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无法预知过去。

    ——让·格罗斯金

    1

    海上吹来一阵风。这海风有时清新提神，有时却让人头昏脑涨。

    我们回到花园，坐在那张木桌旁。

    父亲递给我一支抛光过的旧钢笔。

    “亚瑟，两个需要遵守的承诺，我都已经告诉你了。所有东西都写在文件上，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我给你五分钟时间决定要不要签署这些文件。”

    他又开了一瓶啤酒，似乎重新打起了精神。

    我久久地注视着他。我从未真正接近他，读懂他，也一直搞不懂他对我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尽管如此，我仍尝试去爱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弗兰克·科斯特洛不是我的生父。尽管我们从未聊过这件事，但彼此都心知肚明。毫无疑问，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而我，在我14岁生日的第二天，母亲亲口向我承认，1965年冬天，她曾和我们的家庭医生有过几个月的婚外情。这个男人叫什么阿德里安·朗格卢瓦，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了魁北克。我以斯多葛式的冷静态度接受了此事。就像很多家族秘密一样，它一直在暗地里传播着。不过，母亲的坦白也让我感到些许轻松，因为它解释了父亲为什么事事都针对我。

    虽然听上去有点儿奇怪，但我从未想过要和生父见面。我把这事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任凭记忆慢慢流逝，直到将它遗忘。家庭的纽带并非仅仅来自血缘关系，在内心深处，我姓科斯特洛，不姓朗格卢瓦。

    “好了，你决定了吗？亚瑟。”他大声说，“这所破房子，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我点了点头。我此刻只期盼一件事，就是用最快的速度结束这场假面舞会，然后回波士顿去。我拔开笔帽，正准备在文件结尾处签名的时候，突然想尝试和他再次交谈：“你真应该告诉我更多事情，爸爸。”

    “所有你该知道的，我都已经说了！”他有些恼火。

    我不会向他低头。

    “不可能！如果你还有一丝理智的话，应该很清楚你说的这一切完全站不住脚！”

    “我这是在保护你！”他脱口而出。

    这话出人意料。吊人胃口，又带着些许真诚。

    我看他双手微微颤抖，不禁瞪大了眼睛。

    “保护我什么？”

    他又点了一支烟，想要平静下来。好像有什么尘封已久的事情正在他内心深处慢慢浮现。

    “好吧……我必须向你坦白一些事情。”他用推心置腹的语气说道，“一些我从未向任何人说起过的事情。”

    沉默大概持续了一分钟。我从他烟盒里拿了支烟，以便给他一些整理回忆的时间。

    “1958年12月，我父亲失踪四年半之后，我接到了一通他打来的电话。”

    “你在开玩笑吧？”

    他抽完最后一口，把烟头丢到沙砾路上，看上去非常紧张。

    “他说他在纽约，想尽快见我一面，叫我别告诉任何人。我们约定第二天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航站楼的一间酒吧见面。”

    弗兰克烦躁不安地按着手指关节。等他重新开口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已经把指甲掐进了肉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重逢。那是圣诞节前的周六，我坐火车去机场找他。因为当时正下着雪，很多航班都延误或取消了。我父亲点了一杯马提尼，坐在那里等我，他看上去筋疲力尽，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他哭。”

    “然后发生了什么？”

    “起先，他告诉我他要赶飞机，没有太多时间，然后又解释说当初丢下我们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他说他有一些仇家，但没明确说是什么人。我问到底怎样才能帮到他，他回答说是他自己蹚了这浑水，想脱身只能靠自己。”

    我很震惊。

    “再然后呢？”

    “他让我发誓，要我保证做到以下几件事：不向任何人提起他还活着；绝不出售二十四风向灯塔；永远不会打开灯塔地下室里那扇金属门，并且立刻砌墙把它封起来。没错，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任何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可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也许明天，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他不许我哭，说我必须坚强，因为他不在了，我就是一家之长。五分钟后，他站起来，喝光最后一口马提尼，叫我离开，去办他交代的那些事情。‘这关乎生死，弗兰克。’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这番迟到的坦白让我惊愕不已。

    “那你呢，你做了什么？”

