境，她表现软弱，反映了长期处于殖民剥削和封建压迫之下的土著妇女的一般性格。
除上述3个人物外，作者还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各阶层的人物。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不是将人物简单地划为好人和坏人两大类，更不是将白人统统归入殖民者之列，而是把握住殖民地社会的复杂性：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交织，白人民主派与白人统治者相对抗，封建传统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相斗争等等，赋予各种人物以千差万别的性格特征，使他们具有各自的典型性和象征性，因而使小说所反映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觉醒和斗争具有19世纪末的时代特征。这表明了作者创作思想的成熟。
《人世间》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小说主人公明克不是以局外人或旁观者的身份客观描述他耳闻目睹的事实，而是以当事人和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倾诉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其真实感受，喜怒哀乐情真意切。这种写法不仅使故事娓娓动听，而且使读者觉得格外亲切，感人至深。
另外，《人世间》是作者的后期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突破了作者早期形成的传统风格。除保持了原来描写细腻入微、善于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等优点外，在情节结构和语言上都有新的创新。以往作者在展开故事时，结构和情节安排得比较松散，有时不尽合理，而在《人世间》中已有根本改变。小说的构思精巧，结构完整紧凑。
《人世间》等“四部曲”既浑然一体，又独立成章。情节处理得巧妙得当，笔锋突转屡成悬念，使整个故事跌宕起伏，错落有致。作者为达到更好地教育青年一代的目的，大胆采用易于领会的当代流行的通俗化语言，寓哲理于流畅、舒缓的描写之中，寄情深远。
向前看
《向前看》是西巫拉帕小说中思想价值最高的一部，小说带有一定的自传性，写于1955年。
小说的主人公詹塔是一个农村穷苦孩子。小说通过他在贵族公馆和贵族学校的遭遇以及后来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民主革命者的成长过程，再现了1932年泰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表现了20年代到50年代泰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真实地刻画了那一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着意描绘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突出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对未来前途的坚定信念。
小说详细剖析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小说中描写了詹塔，一个从乡间走来的孩子初次步入曼谷这个文明世界时的惶惑不安，通过这个小书童的视线透视了在豪华府邸以及贵族学校中所发生的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争权夺利、欺骗讹诈、等级制度、挥霍奢侈、剥削敛财、阴谋诡计，等等。起初詹塔这个来自乡村的“小旅行家”渴望在曼谷这个“天堂”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但从农村生活与都市中的贵族王宫生活之间的比照中，他看到京城里一切原来认为是伟大美好的事物逐渐失去令人目眩的美丽色泽，而乡间原来看似卑贱、落后的东西正在逐渐呈现它的质朴、淳厚与无私。在童年篇章中，作家试图展示詹塔正是这样一个既要受到尘世诱惑，又要跨越时代的主人公，“是一个必须通过激烈变化的风暴，但手里却又没有指南针的旅行家”。
通过对人生的观察和思考，青年篇中的詹塔与其好友渐渐认清社会现实，决计投身社会现实的改造之中。他与尼塔、阿诚思索人生症结，力图挽救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在动荡的时局中，阿诚因著文抨击时弊而遭逮捕，詹塔等人也遇到重重阻力。尽管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失败了，但青年一代并不气馁，依然满怀乐观地“向前看”。书中的一段话可以认为是青年一代思想的体现：“我们从鳄鱼口中逃了出来，却遇上了老虎，难道我们要退回鳄鱼湖、落入鱼嘴吗？绝不……我们老百姓的出路只有一条：从老虎山上冲出去。”
作为“泰国文学天空的王鸟”，西巫拉帕的作品昭示了泰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言：“在泰国的文坛上，西巫拉帕的作品好比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他的作品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西巫拉帕在佛历25世纪最后10年的作品，好像光辉灿烂的朝阳，给泰国文坛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教堂的祭司
