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笔写这部书的初衷，只是想对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作一次深情回望。于是先有了这部书中关于童年和少年的篇章。后来，书中的少年长大了，和当年的我一样，用蛇皮袋背着梦想离开故乡出门打工。后来，少年的哥哥王中秋，那个曾经有着那么多梦想而又无奈梦想过早破灭的乡村才子，心中的梦也渐渐复苏了。这是时代给他们的机遇，如果没有开放的生活，就不会有王中秋后来的梦想。然而，生活对于我的王中秋而言是残酷的，他耽搁了很多年，他太急切，而城乡生活巨大的落差，让他陷入了迷途。我明白，我的写作不能就这样停下来，我要继续关注他们后来的生活。于是，在书中，“我”离开了故乡，西狗离开了故乡，王中秋也离开了故乡，为了梦，从乡村来到城市。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
几乎每一个打工者，都是理想主义者。
这部书，其实就是一群乡村理想主义者的成长故事。
记得有一位名叫黄柏刚的博士，在看过这部书的部分章节后，认为这是一种“双重边缘的农村青年成长叙事”，是一种有别于余华、苏童的另类成长叙事，正如他所言，我在这部书中描写的这些青年，“他们在困境中的自我救赎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体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对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的追问和困惑是那个年代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注定了无法逃遁的。”
而我，更愿意把这本书看着对我过去岁月的回望和祭奠。
书中的“我”，有着现实生活中我的影子，书中的王中秋，西狗，刘小手，还有阿标，四毛，也都有着他们的原形。我还记得，当我写到四毛之死时，我是多么悲伤。我几乎是一边流泪一边打字的。四毛没有赶上打工潮，没能遇上乡村青年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时代，他的悲剧，让我对后来的漂泊生活生存感恩，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后来的打工生活，四毛的结局，也许就是我的结局。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来，当我走出乡村，在城市打工时，面对生活中许多的磨难与艰辛，都能以一颗平常的心，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书中的人物离生活中原形最接近的是四毛，另一个是阿标，他是我曾经的工友，我们在打工途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不止一次在散文中提到过他。而王中秋，是很多人的合成。
从乡村来到城市，我们努力在适应一种全新的生活，生活也在改造着我们。上个世纪中后期，传销潮席卷中国，它之所以对人心有如此巨大的蛊惑，实则源于，在平凡人的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太大，大得让人觉得遥不可及，而传销，却让许多人以为希望就在明天，触手可及。我有太多的工友卷入了传销，而我，也去听过传销课，也激动过，只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入伙，命运才把我引上了另外一条路。对于王中秋，我怀着深切的理解，我们谁都无权在道德上指责他，正如《人的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其实都面临着不一样的机会。一个人，走上这样一条路和那样一条路，是生活的选择，不能简单看着是道德的选择。
我写下过一篇名叫《国家订单》的小说，在小说中，我曾这样描写我们这一代人另一种命运的开端：“他背着一个破蛇皮袋离开故乡，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初春的风，吹在脸上，像小刀子在割。路两边，都是湖，湖睡在梦中，那么宁静，他的脚步声，惊醒了狗子，狗子就叫了起来，狗子一叫，公鸡也开始叫，村庄起伏着一片鸡犬之声。他在那一刻停下了脚步，回望家门，家里的灯还亮着。”
《人民文学》的编辑在卷首里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情景，三十年来，无数的中国人在这样的清晨离开了他们的村庄，怀着对外面的广大世界的梦想开始漂泊与劳作。他们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制造”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着自身的生活和命运，他们梦想着奇迹，而前所未有的机会与自由在这个时代正向着人们敞开。
是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向人们敞开，这是一代人的梦想的开始，而通往梦境的过程千差万别。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更多的人，无所谓成功与失败，他们的激情渐渐被生活磨平，追梦的过程，最终变成了另外的一种生存方式。早期的打工者，大抵是怀着梦想出门打工的，是理想主义者，而后来，打工成为了一种常态，一种不用选择的必经之路。理想主义的色彩淡出了，我不知道，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我接触过许多八零一代，九零一代出生的打工者，他们的心态，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平和，他们没有那么理想主义，他们以一种常态来看待打工生活，融入城市的渴望似乎也没有我们那么强烈。我觉得这是好事，我们打工，背着沉重的包袱，他们打工，是轻装上阵。可欣慰之余，我又有些担忧，我觉得，人还是要有些理想主义的。
回望来路，我在外打工已经有整整十五年了。我依然在城里漂泊，我努力渴望在城里扎下根，去年，也在东莞的一个小镇上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以为我是城里人了，可当我面临孩子上学，面临要去买医保、社保时，我才知道，我的肉身住在了城里，可是我并没有拿到进入城市的准入证。我的孩子要读民办的学校，我们还是无法为生活买上一份保险。可是这些重要吗，如果有一天我真有了这准入证，我就能成为城里人，能真正融入城市吗？我的骨子里流动的是农民的血，我的亲人们都住在那个叫南湖村的村庄。那么，我还是一个真正的农民吗？我一日日肥胖的身躯，还能在农田里侍弄庄稼吗？我真的还能适应农村的生活吗？我不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我现在的状态，我说我是一个漂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离魂。当然，这是很文学的说法，通俗的说话其实更准确——农民工。我不是农民，不是工人，我是农民工。想出农民工这个词的人，当真是个天才！
当然，这样的状态，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个体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它的书写，就失去了文学普世的价值和意义。我的作品，如果也曾经感动过一些读者，我想，正是因为，我笔下人物的苦乐酸甜，不是某一个人的，也不是小说中的人物独有的，他是一个群体的缩影。如果我的文字，从某一个侧面写出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征，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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