    “我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做了他要求的所有事情。我回到波士顿，当天晚上就去了灯塔，然后在地下室砌了那面砖墙。”

    “你从来没有打开过那扇门吗？”

    “从来没有。”

    我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信。你就没想过去寻找更多真相吗？”

    他摊开胳膊，做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

    “我做出了承诺，亚瑟……还有，如果你非要知道我是怎么想的，那我告诉你——那扇门后面，只有麻烦。”

    “你觉得会是什么？”

    “为了得到这个答案，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我到死都会信守诺言。”

    我理了理思绪：“等等，有一些事情我还是不太明白。1954年秋天，苏里文突然消失的那会儿，人们把灯塔翻了个遍，不是吗？”

    “是的。翻了个底朝天。最先是你祖母，然后是我，后来是郡里的警长和他的助手们。”

    “所以，那时你们打开过那扇门？”

    “对。我记得非常清楚，门后是一间地下室，最多十平米，四面的土都很结实。”

    “里面没有活板门或秘道？”

    “没有，什么都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注意到。”

    我挠着头。这所有的一切都完全没有逻辑。

    “那就现实一点，”我说，“如果是最坏的情况，会在里面发现什么呢？一具尸体？许多具尸体？”

    “我自然也这么想过……”

    “不管怎样，你在1958年就已经封死了那扇门。即使这件事真的与谋杀案有关，也早就过了法律追诉期。”

    弗兰克沉默了几秒，然后用干巴巴的声音说道：“我想，那扇门后面，有比尸体更恐怖的东西。”

    2

    天色暗了下来，一阵雷声滚过，几滴雨水打湿了桌上的法律文书。我拿起钢笔，草签了所有页面，然后在最后一页写下我的名字。

    “看来钓鱼是泡汤了，”我父亲边说边去躲雨，“我送你回家吧。”

    “这里就是我家。”我回答道，递给他签好字的合同副本。

    他尴尬地笑了笑，把文件放进公文包里。我默默地把他送到小卡车旁，看着他上了车，坐进驾驶室，插上车钥匙。在他发动汽车之前，我又敲了敲车窗。

    “为什么你要我来做这件事？我不是家里的老大，也不是那个跟你最亲的孩子。为什么是我？”

    他耸了耸肩，答不出来。

    “你想要保护其他人，对不对？你想保护你的亲生孩子！”

    “别犯傻了！”他终于发火了。

    紧接着，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首先，我恨你母亲，因为她欺骗了我。其次，我也恨你。没错，我恨你，只要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得时刻面对那个谎言。但是到最后，我恨的是我自己……”

    他指着雨幕中灯塔的剪影。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他提高了音量。

    “真相就是，我被这个谜团纠缠了将近三十年，而我相信你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开它的人。”

    “但如果不打开那扇门，又怎么可能办到呢？”

    “这个嘛，现在是你的问题了！”他扔下这句话，发动了引擎。

    他猛地踩下油门，把车开走了。车轮底下的沙石嘎吱作响，几秒后，小卡车就消失不见了，仿佛被暴风雨吞噬了一般。

    3

    为了避雨，我赶紧朝农舍跑去。

    我从客厅一路走到厨房，想找出哪怕是一丁点儿威士忌或伏特加，可在这座该死的房子里，居然没有一滴酒。我在壁橱里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意式摩卡咖啡壶，还有一点咖啡粉。我把水烧开，将咖啡粉倒进滤纸，准备给自己冲上一大杯，希望能提提神。几分钟之后，一股美妙的香味飘散开来。这杯意式浓缩咖啡很苦，没有什么泡沫，但它帮我恢复了精力。我待在厨房，坐在漆成白色的木吧台后面。暴雨连着下了整整一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仔细看了父亲留给我的全部法律文件。那一份份售卖合同的复印件为我重现了这栋建筑的历史。

    这座灯塔始建于1852年。起初是一间小小的石屋。后来，人们在石屋上面加盖了一个小圆顶，里面放着由十几盏油灯组成的信号灯。再后来，油灯被换成了菲涅耳透镜。19世纪末，在经历了一次塌方和一次火灾后，这栋建筑彻底损毁了。现在的木质灯塔和旁边的农舍是在1899年建造的。十年之后，人们在灯塔上装了一盏更加现代的煤油灯。1925年，电气化时代到来了。