《教堂的祭司》是黎巴嫩著名作家汉纳生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52年。
凯马尔是一家纺织厂的工人，家有年迈的母亲和患肺病的妹妹莎米拉。全家靠他菲薄的工资和妹妹的少许零工收入，过着清寒贫苦的生活。
资本家和大商人们贪得无厌地攫取财富。他们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谣言，制造战争恐怖气氛，乘机一面哄抬物价，一面压低工人工资，并且打算解雇一大批工人。工人们面临着一场灾难。凯马尔和一些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聚集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会议发生了争论。有人主张派代表向政府请愿，相信政府会采取公正立场，制止工厂主的贪婪行为；有人则认为政府只会帮助工厂主欺骗工人，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凯马尔和女工谢尔玛是后一主张的坚持者。但是，会议还没开完，警察就包围了会场，以“阴谋破坏幸福和安全”为由，将与会的十几名工人逮捕了。
凯马尔被捕的消息，给予他母亲致命的打击，她患了脑溢血，奄奄一息。工人们为营救被捕者，决定举行罢工。厂长再次召来警察，镇压工人，打死1人，伤10人，并逮捕了几十人，包括谢尔玛。警察的暴行激起广大民众的愤怒，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公共交通也完全停顿，全城瘫痪。反对党也乘机攻击执政党。事态的扩大，使警方、政府部长、甚至内阁总理都害怕起来，感到无法收拾。他们不得不同意释放所有被捕者。
当凯马尔获释回到家里时，他的母亲正在弥留之际。老婆婆睁开眼睛看了看儿子，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一个字。母亲死去后，生活越来越艰难。莎米拉的肺病也愈趋严重。靠着一位好心肠的老医生的照料，她勉强地拖延时日，但不久也终于卧床不起了。在危难之中，谢尔玛始终无微不至地前来帮助她，并设法筹款为她购买药品治疗。莎米拉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她向医生表示了她的最后的愿望：希望谢尔玛和凯马尔永远在一起生活。
就在这时，工潮再次兴起。凯马尔是带头人之一。警察又来镇压了，2个工人当场被打死，10人受伤，50多人被捕。凯马尔英勇搏斗，冲出重围，同谢尔玛一起回到家里。这时，莎米拉正咽下最后一口气。
第2天，在警察来逮捕之前5分钟，凯马尔同已被厂方开除的谢尔玛双双出逃，跑到了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他们被一位老大娘收留下来。他们同村民一起劳动，并时常向村民宣传斗争的真理。两个月后，神甫发现祈祷者越来越少，而一些年轻人则开始提出一些使他难堪的问题。地方当局和神甫不久就了解到了凯马尔和谢尔玛的活动构成的危险。他们出动了警察，把他俩逮捕起来，押解到城里。
监狱里的非人生活使身体本来很壮实的凯马尔，不过一个月就染上了肺结核。疾病吞噬着他的生命。审判的日子终于到了。这天，法院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城里的工人拒绝在他们的两个战士受审时去做工，乡下的农民也来了，他们要向两位英雄致敬。人民在觉悟。一家进步报纸写道：“你们的教堂这个偶像被打得粉碎的时刻已经不远了！不管它的祭司正用什么样的阴谋保护它。”
在法庭上，总检察长摇动如簧之舌，给凯马尔和谢尔玛加上种种莫须有罪名，要求对他们“加以法律制裁”。而被告的辩护律师——一位思想进步、仇视暴政和压迫的青年学者则以雄辩的语言，有力地揭穿了政府的陷害阴谋。他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的热烈鼓掌。最后，法庭慑于众怒，判决凯马尔监禁3个月，谢尔玛无罪释放。
凯马尔虽然在判决的第2天就被送进一家医院，但他的病体已无法挽救了。他在对已故母亲和妹妹的怀念中死去。谢尔玛哭喊着：“让那些统治者天诛地灭吧，他们从我手里夺去了你。”“我的亲爱的，你的死使我们加深了对他们的仇恨……”
哈吉老爷
《哈吉老爷》是萨迪克·赫达亚特所著，写于1945年，是以揭露国内反动势力为内容的中篇小说，标志着作者的创作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成为他后期创作的高峰。
萨迪克·赫达亚特，生于1903年，卒于1951年，伊朗蜚声国际的小说家、艺术家和语言学家。
《哈吉老爷》以1941年伊朗礼查国王被迫退位前后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塑造了堪称伊朗40年代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典型的哈吉老爷的形象。在这个主要人物周围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剥削者、寄生虫和旧时代的残渣余孽：大地主、奸商、贪官污吏、暴发户、丧失良心的政客、无耻的文人、记者等等。这些群丑构成伊朗上层社会舞台的缩影。小说深刻地揭露了这些人物的种种卑劣行径，指明了这些败类腐朽虚弱的反动本质和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小说主人公哈吉老爷既从政，又经商；既为地主，又是资本家。在他身上集中了伊朗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丑恶品质。他认为人生无非是集虚伪、谎骗、诡诈、阴谋和舞弊之大成，所以他不惜采用假仁假义、阿谀奉承、蛊惑煽动等手段进行所谓的立身扬名的事业。
