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在搜查证上签了字，签完，小陆上来，用一只亮闪闪的电镀手铐麻利地磕在他的手腕子上，磕得他生疼。他想对他笑一笑，以便也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但碰到的却是小陆那副俨然的面孔。而实际上他也笑不出来，如果不忍着，他说不定还会哭出来。为什么？他说不清，脑子里已经乱得什么也说不清了，也许只因为那时“白白”忽然跑到了他的脚下，温柔地蹭着他的裤角，他有点忍不住了，这个不懂人事而又那么通人性的“白白”呀……
“东西呢，放哪儿了？”纪真问他，态度温和。
“什么？”
“胶卷。”
“从厕所的马桶里冲下去了，就是三楼楼道里那个厕所。”
说这话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上腾地一下又热起来，他懂得自己干的决不是一件辱没本职的卑鄙勾当，他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谴责的，于良心于公理都说得出口，他甚至还感到一点儿安慰，在浑大的世界里，他，一个微渺的人，软弱的人，毕竟是向着不公正的势力，也向他本身，证实了自己的一点儿力量。就像一个被重物压得长久地佝着身子的人突然直了一下腰似的那么舒畅、惬意。
“走吧。”纪处长没再？唆。
“我得拿件衣服。”他站着没动。
纪真看看他身上单薄的衬衣，马上点点头：“拿吧。”
他走到里屋拿了件外衣，想了想，又打开柜子想要拿双袜子，紧紧跟着他进来的小陆拦住了他。
“干什么？”
“找双换的袜子。”
“先甭找了，穿上衣服走吧。”
他看了小陆一眼，没说话，刚要穿上衣服，小陆又拦住了他。
“等等，”陆振羽把衣服拿过去，从上到下捏摸一遍，又还给他，“穿上吧。”
小陆跟他进里屋，大概是怕他从窗户那儿逃跑，尽管那窗子已经有一冬天没有打开，窗台上还满堆着东西，但小陆还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边，卡住他通向窗户的路线。他知道小陆这个人，论感情，他不至于多么恨自己，论情理，他也未必真的相信自己会逃跑，大概更不会相信这件衣服里藏着什么行凶的武器，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他觉得小陆和自己的最大区别，是无论执行什么任务，脑子里一律没有感情活动。的确，小陆也热爱这个职业，但完全是另外一种爱法，他只是把侦查工作当成一种很投合趣味的职业，甚至是当成一种“技术性”的职业来热爱。小陆说过，他从小就爱当侦探。现在他之所以这样一丝不苟地防备着自己逃跑、行凶、自杀和毁证，不过是兴致勃勃地想表现出某种业务上的严格和老练，并不一定真有什么担心。小陆信奉的格言是：公安人员就是会说话的工具，侦查员不承认感情，只承认理智。他是一个够格的机器人。
穿好衣服，又回到了外屋。感情有什么用呢？他尊重了自己的感情，可是尊重理智的小陆到底用手铐把他铐了起来，就连找双袜子也要看他的脸色了。
投在水泥墙上的光渐渐发黄，又渐渐泛白，天大亮起来，门外的甬道里，响起咚咚的脚步声，回音很大，脚步声走走停停，一会儿，在他的门前停住了，停了几秒钟，又走开了。他知道是值班的干部在通过铁门上的小镜子对各牢室进行查看。这块只有巴掌大小的镜子从里边看可以照人，从外面看，却是一块透明的玻璃，监管干部可以从这儿把整个牢室洞悉无余。
他是第一次坐牢，而牢房里的陈设却是以前就熟悉的，无论在刑警队还是在五处，预审处的这个看守所他来过不知多少次了。一个月以前，徐邦呈也就是住在这样的单人牢间里的。使他感到陌生的，只是这里枯燥阴沉的调子。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环视四周，漆黑的门，铁色的墙，几块砖头矮矮地垫起一张床板，豆腐块般的小窗子上方，悬着一个尘土封盖的有线广播电匣子，这倒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一阵汽车的引擎声从小窗外面传来，打破沉闷的宁静。他记得外面正是看守所院内的一条马路。大概是一辆卡车从窗外驶过，车窗玻璃上的反光在牢房的天花板上划出一道道水纹般的光弧，恰似昨天晚上路灯在吉普车顶篷上滑过的一条条亮斑一样，那滑动的光斑使车子里一明一灭，晃得人心里发慌。
对自由生活的疯狂留恋
他当时坐在后座上，夹在两个年轻的民警中间，开始上车的时候，两个民警把他往座位下面按，他想起过去在刑警队抓刑事犯的时候，照例是要让犯人在座位下面蹲成一团的，后来听见纪真在车外说了一句：“让他坐着吧。”他才算没受那份窝囊罪。透过黄蒙蒙的有机玻璃窗，他能看到晚间马路上一片模糊的景象，听见孩子们在路边嬉闹的声音……