    1947年，美国政府裁定这座灯塔不再具有战略价值，就把它和另外一些陈旧的军事建筑一起拍卖了。

    根据我面前这些文件的记载，灯塔的第一任所有者叫马尔科·霍罗维茨，1906年出生于布鲁克林，1949年去世。他的遗孀，出生于1920年的玛莎，在1954年把这座灯塔卖给了我的祖父苏里文·科斯特洛。

    我算了一下，这位玛莎今年七十一岁了，很可能还活在世上。我拿起一支放在吧台上的笔，画出她当时提供的住址：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普雷斯顿路26号。墙上挂着一部电话，我拿起听筒，接通了问讯台。在塔拉哈西已经没有叫玛莎·霍罗维茨的人了，但接线员在同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个叫阿比吉尔·霍罗维茨的人。我赶紧让接线员帮忙接通她的电话。

    阿比吉尔说她是马尔科·霍罗维茨和玛莎·霍罗维茨的女儿。她的母亲还健在，但从1954年之后，她改嫁了两次，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随现任丈夫姓。当我问起阿比吉尔是否记得二十四风向灯塔的时候，她回答：“当然，我父亲失踪的时候我才十二岁。”

    失踪……我皱起眉头，重新读了一遍手上的文件。

    “根据这份合同，您父亲是1949年去世的，是这样吗？”

    “我父亲是在那时被宣告死亡的，但他失踪是在那之前两年。”

    “失踪？怎么回事？”

    “那是1947年年底，我们买下灯塔和小农舍三个月之后的事。我父母很喜欢那个地方，想把它变成我们的私人度假屋。我们当时住在奥尔巴尼，一个周六的早上，我父亲接到了巴恩斯特布尔地方警长的电话，说前一天晚上灯塔附近的一棵树被雷电击中，倒在了电线上，农舍的石棉瓦屋顶也在暴雨中受到了损坏，于是我父亲就开车去了二十四风向灯塔，检查电线和房屋，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什么意思？”

    “两天后，我们在那栋房子前面发现了父亲停在那里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但是到处都没有他的踪迹。警察把灯塔及其周围仔细搜查了一遍，没能找到一丝线索。母亲仍旧心存希望，一直等着父亲回来，日复一日，直到1949年年初，一位法官宣告父亲死亡，并宣布遗产继承程序正式启动。”

    我惊讶得合不上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段历史！

    “您的母亲等了整整五年才把灯塔卖出去？”

    “妈妈不想再听任何人说起那栋房子，也从此对那里漠不关心。直到有一天她急需用钱，才把房子委托给了纽约的一家房产代理，并叮嘱他们最好不要去招徕当地客户，因为他们大都知道我父亲失踪的新闻，而且很多人认为这座灯塔会带来厄运……”

    “那之后呢，您再也没有听到过您父亲的消息？”

    “再也没有。”她坚定地回答。

    随后，她加了一句：“除了有一次。”

    我保持沉默，好让她继续说下去。

    “1954年秋天，纽约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就在里士满-希尔火车站和牙买加海湾火车站之间。那是一场真正的人间惨剧：在高峰时段，一列满载乘客的火车撞上了另一列正在进站的火车。这场事故中有九十多人遇难，四百多人受伤，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铁路灾难之一……”

    “但这和您父亲有什么关系呢？”

    “其中一列火车上有他一位同事。那人受了伤，但活了下来。事故发生后，他好几次到我们家拜访我母亲，声称父亲当时和他在同一节车厢里，却突然在事故发生时消失了。”

    她讲述的时候，我飞快地做着笔记。她父亲和我祖父的遭遇惊人地相似，让我不寒而栗。

    “当然，人们没有在这辆火车上发现我父亲的尸体。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个男人的话让我很困惑。但他讲述这一切的时候语气很肯定。”

    阿比吉尔说完了，我立刻向她表示感谢。

    挂断电话后，我开始思考——几年之内，两个男人接连遭遇盘旋于此地的诅咒，被灯塔吞噬，无影无踪。

    而现在，我成了灯塔唯一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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