作为政客，他善于伪装，见风使舵。他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表面却像个正人君子，满口仁慈，内心却很残忍。礼查国王统治时，他帮助朝廷镇压人民，与国外情报机关勾结，进行间谍活动，大肆敲诈勒索，捞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1941年8月，苏、美两国军队同时进驻伊朗以后，他迅速地将自己伪装起来。
当时，伊朗国内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礼查国王迫于形势，于9月退位。支持他亲德政策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又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哈吉老爷就是伊朗反动统治阶级中这类无耻政客之一。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他曾打算逃往美国，把钱财也转存美国银行。但他很快发现，原来自己那些胆战心惊的伙伴，那些投机家、卖国贼、特务和罪犯现在居然又“重新操纵起一切重大事情”。于是他犹如鳄鱼一样，伏俯在那里犹豫，观望，伺机而动。他不敢公开反对民主运动，在公共场合，他以冒牌民主派自诩，一遇机会就标榜自己是“伊朗民主之父”、“革命之子”，还喋喋不休地咒骂礼查国王的法西斯专政。暗地里他却招兵买马，拼凑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地制造混乱，挑起部落冲突。他野心勃勃，不仅把手下走卒抬出去当部长大臣，自己也不甘幕后操纵而积极竞选议员，觊觎内阁首相的宝座。
作为商人，他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为了金钱，他不怕伤天害理，以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朝思暮想扩大从奸商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财产。他不仅从庄园、商店、澡塘、出租房屋、针织厂、纺织厂等工商业中牟取暴利，而且靠买空卖空、伪造证券、走私偷税以及为别人买官鬻爵发横财。只要有利可图，他可以凭借财势左右法律，把私吞公款、残害部落人民的军官提升为将军，把害死人的罪犯保释出狱——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并且每个资本主义暴发户都必须个别地通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冲动和贪欲是当作绝对的情欲起统治作用。”哈吉老爷正是这种暴发户。他作为地主、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伊朗社会环境里，既是个丧心病狂、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也是个嗜财如命、吝啬至极的守财奴。
在他的心目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去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就是“残酷无情的现金关系”。金钱主宰着他的灵魂。他教育儿子：“有钱的人就有一切，没有钱的人就一无所有。”因此，占有黄金的欲望，是他性格的首要特征。只要一提起“金钱”二字，一听见金币的叮叮当当声或是纸票的沙沙声，他“心里马上扑通扑通地跳，浑身都飘飘然起来了”。他时常在睡梦之中，就已盘算着如何捞取金钱。金钱是能治他全部疾病的灵药，金钱才是他一生的唯一目的。小说里有一处写他手术后刚刚苏醒，听说有人送他一个金果盘，就连忙问：“是真金的吗？”“……分量很重吗？”当听到令他兴奋的答复后，“一丝满意的微笑掠过哈吉干裂的唇边。”这个细节不但活画出哈吉老爷的贪欲，也是对地主、资产阶级金钱拜物教的真实、生动的写照。
极端的吝啬是哈吉老爷性格中的另一特征。他拥有巨资，但平时却总是一副穷酸相，深怕暴露真情，造成破费。为了积财，“他从白水里也要榨出油来”！为了守财，“要是一只苍蝇落在他的痰上，他也要一直追到彼得堡去捉它”！为了控制家人吃用，他亲自分发食糖，数吃剩的李子核，就连家中做饭用的木柴，他都要亲自称斤论两。他非常嗜好喝酒，做客时大喝特喝，毫不客气。可是自己从来不肯花钱买酒喝。有人拿酒给他送礼，他小心翼翼地把酒倒入坛子里，像服药似的慢慢饮用。哈吉老爷自称是虔诚的教徒。根据伊斯兰教规《沙列阿特法典》规定，哈吉要把每年收入的1/10拿出来救济贫民。但他舍不得这点钱，经过周密的思考，他把这笔钱计算精确，签成支票，放入盛满椰枣的提桶里，交给阿匐，施舍给贫民。但阿匐一提起枣桶，他就立刻借口孩子们想吃枣而按市价买下，让阿匐用卖枣钱去周济贫民。他自己则销毁支票，如此等等，完全暴露出一个吝啬鬼的卑贱灵魂。
此外，哈吉老爷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癖好。其一是贪吃。作者写道：“只要谈到吃，老头脸上顿时眉飞色舞，唾液直往肚里咽，连他的瞳孔也豁然放大了”，“眼睛里燃烧着贪得无厌的饥火”。其二是贪色，他妻妾成群，6个离婚的，4个故世的，还有7个组成现在家庭，而且内院后房里还有不少姘妇。即使如此。他只要“瞥见多少能引起他注意的女人……他那双眼睛照样骨碌碌地东溜西窜着”。其三是爱吹牛，不懂装懂。他连小学课本的生词也解释不清，却到处吹嘘自己在写一篇论述各地风俗的专题论文；对历史一窍不通，却偏要天南海北地胡扯历史上的事件。
哈吉老爷这个典型，集中概括了伊朗封建地主阶级的粗俗、愚昧与野蛮；资产阶级的冷酷、贪婪与吝啬。揭示出伊朗上层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及其必然没落的客观规律。