那时候，他觉得腕子上的手铐越发冰冷沉重，似乎全身都被它镇凉了。他的胸口突然堵上了一阵沉甸甸的懊悔，这叫人受不了的懊悔心情几秒钟之内就发展得异常强烈。从有机玻璃窗上透来的一片朦胧而又斑斓的色彩中，他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自由生活的疯狂留恋，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在车子里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的，他干吗要那么迂呢，干吗非得留下那张字条呢，就让小陆去受一阵小小不言的委屈又有什么呢？只要他不说，凭他在同志们当中的印象，大概不会有人怀疑他在胶卷上做了名堂。他当时是发昏了，叫一股子突如其来的激越，一股子宋襄公式的英雄感搞得头脑发昏了，好像只有挺身出来承担一切，才算是真正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强者。一向，他痛恨自己的软弱和低能，可也不能那么傻呀！
他懊恼地追索着写那张字条时的心情，他离开会议室本来是为了要给肖萌打一个传呼电话的，他担心他们晚上还会再去广场，接通电话以后，施肖萌告诉他，他们——她、施季虹和卢援朝，约好了晚上一起去安成家，他才放了心。他知道安成住在941厂附近，离广场隔了半个城区，只要他们这一天晚上去不了广场，就不会再出什么危险，因为半夜就要收缴花圈，今天一早三万工人民兵就要开进广场，局势一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恐怕谁也不敢再去公开地“闹”了。
他放下电话，想想自己居然这么轻易地就救了江伯伯，救了安成，救了那个不认识的工人，还救了施季虹。虽然施季虹的刀子嘴常常搞得别人下不来台，但她总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人。他们，还有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感情是相通的，觉悟是一致的，那么多人原来都是一条心。季虹老爱说，咱们中国算完了，这回她该看到，中国完不了！
那时候，他越想越觉得心里痛快，觉得自己也应该异常的勇敢，才能无愧于与他们为伍。于是，那个傻劲就在一瞬间冒出来了。他希望自己办的这件事，不仅正大，而且光明。如果说，刚才钻在厕所里拆胶卷的那一刻还有一点心虚害怕，那么现在他觉得就是当着处长科长，当着小陆的面儿，他也照样敢把胶卷给曝了，他甚至憎恶起钻厕所这种偷偷摸摸的搞法来，把一件本来无愧的事搞得猥琐了，怎么想怎么是个不甘心，他不应该拿小陆做替罪羊。越想，脑袋越胀，一冲一冲地发起昏来，狂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的牺牲精神在胸中冲撞在一起，迸出的火花把全身都烧热了，他于是提笔写了那张字条，用桌上的墨水瓶把字条压好以后，还轻松如常地在屋子里逗留了一会儿才走，他感到内心里冲动着一股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畏！
这股子无所畏惧的激情烧得快，熄得也快。现在，他蜷缩在这个冰凉、寂寞的牢室中，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简直要用头去撞墙，完了，一辈子交待了，干吗要那么傻、那么迂呢！
从吉普车开进看守所的第一分钟起，生活就向他展示了未来的狰狞和恐怖。在收押室，值班员粗暴地对他做了例行的搜身，手表、苹果刀、工作证和一些零钱被收去，然后喝令他头朝墙蹲下，他嘴上想抗拒，还没说出口，腿却不由自主弯下来，他以前在分局、派出所，也在这间收押室里，常常看到一些捕进来的小偷、流氓这么冲墙蹲着，那时候看了也并不觉得什么，而现在自己也是这个姿势蹲在这儿，才觉出一种忍受不了的狼狈和屈辱来。看看那个值班员，正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填写着收押表和收押物品登记单，他突然想到了父亲，父亲过去也是蹲过监狱的，可那是国民党的监狱，自己现在却坐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他们会怎么同父亲说，怎么让他相信儿子是个坏东西？今后就是刑满放出来，父亲会怎么看他？同志们会怎么看他？那时候，这一段历史已经事过境迁，还有谁会理解他呢？他在人们眼里就成了一个犯了罪的人，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他感到背上热辣辣地出了汗，全身刺痒起来，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啊！
收押手续办完了，纪处长他们要走，他顾不得那个凶神恶煞的值班员，直起身子叫了一声：“纪处长！”
“干什么？”纪处长面孔冷冷的。
“我父亲怎么办，他还在医院里……”
“他有他的组织，组织上会照顾他的。”纪处长的声音明显地缓和了一些。
“那，你们能不能先别告诉他，他有病……”
“你——别考虑那么多吧，集中精力想想自己的问题。”纪处长说完，出门走了。
再以后，他就给带到这个七八平米大小的监号里来了。