赫达亚特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语言大师。在这部作品里，他一反以往文学语言中堆砌词藻、晦涩难懂的弊病，别开生面地以自然准确、轻快流畅、朴实风趣、讽刺效果很强的语言，奠定了现代伊朗文学语言的基础。他笔触犀利，对事物的揭露与讽刺入木三分。他善于选择现实生活中平凡而又典型的事例，运用细节的描写和典型环境的氛围，刻画人物性格，“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深掘人物肮脏、鄙陋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这部小说缺乏一个比较系统的结构，除主人公哈吉老爷外，其他人物的形象不够鲜明。尽管如此，这部小说蕴涵的深刻思想和尖锐的批判性，以及优美的语言特色，标志着作者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同时使他在阿拉伯世界享有盛誉。
婚礼华盖
《婚礼华盖》是犹太人阿格农的作品，写于1922年。
阿格农，生于1888年，卒于1970年，原名撒母耳·约瑟·恰兹克斯，阿格农是作家用的笔名，后改成为自己的姓。
小说描写了一个无比虔诚的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余德尔，家境一贫如洗，为了能够把3个女儿体面地嫁出，他离别了家人，与车夫努塔出游各地的犹太人村镇，寻求资助，捐集嫁资。全书分为两卷。
第1卷叙述主人公走乡串镇，化缘捐集，遇到了各样各色的人物，也经历了不同的事情，还听到各种的趣闻、传说、故事和各色的宗教、伦理的议论。他终于靠善良人们的帮助，筹集到一些金钱。他改变主意，打发走车夫，自己独坐客店，静心诵经。后由于媒人的走动，使一位富翁误认为贫穷的余德尔是另一个富有的余德尔，许下巨额聘礼，筹办婚事。
第2卷叙述主人公在归途，筹备嫁资办理女儿的婚事。不久被对方识破，险些使婚事告吹，这时奇迹出现，女儿意外地在山洞里发现了珠宝金银，使余德尔一家转危为安，成为富有者，完美地让女儿出嫁了。
小说以第一卷为主要内容。这部以穷教徒余德尔的奇妙故事为基本线索的小说，把主人公的经历作为框架和线索，并以此展现一幅多姿多彩的东欧犹太人的生活画卷。小说视野广阔，既有乡村，也有城镇；既有家庭，也有客店；既有富商，也有贫民；既有骗子、强盗，也有善良朴实的劳动者。它们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犹太人的平民世界，表现了犹太人特有的民俗风情、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小说的人物与构架使读者联想到欧洲名著《堂吉诃德》，主人公余德尔近似堂吉诃德，作者也用幽默、戏谑的语言描述了余德尔，使他和堂吉诃德一样有几分喜剧色彩。但他不是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冒险行侠的义士，也没有堂吉诃德身上的深刻的矛盾与悲剧内涵；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平民，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他在任何时候，都坚信上帝，严守一个教徒的职责：虔诚、诵经和谦恭。当他为女儿出嫁筹集了一些财产之后，又立刻静坐客店，专心诵读经文，很快把募集来的钱几乎花掉，他并不悔恨。由于富商的误解，订下儿女的亲事，他要筹备巨金回报对方的巨额聘礼而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时，他并不气馁，相信上帝是公正的，好人会得好报；在富商识破他的穷相，使他落入窘境时，他也并不慌乱，依然保持做人的尊严。他之所以坚定、乐观、顽强，不是依靠英雄般的大智大勇和超人的体魄，而是依靠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对上帝的信仰与真诚。
因此，他能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引诱而不图虚荣、不慕金钱和物质，甘于清贫与寂寞，尽到一个教徒的职责。在余德尔身上，确是体现了犹太人的精神和性格，他不是喜剧人物，也不是悲剧人物，而是作家运用喜剧形式描绘的正面人物。
《婚礼华盖》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随着主人公的游历，接触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与生活的同时，也编织了众多的长短不一的故事。它们既有神秘的传奇，也有生活中的平凡小事；既有古代的传说，也有现实生活的事件，是书中人物用来沟通思想感情、发表议论的手段。它们形成一个色彩斑斓的故事群体。这些故事一方面从社会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思想等等扩展了作品的容量，以突出作品“平民史诗”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是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变化的手段。而最为重要的是故事体现了自《旧约全书》以来所表现的犹太人重具象和直觉的审美传统。犹太人发表议论、表述抽象的理念都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予以阐解。
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贝娄说，对犹太人来说，“缺少故事生活是不可思议的”。小说最后的神秘、传奇色彩的结局——山洞宝藏的发现，使余德尔一家转危为安，从而顺利地把女儿嫁出。奇迹的出现就是上帝的显灵，是上帝对善良、虔诚的教民的爱护与帮助。这种笔法只能在无限信仰上帝的犹太民族文学中才能找到，是希伯来文学传统的表述方式。它也是小说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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