夜里，他躺在硬邦邦的铺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一会儿千头万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直到天快亮了才蒙碦睡了过去，一直到现在。
黑漆铁门砰地响了一声，他的神经紧张起来，望着那扇咧开了一道缝的牢门不知所措。
“四号，出来打饭！”甬道里，一个声音高叫。
他连忙在屋子里寻找了一下，在屋角找到两只塑料饭碗和一个塑料洗脸盆，便端着饭碗从牢门口探出头来。
甬道一端，摆着两只桶，旁边站着一个身穿油腻黑布服的犯人和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看守，那看守对他又喊了一声，“过来打饭。”
他走过去，看守问他：“昨天才来的？”又说：“以后，记着啊，每天早上八点半，下午三点开饭，你看见自己的门开了就出来打饭，不要等别人喊，听见了吗？”
他说：“听见了。”
伙房的犯人给他盛了一碗菜，他又在另一只桶里拿了个大个儿的窝头。
“拿两个吧，可以拿两个。”那位看守说。
“一个够了。”他端着饭碗要往回走。看守又说：
“回去拿脸盆来打开水，动作快一点儿。”
等打完开水回来，电动牢门又锁上了。他很艰难地就着那碗寡淡的菜汤把窝头吞下去，他记得过去只是在学生时代去农村学农的时候，才吃过几顿窝头。
吃完了饭，坐了片刻，牢门砰地又一响。
“四号，出来。”
刚才出去打饭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四号，是自己牢门上的号码。
他出去了，走到甬道的出口，一位预审员？穴他过去见过这个人？雪正哈着腰在桌子上填写提票，填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哦，你就是周志明，走吧。”
出了监楼，穿过他窗外的那条路，来到预审楼。走进一间预审室，他第一眼就看到桌子后面，站着处长纪真。纪真对他注视了少顷，把手指向方凳，沉沉地说了一声：
“坐下吧。”
离打下班铃还差半个多小时呢，追谣办公室的人就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段兴玉刚刚锁好办公桌的抽屉，有人推开他的门，探进一张脸来。
“段科长，纪处长电话找你。”
“从局里打来的？”他知道纪真从下午一上班就被甘局长召去谈话，便一边走向外屋的电话机，一边随口问了一句。
电话听筒里，传来纪真死气沉沉的声音：“兴玉吗？”
“你还在局里？”
“不，回来一会儿了，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放下电话，他原地呆站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要借这个机会，把那封写给公安部的信拿给纪真看。那封信写好已经在抽屉里压了快一个星期了，虽然大前天拿给大陈看了一遍，但在实际上，他还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是不是真的让它去见天日。
失败到底咎由谁取
311案的是非账到底该怎么算，仙童山诱捕行动的失败到底咎由谁取，难道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了吗？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参加仙童山的行动，但对这个案子的根由始末，来龙去脉，却是一清二楚的。很明显，对311案的失败，稍稍有点侦查工作知识的人，都不难找出其中的症结。从那天和严君、周志明在他家里谈过话之后，他就动了写这封信的念头，他那天对这案子做的那一大段分析，实际上也是借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事情越想越清楚，越想，就越能看出危机感来。311案的失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不令人忧虑，要是老这么搞案子，侦查不讲侦查的方针，审讯不顾审讯的原则，愚昧无知、毫无规格、阻塞言路、个人独断，怎么能像整天叫唤的那样，“无往而不胜”呢！
那么这封信该怎么写，倒是很费了一番踌躇，未及提笔，已经几易腹稿。他最初拉了一个大提纲，想尽量把情况反映详细一点，观点摆得透彻一点。试着写了几页，结果全都揉烂撕碎了。因为他越写越觉得，没搞过这个案子的人，没亲身接触过徐邦呈和甘向前的人，是很难通过这么一封信来分清曲直，评断是非的。于是他改了主意，现在定稿的这封信，字不满千，除概括地讲了几句案件的梗概和眼下的结局之外，中心一个意思，就是希望部里派人下来，认真总结一下这个案子的教训，为今后戒，为他人戒！
信是私下写的，到目前为止，只给大陈看过，大陈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惊讶，惊讶中带点害怕，害怕中又带点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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